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外援助管理機構的演變

政府是對外援助的主要行為體，在對外援助工作中起著主導、管理和協調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我國就開始進行對外援助活動。隨著對外援助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及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國的援外管理機構也幾經改變，但總的來說我國對外援助的工作主要是由商務部及其前身進行管理的。從商務部機構變遷的過程就可清晰地掌握中國政府對外援助管理機構的設置、職能的發展過程。

(一)我國對外援助管理初始階段(1950—1960年)

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開始對外提供援助，主要是物資及少量現匯和技術援助。當時，對外援助任務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下達，交有關部門執行。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7次會議決定，設立對外貿易部，從此，物資援助開始由對外貿易部統一管理，組織下屬各進出口總公司實施。財政部負責撥款并直接管理現匯援助。

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對外貿易部改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部。同年，中國開始對外提供成套項目援助，由對外貿易部和國家計劃委員會歸口管理，其中對外貿易部負責援助談判和協議簽訂工作，國家計劃委員會則按照專業分工原則將項目交國務院有關部門執行。1956年對外貿易部下設技術合作局、成套設備局和對外經濟聯絡部等，共同負責援外工作的執行。

(二)我國對外援助管理發展階段(1961—1982年)

一、中國對外援助機制的特點

(一)中國對外援助的基本精神和原則

對外援助是中國經濟外交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在對第三世界的援助過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對外援助思想。其中主要體現為1964年總理訪問亞非14國時提出的“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其基本精神是：平等互利，不干涉內政；切實幫助受援國自力更生；力求使受援國真正受益；盡量減輕受援國的負擔；嚴格履行承擔的義務。援外八項原則闡明了中國對外援助的性質、宗旨，也是中國對外政策在援外工作中的具體體現。這些原則確定了中國對外援助的基本思想和立場。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開始推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政策。在與發達國家交往的同時，中國仍然把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和與周邊國家的合作作為對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力求與發展中國家形成互利雙贏的共同發展模式。中國的對外援助政策開始呈現出一些新的特色，創造了一些更加符合經濟合作規律的新的做法。

20世紀80年代，根據鄧小平對外開放的指導思想，我國總結了長期以來與第三世界國家合作的經驗，提出了新時期對外援助工作的基本原則：平等互利，講究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1996年5月同志在非洲總部發表演講時鄭重宣布了與非洲國家合作的五點原則：真誠友好，彼此成為可信賴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權，不干涉內政；互惠互利，謀求共同發展；加強磋商，在國際事務中密切合作；面向未來，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這一思想成為我國新時期對外援助的工作方針。

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援外工作。近一時期，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上升和對外交往能力的提高，總書記和總理對援外未來發展方向、援外戰略性任務等大政方針親自部署、親自決策，先后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2005年9月，主席在出席聯合國首腦會議上宣布了中國政府加強對發展中國家援助五項新舉措；在2006年11月份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主席提出，中國政府將采取8個方面的政策措施推動中非新型戰略伙伴關系，其中主要內容涉及援外工作。援外工作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對外援助正在發生重大變化。

摘要：我國國際經濟地位的轉變及“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要求擴大對外援助規模，但當前對外援助過程中產生的國內爭議，表明對外援助行為及相應的援外實效需要依賴于援外制度建設及《對外援助法》的研究制定。《對外援助法》的制定是完善援外法律規范體系的重要步驟，是援外職能部門依法行政的基本前提，是援外制度普及與戰略實現的最優選擇，也是深化援外體制改革需求。對外援助存在的問題已不容回避，需要對外援助法律提供制度良方，我國應當及時啟動《對外援助法》的研究、起草工作，服務“一帶一路”與國際經濟合作戰略大局。

關鍵詞：對外援助；對外援助法；一帶一路

中國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在提升中國國際影響力的同時，也增加了中國應當承擔的國際義務。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大多數沿線國家在一定程度上依賴于中國在資金、人力、技術方面的援助。但是，對外援助在政策層面的熱度和在公民社會遭受的冷遇形成鮮明對比（如2018年4月教育部教育援外預算、2018年9月中非論壇宣布支持非洲600億美元等均產生較大輿論爭議），這既體現中國公民社會關于援助的基本立場，也表明我國的對外援助尚未從“政策指引”走向“法律制度指引”，援外法律制度建設仍需提速。可以說，要發揮對外援助活動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先鋒、先導作用，必須借助“一帶一路”東風加速援外制度發展，制定《對外援助法》，利用援外法律制度反哺“一帶一路”重大倡議。隨著2018年3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組建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專門負責對外援助工作，可以說我國制定《對外援助法》的機構條件已經具備。本文擬從對外援助規范體系建設、明晰援外職權界限、平息公眾援外爭議、推動援外管理體制改革等角度，以論證制定《對外援助法》的必要性。

一、關于制定《對外援助法》的提案與進展

早在2007年，就有提案建議盡快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援助法”（第0389號），認為為使對外援助更好地服務于我國外交政策，科學高效、量力而行地做好對外援助工作，就對外援助的原則、方式、規模、范圍和決策程序等作出明確規定。收到提案以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外事委員會專門就制定對外援助法的議案召開了座談會并進行專題調研。但考慮到現實因素，我國當時并未將該議案單獨列入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會議議程。隨著國內外實際情況的變化，此后仍然有立法提案提出制定《對外援助法》。如2014年3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趙皖平等30名代表提出《關于制定出臺對外援助法的議案》(第441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組織工作班子進行認真審議后，認為商務部當時已起草了《對外援助管理辦法(草案)》，可以通過推動制定《對外援助管理條例》等法規來解決援外工作中的問題，因而也未考慮繼續推進《對外援助法》事宜①。2016年3月，騫芳莉等30名代表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再次提出制定對外援助法的建議，認為應通過援外立法明確對外援助的定位、管理體制、資金來源等問題，建立對外援助采購、資金管理、項目管理、援外項目實施任務等制度（《關于推動對外援助立法工作的議案》，第18號）。接到該提案后，全國人大贊同援外法律規范層級較低是制約我國對外援助事業發展的重要因素這一觀點，認為僅靠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管理對外援助工作無法滿足我國援外工作的現實需要；但在援外立法問題上，全國人大仍然較為保守，認為應在總結援外改革經驗和部門規章實施情況、加強調研和部門協調的前提下，推動《對外援助條例》正式列入國務院立法計劃②。關于制定《對外援助法》的提議再次被否定，援外專門立法的研究起草尚未提上日程。當然，為保障“一帶一路”的順利推進，商務部近年來極力推動對外援助制度建設工作進程，出臺、修訂了諸多對外援助相關的規章，如《對外援助管理辦法（試行）》、《對外援助項目實施企業資格認定辦法（試行）》等。這些規章制度的出臺是我國對外援助制度化進程的重要體現，毫無疑問，商務部的援外規章制定工作為援外制度從部門規章走向國務院行政法規奠定了制度基礎。然而，就目前的實際情況而言，無論是《對外援助管理辦法(試行)》或是《對外援助條例》均不足以應對目前我國對外援助領域存在的各種問題和挑戰，我國應當盡快啟動《對外援助法》的起草工作。

二、《對外援助法》是完善援外法律規范體系的重要步驟

摘要：建國以來，中國政府對外援助管理機構及管理制度幾經變遷，隨著對外關系和對外援助工作的發展，中國政府管理對外援助的各級機構逐步建立和加強，管理水平逐漸提高。近年來，政府援外主管部門從管理機構、管理體制、行政規章等方面加強了援外工作體制的建設，進一步推動了對外援助工作的進行。隨著我國對外援助各機制的建立和強化，對外援助管理體系正在逐步優化的過程中。

關鍵詞：中國對外援助管理體系

一、對外援助管理機構的演變

政府是對外援助的主要行為體，在對外援助工作中起著主導、管理和協調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我國就開始進行對外援助活動。隨著對外援助規模的不斷擴大以及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國的援外管理機構也幾經改變，但總的來說我國對外援助的工作主要是由商務部及其前身進行管理的。從商務部機構變遷的過程就可清晰地掌握中國政府對外援助管理機構的設置、職能的發展過程。

(一)我國對外援助管理初始階段(1950—1960年)

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開始對外提供援助，主要是物資及少量現匯和技術援助。當時，對外援助任務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下達，交有關部門執行。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7次會議決定，設立對外貿易部，從此，物資援助開始由對外貿易部統一管理，組織下屬各進出口總公司實施。財政部負責撥款并直接管理現匯援助。

摘要:伴隨著我國對外醫療援助的推進，中醫藥對外援助逐步增多并形成一定規模。開展中醫藥對外援助，對于提高中醫藥國際地位，促進中醫藥國際貿易具有重要意義。目前，我國中醫藥對外援助制度建設始終處于空白狀態，使得中醫藥在受援國家的發展緩慢且無法可依。因此，加強中醫藥對外援助制度建設，構建自上而下對外援助制度體系，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醫藥;對外援助;法律制度

1963年，應阿爾及利亞請求，主席和總理決定向阿爾及利亞派出一支醫療隊，并確定我國向發展中國家無償提供醫療和藥品的援助的長期戰略，打開了我國同第三世界國家合作的新局面。從此，我國開始有規模、有計劃的開展對外醫療援助。截至目前，中國參與國際醫療援助52年來，已向亞洲、非洲、歐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大洋洲69個國家派遣了援外醫療隊，共派出援外醫生23000多名。①隨著我國對外醫療工作的開展，不僅帶去了先進的醫療技術和專業的醫療服務，還帶去了中國傳統醫藥、針灸、按摩以及中西醫結合的診療方法，促進了中醫藥在受援國家的發展。

一、對外醫療援助中中醫藥援助情況

(一)中醫藥對外援助規模

1971年，我國派出第一支中醫針灸醫療組，共計6名，援助阿爾巴尼亞。隨后每2年左右均派出中醫醫療組跟隨醫療隊開展對外醫療援助。除了援非醫療隊外，還有一支龐大的志愿者力量無私奉獻在醫療援助中，2005年8月，中國向非洲埃塞俄比亞派出第一支志愿者服務隊，其中就有兩名中醫醫師，以后派出的每批青年志愿者都有3名左右的中醫醫師。②

內容提要:本文提出開發基于對外經濟援助的外國債券的設想,建議以此為契機建立國際債券市場。馬歇爾計劃和亞洲金融危機后亞洲債券市場的成功經驗表明,必須抓住后危機階段的寶貴時機,大力發展國際債券市場,促進資本市場開放、人民幣國際化和國際金融中心建設。

關鍵詞:金融市場;對外援助;外國債券;國際金融中心

一、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的啟示

在全球性經濟危機導致外需大幅度萎縮的當口,學術界提出了建立“馬歇爾計劃”式的中國對外經濟援助基金的命題。設想中的中國對外經濟援助計劃資金來自中國的巨額且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規模可達5000億美元,主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援助貸款,幫助借款國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以此帶動我國的產品、勞務和資本輸出,從而解決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把國內過剩的產能和資本轉化為國家債權,由受援國的項目收益和國家信用等多種方式保證債務償還。中國對外援助計劃成為一舉多得的共享發展計劃,不啻于是一個富有想象力的長遠發展構想職稱論文。

中國對外援助共享發展計劃借鑒美國二戰后的成功經驗,起源于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管理困境,著眼于舒緩產能過剩危機。但是,對于馬歇爾計劃成功的復雜條件和實施環節的思考過于簡單化。其實馬歇爾計劃成功的真正原因在于當時剛剛確立的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國馬歇爾計劃擴大了美國商品的全球市場需求,使美元成為世界貨幣,進而形成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市場。“馬歇爾計劃”也給美國經濟帶來了明顯的經濟增長效應,計劃執行期間,每年經濟增長率達到7%至8%。

可見,中國版“馬歇爾計劃”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援助問題,僅僅單純考慮外匯儲備管理而設立對外援助基金還遠遠不夠。在目前的形勢下,中國的對外經濟援助也具有多種功能、多種方式,我們完全可以進一步思考,創新政府對外經濟援助的模式,尤其是將對外經濟援助與金融市場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聯系起來。

內容提要借鑒國際多雙邊援助機構的管理經驗，促進提高我國援助規劃決策水平十分必要。本文在就國際上發展援助規劃決策的一般經驗做法進行初步解析的基礎上，從參與式管理以及援助的國際公共屬性兩個視角做了進一步的梳理，嘗試提出了我國援助規劃決策實踐中應遵循的管理原則。

關鍵詞援助規劃決策參與式管理國際公共性管理原則

規劃決策是對外援助的行動指南，必須擺在政府管理的突出位置。從科學管理和責任政府角度看，我國援外決策與執行適度分離的改革探索已邁出重要步伐，為更好地實現有效援助奠定了扎實基礎。隨著我國對外援助規模擴大和政府管理職能結構的優化，研究借鑒國際經驗，進一步提高規劃決策水平十分必要，

一、國際上發展援助的做法和經驗

制度化和程序化是西方國家發展援助規劃與決策的重要特點。不同國家的對外援助，都有各自的政治理念和戰略目標，并配套建立了相應的法案或政策文件，為具體援助方案制定和項目決策提供理論基礎和政策依據。西方援助管理的普遍做法是，重視規劃先行，在一個統一的框架內組織對外援助。制定規劃和國別政策是一個復雜細致的數據資料分析和評估論證過程，既有很強的程序性，也有很強的技術性，同時還要履行透明管理責任，向社會公眾展示必要的援助效果。

在國家援助規劃總體格局中，國別政策注重研究受援國特殊性和援助方案操作性，在此基礎上確定援助的戰略性目標，一般會包括五個基本要素：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民幣在世界貨幣體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推進“一帶一路”倡議以及人民幣成功加入SDR等事件都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帶來積極影響。近兩年中美貿易摩擦不斷，人民幣匯率面臨的壓力進一步加大，但整體上依然保持穩中有升，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2020年11月，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簽署將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更寬廣的舞臺。再加上德國、法國以及越來越多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中國已有6個人民幣計價期貨品種掛牌交易，A股和債市被全球各大主要指數悉數納入等，都成為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1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貨幣國際化是指一國發行的貨幣可以跨出國門流通并成為國際公認的計價、結算及儲備貨幣的過程。貨幣國際化不僅可以體現一國的綜合國力，還可顯著增加其在全球事務中的話語權、促進一國的投資與貿易，并可有效規避匯率風險。因此，隨著我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人民幣國際化程度逐漸加深，越來越受到大眾的關注。

1.1跨境貿易結算

2009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的頒布，標志著人民幣跨境結算業務正式啟動，上海、廣州、深圳、珠海、東莞5個城市成為首批試點城市，2010年6月擴大到20個省市，2011年8月最終推進到全國范圍。由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可以降低匯率波動的風險，也越來越被周邊國家所接受，與這些國家之間的人民幣結算規模逐年遞增，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在周邊國家逐步加速推進，如圖1所示。我國人民幣跨境支付清算網絡已經開始穩步發展，2018年5月2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二期)全面投產，截至2019年末，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受理范圍已經覆蓋167個國家和地區的3000多家銀行法人機構，參與者達到936家(其中直接參與者33家、間接參與者903家)。

1.2雙邊貨幣互換

本文作者：劉冠楠陳鋼工作單位：東北師范大學

公共外交在國家對外戰略中的作用與功能

促進民間理解與國際認同，創設良好國際輿論環境公共外交可以促進民眾間的相互理解與信任，促進本國的價值觀念被他國民眾理解和認同，進而影響國際社會的輿論。誰能影響國際社會的輿論，誰就能在國際社會中居于支配地位，居于支配地位的國家就能夠對他國的對外政策施加影響，并使之朝著有利于實現本國國家利益的方向前進。“開展公共外交可以增進外部世界對中國的情況、政策和價值觀的理解，可以創造更加客觀友善的國際輿論環境，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3］“它能突破政府對政府的僵化和民間對民間的軟弱，著眼于未來，通過溝通和交流贏得外國民眾的信任和承認，因而是提升一國國際形象的重要途徑。”［4］中國是否能和平崛起以及崛起的過程，一方面取決于我們自己，另一方面取決于國際社會對我們崛起以及崛起方式的接納程度，這種接納程度受國際輿論環境制約。樹立國際良好形象，提高國家威望一個國家良好的國際形象是各國的戰略目標和謀求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它對國家的國際形象產生無形而強大的作用，使國際形象可以成為國家直接動用的資源，進而能夠維持和增進國家對外影響力和吸引力，“對于政府來說，只引導本國的公共輿論支持其外交政策時不夠的。它還必須贏得其他國家的公共輿論對其內外政策的支持。……現今國際舞臺上的權力之爭不僅是對軍事優勢的政治統治的爭奪，而且在特定的意義上是對人心的爭奪。這樣，國家的權力不僅依賴于外交的技巧和武裝力量地強大，而且依賴于它的政治哲學、政治體制和政治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吸引力。”［5］這種強大的影響力就是國際威望，“在當今世界上，一個國家的國際威望和所處地位如何，在由傳統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因素決定的同時，該國的知識潛力以及科學、教育和文化發展模式的吸引力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6］提供良好國際基礎，服務中國的和平崛起公共外交可以為中國的和平崛起提供良好的國際基礎。“英國《每日鏡報》的記者羅伯特•弗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現在的中國意味著什么?富裕、強壯、性感，想想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我們就不寒而栗，開幕式免費發放的礦泉水的費用，就足夠讓英國政府破產。這樣的輿論在西方發達國家是有代表性的，顯然這種對中國的評價所造成的影響是恐懼、壓力和一種抵觸心理。”［7］中國崛起所引起的“霍布斯主義的恐懼”會帶來他國的誤解，因此為了消除這種恐懼，為中國的和平崛起創設良好的國際環境并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我們應加強公共外交，發揮公共外交相對于政治外交、經濟外交的獨特優勢，通過文化的交往讓他國了解中國的戰略選擇和政治理想，信任中國并喜愛中國。

公共外交視角下體育外交歷史任務及其確定的依據

體育外交的歷史任務:在政府監管下，以體育民間社團體與精英為中堅力量，以公眾為基礎，以體育文化交流與傳播為主要內容，以體育文化表現形式為載體，與國外公眾進行積極的交流、對話和溝通，使外國公眾了解自己的情況和政策，接受和支持雙邊關系，改善本國的體育形象和國際輿論環境，為實現國家對外戰略目標與體育戰略服務以維護國家利益。具體任務及確定依據如下。促進中國和平外交理念與和平崛起方式的國際理解與國際認同，減少“中國威脅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綜合國力增長迅速，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不可阻擋的歷史發展趨勢。一個大國綜合國力的增長與崛起，勢必會引起他國的恐慌，盡管崛起大國對他國并無傷害之意，但如果他國難以對大國崛起的方式產生理解與認同，就會對崛起理解為潛在的威脅。因為西方大國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德國、英國以及亞洲的日本的崛起都是以戰爭和掠奪方式實現的。因此，為了減少他國這種認知上的誤解，體育外交理應做出自己的貢獻。因為體育外交較少受到政治與意識形態的制約，交流形式靈活，有助于不同國家尋求共同的目標和提供交流平臺，“如果行為體之間的共同期望使行為體具有高度的猜疑，使它們總是對對方做出最壞的估計，那么雙方就會形成相互感到威脅的關系，這就是所謂的‘安全困境’。相反，如果行為體之間的公有知識使得它們能夠建立高度道德相互信任，那么它們就會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它們之間的問題，這就會形成所謂的‘安全共同體’。”［8］“通過與各國的多方對話來增加相互之間的認同感與親近感，以進一步打破各種隔閡與心理上的距離感、陌生感以及過分的防范與戒心，從而在較大程度上減輕安全困境的束縛。”［9］表達中國“和諧世界”的政治理想并獲國際認同，獲取良好的國際輿論環境中西方文化存在差異是客觀存在的，這在一定程度上為“中國威脅論”提供了產生可能與空間，因此中國構建和諧世界的政治理想要為世界所認知與認同，既要靠政策的宣傳，更要靠我們的實際行動，體育的交流就是最好的實際行動之一。因為相對于其他形式來說，體育交流更為直接，更為方便快捷，更易為人所接受。在體育外交中，展示不同國家、地區、民族的不同體育文化與體育形態，以此促進對不同體育文化多樣性的理解，充分認識到多樣性的文化與文明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讓世界人民充分認識到各種不同的體育文化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做出了自己的獨特的貢獻，在此基礎上理解各國不同文化基礎上形成的不同社會制度與社會發展模式不是國家和民族之間交流的障礙，各國應加強包括體育在內文化的交流與對話，以互相取長補短，共同維護各種文明與文化的多樣性，這本身就是中國倡導的“和諧世界”理念的重要體現。可以說，“和諧世界”的理念是中國和平外交戰略理念的升華，意向世界傳達一個負責任的崛起過程中大國的善意和意志，“中國是人文大國，中國人愛好和平，中國是可信賴的朋友，中國永遠不會謀求世界霸權，中國向往世界民主，向往世界民主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從而喚起人類長遠的、共有的價值和追求，給世界帶來和平的信仰，為我國贏得寬松的國際環境創造最廣泛的根基和最普遍的理解，取得世界的信賴。”［10］樹立明確的體育外交戰略目標，為加速邁進體育強國服務時下，作為體育組成部分的體育事業的國內發展和體育事業的國外發展都要統一于建設體育強國的戰略框架之中，并使二者協調發展，也就是說，我們要真正成為體育強國，一方面要使我們的實力真正達到體育強國的標準，另一方面要使我們的國際影響力和吸引力與體育強國的地位相符合，而要獲取這樣的國際影響力和吸引力，這就需要體育外交制定相應的戰略，具體來說，“深化與亞洲各國尤其是周邊國家的體育交流與合作，務實推進與歐美發達國家的互利合作，鞏固和發展與非洲和拉美國家的友好關系，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體育援助。繼續鞏固和加強與國際奧委會、亞奧理事會、國際單項體育組織等國際體育組織的友好合作關系，積極參與國際體育事務，增強我國在國際體育組織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寬領域的體育對外交往新格局。”［11］提高中國體育文化的影響力與吸引力，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貢獻體育的對外交往，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在某種意義上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復興的就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和輻射力。體育文化，自然任重而道遠:第一，肩負對傳統文化發揚光大的任務;第二，肩負宣揚中國文化理想的重任。可以說，如何實現將“文化中國”的形象傳遞給世界是一個重大的問題。為掃除“中國威脅論”做出貢獻，不僅要看中國體育文化與世界體育文化交流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國體育文化的內涵與品質以及國際社會的吸引力。加強與世界各國的聯系與交流，積極宣傳中國改革開放與體育事業發展的輝煌成績作為中國文化外交重要組成部分的體育對外交往，“不僅要展示給世人中國厚重的歷史與和諧的文化，更要展示一個現代的中國，一個變化的中國，一個開放的中國，一個與世界接軌的中國。”［12］

實現歷史任務的路徑選擇

本文作者：張威顧學明工作單位：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

中國和古巴同為社會主義國家，不僅有著悠久的傳統友誼，也有著進一步深化合作的美好愿望。但從目前情況看，仍存在著諸多制約因素影響著中古經貿合作的發展水平。（一）外部環境因素影響古巴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因素主要取決于兩個國家：即美國和委內瑞拉。半個多世紀以來，古巴受到美國的全面經濟封鎖，與古巴的經貿往來可能遭致美國的制裁和打擊，這早已成為古巴與其他國家發展經貿關系的巨大障礙。雖然美國總統奧巴馬采取了一些措施緩和兩國之間的矛盾，例如，2011年奧巴馬宣布允許美國人出于學術、教育、文化和宗教目的前往古巴旅行，允許美國公民在限定數量內向古巴公民匯款，并允許美國國際機場在限定的條件下運營飛往古巴的包租航班。但是，這些措施并不意味著美國對古巴政策導向的根本轉變，既有的風險依然存在。從委內瑞拉的情況看，古巴與委內瑞拉的關系密切，委內瑞拉對古巴的石油出口對古巴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影響重大，一旦兩國的密切關系發生變化，必將對古巴的經濟社會發展造成較大的沖擊，也將對中國企業與古巴的經貿合作產生不利影響。（二）內部政策因素古巴實行的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社會運行由國家經濟計劃統一調配，市場對國內和國際開放程度都有待提高。盡管古共六大綱領致力于推動經濟“更新”，確定了未來古巴經濟發展模式和總體方向，實施了一系列增強經濟活力的政策，包括放寬對個體工商戶的限制，開放178項經濟活動，允許自主經營，放寬外商投資條件等。但大部分市場經營活動仍由國家計劃統一實行，對外資審批十分謹慎，政策執行層面不可預見的因素較多，投資環境仍有待進一步完善。此外，古巴對外匯實行管制，本國貨幣不能自由兌換，美元只能在一定范圍內流通，如美元商店、旅游飯店等，也可購買緊俏物資，如燃料、建材等。同時，古巴發行一種可自由兌換的比索。2003年，古巴中央銀行頒布第65/2003號行令，決定加強對外匯的管制。古巴企業和單位間以美元和其他外匯結算改為用可兌換的比索結算，原在銀行開立美元或其他外匯賬戶一律改為可兌換比索賬戶。古巴企業在對外交易中收到的美元由古巴商業銀行自動轉為可兌換比索，其美元由商業銀行交中央銀行。企業進口或涉外合同中所需的外匯，須經批準方可從銀行購買，這大大降低了對外貿易支付能力。而這些因素也都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企業與古巴企業之間的深入合作。（三）發展基礎因素近年來，古巴經濟總體保持持續增長勢頭，2009-2011年，古巴經濟增速分別為1.4%、2.1%和2.7%，但與同期2.2%、3.9%和3.3%的世界經濟增速相比，古巴仍處于落后水平。目前，古巴傳統產業日漸萎縮，農業增長緩慢，制糖和雪茄制造業的產業優勢日漸衰落，2011年，古巴糖產量降至120萬噸，比1990年的800萬噸下降了85%。古巴經濟發展過程中，短缺經濟的特征依然十分顯著，居民的生活需求與有限的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矛盾。總體上看，古巴經濟發展基礎仍比較脆弱，這將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中古經貿合作的增長潛力。

從中古經貿合作的前景看，貨物貿易與雙向投資的發展短期內難有大的改觀，服務貿易領域有望成為中古經貿合作的新增長點。從貨物貿易的情況看，中古雙方都有進一步加強和提升經貿合作的愿望與需求，但雙邊貿易規模快速提升難度較大。這是由于，一方面古巴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仍保持生產生活資料配給制，且外匯緊張，短期內大量進口中國商品的可能性較小。另一方面，古巴對華出口以資源和農副產品為主，產能相對穩定，即使中國有強烈的進口需求也無法在短期內大幅提高產能，僅能保持一定增長。從雙邊投資的情況看，古方的政策和政策的執行情況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雙邊投資的發展走向和規模。目前，古共六大確定的經濟社會政策綱領為中古雙向投資合作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遇，但其投資環境能否得到實質改善將成為影響中國投資古巴的重要因素，在古巴關于外匯、外籍勞工等方面的限制條件得到根本改變之前，中國對古巴的投資規模恐難有大幅增長。服務貿易有望成為中古經貿合作的新增長點。這是由于，醫療服務業是古巴近年來新興的優勢領域。自20世紀80年代末，政府開始大力推動生物醫藥科學和技術發展。古巴現已建成15個生物醫藥科研中心和企業，擁有2400名科研人員，推出了一批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科研成果，其中包括抗癌藥物、乙肝疫苗和甘蔗提取的保健品等，并成功地實現了研究成果的產業化。此外，古巴擁有285年的醫療培訓經驗，與90多個國家有合作關系，4萬多名古巴醫療人員在全球70多個國家從事醫療服務工作，在糖尿病、癌癥治療等若干領域處于全球領先水平。中國消費者對古巴醫療服務水平也給予了高度認同。因此，若雙方能夠尋找到適當的合作方式，醫療服務貿易可望成為推動中古經貿合作的重要增長點。

（一）建立多層次的合作交流機制充分利用和完善中國—古巴政府間經貿混委會合作機制，加強政府間聯系，探索新的合作形式和合作領域，分享經驗、加強合作。推動高層互訪制度化、常態化，加深了解、增進互信、擴大共識，為中古深化經貿合作創造良好環境。建立和完善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類開發區、企業、商會協會、民間團體、學界和研究機構等機構和組織積極參與的多層次合作機制，推動合作主體和合作方式多元化。（二）加強多領域的政策溝通與協調一方面要加強雙邊貿易政策的溝通與交流，提高對外貿易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預見性。特別是要在雙方關心的重點商品和具有發展潛力的服務貿易領域，加強合作，探索新的方式。同時，研究制定有利于擴大雙邊及多邊貿易規模的政策措施，共同努力消除貿易障礙，充分發揮中古貿易合作的互補性，挖掘雙邊貿易合作潛力，防止發生貿易糾紛和貿易摩擦。此外，雙方應密切配合、協調立場，積極參與多邊及區域貿易談判，確保多邊貿易體制有利于中國和古巴增強競爭力，實現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要加強雙向投資政策的溝通與交流，提高投資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預見性。在旅游、礦產、石油、能源（太陽能、風能等）和包裝制造等古巴鼓勵投資的優先領域，特別是在石油、鎳礦及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加強政策協調，促進中國對古巴投資發展。研究并推動完善投資促進體系和政策措施，在現行國家法律框架下相互給予優惠待遇，平等對待所有投資者，依照國際公認的規則和做法公正解決可能產生的爭議，提供投資保障。（三）開展多種形式的貿易投資促進活動通過支持在對方國家設立貿易和投資促進機構，系統搜集和整理各種法律法規變化、各地方貿易與投資環境、國有企業民營化等有關情況，向企業提供貿易與投資機會和投資環境等方面的相關信息。同時，幫助企業解決在當地遇到的各種問題，協調與相關部門的聯系。鼓勵兩國貿易與投資考察團互訪，召開各種貿易或投資洽談會，開展各種文化交流活動，鼓勵兩國企業積極參加廣交會、京交會、高交會、哈瓦那展覽會等各種展會活動。促進雙方金融機構合作，為中古雙邊貿易與投資合作項目提供外匯、信貸、保險等支持。促進貨幣及清算合作，逐步推動實行本幣貿易結算。推動東道國向對方投資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四）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場古巴地處加勒比海的核心地帶，在拉美地區影響較大。古巴的主要貿易伙伴除中國外，主要有委內瑞拉、西班牙和巴西等國家，古巴一半以上的對外貿易集中在美洲地區，并與玻利維亞、巴拿馬、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等國簽署了貿易協定，是拉美一體化協會、加勒比國家聯盟、加勒比論壇、美洲玻利瓦爾聯盟等國際組織的成員國，市場輻射范圍涵蓋拉丁美洲各個國家。中古間的經貿合作既要充分考慮兩國間業已形成的友好關系，同時，也要客觀認識古巴國內市場狹小、外匯短缺等因素。因此，通過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場有望成為擴大中古經貿合作的有效途徑。目前，中國對古巴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汽車、服裝等領域，在中國制造業出口正日益向產業鏈高端延伸的背景下，抓住古共六大鼓勵發展出口加工和進口替代產業的機會，發揮古巴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區域一體化組織中的重要作用，通過合資、獨資、國際經濟聯合體合同等多種方式，在古巴投資生產中國具有優勢的制造業產品，并直接出口到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場，這既有助于培育古巴產業基礎，提升出口創匯能力，又有助于擴大中國在拉美與加勒比地區的貿易規模，提升中國品牌和標準的影響力。（五）改善貿易投資環境當前古巴貿易投資環境仍很不完善，計劃經濟色彩濃厚，仍基本屬于“政府主導型”。因此，應積極推動古方減少對企業行為及價格等方面的控制和干預，減少對民間和市場主導的投資活動的限制和干預，努力消除影響企業投資經營活動的障礙因素，進一步簡化投資審批程序，提高審批效率，共同努力促進投資行業和區域的多樣化。在改善軟環境的同時，加強通信、交通、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此外，雙方應努力構建投資企業向東道國政府反映經營障礙的有效和快捷渠道。提高通關效率，降低雙邊貿易交易成本。加強技術標準、認證、檢驗檢疫等領域的合作，削減技術貿易壁壘。擴大通關領域的人員交流和信息交流，探討消除通關障礙的解決方案，推動協調兩國的通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加強海運與空運合作，促進兩國貨物、人員流動的常態化、規模化和便利化。（六）發揮對外援助的積極作用雙方應加強在對外援助領域的溝通與交流，使古方能夠更好地了解中國對外援助政策和具體操作程序，充分利用中國外援來提升古巴的自主發展能力，改變以一般物資援助為主的發展現狀，積極拓寬古巴利用中國對外援助的領域和方式，充分利用中國的優惠貸款資金，通過對外援助進一步帶動中古經貿合作的深化發展。同時，結合古方的實際需要，加強對古巴的援外培訓工作，通過舉辦各種形式的政府研修、學歷學位教育、專業技術培訓以及人員交流項目，為中古兩國深化貿易與投資合作、為古巴經濟模式更新提供人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