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新聞發稿，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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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起用”與“啟用”。“起用”多用于與人有關,如“起用新人”“重新起用老干部”;“啟用”一般用于與物有關,如“新船閘啟用”。“起航”“啟航”都可以用,但現在一般多寫作“啟航”。

110.“氣”與“汽”。凡與自然狀態下的各種氣體有關的詞語,一般用“氣”。凡與非自然狀態下的各種氣體有關的詞語,一般用“汽”。液體變成氣體叫“汽化”,不能寫作“氣化”。

111.“情節”與“情結”。“情結”是指內心的情感糾葛,一般用在人身上,如“鄉土情結”“文學情結”。“情節”是指故事的發生、演變和經過,一般用在事情上。

112.“熔”“融”“溶”。“熔”指固體受熱變成液體,“融”特指冰雪等受熱變成液體,“溶”是指物質在液體里化開。

113.“盡如人意”中的“如”是指符合的意思,“盡”是指程度。“不盡如人意”有時被誤用成“不盡人意”,這里的“如”字不可省,使用時應寫全;如果不強調如意的程度,也可把“盡”字省去,寫作“不如人意”。

114.“啟事”與“啟示”。面向公眾說明某項事情的文字,應該用“啟事”,如“招領啟事”;“啟示”則指啟發指點,使有所認識。

115.“國是”與“國事”。“國是”指國家大計,多用于書面語,使用范圍比較窄,如“共商國是”。“國事”指國家的大事、政事,如“國事訪問”“關心國事”。

116.“擅長”不要寫作“善長”,沒有“善長”這個詞。

117.“生”與“身”。“終生”多用在事業上,如“終生當醫生”“終生禁駕”;“終身”多指切身的事,如“終身受益”。“親生”指有生育關系的,如“親生子女”;“親身”指自己,如“親身經歷”。

118.“事跡”不要寫作“事績”。沒有“事績”這個詞。

119.“首當其沖”不是指“首要位置”“領頭作用”等意思,而是指最先受到攻擊或遭遇災難,如“洪水襲來,這個村首當其沖”是正確的;“在文化建設方面,北京首當其沖”這種說法是錯誤的。

120.“樹立”與“豎立”。“樹立”是建立的意思,多指抽象的東西,如“樹立榜樣”。“豎立”多指具體的東西,如“豎立著紀念碑”。

121.“誦讀”不能寫作“頌讀”。沒有“頌讀”這個詞。

122.“凇”是水汽、云霧、雨露的凝結物或凍結物,“霧凇”“雨凇”的“凇”字不要寫作“淞”。“淞”字平常只用于江蘇、上海的“淞江(吳淞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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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圖復述，據圖背誦。圖畫總是以最直接最形象的方式呈現生活內容，這剛好可以彌補文言文與實際生活距離大的不足。如教《鄒忌諷齊王納諫》，可出示五幅圖：第一幅題曰“問妻”，畫著剛剛起床的鄒忌照著桌子上的鏡子，問正在替他整理衣服（此細節表明與妻子關系的親昵，體現文中的“私”字）的妻子，顯示出字幕“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答話也用字幕顯示。第二幅“問妾”，畫中之妾最好能顯出“畏我”的神態。第三幅“問客”，第四幅“自省”，第五幅“巧諫”。要求學生對著畫把故事情節復述、翻譯出來。最后，還可對著畫進行背誦。畫面內容教師可自行設計，最好能顯示文章的情節層次，突出能表現人物特征的細節。畫的題目讓學生對課文內容概括自擬。

畫的內容不限于人物與情節。如教《觸龍說趙太后》，可讓學生根據課文內容自行繪制出鄭、晉、秦的方位、形勢圖，請一位學生上臺充當燭之武，對著黑板上掛著的自己繪制的圖作形勢分析，說諫秦師。

（二）配置翻譯，展開對話。文言文和現當代許多情文并茂的文章一樣，是社會生活的反映，表達了作者對生活的理解和思考，飽含著作者的愛恨情仇。只是因為文字的隔閡，才使社會生活淡化。因此，活化文章所表現的生活場景就顯得尤為重要。目前有很多老師讓學生演課本劇，其用意便在于此。但演課本劇耗時大，參與者有限。可對此加以變通，由前后兩桌同學搭檔，給主角配置翻譯，展開對話。如《觸龍說趙太后》以對話為主，而且對話中顯個性，對話中顯口才。可安排前后桌四位同學搭檔，一人飾演觸龍，一人飾演趙太后，用課文原文對話，他們的同桌分別充當他們的翻譯。于是在充分的背誦，準備好臺詞后，觸龍一瘸一拐地從教室門口走進，他的身后，跟著他的同桌翻譯。而教室里，趙太后正“盛氣揖之”，她的身旁，有位侍女正在給她打著扇子。可別小看這侍女，必要時，她還要充當太后的翻譯呢。于是，一場好戲正在開演……

這種方法可吸引學生主動參與，再現出當時的場景。學生在愉快的氣氛中進行了背誦、翻譯、對話訓練，可謂能較好地融背、譯、說、演于一爐。

（三）翻譯“接龍”，優勝劣汰。文言文不翻譯不行，老師從頭到尾譯，不僅自己累，學生聽著也累。請同學翻譯，請到的只是幾個學生，面不廣、興趣

也不高。可引入競爭機制，讓每小組翻譯“接龍”，一個同學翻譯一句，一小組按座位次序挨個來。只要有一位同學翻譯錯，就將該組淘汰出局。這種方法，可激發同學的“斗志”，他們往往為了整組的利益，而充分做好翻譯的準備，因為不知道自己輪到的是哪一句，因此，得把每一句都弄得很準確，他們查資料，問同學，問老師，忙的不亦樂乎。有時，也可進行“挑錯”比賽，由老師翻譯，在重要的字詞上故意出錯，讓學生找出老師翻譯錯誤的地方，哪一組找的錯誤最多最準，哪一組取勝。這種方法可以加強學生的注意力，培養他們專心聽的能力，同時也可督促他們充分預習。

（四）發揮想像，讀寫結合。想象是構成語文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語文的聽、說、讀、寫能力都與想象力有關。學習一些故事、寓言性質的短小的文言文，如莊子的《秋水》《庖丁解牛》，劉義慶的《世說新語》中的文章等，可以不事先告訴是哪篇文章，先出示蔡治忠的漫畫，掩蓋掉所有的文字，讓學生發揮想象設計對話，自編一個故事。然后再出示蔡治忠為畫面配上的對白和文字，最后才出現原文。這樣倒個個，到最后才揭出謎底，既可訓練學生的思維能力，言語能力，又能在對比中引起對課文內容的關注，加深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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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知識產權；證券化；融資；高新技術產業

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和知識產權制度的確立，知識產權已成為現代企業重要的生產經營要素，企業經營形態也從強調傳統的土地、廠房、生產設備等固定資產，轉而強調專利、品牌、顧客關系、服務等無形資產。在這種背景之下，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作為知識產權開發與知識產權融資的創新模式逐漸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目前，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家的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實踐發展迅速。在美國，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的對象資產已經非常廣泛，從電子游戲、音樂、電影、娛樂、演藝、主題公園等與文化產業關聯的知識產權，到時裝設計的品牌、最新醫藥產品的專利、半導體芯片，甚至專利訴訟的勝訴金，幾乎所有的知識產權都已經成為證券化的對象，資產證券化的金額已經超過15億美元。在亞洲的日本，經濟產業省早在2002年就聲明要對信息技術和生物領域等企業擁有的專利權實行證券化經營，并成功地對光學專利實行了資產證券化。基于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的迅速發展，美國投資銀行界與知識產權界將其作為未來重大的資產證券化項目，就連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也將其作為未來的一個“新趨勢”。我國政府正在倡導建立創新型國家，而高新技術產業作為創新型國家的支柱產業，其發展的好壞與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進程。知識產權證券化是一種把知識資本與金融資本有效結合的新型金融工具，因此探討知識產權證券化與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知識產權證券化概述

知識產權證券化是指發起人將缺乏流動性但能產生可預期的現金流的知識產權（基礎資產），通過一定的結構安排，對資產中風險與收益要素進行分離與重組后轉移給一個特設目的機構（SpecialPurposeVehicle，簡稱SPV），由該特設目的機構發行以該知識產權所產生的現金流為支撐的證券的過程。

知識產權證券化本身具有精巧的結構和復雜的法律關系，同時由于知識產權權利種類眾多，特性各異，每一項知識產權證券化交易都有獨特之處。但是作為資產證券化的深化，知識產權證券化也具有資產證券化的共同特性，典型的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基本參與主體和其交易結構如圖1：

根據圖1，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基本交易流程主要是：1.知識產權的所有者（原始權益人，發起人）將知識產權未來一定期限的許可使用收費權轉讓給以資產證券化為惟一目的的特設機構（SPV）；2.SPV聘請信用評級進行ABS發行之前的內部信用評級；3.SPV根據內部信用評級的結果和知識產權的所有者的融資要求，采用相應的信用增級技術，提高ABS的信用級別；4.SPV再次聘請信用評級機構進行發行信用評級；5.SPV向投資者發行ABS，以發行收入向知識產權的所有者支付知識產權未來許可使用收費權的購買價款；6.知識產權的所有者或其委托的服務人向知識產權的被許可方收取許可使用費，并將款項存入SPV指定的收款賬戶，由托管人負責管理；7.托管人按期對投資者還本付息，并對聘用的信用評級機構等中介機構付費。

二、知識產權證券化的特點

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是金融資本與知識資本的一種有效結合，是以金融技術為依托，以知識產權的信用為擔保，以證券化為載體的融資方式。相對于傳統的應收賬款資產證券化、住房貸款抵押證券化，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的一般的交易結構與傳統的資產證券化類似，其參與主體一般也會包括發起人(原始權益人)、特設載體（SPV）、投資者、受托管理人、服務機構、信用評級機構、信用增強機構、流動性提供機構，一般也是通過信托或特別目的公司的形式建立起證券化的通道，也要運用風險隔離和外部及內部的信用增級方式，來提高證券化產品的市場吸引力。但是，由于證券化的基礎資產即未來能夠產生現金流量的資產，是以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以及商業秘密為核心的知識產權，所以與傳統的金融資產為核心的證券化相比較，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有其自身的特點，主要表現在：

（一）相對于傳統的應收賬款證券化、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的基礎資產的權利狀態更為復雜。例如，一件作品可能是法人作品，也可能是職務作品或非職務作品，既可能受著作權法保護，也可能受外觀設計專利保護，還可能受商標法保護；一項專利既可能是發明專利，也可能是實用新型專利或外觀設計專利，既可能是剛剛獲得授權的專利，也可能是即將權利期屆滿的專利；而一項商標則既可能是注冊商標，也可能是未注冊商標，既可能是馳名商標，也可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商標，還可能是一般商標。

（二）基礎資產往往是和有形資產結合在一起。由于知識產權客體的無形性，知識產權產品必須依托有形的載體才能體現出來，例如以某一專利產品的銷售收益作為基礎資產，該專利產品的銷售收益中也包含了專利產品載體的價值。

（三）傳統資產（如應收賬款、住房抵押貸款）未來現金收益相對穩定；而知識產權的無形性、時間性和地域性使其容易被侵權，未來現金收益確定性差而且來源復雜。影響知識產權未來現金流評估的不確定因素很多：時尚或民意，特別是版權或商標證券化時；不可預料的技術進步；商業秘密在時間性與專有性上的不確定，以及其不公開性使其現金流評估更困難；專利有被宣告無效的可能；高速發展的寬帶技術和P2P技術使侵權更容易給評估音樂作品現金流增加了難度；侵權行為可能嚴重侵蝕知識產權現金流等。（四）知識產權證券化的基礎資產之間具有較大的差異性。典型的資產證券化項目，如住房按揭貸款、汽車貸款、企業應收賬款、房屋租賃應收費用等，不同種類的資產之間或許有風險和收益的差別，但在同一種類型的資產中，并不對具體的每筆業務做出區分，也就是說人們并不關心哪一個貸款人歸還住房貸款的信用更好，人們只關注住房按揭貸款這種資產從總體上體現出的風險和收益。但知識產權與此完全不同，同為知識產權，相互之間市場價值的差距可能非常大。如同為專利權，可以是發明專利，但也可以是實用新型、外觀設計；同為發明專利，可能是有效治療艾滋病的藥品專利，也可以是電連接器接頭專利。一個馳名商標和一個剛剛申請注冊的默默無聞的商標在人們心中肯定不會因為二者同為商標而具有相同的分量。

三、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影響分析

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對促進高新技術轉化，提高高新技術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都將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一）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拓寬了高新技術企業的融資渠道，分擔高新技術產業的高風險。在傳統融資方式下，資金供給者在決定是否投資或提供貸款時，依據的是資金需求者的整體資信能力，信用基礎是資金需求者的全部資產，較少關注它是否擁有某些特質資產，只有當資金需求者全部資產的總體質量達到一定的標準，才能獲得貸款、發行債券或股票，否則，則不能使用這種融資方式。我國很多科技型中小企業的實際情況就是自身擁有大量的專利等知識產權，但由于其自身風險性高，整體資信能力較低且缺少實物資產，所以難以通過傳統融資方式籌集到發展所需的資金，嚴重制約了其將高新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能力。目前，國內高新技術知識產權轉化率不到10%，傳統融資方式的局限性是導致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知識產權證券化是一種資產收入導向型的融資方式，其信用基礎是知識產權而非企業的全部資產。資金供給者在考慮是否購買ABS時，主要依據的是知識產權的預期現金流入的可靠性和穩定性，以及交易結構的嚴謹性和有效性，資金需求者自身整體資信能力和全部資產的總體質量則被放在了相對次要的地位。知識產權證券化突破了傳統融資方式的限制，破解了高新技術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為高新技術企業將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手段。

（二）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可以加速高新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高新技術實現產業化的三個階段，每個階段所需的資金呈幾何級數增長，因此，高新技術產業在國外有“吞金產業”的說法。根據國際經驗，R&D研究經費、R&D轉化資金、批量生產的資金三者的比例應達到1∶10∶100，才能使R&D較好地轉化為商品，形成產業。在我國，這三個階段的資金投入比例數據不盡相同，較多的資料顯示這個比例為1∶1∶10，有的資料顯示這個比例為1∶1.85∶30.7。盡管具體數據不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R&D成果轉化階段和工業化生產階段，我國的資金投入明顯落后于發達國家。工業化生產階段是能獲取商業利益的產業化階段，一般投資者和商業銀行都愿意提供資金投入，情況并不那么糟糕。R&D成果轉化階段，作為高新技術成果產業化的關鍵環節，由于風險很高，投入資金遠遠不足，嚴重制約了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化的總體進程。按照國際經驗計算，1993年我國高新技術成果轉化資金應為1960億元，而實際僅有334.59億元，缺口高達1625億元，比1987年至1993年的成果轉化投入的總和（1391億元）還多！這個缺口在“財政拿不出，銀行不敢給，企業沒能力”的現狀下，只能由新的融資方式來填補，知識產權證券化是填補這一資金缺口一種重要的方式和途徑，尤其是對處于成長期和成熟期的高新技術企業而言更是一種難得的融資渠道。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可以提高高新技術成果的轉化率，為其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三）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是高新技術開發園區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實踐表明，設立高新技術開發園區的根本目的，是努力營造一種適合高新技術企業發展和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化的特殊環境，成為高新技術企業成長的“孵化器”。但高新技術開發園區不是通過行政命令或行政手段就能建立起來的，而是在各種因素包括科技資源、智力資源、良好的創業環境、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豐富的融資渠道的共同作用下建立起來的，其中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作為一種新型的融資渠道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我們堅信，在不久的將來，隨著資產證券化在我國的不斷發展和相關的法規與制度不斷完善，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將與風險投資一道成為推動我國高新技術開發園區發展的兩個重要因素。

（四）發展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可以推進高新技術企業管理現代化，促進技術創新。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的交易模式和結構決定了其在向擁有知識產權的高科技企業引入資金的同時，還通過SPV和其他相關中介機構向高科技企業引入了管理經驗，通過破產隔離等手段提升了高科技企業的管理水平，可以大大地改善目前許多高科技企業的管理狀況，促進其管理走向現代化。同時，為了保護投資者和知識產權的創造者的利益，避免知識產權成果被剽竊或仿冒，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以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為基礎，這也有力地促進了研究開發和技術創新。如果沒有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高科技企業將會遭到毀滅性打擊。知識產權證券化只是使知識產權所有者放棄未來一段時間內知識產權的許可使用收費權，并不會導致其喪失所有權。這樣可以更好地保護企業的知識產權，提高高新技術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四、運用知識產權證券化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對策及建議

（一）擴大知識產權支撐證券的資金供給。資產支撐證券的最主要投資者是養老基金、商業銀行、共同基金、保險公司等機構。應該完善相關法律，使其可以有選擇地投資于高質量的知識產權支撐證券。為了支持知識產權證券化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還可由政府部門出資組建專項科技投資基金，利用科技投資基金購買低級證券。

（二）政府在知識產權證券化的起始階段應深度介入。與我國具有相似法律背景的鄰國日本，在制定“知識產權立國”的基本國策后，一直致力于知識產權商業化的理論研究和實務操作。2003年日本第一例專利證券化是在政府支持下進行的。據日本《讀賣新聞》報道，日本政策投資銀行將建立知識財產基金，以購買企業、大學和研究機構擁有的未得到有效應用的專利和技術，并將其商業化。也就是說，日本政府將繼續扶持本國的知識產權證券化。在我國目前的法律環境和現實境況下，知識產權證券化更不能像美國等市場經濟高度發達、證券市場健全的國家那樣完全交由市場運作，需要政府高度介入加以扶持。

（三）整頓、規范和引導金融中介機構發展。信用評級是資產證券化過程中重要的一環，一方面，對原始資產的評級直接決定資產池價值的總量，為證券發行規模和價格提供客觀依據，另一方面，評級對投資者決策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任何一個方面的評級失真都會給資產支撐證券的發行和流通帶來障礙，而頻繁的失真將產生市場信用危機，可能直接導致資產證券化難以進行。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時間不長，社會信用基礎比較薄弱，資本市場還不很成熟，資產證券化也剛剛起步，客觀上需要政府部門在新型資本工具導入期深度介入，給知識產權證券化提供必要的信用基礎，增強投資者的信心，有效推動知識產權證券化發展。

（四）加快成立知識產權證券化的特殊目的機構（SPV）。連年國際收支順差使中國人民銀行積攢了巨額外匯儲備，國際匯率頻繁波動給人民銀行的儲備資產保值增值帶來嚴峻考驗，為降低匯率風險，央行開始嘗試將儲備用于國內，對中行、建行和工行的外匯注資就是對儲備的一種創造性運用，所以，本文建議借鑒銀行改革模式，以中央匯金公司的名義和資產管理公司共同出資組建知識產權證券化機構，這種半官方性質的載體有兩個優勢：一是中央匯金公司的參與將增強資產支撐證券的信用等級，為證券化健康發展提供強有力的信用保證;二是資產管理公司在長期的資產處置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資產處置經驗，新設特殊目的機構對這種經驗的繼承將使其在同行中具有很大優勢。

（五）加強金融監管改革。從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關系看，一方面，金融市場主體為規避監管不斷進行創新，監管是創新的重要動力之一;另一方面，金融市場下的創新推動金融監管方式發生改變，正如新制度學派所指的那樣監管的變化本身就是一種創新，一個完整的創新必須同時包含市場創新和監管創新兩個方面，創新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我國進行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也離不開監管創新，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涉及銀行、證券、保險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部門，所以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在監督管理好本行業的同時還應該增強協調監管的能力，為知識產權資產證券化規范有序健康地發展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并提供制度保證。

參考文獻：

[1]何小鋒等.資產證券化理論與案例[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7,(1).

[2]湯珊芬,程良友.知識產權證券化探析[J].科學管理研究,2006,(8):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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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校慶新聞會,的主要信息是我校將在今年5月17號隆重舉行六十周年校慶。但是在我的理解中，民院的六十周年校慶絕不是一條簡單的教育新聞，而是一件值得媒體朋友高度關注的文化大事── 一所大學連續六十年的存在，這個事實本身就散發出濃烈的文化意味。現在有不少學校將校史拉長到數十年、百年乃至千年，但是像貴州民族學院這樣歷經風雨地存在了六十年的民族院校。具有六十年本科辦學歷史的真正意義上的大學，即便放在全國范圍來看也屬鳳毛麟角。在“六十”這個數字后面，凝聚了多少光輝的成就、厚重的傳統和美好的回憶，還有多少沉痛的教訓、艱難的抉擇和深刻的反思。對即將舉辦六十周年校慶的貴州民族學院而言，這個數字為我們的校慶活動注入了極為豐富的內涵。在全省人民為實現貴州崛起而奮力拼搏、各類高校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的今天，向各大媒體、社會各界概要闡述貴州民族學院舉辦校慶活動的宗旨和內涵，以此推進貴州高教事業的新發展，是本次新聞會的目的所在。下面，我向諸位簡單介紹與此有關的一些情況，請予指教，貴州民族學院舉行六十年校慶的主要目的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通過校慶活動進一步增強全校師生員工的凝聚力、向心力，激發師生員工的光榮感、使命感;使全校師生員工受到激勵、感召、啟迪和教育，以便更好地繼承和發揚我校的優良傳統，把學校的管理、改革推向一個更高的層次，使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得到進一步的提升。

二是以舉辦六十周年校慶的形式，傾情回報市委、市政府、回報社會各界、回報貴州父老鄉親，利用這一次男的的機會，召喚貴州民族學院在外的萬千校友返校，誠請省內外各界名人光臨，張揚多彩貴州的風采，展示貴州省政府、國家民委建設貴州民族學院的德政，宣傳貴州社會各界重視教育、支持貴州民族學院建設和發展的功績。

從去年開始，我們就啟動了六十校慶的籌備工作。籌備過程中，一直受到省委、省政府的親切關懷和省教育局的具體指導。經過一年的努力，已完成了以下主要工作：重修校史、舉辦學術論壇、籌辦慶典大會和文藝演出、募集捐助資金等各項籌備工作。

慶典活動的各項具體工作基本就緒。經過精心設計，慶典活動的內容豐富多彩，有慶典儀式、學術交流、信息互傳、師生敘情、校友敘舊、文藝表演等等。我們深信，在省委、省政府、省教育局的領導和關心下，在以在座各位為代表的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幫助下，這次校慶活動定會達成上述的兩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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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模式的相同化

一個地區開發區經濟發展的水平，對地方經濟的提高起到很大的幫助。因此，很多地方在稅收、土地的劃撥、貸款等方面都給予開發區很多的政策優惠措施，使開發區可以利用這些政策上的優勢實現自己更好地發展。但是，隨著開發區規模的逐漸擴大，項目數量的增多，彼此之間的競爭也越來越激烈，存在著嚴重的項目重復現象，造成了資源的不合理利用和浪費；各個地方對開發區所采取的政策大致相同，導致政策優惠對開發區發展的幫助越來越小。外部競爭激烈了，但是自身的技術沒有相應地提高，資源量沒有變化，但是開發區的數量卻在猛增，導致開發區發展遭遇困難。

（二）環境污染成為嚴重問題

我國對于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實行了優惠的土地政策，但是在土地資源利用方面，出現了嚴重的規劃不合理現象，土地資源的價值沒有被充分挖掘。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忽略了對周邊環境的治理，資源無法完成循環利用，經濟不可以持續地發展。

（三）缺乏生活環境

高新技術開發區由于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往往是在城市的郊區地帶，或者和農村相鄰的地方。原本一塊荒地上，經過幾年的發展出現各種廠房，工人在開發區工作，下班后則通過公交去市區娛樂，整個開發區并沒有一個完整的人文社會氛圍，這無法實現五位一體同步發展，更不用說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可持續發展的具體措施

（一）政府政策的扶持

開發區的可持續發展離不開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開發區的可持續發展是整個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應當重視。在教育方面，要大力推進科教興國的戰略思想，為技術的創新培養一批批先進的技術型人才，提高我國的創新水平，推動高新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為開發區的建設奠定技術的基礎。在推進科教興國戰略思想時，政府應當起到表率的作用，積極組織舉辦各種科技創新活動，并且派代表親自參與，吸引更多群眾對科技創新的興趣。除了教育政策方面的支持，政府仍然需要在財政稅收、土地資源劃撥、貸款等方面給予高新技術企業鼓勵。政府設立專門的資金用以技術研發與創新，鼓勵企業為國家研制新產品、新技術，同時這種政策也有利于企業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

（二）產業聚集能力加強

光憑傳統的政策優惠措施，以及單一的工業疊加方式已經無法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必須要形成一個產業聚集現象，鼓勵開發區內的企業之間相互配合，相互聯系，在相互競爭的同時，也可以共同進步。除了企業之間的相互聯系，同樣離不開其它實體的參與，比如周邊知名大學為企業的發展提供優秀人才，組成智囊團，和企業相互合作，幫助企業培訓員工等等。在這樣一種發展模式中，無論是信息資源，還是技術知識都能夠得到充分地利用，推動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形成一個區域特色，每個高新技術產業的開發區能夠有自己的優勢，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三）生態園區的建立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不能忽視生態環境的建設，建立生態工業園區，當將現有的資源單項利用的模式，轉變為資源的循環利用。在這一發展模式的指導下，沒有“廢品”的概念，每一個產品、資源都能夠實現循環利用，對環境污染也會因此降低，實現技術的可持續發展。隨著各國對環境的重視程度不斷增加，生態工業園區的數量會逐漸增多，而這一發展模式也將成為發展的主流方向。目前，針對傳統的高新技術開發區的生態工業應當進行結構優化，升級產業鏈，使其能夠合理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在發展的過程中，一定要了解自身的資源優勢所在，這就需要產業結構的合理優化。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為第二產業發展提供有力的支撐，使其能夠向生態化方向轉變；通過技術的創新，使生產對有限資源的利用率提高；通過能源轉換技術，實現資源的有效轉換。在政策的制定方面，需要將對該地區污染比較小，能源消耗少，經濟效益高的產業放在優先發展的地位。

（四）“以人為本”理念的貫徹

高新技術開發區的發展與城市的整體發展想脫離，因此一個地區工業化的進程，必須與當地的城市化發展相匹配。開發區的發展，必須要遵循城市發展和工業發展的客觀規律，對開發區的整體布局進行合理規劃。在確定該開發區功能定位的基礎上，合理分配每個產業的布局，完善周邊的交通設施，對不合理的進行整改，使經濟發展的同時，生態環境也得到保護。經濟開發區的主要活動主體是人，因此應當在發展的同時貫徹“以人為本”的力量，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發展是為了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促進可持續發展，使得社會更加和諧，人們更加文明。因此，在增加廠房數量的同時，也要相應地增加住宅、學校、娛樂場所的數量，保證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為人們的生存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社會氛圍。

三、結束語

篇6

   尊敬的`來賓、親友：

   那一年，我遇到了一個讓我感動的男生。帥氣出眾，他正好吸引了我！四月，桃花盛開的地方，我們相遇相知。那是命運嗎？應該是！我早就承認我是一個有絕對命運的人，我相信上帝從他出生的那一天就安排好了每個人的生活！所以我相信，在我出生的那一天，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注定要遇見一個人。

   我喜歡讀瓊瑤的小說。雖然我知道這只是一個虛構的故事，但我只是固執地喜歡它。我相信，一定會有一生的愛，一生的依賴。也許我們太年輕，沒有足夠的經驗告訴我們什么是愛。

   所以，我們一起嘗試，一起經歷，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感動！有些人可能會問自己，為什么結束一段感情就不能幫助自己，擺脫自己？也許，那種擔憂來自回憶！因為我們有共同的記憶，所以解脫來得如此緩慢。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么報答他對我的關心和愛護。但是愛情里不應該有“回報”。于是我放下所有的煩惱，敞開心扉，享受他對我的好！記住他的一句話。真的很感動！作為一個男人，全心全意愛一個女人才是好男人！作為一個女人，得到一個男人的愛而不抱怨不后悔，不是浪費生命！曾經我只感受到父母的愛，他讓我知道，另一種愛會是那么刻骨銘心。

   他從來沒有給過我什么永恒的愛情誓言，因為未來太不可預測了。他，用他的包容，他的愛，他的心，讓我體會到他的貢獻。有一句歌詞是這樣的：也許承諾只能證明不確定性。還有一種說法，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在沒有承諾的關系中，或許收獲的機會反而更大。

   說我們的港口沒有風暴是錯誤的。說他只是無緣無故的寵我是假的。我們經常吵架。但幸運的是，我們可以自由地表達我們的不滿。所以，我們吵架越多越好。我看過這樣一段話：一個月吵架一次，就是好朋友；一周吵架一次，就是情侶；如果天天吵架還在一起，那就可以結婚了。看來我們真的可以結婚了！

   很高興我們的感情得到了父母的認可。我很高興我們能有愛我們的父母。我很高興我們有一段幸福的關系。

        婚禮新娘簡短致辭2

         各位來賓、各位親朋好友：

   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難忘、最幸福的時刻，我從內心深處感到無比激動、無比幸福!首先，感謝各位來賓參加我和**的婚慶典禮，給我們的婚禮帶來了歡樂、帶來了喜悅，也帶來了你們美好的祝福。

   在此，向在座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謝。其次，要感謝我的父母親，是你們將我撫育成人，女兒今天終于結婚了.還要感謝我的公公婆婆,謝謝你們結我一個這么優秀的老公.昨天，我一夜未睡，心情無比激動。

   我還是要謝謝我身邊的老公，因為與你攜手到老是我今后實現所有人生夢想的重要前提，我有幸成為你的妻子，我很高興。

   最后，謝謝在座各位的光臨，希望今天大家吃的愉快，喝的盡興，謝謝大家！

   婚禮新娘簡短致辭3

   各位尊敬的來賓，親朋好友，女士們，先生們

   大家好!

   首先感謝大家在百忙之中來到我和丈夫***的婚禮現場參加我們的婚禮，在此，我代表丈夫以及我們的家人對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謝，謝謝大家!

篇7

微博+微信+新聞客戶端

5月1日，在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開播10周年之際，“央視新聞”客戶端正式登陸搜狐新聞客戶端訂閱平臺，登陸當天訂閱用戶即達到29萬，創造了搜狐客戶端訂閱用戶單日最高紀錄，至今“央視新聞”客戶端訂閱戶已超過500萬。

央視新聞客戶端由央視網新媒體派駐人員與央視新聞中心策劃部人員一體化策劃、一體化制作，共同進行內容運營，借助搜狐新聞客戶端1.3億用戶基礎，進行產品培養，這是央視新聞客戶端發展的第一步；第二步計劃在今年7月份在央視網推出獨立的“央視新聞”客戶端，該客戶端將提供新聞資訊直播、點播、預告、搜索和分享服務，24小時滾動更新，并將作為央視移動互聯網內容的主平臺；第三步是不斷升級客戶端功能，將其打造為具備內容集成、播控管理、運營管理、服務支撐等功能的一站式在線運營平臺。

“央視新聞”微信公眾賬號于今年4月1日上線，目前用戶70萬，每天收到用戶回復3000條以上，在微信媒體公眾賬號的用戶數和活躍度名列前茅。面對突發事件和重大新聞，“央視新聞”微信會向受眾進行推送，并將最新進展更新在自定義菜單，用戶回復關鍵詞可索取新聞的最新進展。微信還會為頻道的節目征集線索和評論，并選擇用戶的精彩回復反哺給屏幕，微信還使用主持人語音的方式推介重點節目，或提出互動話題，邀請用戶參與互動。

“央視新聞”新浪微博去年11月1日上線后，40天粉絲過百萬，半年來粉絲超過620萬。今年3月至今，“央視新聞”在新浪媒體微博影響力排行榜上一直穩居前三，“央視新聞”騰訊微博粉絲目前已超過630萬。“央視新聞”在新浪、騰訊和央視網的微博內容和更新頻次保持一致。除了“央視新聞”官微，新聞中心還有許多欄目獨立開通了微博，官微會對他們的微博內容和賬號進行推薦。

官微的表述方式、口徑與電視新聞有何不同？央視新聞中心副主任梁建增認為，電視是線性傳播，微博是碎片化傳播，微博受140個字的限制，要求選取最重要的新聞點進行放大，表述方式上更加生動、活潑，同時微博作為社交媒體，更注重互動性，因此“央視新聞”官微會將有些新聞改造得更有話題性和參與性。

比如，2013年2月7日，“央視新聞”了一條長度為2分10秒的視頻微博“《新聞聯播》未播出版：小屁孩搶鏡”，截至7月5日記者截稿時，該微博被轉發21090次，評論5964條，并被所有大型網站在首頁轉載。

2012年12月29日至30日，到河北省阜平縣看望慰問困難群眾，央視首次以微博方式報道，此后，微博首發時政新聞成為央視時政新聞報道的常態。

“新媒體新聞首發”制度

以微博為先導的新媒體被中央電視臺視作在傳統電視、國際視通對外發稿平臺之外的第三個發稿平臺，也是央視重大新聞、突發事件、重點報道的首發平臺。“首發新聞”“獨家內容”“圖像優勢”是“央視新聞”新媒體版的核心競爭力。

梁建增認為，網民的微博傳播具有“相同的內容不會轉第二次”的特點，因此“首發”對于掌握輿論主導權至關重要。

為了保證“首發”，央視將把新媒體發稿納入新聞采編、制作、評價的全流程，明確要求新聞中心的本部、駐國內31個記者站和各海外分臺、中心站的近千名記者“變身”全媒體記者。目前，央視自采的新聞占到“央視新聞”微博內容的70%，這些一手新聞信息量大，內容豐富，涉及面廣，時效性強，很多重要新聞的先于電視，成為網絡媒體的主要信息源。

“央視新聞”新媒體的稿件來源主要有三種：一是記者供稿，央視要求重大和突發事件記者要首先向新媒體供稿，保證新媒體先于屏幕首發，主要以文字和圖片為主；二是屏幕來源，從屏幕選取內容，以獨家視頻、熱點調查、重點專題節目為主，凸顯視頻優勢；三是熱點新聞向記者約稿或核實，對于其他媒體爆出的熱點新聞，編輯主動與記者聯系核實和發稿，保證信息準確，有獨家內容。

新媒體發稿與電視屏幕發稿保持了同一標準：嚴格遵守報道口徑、嚴格審查消息來源、嚴格執行發審稿流程。

“央視新聞”新媒體從選題到發稿嚴格執行三級審稿制度：微信和新聞客戶端每天的選題和發稿由值班主任把關；微博日常稿件建立責編初審、制片人定稿和專人校驗的三級核發制度；重大新聞、敏感話題由值班主任把關；不能確定的選題報中心值班主任定奪；時政新聞由時政部主任、策劃部主任審核并報中心值班主任確認發稿……

央視新聞中心制定實施了《微博、微信、客戶端運行管理辦法》，明確規定所發內容必須以事實為基礎、以法律為準繩；信源權威、可靠；熱點事件不失聲、敏感事件不炒作；客觀評判、理性引導；有態度、不跟風的“五大原則”。并明確設置了強制性環節——“信息雙核實”，即核實者身份，核實新聞事實準確，全力保障“央視新聞”微博的安全可靠、事實準確。

“臺網一體化”

4月20日8：02，四川雅安蘆山縣發生7.0級地震。“央視新聞”官方微博在地震發生7分鐘后首發地震消息，“央視新聞”微信平臺8：14將地震消息同步推送給用戶，并從4月20日下午開始，將央視網的新聞頻道直播信號引入微信平臺，打通了電視屏幕與移動媒體的間隔。

雅安地震報道中，央視新聞中心聯合央視網建立了尋親救助平臺，在央視新聞頻道及央視網開辟“尋親 我們在一起”版塊，尋親成功率高達50%以上。期間，央視網與百度、360網站尋人平臺進行合作，打通數據，信息共享，建立統一的尋人信息平臺，為尋親提供更大的數據支持。借助傳統媒體在突發事件中的權威性和影響力，結合網絡新媒體的技術信息優勢，此次“地震尋親平臺”的打造是央視臺網融合的一次全新嘗試。

4月19日，中央電視臺和中國網絡電視合推出“出彩人生：中國夢·我的夢”大型視頻征集與展播活動，CNTV開通了視頻分享平臺、微博、微信、復興論壇等多種征集平臺和通道，并制作了活動專題對作品進行展播，CCTV則從5月起篩選優秀作品進行電視展播。

4月29日起，央視新聞頻道《朝聞天下》欄目推出“中國夢”與勞動系列評論。央視新聞中心策劃部與央視網合作，并聯合搜狐、騰訊等門戶網站，推出“我與中國夢”大型網絡調查活動，調查推出以來獲得了近萬份樣本回饋，用調查數據解析方式回答了“中國夢”中關于勞動者和勞動關系的內涵。本次系列評論將“臺網聯動”從相互宣傳的淺層次互動，向共同策劃節目、制作節目、共同進行營銷、共同節目輸出的深層次互動轉變，增強了傳統電視平臺與網絡媒體互動平臺的良好融合。

4月央視新聞頻道推出《探潮亞馬孫》直播報道，央視網整合節目相關資料制作了網絡專題，并在網絡上開設更多欄目和互動版塊，與電視播出內容差異化呈現。

……

這些活動、報道都是通過臺網一體化策劃、一體化制作來完成的，臺網從策劃階段就開始共同介入，從各平臺不同的傳播特點、受眾角度出發，用不同的方式進行差異化報道，采用更多樣的表現形式進行呈現。“比如在熒屏上我們比較注重新聞事實本身的呈現和報道，互聯網上一方面利用其互動性強的特點，采用征集、調查、話題等增加事件的互動性；另一方面它有很強的時空延展性，可以補充更多電視上無法體現的信息。”梁建增表示。

央視臺長胡占凡在《中央電視臺2013年工作會議報告》中提到，當前，全媒體傳播趨勢日益明顯，能否切實做到臺網融合，關系著央視整體的傳播力、影響力和競爭力，“今年，要下力氣解決臺網‘兩張皮’的問題，實現電視與新媒體的無縫對接，實現臺網深度融合。”

篇8

四年的大學學習，使我自覺地接受了黨的理論、文化知識的熏陶，因而具備了較好的政治思想素質和理論水平。工作十六年來，我將滿腔的政治熱情付諸我所深愛的新聞實踐工作中，無論是從事記者、編輯工作、戰斗在新聞采訪第一線，還是負責廣播電視的組織把關以及兩臺的宣傳工作，我都能把握正確的新聞輿論導向，堅持黨的“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積極主動地宣傳黨、政府改革開放和三個文明建設的成就，熱情地反映群眾的愿望和呼聲，是上級組織和領導滿意放心的“新聞宣傳和新聞把關人”。

為切實抓好兩臺的新聞宣傳和對上報道工作，多年來，我始終堅持經常性的政治理論和業務知識學習。無論日常工作多繁忙，我總是抽出時間認真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專業知識，經常參加省、市舉辦的各類理論和業務培訓，豐富和提高自身的素質。與此同時，我把提高兩臺人員素質、充分發揮好新聞的輿論導向和監督作用作為工作重點，狠抓編、采、播人員的政治理論和專業知識學習。制定了學習制度及目標獎懲責任制，按時定期檢查各項計劃任務完成情況，不斷加強對新記者的業務指導，鍛煉他們的業務能力。通過多方面培養，兩臺編、采、播人員的綜合素質有了極大提高，成為非常有戰斗力的集體，多次被縣委、縣政府和雞西市評為先進集體。

在十六年的新聞實踐中，我充分發揮自身的文化專長，不斷地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科學冷靜地分析新情況、新問題。在全力做好縣委、縣政府中心工作的新聞宣傳同時，適時開辦群眾喜聞樂見的節目，如《關注熱點》等，真正做到讓領導滿意，讓群眾滿意。凡是全縣重大的活動，我都親臨參加、親自采寫、親自編輯，每次都能圓滿地完成報道任務。電臺全年發稿1300多篇，電視臺發稿1200多篇，從未出現任何失誤。在抓好本臺新聞宣傳工作的同時，我十分注重對上報道工作，成績突出。*電臺連續十年對上報道在全省名列前茅，20*年發稿154篇，20*年發稿134篇。*電視臺的對上報道數量和質量也逐年提高，20*年在省電視臺《新聞聯播》中播發稿件53篇，20*年播發56篇，處于縣級臺前列。其中《五下鄉活動農民點題》和《*縣黨員干部幫助非典疑似病人解難題》等消息在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中播出，《領航工程、帶民致富》、《公司聯農戶、共同奔小康》等消息在黑龍江電視臺《新聞聯播》頭題配編后播發，在縣級臺非常罕見，反映強烈。20*—20*年在雞西電視臺發稿名列三市縣、六區第一位。*臺的創優工作和廣告創收工作也成效顯著。兩臺每年都有5—6篇新聞作品在全省廣播電視好新聞評比中獲獎。

在深入實際，搞好新聞的采寫和組織工作同時，我還不斷學習和鉆研業務理論知識，用于指導自己的新聞實踐，并積極撰寫論文。20*年，我寫的《切實辦好縣級臺輿論監督類節目是新聞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獲全省優秀廣播電視論文一等獎，是雞西地區唯一的一個一等獎。《辦好對農節目是縣級臺的主要職責》、《適應形勢要求，搞好縣級臺深度報道》獲全省廣播電視論文二等獎。20*、20*年度先后被評為雞西市廣播電視系統先進工作者、*縣“十大杰出婦女”、“巾幗建功”先進個人標兵等榮譽。

篇9

內容提要:如遇高管薪酬，董事就可能基于互惠和群體思維等情景以及單純接觸效應和框定效應下的生物本能，無意識地“董董相護”，高管“尋租”如愿以償，自應對董事問責。理性回路下的注意路徑不能對情感回路下的“董董相護”對癥下藥，實際上放縱了高管“問題薪酬”。以誠信路徑予以涵攝，則可以不枉不縱。是否構成“董董相護”，需借助于高管薪酬的合理性進行推論。基于高管薪酬合理性邊界的模糊性，拿捏高管薪酬的合理性，需以企業價值最大化為指針，借助高管薪酬的標準、水平和結構的合理性，厘定相應的參照系。

一、問題的提出

金融危機襲來，企業高管的天價薪酬和變味薪酬等“問題薪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輿論嘩然，社會公眾憤憤不平。高盛集團和花旗集團等華爾街投行巨頭在危機之中依然我行我素，高薪重獎，惹來眾怒，被奧巴馬總統怒斥為“可恥”[1]。在我國，企業高管的高薪豐酬同樣被推上輿論的浪尖。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高管亦官亦商的雙重角色，引發出了中國特色的國企高管“高薪謎團”。上市公司作為企業群體的佼佼者，高管薪酬“”，而企業并未相應地做大做強，不少企業利潤一降再降，薪酬漲了再漲，越虧薪水漲得越快，即使業績下滑甚至嚴重虧損，高管照樣領取豐厚的薪酬。這種現象令人痛心，從而讓人們產生了高管薪酬是否物有所值的“薪酬之迷”。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掌門人馬明哲2007年度6616．1萬元天價薪酬飽受各界質疑和輿論詬病后，2009年初高管們共克時艱之舉更出人意料，相繼有448位掌門人放棄2008年度薪酬，這種“零薪酬”甚至讓人覺得更可怕[2]，高管薪酬的隨意性更是讓人產生“薪酬之惑”。

面對鋪天蓋地的質疑，高管們也是“滿腹委屈”，振振有詞地回應道：薪酬又不是自己定的，是董事會定的，董事會的薪酬委員會是以獨立董事為主導的呀[3]。言外之意，獨立董事是值得信賴的，董事會的高管薪酬決策是值得信賴的。面對形形的“問題薪酬”，我們不禁要追問：獨立董事真的客觀獨立嗎？董事會的高管薪酬決策值得完全信賴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董事需為公司最佳利益行事，而他們慷公司之慨，拱手奉上“問題薪酬”，顯然與公司利益背道而馳，理應對其問責。奇怪的是，一旦爆出高管的“問題薪酬”，矛頭均指向支薪高管，習慣性地斥責高管，似乎與作為薪酬決策者的董事們無關，這顯然是本末倒置了。如果董事們“跟著感覺走”，習慣性地將腦袋借給高管，“問題薪酬”必將泛濫成災，進而危及公司治理大廈之根基。為何炮制“問題薪酬”的董事往往安然無恙，糟糕一點的也不過有驚無險而已呢？這說明，針對高管薪酬決策的董事問責路徑和相應的司法審查標準，即使不是錯誤的，至少也是不完善的。那么，以何種標準審查“問題薪酬”才能對癥下藥呢？采用何種審查標準，才能遏制董事們“跟著感覺走”呢？要回答這些問題，首當其沖的就是要解析“問題薪酬”的形成機理，為探索其問責路徑和相應的司法審查標準提供鋪墊。

二、“董董相護”與高管的“問題薪酬”

董事們為何心甘情愿地將腦袋借給高管，習慣性地接受其薪酬要求呢？下文將運用尋租理論解說高管權力如何影響高管薪酬，進而變相自定薪酬。在此基礎上，運用社會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理論解析“董董相護”的心理學機理。

（一）高管變相自定薪酬的尋租理論解說

高管應盡可能避免自我交易，以免“腳踏兩只船”，高管薪酬則是不可避免的自我交易。全球公司治理改革浪潮的重要成果，就是在董事會層面構建了高管薪酬的利益沖突隔離機制，由獨立董事主導的薪酬委員會審核高管薪酬。如果說獨立董事真的客觀獨立，董事會的高管薪酬決策值得完全信賴，也就沒有“問題薪酬”的生存空間了。然而，現實卻是“問題薪酬”比比皆是。原因何在？在高管權力面前，前述利益沖突隔離機制似乎不堪一擊，輕而易舉就被自我擊退，高管變相自定薪酬大行其道。這樣，從大門趕走了高管自定薪酬之“前狼”，高管變相自定薪酬之“后虎”又從窗戶跳了進來，難怪不管企業業績如何，高管薪酬都是一路攀升，甚至逆水而上，無功受祿。薪酬激勵本來旨在降低成本，鼓勵高管將企業做大做強，而薪酬與業績基本不相關，憑直覺就能感覺得到高管權力的影響了。其實，這種感覺是完全有道理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興起的尋租理論令人信服地解說了高管權力是如何扭曲薪酬的。

長期以來，以墨菲和詹森為代表的最優契約理論系解釋高管薪酬合理性的主流理論，而面對俯拾皆是的“問題薪酬”，就明顯有些蒼白無力了。哈佛大學伯切克和弗里德則另辟蹊徑，提出了尋租理論（rentextracting），清晰客觀地但又最終振聾發聵地分析出，企業高管尋租致使其薪酬畸高。該理論的提出猶如石破天驚，引發了雙方激烈的交鋒和論戰，最終最優契約理論也承認高管權力起了作用，尋租理論得到了認同，但它并不取代最優契約理論，而是彌補了最優契約理論的不足，解說了最優契約理論無法解釋的部分，即高管會以權謀薪[4]。對于高管“問題薪酬”，尋租理論的解釋可謂一針見血，顯然更具有穿透力，也與現實更加吻合。何以見得呢？

其一，高管與職工愈來愈大的收入鴻溝就是高管權力尋租的一個有力注腳。高管薪酬增長大幅度跑贏企業業績，有的甚至與業績呈反向運動。企業業績乃是團隊生產的結果，若蛋糕并未做大或者做大程度與高管薪酬增長失衡，高管薪酬不斷攀升，這種薪酬與其說是價值創造，毋寧說是財富轉移，是對包括職工在內的利益相關者的剝奪。高管與職工收入越來越大，企業規模愈大，這種差距也就越大，這個收入鴻溝就是權力尋租的有力證據。2003年，央企實施年薪制后，高管名義薪酬就達到職工工資的13．5倍。隨著高管收入，這種差距在持續拉大。上市公司更是如此，2004年針對滬市上市公司的一項問卷調查研究表明，高管與員工的收入差距有了明顯的、帶有根本性的改變[5]，高管與員工收入差距10－15倍的增長最快，增長了433%，而15倍以上的也增長了125%。鑒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3年左右就翻番，這一差距還在日趨擴大。

其二，高管權力大小與萃取租金的方式息息相關。有關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發現，企業業績、企業規模和公司控制強度三類影響因素對高管薪酬水平的總體解釋率分別為8．9%和30．66%。也就是說，公司控制強度的解釋力大于企業業績和企業規模因素，高管權力對薪酬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對高管薪酬與盈余管理、高管控制權的相關性研究，這一點得到進一步的印證。一般說來，高管薪酬與盈余管理正相關，而引入高管控制權之后就大不相同了。若總經理來自控股股東單位或兼任董事長，高管控制權的增加提高了高管薪酬水平，卻降低了高管薪酬誘發盈余管理的程度。也就是說，當高管權力增大時，公司激勵約束機制失效，高管尋租空間增大，也相對降低了高管薪酬誘發盈余管理的程度。反之，當高管權力變小時，相對增加了高管薪酬誘發盈余管理的程度[6]。易言之，一旦高管權力增大，他們就可能從薪酬游戲規則遵守者轉變為游戲規則制定者，薪酬制定過程就變成高管萃取租金的過程。

由此觀之，即使有獨立董事主導的薪酬委員會，高管仍可以權謀薪，通過操縱激勵標準、激勵工具、萃取隱性薪酬等方式，變相自定薪酬，萃取租金，而且權力愈大，萃取租金的空間也愈大。董事們為何輕而易舉就將腦袋借給高管呢？這涉及到下面的“董董相護”，正是它造就了高管變相自定薪酬。

（二）“董董相護”的心理學機理解析

為何一旦遇到高管薪酬，董事就認人、認情、認面子？為何獨立董事對高管薪酬也未必真正獨立和客觀呢？傳統民商法和主流經濟學理性“經濟人”分析框架的視野局限于董事決策的理性（思維）回路，根本就不考慮情感回路，“尊重情感、倫理等在其他法律場域中可能要被考慮的多維目標，在公司法中無需顧及”[7]，使得情感回路在公司法上根本沒有立足之地，也無法解釋這種異常現象。其實，行為經濟學、神經經濟學、行為金融學和社會心理學等理論，已經對人的非理開展了系統的研究，發表了更為貼近現實的研究成果，以至于經濟學家感慨“今日的經濟學……已經是理性決策和非理性決策兩大理論共分天下”[8]。公司法研究沒有理由繼續故步自封，本文擬借用這些新興邊緣學科的研究成果和分析工具揭開“董董相護”的“黑匣子”。

1．“董董相護”的社會心理學解釋

社會心理學側重于觀察和分析個人在社會情境中的感情、思想和行為，不僅有理性回路，也有情感回路。其所關注的人并非冷冰冰的理性“經濟人”，而是有血有肉的“社會人”（現實人）。它強調情境對行為的影響，會聚焦于那些在很大程度上自動的、無意識的行為，那些普遍性的、與社會生活密切相關的可能先天性地存在于我們基因的習慣和思維方式。董事可能基于互惠和群體思維，無意識地偏袒作為同僚的高管，即“董董相護”，現解說如下：

第一，董事互惠人情和面子在情理社會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認人、認情、認面子蔚然成風，公事常常需要私辦，人們常常用不同的方式來對待和自己關系不同的人[9]，因而“關系”被譽為社會資本。董事自不例外，也會相互送人情。這是因為，董事和高管都具有相似的社會地位[10]。我國上市公司董事主要來自其它公司的董事和高管[11]，還有專家學者等社會名流[12]。他們都是社會精英，不僅有共同語言，而且還因為交叉任職和頻繁的互動交往，形成了“兄弟”或“姐妹”關系。交叉任職使得他們可以跳出本公司的小圈子，與同行分享共同的經歷和經營管理的“酸甜苦辣”。這也比在本公司少了許多顧忌，可以更為坦誠，有的甚至會相見恨晚，進而成為“鐵哥”或“鐵姐”。一份人情，意味著一份義氣。既然是“兄弟”，無論是無利害關系的董事審議董事的自我交易，還是獨立董事審議董事和高管的薪酬，自然會相互支持了。這可能是出于認同，也可能是相互理解、相互包涵，高抬貴手，有時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誰不會遇到點難事”，“誰都有難處”，“誰都會有人在屋檐下的時候”等等，這種感情因素一旦滲透到選擇和判斷之中，自然會網開一面[13]。何況，抬高高管的薪酬水平，對自己也是有益無害呀。

第二，董事群體思維董事會集體決策機制，意在集中集體智慧，群策群力，提高決策質量，促進公司價值最大化。但是，集體決策的動態交互過程很可能產生群體思維這樣的非理[14]。社會心理學的實驗研究發現，高水平的群體凝聚力（groupcohesion）將會導致群體決策失誤，如與命令式的領導等因素交互作用，更容易引起群體思維；與任務導向凝聚力相比，基于人際吸引的社會情感凝聚力更多地損害決策的質量。董事會系具有高度社會情感凝聚力的群體，決策質量就深受群體思維的危害。這是因為，董事遴選和評價均以合作精神而論，董事會自然傾向于一團和氣。董事還具有從眾（conformity）的動機。當群體成員對群體身份有著很高的評價時，群體成員一般都愿意繼續維持群體身份，從而具有使其行為與群體保持一致的激勵和動力。群體身份越有價值，群體成員的從眾傾向也越強[15]。董事就是這種名利雙收的身份，他們自然會倍加珍惜。為了維持董事職位，他們往往盡量與群體保持一致。為了贏得認同，董事往往遇到矛盾繞道走，發表意見“順桿爬”，隨聲附和。這就不難解釋，為什么高管“問題薪酬”往往輕而易舉地獲得董事會的一致通過。

2．“董董相護”的行為經濟學解釋

董事決策以認知為基礎，認知又是大腦的機能。行為經濟學的突飛猛進，為我們從生物本能的層面更深刻地剖析“董董相護”這種非理提供了契機。其實，董事互惠和董事群體思維的產生，均可從認知偏差和大腦工作流程方面得到解釋。

第一，單純接觸效應（mereexposureeffect）可以從生物本能層面解釋董事互惠。神經經濟學家發現，人有家庭偏見，即使是專業人士也具有無法逃脫的戀家情節，因為面對熟悉的事務，讓人感覺愉快，帶來滿足。而這并不需要長時間的接觸，非常短暫的接觸即可產生這樣的熟悉感、親切感。這就是歷經千百萬年錘煉出來的高速運轉的反射系統的玄妙之處，大腦耳內側1英寸深處就是負責情感記憶的海馬體，這些神經元在識別不同環境特征方面具有不可思議的能力，而且細致入微，隨用隨到，因而又稱為位置細胞。其準確度驚人，無需借助任何意識性思維，它可以幫助我們在黑暗中找到蠟燭[16]。凡是走過、看過甚至想象到的特定事務，只要再次出現，該細胞就會被激活，從而產生熟悉感和親切感。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公司選擇的獨立董事往往是與公司負責人有一定聯系的熟人，哪怕是會議或者論壇上有一面之交的人，而非陌生人。一旦當選，盡管獨立董事是兼職性的，也很少在公司拋頭露面，但是從當選那一刻開始，他就成了董事會的“自己人”。難怪我們常常會聽到他們就職感言有“榮幸成為XXX公司人”等論調。此后，通過共同參與董事會決策、出席股東大會以及各種社交活動，獨立董事與執行董事和高管進一步變成兄弟、姐妹，甚至“鐵哥”、“鐵姐”。既然熟悉讓人感覺愉快，而人在心情極度愉快時，可能會承擔通常狀況下會回避的財務風險[16]44。難怪獨立董事審核高管的薪酬時，那么慷慨大方。

第二，框定效應（framing）則可以解釋為何董事們總是被高管牽著鼻子走，習慣性地接受高管薪酬方案。前景理論認為，問題以何種方式呈現在決策者面前，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對風險的態度[17]。這就是框定效應，亦稱定式思維，這一神奇力量可能誘導人做出荒誕不經的決策。例如，股份一分為二，分拆之后每股價值相當于原來的一半，基本面沒有任何變化，但這還是能夠讓投資者產生追加投資的錯覺。2004年，雅虎宣布對其股份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拆后，次日股價上漲16%[16]159。難怪董事們往往輕而易舉地被高管框定。這是因為，董事會決策的方案和依據往往來自公司管理層、公司有關部門甚至外部專家或顧問，這些方案呈現有關決策事項的方式以及參照點（referencepoint）的選擇，會直接影響到董事會的判斷和選擇。人們依據參照點來判斷收益和損失，不同的參照點會影響人的判斷和選擇。自然，參照點的選擇掌握在制定方案的管理層手中，他們有意識地選擇符合其需要的參照點，即可輕而易舉地誘使董事會通過有關方案。制定與高管利益悠關的薪酬方案時，高管就有刻意選擇這種參照點的激勵。聯想集團2005－2006年度的董事和高管薪酬能夠順利獲得董事會批準，就是明證。其董事總酬金一年內激增12．8倍，達到1．75億港元，董事長楊元慶年薪更是高達2175萬港元，同比增長4倍多，而同期公司盈利才不過500萬美元，僅僅相當于董事薪酬的1/4。如果以業績論薪酬，以業績為參照點，恐怕很難在董事會過關。但是，他們選擇了薪酬國際化這樣一個參照點，就截然不同了。公司股權、業務和人員都國際化，高管薪酬國際化似乎順理成章。何況，董事長楊元慶的薪酬又遠遠落后于其直接競爭對手戴爾的CEO凱文?羅林斯和聯想公司CEO阿梅里奧尼[18]。這樣，聯想高管均如愿以償，美夢成真。

由此看來，一旦面對高管薪酬，董事就可能基于互惠和群體思維等情景，以及單純接觸效應和框定效應下的生物本能，無意識地偏袒高管，“董董相護”，高管尋租輕而易舉，“問題薪酬”泛濫成災。

三、“董董相護”的問責路徑

董事無意識地將其與高管的友情、交情等置于公司利益之上，“董董相護”，高管變相自定薪酬，享受高薪豐酬。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曾將高管薪酬的失控性增長和薪酬攀比斥責為傳染性貪婪。顯然，“董董相護”與公司利益背道而馳，自應對其問責。問題是，基于理性回路的董事問責路徑合適嗎？如果不適合，何種問責路徑才能對癥下藥呢？

（一）注意問責路徑：司法對高管“問題薪酬”的放縱

現行《公司法》根本就沒用考慮董事決策的情感回路，董事問責規范完全是基于理性回路。該回路要求董事為公司最佳利益行事，且不得徇私。與其相應的問責路徑就是忠實和注意路徑，忠實路徑涵攝的是董事徇私，注意路徑則涵攝董事未盡到合理注意。“董董相護”顯然不屬于忠實路徑的涵攝對象，這是因為忠實路徑針對的是董事自我交易，而“董董相護”則是董事徇情決策，并不涉及董事自我交易，不在自我交易之列。董事與高管之間的友情和交情本身并不是問題，就高管薪酬決策而言，根本不可能因此構成董事自我交易。董事與高管互惠雖有一種交易的味道，但其“交易”的是董事與高管的人情和面子，而非轉移資源或者義務意義上的交易。“交易”并非董事自我交易之“交易”也，將人情交換關系等同于一般的市場交易也是不妥的。究其原因，人情固然有利益交換的含義，但這里的“回報”卻是另一個更為重要而根本的方面。情義無價嘛，這其中的價值難以確定。價值計算是理智性的，而回報恩惠是情感性的，也就是非理性的。何況，多數人情投資并非純粹的相互利用，期望立馬回報，而是“目標培養”式的，可能很長時間后才起作用[13]。可見，董事徇情決策，“董董相護”，不在忠實路徑的涵攝范圍，也不應將其納入該路徑。

至于理性回路下的注意路徑，雖與忠實路徑平起平坐，但向來默默無聞，以至于有學者咄咄逼人地質問其是否真的還存在[19]。它要求董事盡到合理注意，盡管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的表述不盡一致，要求董事盡到普通謹慎之人的注意，則是共同的。顯然，這種合理注意針對的是人的思維系統的決策，而“董董相護”則是情感回路的產物，體現為“跟著感覺走”，無意識而為之，故也不在注意路徑涵攝之列。這就說明，作為情感回路下的“董董相護”，理性回路下的忠實和注意路徑均對其鞭長莫及，無能為力。然而，針對高管“問題薪酬”的董事問責并非無人問津，而是被納入了注意問責路徑。究其原因，傳統公司法對董事決策的情感回路向來視而不見，因而將董事“跟著感覺走”、徇情決策與思維系統的未盡到合理注意混為一談，用同一尺度予以衡量。結果怎樣呢？被問責的董事鳳毛麟角，檢索這種案例猶如大海撈針[19]，與俯拾皆是的高管“問題薪酬”形成了鮮明對照。在引起舉世關注的迪斯尼天價遣散費案中（注釋1：907A．2d693（Del．Ch．2005）；終審判決為906A．2d。），歐維茲僅為迪斯尼工作14個月，公司解除合同時卻不得不向他支付1．4億美元的無過失遣散費。對此，股東們義憤填膺，提起了針對董事問責的股東代表訴訟。該案一波三折，歷時近10年，最終所有董事均化險為夷，有驚無險，無需承擔個人責任。不難看出，以注意路徑問責董事的這種徇情決策，與其說是強化了董事問責，毋寧說是過度尊重董事的高管薪酬決策，放縱高管“問題薪酬”。何以見得呢？其一，出于尊重董事經營決策這一公共政策的需要，注意路徑的司法審查標準采用的是商事判斷規則（businessjudgmentrule），與合理注意之行為標準相分離，也是明智的選擇。于是，注意問責路徑就以決策程序為重心，即使實體決策不合理，只要例行公事地履行了必要的決策程序，這種經營決策就會受到商事判斷規則的保護。然而，程序公正并不能保證實體公正，程序公正之名，可能掩飾高管的“問題薪酬”之實。安然和雷曼公司等“巨人”曾經被譽為公司治理之典范，其轟然倒塌的慘痛教訓，足以說明以程序公正掩飾實體不公的巨大危害。其二，雖說高管薪酬決策的實體內容并非受到絕對保護，只要能夠證明其薪酬過高，構成浪費，也會對董事問責。但是，要證明達到浪費的標準，往往難如登天。這是因為，不僅浪費標準很高，而且十分模糊，難以把握。法院也很少會自討苦吃，啟動該規則，故究問高管薪酬實體合理性的浪費規則基本上只是一個擺設。

不難看出，理性回路下的忠實和注意路徑均不能涵攝情感回路下的“董董相護”，人為將其納入注意路徑，實則是在放縱高管的“問題薪酬”，縱容董事們“跟著感覺走”。要對癥下藥，就得另辟蹊徑，為其尋求更具針對性的問責路徑。

（二）應采用誠信問責路徑

法律的終極目標是社會福利[20]，如何終結對“問題薪酬”的放縱呢？何以有效地將“董董相護”納入問責視野呢？在董事問責的司法實踐中興起的誠信路徑，為此提供了契機。盡管誠信義務久已有之，依據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和《公司法》第5條，董事自應誠信行事。即使在誠信概念發展相對緩慢的英美法，公司法上亦有大量的誠信規范，惟受該概念的模糊性和主觀誠信的誤導[21]，誠信規范向來被虛置，毫無用武之地。直到1990年代，誠信實現了創造性轉化，在董事問責的司法實踐中大顯身手。“安然”事件和“世界通信”事件以來，董事問責的社會呼聲一浪高過一浪，誠信規范日益受到追捧，誠信路徑也日趨與忠實和注意路徑平起平坐，（注釋2：1993年，CedeII案開辟了董事信義義務“三元”（triad）劃分之先河，將誠信義務與忠實和注意義務并列，后來特拉華州法院許多案例步其后塵，如Cede＆Co．v．Technicolor，634A．2d345，361（Del．1993）；Cinerama，Inc．v．Technicolor，Inc．，663A．2d1156（Del．1995）；Malonev．Brincat，722A．2d5，10（Del．1998）；EmeraldPartnersv．Berlin，787A．2d85（Del．2001）。）而將“董董相護”的問責納入誠信路徑也是完全可行的。理由如下：

首先，完全可以將“董董相護”納入誠信路徑的涵攝對象。雖說誠信概念頗為模糊，但并非只是一個排除者，而是有著積極含義。隨著客觀誠信日益深入人心，誠信越來越多地起到行為標準的作用。其基本要求是，董事應誠實，忠于職守，不得違反公認的從商規則，不得違反公認的公司基本規范。“董董相護”，董事徇情決策，顯然與這些基本要求格格不入。實踐中，誠信路徑通常涵攝董事故意讓公司違法、不坦誠相告、和嚴重失職等情形[22]，而則可以涵蓋“董董相護”。何以見得呢？有多種表現形式，如目的不適當、考慮不相關因素、不考慮相關因素、操縱程序、顯失公平等等。董事徇情決策，將其與高管的交情、友情等因素至于公司利益之上，就嚴重背離了為公司最佳利益行事而行使公司權力這一目的，無疑是目的不適當。具體說來，為了照顧與“鐵哥”、“鐵姐”的交情、友情，董事操縱董事會決策程序，或者考慮不相關因素，或者不考慮相關因素，“跟著感覺走”，對“問題薪酬”視而不見，這顯然就是。可見，誠信概念包容性極強，完全可以涵攝“董董相護”。其實，司法上已有頗為成熟的經驗可資借鑒，自由裁量的司法審查早就將目的不適當、考慮不相關因素和不考慮相關因素，作為是否評判的標準，而考慮不相關因素和明顯的道德不良又被視為不誠信之舉[23]。雖說董事行使的是公司權力，行政機關行使的是行政權力，但是行使“權力”這一點是共同的，故將其納入誠信路徑是完全站得住腳的。

其次，有助于確立合適的司法審查標準。如前所述，為避免董事自我交易，忠實路徑的司法審查標準最為嚴格，采用的是完全公平標準；而注意路徑則采用商事判斷規則，又最為寬松，以體現尊重董事經營決策之公共政策。對于“董董相護”而言，完全公平標準過于苛刻，而商事判斷規則又尊重過度了，均不合適。誠信路徑則是涵攝介于忠實與注意之間的中間地帶，不僅可以將董事徇情決策與徇私決策予以區別對待，避免生搬硬套，將針對董事徇私決策的完全公平標準適用于董事徇情決策，而且可以將其與一般經營決策予以區別對待，以免過于尊重，放縱以程序公正的名義掩飾“董董相護”。

最后，有助于克服司法懷疑主義，強化問責“董董相護”的有效性。以理性回路來審視“董董相護”，法院也飽受司法懷疑主義的困擾。如前述“迪斯尼天價遣散費案”經過長達37天的審理發現，董事長兼CEO艾斯納不僅與歐維茲兩人有著25年的老交情，兩個家庭也結下了深厚友情和交情，而且艾斯納還與多名董事有私交甚至有間接利益關系：一名董事兼任高管；一名董事是慈善機構的負責人，而艾斯納每年向該機構捐贈100萬美元；一名董事為小學校長，而艾斯納的子女曾在該校就讀；一名董事拿了5萬美元咨詢費，且為迪斯尼公司的律師事務所工作[24]。很明顯，艾斯納很可能“跟著感覺走”，無意識地照顧老朋友，并操縱董事會對歐維茲的薪酬安排。但是，法院對此不予理睬，反倒要求原告證明這種交情和友情對董事會決策的實際影響。這無疑是強人所難，實則是放縱“董董相護”。究其原因，“董董相護”，董事徇情決策中，“徇情”屬于主觀動機，是一種主觀心理狀態，而“行為人主觀狀態除其本人外，事實上難以掌握”[25]。就心理科學的長遠發展而言，心理實驗可以為樣本人群的心理反應提供證據，使裁判更為合理。但是，就目前科學技術而言，無論是民法上過失的認定，刑法上犯罪目的或動機的認定，在“方法上只有借助外界存在的事實或證據推敲之”[25]。也就是說，由司法人員根據客觀事實進行認定或推論。確立誠信路徑，將情感回路下的“董董相護”予以區別對待，就可以克服這種司法懷疑主義。就像忠實路徑那樣，只要是董事進行自我交易，無需原告證明其徇私動機，法院就應審查該交易是否完全公平。相應地，只要董事決定高管薪酬事項，就應審查其合理性，無需將證明“董董相護”責任強加給原告。惟其如此，才能有效地遏制董事們“跟著感覺走”，增強問責的有效性。

四、“董董相護”的司法審查標準：高管薪酬的合理性

賞不可虛施，罰不可妄加。以何種標準審查“董董相護”呢？怎樣才能做到不枉不縱呢？這就需要準確地把握實體合理性審查的定位，拿捏好高管薪酬合理性的標準。

（一）實體合理性審查：在完全公平與尊重之間

只要董事會決定高管薪酬，一旦出現“問題薪酬”，就應對其進行實體合理性審查。主要理由為：其一，司法審查技術上的需要。董事徇情決策，乃是情感回路的產物，屬于一種主觀心理狀態，就目前科學技術而言，還只能借助外界存在的事實或證據推敲這種主觀狀態。也就是說，董事們對高管薪酬的決策，到底是否存在“董董相護”，是否“徇情”決策，只能通過間接方式來認定，通過審查高管薪酬是否合理予以認定。易言之，只要高管薪酬是合理的，也就無所謂“董董相護”了。反之，高管薪酬明顯不合理，就可以推論出“董董相護”。其二，確保高管薪酬合理性之需要。薪酬程序公平并不能保證薪酬合理，好的程序未必產生好決策，只是增加了產生好決策的可能性而已。若董事誠信行事，一定的審慎決策程序可以促使董事會形成好的決策；若董事不誠信，審慎程序的作用將大打折扣。程序照樣走，樣子照樣做，“董董相護”依然故我，“問題薪酬”仍然泛濫成災。實際上，就高管“問題薪酬”的形成機理來看，“董董相護”，在相當程度上是董事高管們框定所致。安然公司和雷曼公司曾經堪稱公司治理的典范，獨立董事們照樣被高管牽著鼻子走，這些巨人最終因其炮制的一個又一個高風險決策而轟然倒下就是明證。可見，即使獨立董事也不能完全信賴，對董事會高管薪酬決策進行合理性審查，也是順理成章的，既是司法審查技術的需要，也是確保高管薪酬合理性的需要。

這并不是說法院比董事更擅長經營決策，也不是說他們更清楚高管薪酬的合理邊界，而是說在涉嫌“董董相護”之時，董事決策可能更糟糕，實體審查實乃明智之舉。不管決策程序如何，只要不合理就不予支持，就應問責。實體合理性審查如何定位呢？鑒于“董董相護”有別于董事自我交易，該審查顯然應比完全公平標準寬松。但是，實體合理性審查意味著要審查經營決策內容好壞優劣，而注意路徑對決策實體審查僅僅要求理性行事即可，這種合理性標準又明顯高于理性標準。在理性標準下，法院只要認為董事行為不是不可容忍即可，而在合理性標準下，法院需要在某種程度上同意董事的行為，雖然不需要完全同意[26]。我們說一個人的行為不謹慎或不合理，可謂比比皆是，而要說他喪失理性則極其罕見。也就是說，不合理的，仍然可以是理性的，不會被注意路徑問責，但完全可能被誠信路徑問責。這樣，實體合理性審查既不至于對董事會決策干預過深，也不至于尊重過度，放縱“董董相護”。

（二）高管薪酬合理性的標準

其實，高管薪酬合理性邊界頗為模糊，就好比“普洛透斯”的臉，變幻莫測，經理市場也不能給出“明碼實價”。實踐中，高管薪酬不僅因行業、因企業、因企業規模、因企業發展階段而異，甚至因人而異，與勞動力市場的同工同酬截然有別。這樣，董事會確定高管薪酬必然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而且這種裁量必須得到司法的尊重。否則，無異于以司法判斷代替企業家的經營判斷，而法官在這方面并不比董事更高明。那么，如何判斷董事會自由裁量是否合理呢？也就是說，如何判斷高管薪酬是否合理呢？

首要的是把握好高管薪酬的相對合理性。合理的高管薪酬是一個范圍，而非一個點，只要在合理范圍之內就是合理的。這樣，董事會仍享有很大的裁量余地，也不至于讓法院對公司經營決策干預太深。法院需要判斷的是，董事會決策整體上是否在合理范圍之內，不可能精確到某一個合理的點位。這種判斷標準可以從兩個方面予以把握，從正面意義上看只要基本合理即可，從反面意義看則以明顯不合理為準。沒有反面意義上的明顯不合理，或者正面意義上基本合理，就屬于合理，就無需干預，無需問責。反之，原告能夠證明高管薪酬明顯不合理，即應問責。

進一步的問題就是，以什么標準來判斷呢？既然高管薪酬激勵的目標在于促進企業價值最大化，檢驗其合理性的根本標準，就是是否與該目標一致，是否有利于實現該目標。而薪酬激勵性是否合理，關鍵在于激勵標準合理化、薪酬水平合理化以及薪酬結構合理化。我們完全可以借助于該標準，為評價和判斷高管薪酬構建如下參照系：其一，薪酬是否與企業業績掛鉤。凡是高管薪酬不與績效掛鉤的，不論業績好壞都是高薪豐酬，高管薪酬能上不能下，無功受祿，或者只有正激勵，沒有負激勵，均屬于不合理。其二，是否與股東和利益相關者利益相平衡。如與股東和利益相關者收益明顯不平衡，如高管領取高薪豐酬，而股東沒有回報或者回報甚少，或者是高管與職工收入懸殊過大，也是不合理的。其三，風險的合理性。如風險性過大，激勵過度，過度鼓勵冒險，同樣是不合理的。引爆全球金融危機的華爾街薪酬體系就是如此，高管風險收入比重過大，雷曼公司CEO富爾德的股權收益占總收入的78%。高管們沖著越來越多的利潤就等于越來越高收入這樣一個目標，不斷推出他們自己也說不清道不明的結構化金融衍生產品，冒險文化愈演愈烈，最后釀成全球性的災難。也就是說，法官不僅要對無功受祿保持警惕，亦應對過度激勵保持高度的警惕。其四，激勵標準是否與時俱進。如經營環境時過境遷，企業經營條件發生重大變化，而高管薪酬激勵方案按兵不動，高管無功受祿，浪費公司資產，自然也是不合理的。

由此可見，只要將薪酬合理性審查定位于相對合理性，而非忠實路徑所要求的完全公平；只要圍繞是否有利于促進企業價值最大化這一指針，借助薪酬標準合理性、薪酬水平合理性以及薪酬結構合理性的要求，構建相應的評價高管薪酬合理性的參照標準，法院完全可以做出適當的判斷。何況，法院還可以聘請人力資源等相關專家出具專家意見，為其判斷提供決策支持，確保其判斷的科學性。在2006年紐約交易所格拉索案中（注釋3：NewYorkStatev．RichardGrasso，LangoneandNewYorkStockExchange（401620/2004，NY）．），紐約州最高法院就基于格拉索所提供的服務，與所領取的1．875億美元的天價薪酬不匹配，認定其薪酬不合理，判令將其中1億美元左右返還給交易所，從而贏得了廣泛的贊譽。這就說明，法院完全有能力審查和判斷高管薪酬的合理性，實體合理性審查也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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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高中語文；文言文；教育教學；方法探析

文言文是高中語文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陶冶學生的情操，弘揚中華傳統文化，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有著重要的意義，因而教學中應該強化文言文的教學。

一、明理而行，與時俱進

文言文的歷史很悠久，受生活和學習環境的影響，學生對文言文的學習感到很困難，有的同學認為學習它與時代潮流不相符，學了之后也不過是為了應付高考，平時的口語表達是極少用到文言文的。其實，這樣的觀念不對的，作為中國歷朝歷代通用的書面語形式，文言文記載了中國幾千年燦爛的文明，體現了巨大的思想、文化和藝術魅力。但由于文言分x、古奧難懂等特點，高中生在閱讀文言文時難以充分理解文言文蘊含文化內涵，容易產生思想上的隔閡。語文教學中要加強方向性的引導，思想上的啟發，架起學習文言文內容的橋梁。

語文教學中要使學生明白學習文言文并沒有過時，學習它能更好地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陶冶學生的高尚情操，提升自身語文素質。例如漢代王充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拘泥），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學生在“知今”的同時也要做到“知古”。今天的文化，與古代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是對古文化的繼承和發展，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內涵豐富，具有借鑒和利用意義，“知古”才能更好地把握現實，才能更好地學習現代語文。文言文與現代語文可謂之為“源”與“流”，兩者有著緊密的關系，學好文言文是學好現代語文的基礎，它也是提高寫作水平的關鍵，所以，高中生要學好文言文，豐富自身內涵，樹立不斷與時俱進的思想。

二、緊扣課改，優化資源

近幾年，隨著石阡縣教育教學的不斷改革，教師們在文言文教學領域進行了很多新的嘗試并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以前的文言文的課堂上，教師常常是逐字逐句從文章的開頭到結尾進行講解，學生埋著頭一字不落地記錄，生怕漏掉其中一個詞語的解釋，有的學生則是一本資料書管到底。這樣的教學使老師教得累，學生學得苦，學習效果較低。

教學改革后，通過以課堂教學為載體，引導學生主動學習、小組合作探究。教師由“師長”變“學長”；學生由被動接受變為主動探究；學校“講堂”變“學堂”。語文學科組教師集體編寫學案，優化資源配置，發揮學生自主合作探究的積極性，促進教學效果的提升。除了教學觀念的轉變之外，文言文教學更多地要使在學生眼中枯燥無味的內容變得有趣味，讓他們產生想學的思想。因此，教師教法非常重要。例如教學《荊軻刺秦王》，為何出現刺客荊軻？他是怎樣獲得秦王的信任接近秦王行刺的呢？結果是否成功了呢？今天就讓我們走共同去感受那驚心動魄的一刻。這樣的導入一下子抓住了學生的好奇求知心里，讓學生想學這篇文言文。有條件的還可以借用多媒體，剪一斷影視作品，通過資源的重組，充分利用形象生動的影視作品導入文言文的學習，更能激發學生學習興趣。

三、注重技巧，不斷提升

語文教學中對文言文中涉及的基礎知識和重要考點，通常是一遍又一遍地講解，比如“通假字”、“古今異義”、“一詞多義”、“詞類活用”等概念，不知道要重復多少遍，但效果并不理想，往往學生聽了下課又忘記了，不重復講解又不現實，因為這些基礎知識是學習文言文的根本，必須高度重視。

文言文的教學中要適當教會學生技巧。比如通假字就是文言文中常見的一種用字現象，它是借用音同或音近的字來代表另一個字，如《鴻門宴》中“令將軍與臣有S”，“S”通“隙”有隔閡、嫌怨的之意。通假字的掌握是解讀文言文必備的基本功能之一，因此在教學中要反復強調這個概念，讓學生理解、掌握。對于一詞多義的現象，我們不僅要了解詞的本義，還要了解其引申義、比喻義、假借義。如“畔”本義是“田邊”的意思，引申為“旁邊”，如河畔；又因為其與“叛”同音，假借為“背叛”的意思，即其假借義，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的“親戚畔之”。對于“被動句”、“省略句”、“定語后置”、“賓語前置”、“固定句式”等常見的文言文句式要讓學生做到了解他們的構成、識別和使用方法。語文新大綱對文言文的實詞、虛詞、句式等提出了具體的要求，教師要做好文言文基礎知識的教學，立足教材和學生實際，運用靈活生動的教學方法，使學生掌握學習文言文的技巧，正確翻譯、理解文言文，提升教學效果。

總之，文言文的教學中要不斷創新教學方法，先讓學生在思想上明白學習文言文的重要性，做好思想準備，實施過程中注重教學方法的運用，優化資源，注重學習技巧，夯實基礎，不斷提升學生文言文的學習能力。

參考文獻：

[1].優化高中文言文教學方法淺探[J].語文教學通訊.D刊（學術刊），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