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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學傳播媒介的靜態含義

文學傳播媒介在靜態呈現上包含符號和物質載體兩部分，二者相互區別又實為一體。符號媒介是內容和意義的物化載體，表現為按照一定規則和方式排列起來的語言文字序列;物質媒介是符號的物理載體，表現為書籍、紙張等物質形式。符號媒介用線性排列的方式表現為時間結構，物質媒介以一定的空間體積表現為空間結構，二者統一起來構成文學傳播媒介。在符號媒介和物質媒介的相互關系中，一方面，物質媒介之所以成為文學媒介是因為文學符號，一本書被看成是文學書籍還是科學書籍取決于書的內容，只有書中的文字被作為文學話語來解讀時，這本書才成為文學媒介。另一方面，符號無法自我肯定、自我實現，符號的實現必須依托特定的物質媒介，文學符號只有固化為一定的物質形式才能稱得上是文學作品。把文學傳播媒介看作符號媒介和物質媒介的統一符合文學傳播的現實情況，而且只有把符號和物質載體結合起來，我們才能對文學傳播整體過程中信息傳遞的規律進行連貫性考察，而不是把文學的物質載體與創作(編碼)和接受(解碼)割裂開。

從文學媒介演變進程來看，文學符號媒介和物質媒介都是人自身能力的體現和延伸。媒介的發展是基于人的需要，麥克盧漢認為媒介是人的延伸，不同的媒介可以滿足人不同的感知需要，并且這種滿足逐漸走向融合。文學傳播媒介也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由體內到體外化、由單一到融合的過程，每個時代的文學傳播媒介在符號和物質載體上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和組合。口語和文字在媒介歷史上出現的時間相隔很遠，口語傳播時期，人自身就是物質媒介，在時間流里和人捆綁在一起的聲音是得天獨厚的工具。面對面的口語傳播是一種“全媒體”的傳播，因為語言符號的抽象性需要多方面的補充，所以在口頭傳播活動中，人除了用語言之外，還通過聲調、表情、姿態、動作等來補充和加強語言信息，甚至表達語言所無法表達的內容。人將自身變成物質媒介，調動自身所有的器官和表達手段參與到傳播活動中，使自身感知能力發揮到傳播環境允許的最大可能。但是自身媒介畢竟受到生理條件的限制，所以文字和書面媒介的出現就成為一種補充，語言是聽覺的符號，使人類把某種聲音和與之相對應的東西分離，而文字是視覺的符號，使人類進一步把聲音固化，使之和發出這種聲音的人分離，不用再依附于人的身體器官而傳播，從而突破了時空局限。文字是人類發明的第一套體外化傳播系統，沃爾特•翁認為:“文字和印刷術需要各自的物質材料和工具……它們把語詞從其自然棲息地遷徙出來，使參與性的語詞退居到或明或暗的地位，使之等同于一個符號或一個平面，在文字和印刷術中，真實的口語詞是無法存在的。”［3］(P41)文字進一步發展了口語的抽象特性，突破主體的生理局限實現體外化異地、異時傳播，從而使文學文本脫離人自身成為自足的存在，標志著文學走向獨立發展的道路。書面文學并不是口語文學的記錄，而是完全不同的活動，因為它們的載體或者說媒介發生了變化。從以語音為媒介到以文字為媒介，從以自身為媒介到以各種書籍紙張為媒介，口語傳播的互動性、隨意性、生動性、明確性都喪失了，但同時文字媒介也彌補了口語媒介的不穩定性、依賴性等不足，文學獲得了自足的獨立性，脫離創作主體的文本獲得了多種闡釋可能性。“人類的傳播活動只有過渡到寫一讀階段，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活動才算開始，才有了現代意義上的作家、作品和讀者，人類才開始借助文字的魔力建構神奇的文學空間，文學交流才與人的日常活動拉開了距離，進入審美的國度”［4］。語言和文字這兩種抽象符號媒介具有極強大的生命力，盡管物質媒介在技術推動下發生了巨大變化，語言和文字卻始終存在。幾千年的歷史演變說明這兩種媒介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原因也許是因為人的抽象能力的需要和體現。保羅•萊文森認為言語和文字都是人類抽象思維能力的產物，同時也是人類抽象機制存在的理由。雖然當代媒介越來越走向視覺化、形象化，但是始終無法完全取代語言文字，因為這些媒介都無法滿足我們創新思維和抽象能力的要求。到了大眾傳播時代，各種電子媒介進入文學傳播活動，對文學的符號媒介和物質媒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時的符號媒介雖然仍以文字為主，也出現了很多不同于傳統文學文本的表達方式，物質媒介則走向多元化和交互式，傳統的紙質媒介受到沖擊，影視、網絡等大眾傳播媒介成為主流媒介，新興的以目標用戶為中心的網絡“終端”媒介終端是網絡社會的觸角和節點，如今正在走向智能化，終端本質上是人類自身的延伸，從收音機、電視、一直到ipad、筆記本電腦等，終端經歷著不斷更新、覆蓋的跨越式前進，追求人機合一的體驗目標。

二、文學傳播媒介的動態結構

當我們把文學傳播看作動態的信息傳遞過程時會發現，文學傳播媒介是貫穿始終的能動性活動因素，它在不同的信息傳遞階段作為不同形式的中介發揮作用，通過多重媒介化把創作主體、傳播主體、接受主體組織成一個交互式的媒介結構。文學傳播活動的主體是人，人在文學傳播過程中的不同位置和作用決定了不同的主體定位。從文學活動的整體來看，創作主體、傳播主體和接受主體構成人的主體性的不同形式，這三種形式并不是絕對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出現不同的交叉，在不同的文學傳播過程中也會有不同的重疊。媒介進入文學傳播活動意味著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之間產生了依托媒介的結構性關系，不同時代出現并使用的媒介塑造著不同的創作與接受之間的互動關系。就像文學傳播媒介并非一個單一、固定的所指而需要從多重層次上去分析闡釋一樣，文學傳播媒介也是多重媒介化的結構過程。

文學創作是人內傳播的過程，體現了文學傳播媒介結構中的第一重媒介化過程。創作主體以自身為媒介，通過感知、思維器官與自身以及外在世界進行信息傳遞。在這個人內傳播活動中，主體和現實世界之間產生互動交叉關系，現實世界進入主體感知范圍，成為主體的對象化存在，進而被主體內化為主觀心靈世界，主體必須以自身為物質媒介實現外部世界的主體化，通過感知自身來感知外部世界。這是一個逐漸積淀的過程，并非一蹴而就，外部信息在主體感知和意識作用下，經過主體自身這個媒介的改造和過濾成為主體信息網絡中的節點，從而被主體媒介化，所以客體的主體化是通過主體自身的媒介化實現的。主體在感知和思考外部世界的同時，也把自身客體化，以順應外部世界的信息要求，表現在主體的感覺器官不再是純粹的生理器官，而成為被外界信息所期待的媒介化器官，要依據外部信息系統的要求而做出相應調整，通過適應客體獲取信息，比如光影信息，我們要用視覺器官去獲取，而氣味信息要用嗅覺器官去獲取。主體不僅要以自身感知器官為媒介獲取外部世界的表層信息，同時還要以自身思維器官為媒介獲取外部世界的內在信息，二者共同形成主體的心理現實，所以主體的客體化也是通過主體自身的媒介化實現的，主體的視覺、觸覺、味覺、嗅覺以及情感、抽象思維、潛意識等眾多因素參與這個主體自身媒介化的活動。在這個過程中，主體既是信息傳播的主體，也是信息傳播的客體，還是信息傳播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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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學;歷史特性;歷史學派;制度主義;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F0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3115(2010)08-0105-02

中國對西方經濟學的學習已經進行了許多年,如今也有經濟學者提出要創建中國的經濟學口號,并且許多經濟學人為之不懈奮斗。但是,中國學派的經濟學到底是什么,論者對此意見不一。與此同時,中國似乎還有另一種潮流,那就是將西方經濟學(或者說英美經濟學)奉為至高的科學原理。而當前中國經濟學界對方法論的研究似乎不多,大多經濟學者干脆忽略掉經濟學方法論,將方法論的研究認為是做無用功,這些都妨礙了經濟學的發展,禁錮了研究者的思想,從而很難做出突破性的成果。

著名演化經濟學家杰弗里•M•霍奇遜教授2001年的著作《經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特性問題》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對這些根本問題有更好的理解。本書主要通過作者對歷史學派的回顧而致力于“將歷史特性問題的研究恢復到它的正確位置上去,從歷史的成就和錯誤中學習,并且對于重建社會科學的研究日程提出一些建議”。貫穿此書討論的中心是經濟學乃至社會科學理論中的一般化傾向和歷史敏感性傾向的爭論。在德國歷史學派到美國的制度學派那里,歷史特性問題受到了重視,并且一直在與奧地利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等一般性理論家的爭論中取得進步,然而歷史中斷了這一進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隨著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大行其道,歷史學派的創見逐漸被抹煞了。

一、經濟學的定義及目的

經濟學究竟在人類社會科學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大搖大擺地侵入其他學科的領地,將經濟學帝國主義行為進行到底,還是循規蹈矩的堅守經濟學的傳統領域進行發展,其實可以從各位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的定義中反映出來。薩繆爾森繼承了這個定義,他的經濟學教科書是這樣定義的:“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分配給不同的個人。”并將“稀缺”和“效率”作為經濟學的主題。這種定義將“稀缺性”當作是永恒、普遍的,而在作者看來,它是有局限性的。作者區分了“絕對稀缺”和“相對稀缺”兩個概念。更具有啟發意義的是,作者認識到,關鍵問題是進行選擇的行為者,在獲取手段來滿足給定目標時,所面臨的問題并不是經濟學必須面對的惟一問題。如果我們要理解任何社會――經濟系統的功能,那么,經濟學也就必須考慮資源在整體上是如何從系統中產生的,也就必須考慮人類的目標和需求如何改變。顯然,稀缺性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系統中具有不同的意義,不對這些區別進行考察,經濟學對每個特殊的社會經濟系統的意義是極其有限的。

二、一般性理論與歷史特性

所謂“一般性理論”是指關于人類經濟的或社會的基本特征和行為的實質性解釋或模型,這些基本特征和行為被假定對于絕大多數可能的社會或經濟體系都是共有的。作者并不反對一般性理論,但是也看到了它的局限性,因此把它放在應有的并且可以恰當發揮作用的位置上,“對統一性解釋的追求不能被推進到這樣一點上,即對特定解釋的本質和價值不加重視”,并引用一位物理學家的非常形象地評論說,“一個包羅萬象的理論將整個宇宙都包括進去,也正是這一點使它毫無用處”。統一性的解釋的局限性大致有兩種來源:一種是前提假設的衍生性統一,它缺乏本體論的基礎;另一種存在于本體高度統一理論中,任何反復發生的元素或者相似性的缺失都會對本體的統一施加限制。許多經濟學中宣稱的解釋性統一都屬于衍生類型,因此這些理論的局限與統一的邊界無關,與可以被統一的項目數量也無關,而與解釋的充足性有關。我們可以得到衍生性的統一,但是它自身是不可能形成對于真實現象的因果解釋的。一個例子是效用理論,經濟學假設每個人追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這一理論是不可證偽的,任何被觀察到的行為都可以在經過調整以后與這個理論相符,那么這就將真實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排除在外。

三、德國歷史學派和美國的制度主義

(一)德國歷史學派

德國歷史學派的創立一般以1843年羅雪爾的《歷史方法的國民經濟學講義大綱》為標志,但更確切的說法或許是以1841年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為標志。雖然,當時人們并不認為李斯特是歷史學派的成員,但作者認為,他應該屬于這一派別,因為他把注意力也放在了國民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特定的特征之上。歷史學派的價值就是抓住了一個永恒的主題――歷史特性問題。但是舊歷史學派對于單純描述的可行性普遍抱有經驗主義的信任,仿佛事實能夠自我解釋一般,他們并沒有意識到經濟理論的重要性,因為對事實的描述,一定是在已經存在的概念基礎上的。這場關于方法論的大爭論改變了經濟理論發展的路徑,“對于門格爾來說,經濟學不再是對經濟系統和過程的研究,而是一個研究人類行為中經濟方面的科學,它開始了一個進程,在這個進程中,經濟學最終由經濟的科學轉變成了選擇的科學”。但是作者認為,門格爾只是取得了表面上的勝利,事實上,當時的著名經濟學家都采取了折衷的態度,例如馬歇爾。對于歷史學派的發展來說,雖然韋伯和桑巴特在進行社會分析時注重個人動機的影響,但是同時也注意到了社會以及文化(或精神)因素對個人的影響。同時,在韋伯的“理想型”概念和桑巴特對經濟概念的“三分法”里都包含有創造理論和元理論框架的愿望。在經過了薩林和斯皮索夫的最后一搏后,終于,歷史學派隨著納粹的興起和二戰的爆發而銷聲匿跡了,用1941年桑巴特的去世來標志德國歷史學派的終結是恰當的。

(二)美國制度主義與歷史研究的終結

凡勃倫作為美國制度主義的先驅,對作者的影響是巨大的,這可以從第四部分中,作者試圖建立自己的一個分析框架的努力中看出來。在這樣一個框架中,作者以與維持性制度相關的法律基礎和文化因素對社會形式進行了區分。在對每一種社會形式進行分析時,作者使用了優勢原則和突現概念來對社會結構進行近似于生物演化論的解讀,在其中的關于制度和行為的因果關系的論點中,作者明顯受到了凡勃倫關于經濟演化觀點的影響。凡勃倫認為無論是社會還是個人都必須從演化的視角來進行理解,他既反對個人主義的方法論,也反對集體主義的方法論,而是主張要探求社會與個人之間相互影響的因果關系。

1918年,“制度主義”一詞首次被用來形容一個學派,此后其作為一種運動一直持續到20世紀40年代。康芒斯是其間作為重要的制度主義者,1924年出版了《資本主義的法律基礎》,十年后《制度經濟學》面世。康芒斯明確提出了歷史特性問題,并且指出了可能取得理論進步的重要線索,特別是強調了習慣和習俗的概念。康芒斯試圖為美國的制度主義提供系統的理論基礎,在韋伯的“理想型”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型理論。雖然如此,制度主義終究是衰落了,這種衰落既有哲學基礎的原因,也有當時社會環境的因素。到了二戰以后,歷史特性問題從理論探討中消失了,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主宰了經濟學,這種經濟學成為能夠揭示出自由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科學。在作者看來,雖然新制度經濟學派有大量的文獻對制度的作用表示關注,但是它的主要缺陷在于概念的界定上忽略了對于歷史和現實特殊性的探討,從而陷入了制度盲目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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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興古典經濟學，超邊際分析，新興古典貿易理論

新興古典經濟學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楊小凱等人創立的新的經濟學流派。新興古典經濟學放棄了新古典經濟學中生產者和消費者兩分的假設，引入了專業化經濟和交易費用作為核心概念，運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將古典經濟學中最有價值的分工思想形式化，并在新的框架中，將現代經濟理論進行重新組織，對各種微觀和宏觀經濟現象做出解釋。該學派認為，各種經濟現象都是勞動分工的內生演進引起的，貿易作為勞動分工的一個側面，也可以從分工角度進行解釋。新興古典經濟學在新的框架下，對傳統的貿易理論進行重新思考，并以新框架為依托，對貿易理論的基本問題給出新的解釋，創立了新興古典貿易理論。

一、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對貿易理論的歷史考察

新興古典經濟學派對貿易理論的創新正是始于對貿易理論發展主流評價的重新思考，其中包括對貿易理論的源頭和發展線路的考察。

1.重新定位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原理的相互關系

傳統觀點認為，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說明，只有當兩國之間在同種商品生產上存在生產率的絕對差異從而僅當絕對優勢存在時，兩國才有貿易的可能。而李嘉圖的理論則將這種條件放寬，認為不必有絕對優勢，而只要兩國在兩種商品的生產上具有相對生產率的差異，即只要存在比較優勢時就有貿易的基礎。也就是說，在斯密認為沒有貿易可能的條件下，李嘉圖證明了存在貿易的基礎，因此認定是后者包含了前者，前者是后者的特殊情況。

新興古典經濟學不同意這種主流觀點，認為二者不只是比較方法的差別及由此導致的適用范圍大小的不同，而是具有本質上的區別。按照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觀點，斯密的理論認為，是分工帶來的生產率差異內生出的絕對優勢形成了貿易的基礎，而李嘉圖則認為是先天存在的差異即外生比較優勢導致了貿易的產生。絕對優勢是一種后天創造的內生優勢而比較優勢是天然存在的外生優勢。這種本質的差別使得貿易理論應該重新思考二者的關系，以確定哪個是特例，哪個是更為一般的情況。一方面，即使按照傳統的對“一般情況”和“特例”的評價標準，從適用范圍上進行對比，李嘉圖理論中貿易的產生要求兩國之間天然地存在著差別，即一國在某種商品上存在比較優勢，而斯密的理論中則不要求這一條件，即使兩國沒有事前天然的差別，只要存在專業化報酬遞增，通過分工和專業化仍然可以創造出優勢，即創造出貿易的基礎。這樣看來，在李嘉圖認為沒有貿易可能的情況下，斯密認為可以有。因此也可以說，斯密理論比李嘉圖理論的適用范圍更廣；另一方面，斯密認為，“人們天賦才能的差異，實際上并不像我們所感覺的那么大”[1]，新興古典經濟學也認為，即使個人之間天生存在著生產率的差異，這種差異也遠不如個人之間由于后天的分工演進而產生的生產率的差異來的重要。因此內生比較優勢應是較李嘉圖理論中的外生比較優勢更為重要的貿易產生的原因，斯密的絕對優勢是較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更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

2.重新歸納貿易理論的發展線路

基于對斯密絕對優勢理論和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的重新定位，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貿易理論的發展分為內生優勢和外生優勢兩條線路，其源頭一是起源于斯密，一是起源于李嘉圖。

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奠定了外生比較優勢的基礎及其在貿易理論中的核心地位。此后的貿易理論中，新古典貿易理論沿襲了李嘉圖外生差別的思路，將李嘉圖理論中的比較成本的差異引入到生產要素層面，把貿易的成因歸結為先天存在的自然稟賦的差異。無論是李嘉圖的技術比較優勢還是以后的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中的自然稟賦比較優勢，都是以兩國之間有先天存在的生產條件的差別為基礎的。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產生并占據貿易理論的核心地位之后，斯密的內生優勢理論一直被主流的貿易理論所忽視。在新古典貿易理論創立的過程中，俄林曾經注意到了促成內生優勢的規模經濟對國際貿易產生的重要意義但也只是將規模經濟所導致的貿易作為要素稟賦差異貿易的一種補充而未作重點考察。20世紀70年代，林德貿易模式[2]和產業內貿易現象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和對貿易理論的新思考，發展出了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修正了傳統理論關于市場結構的假定，考察了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提出了獨立于先天因素的規模經濟思想，將貿易的原因歸為后天分工和專業化的結果。貿易擴大了市場規模，規模經濟成為貿易利益的來源。這種貿易動因和利益來源內生化的思想是對斯密內生優勢理論的繼承和回歸，因此可以列在內生優勢的發展線路之內。

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與斯密的絕對優勢之間的區別比我們一直認為的那樣大得多。內生比較優勢的概念與經濟組織問題聯系緊密，而外生比較優勢概念只與資源配置問題相關。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和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本質上代表著經濟學的不同發展思路。在貿易理論研究中，忽略斯密的分工和內生優勢思想，將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原理置于貿易理論的核心是經濟研究的重心從經濟組織問題轉向資源配置問題的一個重要表現。新興古典經濟學正是以新框架為依托，在對貿易理論的發展歷史重新考察和深入研究之后，將斯密的分工和內生優勢的思想形式化并且放在核心位置，對貿易問題給出新的解釋，將經濟研究的重心重新從資源配置問題轉向經濟組織問題。

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基本內容

新興古典經濟學彌補了新古典經濟學框架的重要缺陷，從每個個體既是消費者同時又是生產者的現實出發分析個體的決策過程及其結果。基于個體是消費---生產者的新框架更適合國家層次上對單個國家的分析，新興古典經濟學把對個體之間分工和貿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用分工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及其折衷解決的個體專業化決策思路重新考察了國際貿易理論，用分工演進模型對貿易理論的基本問題給出了新的解釋，構成了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主要內容。

1.貿易的原因。在新興古典經濟學中，貿易是個體專業化決策和社會分工所帶來的直接結果，貿易的原因是分工和專業化引發和強化的內生優勢。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模型假定每個人的人生相同，不存在先天差別，在社會分工中各人后天選擇了不同的專業才產生了同種產品的生產率的差別和某一方面的優勢，從而形成了貿易的基礎。而且，這種優勢與社會分工水平互相促進。分工和專業化帶來了各人之間在某種產品上的生產率的差別，形成生產成本的優勢，而這種差別和優勢又會進一步促進和強化分工，從而進一步強化差別和優勢。可見，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的貿易優勢是后天獲得并且具有自我強化的性質，是一種內生優勢。但僅有生產方面的內生優勢并不是開展貿易的充分條件，還要同時考慮其相對面——交易效率的高低。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認為，貿易的開展取決于一種綜合優勢，既要考慮生產上的內生優勢或劣勢，也要考慮交易效率優勢或劣勢，要取決于二者的相對關系，即內生的生產率和交易效率的綜合比較優勢。

2.貿易的結果。在新興古典經濟學框架中，分工和貿易同時產生，貿易是專業化生產和多樣化消費這一矛盾的解決方式，貿易的結果本質上是分工的結果。分工使個體的自給率降低，每個人生產的產品種類數更少而相互交換的產品種類更多，產品生產的集中程度和個體的貿易依存度提高。貿易品種類的增加意味著市場種類的增加和社會商業化程度的提高，每個人對他人的依賴程度加強。隨著分工的深化，個體的生產結構差別越來越大，經濟結構則由自給自足時的單一結構趨于多樣化。經濟由自給自足時的互不往來到局部分工時的市場分割最后發展到完全分工時的市場一體化，市場從無到有，一體化程度逐步提高。所以，分工和貿易的直接結果是提高了個體的貿易依存度、產品生產的集中程度、社會的商業化程度、經濟結構的多樣化程度和市場的一體化程度。而且，分工減少了每個人必須的學習時間和費用，提高了專業化水平，促進了生產率的提高，使得人力可以用于新的專業產品的生產。在高水平的分工模式中，不同的人可以通過專業化生產不同的產品而增加不同的專業種類數，因此分工和貿易還促進了產品種類的增加。

3.國內貿易向國際貿易的發展。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最重要的特點在于該理論能夠揭示國內貿易為何和如何發展到國際貿易。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這一解釋力源于該理論依托的經濟學框架。新興古典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的不同就在于其前提中摒棄了新古典經濟學生產者和消費者兩分的假設，從消費-生產者個體開始分析，認為一切經濟現象都可以用個體權衡專業化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決策進行統一的解釋。國內貿易的產生是二者作用的結果，而同樣的原因也可以解釋國內貿易向國際貿易的延伸。每個消費者同時是生產者，當交易效率很低時，人們自給自足，沒有交換和貿易產生。隨著交易效率的提高，首先出現一些地方性市場，但尚不需要統一的國內市場。隨著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各分割的地方性市場逐漸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同樣的理由，當交易效率提高，分工進一步深化到可以突破國內市場規模的限制時，國際貿易就產生了。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消費---生產者的假設非常貼切，因此將個體決策過程應用到分析國家的經濟行為也同樣有解釋力。只要國家之間分工的好處超過了國際貿易帶來的交易費用，各國就會選擇專業化生產并與他國交換，貿易也就由國內貿易發展到了國際貿易階段。國際貿易之所以在國內貿易之后產生，原因就在于國際貿易較國內貿易有額外的交易費用。

4.貿易政策內生化。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不但解決了傳統貿易理論的基本問題，同時將貿易政策的選擇在模型中內生化。新興古典經濟學把交易成本和內生比較優勢概念引入李嘉圖模型[3]，證明政府的貿易政策體制、分工的均衡網絡規模與整個經濟的生產力是相互依賴的，均衡的貿易政策和國際分工水平密切相關。分工演進模型表明，隨著交易效率的改進，經濟結構的一般均衡會不連續地從自給自足跳到部分勞動分工繼而跳到完全分工。在部分勞動分工的情形下，交易效率較低的國家分工水平比交易效率高的國家要低，在參與國際分工后，國際貿易中的貿易條件更有利于分工水平更高的國家，這些國家更傾向于采取單邊自由貿易政策。而分工水平落后國從貿易中獲利甚微，因此，落后國試圖通過關稅手段來改變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以獲得較多的貿易好處。隨著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改進，一般均衡會從低水平的分工狀態非連續地跳到高水平的分工狀態。這時貿易品的相對價格不再由任一國的國內生產條件決定，而由兩國的生產條件和消費偏好共同決定。每個國家都可以通過關稅手段來爭取更多的分工利益，由此可能引發關稅戰從而使分工的好處全部消耗。在這種情況下，兩國都有意愿參加納什關稅談判，談判的結果是雙邊自由貿易。這一分析一方面解釋了單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貿易政策的選擇問題（即從單方保護轉向雙邊關稅談判到最終參與雙邊或多邊自由貿易的轉變），而且能夠解釋世界范圍內在經濟發展過渡期貿易政策的二元結構問題（即發達國家追求單方自由貿易，而發展中國家追求單方貿易保護），也揭示了在經濟發展的成熟期通過多邊關稅談判形成多邊自由貿易的局面。基于上面的分析，在政策主張上，新興古典經濟學派認為，一國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應該通過分工的自發演進來確定貿易模式。政府應該致力于通過談判實現多邊自由貿易，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降低交易費用，以促進勞動分工的擴張和深化，帶來更大的生產率收益。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新興古典超邊際分析甚至比邊際分析更支持自由貿易政策。”[4]

5.貿易與經濟發展問題。貿易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問題也是傳統貿易理論中經常涉獵的問題。與傳統結論不同的是，在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貿易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不是遵循互為條件、相互作用的機制，而是作為分工的不同側面相伴而生，二者都是分工產生和深化的結果。分工引起了貿易，同時也是分工帶來的生產率的增加促進了經濟發展。內生比較優勢隨著分工的演進會帶來一國貿易結構和格局的動態變化，并且帶來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能性。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新的研究成果還考察了一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開展國際貿易對一國國內和國家之間二元經濟結構和收入分配的影響。[5]

三、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的比較

1.與斯密絕對優勢理論的比較。新興古典經濟學是對斯密分工思想的形式化，斯密的思想是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淵源。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對斯密理論的繼承體現在：第一，貿易理論是分工理論的一個側面。斯密在《國富論》中的核心思想是分工，以分工來解釋國民財富的源泉。交換和貿易是分工的共生物，交換和貿易促進分工，而分工的利益是交換和貿易利益的源泉。斯密并沒有專門獨立的貿易理論，他的絕對成本理論是建立在他的分工和國際分工學說基礎之上的。[6]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同樣是分工和專業化，貿易作為分工的一個側面來體現，貿易理論是分工理論的一個方面。斯密的分工理論認為，分工受制于市場范圍，運輸費用是交易費用的一種具體形式。斯密強調決定市場范圍的自然地理條件和政府政策兩個因素。新興古典經濟學遵循了這個傳統，使用了交易費用這一現代概念，揭示了市場的范圍怎樣被經濟人之間的交易成本所影響，交易費用的存在限制了分工和專業化的程度，并用交易費用和專業化經濟的兩難沖突解釋貿易的產生和發展。同時，新興古典經濟學的分工理論發揚了楊格的思想，用嚴密的數學模型闡述了分工和市場范圍的相互依賴關系，并用知識的積累解釋了分工的自發演進。第二，國內交換與國際貿易具有統一基礎。在斯密的理論中，無論是國內交換還是國際貿易，直接動因都是交換比自己生產成本更低，也就是為了獲得分工和專業化的好處。同樣的，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用個人對專業化經濟和交易費用的權衡決策解釋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的產生，并且揭示了國內貿易發展到國際貿易的動態過程。第三，內生優勢理論。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和斯密絕對優勢理論都描述了生而相同的個人之間通過選擇專業化而形成生產率的差別，內生出了個體的優勢，并且專業化不斷強化這種優勢。這兩種理論都認為，不是生產力的差別導致分工，而是分工帶來了生產力的差別，因此二者都是內生優勢理論。

2.與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的比較。在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模型中，只有一種生產要素---勞動，其邊際生產率和平均生產率都是不變常數，既沒有新古典邊際分析中假定的單一要素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也沒有新興古典經濟學中考察的分工導致的規模報酬遞增。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是新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之間的分水嶺。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與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存在著本質的區別，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是一種外生靜態優勢，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是內生動態優勢。李嘉圖理論中貿易的基礎是國家間天然存在的生產率或技術差異，這種差別不依賴于個體配置勞動資源的決策。存在這種外生優勢就存在獲利的條件。在沒有交易費用的前提下，貿易的展開是必然的。李嘉圖模型將天然的生產率的差異作為分工的前提條件，重點在于揭示貿易的結構和貿易的結果，而沒有分析也無需分析一國是否開展貿易的決策。這種外生靜態優勢的缺陷在于容易導致貿易結構的靜態化，形成比較利益陷阱，而且理論認為各國會根據各自的比較優勢原則進行完全的專業化生產，這與現實狀況也有較大的出入。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貿易的基礎是一種內生的動態優勢，理論不但分析了生產率的差異是貿易的基礎，而且用分工和專業化解釋了生產率差異產生的原因，分工的演進能夠不斷創造和增進生產率差異，形成動態優勢，克服了李嘉圖理論的缺陷。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用自己的思路和方法對李嘉圖模型進行了重新分析。對于李嘉圖模型而言，當存在外生技術差異時，外生技術比較優勢可以帶來分工經濟，是否利用比較優勢所帶來的分工的好處，要同時考慮交易效率的高低，這種分工經濟與貿易帶來的交易費用是一對兩難沖突，二者折衷的一般均衡結果決定一國是否開展貿易。由此可見，相比較而言，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較李嘉圖的貿易理論具有更強的解釋力。但在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史上，李嘉圖比較優勢原理的價值和意義不容低估。李嘉圖理論中最具啟發意義的是比較的方法。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沿用了比較優勢的概念。在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貿易的基礎即分工帶來的內生優勢未必一定是絕對優勢，也可以是內生比較優勢。而且，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還借此創造了交易效率比較優勢的概念。

3.與新古典貿易理論的比較。新古典貿易理論是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內建立的標準的貿易理論形式。新古典經濟學和新興古典經濟學兩種框架的不同特點決定了貿易理論在經濟學中的不同地位。新古典貿易理論是從新古典經濟學的概念和前提出發，利用新古典的邊際分析、均衡分析方法考察國際貿易問題，是新古典經濟學基本框架外的一個理論分支。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則是該學派理論框架中的基本問題，即分工問題的一個側面。就貿易理論的內容而言，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的思想淵源不同，二者分別沿襲兩條不同的貿易理論的發展線路，兩種理論對貿易基礎的認識不同，前面關于斯密理論和李嘉圖理論的區別也適用于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2001年，楊小凱、張永生曾撰文批評新古典貿易理論的邏輯矛盾和缺陷，并指出，新古典貿易理論中產品要素密集度在兩國相同并且保持不變的假定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現實中都是容易被的。[7]“用傳統的資本密集或勞動密集這類概念來解釋貿易的原因和結構等問題就缺乏實用性，這種概念也變得沒有意義了。”而這些問題完全可以用新興古典經濟學框架中的專業化經濟和交易費用的對比來解釋。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可以將新古典貿易理論含于解釋框架之內。

4.與新貿易理論的比較。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與新貿易理論相比，二者既有相同之處又存在區別。相同之處在于兩種貿易理論模型都是內生優勢模型。這兩種貿易理論的前提都是個體或國家的先天條件完全相同。二者都假定不存在先天優勢而專于分析后天優勢。而且，在創造內生比較優勢的同時伴隨著生產率的提高、貿易依存度的增加和經濟增長。盡管都是斯密內生理論的繼承，但兩種理論依托于不同框架，這就決定了二者仍然存在區別。第一，雖然都是后天獲得的比較優勢，但是這兩種內生優勢產生的基礎不同。新貿易理論中內生優勢的基礎是規模經濟，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是專業化經濟。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是互不相同的兩個概念。在新古典框架中兩分的假定之下，專業化經濟變得沒有意義，而只用規模經濟反映分工經濟的量的方面。而新興古典經濟學框架用專業化經濟代替規模經濟概念，認為只有專業化經濟才是遞增報酬的真正原因，經濟增長的促進因素是分工和專業化而不是規模經濟。而且，在新興古典框架中，專業化經濟和消費多樣性是可以相容的。第二，新貿易理論不能解釋國內貿易向國際貿易的演進。新貿易理論基于新古典框架，國內貿易是消費者和生產者兩分假定的自然結論。貿易理論只用于解釋國際貿易，與國內貿易二者間沒有聯系，也就沒有國內貿易向國際貿易的演進。而新興古典經濟學框架修訂了基本的前提假定，從而將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聯系起來，給出了統一的解釋，同時，用解釋貿易產生的原理解釋了國內貿易向國際貿易的演進。

總體看來，與傳統的貿易理論相比，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創新優勢體現在：

第一，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是內生動態比較優勢模型。新興古典貿易模型不僅將貿易原因內生化，還同時考察了分工演變的不同側面，將產品種類、商業化程度、市場一體化程度、一國卷入貿易的程度、經濟結構、收入分配、貿易政策等問題同時在模型中給出解釋，把內生性貫徹到底。同時，模型中的內生比較利益會隨分工的發展而不斷被創造和增進，因此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模型是動態優勢模型。

第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是理論和政策統一的模型。傳統的貿易理論分為純理論和政策理論。國際貿易純理論論證貿易利益的存在，之后再結合政策制定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對各國貿易政策選擇做出說明。而新興古典貿易模型則既解釋了貿易理論的基本問題，也說明了一國貿易政策的選擇和演變。

第三，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是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統一的模型。新興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中貿易的原因和基礎的創造在國內和國際都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理論能夠對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給出統一的解釋并能解釋從國內貿易到國際貿易的演變。因此，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是國內國際統一的“貿易理論”而不只是“國際貿易理論”。

篇4

自從新古典經濟學框架成為當代經濟學的主流學派以來，作為微觀經濟理論延伸的貿易理論一直在新古典傳統下演進和發展。盡管新貿易理論（NewTradeTheory）代表了一股長期以來對標準的新古典貿易理論不滿的暗流，但總的來說，它也只是在新古典傳統內部修修補補，難以剔除新古典框架的一些致命缺陷。

80年代以來，以澳大利亞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用非線性規劃（即所謂的超邊際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數學規劃方法將被新古典經濟學遺棄的古典經濟學中關于分工和專業化的高深經濟思想形式化，發展出新興古典經濟學，使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由給定經濟組織結構下的最優資源配置問題轉向技術與經濟組織的互動關系及其演進過程的研究。新興古典經濟學在分析工具上比新古典經濟學更新，而在思想淵源上則比新古典經濟學更古。其中，斯密用分工來解釋國際貿易的論述被楊小凱等人以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決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進為基礎發展成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又稱內生貿易理論。本文旨在將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進行比較，并作出一些簡單的評價。

二、與傳統貿易理論的比較及其發展

可以說，楊小凱是第一個脫離新古典經濟學框架，用分工和專業化來解釋貿易現象及其本質的經濟學家。他的理論能夠解釋一些傳統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的現象，同時澄清了傳統貿易理論帶給我們的一些錯誤觀念。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與傳統貿易理論的不同點就在于其所依托的經濟學框架存在很大的不同，具體來說體現在如下幾點：

1.理論的思想淵源不同

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的思想精華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1）市場競爭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能使社會福利最大化；（2）勞動分工能使生產率提高并受到市場范圍的限制。

應該說，新古典經濟學成功地描述了古典經濟學的第一個思想，卻與第二個思想相沖突。新古典經濟學在將市場競爭的作用形式化時，最初采用了無規模報酬的生產函數這種最簡單的數學工具，它使古典經濟學的分工思想變成了與市場競爭不相容的東西。因為按照斯密的分工理論，分工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是基于專業化能夠提高生產率的原理，而這一原理與遞增規模報酬有關。新古典貿易理論也采用無規模報酬的假設，從而先天不足，以致于企業的組織結構、規模大小、市場競爭地位及其相應的市場結構都對貿易的模式、成因、結構、得益等沒有影響。造成這種問題的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的生產函數只表明一種投入產出的純技術關系，不允許遞增報酬的存在，并且忽視了社會經濟組織的演進與生產率的互動關系。

事實上，古典經濟學家的研究重點是專業化、勞動分工和交換的關系。在斯密和馬克思看來，勞動分工是經濟生活的核心現象，社會經濟組織結構是經濟學研究的中心，馬克思更將其歸結為生產關系的研究。楊格（AllynYoung，1928）的經典論文指出：“在全部經濟學文獻中，最富有啟發、富有成果的一般法則就是斯密定理（勞動分工受到市場范圍的限制）。”（注：YoungA.（1928）,IncreasingReturnaandEconomicProgress,TheEconomicJournal,38:P527—42。）然而，由于后來德布魯把新古典經濟學變成公理化體系，用斯密的分工思想來解釋國際貿易的理論逐漸地為人們所拋棄。70年代以來，依托于新古典框架的新貿易理論逐步產生和發展，盡管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不足，但始終難逃“舊瓶裝新酒”之嫌。楊小凱用現代數學分析工具將古典經濟學的思想精華充分發揮并加以形式化，創立了以古典經濟學的分工思想為基礎的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堪稱是貿易理論領域的一次革命。

2.前提假設、分析方法不同

就前提假設和分析方法來看，新古典經濟學存在三個致命缺陷：第一是采用消費者——生產者的兩分法。消費者不生產，必須從廠商處購買所有消費品，因此國內貿易必然存在，消費者不能選擇自給自足，也不能選擇專業化的水平和方向；而廠商的存在是給定的，所以導致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重點是給定經濟組織結構下的最優資源配置問題。這種兩分法使得新古典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經濟組織如何從自給自足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也無法解釋國際貿易如何從國內貿易中產生等現象。第二，新古典經濟學用規模經濟概念替代專業化經濟概念，而規模經濟概念只能表明投入產出間的純技術關系，卻不能反映專業化水平、經濟組織結構的演進對生產率的影響。第三，新古典經濟學采用馬歇爾開創的邊際分析方法。邊際分析主要用于處理內點解問題，而現實生活中的經濟決策往往是角點解問題。（注：角點解意味著某些決策變量的最優值是零。一般講，買汽車的人不會自己生產汽車，即其購買量為正數，而其生產量為零；在自給自足的情況下，產品的生產量為正數，而其購買量則為零。相反，內點解則意味著決策變量的最優值不是零。）

新興古典經濟學克服了上述缺陷。首先，在該體系中每個決策者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這意味著每個決策者可以選擇專業化方向和水平。廠商的出現也不是外生給定的，而是從模型中內生而來。其次，用專業化經濟來替代規模經濟那種純技術概念，并且引入交易費用的概念，從而產生專業化經濟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即專業化一方面提高生產率，使決策者擁有更高的生產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多樣化消費的偏好，專業化必然意味著要從其他專業的決策者手中購買更多的商品，這就需要支付更大的交易費用。最后，新興古典經濟學采用超邊際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analysis），即對每一角點進行邊際分析，然后在角點之間用總效益費用分析，這是處理最優決策的角點解所必須的。

3.對貿易基礎的認識不同

當代貿易理論公認的一個事實是：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是對斯密的絕對優勢的一個發展。當然，如果靜態地看，情況確實如此。但是，如果允許比較優勢在模型中內生，并且隨著分工的發展而不斷演進，那么斯密基于分工和專業化的絕對優勢概念比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概念更為寬泛和重要。許多經濟學家曾指出，個人之間生產各種物品的生產率的先天性差異遠不如個人之間由于分工和專業化而產生的生產率差異來得重要。正如斯密所說：“人們天賦才能的差異，實際上并不象我們所感覺的那么大。人們壯年時在不同職業上表現出來的極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數場合，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注：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97年上卷，第15頁。）。如果我們接受先天的生產率差異（即外生比較優勢）作為分工的條件，那么就會導致貿易產品、方向和格局的靜態化，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為分工的結果出現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則預示著一國貿易動態發展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能性。

基于分工造成生產率差異的內生比較優勢能夠隨著分工的逐步發展而不斷演進，而且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是加速知識積累和生產率內生進展的動力并且楊格定理告訴我們，分工存在自我繁殖的機制，因此基于分工和專業化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就成為一國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持續不斷的源泉。而外生比較優勢不能內生地演進，對于分工、生產率進步和加速知識積累沒有什么影響，因而一國的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就只能歸功于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釋的外生技術進步。這是新古典貿易理論無法解釋很多現象的根本原因。

根據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如果事前相同的個人選擇不同的專業化水平生產不同的產品，只要專業化報酬遞增，就可能存在比較優勢。這就是說，按照斯密的定義，比較優勢可能存在于所有個人事前相同的場合。而根據李嘉圖的定義，在這種場合比較利益不可能存在。換句話說，這種比較優勢的存在與否，取決于人們對于專業化程度的決策。我們將這種由于選擇不同專業方向的決策造成的事后生產率差別稱做內生比較優勢，而將以外生給定的個人之間的技術和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優勢概念稱為外生比較優勢。

新貿易理論也對此作出了相似的研究。格羅斯曼和赫爾普曼（1989）把以規模報酬遞增為基礎的比較優勢稱為后天獲得的比較優勢，而把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概念稱為先天自然的比較優勢。

4.對貿易利益的主張不同

按照新古典貿易理論，如果國與國之間存在外生比較優勢，則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國際貿易必定會產生，而且實行自由貿易能夠提高一國的福利水平。新貿易理論中的規模報酬遞增的貿易模型預言，國際貿易總是優于自給自足，因為世界市場上一個經濟聯合體的規模總比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要大得多。因此，沒有政府干預時不可能出現自給自足。那么，國際貿易的存在一定會帶來貿易利益嗎？它一定優于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狀態下的福利水平嗎？

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通過引入交易效率的概念，能夠解釋國際貿易之所以從國內貿易中產生是因為一國的交易效率的改進。交易效率與交易費用負相關，各種交易費用（內生或外生）越高則交易效率越低。如果交易效率極低，則自給自足是均衡，因而無需國際貿易和國內貿易。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改進，則國內貿易將因一國之內的分工水平提高而產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改進的幅度不是很大，則在沒有形成全國統一市場時，貿易可能在各個地方性市場內進行。隨著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改進，全國性市場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產生。如果交易效率繼續提高的話，則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會要求更大的市場規模與其相適應，此時局限于一國市場之內的貿易和產品交換無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經濟，因此國際貿易便會從國內貿易中產生。總之，國際貿易給一國帶來貿易利益的先決條件是該國的交易效率應當足夠高，以便適應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分工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大規模的市場與之相適應，由此國際貿易才成為必要。

三、評價與借鑒

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對貿易理論的研究作了突出的貢獻，其影響是巨大的。它使我們重新思考傳統貿易理論中一些已有定論的命題，同時也提供給我們許多新的視角和觀點。我們認為，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可能正代表未來貿易理論發展的主流方向。以下簡要地對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作幾點評價。

1.重新闡釋了絕對優勢、比較優勢等貿易理論中的核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將貿易理論整合到統一框架下。

如果以事前和事后的生產率差別來區分不同的比較優勢，那么不同貿易模型中的比較優勢就可以劃分為內生比較優勢和外生比較優勢。其中，李嘉圖模型的比較優勢稱為外生的技術比較優勢，H—O模型的比較優勢稱為外生的資源比較優勢，新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稱為內生的規模經濟比較優勢，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的比較優勢稱為內生的專業化經濟比較優勢。

從勞動分工的角度來看，國際貿易賴以產生的分工基礎有兩種：一種是基于技術和資源不同的外生比較利益的勞動分工，一種是基于規模經濟和專業化經濟的內生比較利益的勞動分工。也就是說，從貿易產生的原因看，傳統貿易理論的核心是比較利益，而新貿易理論和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則是遞增規模報酬。當然，實際經濟是兩者的混合體，既有比較利益，又有遞增規模報酬。如果能夠將傳統貿易理論與新興古典貿易理論進行有機的整合，則存在著將現有貿易理論納入到統一框架之下的可能性。很顯然，傳統貿易理論不可能包含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因為按照新古典理論，普遍的遞增規模報酬會使一般均衡不存在或不是帕累托最優。相反，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卻能夠包含傳統貿易理論。楊小凱（1997）將外生比較利益因素引入基于遞增規模報酬的新興古典貿易模型，從而將傳統貿易理論的基本思想納入到新興古典貿易理論的框架之下，這在一定程度上將現有的貿易理論整合到統一框架下。

2.糾正了新貿易理論的錯誤結論，為其完善和發展指出了一條可行之路。

新貿易理論假定存在規模經濟與多樣化消費的兩難沖突，也就是說，規模經濟的充分利用要求與更大規模的市場相適應。如果一國的人口或經濟規模很大，則能夠更充分地利用規模經濟的好處，因此人口的增加會帶來生產率的上升。這與日本、香港的經驗是一致的，但是卻與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國的經驗相悖，因為對于后者而言，人口增長率高對經濟增長并無積極作用。按照新興古典貿易理論，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是交易效率，人口增長率對于一國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中性的。在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國，由于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各種紛繁復雜的行業進入壁壘、國內市場諸侯割據、法律法規不健全等等因素，導致交易效率低下，均衡的分工水平很低，因此出現高人口增長率與低生產率并存的現象。而在香港等地，由于高效率的政府、健全的法制等因素保證了高交易效率，所以高人口增長率與高經濟增長率并存。

其次，新貿易理論的最大弱點在于根本不存在一個為經濟學界廣泛認可的不完全競爭模型，所以必須按照不同的市場結構、不同的產品差異性來構造相應的貿易模型，導致新貿易理論的各種模型紛繁復雜，難于統一，無法形成對傳統貿易理論的替代。

然而，正如我們下面將要指出的，在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以專業化為基礎的遞增規模報酬與競爭性市場是相容的。因此，如果新貿易理論能夠正確地解釋其遞增規模報酬的微觀基礎，不再基于規模經濟而是基于分工和專業化來建立相應的新貿易理論模型，那么就完全可以避開對于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的處理問題，從而為其蓬勃發展提供一種新的發展思路。

3.采用每個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框架，能夠說明國際貿易如何從國內貿易中產生，從而將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的原理統一起來。

按照現有的貿易理論，如果沒有政府干預，則當國與國之間存在外生比較優勢或內生的規模經濟比較優勢時，國際貿易一定會產生。但是，它卻無法解釋同樣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為什么古時候只有國內貿易就足夠了，而現在卻需要國際貿易，而且國際貿易量越來越大。這是由于現有的貿易理論假定純消費者——純生產者的絕對分離，所以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的原理不同。國內貿易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消費者不貿易便不能生存，所以即使沒有比較利益和規模經濟，國內貿易也會存在；而沒有這兩個條件，國際貿易便不會產生。

在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存在著專業化經濟與交易費用的兩難沖突。由于這個沖突，當交易效率低下時，分工的好處被交易費用造成的福利損失所抵消，人們選擇低分工水平即自給自足，不需要國內和國際貿易。當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得分工的好處大于交易費用所造成的福利損失時，貿易開始在很多地方性市場中出現，但國內統一市場是不需要的。隨著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國內統一市場出現。如果交易效率再進一步提高，則國內市場規模限制了分工的發展，所以國際貿易成為必要。可見，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是第一個能解釋國際貿易如何從國內貿易發展而來，并將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的原理統一起來的理論。

4.解決了遞增規模報酬與競爭市場的相容性問題，存在競爭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的一致性。

新古典貿易理論中，多樣化消費偏好意味著，一種產品的消費者數目必定很大；規模報酬遞增則使得在均衡狀態時，該種產品的生產者數目必定很小。一種產品的消費者從而生產者寡，即消費者與生產者地位上的不對稱，使得廠商有能力根據向下傾斜的需求曲線操縱價格，而消費者卻無法影響價格。當規模經濟普遍存在時，由此所產生的遞增規模報酬與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即競爭性市場）難以相容。

新興古典貿易理論成功地解決了這一問題，使得貿易理論的發展不必再糾纏于遞增規模報酬是否與競爭性市場相容的問題。首先，生產的專業化需要每個人付出他自己的勞動時間，而這種時間顯然不能在人與人之間轉移和代替，所以對專業化經濟而言，勞動時間的規模總是有限的，因此專業化經濟所產生的遞增規模報酬存在一個界限，即專業化經濟產生的是有限度、有范圍的遞增規模報酬。其次，采用每個人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的框架，則每個人都可以選擇一種職業，這就決定了他買什么和賣什么，即每個人的需求是由其供給決定的，這被楊格稱為倒數需求律。在新興古典貿易模型中，楊格的倒數需求律一直保持著，即消費需求和生產供給總是同時決定的。由于倒數需求律的作用，分工中專業化生產者對其產品價格的操縱能力會相互抵消，因此在新興古典貿易理論中，以專業化為基礎的遞增規模報酬與競爭的市場是相容的。這與當代西方的經濟實踐是一致的。在美國，利用規模經濟并不會導致市場失敗，因此不需要政府的干預。私人企業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總是爭著合并成最優規模的大企業，這不但不會限制競爭、形成壟斷，相反卻加劇了競爭，因此，存在自由進入的自然壟斷并不像新古典經濟學描述的那樣可怕，而真正可怕的卻是由于政府干預造成的限制貿易自由和行業進入自由的行政強制性壟斷。

篇5

關鍵詞：近代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馬克思制度分析框架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6)03―0005―08

從廣義上講，馬克思采用了制度分析，是較早把制度納入經濟分析中的理論家。但是馬克思在理論基礎、分析工具方面既不同于早期的制度經濟學家，也不同于后來的新制度經濟學家，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有其獨特的視野。國內外不少學者認為馬克思理論就是制度經濟學理論，這種判斷準確嗎?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新舊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到底存在什么區別?構建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制度分析框架，確立馬克思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地位是本文要探討的一個中心問題。

一、文獻綜述

近些年來，制度分析已經成為經濟學甚至社會科學中的一種流行方法。國內外關于馬克思理論與制度經濟學關系的文獻越來越多。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1．馬克思就是制度經濟學家。日本學者繁人都重認為“在凡勃倫之后，制度經濟學的發展方向呈現出了多元化的趨勢，出現了繆爾達爾、加爾布雷斯等制度經濟學家。我把馬克思也看成是一位制度經濟學家或許走得太遠了。但是根據我以社會經濟制度和技術進步相互影響大小的界定，馬克思在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問題上是最成功的，這十分令人欽佩。這也算是我所界定的制度經濟學的一個特點吧。”[1]123這種觀點把馬克思理論劃入了制度分析體系中。但在國外理論家中認為馬克思是制度經濟學家的人并不多，反而在國內，我國不少學者認為馬克思是真正的制度經濟學家。對于制度主義如何定義理論界并沒有公認的看法，寬泛地講，我們可以把注重制度分析的經濟學家都可稱作為制度經濟學家。但是嚴格地講，我們還是應該以美國近代制度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作為討論的參照點。

2．馬克思理論中的一些概念能為制度分析所用。法國的亨利?勒帕日在其《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一書中指出，新制度經濟學從一些純粹的馬克思概念(例如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聯系)出發，反而可以發展一種解釋歷史的非的經濟分析。馬克思關于制度分析的一些概念和原理對制度經濟學家產生過重要影響，有的甚至借用馬克思所使用過的一些概念。但由于這些學者在價值觀及理論基礎等方面的差異，在借用馬克思的制度分析概念時得出非的經濟分析是可以理解的。這也表明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西方制度經濟學家的分析是有差異的。

3．馬克思的制度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分析框架。諾思說：“在詳細描述長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2]23。從諾思的這段話來看，制度變遷可以分為長期的制度變遷和短期的制度變遷。馬克思的制度分析適用于長期的制度變遷分析，而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則適應短期的制度變遷分析。這種分類從表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種“二元狀態”是不利于把制度分析作為一種分析范式發展的。我們需要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構建一個一般的制度分析范式。

二、馬克思制度分析與制度經濟學家的異同

重視對制度的研究，既是馬克思理論的特點，也是新舊制度經濟學派的共同點，這是共同的切入點，但在理論基礎或參照系上有較大差異：馬克思的理論基礎是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科斯定理，近代制度經濟學是反理論的；在分析工具或框架上，新制度經濟學是新古典經濟學的，馬克思是歷史唯物主義，舊制度學派是描述式的。

(一)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近代制度經濟學的異同點

近代制度主義在奠定了制度規范和習慣的重要地位后，低估了花大力氣描述經濟政治制度的性質和功能這種工作的意義，制度主義者變成了出類拔萃的資料收集者。這種錯誤主要是方法上和認識上的，并且除了凡勃倫和少數其他人外，許多制度主義者都犯了這種錯誤。這種錯誤主要體現在他們企圖通過越來越細地描繪具體的經濟制度的圖景來展示“現實”。近代制度學派沒有理論框架。沒有理論框架，科學就不可能進步，并且沒有任何對現實的觀察是獨立于理論或概念的。近代制度學派一直執行著雙重職能：一方面提供對主流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批判；另一方面，提出關于經濟的以及進行經濟研究分析的一個可供替換的概念體系。

近代制度學派思想的主要特點是整體主義和進化主義。制度經濟學的更深層次的主要問題包括以下六個方面：(1)一種關于社會變化的理論。(2)一種關于社會控制和集體選擇的理淪。(3)一種關于政府經濟職能的理論。(4)一種關于技術的理論。(5)基本的原理是：資源配置的真正決定因素不是市場，而是社會的組織――制度、權力――結構。(6)側重價值概念超出價格的方面，側重由社會生活的風俗習慣所代表和實現的價值，側重潛伏在法律的運行準則中并由其實現的推定價值[3]932。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近代制度經濟學有許多共性的東西：都強調整體主義和進化主義；都把技術(或生產力)作為解釋社會經濟變化的決定性因素；都認為資源配置的真正決定因素不是市場，而是社會的組織――制度、權力――結構等。

從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近代制度學派的關系來看，凡勃倫的社會演化思想的形成過程受到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影響。但是，他不同意馬克思的結論，凡勃倫雖然對馬克思非常推崇，但是他并不贊成馬克思關于制度演化有明確目的性的結論。在凡勃倫的社會經濟系統演化框架中，他認為該系統演化的動力是人口、知識和技能的改變(主要是技術)，這些條件的變化，會引起人們對經濟和福利預期的變化，人們出于生計和改善自身稟賦的動機，從而推動社會的變遷。他認為，人類社會經濟制度演化的過程是漸進的，制度的演化過程也是新舊制度之間的競爭過程，新舊制度及其與它們所代表的習慣、方式之間的沖突推動了社會演化。從凡勃倫的人類社會經濟系統演化框架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其技術與社會習慣兩個層次的沖突與互動分析理念。他認為，技術對制度安排有積極的促進作用，而社會慣例和既得利益會阻礙人類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在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的關系上，凡勃倫與馬克思一樣，是技術決定論者。

實際上，與近代制度主義的主要差別是在理論觀點而非方法論方面。奧哈諾認為，凡勃倫真正地遵循了馬克思的道路，但他試圖使現代化。馬克思和凡勃倫對理解制度和構成制度基礎的社會財富提供了深刻的見解，把他們對立起來是輕率的和錯誤的。因此，奧哈諾把馬克思與凡勃倫視作制度與演化政治經濟學的兩位奠基者，并廣泛探討了這兩大傳統在當展的內在聯系。霍

奇遜指出，老制度主義雖有其優點，但它過去并沒有馬克思那種提供理論體系的能力[4]。老制度學派有零碎的觀點，但是缺乏一個對制度問題進行有效解釋的理淪體系。

(二)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異同點

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近代制度經濟學的共同點要比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新制度經濟學的共同點要多得多。如前所述，與近代制度主義的主要差別是在理論觀點而非方法論方面。但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新制度經濟學分析的差異，既表現在理論觀點方面，也表現在方法論方面。

從基本信念來看，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新制度經濟學家的基本信念是有較大差異的。馬克思在制度分析方面更多地偏向于制度的平等性或公平性方面，而新制度經濟學家則更多地偏向于制度對經濟績效方面；馬克思制度分析更強調整體分析和進化論(與舊制度學派相似)，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更多地使用個體主義方法論。馬克思制度分析是技術決定論，而新制度經濟學家則更多的是制度決定論(諾思)等等。

新制度經濟學最有用的研究框架是由威廉姆森提出來的(Williamson，2000)。威廉姆森的框架區分了社會或制度分析的四個相互關聯的層次。我們可以在威廉姆森提出的這個研究框架中探討馬克思的制度分析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異同點。威廉姆森框架的四個層次為：

第一層次：嵌入制度或者社會和文化的基礎。這是制度層級的最高層次，包括非正式制度、習俗、傳統、道德和社會規范、宗教以及語言和認知的一些方面。

第二層次：基本的制度環境。這個層級的制度包括基本的制度環境，威廉姆森稱之為“博弈的正式規則”。這個層級的制度包括：詳細制定的憲法、政治體制和基本的人權；產權及其分配；使政治權利和產權、貨幣、基本的金融制度，以及政府的征稅權力等得以實施的法律、法規以及相關的制度；有關移民、貿易和外國投資規則的制度；推動基本制度環境變遷的政治、法律和經濟機制。

第三層次的制度是治理機制。這一層級制度包括被威廉姆森稱之為的“博弈的玩法”。這個層次的制度包括：其基本結構的性質得到詳細說明的、個人交易商品、服務和勞動的制度(如競爭性的市場)；制約和影響合約及交易關系的結構、商業企業的垂直和水平的結構以及內部調節的交易和市場調節的交易之間的邊界的制度；公司治理以及支持私人投資和信用的金融制度等。

第四層次是指短期資源分配制度(新古典經濟學)。在以上三個層級的制度給定的情況下，這一層次的制度實際上指的是經濟的日常運行[5]。

馬克思的制度分析主要是在第一、二層級的制度問題。實際上威廉姆森在這四個層級中所涉及的核心問題是制度如何興起和演化的問題。大多數從事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人關心的只是兩個核心但又不同的問題：(1)制度如何影響經濟增長；(2)制度如何興起[6]2。制度如何興起與演化以及制度對經濟績效的作用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威廉姆森在上述四個層級所提出的問題可以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框架中得到解釋。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框架具有解釋制度如何興起(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制度對經濟績效的作用(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的特性。這也是我們提出建立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制度分析范式的主要理由。

從理論上講，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制度分析已經得到西方一些學者的承認。新制度經濟學在對制度問題的分析中發現，馬克思對社會經濟發展問題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有人認為，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實際上是在馬克思的分析框架內引入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抽象掉生產關系與制度的演變來分析經濟的運行，這是西方正統經濟學的問題所在。新制度經濟學要找回的就是被正統經濟學家忽略掉了的制度問題、產權問題、國家問題甚至意識形態問題。在短期的分析中可以抽象掉制度，但是在長期的社會經濟發展分析中制度是至關重要的。諾思認為，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于強調了結構變遷和社會生產潛力與產權結構之間的矛盾。這實際上就是指馬克思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作用的原理。此外，馬克思的國家理論、意識形態理論等對于新制度經濟學的形成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于人類社會不同社會形態的轉型及其相應的制度變遷規律，我們只能用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制度分析框架來解釋。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互動，以及生產關系的變革來解釋歷史，就是用制度變遷來解釋歷史。在這方面，新制度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的傳統，以致道格拉斯?諾斯對西方歷史的解釋，至少在前現代部分都與馬恩的解釋極為相仿。[7]

制度經濟學現在還缺乏一種用于解釋人類社會制度變遷規律的一般理論范式。當前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發展中一個突出問題是如何對其理論體系進行梳理和整合研究。如美國經濟學家阿蘭?斯密德所說，制度經濟學的問題不是沒有理論，而是擁有太多彼此孤立的理論。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當代西方經濟學界的制度研究有三大流派，(1)以交易費用為分析工具的“新制度經濟學派”。(2)以Kenneth Ar―row、Frank Hahnt及George Akerlof等一批當代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為代表，他們使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引進交易費用研究制度的作用和選擇。(3)以博弈論，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發展起來的演化博弈論為工具的制度分析，主要代表人物有KenBinmore、H?peyonYoung、RobertSugden及AvnerGreif等[8]4。但是這些研究存在兩個無法解決的問題，第一，上述研究成果分別從不同切入點研究了新制度經濟學的體系及其構成，但沒有把“擁有太多彼此孤立的理論”的新制度經濟學系統化，缺乏具有內在邏輯聯系的理論體系。第二，上述研究成果的一個共同問題是沒有揭示新制度經濟學有關的演進分析和制度變遷規律。

三、確立馬克思在制度分析中的重要地位

關于制度分析的宏大的理論框架是以對人類社會歷史的總體性解釋框架――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的。在歷史唯物主義總體框架的基礎上，可以構建完整的制度理論框架。因此，制度分析理論在本質上是一種宏觀動態的整體制度分析理論。從制度分析的構成出發，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結構(制度)的總體框架可具體化為關于制度分析的七個基本問題。

1．馬克思制度分析的基本方法

馬克思制度經濟學基本研究方法是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這一方法被許多經濟學家歸結為制度整體主義。但是我們認為，馬克思的制度分析又與制度整體主義是有區別的。根據這種制度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社會不是個人的簡單加總，相反，由特殊的社會結構決定的社會整體決定個人的屬性，決定個人的生存和行動空間。這樣，一定的社會制度是體現不同階級或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生產關系，是社會系統結構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的產物。不是理性的個人的自由選擇導致經濟制度的變遷，相反，是社會結構和制度的變遷決定著個人的行為方式和選擇空間。

制度整體主義比制度個人主義更接近于對于現實的人的分析。個人主義方法論是新占典經濟學研究經濟問題的方法，它往往把制度作為既定的前提或把制度抽象掉。但是在研究制度問題時個人主義方法論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例如，從“規則遵循者”與理性最大化者的關系來看，前者建立習慣和常規，更重要的是采納社會規范和慣例；后者則根據其環境和機會的變化調整其行為，以使他的凈收益最大化。規則遵循者更多地體現了制度整體主義的思路，而理性最大化者則體現了個人主義方法淪。

2．馬克思的制度概念及其特征

馬克思明確地將生產關系總和定義為經濟基礎或社會經濟基礎，并將立足于其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視為真正的社會制度。因此，制度范疇在經濟學說中包含著作為經濟制度的生產關系和作為上層建筑的與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制度體系兩個層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種僅限于經濟關系領域內的狹義的制度，后者則可以被視為一種廣義的制度。經濟制度本身因此構成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和目的，并形成了一個宏大的制度分析的理論體系。[9]31與制度經濟學家關于制度的定義相比，馬克思對制度的定義更好地揭示了制度的實質。

馬克思注重制度分析并把制度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內生變量。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制度因素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內生變量，而不是獨立于社會經濟發展之外的。馬克思揭示的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規律能夠有效地解釋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變遷過程。在馬克思看來，任何社會的生產都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及其制度條件下進行的，并且不同的制度其效率也是不同的，例如資本主義制度比封建制度、奴隸制度更有效率。新制度經濟學在這個基礎上把成本―效益分析引入了制度效率分析之中。

馬克思的制度分析具有歷史性。社會的變遷不是驟然發生的，而是許多因素長期累積的結果。要理解現在，展望未來，就要重新認識過去。研究長期的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必須將其放在歷史的長河中考察。無論新制度經濟學如何深入發展，從歷史的長河中尋求制度變遷的規律是其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在對社會制度的認識上，在其最內在的本質上是歷史的觀點，而人的社會實踐就成為制度分析的理論視角。事實上，也只有從這一視角出發，才可能使研究接近社會歷史發展的現實過程。[9]32

馬克思的制度分析還具有演進性和動態性。馬克思在寫給恩格斯的信中曾指出，達爾文進化論構成了他們學說的自然歷史之基礎。但馬克思的制度變遷大綱拒絕達爾文的“漸進”觀點，強調了社會制度以革命形式表現的突變，這與達爾文的思想有異，但卻與現代生物學關于“突變”和“漸變”是進化形式的框架相一致。與馬克思同時代的許多經濟學家，都將制度作為經濟分析的外生變量而不加以考慮。而馬克思明確指出，古典經濟理論的錯誤就在于“把資本主義制度不看作是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后的形式”[10]16。馬克思認為制度是可變的，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下，人類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都處在不斷的發展變化中。

3．馬克思關于制度性質的分析

馬克思制度分析的一個突出特點在于其對于制度性質的分析，這也是馬克思不同于制度經濟學的重要之點。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制度(包括之前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是人剝削人的制度、不公正的制度，而新制度經濟學卻并沒有分析制度的性質，只是分析了制度的功能，并以所謂的效率替代了其他標準。在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看來，有效率的制度就是好制度。什么是最好的制度?阿蘭?斯密德提出了四條標準：(1)效率，(2)自由，(3)民主與全體一致性，(4)交易成本最小化。有人認為交易成本是制度存在的惟一原因，如果交易成本為零，制度就沒有必要存在。[11]113-116

馬克思關于制度性質的分析是馬克思不同于西方制度經濟學的重要地方，選擇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的制度是的追求。馬克思關于人的“異化”問題的分析也可以用來分析資本主義制度問題。馬克思的分析也表明，資本主義制度是有效率的制度，但它是一個剝削、不公正、不公平的制度。關于制度分析的宏大的理論框架是以對人類社會歷史的總體性解釋框架――歷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的。這就不同于以新占典經濟學為基礎的新制度經濟學。也就是講，在制度性質的分析上，馬克思的制度分析更全面、更客觀、更科學。僅僅從效率(或績效)方面去研究制度是不全面的。

4．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及基本觀點

馬克思的制度理論強調所有制、所有權在社會制度及其變遷中的基礎地位。馬克思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化是社會經濟形態更替的基礎與體現。

經濟學強調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水平決定所有制的結構和演變，而西方產權經濟學則強調交易費用、相對價格水平和人口因素對產權結構及其演變的影響。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從宏觀的、動態的、歷史的角度探討了生產力及其發展水平與所有制之間的關系，揭示了所有制演變的一般規律。這種分析框架受到了新經濟史學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諾思的高度贊揚：“馬克思的分析力量恰恰在于強調了結構變遷和社會生產潛力與產權結構間的矛盾”。[2]207

總的來看，馬克思所有制理論與西方產權理論在對社會財產關系的分析層次上并不一樣，它們之間具有較大的差異是必然的。西方產權理論作為一種分析工具，是可以用來分析我國經濟中的問題的，但是我們不能用西方產權理論代替馬克思的所有制理論，因為在一些深層次問題的探討上馬克思所有制理淪仍然具有強大的解釋力。如馬克思關于所有制與社會性質關系的分析，所有制與分配關系的研究，所有制與公平關系的研究等都是西方產權理論無法比擬的。

5．馬克思關于制度變遷分析的框架

認為，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相互關系上，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有什么樣的生產力，就會有什么樣的生產關系。由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兩個基本原理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結構的統一的理論模型，即生產力――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其實質是對社會結構及其一般運行機制問題的理解與回答。馬克思系統地分析了社會關系即經濟制度的變革。這――分析用數學函數關系可表示為：I＝f(Q，P，T)，式中I為經濟制度，Q為社會生產力，P為政治上層建筑，T為意識上層建筑。由此可知，馬克思是把社會生產力的變化發展視為制度變革的根本原因。

從制度分析的角度來看，上述模型同時也是解釋全部制度現象的產生、結構，以及演變機制和規律的統一的理論模型。第一，它相當直觀地表現了整個制度現象產生的根源、機制和結構；第二，它具有適應制度分析所需要的宏大的分析結構、長期的動態特性的研究特征。因此，它在成為整個制度(包括經

濟制度、非經濟制度及一般制度)分析的邏輯基礎的同時，也成為了分析的邏輯起點。[9]31

6．馬克思關于制度變遷與技術變遷矛盾的方法

階級斗爭反映了經濟制度的演進與生產技術進步之間的不斷“沖突”。盡管馬克思強調了生產力的變化(技術變遷)與生產關系的變化(制度變遷)之間的辯旺關系，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會組織變遷的更為動態的力量。諾思也認為，馬克思企圖將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結合起來。馬克思最早闡述的生產力(它常常被馬克思用來指技術狀態)與生產關系(常意指人類組織和具體的產權方面)的相互關系，是將技術限制與制約同人類組織的局限性結合起來所作的先驅性努力[12]177。但是諾思不贊成馬克思關于制度變遷中的階級分析法。

如何評價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我們認為，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是其制度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制度分析不同于其他制度分析的地方。第一，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是建立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互沖突的過程中。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有相互適應的時候，也有相互不適應的時候。馬克思認為制度(生產關系)變革的根本原因是技術(生產力)的發展變化，使原有的制度與新技術的潛在生產力之間產生了不適應，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13]83

第二，馬克思的階級分析也根源其產權理論。馬克思經濟理論根據人們在社會經濟關系中對于生產資料的不同占有，分為不問的階級，即不同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構成了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主要矛盾，而這些矛盾運動的結果就是整個社會生活經濟制度的不斷變化，其最高形式是革命式的激變。

第三，馬克思的階級分析也是社會利益關系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也是解釋人類歷史上制度起源和演進的重要方法。在馬克思看來，人們在社會生產中形成的生產關系(制度)決定著人們的利益關系，當這種生產關系或制度進行調整和變革，必然改變人們的利益關系。在馬克思的制度理論中，利益沖突被認為是制度變革的直接動因，進行制度變革必須通過階級斗爭來實現。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從制度變遷的“利益沖突論”出發，認為當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沖突達到一定程度時，就將爆發革命式的激進的制度變遷。從而，在馬克思看來，制度變遷總的軌跡是突發和激進的[14]。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淪及關于利益集團理論的分析在許多方面與馬克思的階級和利益關系的分析有許多相似之處。坐克思繼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傳統，它關注人與人之間利益沖突的一面，它認為后來形成的制度是解決沖突的結果。西方新制度經濟學僅僅用新古典經濟學漸進的觀點去解釋人類社會制度的起源，是不全面的，也存在局限性。

7．馬克思的國家理論及意識形態理論

馬克思認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在他的制度理淪中，國家及其演變被視為一個完全可以用階級理論和生產力理論加以說明的現象，強調國家這種上層建筑是根植于經濟基礎之上的。國家作為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乃至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和消極的二重作用。

諾思早期的制度變遷琿論模型局限于新古典范式，通過假定外在的獲利機會，當事人則按照成本收益法設計對自己最有利的制度安排。但在解釋經濟史的過程中，諾思逐漸意識到人的認知模式對制度變遷路徑的影響，開始考慮意識形態對制度的作用，盡管這一點在馬克思那兒早就形成了系統的理論。不過，諾思并沒有停留在意識形態的社會特征上，而是從新古典的個人選擇精神出發，力求在個人認知模式上解釋制度的社會性。諾思在其制度理論中，把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作為其制度分析的“基石”。

四、結　語

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用來解釋人類社會制度變遷的規律及其基本趨勢，這是一種長期的、歷史的、動態的制度變遷觀。而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上的新制度經濟學在解釋各種具體制度的選擇及變遷上，有其獨到之處。建立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一般制度分析框架的主要內容和思路如下：(1)從制度的角度來整理和構建基于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制度分析框架。(2)采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四個層級的制度分析劃分法來整合新制度經濟學，并以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來統領這四個層次。(3)引入演化經濟學、博弈論及行為經濟學等最新理論和方法，在行為經濟學中廣泛使用的實驗方法有助于擴展可得到的數據，以檢驗關于不同類型制度的形成及結果的假說。(4)對于當代西方者所做的研究成果要借鑒，要吸收。在此基礎上，構建一般制度分析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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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

篇6

本書就是一部博物經濟學著作，它不是學術大部頭，而只是生活小智慧。作者認為：經濟學正生動地編織著生活的方方面面，每個人身邊的大事小事都可以用經濟學原理來一一破解。

作者羅伯特·弗蘭克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管理學院的教授。他喜歡在自己的課堂上給學生布置“博物經濟學作業”，讓學生寫小短文，提生活中的問題，并以經濟學的視角做出回答。經過幾年的積累，這些問題被收集成冊，就成了此書的藍本。弗蘭克教授對“博物經濟學”情有獨鐘，他認為“你只需掌握五六個基本的經濟學概念，生活中的所有相關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就如同生物進化論，只要你理解了它，什么物種、組織、結構，都會變得簡單起來。這也會使你對這門學科產生更濃厚的興趣。”

本書列舉了很多有趣的小問題，比如，為什么某企業獎勵員工一輛豪華轎車，而不是等值的現金？作者認為：經濟學家有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觀點，就是最好的禮物，往往是我們想要但是又不舍得買的東西。被獎勵，等于別人幫著自己做出了選擇，自己可以開開心心享受獎品，又無需為自己的奢侈行為感到愧疚。

篇7

【關鍵詞】幸福經濟學 財富 效用 消費 研究方法

一、引言

當前的社會是經濟高速發展的現代社會，面對經濟的迅猛發展速度，人們更多的是規劃著如果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創造更多的財富，而忽略了經濟本身的意義，經濟的存在本來就是為人民服務的，是為我們帶來幸福的，而往往人們都為了經濟而放棄了生活中的幸福，這種舍本逐末的方式并不是我們應該推崇的。幸福經濟學通過對經濟學的重新解讀，來使人們對傳統經濟學概念有一個全新的認知，從來改變人們如今的生活狀態。

二、財富的重新解讀

關于財富的解釋，很多人都不感到陌生，從古典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財富本身的內涵和外延都在不斷的改變，經歷了一個又一個概念的重整，從具體到抽象，從物質化向非物質化演變的過程。

在最早的財富的定義中，財富就是以達到幸福為目的的所有手段的集合，無止境的區追求財富和地位只是一種虛榮的體現，而付出的往往是自己的時間和經歷，甚至有些人會以身體為代價去換取財富，這樣一來，人們就成了財富的奴隸，而我們也錯誤的將財富理解為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幸福經濟學認為財富是人們用來換取幸福的一種替代品，如果將自己的幸福全部用財富來做賭注，那么一旦沒有財富，自己也就沒有幸福可言，我們不能將自己的幸福拿來和財富做衡量，幸福包括多種形式，除去財富外，還包括無法用財富來換取到的東西，例如陽光、空氣、精神方面，財富思想倡導廣義的財富內涵而不只是僅僅局限于對物質的追求，人們要通過財富來創造幸福，而不能讓財富來統領幸福，這樣人們才能獲得所謂的真正的富足的、充盈的生活。

三、消費的重新解讀

傳統的經濟學認為，消費作為人類對財富的一種支配方式，單純的是物質與財富之間的交換。而在某些心理學家和經濟學家看來，消費不單單包括物質和財富之間的交易，還包括精神方面和非物質方面的內容，比如藍天、白云、陽光，人們的友情、尊重等等，等是我們消費的內容。從廣義上來講，人類所進行的的消費不僅僅是市場上的消費，還包括精神和物質或非物質之間的消費。

人類的消費理念是對生命中需要存在或使用的東西進行物質和精神之間的轉換，而消費不僅僅只受到物質利益的驅動，這里面還包含著他人利益的影響。傳統的經濟學認為消費應該在收入的基礎上，卻忽略了不同階層的人在面對相同收入時所付出的消費卻是不一樣的，這將導致消費不能滿足消費者生命的需要，而需要生命消費付出代價，忽視了人類消費行為的根本尺度。

經濟學創立至今，消費觀念從最初的物質和財富之間的轉換到現在這種精神和物質背離回歸的發展歷程，折射出現代經濟學的主體和核心轉向了對人的終極目標的關注。為此，幸福經濟學認為應該以消費的廣義理論為基礎，確立廣義消費理念，它能夠對我們的社會消費系統起到調節作用，實現健康快樂的消費模式，合理解決生活中的消費難題，創造真正意義上的幸福生活的可持續性。

四、成本的重新解讀

傳統的經濟學認為，成本更多的體現在某些事物的形成所需要消費的財富，重點是從廠商的角度出發，分析在成品生產時所需要采取的不同方案的消費問題，并確定最終的方案，即采用相同效果下，支出最少獲得利潤最大的方案。也就是說，傳統的經濟學是以研究廠商研究生產成本的幾個概念和核算方法。

隨著社會的進步，成本的概念也在不斷的擴展，在人們對某件事物進行研究時，這時候成本就不僅僅包括原材料之間的消費，還包括人力資源的耗費，包括對某項工程的想法和提議，對某項設計所提供的研究思路和想法，這種非物質成本逐漸代替了物質成本，非物質成本包括人力資源以及人腦的開發和思考，是源于人類本身的一種成本的抽象概念。

隨著經濟理論的發展，成本理論的概念也在不斷的豐富，從廠家的原材料成本到最終的人力之間的成本，從環境的約束到頭腦的約束，經濟學已經成為人的科學，人才是領導經濟學的主導思想，這是經濟學對人類價值觀的具體表現，也是經濟學人本主義精神的具體表現，這位幸福經濟學提出了新的解釋。

五、效用的重新解讀

傳統的經濟學認為，人類之所以會有行為上的意識，是出于本性上的需求和欲望的滿足，其需求程度或欲望則由效用決定，而效用的大小則能體現出幸福的多少。因此，傳統經濟學認為，追求幸福是人類的本能，而在本能的驅使下，人類也會對效用有一個心的概念，效用決定著人類對該效用所付出的的努力或成本，人類所有的動機都來源于效用的大小，從根本上將，效用是幸福的表現形式和計算形式，效用可以解釋人類的行為目的。

很多早期的哲學家認為，效用是包含物質和精神在內的一種對人類各種行為目的的一種解釋方法，人的幸福是通過快樂的總和疊加起來的，而快樂來源于所追求的事物效用的大小，總的來說，幸福才是人類生活所追求的最終目標，而其他的只是人類在謀求幸福的過程中所采取的手段，效用作為對幸福程度衡量的標準，在傳統經濟學中更多的被認為是物質和精神方面所能獲取的最大化快樂度。但是幸福經濟學包含更多的內容，幸福經濟學認為應該直接聚焦于幸福而不是效用來研究經濟問題，畢竟幸福才是人類生活的主要追求方式。

六、方法的重新解讀

傳統的經濟學認為幸福與否取決于人類在追求幸福過程中所采取的方法，認為在得到一定的物質和精神上的滿足就能夠得到所謂的幸福，但是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類對待幸福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認為幸福是需要建立在財富的基礎上，只有擁有了足夠的財富，自己才會感到幸福。每個人對幸福的理解深度不同，有些人對幸福的要求度較高，有些人對幸福的要求度較低。有些人追求物質上的幸福，有些人追求精神上的幸福，而在追求幸福的過程中，人類會采取不同的行為方式，這些方式是傳統經濟學對方法的解讀，在這種條件下，無法對幸福方式作出一個明確的概念，不能定義人類追求幸福的方式。

幸福經濟學采用基于偏好的主觀幸福感的概念來測量和分析當前人類的幸福問題，每個人的幸福只能通過其本身對幸福了理解來感受，這種結果才能更加真實的體現出個人的實際幸福水平，為此，幸福經濟學采用問卷調查、自述報告的形式來對人類心理進行研究，通過對不同階層、不同收入、不同種群的人進行幸福調查來取代以往經濟學所采用的方法。幸福經濟學把經濟學的研究和發展目標直接聚焦于當前人民的幸福指數而不是用函數，并致力于建立一個合理的幸福指數體系來量化研究人類的幸福水平。

七、結論

幸福經濟學似乎在當前社會經濟學中占據了一個嶄新的領域，自從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以來，“幸福”雖然歷經波折，但是作為主線貫穿于經濟學之中。幸福經濟學的作用只不過是復活了經濟學中已經被主流經濟學所拋棄的營養成分―幸福，并使幸福走向經濟學的前臺，復歸經濟學的幸福之路。

參考文獻：

[1]陳永偉，史宇鵬.幸福經濟學視角下的空氣質量定價――基于CFPS2010年數據的研究[J].經濟科學，2013.

篇8

任何“信息”，只有三種命運：（1）它不被任何人知道，于是它只能等待人類知識的進步，等待著被人發現它的價值；（2）它只被一些人知道而不被另一些人知道，從而具有可以在市場上出售的“價值”；（3）它被所有的人知道，于是失去它在市場上的價值（所謂“交換價值”），但依然可以保留它的價值（所謂“使用價值”）。

關于河北雄縣的這則報道，從我的角度看――由我的知識結構和人生體驗決定的問題視角，提出了三方面的問題：信息不對稱可能導致的行為模式；信息不對稱條件下的理性選擇模式；以及理與道德選擇之間可能發生的沖突。

關于SARS的信息，如上述，我們應當區分三種情形。如果河北雄縣“鬧事”的那群農民所占有的關于SARS的知識和信息，是基于上述第（1）類情形的信息，那么，他們的恐懼和反應，似乎在統計意義上也就是我們（處于他們的境地時）的恐懼和反應。類似地，當我們關于SARS的信息屬于上述第（3）類信息時，我們也沒有來自經濟學的理由懷疑農民們的行為“失去了理智”。

故而，為了發表見解，我只好假定我知道一些他們不知道的有關SARS的信息――即上列的第（2）種情形，而且這一信息不對稱性讓我覺得這則報道所描述的他們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不理性”。對于不理性的行為，通常的形容詞是“沖動”、“愚昧”、“無知”。可惜，經濟學家不喜歡這類缺乏精確含義的形容詞，他們寧愿用“信息不對稱性”取而代之。當然，我們，包括我的一位經濟學家朋友，也同樣可以懷疑“信息不對稱性”概念的過于寬泛甚至被濫用的傾向。

信息經濟學家之所以需要“信息不對稱性”概念，是因為如果不依靠這一概念，他們就難以“理性化”地解釋許多看上去“不理性”的人類行為。其實，哲學家比我們經濟學家接觸這類問題早得多。一個經典的哲學問題是這樣的：假如你知道而她不知道那是一杯毒酒，假如你看到她正在喝那杯毒酒，又假如你不知道她其實并不知道那是一杯毒酒，那么在你看來她正在作出“不理性”的行為。但是假如你知道她其實知道那是一杯毒酒，那么在你看來她一定有自殺的“理由”，換句話說，你認為她之“自殺”，是理性選擇的結果。

上述這個哲學家講過的故事對我們關注的河北雄縣農民的行為有些什么樣的寓意呢？

首先，它告誡我們不要輕易批評別人“不理性”。因為我們的批評常常只反映了我們不理解別人的處境。一旦我們理解了別人的生存處境，我們就會同意，他們的行為確乎是出于理性選擇的。

其次，上面的故事告訴我們，不要太相信“理性”的解釋。因為凡經濟學理性解釋，都只不過是我們的理性頭腦為了說服我們自己而找到的對別人行為的解釋。真實情況是――只有上帝知道這一情況：你知道而她不知道那是一杯毒酒。所以，當你把她喝毒酒的行為理解成為“理”的時候，她確實誤殺了自己，而你則被你自己的理性給欺騙了。你在她死后拼命尋找她自殺的原因，于是，遍尋理由之后，你“認定”另一男性是她自殺的原因，恰好他無法證明自己的無辜，所以你就在道德上宣判了他有罪。當然，你也可能“找到”證據表明他在那杯酒里下了毒，然后把他送進監獄。理性之狂妄，就在于它不斷地非要把這個世界“理性化”，而世界自身是不講理性的。

這個世界自身雖然不講“理性”，它卻是講究“道德”的。至少就長期的社會演化而言，不講道德的人類行為模式，沒有能夠被保存下來。舉例來說，最不道德的行為是“自相殘殺”，而我們知道，自相殘殺不可能是行為的“模式（pattern）”――即在長期內不斷重復出現的行為，它可以是而且經常是“一時”行為，可以在長期內多次出現，但它不是我們行為的模式，因為以“自相殘殺”為行為模式的社會不可能還存活在地球上。

關于自相殘殺的例子意味著，“道德”其實是長期演化的結果。為了把道德行為“理性化”，我們經濟學家需要知道那些看上去“不理性”但卻符合“道德”的行為者們所知道的信息。我覺得，這也是經濟學家顯得可笑之處，因為我們其實不可能知道與行為有關的全部信息，否則我們就必須承認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具有至高無上的優越性。

因此，在許多場合，人們的行為是符合道德的，而且僅僅服從道德就足夠了。他們的行為常常不是，也常常不必是服從旁觀者的理性的行為。我們經濟學家不可以忘記經濟學老祖宗休謨說過的話：“理性是激情的奴隸”，最近這句話又被羅爾斯在《道德哲學史講義》里解釋休謨時增加了一點兒：“理性是，而且只應該是激情的奴隸。”對休謨來說，道德是一種情感，而“激情”則是情感的比較強烈的表現。

鋪敘了這么多，這篇文章到底有沒有“觀點（opinion）”呢？有，只不過比較多，所以看不清楚，所以需要琢磨。經濟學家發表見解時喜歡舉左手表達一種觀點，然后再舉右手表達另一種觀點。我呢？我舉兩只手是不夠的，因為我往往有多于兩個的觀點要表達。

篇9

【關鍵詞】 投資；預付資本；生產起始動力

新古典經濟學將注意力集中在了廠商“生產要素最小投入與最大產出”的問題之上，盡管存在諸多不足，甚至嚴重缺陷［1］，但不可否認其對社會生產和再生產具有重大指導作用。但社會再生產環節不僅限于單純的生產階段，生產的起始動力問題同樣值得深入研究。2008年金融海嘯席卷全球，時至今日陰影不去，世界各國盡管想盡辦法，但成果甚微，英國倫敦街頭的騷亂和美國占領華爾街的呼聲都在為政策的無能為力進行著注腳。資本、勞動力和土地并沒有消失，但經濟卻陷入了泥潭，這顯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生產要素投入產出范式所無法做出的解釋，如何讓廠商、讓生產具備起始動力，似乎才應成為問題的關鍵，但這一問題恰恰是新古典經濟學所忽略的。

一、問題的提出

日常生活中常用“投資”一詞來表示市場經濟下廠商生產的起始動力。《辭海》中關于投資的定義是“企業或個人以獲得未來收益為目的，投放一定量的貨幣或實物，以經營某項事業的行為”［2］。

百度百科中的詞典解釋是：

1、把資金投入企業或基本建設。葉圣陶 《壩上一天》：“群眾提出修建海流圖水庫的要求，不用國家投資，群眾愿意集中人力物力來修建。”

2、投入企業或基本建設的資金，泛指為達一定目的而投入的錢財。 《論十大關系》二：“輕工業工廠的建設和積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產以后，四年之內，除了收回本廠的投資以外，還可以賺回三個廠，兩個廠，一個廠，至少半個廠。”［3］

不難看出，日常生活中“投資”一詞被廣泛的用作了廠商或某一主體開始生產或項目運作之前的一個經濟行為，即資金投入。沒有這個經濟行為，生產或企業運行就無法開始。這與會計學或財務管理學中的“投資”概念基本一致。

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經濟問題卻被新古典經濟學所忽略，經濟學中的投資概念并不包括上述含義，比如薩繆爾森認為，投資總是實際的資本形成――增加存貨的生產，或新工廠、房屋和工具的生產，即只有當物質資本形成生產時才有投資。這完全是本末倒置，其論斷形成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運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或許可以解釋其根由（社會意識由經濟基礎決定）。與新古典經濟學不同，政治經濟學的出發點就是廠商的生產起始動力，投資在這里表示為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過程，馬克思用“預付資本”這一概念來表示生產的起始動力，“貨幣轉化為資本”開啟了政治經濟學對生產研究的序幕，也給予了廠商生產最初的啟動力。

今天面對全球經濟揮之不去的金融危機，西方社會原本奉為經典的理論已很難解釋。生產所面臨的問題已不再是如何最小投入最大產出的問題，不是通過產權明晰如何發揮市場效率問題，問題的關鍵成為了如何讓生產開始啟動，讓靜止的生產要素開始運動。鑒于此，本文希望在此方面進行嘗試性的探討。

二、凱恩斯主義的投資是不是起始動力

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普遍使用了投資概念，但這一概念基于的是社會有效需求擴大對均衡收入的提高，與微觀廠商生產的起始動力并無概念上的重合。在高鴻業《宏觀經濟學》一書中明確指出了這種差異，書中寫道：“在西方國家，人們購買證券、土地和其他財產，都被說成投資，但在經濟學中，這些都不能算是投資，而只是資產權的轉移”。［4］那么，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投資又是何含義？書中繼續寫道：“經濟學中所講的投資，是指資本的形成，即社會實際資本的增加，包括廠房、設備和存貨的增加，新住宅的建筑等。”［5］

梁小民在其《高級宏觀經濟學教程》中采用曼昆的定義，所做的敘述與前者一致，“資本存量是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廠房，機器設備和其他耐用品以及居民用房。投資是用于增加或維持資本存量的支出。資本存量是存量，即在某一時點時的資本量的總和。投資是流量，即在某一時期內用于增加或維持資本存量的支出”。［6］

不難發現，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投資與前文所講的投資不論從含義和數量上都不是一回事。從含義上，兩者角度截然不同，前者指的是目的在于形成社會資本而產生的社會需求，后者指的是廠商為了開始生產而投入的資金；從數量上，日常投資所指的資金投入既包括形成社會資本需求的部分，也包括不形成社會資本需求的部分，如為抵御風險的風險準備金或為增加自身信譽的閑置資金，并且形成社會資本需求的內容也并不全被日常投資所覆蓋，原材料賒銷和工資后付都不需要資金的投入，可見其在數量上與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的投資既可能小也可能大。在宏觀經濟學當中，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共同組成了社會總需求，通過擴大投資可以實現社會總需求的提高。在這里，投資是指購買和因此生產資本貨物――不會被消耗掉而反倒是被使用在未來生產的物品。

由此可見，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盡管關注了生產的起始動力問題，有效需求理論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消除經濟中抑制生產的因素，將經濟領出衰退的泥潭，但其卻是將重點放在了經濟總量上，而對廠商的微觀起始動力未加關注，這也正是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長期受到詬病的原因――缺乏微觀基礎。微觀基礎的缺乏使得宏觀政策的適用性不易明確，簡單的套用（衰退就積極政策，繁榮就消極政策）常常事與愿違，不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常常發揮不了預期效果，經濟現實與政策的適用基礎常常并不相同，發現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已成為許許多多凱恩斯主義學者的努力方向。

三、政治經濟學預付資本的內涵

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就關注廠商生產的起始動力問題，政治經濟學當中，預付資本是指資本家用來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為了生產剩余價值而預先墊付的資本。資本家把資本預付出去時，是為了要重新得到它，并且，還要帶來比原預付資本更多的貨幣額，即剩余價值。這里資本預付成為生產開啟之前的首要環節，只有進行了資本預付，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才能按照生產的要求聚集在一起，預付為生產創造了條件，或者說是開啟了生產。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它（貨幣資本）表現為發動整個過程（社會總資本流通過程）的第一推動力”。［7］

同時，馬克思對于他之所以選擇“預付”這一概念也進行了解釋，他指出“在G―W―G’這個相反的形式中，買者支出貨幣，卻是為了作為賣者收入貨幣。他購買商品，把貨幣投入流通，是為了通過出賣這同一商品，從流通中再取回貨幣。他拿出貨幣時，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因此，貨幣只是被預付出去。”［8］

馬克思同時指出了預付資本的本質功用，貨幣一旦被預付出去就具備了獲取剩余價值的作用，他指出：“這個過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預付貨幣額加上一個增殖額。我把這個增殖額或超過原價值的余額叫做剩余價值。可見，原預付價值不僅在流通中保存下來，而且在流通中改變了自己的價值量，加上了一個剩余價值，或者說增殖了。正是這種運動使價值轉化為資本。”［9］

為什么預付資本會具有這樣的功用，能夠開啟廠商生產，馬克思同樣給出了解釋：“很清楚，假如G-W-G’這個流通過程只是兜個圈子，是同樣大的貨幣價值相交換，比如說，100鎊和100鎊交換，那么這個流通過程就是荒唐的、毫無內容的了。貨幣貯藏者的辦法倒是無比地簡單，無比地牢靠，他把100鎊貯藏起來，不讓它去冒流通中的風險。”［10］馬克思用短短幾行字就道出了為什么市場經濟社會會賦予預付資本獲取剩余價值的權利，因為它承擔了“風險”，并且這種承擔風險的能力被社會、被生產要素所有者所認可，勞動力“愿意”被它雇傭、甚至為它“預付”自己的勞動，地主愿意給它出租土地，機器所有者愿意給它賃出機器。這正如農耕社會時，勞動力“愿意”給地主“預付”勞動一樣，因為地主的土地給了農民以信心，他可以“放心”的給地主干活，因此在農耕社會有了可以保證產量的土地也就有了生產。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家對工人剝削的同時，也注意到了市場經濟下廠商生產的這一基本過程，資本預付是廠商生產的起始動力，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生產和再生產的前提條件。

四、宏觀經濟的關注要點：生產起始動力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中的科學分析為我們思考現實經濟問題確立了基礎。隨著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銀行和股市等大機器時代財富積累的產物在經濟中影響日趨重要，特別是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人類已經完全的進入了信用經濟時代，貨幣徹底實現了紙幣化和信用化過程，預付資本也由預付貨幣轉變為了預付信用，取代重商主義者對黃金的信賴，市場信用的存在與缺失已成為了當今左右經濟興衰的關鍵。

金融危機之后，歐美經濟市場信心喪失殆盡，盡管各國政府多方彌合，但要素所有者不再相信誰能夠承擔風險。盡管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已實行兩輪，國債上限一再放寬，但市場“預付”始終不能形成。機制上，一方面銀行希望放貸，并且資金“充裕”，另一方面企業希望獲取貸款，但銀行并不認可其市場信用，貨幣市場表現為供需極度不平衡，因此導致的國際金融市場投機橫行，并可能成為加速美國經濟帝國傾倒的“游牧民族的鐵騎”（謝國忠語）。誰能成為市場所認可的預付資本？中國以國家信用為依托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找到了這個市場認可的預付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機，但以外需為保證的實體經濟衰退趨勢明顯，而市場信用并不認可消費內需，經濟走向存在非常大的不確定性。美國則將籌碼放在了金融市場上，結果事與愿違：2011年二季度美國GDP環比增長年率僅1.3%，低于市場預期的1.8%；7月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大幅下滑，終值63.7，低于預期的64.0，也低于初值63.8；美國經濟仍處于持續疲軟狀態［11］。

經濟走向何去何從？2008年9月24日，在紐約華爾道夫飯店，總理面對美國經濟金融界知名人士，用斬釘截鐵的聲音說：“在經濟困難面前，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12］一語中的，宏觀經濟的關注要點應從生產要素轉向生產起始動力，金融危機并沒有消逝生產要素，社會匱乏的是信心，信用經濟的今天黃金已經不能再給我們強有力的生產起始動力，我們憑借的又將是什么？馬克思給了我們起始，未來則需要今天的理論經濟學者特別深入的思索和研究。

【注 釋】

［1］ 比如不斷被詬病的“資本悖論”問題已成為新古典經濟學無法擺脫的陰影，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帕西內蒂.資本理論：悖論［D］.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文版）.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397-339.

［2］ 辭海(1999年版).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P1694.

［3］ baike.省略/view/7581.htm.

［4］ 高鴻業.西方經濟學（第二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P527.

［5］ 同上

［6］ 梁小民.高級宏觀經濟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P263.

［7］ 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3.

［8］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0.

［9］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2.

［10］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69.

［11］ 廣發證券.美國經濟數據周報省略/commons/yjbgContent.jsp?docId=954191.2011年8月1日.

［12］ 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新華網news.省略/world/2008-09/30/content_10135445.htm.2008年9月30日.

【參考文獻】

［1］ 姚宇.基于組織要素的新古典經濟學資本悖論新解［C］.《資本論》研究（第七卷）.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西安.2011.

［2］ 姚宇.資本、資金和市場信用概念辨析［J］.新西部，2009（10）.

［3］ 姚宇.虛擬資本下價值分配機理研究［J］.人文雜志，2010（3）.

［4］ 姚宇.生產要素關系的時代差異研究［J］.價值工程，2010（7）.

［5］ 姚宇.從要素制衡談美國金融危機的本質［J］.民辦教育研究.2009（2）.

［6］ 姚宇.虛擬資本與美國金融危機關系研究［C］.《資本論》研究（第六卷）.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作者簡介】

姚 宇（1977-）男，經濟學博士，陜西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收入分配和經濟發展.

本文得到了陜西師范大學國際商學院本科生蘇楨雅和趙佳欣的幫助，在此表示感謝.

（上接第57頁）

4、積極引導教職工樹立正確的公平觀，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公平理論著眼于分配公平，即個人之間可見的報酬的數量和分配公平。在當前高校人事管理中，一方面要考慮程序公平。高校在制定分配政策時應盡可能地考慮決策過程公開化、民主化，遵循一致和無偏見的程序；另一方面，要積極引導教職工樹立正確的公平觀。

綜上所述，激勵，著眼于激發人的潛能，充分發揮其主觀能動性。高校人才資源開發與管理要想達到科學管理，必須合理運用激勵機制，使教職工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得到充分的調動和發揮，達到人力資源的合理、充分的利用，從而促進學校管理績效的提高。

【參考文獻】

［1］ 王珊.論高校激勵機制運行中的公平問題［J］.江西科技師范學院學報,2005.02.

［2］ 岳敏.高校人才激勵機制的構建［J］.財經科學,2003.03.

［3］ 張克勇.高校教師激勵機制研究［D］.西北師范大學,2003.04.

［4］ 楊秋艷.論高校管理中的有效激勵［J］.西北師范大學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05.01.

［5］ 殷進功,汪應洛.高校教師激勵因素及其相互關系研究［J］.科學學研究,2004.02.

［6］ 劉廣林.高校人力資源激勵對策研究［J］.高等農業教育,2006(06).

［7］ 王勇明.中國高校教師激勵機制實證研究［D］.南京農業大學,2007.

篇10

【關鍵詞】企業；規模擴張；規模經濟

關于企業層次的規模經濟，目前廣為流行的理論觀點大致有兩種：一種是新古典經濟學的企業規模經濟概念，另一種是交易費用理論所講的企業規模邊界概念。這兩種觀點似乎都有欠缺之處：前者太過狹窄了，因為它僅局限于技術經濟意義上認識規模經濟；后者卻又太籠統了，因為以交易費用這樣一個外延如此寬廣的概念去界定所謂的企業規模邊界，無論如何都是太過寬泛了。本文考察了理論經濟學對企業規模經濟的研究，在此基礎上拓展了規模經濟的概念，提出了企業規模經濟的四種形態。

1 技術經濟意義的企業規模經濟形態

企業何以擴張規模，從而實現企業組織的大型化？首先來考察傳統經濟學是如何解釋這個問題的。談到傳統經濟學對企業規模問題的論述，就不能不提到A.馬歇爾。馬歇爾把分工及生產專業化與規模經濟聯系起來。僅就這一點而論，已是一個理論創見，因為企業組織之間的分工（所謂行業內分工）確實是研究企業規模擴張的一個視角，而這一點在馬歇爾之前一直未受到其他經濟學家們的充分重視。在《經濟學原理》一書中馬歇爾提出了大規模生產的好處，他說：“大規模生產的主要利益，是技術的經濟、機械的經濟和原料的經濟，但最后一項與其他兩項相比，正在迅速失去重要性”。換言之，經濟規模主要是生產規模，核心內容是技術設備的經濟規模。這一思想，后來成為新古典經濟學談論規模經濟理論的主要依據。依此，馬歇爾把規模經濟歸結為兩類，即內在經濟和外在經濟。他寫道：“我們可把任何一種貨物的生產規模之擴大而發生的經濟分為兩類：第一是有賴于這工業的一般發達的經濟；第二是有賴于從事這工業個別企業的資源、組織和經營效率的經濟。我們可稱前者為外在經濟，后者為內在經濟。”顯然，馬歇爾是從企業的角度來劃分規模經濟的種類的，所謂“外在”和“內在”都是相對于企業而言的。

馬歇爾關于規模經濟的論述，在后來的新古典經濟學者那里被高度簡略化了。一方面，新古典經濟學所講的經濟規模，專指單一生產單位（企業、工廠或車間）的單純技術經濟意義的的規模：另一方面，新古典經濟學所說的規模經濟，只涉及到馬歇爾所講的內在經濟，而且還只是一種特定意義的內在經濟，即一種與生產設備之技術不可分性相關聯的內在經濟。

2 空間意義上的規模經濟形態

仔細閱讀《經濟學原理》一書便能發現，其實馬歇爾已經隱然觸及到企業聚集規模現象了。他曾說，一些專業化生產的工業總是集中在某一局部空間上（他稱之為“地方性工業”）。但問題在于，馬歇爾只是將這種現象與行業生產特點聯系在一起，而沒有從空間意義上去認識這種現象；他試圖用外在經濟這個概念去解釋這種現象，而問題恰恰就出在他的外在經濟概念上。

聚集規模經濟的存在對單個企業的規模擴張的作用是雙重性質的：一方面，當聚集經濟表現為正的外在經濟時，由于眾多企業彼此都享受著外在經濟的好處，亦即外部市場的交易費用是較低的，此時單個企業并不存在規模擴張的客觀需要；二是，產生了組織分化的傾向，即把企業組織內部的某些職能分化出去，通過外部市場交易來完成。

3 企業多元化經營與范圍經濟

與外在規模經濟概念相關聯的，除了上述的聚集經濟這一形態之外，還包含著另一種形態的規模經濟，這就是建立在多樣化經營基礎上的規模經濟，我們稱之為范圍經濟。

按照古典分工理論，分工導致了生產的專業化并伴隨著技術進步，因而往往意味著專業化的大規模生產。可是，當某些產業的進入門檻不高并且不存在自然或人為壟斷時，專業化的大規模生產便往往會導致產業內的過度競爭。此時，企業生產所面臨的最大制約就是市場容量不足，生產極易出現過剩。

問題的另一面在于，產業內的激烈競爭對企業形成一種強大的外在壓力，迫使企業千方百計地去尋求新產品、新的花色品種、新的使用功能、新的制造工藝，總之追求新產品和新技術開發能力上的優勢。這是因為，一旦新技術和新產品開發成功，至少在產品生命周期的成熟期之前，往往意味著企業實際上處于市場寡占地位，因而可獲取可觀的超額利潤，可以在競爭中占據優勢。

4 與資產專用性相關的企業規模經濟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