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目前環保部門主要通過監測站點來采集數據，然后在監測中心通過水質模型對這些數據進行處理分析以達到對河流水質狀況的監測。而這些站點分散度較大，所采集的河流水質數據比較片面，不能反映整個河流的水質狀況；加上傳送分析手段落后，監測的結果總是滯后于水質變化，不能及時反映河流水質的動態狀況[1]。因此研制一種能夠實時反映河流水質的系統非常必要。隨著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和GIS（地理信息系統）技術的發展，使得研制這種系統成為可能。本文就是基于這些技術，提出一種基于GIS的河流水質動態的監測系統，這個系統能夠及時反映水質的狀況。

2系統的總體設計

系統總體框圖如圖1。

整個系統由監測中心和數據采集終端兩部分組成。監測中心是整個系統的服務器，運行GIS系統；數據采集終端即嵌入式系統，進行河流水質數據的實地采集。由于河流水質監測覆蓋的范圍廣，GIS系統與數據采集終端之間通過TCP/IP進行互聯通訊。數據采集終端通過TCP/IP來實現數據遠距離的可靠傳輸，監測中心GIS接收所有終端采集的河流水質數據，對水質數據進行存儲、分析、管理、查詢和顯示以及管理所有采集終端。

3GIS系統的實現

今年夏天，東京大學的池田知久教授來北京參加道家國際會議，見面便送給我一篇他新寫的文章，題目是“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大學院的亞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東京大學研究講學時，對東京大學近年的教育改革頗為留意，盡管如此，這篇文章的開場白仍然使我吃了一驚：“本文標題采用‘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大學院’，而不用‘東京大學文學部’，是因為1995年隨著大學院重點化的實施，‘大學院’已取代‘文學部’成為部門名稱?！边@是什么意思呢？舉個淺顯的例子來說，幾年前我們介紹池田教授，標準的表達是“這是東京大學文學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們現在就應介紹說“這是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新變化，我們還得從頭說起。

東京大學（下簡稱東大）及日本大多數大學的建制與英美俄中皆不同，據說源出于德國的制度。東大文科的設置結構在歷史上變化甚大。東大初創期（1877—1884）文學部除哲學科外，包括政治學及理財學科、和漢文學科。1885年政治學、理財學編入法政學部，同年文學部和漢分家，分為和文學科和漢文學科。在帝國大學時代（1886—1895），人文學科已形成文、史、哲、語言的基本學科內容。到東京帝國大學（1897—1945）初期則明確確定文學科、哲學科、史學科三大學科的人文學科結構。這種結構一直維持到二戰結束，1946年時三大學科共21個專修科（專業）。1947年恢復東京大學，舊的專業名稱如“支那哲學”“支那文學”改稱“中國哲學”“中國文學”，取消了文史哲三“學科”，而使19個專修學科都自成為“學科”。中國哲學也成為19個學科之一。1963年，文學部的21個專修課程被重新歸入四個新的大類：第一類文化學，第二類史學，第三類語學文學，第四類心理學社會學。文化學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學學科的內容，但從大類的名稱上說，“哲學”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變也可以說在60年代已經開始。這樣的四大類結構至今未變，只是不斷加以局部的調整。1988年，把原屬“文化學”中的印度文學改入“語學文學”類，把原屬“文化學”的美術史改入“史學”類，又把第四類“心理學社會學”改稱為“行動學”。1994年，類與類名未變，但專修課程的名稱（相應地研究室的名稱）作了較大改變，“中國哲學”改為“中國思想文化學”，“國史學”改為“日本史學”，“國文學”改為“日本文學”，“印度哲學”改為“印度哲學佛學”等。此外還增設了朝鮮文化、澳洲語言（土著）等亞洲文化研究的課程。1995年，學科的四大類更名為：一思想文化學科，二歷史文化學科，三言語文化學科，四行動文化學科。四大學科共26種專修課程，如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學科全部變為“文化學科”，這種名稱上的漢字形式的改變無疑體現了東大人文學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發展的一種變化動向。在1995年的“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的“修習注意”中說：“本專修課程領域甚廣，研究時代可從上古（甲金文）至現代（、新儒家）各時代中選擇。領域包括中國思想、哲學，及其社會（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和文化（語言、藝術’風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間宗教）、科技（天文、醫學、農學）背景，可從中選擇。強調思想史與社會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的溝通、中國與日本及中國與西洋思想之比較?！边@個的例子可以使我們具體地了解這種變化的內涵。

東京大學大學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學部中，“綜合文化學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東大各學部皆設在東京市內的本鄉校園，綜合文化學科則與各學部不同，設在距市中心較遠的駒場校區，屬教養學部。據說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國立大學的教養學部，而東大的教養學部卻得以保存，此端賴其綜合文化學科的活力及表現。綜合文化學科的人文社會學科方面的碩士課程有七大類，其中“比較文學比較文化”專業設比較文學比較文化課程24門，“地域文化研究”專業設課程達48門，“文化人類學”專業設文化理論、文化過程、社會人類學等課程27門，雖然其中含有不少演習課程，但其課程開設的數量確實令人驚嘆。七類之外，在“廣域科學”專業中還有科學史、科學哲學及大量邊緣交叉學科。綜合文化學科產生的歷史也許有其特殊的緣由，而這一學科已經成為今天東大最具活力的一個部門，也是東大與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文教交流特別活躍的一個學科點，相當突出地體現了“文化研究”在現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來，東大的教育一直維持著“大學—學部—學科—專修課程”的主體結構，例如現在的文學部—思想文化學科—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思想文化學科下有七個專業：哲學（專指西方哲學）、中國思想文化學、印度哲學佛學、倫理學、宗教學宗教史學、美學藝術學、伊斯蘭學。學部主要擔當本科教育的責任，故以學部為部門名稱的作法體現了以本科教育為主的方針。東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養學部修完兩年前期課程，然后進入學部，選定一個專業修后期課程。如選定文學部的思想文化學科的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學科的其他六種專業課程。每一專業都規定了后期課程在該專業應修的科目和學分，一般學生在三、四年級應修科目6—8項不等，需完成專業學分約40—44個。如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社七種必修科目：中國思想文化學概論、中國思想文化史概說、中國語中國文學、中國史、中國思想文化學特殊講義（專題課）、中國思想文化學演習（資料課）、畢業論文，共44學分，其中畢業論文12學分。此外還要必修東洋史、中國語中國文學等文學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學分。在“學部—學科—專業”的結構下，專業與研究室相對應，如思想文化學科有七個專業，即有七個研究室，分別承擔其專業課程。整個文學部26個專業，即有26個研究室，類似我們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學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國人教師5人。其中思想文化學科（哲學類）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為2—4年，多由新畢業的博士生充任。教員的數量比我們（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東京大學的文學部相當于中文一般說的“文學院”，現在臺灣的大學如臺大、政大、輔大等也還都有文學院，作為大學和系之間的一層機構。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學生一二年級在教養學部，三四年級便直接進入學部下的專業，由研究室來管理，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學部下面沒有“系”一級，學科或在名義上也可稱為系，但并不存在這樣的實體機構，學科或系亦無實體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學部來管轄，而以研究室為教員人事和預算執行的基本單位，這是體制上的最大不同。在這種體制下面，顯然教育的重點是落實到專業的教育；由于較早進入專業，本科畢業時的專業水平比較高。但由于從教養學部一下子進入專業研究室，學科的統一性不被強調，學科的整合意義沒有了。一個后期學生從三年級起在專業研究室的團體中學習和活動，這是集體文化和專精技術結合的例子，但一個進入中國哲學專業的三年級學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沒有一個機制保證他學得必要的哲學類課程。從我們習慣的“哲學系”的立場來看，其長處和短處還值得研究。

一、消費文化的不同界定

我國的消費文化研究，肇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前期。最初，“消費文化”被理解為“居民消費中所體現的文化”[1]，也就是“消費者在消費結構和消費行為等方面的價值觀念”。[2]1994年，《消費經濟》雜志組織了專門的消費文化討論，引起廣泛的社會反響。在討論和此后的研究中，國內學者對消費文化作了不同的界定。其中，比較重要的觀點可概括為三種類型：

其一，從廣義的文化概念出發，認為消費文化是“文化在人類消費活動中的以特定方式存在和體現的‘全部社會傳統，即全部知識和習俗的總和’”[3]。對此，尹世杰作了具體論述：消費文化“是消費領域中人們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是人們消費方面創造性的表現，是人們各種合理消費實踐活動的升華和結晶。消費文化包括優美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人們精心創造的實物生活資料和精神文化產品，以及富有創造性的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消費行為?！盵4]

其二，強調消費文化是人們消費活動中的價值取向與價值規范。魏杰認為，“如果給消費文化下一個比較完整的定義，那么就應該是指：消費者的消費價值判斷、指導思想與行為準則，以及反映在物質產品上的文化層次和文化趨向。”[5]后來有論者說得更明確，“所謂的消費文化，實際上也就是人們在長期的經濟生活中所形成的對消費的一種穩定性的共同信念，即約束居民消費行為或消費偏好的一種文化規范。”[6]

其三，認為消費文化即消費主義或消費主義文化。黃平指出，“所謂消費文化，或者如一些人所稱的消費主義文化，是一種以推銷商品為動力，無形中使現代社會普通大眾都被相繼裹挾進去的消費至上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念”[7]。作者后來又作了進一步闡釋：“消費文化，準確地說是‘消費主義文化’（cultureofconsumerism），它不同于經濟意義上對物品的消耗。而消費主義是指這樣一種生活方式：消費的目的不是為了實際需要的滿足，而是在不斷追求被制造出來、被刺激起來的欲望的滿足。換句話說，人們所消費的，不是商品和服務的使用價值，而是它們的符號象征意義?！M’也成為人自我表達和暴露的主要形式和意義來源，對符號之意義的消費過程在不知不覺之中建構了新型的社會關系與社會生活的方式。[8]

上述三種定義表明，人們對于什么是消費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認識。第一種定義認為消費文化是人們在消費領域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其外延十分廣泛。于光遠將其分為飲食文化、醫藥文化、衣著服飾文化、住宅建筑文化、體育文化、娛樂文化、表演文化、旅游文化、嗜好文化等[9]。尹世杰將其分為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生態文化三大類[10]。這是一種廣義界定。第二種定義則把消費文化限定為消費的觀念形態層面。有學者指出：“消費文化既非這樣那樣的消費環境、消費資料，也非這樣那樣的消費活動”，“消費文化不過是作為消費反映的思想、觀念、知識和理論”。[11]換言之，“所謂消費文化，是滲透到消費行為中的整體化文化觀念與傳統?！盵12]這是一種狹義界定。

【關鍵詞】散曲;散曲學;20世紀;新世紀;危機;對策

在20世紀中，散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但是，因為多種原因，散曲研究在新的世紀已面臨生存與發展的危機。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問題并存，面臨新世紀散曲研究的種種危機，我們應有相應的對策。

在中國古代詩歌三大體式中，散曲晚出，能兼融詩詞藝術而又別開新面，不僅體式繁多，而內容亦最為駁雜。論體式，散曲有令套，有兼帶，其體之繁富，非詩詞可匹;論內容，“我國一切韻文，其駁雜廣大，殆無逾于曲者”(任中敏《散曲概論》)。要之，在詩詞曲鼎足而三的古典詩歌藝術中，散曲實占有重要一席。在上一個世紀里，散曲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新的世紀里，散曲研究卻面臨著生存與發展的重大危機。筆者謹就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以及新世紀散曲學面臨的危機，提出一些粗淺看法，希望能得到關心散曲學和民族文化承傳的學人們共同關注。一20世紀散曲研究的簡略回顧

回憶上一個世紀中國古代散曲研究的成績，有兩個時期是令人驕傲的。

第一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胡適等人對于白話文學、俗文學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視為“小道末技”的戲曲、散曲文學，受到極大重視，學者們投人了極大的研究熱情，曲學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現了一個空前繁榮興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時從籠統的曲學研究中獨立出來，成為與戲曲研究平行發展的新學科。在這一時期，任中敏先生的貢獻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構建散曲研究的學科框架，搜輯刊布散曲文獻和編輯刊行散曲研究資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無古人的。他的《散曲概論》，作為第一部系統的通論性著作，在散曲研究史上，可與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在戲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同觀，是奠定散曲研究學科基本框架的開山之作。他編輯的《散曲叢刊》和《新曲苑》，分別是散曲文獻與研究資料收集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學者和重要著述相繼涌現，如盧前的《散曲史》、《詞曲研究》、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等，都是重要的散曲研究著作，其中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開啟了散曲史研究中斷代史研究的先河。盧前的《飲虹卷所刻曲》也是可與任中敏《散曲叢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獻。另如陸侃如、馮玩君的《中國詩史》、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等有關章節，也是當時散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傊?，這是20世紀散曲研究中成績很輝煌的時期。

第二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八九十年代。因為改革開放的時代浪潮使整個文化學術研究煥發了青春，幾乎被人遺忘的散曲文學重新受到重視，散曲研究更全方位展開，并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績。如在散曲文獻和研究資料的搜輯整理方面，謝伯陽先生輯編的《全明散曲》、謝先生與凌景誕先生合編的《全清散曲》，分別是明清兩代集大成的散曲文獻;還有王文才的《元曲記事》、《白樸戲曲集校注》、以及李修生的《盧疏齋集輯存》、青惠民等人的《貫云石作品輯注》、王學奇等人的《關漢卿全集校注》、呂薇芬、楊鐮的《張可久集校注》、隋樹森的嶸雍熙樂府曲文作者考》、趙景深、張增元的《方志著錄元明清曲家傳略》、張月中等人的《全元曲》、《元曲通融》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曲文獻和有關研究資料的整理匯編著作。在散曲普及方面，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選注》及其與謝伯陽一起編注的《元明清散曲選》、寧希元等人的《元散曲選粹》、蔣星煌等人的《元曲鑒賞辭典》、黃天驥、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選》、吳新雷、楊棟的《元散曲經典》、呂薇芬的《元曲三百首》等，都先后產生了較大影響。應特別指出的是，在本階段中，有較高質量的散曲通史、斷代史、通論、專論和辭書類著作也不斷涌現，如門巋的《元曲百家縱論》、《元曲管窺》、李昌集的《中國古代散曲史》、《中國古代曲學史》、羊春秋的《散曲通論》、趙義山的《元散曲通論》、《斜出齋曲論前集》、孫玄齡的《元散曲的音樂》、洛地的《詞樂曲唱》、湯易水的哎散曲藝術談》、的《元散曲藝術論》、王星琦的《元曲藝術風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論》、呂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辭典》、顧學領、王學奇的《元曲釋詞》、袁世碩主編的《元曲百科辭典》、李修生主編的《元曲大辭典》、卜健主編的《元曲百科大辭典》等，正是由于這些著作的出版，本時期的散曲研究再次活躍興盛起來，使許多研究領域得到了更廣泛的開拓和向縱深的發展，散曲研究獨立的學科意識被進一步強化。與之有密切關系的是，80年代初，揚州師范學院設立了曾以任中敏先生掛帥的國內第一個散曲學博士點;90年代初，“中國散曲研究會”成立并召開了4次有海峽兩岸和國外學者參加的散曲學術研討會，出版了兩部論文集，國內外研究散曲的學者們加強了聯系和交流;90年代末，楊棟的《中國散曲學史研究》出版。凡此，皆具有進一步強化散曲研究作為獨立學科的重要意義。港、臺方面，本階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羅炕烈《詩詞曲論文集》、《兩小山齋論文集》和《兩小山齋雜著》中收人的多篇曲學論文，羅錦堂主編的《元人小令分類選注》、曾永義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詩》及其與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選詳注》、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賴橋本的《元曲吟唱》、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論叢》、黃敬欽的《盧摯及其散曲研究》、范長華的《張可久散曲研究》、何貴初的《張養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論著索引》等等，都是本階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在20世紀中，散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但是，因為多種原因，散曲研究在新的世紀已面臨生存與發展的危機。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問題并存，面臨新世紀散曲研究的種種危機，我們應有相應的對策。

在中國古代詩歌三大體式中，散曲晚出，能兼融詩詞藝術而又別開新面，不僅體式繁多，而內容亦最為駁雜。論體式，散曲有令套，有兼帶，其體之繁富，非詩詞可匹;論內容，“我國一切韻文，其駁雜廣大，殆無逾于曲者”(任中敏《散曲概論》)。要之，在詩詞曲鼎足而三的古典詩歌藝術中，散曲實占有重要一席。在上一個世紀里，散曲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在新的世紀里，散曲研究卻面臨著生存與發展的重大危機。筆者謹就20世紀散曲研究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以及新世紀散曲學面臨的危機，提出一些粗淺看法，希望能得到關心散曲學和民族文化承傳的學人們共同關注。一20世紀散曲研究的簡略回顧

回憶上一個世紀中國古代散曲研究的成績，有兩個時期是令人驕傲的。

第一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胡適等人對于白話文學、俗文學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視為“小道末技”的戲曲、散曲文學，受到極大重視，學者們投人了極大的研究熱情，曲學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現了一個空前繁榮興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時從籠統的曲學研究中獨立出來，成為與戲曲研究平行發展的新學科。在這一時期，任中敏先生的貢獻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構建散曲研究的學科框架，搜輯刊布散曲文獻和編輯刊行散曲研究資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無古人的。他的《散曲概論》，作為第一部系統的通論性著作，在散曲研究史上，可與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在戲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同觀，是奠定散曲研究學科基本框架的開山之作。他編輯的《散曲叢刊》和《新曲苑》，分別是散曲文獻與研究資料收集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學者和重要著述相繼涌現，如盧前的《散曲史》、《詞曲研究》、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等，都是重要的散曲研究著作，其中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開啟了散曲史研究中斷代史研究的先河。盧前的《飲虹卷所刻曲》也是可與任中敏《散曲叢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獻。另如陸侃如、馮玩君的《中國詩史》、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俗文學史》等有關章節，也是當時散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傊@是20世紀散曲研究中成績很輝煌的時期。

第二個令人驕傲的時期是八九十年代。因為改革開放的時代浪潮使整個文化學術研究煥發了青春，幾乎被人遺忘的散曲文學重新受到重視，散曲研究更全方位展開，并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績。如在散曲文獻和研究資料的搜輯整理方面，謝伯陽先生輯編的《全明散曲》、謝先生與凌景誕先生合編的《全清散曲》，分別是明清兩代集大成的散曲文獻;還有王文才的《元曲記事》、《白樸戲曲集校注》、以及李修生的《盧疏齋集輯存》、青惠民等人的《貫云石作品輯注》、王學奇等人的《關漢卿全集校注》、呂薇芬、楊鐮的《張可久集校注》、隋樹森的嶸雍熙樂府曲文作者考》、趙景深、張增元的《方志著錄元明清曲家傳略》、張月中等人的《全元曲》、《元曲通融》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曲文獻和有關研究資料的整理匯編著作。在散曲普及方面，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選注》及其與謝伯陽一起編注的《元明清散曲選》、寧希元等人的《元散曲選粹》、蔣星煌等人的《元曲鑒賞辭典》、黃天驥、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選》、吳新雷、楊棟的《元散曲經典》、呂薇芬的《元曲三百首》等，都先后產生了較大影響。應特別指出的是，在本階段中，有較高質量的散曲通史、斷代史、通論、專論和辭書類著作也不斷涌現，如門巋的《元曲百家縱論》、《元曲管窺》、李昌集的《中國古代散曲史》、《中國古代曲學史》、羊春秋的《散曲通論》、趙義山的《元散曲通論》、《斜出齋曲論前集》、孫玄齡的《元散曲的音樂》、洛地的《詞樂曲唱》、湯易水的哎散曲藝術談》、的《元散曲藝術論》、王星琦的《元曲藝術風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論》、呂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辭典》、顧學領、王學奇的《元曲釋詞》、袁世碩主編的《元曲百科辭典》、李修生主編的《元曲大辭典》、卜健主編的《元曲百科大辭典》等，正是由于這些著作的出版，本時期的散曲研究再次活躍興盛起來，使許多研究領域得到了更廣泛的開拓和向縱深的發展，散曲研究獨立的學科意識被進一步強化。與之有密切關系的是，80年代初，揚州師范學院設立了曾以任中敏先生掛帥的國內第一個散曲學博士點;90年代初，“中國散曲研究會”成立并召開了4次有海峽兩岸和國外學者參加的散曲學術研討會，出版了兩部論文集，國內外研究散曲的學者們加強了聯系和交流;90年代末，楊棟的《中國散曲學史研究》出版。凡此，皆具有進一步強化散曲研究作為獨立學科的重要意義。港、臺方面，本階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羅炕烈《詩詞曲論文集》、《兩小山齋論文集》和《兩小山齋雜著》中收人的多篇曲學論文，羅錦堂主編的《元人小令分類選注》、曾永義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詩》及其與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選詳注》、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賴橋本的《元曲吟唱》、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論叢》、黃敬欽的《盧摯及其散曲研究》、范長華的《張可久散曲研究》、何貴初的《張養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論著索引》等等，都是本階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上個世紀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間的30年，由于受政治干擾太多太大，大陸的散曲研究很不景氣，理論研究方面的成果很少，但在散曲文獻整理研究方面有一定成績。在50年代，隋樹森先生先后對《陽春白雪》、《樂府新聲》、《太平樂府》等重要的元散曲選集進行了精細校訂，并在此基礎上廣搜博覽，最后編成《全元散曲》，總輯一代文獻。在作家考訂方面，孫楷第的《元曲家考略》和譚正璧的《元曲六大家傳略》是最重要的成果。在本階段，港臺方面的實績要超過大陸，特別是在曲譜研究方面著述很多，如羅伉烈的《北小令文字譜》、羅錦堂的《北曲小令譜》、《南曲小令譜》、汪經昌的《南北曲小令譜》、李殿魁的《元散曲定律》、鄭賽的《北曲套式匯錄詳解》、《北曲新譜》等，都是較有影響的著作。另外，在散曲作家創作、藝術形式和發展歷史等研究方面，有羅錦堂(中國散曲史》、鄭賽《從詩到曲》、李殿魁《元明散曲之分析與研究》、王忠林《元曲論叢》等專著，另如鄭賽《景午叢編》、羅錦堂《錦堂論曲》等論著中也收人了他們各自散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摘要：網絡成癮癥又稱為病理性網絡使用,是指因過度使用網絡所導致的一種明顯的病態行為和認知適應不良的心理行為障礙。網絡成癮者的生理、心理以及社會功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引發了研究者對網絡成癮的成因機制的探索。縱觀網絡成癮成因機制的研究,其最早關注的是網絡自身的特性,隨后開始關心網絡成癮者的生理、心理特征;接下來,人們開始從網絡和網絡使用者的互動關系中探尋網絡成癮的成因,時至今日,研究者開始將個體、家庭、社會等多種因素綜合起來研究網絡成癮的成因機制。網絡成癮的成因機制的研究脈絡一方面反映出研究者對網絡成癮的本質理解越來越深刻,另一方面,這也為網絡成癮的干預和預防提供了更為明確的方向。

關鍵詞：網絡成癮網絡特性網絡成癮者特征

網絡成癮癥(InternetAddictionDisorder,IAD)[1]也稱為病理性網絡使用(PathologicalInternetUse,PIU)[2],是指因過度使用網絡所導致的一種明顯的病態行為和認知適應不良的心理行為障礙。網絡成癮者的生理、心理以及社會功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因此,一時間,網絡成癮成為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醫學等領域所共同關注的問題。關于網絡成癮的研究也如雪片般紛紛而至,使得人們對于網絡成癮的成因有了較為深刻的理解。本文將就網絡成癮的成因機制研究脈絡加以綜述,以供參考。

1網絡的特性(thenatureoftheinternet)

早期對于網絡成癮的成因的討論集中于網絡自身的特點上,即研究者關心是否由于網絡的某些特殊屬性導致了網絡成癮。例如,Young[3]根據自己的研究提出了網絡成癮的ACE模型,該模型中的A、C、E分別指代anonymity(匿名)、convenience(便利)、escape(逃避現實)。該模型認為,正是網絡的這些特點導致了網絡成癮。人們在網上可以隱藏自己的職業、經歷,甚至性別,用虛擬的、想象的甚至是多種多樣的身份遨游于網絡時空,這就使得現實生活中的道德準則和社會規范對個體的約束力削弱或者失效。網絡世界中浩如煙海的信息以及多種多樣的服務,可以滿足個體多種需要,使個體流連忘返。網絡還可以使個體在現實生活中的壓力或潛意識的個性得到釋放,起到逃避現實的作用。

Chou[4]的研究訪談了83位重度網絡成癮者,要求他們報告網絡中的哪些特點吸引他們沉溺其中。他們的報告涉及網絡的互動性(interactivity)、易得性(availability)和信息的海量性(breadthofinformation)等方面。其中網絡的互動性包括兩類,一為人機互動,二為人際互動,如聊天室或是電郵等使得人際之間的互動跨越了時空的限制。易得性指的是網絡的操作十分簡單而且價格低廉。最后網絡充斥大量的信息,而且信息還在不斷的即時更新。

出場人物介紹

小芳：一個性格溫柔的女孩

孟磊：性格有一點點變態的博士（但是絕對不能過于變態）

王強：性格莽撞的成功人士

校長：相貌老實，內心非常狡猾的一個專業搞笑人才。

幕啟，播放音樂（先是《村里有個姑娘叫小芳》，后是浪漫激情的樂曲）

論文關鍵詞:社會主義制度;生態文明;社會主義新農村

論文摘要:馬克思從生態問題的社會制度基礎著手分析，說明資本主義制度導致了生態問題的惡化，并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生態問題，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為生態良好的社會提供制度保障。發揮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優勢，努力在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乃至生態文明建設中做出更多有益的探索。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指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和具體標準，即“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提出了推進新農村建設的重大任務，并把新農村建設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統一起來，提出了保護自然環境，創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黨的十七大又將生態文明這一嶄新亮點寫入黨的報告中。于是人們開始思考如何用生態文明的理論來指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馬克思很早就開始關注農業生態問題，對此馬克思有很多重要的論述，對于指導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乃至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建設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們要從生態問題的社會制度基礎來探究生態問題背后隱藏的根本原因，深化對生態文明觀念認知，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新的思路。

一、馬克思對農村生態問題的分析

1.馬克思重視農村生態問題

馬克思一直都非常關心農村生態問題，努力地尋找解決農村生態問題的方法和途徑。在人口與生態平衡的問題上，在如何保持土地的持續利用等問題，馬克思都有過深入的研究和闡釋?！顿Y本論》中，馬克思就曾經記述過這樣的問題:在英國農村，土地的進一步種植需要工業生產提供大量的化學肥料，而另一方面，倫敦城中每天要花費大量金錢來處理人們排泄的糞便。面對土地肥力的不斷流失，為什么人類排泄物這種天然肥料沒有返還給土地?通過大量研究，馬克思分析了社會制度基礎對生態問題的根本性影響，并意識到資本主義制度最終導致了這種不可持續的現象。

摘要：地方高校音樂院系作為培養富有地方特色音樂人才的機構，在傳承和發展地方民間音樂文化上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地方高校音樂院系要充分利用自身在音樂教育資源和教學、科研等中的優勢，積極服務地方經濟，引領地方音樂文化發展。

關鍵詞：地方音樂；傳承；現狀

地方音樂，或稱之為地方民間音樂，作為中國傳統音樂文化的一部分，是勞動人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所創造出來的、能夠真實反映當地的民風民俗和人民群眾的生活、情感，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和藝術價值。地方高校音樂院系作為培養富有地方特色音樂人才的機構，在傳承和發展地方民間音樂文化上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地方高校音樂院系要充分利用自身在音樂教育資源和教學、科研等中的優勢，積極服務地方經濟，引領地方音樂文化發展。同時，地方音樂文化也對音樂院系自身促進教學和科學研究，提高教育教學質量、擴大其在本地區的知名度和影響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現實意義。

一、高校音樂院系在地方音樂文化傳承、發展中的現狀調查

根據教育部官方網站公布的2015年全國高校名單，湖北省共有高校123所，其中絕大部分為地方高校，這些地方院校中開設有音樂院系的學校有十多所，筆者選取了三峽大學、黃岡師范學院和湖北文理學院3所比較有代表性的地方高校，對其音樂院系在地方音樂文化傳承、發展中的現狀進行了詳細調查，結果如下：（一）三峽大學藝術學院。三峽大學地處宜昌，其藝術學院成立于2000年9月。學院下設音樂系、舞蹈系、美術系、設計系、基礎與理論課部等5個系（部），1個湖北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巴楚藝術發展研究中心。宜昌是楚文化的搖籃，巴文化的發祥地，“巴楚文化”源遠流長。巴楚藝術作為巴楚文化的分支，藝術品種繁多，音樂方面如土家族跳喪鼓、哭嫁歌、茅古斯、擺手舞、儺戲、打溜子、高腔山歌等。巴楚藝術研究中心扎根巴楚區域文化沃土，藝術學院以巴楚藝術研究中心為依托，將巴楚地方音樂運用在科學研究、音樂創作和舞臺表演等方面，產生了一批在國內具有一定影響的學術成果。這些學術成果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科學研究，一類是創作實踐。科學研究方面主要包括省部級以上科學研究項目、專著和學術論文。省部級以上科學研究項目多項，如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項目《長陽南曲源流研究——兼論清朝初期政治統治制度對土家文化的影響》，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土家族歌師文化研究》、《土家族傳統音樂的遺傳基因與傳承保護研究》等三項，湖北省社科基金《楚樂美學思想研究》、《鄂西土家族儺戲傳承策略研究》兩項；學術論文如《長陽南曲的傳承方式芻議》、《論鄂西土家族儺戲藝術音樂文化的特征》、《土家族喪葬儀式流程及其文化功能的田野調查資料解析》等多篇，以及地方音樂文化學術專著，如《三峽傳統民歌文化研究》、《狂歡的靈歌——土家族歌師文化》等。創作實踐方面有詩舞音畫《五十年，五千年》、《三峽•大學》，合唱歌曲《江河情懷》、《求索之歌》、《峽江放歌》等，以及綜合鄂西土家族具有典型代表的民歌“龍船調”，以及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船工號子”、“撒葉兒嗬”這三種典型文化元素及樣態進行整合，并用舞蹈形式呈現的情景表演《武陵土家》。三峽大學藝術學院立足宜昌，重視地方音樂文化的傳承，對當地音樂文化進行了大量研究，在科學研究和創作實踐方面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為其他地方音樂院校傳承、發展地方音樂文化樹立了榜樣，唯一缺憾的是沒有將這些研究成果運用到課堂教學和校本教材中，這樣使得地方優秀傳統音樂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二）黃岡師范學院音樂與戲劇學院、黃梅戲學院。黃岡師范學院音樂與戲劇學院源于1972年創辦的黃岡師范文藝科。1993年成立音樂系，開辦音樂教育專業，該專業是湖北省同類院校中開辦最早的專業。1999年，黃岡師范學院升格為本科院校，音樂系在辦學規模和辦學層次方面得到提升，2009年3月成立音樂學院，學院各項建設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黃岡師范學院音樂與戲劇學院扎根地方，凝練特色，在地方特色音樂文化傳承方面走出了自己的路子。學院建成湖北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黃梅戲藝術研究中心，全院教師凝神聚氣，將研究方向都集中聚焦黃梅戲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截止目前，學院已獲批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項目《新時期黃梅戲研究》1項，文化部文化藝術科學研究項目《新時期湖北黃梅戲研究》和《2018年非遺傳承人群黃梅戲演員培訓項目》等兩項；出版學術專著《湖北黃梅戲劇目研究》、《黃梅戲音樂研究》和《黃梅戲藝術論》等三部，有關黃梅戲研究學術論文多篇。除此之外，學院在創作實踐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如歌曲《天職》、《好大的大別山》，黃梅戲《昭君出塞》，與湖北省黃梅戲劇院共同打造的革命歷史題材大型紅色黃梅戲《大別山母親》，黃梅戲劇本《奴才大青天》、《兌現》、《請讓我做你的新娘》，集體創作《青春無悔》黃梅戲劇本，組織大型黃梅戲舞臺劇《霜天紅燭》劇本創作、創作演出音樂舞蹈史詩《紅色薪傳》等。與此同時，學院還成立了黃梅戲工作坊，開設了《黃梅戲演唱與欣賞》課程，將科研成果直接轉化為教學，有利于黃梅戲在大學生中的傳承和發展。作為綜合師范院校中的二級學院，音樂與戲劇學院在挖掘地方音樂潛力，凝練地方音樂文化研究方向方面走出了一條適合自身發展的路徑，以地方特有劇種——黃梅戲為研究對象，凝練出三個研究方向：黃梅戲聲腔及其發展研究、黃梅戲表演研究、黃梅戲劇目及起源研究。學院以院領導帶頭，帶領一批學術骨干，同時聘請省內外黃梅戲研究專家和表演藝術家，從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對黃梅戲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將黃梅戲研究成果運用在了教學當中，這在其他很多地方高校中也是少有的，為同類院校傳承地方音樂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和借鑒。（三）湖北文理學院音樂與舞蹈學院。湖北文理學院音樂與舞蹈學院前身是始建于1992年的襄樊教育學院藝術系，2000年開始招收第一屆音樂學專業本科生，2001年音樂系成立，2009年院系調整，成立音樂學院，2018年1月更名為湖北文理學院音樂與舞蹈學院。學院現有音樂學（教師教育）、音樂表演、舞蹈表演三個專業系。學院地處襄陽，歷史文化厚重，荊楚文化、漢水文化和三國文化在這里交匯。學院建有市級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漢水樂府，下設“漢水音樂研究”和“漢水流域音樂教育與發展研究”兩個中心，學院教師積極參加地方民間音樂的挖掘、整理、保護和傳承研究，已取得了顯著成效。獲批省部級人文社科規劃基金項目兩項，發表相關論文多篇，如《襄陽谷城湖北越調考察》、《鄂北荊山民歌演唱技法之探討》、《荊山〈扛神〉“信仰”描述及其“音聲”分析》、《荊山“陽鑼鼓”藝術形態之探微》、《〈扛神〉與“荊楚歌樂”之蠡探》等，出版了地方音樂文化系列專著，如《荊山杠神》、《荊山楚韻音聲研究》、《荊山陽鑼鼓》、《荊山陰鑼鼓》以及《沮水巫音》等，參與創作大型原創先楚風情歌舞詩《荊山楚源》，其中由學院師生創編表演的歌舞《荊山楚源——鼓盆歌》獲文化部“群星獎”，此外，學院還將襄陽本土的一些民間音樂文化納入人才培養和日常教學的計劃中，開設了《襄陽本土音樂賞析》、《鄂西北民間音樂》等課程，同時邀請襄陽市藝術研究所研究人員為學生進行襄陽地方劇種的展演和講座，實現了將地方音樂教育資源和課堂教學的有效結合。湖北文理學院音樂與舞蹈學院雖然在地方特色音樂文化傳承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存在的問題也很突出，如地方特色凝練不夠，省部級以上科研項目數量少，缺乏科研領軍人物，沒有形成核心研究團隊等等，因此，音樂與舞蹈學院要想在地方音樂文化傳承和發展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二、高校音樂院系在地方音樂文化傳承、發展中的作用

1．我國水質評價的主要方法

近年來，隨著大量數學方法應用在水質評價中，水質評價已成為我國環境質量評價中一個發展最快、進步最大的分支，方法很多，有二、三十種水質評價方法在國內外被廣泛采用。

（1）單因子評價法指用水體中感觀性、毒物和生物學等單因子的監測結果對照各自評價標準，確定各項目的水質類別，在所有項目水質類別中選取水質最差類別作為水體水質類別，是現行國家水質標準中確定的悲觀評價原則。

（2）污染指數法污染指數評價法是用水體各監測項目的監測結果與其評價標準之比作為該項目的污染分指數，再通過各種數學手段將各項目的分指數綜合運算得出一個綜合指數，以此代表水體的污染程度，作為水質評定尺度。指數法綜合評價是對整體水體質量的定量描述，只要項目、標準、監測結果可*，綜合評價從總體上看是可以基本反映污染的性質和程度的。而且對于全國流域尺度而言，指數化綜合評價法計算簡便，便于進行水系之間或同一水系時間上的基本污染狀況和變化的比較。

（3）灰色評價法水質的監測數據都是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內獲得的，因而信息是不完全或不確切的，故可將水環境系統視為一個灰色系統，即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或不確知的系統。

（4）模糊評價法因水體環境本身存在大量不確定性因素，各項目的級別劃分、標準確定都具有模糊性。因此，模糊數學在水質評價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其基本思路是：由監測數據建立各指標對各級標準的隸屬度集，形成隸屬度矩陣，再把因子權重集與隸屬度矩陣相乘，得到模糊集，獲得綜合評判集，表明評價水體水質對各級標準水質的隸屬程度，反映了水質級別的模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