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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踐前人舊行跡，獨驚斯世擅風流”兩句詩是北宋詩人張耒評述黃庭堅詩歌成就時所作。當我們縱觀河南博物院考古專家許順湛先生考古著述軌跡時，用這兩句詩評述許先生的理論體系時，再恰當不過了。許先生雖然已78歲的高齡，但仍著述不掇，思維敏捷，站在歷史考古的學術前沿，捕捉學術熱點，提出新的觀點，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今，他出版了《燦爛的鄭州商代文化》、《商代社會經濟基礎初探》、《鄧縣彩色畫像磚墓》（合著）、《河南出土空心磚拓片集》（合著）、《中國奴隸社會》、《中原遠古文化》、《黃河文明的曙光》、《許順湛考古論集》、《五帝時代研究》，其中以《中原遠古文化》、《黃河文明的曙光》和《五帝時代研究》最能反映其學術思想。

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許先生根據我國史前考古新發現及其研究成果，針對當時學術界普遍認為仰韶文化“母系說”的觀點，提出與眾不同的“父系說”新觀點，之后，立即引起學術界的爭論。這場學術辯論經歷20多年，直到1986年，在河南澠池縣召開的紀念仰韶文化發現65周年學術研討會上，“父系說”才被人們所認同。許先生的仰韶文化“父系說”，揭開了探討中國文明起源的序幕。

仰韶文化“父系說”是許先生研究生涯的切入點，他務真求實，謙虛謹慎，順著歷史脈搏去探索文明起源的源頭，幾十年過去了，他付出的辛勤勞動終于結出碩果。

關于文明的標志，許先生在《黃河文明的曙光》中作了清晰地、與眾不同的界定，提出了五條標志：①農業生產社會化；②手工業生產專門化；③腦力勞動階層化；④部落酋邦化；⑤禮制規范化。許先生的五條標志與傳統的“三大件”（青銅、古城、文字）不同，它更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發展的真實面貌。許先生認為，世界上任何文明中心的形成，盡管其內容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都不可或缺這五條，這就是人們稱之為的“文明起源新論”。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文明是在東亞獨立發展起來的原生文明。考古學研究證實，中國的遠古文明起源，可上溯8000年前的裴李崗文化，下至夏商的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文化，是一部完整的文明史，外來文化始終不占主要成份。因此，人們研究和探討中國文明起源，對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借鑒歷史之經驗，是非常有價值的。正因為如此，十多年來，才迅速興起了探討中華文明起源的熱潮。在這個過程中，有的學者以文字出現作為主要標志，認定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陶器上的符號為原始文字，認為中華文明起源于6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有的學者認為紅山文化發現有宗教禮儀性質的建筑，如女神廟、祭壇、積石冢等，認為中華文明起源于5000多年前的紅山文化。有的學者依據龍山文化發現許多古城，認為中華文明誕生在40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有的學者綜合文字、古城、青銅和禮儀性建筑，認為中華文明起源于3600多年前的二里頭文化。此外，一些中外學者認為中華文明由商代二里崗文化開始。由此可見，由于立論依據不同，分歧極大，競使中華文明之開始相差兩三千年。因此，最近有的學者有意避開物質文化因素，把文明的標志視為私有制、階級和國家是否出現上，顯然，這條路似亦走不通。國家不是文明的同義詞。在原始社會，文明促使了國家的出現和發展，一旦國家出現之后，國家的職能又促使文明的發展。由于人們對“國家”的含意理解不同，仍使這個問題莫衷一是。因此，許先生的文明起源新論，為我們探討遠古文明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實質上，許先生的文明新論，不僅拋棄了十九世紀摩爾根等人的社會發展模式，而且，亦拋棄了文字、古城、青銅為文明起源的“三大件”的模式。這是許先生治遠古文化史的一個重要學術思想基礎。

關于中華文明起源標志的探討，必然引出關于國家起源形成理論的重大課題。

在《黃河文明的曙光》中許先生講：“我贊成原始群、氏族部落、酋邦、國家這樣分期的序列。”并較詳盡地討論了上述幾種社會形態轉換的一般特點。顯然，這個新的分期法與我國幾十年來傳統的歷史教課書中把社會發展分為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國家的模式有明顯的區別。許先生不以婚姻屬性劃分社會形態是符合中國遠古歷史的。在中國古代社會、氏族社會是以親屬血緣關系為基礎的。但國家的形成和發展，并未按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國家的演進模式發展。我國一些學者，由于受摩爾根學說的影響，認為母系制是石器時代的產物，與文明無關；或者認為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社會性質為母系制，龍山文化為父系制；或依典籍中有關堯、舜、禹、殷契、周棄從母居、從母姓、感應生育等記載，遂認為夏代尚處于原始社會，中國的文明社會從商代起，等等。許先生認為中國古代社會形態有其自身特點，如夏商周三代，其政權實質均為宗族性政權，主宰國家政權的人是統治民族的貴族，雖說三代為奴隸制社會，但奴隸在國家中所占比例較少，屬于非經典式奴隸制。由此可見，硬套十九世紀摩爾根的公式是不符合中國歷史狀況的。再以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為例，其分布上下兩千年，縱橫數千里，其社會形態不可能以同一個速率前進，在某一個歷史橫面上，可能同時存在多種社會形態，如存在原始群、母權制、父權制、雙系制、氏族部落、部落聯盟、酋邦或城邦、酋邦王國等。到了龍山文化時代，酋邦制可能發生重大演進，依《孟子·萬章》引孔子話說：“唐虞禪，夏后、殷、周繼。”這說明，堯舜時代實行的禪讓制，到了夏商周三代，變成了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家天下制，而這種禪遞是合乎時展的。在許先生另一篇著名論文《黃帝時代是中國文明的源頭》中，歷數了黃帝時代有八大發明創造，這些物質文明成就，奠定了酋邦王國的誕生，并使初期的國家具有“內行刀鋸，外用甲兵”的專政職能。社會這種職能的出現和發展，是社會諸多文明因素產生和發展的結果。因為，許先生認為，中國文明源于五六千年以前，中華文明時代自黃帝時代起。

尋找中國文明源頭，再造中國文明史是許先生所研究的最高目標。人們在期待著。《五帝時代研究》宏偉巨著終于誕生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的《五帝時代研究》于2005年2月面世。洋洋灑灑77萬字。該書最主要功能是引導人們如何走出古史傳說時代的迷茫，把“五帝”作為信史，復原中華恢弘的6000年文明史。

許先生以翔實的資料，較客觀準確地界定了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時代定位，他們是一個歷史時代的概念，如黃帝十世歷1520年，顓頊九世歷350年，帝嚳（包括堯）十世歷400年，帝舜一世歷50年。又如許先生把五帝時代與考古學文化相對照，使人們看到了遠古五帝時代的物質文化成就，黃帝時代與仰韶文化中晚期相當，明確指出廟底溝類型是黃帝文化。顓頊、帝嚳、堯、舜時代與龍山文化相當，中原龍山文化是顓頊、帝嚳、堯、舜文化。這個研究結果，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和歷史價值。說明五帝時代是中國文明的初期階段，黃帝時代是中國文明的源頭，中國古代國家模式應由五帝時代起，基本上是酋邦制、王國制和帝國制。五帝時代基本上是酋邦國家階段，經歷約2000年左右；夏商周三代為王國階段，經歷約2000年左右；秦漢開始至清，為帝國階段，經歷2000年多一點。許先生的文明起源“三段論”是合理的，使人們很清晰看到中國實實在在有五六千年的文明史。除此之外，許先生還指出黃河流域的大中原是華夏文明的搖籃，其他地域文明與中原文明最終融為一體，像百川歸海，形成了多元一體的華夏文明格局。

關于社會發展的動力，許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有論述，他指出主要因素有科學技術革命、族團之間爭奪生存空間以及后來的階級斗爭等。特別是古代科學技術成就，對推動社會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從氏族部落時代起，經酋邦制到三代王國，它們的演進和發展，無不以當時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發明和應用為先導，都首先被應用到戰爭和生產中去。許先生還詳盡地論述了動植物馴化，農業的刀耕、鋤耕、犁耕的發生與發展，陶器的發明與發展，制玉工藝的發明與應用，金屬冶鑄的重大成就，木漆器的發明，編織和紡織的發明，居屋營造技術的演變，宮殿與宗廟建筑成就，城墻的建造，以及眾多的科學文化成就，如發明文字、度量衡的使用、天象歷法的發生、醫藥學的創建、繪畫雕塑藝術的繁榮、葬制、人體自身的美化等等，無不與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相關聯。因此，許先生的很多著作，不僅僅是一部古代社會發展史，而且，還是一部古代科學技術發展史。讀后更使人深刻地領略到中原文明博大而精深，極富特色而又光照環宇。

許先生的學術思想是多方面的，除上述介紹其“文明新論”外，在其他史學、考古學前沿領域也富有成果。如早期曾積極尋找夏文化；對殷商文明亦多有建樹，如對鄭亳和西亳，首創“兩京制”；炎黃文化在傳統文化中的地位、人文始祖認同等方面亦多有研究成果。此外，還廣泛地參與了姓氏文化、旅游發展等多項活動。

許先生從參加文博工作至今已有53年，他的博學和高貴品格受到了人們的高度贊許。黨和國家給予他許多榮譽。薪火相傳，幾十年的風雨歷程，保留了很多有價值的物品，而這些他都無償地捐獻給了國家。許先生正式把255件物品包括專著手稿7部，論文手稿69篇，序、跋、書評手稿42篇，雜論手稿59篇，書信42封，榮譽證書、證章、合影32件于2000年8月11日都捐獻給了國家收藏單位。在這些物品中，有幾樣特別引人注目，如《中原遠古文化》、《黃河文明的曙光》榮獲省社科優秀論著一等獎證書；1996年許順湛入《中華勞模大典》入編通知書；1959年以、劉少奇名義給許順湛參加“慶祝建國十周年大會”的請柬；1960年以名義頒發給許順湛的“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的請柬；1956年、劉少奇、等接見全國先進工作者在懷仁堂的合影照片；河南省第六、七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證；郭沫若給許順湛的一封信……這一件件物品，無不凝結著許順湛先生不凡的人生經歷，凝結著他幾十年艱苦奮斗的歷程和輝煌的事業。

許先生一生深深扎根在河南文博戰線上，是河南老一輩考古學家，幾十年來留下的一串串閃光的腳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他退休后，又創造了新的事業輝煌，他那種光明磊落的共產黨人的品格，不求回報的無私奉獻精神，在科學上不畏艱險敢于攀登的勇氣，在今天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中，不正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