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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元帝多才多藝，琴彈得很好，這并不是最大的優點。為什么這樣說呢？東漢末哲學家徐干寫的《中論》講過：“如果一個帝王對于小事情明白，大道理忽略，身邊的人事清楚，長遠的規律糊涂，自古以來沒有不因此而發生動亂，不亡國的。這里所說的‘詳小事、察近物’，是指能聽出音樂、歌曲是否和諧、美妙；能鑒別書法雕刻是否漂亮、精彩；出口成章，能言善辯，對答如流；對小說詩詞心領神會；對于射擊、駕車、書法、術數很有技巧。所謂“遠數、大道”，是指仁慈足以覆蓋蒼生，恩惠足以托養百姓，光明足以普照四方，智慧足以統帥萬物，手中的權力足以應付變化萬端的時局，推行的義舉足以使經濟繁榮，威望足以遏止奸黨歹徒的發難，武勇足以平定暴亂。能夠辨別臣民們反映的情況是否實事求是，然后通過實際行動來考察他們。明白興廢治亂的根源，精通安危的界線。能做到這些，做皇帝所該具備的素質就完備無缺了。”

歷史上，反面的事例也不少。例如從前魯莊公能歌善舞，于是國人寫了《蔽笱》一詩來諷刺他；魯昭公善于修飾儀容，才招來逃亡晉國的禍患。這樣說來，做皇帝的即便視力如離婁一般銳利，聽力如師曠一般敏銳，射箭像后羿一樣準確，書法像史籀一樣高明，對于治國來說也無濟于事。那些只能說是專職人員的才能，對怎么做好帝王可沒有一點兒好處。南朝的陳后主、五代十國時期的后主李煜、北宋的亡國君主宋徽宗，這些人都是偉大的藝術家、詩人或者詞人，但是，他們的國家卻無一不是亡在他們對于所謂“藝術”的追求中的。帝王如果過于注意這些事物，就決不是國家的福音。

西漢時，丞相匡衡在規諫漢元帝的《改政書》里說：“接受國家權力的帝王，務必要繼往開來，創立功業，使先輩的光榮傳統流芳百世；繼承政治路線的君主，務必關心宣傳先王的功德，同時要發揚廣大。如今陛下的圣明賢德有上天庇佑，能愛護天下百姓，然而陰陽不和，邪惡奸詐的勢力沒有受到制止，這恐怕是由于參政議政的官吏們沒有弘揚先帝的豐功偉績，反而對制度的運用與否爭辯不休。國家把已經取得其成果的事業放在一邊，而為那虛妄不實的空頭理論紛紛擾擾，我常常為此暗自遺恨。希望陛下從大局出發，好好關心總結治理國家的經驗，這才是永保文德武治的大事啊！”

有人問：“建立過偽政權，改國號為‘新’的王莽，起初謙恭禮讓，難道不是曾被稱作一代名士嗎？等到他當了皇帝后，居尊傲慢，荒淫殘暴，為什么他前后會判若兩人呢？”

虞世南說：“王莽是一個生性殘酷、奸詐、虛偽的人。沒有發達的時候，沽名釣譽；權力搞到手之后，稱能倨傲，目中無人。偽裝的畫皮一旦撕掉，天生的真面目就暴露出來了。他不聽規勸，自高自大，至死不知悔悟，四海冤獄重重，怨聲載道，最終還是成為歷史的垃圾，讓漢光武帝劉秀一下給掃清了。”

班固說：“王莽出身國舅，最初紆尊降貴，凡事必身體力行，企圖沽名釣譽。當他在漢成帝、漢哀帝在位輔政的時候，勤勤懇懇，為人處事正直謙恭，處處被人稱道，莫非他就是孔子所說的‘在國有名，在家有譽，口頭上仁義厚道，行動上背道而馳’的偽君子嗎？然而，王莽本質上是一個邪惡不仁卻有諂媚取悅、虛偽奸詐之術的人，加之四位叔父王鳳、王商等都是世代權臣，他憑借父輩的勢力，又趕上漢室正處在衰敗之際，皇位三次虛設，而王太后壽命又長，可以長期作為他的靠山，使他能玩弄奸詐權術，最終釀成了奪位篡權的災禍。由此推論，王莽篡位也是天意，不是單憑個人奸詐所能做到的。

“王莽一旦篡奪了政權，南面稱帝之后，居于不該他占據的地位，在其所面臨的局勢比夏桀、商紂王還要險惡時，王莽卻居然能若無其事地自命為黃帝、虞舜再世。他依仗其威勢和詭詐，無法無天，荼毒生靈，因此全國嘩然，百姓沒有了生活的樂趣，朝野怨恨，眾叛親離。不久，人民四處舉事，各地城池失守，國家分崩離析，致使全國的城鎮變成了廢墟。有史以來，亂臣賊子所造成的災難沒有比得上王莽的了。很多人都說王莽屬于色穢聲淫、氣數短命之輩，他就是那種準備好要給賢明的帝王當垃圾來掃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