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品牌的概念

品牌一詞的英文“brand”，原意為“燒灼、烙印”，最初人們用這種打烙印的方式，用于區別私有財產。到了中世紀，歐洲的手工藝人在自己的手工藝品上烙下印記，以便區別于其他產品和生產者，這就產生了最初的商標。美國現代著名市場營銷學權威菲利普·科特勒(PhilipKot-ler)指出，所謂品牌，就是指一種關于某種商品的名稱、術語、標記、象征或設計，又或者是以上這些的混合運用，以區分于其他競爭者或賣者。品牌是由品牌名稱和品牌標志組成的，包括文字形式以及圖形標志。

二、品牌競爭力的特征

1．競爭的比較性。品牌競爭力是在品牌競爭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比較能力，這種比較可以是產品質量、成本價格上的比較，也可以是占有或控制市場能力的比較，還可以是人力資本、管理和經營，以及再生產等環節上的能力比較。在比較中，同一行業品牌表現出競爭的優勢或劣勢。

2．目的利益性。品牌競爭最直接的目的是獲得更多的顧客，占有更大的市場份額，以實現再生產的高效循環。最根本的目的是利潤的獲取。

3．動態性。品牌競爭力的動態性表現為品牌競爭力隨著市場結構和競爭行為的變化而變化，即品牌競爭的優勢或劣勢不是絕對持久的，優勢品牌可能變為劣勢品牌甚至消亡，劣勢品牌可能變為優勢品牌。

（一）在“依存市場的權威主義”和“國家戰略主義”的制度下，政府目標和國家利益是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制定和實施中所考慮的首要因素，其基本理念包括貿易發展規劃、貿易控制、貿易發展戰略、產業政策、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障國際收支平衡等。概括地說，政府通過貿易發展規劃引導貿易的數量、質量和結構的變化以促進經濟增長和工業化，并注重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則；通過審批外貿經營權和核定商品目錄的“氣塞”效應實現對貿易的控制，但這種特別而嚴厲的限制的程度正在減緩；貿易發展戰略已經從最初計劃體制下的進口替代演變成為目前的貿易自由化階段，并獲得了良好的經濟績效，在過渡時期政府采取了“受保護的出口導向”戰略以減少既得利益對改革的反對，今后在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同時適時適度地采取戰略貿易政策以發展重點產業或高科技產業可能是較好的選擇；在“非中性”的產業政策體系中，貿易政策扮演著重要的保護支柱產業和幼稚產業發展的功能，但這似乎并沒有起到預期的效果，反而導致了更大程度上的經濟扭曲；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障國際收支平衡也是中國官方在貿易政策決策時考慮的因素，前者特別針對競

爭力較弱而又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宏觀穩定有舉足輕重影響的農業和金融服務業，而后者主要為了節省稀缺性的外匯資源和避免嚴重的沖擊失衡。

（二）政治民主化和經濟改革使中國社會中利益的多樣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認和重視，并且可以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機制進行利益表達。他們對貿易政策的影響比以前得到加強，其中中央行政機構和地方政府具有較顯著的影響，體現了“主義”的作用，而國內各類企業、外國投資者、特殊利益團體以及消費者對最高決策的直接影響效力則仍然是邊際性的或趨向減弱。利益團體對貿易政策的疏通和影響作用在今后的政府過程中可能會越發重要，這表明中國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簡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決策制度和機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別是那些被忽視的集團，如消費者）能夠在政策決策中被傾聽，并避免“政出多門”的官僚主義以及為少數特殊利益所左右。

（三）世界貿易體系和國際集體行動對中國的貿易政策有非常顯著的影響。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接受國際通行的慣例和規則，在承擔合理義務的同時享受外部市場準入的權利符合中國建立市場經濟的總體目標。但這意味著中國必須面對和承受其他貿易伙伴國家的壓力和要求，包括貿易摩擦和爭端，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中國在加入以法規為基礎的GATT/WTO多邊體制框架中的談判；中國在APEC區域貿易組織內的復邊協商和貿易自由化進程；中國與主要貿易國之間的雙邊貿易爭端與解決，特別是中美貿易關系。而外國政黨的對華戰略、外國政府貿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團乃至公眾的各種要求和觀念將通過這些渠道影響中國的政策決策過程。外部壓力和制度約束對中國貿易政策決策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貿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須跟上國際集體行動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過參加多邊或區域貿易協定來推動國內的經濟改革，以“鎖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預見性和可信性，當然這種對外承諾對于中國來說必須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礎上的。

（四）中國貿易保護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較高，而且在結構上易變而分散。實際征稅率與名義關稅率的差別較大，以配額和許可證等數量限制為核心的非關稅壁壘的頻數比依然較高，同時關稅保護和非關稅措施之間多呈現出互補而非替代的關系。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在貿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為激進的改革，使貿易的扭曲程度和結構有了顯著的改善，貿易的中性刺

激增強了。實際保護率的水平和結構比名義保護率更高而離散，鼓勵下游行業生產而歧視上游行業生產的傾向更明顯，統計檢驗還表明名義的和實際的保護率在部門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貿易保護形式在工業行業之間的差別表明它們在國家的發展戰略目標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們自身行業特征所導致的迥異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

【論文關鍵詞】綠色貿易壁壘；國際貿易

【論文摘要】綠色貿易壁壘是當今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新動向,是非關稅壁壘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國際貿易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程度的影響。文章在探討綠色貿易壁壘的相關概念的基礎上,系統地闡述了綠色貿易壁壘產生的原因、基本形式、特征及發展趨勢,詳細論述了它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從政府和企業兩個層面上提出了應對綠色貿易壁壘的對策建議。

一、綠色貿易壁壘

（一）綠色貿易壁壘的含義

所謂綠色貿易壁壘，也稱綠色壁壘，是指在國際貿易活動中，一國以保護環境為由而制定的一系列環境貿易措施，使得外國產品無法進口或進口時受到一定限制，從而達到保護本國產品和市場的目的。由于發達國家的產品科技含量和公眾的環境意識普遍較高，他們對環境標準的要求非常嚴格，不僅要求末端產品符合環保要求，而且規定從產品的研制、開發、生產、包裝、運輸、使用、循環再利用等整個過程均需符合環保要求。這無疑會給廣大發展中國家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及出口帶來很大的障礙。這一概念的界定基本上立足以下兩點:一是綠色壁壘的外在表現形式是各國采取的法規、政策與措施;二是綠色壁壘的性質,即以保護生態環境或人類和動植物的健康為由而采取的一種技術性貿易壁壘,是非關稅壁壘的一種形式。如果進口國是以保護生態、人身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等社會進步為動機,制定與實施相應的政策、法規及技術標準,則被可稱之為善意綠色壁壘,是在貿易中應提倡和遵守的。如果進口國是以環境保護為名、行貿易保護之實,目的在于利用其擁有的技術優勢阻止發展中國家的產品進入本國市場的一種貿易壁壘措施,筆者認為這就是惡意綠色壁壘,是在貿易中要加以抵制和防范的。

(二)綠色貿易壁壘的表現形式

一、對外貿易促進經濟增長嗎

從上面的對外貿易理論的發展來看，也可以看出對于對外貿易是否促進經濟增長還有爭論，主要存在促進論，阻礙論和折衷論。促進論的代表是羅伯特遜，他提出“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發動機”的命題，而普雷維什則以“中心—外圍論”表示反對。

為了支持各自的理論，經濟學家也對對外貿易于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由于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迅速,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的增長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國內外大批學者運用我國的數據對我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結果大都支持外貿，特別是出口貿易對我國經濟的拉動作用。因為進口貿易也是對外貿易的一方面,所以也有很多學者把目光轉向進口貿易,考察進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對外貿易究竟是促進還是阻礙了經濟增長，不同國家或者同一個國家的不同時期，情況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論。但是，我們可以得到的啟發是:要對出口貿易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重新進行審視，不能一味崇拜出口，也要重視進口貿易的作用。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重視出口而排斥進口，認為進口會減少GDP的增長，從中世紀的歐洲重商主義學派就開始,一直到現在都有這樣的看法，包括重商主義的“獎出限入”,貿易乘數論也認為出口會帶動經濟的增長,而進口會抵消這種作用，而凱恩斯的國民收入恒等式Y=C+I+G+(X-M),明顯的告訴人們凈出口增加國民收入。直到近幾年,才有學者看到進口也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根據我國的經濟發展情況來看，出口貿易確實對我國的經濟增長起到很大的作用，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們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我們也要看到，近年來的一些新情況值得我們深思、重視。人民幣的持續升值，國際原油價格、糧食價格上漲導致的輸入型通貨膨脹，特別是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全球經濟危機給我國加工制造業帶來的沖擊，使得國內的許多制造業企業生存環境急劇惡化，對出口加工類的企業打擊更大，出口產品的競爭力減退，出口增幅下降。由于我國的出口產品多為低端產品，高新技術含量有限，我國的制造業產業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所以出口貿易是否對我國經濟增長繼續有重大的作用還值得我們去探討，而一直為人們所忽視的進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正在被重視。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對外貿易公共服務體系的概述；發達國家對外貿易公共服務體系的發展與演進；我國對外貿易公共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建立和完善我國對外貿易公共服務體系的對策建議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額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過高，貿易競爭力不強、對外貿易公共服務體系的內涵、對外貿易公共服務體系的類型、出口貿易公共服務體系、對外貿易環境公共服務體系、對外貿易公共信息服務體系、法國對外貿易公共服務體系、英國對外貿易公共服務體系、發達國家對外貿易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對我國的啟示、公共服務財政支出地區分布不均衡、對外貿易公共信息服務水平不高、完善對外貿易公共信息服務體系、保證資金投入、實現外貿公共服務均衡化、大力發展商會的作用等，具體請詳見。

[論文摘要]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一些制約貿易發展的問題不斷涌現，如何解決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過程中的種種問題，成為當今熱點問題。在這種背景下，建立對外貿易公共服務體系，有利于我國貿易的健康穩定發展。本文概述了對外貿易公共服務體系，在借鑒國外對外貿易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建立我國對外貿易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議。

[論文關鍵詞]對外貿易公共服務公共信息服務

2007年底我國貿易進出口總額達到21738億美元，進出1：3商品結構不斷優化，直接利用外國投資連年居世界首位，呈現出強勁的增長勢頭。但是也暴露出了很多的問題：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額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過高，貿易競爭力不強，出1：3市場過于集中，貿易環境改善不明顯，中小企業市場開拓能力不足，貿易摩擦頻發，利用外資質量不高等等。鑒于此，我國應積極建立對外貿易公共服務體系，進一步提高我國對外貿易水平。

一、對外貿易公共服務體系的概述

在當今的貿易環境下，世界各國都在進行貿易體制改革，加快貿易體制升級，著力發展貿易促進機制，建立對外貿易公共服務體系。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國也在嘗試貿易體制改革，但效果不是很明顯。因此，建立對外貿易公共服務體系是我國走向貿易強國的必經之路。

一、品牌的概念

品牌一詞的英文“brand”，原意為“燒灼、烙印”，最初人們用這種打烙印的方式，用于區別私有財產。到了中世紀，歐洲的手工藝人在自己的手工藝品上烙下印記，以便區別于其他產品和生產者，這就產生了最初的商標。美國現代著名市場營銷學權威菲利普·科特勒(PhilipKot-ler)指出，所謂品牌，就是指一種關于某種商品的名稱、術語、標記、象征或設計，又或者是以上這些的混合運用，以區分于其他競爭者或賣者。品牌是由品牌名稱和品牌標志組成的，包括文字形式以及圖形標志。

二、品牌競爭力的特征

1．競爭的比較性。品牌競爭力是在品牌競爭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比較能力，這種比較可以是產品質量、成本價格上的比較，也可以是占有或控制市場能力的比較，還可以是人力資本、管理和經營，以及再生產等環節上的能力比較。在比較中，同一行業品牌表現出競爭的優勢或劣勢。

2．目的利益性。品牌競爭最直接的目的是獲得更多的顧客，占有更大的市場份額，以實現再生產的高效循環。最根本的目的是利潤的獲取。

3．動態性。品牌競爭力的動態性表現為品牌競爭力隨著市場結構和競爭行為的變化而變化，即品牌競爭的優勢或劣勢不是絕對持久的，優勢品牌可能變為劣勢品牌甚至消亡，劣勢品牌可能變為優勢品牌。

在《天盛律令》中多次提到對西州、大食的商業優惠政策。這些政策充分反映了西夏對絲路貿易的重視。絲綢之路是溝通我國和中亞、西亞、南亞及歐洲的友誼之路。它的開辟和發展，促進了古代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繁榮了東西方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西夏自占據河西走廊之后，便控制了絲綢之路東段。在其二百多年的經營中，絲綢之路在西夏的社會經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夏長期與宋、遼、金并肩而立，西南有吐蕃，西方有回鶻，關系錯綜復雜，各民族、各政權間的交往，多數要經過西夏，而西夏與這些民族、政權間的交往最為方便，不必經過第三者境土。在西夏存在的兩個世紀中，西域與中原的交往，要么假道西夏，走傳統的便捷的交通大道；要么繞行他國，走其它險道。地理位置的優越，使得西夏可以直接與西域、中原進行商貿往來，也可以通過收取過往商旅商稅，充實國力。西夏錢幣在寧夏地區、甘肅河西地區、內蒙古河套地區及陜西西部的大量出土，也進一步印證了西夏與宋、遼、金及西域諸國繁榮的商業貿易。西夏占據著絲綢之路的主干道，其對外貿易不僅僅是與宋，而是對周邊的遼、金、吐蕃、回鶻及西域諸國都有著不同程度的聯系。并且，西夏與各國的貿易，最明顯的一個特征就是轉手貿易。

在西夏對外貿易中回鶻、大食是兩個重要的貿易對象。在《天盛律令》中多次提及有關回鶻、大食與之在經濟、行政、文化方面的條文。如：“與沿邊異國除為差派外，西番、回鶻、韃靼、女直相和倚持”。“中醫人、向導、商人、回鶻通譯、黑檢主”。卷七敕禁門“大食、西州國等買賣者，騎馱載時死亡，幾所賣物甚多，馱不足”。可見當時西夏與大食、回鶻在貿易上的往來。金世宗提出“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業”金國認為日生活用品換西夏的奢侈品，很不劃算，其實所謂“珠玉”是從大食即阿拉伯帝國（632-1258年）而來，西州指的是高昌回鶻王國（848-1283年），并非產自西夏，西夏只是轉手貿易而已，從中獲取經濟利益。大食國盛產珠玉等寶物，而西夏是其寶物向東販運的必經之路，其路線是入西夏，經沙洲，過河西走廊，在進入中原。起著中原與西域各國經濟聯系紐帶的作用。雖然中原王朝希望西域國家通過海路到中原進行貿易，但西域各國尤其是回鶻還是頻繁的與西夏交易。為了保證轉手貿易與回鶻、大食等鄰近西域國家雙邊經濟貿易暢通，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西夏制定了許多相關的貿易政策。在《天盛律令》規定“大食、西州回鶻國等買賣者，騎馱載時死亡，幾所賣物甚多，馱不足，說需守護用馬箭時，當告局分處，按前文所載法比較，當買多少，不歸此方才所需糧食當允許賣，起行則所需糧食多少當取，不允超額運走”，“他國來使，住於京師館驛，依官買賣，未住諸人不許隨意買賣”，“我國人往使他國時，不許不過局分出超摧馱、人”，“他國為使已出，若盜竊其持載所買賣物時當比偷、強盜傷人物數量罪狀所示加一等，所加勿及于死。沿邊上有賣處，對盜敵國人賣者，依在外盜法判斷”。

西夏在對外貿易中嚴格規定關于稅收方面的制度，《天盛律令》第十八卷繳買賣稅門“隱買賣稅、開鋪者等先后拿稅法、免稅開鋪、地方不同處納稅、告奏索稅、告秦索稅、官賣本物行國法、穿上畜稅、賣價去量不納租、締結以外不拿租、諸邊商人過京師、重復出賣免稅、畜物逼換、媒人棄其價不納稅、尋求免稅供上需謊兩區、水誰管未語共著、能頂領薄那租、官驗等買賣”多是有關買賣稅收的條款，可惜條文已經殘失。現在我們只能看到的是條目的名稱，但通過《天盛律令》中其它條文我們可以看出西夏在稅收方面的政策等。如：“他國來使，住於京師館驛，依官買賣，未住諸人不許隨意買賣。若違律買賣不納稅，則承諸人買賣逃稅之罪”。可見西夏在對稅收方面十分重視，并實行在對外貿易交易中抽取商稅的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的保護措施。

此時，宋室南遷，金占陜西，西夏遂與南宋隔絕，這就決定了西夏在經濟上不得不特別依賴金國，西夏與金的貿易成了西夏貿易中的主要部分。遼朝末年，西夏與遼朝關系密切，從歷史淵源上看，西夏應與西遼關系比較密切，雙方也必定有經濟上的往來，《天盛律令》記載：“皇城、三司等往漢、契丹賣者，預先有群牧司分給；當養本處，用時馱之。”《天盛律令》又載：“馬院所屬熟馬、生馬及所予漢、契丹馬等中之患疾病，生癩者，當速告局分處，馬工當遷醫人視之。”由此我們可知，所謂“漢”、“契丹”應分別指金與西遼。從兩則史料中可以看到，皇城、三司有負責向金與西遼進行買賣的職責，并且有專門的機構馬院飼養馬匹同金與西遼進行貿易。

金通過聘使發展兩國經濟交往。夏金貿易主要有貢使和榷場兩種形式，貢使貿易主要是在夏使來金時進行，所謂“使副往來，聽留都亭貿易”。夏乾祐二十年（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金章宗一度下詔停止夏使館內貿易，但在兩年后又告恢復，準許夏國使臣可在館內貿易三日。夏金表面上君臣相稱、聘使往來，背后卻明爭暗斗、各懷異心。本來西夏向金稱臣，完全是屈眼于金朝強大的軍事壓力，并非誠心投附。隨著金兵勢力深入關陜，系夏越來越感受金人的威脅，“自金得志中原，每件見侵凌，且有吞并秩序”夏國面臨被吞并的危險，但為了生存，不得不與金人應付、周旋。首先，自遼亡后，金朝對夏國與西遼的關系還是不放心。因此當金朝聞西遼“軍勢日盛，銳氣百倍”，并多次揚言“剪除仇敵”，更是擔心西遼和西夏聯合對金。

對外貿易主要是互通有無，雙方獲利，與此同時都會采取一些政策來防止于己不利的貿易交易，因此出現了對外貿易的禁榷。禁榷制度旨在保障官方專賣專營，如：鹽、茶、酒、礦物等物品。對國外的禁榷制度不但是維護國家基本經濟利益，還是對戰時物資的有效控制。一方面西夏對外貿易有上述種種嚴格的“敕禁”。另一方面西夏對外貿易又相當興盛。國家不僅想方設法擴大榷場貿易，而且派往宋、遼、金的貢使也帶有大批“官物”，并有“官之賣者”同貢使一起負責官物買賣。尤其是重點敕禁物牛馬駝為對外貿易中的大宗物品，說明國家在對外貿易中實行壟斷，尤其是牛馬駝的買賣完全由國家控制。因此，西夏以茶馬貿易為主體的對外貿易的活躍。西夏榷禁制度作為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干預、控制的基本手段，是西夏社會經濟發展及其與西夏國家政權矛盾運動的必然結果。它的確立和發展隨西夏社會發展而進一步加強。在《天盛律令》除錢幣、兵器、牛、馬、駱駝外，還規定人、披、甲、氈墊、糧食、騾驢馬皮、鐵連枷、馬鞍、裝箭袋、金、銀、鐵、種種鐵柄、編連碎緞等為敕禁物。既不許在國內向外國人出賣，也不允至敵界賣。違律到敵界賣人者“按有意殺人”、“傷人法判斷”。“牛、駱駝、馬、無論大小及鎧、甲、軍披等到敵人中賣時，庶人造意斬，從犯為無期、長期徒刑。”“賣雜畜物及戰具，“按本國地方現賣法計價，視其錢量高低，是戰具則以強盜持武器法，此外雜畜物按不持武器法判斷”。“向他國使者及商人等已出者出賣敕禁物時，其中屬大食、西州國等為使者、商人，是客人給予罰罪，按不等已給價□當還給”。“正副統軍以下至司吏大小管事人出賣敕禁物時，當比其余人罪加二等，亦可加至死刑”。西州、大食等買賣人若需買賣敕禁物，則要“告局分處”，征得同意方能在重重限制下依律買賣。

摘要：1994年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七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至今將近十年了。在這十年中，我國對外貿易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是我國在兩年前加入WTO以來，我國外貿法的部分內容已不適應對外貿易的實際需要，也不符合WTO的相關規定。因此，遵循國際貿易的基本規則，適時修改外貿法，這已經是我國外貿體制改革和外貿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

關鍵詞：對外貿易法；地位；作用；問題；修改

一對外貿易法在當今世界各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對外貿易法是指國家對貨物進出口、技術進出口和國際服務貿易進行管理和控制的一系列法律、法規和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規范性文件的總稱，它包括憲法、對外貿易法、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對外貿易法在當今世界各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我們認為，一部法律的重要性，是由該法律調整的對象和范圍決定的。對外貿易法調整的是一國對外貿易及投資法律關系的。而在當今世界，各國外貿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作用越來越大，外貿法地位也日趨重要。隨著WTO在國際貿易中的影響日益加大，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尤其是經濟大國的經濟發展，對國際貿易的依存度越來越高。所謂外貿依存度，是指一國對外貿易總額（外貿進出口總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用于衡量該國經濟對國際市場依賴程度的高低。經濟最發達的占世界經濟總量1/4的大國美國，外貿依存度為20.7%，日本作為世界經濟第二大國，為20.1%.[1]這些國家重視外貿法的程度也愈來愈高。美國從其獨立之日起，就特別重視外貿，至今已有200多年的歷史，在200多年的外貿發展歷程中，尤其是二戰之后，美國已成為國際貿易中起主導作用的國家，但是從60年代起在日本及70年代日益強大的歐盟的強烈競爭下，使其外貿法既有管理本國進出口功能，又有在競爭中趨利避害的服務功能。“在美國，國際貿易是最熱門的話題，外貿法也是最為社會關心的法規之一。因為它直接涉及美國人的就業問題，同時也直接影響美國人民的生活質量。”[2]因此，對外貿易法在這些西方貿易大國早已越出了一般部門經濟法的范圍，無論從立法和執法的角度，都賦予其特別重要的地位，給予非同小可的重視。

美國憲法明確規定，對外貿易的管理權直接掌握和控制在國會手中。該對外貿易管理權是通過制定法律、批準條約、決定征稅以及掌握開支等方式行使的。行政部門則負責外貿法的實施和執行。美國政府中負責對外貿易管理的機關決不只由商務部負責，它同時還設有其他部門共同負責，主要有美國貿易代表以及一個獨立機構———國際貿易委員會。美國還專門設有國際貿易法院和聯邦巡回區上訴法院，分別受理一審和二審的國際貿易案件。美國總統作為行政最高長官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享有很大的權力，他可以直接介入貿易事務并根據有關部門的建議采取措施，在是否采取保障措施、貿易禁運、貿易制裁等方面享有最終決定權。

美國對外貿易法的內容豐富而具體，僅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就達1000多頁，其內容涉及貿易待遇，包括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互惠待遇、普遍優惠待遇、關稅同盟與自由貿易區；進口救濟與貿易秩序，包括反傾銷法、反補貼法、保障措施、調整援助[3]、市場擾亂[4]、不公平貿易做法[5]和非經濟原因[6]的進口管制；出口促進與管制，包括301條款制度[7]和貿易促進、出口管制。日本政府的貿易管理組織主要包括日本貿易會議、經產省、大藏省、日本銀行、日本進出口銀行、經濟企劃廳、公正交易委員會等。但日本貿易會議的主席由內閣總理大臣親自擔任，其成員包括經產省、大藏省、農林水產省、外務省、運輸省等重點省大臣、日本銀行及進出口銀行總裁、公正交易委員會委員長、經濟企劃廳長官等組成。日本的特點是總理親自處理，重要部門聯手共管外貿。

一、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經濟發展的根本

稍微觀察過當今的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歷史的人都會注意到，它們經濟增長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產業結構的不斷技術密集化，這種技術密集化的主要表現就是一國最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變得具有了更高的技術含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是一國能夠形成凈出口的產品，這種產品的技術密集化集中體現了一國全部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和技術密集化。這種產業結構技術密集化的過程就是臺灣人所說的“產業升級”。這也與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相符：按照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現代的經濟增長、特別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來源于生產中的技術進步。

確實，上述說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產的產品不同把生產分為“技術含量高的”與“技術含量低的”。這種分法當然并不很嚴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產同一種產品如棉布，這些不同的方法有著不同的技術含量。但是，如果考慮到企業總是在生產同種產品的不同生產技術中挑選成本最低的那種，不同種類的產品生產在技術密集的程度上就還是有著顯著的區別。例如，紡紗的技術含量顯然低于飛機生產的技術含量。

19世紀以來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走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有相當大的共同性。一國進入了開始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過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國際競爭力的行業一般都是紡織業，因為它需要的技術水平比較低。此后的技術密集化道路取決于一國走哪一條產業升級的路徑：在發展重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如德國、日本和韓國），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依次變為鋼鐵、化工、造船、汽車和機器制造、飛機制造和計算機高技術成分（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大型數據機）等等；而在發展輕工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國家和地區，其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則依次變為日用消費品、服裝、電子產品等等。走這樣的技術密集化和產業升級道路，世界各國幾乎沒有例外；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越快，經濟增長就越快；不能迅速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的國家，其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幾年陷入經濟困境的東亞國家，多半都是由于沒能將整個經濟的支柱轉向更加技術密集化的產業。例如，自80年代以來日本的優勢產業就是汽車制造和家用電器產品，這種產業結構至今沒有明顯的改變，這就從根本上妨礙了日本經濟的進一步增長。這是最近10年來日本經濟陷入困境的深層原因之一。

由此看來，對一國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來說，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有多高、對外貿易增長速度有多快，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盡快實現產業結構的技術密集化。一個國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現對外貿易增長快、整個經濟增長慢甚至經濟衰退的現象，這種情況下的對外貿易增長快是該國經濟出現了重大問題的表現。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重更不是一個好的追求目標。任何嚴肅的經濟分析都可以證明，對任何國家來說都存在著一個最優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于這個依存度和低于這個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運輸成本的限制，國家越大，其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達100％，而美國、日本的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不過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國這樣的國家對外貿易雖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對外貿易是對周圍的歐共體國家進行的，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只占其GDP的20％。整個歐共體對歐共體以外國家的貿易也只占其總產出的20％。而歐共體在土地面積和人口上與美國處于一個數量級。這是一個典型的證據，說明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與國家的規模成反比。這被克魯格曼概括成一個規律：越小的經濟體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國際比較表明，在當代，人口、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當的工業化經濟體的對外貿易占總產出的比例只應當在20％左右。中國的土地面積與美國大致相等，人口為美國的數倍，最近幾年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卻在40％上下。從發達國家的角度看，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這種過高的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中國生產可貿易商品的生產率相對較低而生產非貿易商品（如理發）的生產率相對較高，從而使中國國內以人民幣計算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相對比價，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非貿易商品對可貿易商品的比價。這一方面低估了中國的總產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有人以購買力平價方法估算，認為就實際產出來說，中國的GDP應當比現在的統計數字高4倍，相應地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這說明中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統計方法問題，是由于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進行統計的結果。但是，對于我們現在研究的問題十分重要的是，在經濟增長很快的國家，由于可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增長得快于非貿易品相對于國外的生產率，在進一步的高速經濟增長中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對外貿易額增長慢于當年價格GDP的增長，就是按國內現行價格和匯率統計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也會下降。日本和韓國都曾經出現過按現行統計數字計算的對外貿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現象。這不僅說明對外貿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說明經濟高速成長到一定時期后還要求統計上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適當下降。

一、我國對外貿易產業梯度轉移環境保護問題意義重大

目前我國國內推行ISO環境管理標準的實際情況不容樂觀。不僅沒有引起企業足夠的重視，更沒有達到普遍性的社會認知和認可，這與我國現實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有關。其一，按照經濟發展總體水平來看，我國仍屬于發展中國家，有限的財政收入限制了環境標準的推廣。其二，環境保護意識的普及較晚，社會居民和企業法人環境保護意識的缺失，使得企業不愿意花費較大的成本進行認證。其三，環境管理標準相關的法律法規不夠完善，標準的識別和持續監督的力度不足。這都嚴重阻礙了ISO環境管理標準在我國的實施和推廣。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令世界矚目，尤其是對外貿易產業發展迅速，為我國經濟騰飛作出了卓越貢獻。但也應該注意到，我國區域發展極其不均衡，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與社會總體發展水平;同時，基于勞動密集型的對外貿易產業發展已呈現出下行趨勢，東部地區能耗、污染、排放等環境壓力日益加劇，產業發展面臨發展途徑的重新選擇和定位。因而，推進對外貿易產業由東部發達地區向中西部梯度轉移勢在必行。區域產業轉移戰略是國家基于經濟社會總體發展目標需求、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需求、產業發展環境變化等因素所制定的國家發展戰略，能否在推進產業轉移的過程中兼顧環境保護，協調好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對于加快東部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期和全力推進中部崛起，以及實質性地落實新一輪西部大開發戰略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總體來看，ISO環境管理標準不論對于微觀企業還是對于宏觀經濟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因此受到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高度認可。國際上獲得該標準認證的企業每年以200%的速度持續增長，其中大多都是來自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企業。而我國由于自身的現實狀況，對ISO環境管理標準的推廣范圍和力度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較大。在我國對外貿易產業梯度轉移戰略的實施過程中，環境保護及環境管理標準的推廣應當受到重點關注。

二、發達國家以綠色經濟為主導的

發展戰略及相關經驗借鑒在進入21世紀后，國際范圍內已經形成了以環境保護為主導意識的綠色發展新趨勢。發達國家如英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等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已經基本結束，并且利用工業后時代出現的技術革命使環境污染問題從技術層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和治理。

(一)英國重視發揮綠色經濟牽引作用，帶動整體產業發展

英國將綠色經濟發展確定為經濟政策的核心。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帶來的負面影響，英國擬通過綠色金融支持綠色產業，以帶動整體產業發展，復蘇經濟，擴大就業，具體措施分為綠色能源、綠色生活方式和綠色制造等三個方面。綠色能源方面，2009年7月15日，英國了《英國低碳轉換計劃》、《英國可再生能源戰略》等，計劃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占到總能源供應的15%;綠色生活方式方面，2007年5月，英國政府了新的《能源白皮書》，進一步明確了實現低碳經濟的能源總體戰略，并為低碳客車和電動汽車提供大量補貼;綠色制造方面，英國政府啟動“綠色振興計劃”，斥資2.5億英鎊扶持電動車、混合動力車制造業的批量生產，以提升本國低碳汽車制造業的實力，增強其未來的出口競爭力。另外，英國政府通過綠色投資銀行，對海上風力發電以及綠色科技研發提供大量補貼，特別為私營企業如REG風電公司等跨國公司進行海外投資提供額外的融資支持。通過以上一系列的政策，英國綠色產業發展勢頭迅猛，不僅帶動了全國的經濟發展，還有效擴大了就業。近兩年來，英國的綠色產業以年均4%以上的增長速度，為英國整體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1/3，并占據了英國GDP的8%以上，混合燃料制造、電動車制造以及風電等綠色產業為英國提供了100萬以上的就業機會，并已經在產業規模上超越了部分傳統產業，如電信業、航空制造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