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霍華德?J?謝爾曼（HowardJ.Sherman）在一篇發表于1984年第4期《經濟教育》雜志上的題為《當代激進經濟學》的文章中，就當代激進經濟學的先驅，激進經濟學的社會根源，激進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一般激進范式，以及激進經濟學的某些特殊的應用等問題，做了深入的討論。

該文關于當代激進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觀點的比較分析，尤為引人注目。本文擬對其分析略做評介。

一、關于當代激進經濟學的先驅

謝爾曼首先指出，雖然某些美國激進經濟學家曾經受到了索爾斯坦?凡勃侖（ThorstEinVenlen）以及美國其他持不同意見的經濟學家的影響，但大多數激進經濟學家無可爭議地受到了卡爾?馬克思的鼓舞，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以及他們所引用的方法，都受到了馬克思的影響。

謝爾曼揭示了作為激進經濟學理論基礎的馬克思的哲學。他認為，馬克思有四個主要的同科學哲學相聯系的信條。第一，馬克思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他認為，沒有超自然的世界，以至于人們必須使其分析立足于這個世界的事實的基礎之上。第二，馬克思相信科學決定論，認為，任何給定的事件，包括我們自己的行為，都可能根據先前的事件來解釋。第三，馬克思相信一種辯證法，這種辯證法表明，人們必然總是提出這樣的問題：這種現象同其他現象是相互聯系的嗎？任何過程的兩個明顯對立的方面是實際相關的嗎？這種關系是矛盾的關系還是合作的關系？我們觀察的某些緩慢的變化將導致某種相關的變化嗎？如果存在質的飛躍，那么，是何種緩慢的變化導致這種質的飛躍？第四，馬克思是一個講究道德原則的人文主義者。既然沒有比人性更高的東西，那么，改善人的生活便是最高的道德標準。但是，馬克思在對于階級利益的分歧和矛盾的認識上卻不同于功利主義者，例如，合乎道德的最好政策從奴隸和奴隸主的各自的觀點上看是不同的。馬克思也認識到沒有脫離道德價值的社會科學，社會科學的每個有價值的論斷都是事實和價值的結合。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應當反映被壓迫、被剝削團體的道德價值。

由對馬克思哲學的討論，謝爾曼進而探討了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他指出，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把歷史看作是由兩個因素構成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有經濟基礎（或生產方式）和社會－政治上層建筑。經濟基礎不僅僅是土地、勞動、資本和技術等的技術成分（馬克思稱之為生產力）,而且還是人們的生產關系——特別地說，是經濟過程中的階級關系。社會上層建筑包含（a）制度，例如政府、教育制度和家庭；（b）思想觀念，從個人的心理觀念到科學思想。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作為一個統一體相互作用，各自都決定其他方面。馬克思既反對思想觀念（它們自身不能得到解釋）決定經濟基礎的狹隘理論，也反對經濟基礎（它們自身也不能得到解釋）決定思想觀念和制度的狹隘的理論。

一

信息經濟學的產生是對傳統經濟學的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共同點是以物質產品及服務的生產、流通、分配及相關活動為主要對象，因而被稱之為物質的經濟學。[1]在傳統經濟學中，信息如同空氣、陽光一樣是充分的，有用而不需要經濟成本。同樣，廠商、消費者、投資者和政府等經濟行為者具有“完全信息”，且具有完善的信息接收和信息處理能力，所以經濟行為者的選擇是確定的，信息被排斥在經濟學之外。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經濟行為者不僅不具備完全信息，而且處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這與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設發生了矛盾與沖突。信息經濟學正是在否定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定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斯蒂格勒在《信息經濟學評論》一文中，批判了傳統經濟學的完全信息假定理論，提出了信息搜尋的概念。斯蒂格勒認為，經濟行為主體掌握的初始經濟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這就決定了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經濟主體要做出最優決策，必須對相關信息進行搜尋，而信息搜尋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與成本、產出聯系起來，提出搜尋概念及其理論方法，是斯蒂格勒對微觀信息經濟學的主要貢獻。繼斯蒂格勒之后，著名經濟學家K·阿羅(K·Arrow)對不確定性條件下的經濟行為進行了開拓性研究。他認為，信息經濟學是不確定性存在情況下的經濟學。在他看來，不確定性具有經濟成本，因而不確定性的減少就是一項收益，所以，可以把信息作為一種經濟物品來加以分析。阿羅十分簡潔而深刻地揭示了信息經濟的作用。M·勒姆特(M.Nermuth)對不完全信息進行了精確的數學描述，用“信息結構”一詞來描述經濟決策利用信息的復雜分布及其與決策的對應關系，等等。搜尋理論后來經過薩洛普(S·Sulop)、截維德和馬肯南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統地發展，成為微觀信息經濟學基礎理論之一。眾多著名經濟學家在不完全信息經濟分析領域的創造性成果，諸如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決策、對策理論、非對稱信息概念以及價格分散理論等，使得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經濟分析成為一個獨具特色的、有巨大影響的經濟學領域。

隨著人們對信息經濟的關注，研究的視野逐漸從微觀領域轉向宏觀領域。1962年，弗里茲·馬克盧普《美國的知識生產和分配》的出版，標志著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的產生。1977年，馬克·波拉特《信息經濟》（九卷本）提出信息經濟測度的波拉特范式，極大地豐富了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20世紀80年代后，在美國、日本、法國、澳大利亞、英國和新西蘭等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體系日趨成熟。

經濟學者將信息要素納入發展經濟學分析框架中，使宏觀信息經濟學獲得了與傳統理論截然不同的結論。羅伯特·索洛在20世紀50年代創立的生產函數理論，試圖說明經濟發展取決于投入的資本和勞力數量。但是，過去20年世界經濟發展的事實并非如此，例如，發達國家增加投資快于增加人數，投資收益并沒有遞減。針對這種現象，西方宏觀信息經濟學理論認為，影響經濟長期增長的基本要素不僅僅是資本和勞力，而應該是四個基本要素，即資本、非技術勞力、人力資本和新思想（信息）。由于知識構成生產要素之一，它像資本那樣必須以放棄當前消費為代價才能獲得，知識（教育）滯后將嚴重影響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長期性。因此，國家必須像對待基礎設施投資那樣對知識及傳播知識的教育機構進行投資。由于知識投資長期效用的干預，經濟長期發展中可能出現良性循環趨勢，即投資促進知識生產與傳播，而知識生產與傳播獲得的效用又促進投資。這意味著投資的持續增長可以長期提高某個國家的增長率，這個結論正是傳統理論所否定的。目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最大差別已經不在于資本與設備，而在于知識與信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依附正在由資本依附轉向資本與信息的雙重依附。

信息經濟學中的不對稱信息理論(asymmetricinformation)是英國劍橋大學教授詹姆斯·莫里斯(JamesMirleees)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威廉·維克瑞(WilliamVickery)提出的重要理論。他們分別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揭示了不對稱信息對交易所帶來的影響，并提出了相應對策。此后30多年來，不對稱信息理論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由此而產生的對策理論為經濟活動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也正是因為如此，這兩位經濟學家于1996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年，三位美國經濟學家又一次因為在“走進現實生活的信息經濟學”研究方面作出的卓越貢獻，分享了這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2]他們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喬治·阿克洛夫、斯坦福大學的麥克爾·斯澎斯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三位經濟學家在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假設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經濟學理論，解釋廠商、工人和消費者的行為，奠定了信息經濟學的基礎。其中，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同時也是新凱恩斯主義學派的泰斗。

二

經濟學具有國際性,因為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存在經濟學的實踐、教學和研究。中國經濟學概念的出現和發展具有必然性,然而這一概念具有多種含義,而這一點并沒有被足夠重視,以至于在對待一些事宜時容易失去較為合理的態度。

中國經濟學可以理解為以下幾種含義:一是中國的經濟學,這是經濟學的地域屬性或是文明屬性,中國經濟學家致力于這一經濟學的建立和發展,我們討論中國經濟學時也往往以這一含義為出發點、對象、目標和歸宿;第二層含義是經濟學在中國(EconomicsinChina),這與中國的經濟學(ChineseEconomics)不同,經濟學在中國根本上是一種學科傳播的結果,例如我們學習研究西方經濟學,只能是西方經濟學在中國,而不可以說成中國的西方經濟學;第三層含義是研究中國的經濟學;這一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者的主體為中國的經濟學者,但包括一些外國和國際機構經濟學家,說明這一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為中國和中國經濟的經濟學;第四層含義是中國人研究的經濟學,包括華人經濟學家,就目前來看,許多華人經濟學家成就大,與國內聯系密切,關注中國的經濟和經濟學,而我們在不經意中也把他們的研究包含在中國經濟學研究中。從羅素描述詞理論的角度來說,中國經濟學對個人來說都有不同的解釋,而較為公認的觀點是學術理論社會選擇的結果。

中國的經濟學思想已經存在數千年了,但“中國經濟學”有無形成尚待探討,因為探討對象沒有統一標準,任何結論都不具備讓他人接受的條件。嚴復譯《原富》拉開經濟學在中國的序幕,已經百余年了。現實中,經濟學在中國和研究中國的經濟學占了絕大多數,如果把這轉換為中國的經濟學那么就是偷換概念。哲學家指出,人不僅是自然人、社會人,也是文化人。經濟學人并不例外,中國經濟學人的中國經濟學意識,已然反映了其文化屬性,套用行話來說,中華文化是中國經濟學人研究經濟學行為的約束條件,經濟學研究如果不注重文化屬性,就會使得用經濟學方法分析得出的結論與現實不符,許多現象就會解釋錯誤。應當指出,我們也受到非中華文化的約束,經濟學的引進已經上百年了,其他文化中的許多觀念、方法、思想等已經正式的和非正式地影響我們的知識結構(當然中華文明在歷史上也影響了其他文明,例如重農學派受到中國文化很大的影響),主要就是我們的學科體系、學科概念、學科劃分等學科構成是自亞里士多德開始的,其思想通過西方文明的歷史深化并東漸到中國。筆者認為,中國現在的經濟學現狀是中西學術、文化相互影響的結果,并且經濟學的未來也同樣受到如此影響,至于孰強孰弱的程度和范圍決定了中國經濟學以后的發展軌跡和狀態。

平心而論,我們希望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單一經濟學。但現實文化、國情、人口分布、地理環境等不同的約束條件導致不同的經濟現象和人的行為。換言之,如果存在單一經濟學,又何來學科本土化?誠然,文明不可比,但同樣誠然的,文明之間存在差異,差異表示在具體的某一方面有此長彼短。我們應該承認落后的經歷,承認先輩和我們也學習過其他文明優秀的文化、知識和思想。中國經濟學概念的提出是因為文化屬性歸宿的需要,是一種集體的需求。

對于如何通過學習來發展中國經濟學,可謂見仁見智。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他們的先發優勢,數百年的歷史領先不僅使得經濟學體系,而且經濟學說史上學派紛呈,各領風騷。這是一種資源稟賦。如果我們不去學習這些理論,幻想另起爐灶,那么交易費用奇高。對于經濟學者來說,學習歐美經濟學理論是追求最大效用的。因而集體的學習行為可以看作是囚徒困境,但交易費用過高使得這也是集體理性的。中國經濟學的建立是一個超趕過程,我們應該發揮資源稟賦,例如我們的社會體制、文化體系、獨特歷史、現在的偉大的經濟實踐等等。經濟學是研究稀缺的,而稀缺的前提是存在差異,存在的差異使得建立中國經濟學有了可能。如何在整合的同一的趨勢中把握獨特性是包括經濟學在內的文明交往和發展必須思考的重大問題。經濟學注重研究細節問題,發展中國經濟學的關鍵同樣在此,唯有把握了我們獨特的體制、歷史、文化等資源稟賦,并作為約束條件具體分析,解釋文明體系下的行為和現象,才能對經濟學做出貢獻。越是民族的則越是世界的,中國經濟學只有在為整個經濟學提供了多樣性樣本的基礎上,才能成為被承認的完整的獨立的體系。另外一個重要的工作是開展對話和交流,一方面是降低學習的交易費用,進而加快學習進度和加強學習能力,另一方面是信息交流,在學習的同時及時傳播我們的學習狀態和心得。由此可知,中國經濟學不可能是刻意為之的,因為學科發展有路徑依賴性,我們必須遵循規律才不會走彎路。但無疑地,中國經濟學的建立和發展是任重而道遠的。

教育部已經批準設立老年學專業，并計劃招收碩士生和博士生，老齡經濟學作為一門經濟學和老年學的交叉學科，已經引起眾多學者的重視。但是，對于如何將經濟學、人口學和老年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建立完備的老齡經濟學學科體系，我們的認識還不充分，因此，我們有必要借鑒國外有益的研究經驗來充實自己。從發達國家老齡經濟學研究成果來看，老齡經濟學研究視野開闊，研究方法精巧。筆者收集了大量國外老齡經濟學文獻，并進行了細致的梳理。本文重點對退休、消費、儲蓄和宏觀經濟反應等問題進行綜述，以期對國內老齡經濟學的研究提供借鑒。

一、退休

1、勞動力供給理論與退休

退休是勞動力供給理論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退休能夠很好地理解“工作與休閑”替論。通過研究勞動力參與率，我們可以更好的預測未來退休行為（表1）。由于退休對于社會保障、稅收、財政穩定等公共政策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研究退休的決定因素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從美國的研究成果來看，大量的退休研究集中在單身男性和丈夫，經驗研究證據表明單身女性退休的原因與單身男性差不多。已婚女性的退休決策似乎很復雜，例如，已婚女性的退休決策依賴丈夫的退休狀況，所以，未來研究要注意研究夫婦共同的退休決策，但復雜的退休程序和數據限制使得這種研究成為棘手的事情(Hurd1990)。

2、社會保障與退休

一般來講，社會保障、養老金和儲蓄是退休收入的三大來源。許多研究退休行為的學者可能會認為社會保障金的增加提高退休的概率，但米切爾和菲爾茨（MitchellandFields1982）通過回顧退休研究文獻認為，沒有研究證據表明社會保障對退休產生影響。赫德(Hurd1990)認為，部分原因是由于對退休定義的差異：退休被定義為（1）永久離開勞動力市場，（2）自我評價的退休，（3）突然和間斷地參加工作的時間；部分原因是由于職業的可得性、質量和工資的變化將經濟環境的描述復雜化。這些復雜性使得建立分析模型非常困難，導致不同的研究者依據不同的數據和不同重點問題，使用不同的模型。赫德(Hurd1990)建議，退休的定義應當與我們所觀察的獨立于一項特殊數據的事情相一致，它應當與政策興趣相關聯。退休應當被定義為在年老時離開、而不是返回勞動力市場，這種計量并不精確，因為我們不敢確定某些人不返回勞動力市場，但至少老年人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現象不是普遍的。

馬克思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都以制度為研究對象，它們之間存在著某些相似之處，但也存在著許多根本性的區別。研究兩種理論的異同，在堅持馬克思經濟學的同時，借鑒新制度經濟學的合理因素，對于我國的經濟建設和理論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理論體系比較

(一)邏輯起點和起始范疇

任何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有其邏輯起點和相應的起始范疇或概念。

1《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商品理論，其起始范疇既不是資本，也不是產權，而是“商品”。當然，這個“商品”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過的商品。馬克思認為，“商品”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一般的范疇，在其中包含了能夠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矛盾的各種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摘要:本文主要對理論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的關系進行了詳細地分析與探討，希望可以有效地推動理論經濟學的長期發展。

關鍵詞:理論經濟學;應用經濟學;關系;分析與探討

經濟學是由“理論經濟學”以及“應用經濟學”兩大學科組成的。理論經濟學主要揭示了經濟的運行及其發展規律，論述了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以及其基本原理。在西方經濟學體系中，理論經濟學又包含宏觀經濟學以及微觀經濟學兩個學科。應用經濟學是以運用經濟學為基本原理，從而對國民經濟和經濟生產中的各個領域以及各個部門的經濟活動進行研究與探索，并分析其經濟規律，從而進一步揭示了其經濟以及社會效益的內容。工業經濟學、商業經濟學、貨幣銀行學、國際金融學、企業管理學、市場營銷學、環境經濟學以及勞動經濟學等組成了應用經濟學。關于理論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之間的關系，業內人士普遍認為理論經濟學是基礎，應用經濟學識具體的運用和實踐。但是伴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以及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這一問題又被重新審視。理論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之間的關系有待于進一步討論，以此來適應我國經濟管理以及經濟發展的要求，從而在我國經濟建設過程中出現的相關問題進行正確地指導。

一、在我國經濟學中“重應用，輕理論”的現象

在我國經濟學術界，大多數還是比較注重應用經濟學的研究，而忽略了對理論經濟學的研究。這種現象在出版界，學術界以及教育界隨處可見。例如，經過實際調查研究表明，在各類經濟刊物以及經濟學論著的收編，刊印，發行等過程中，相對于理論經濟學來說，應用經濟學的成果更受歡迎。其論文和刊物更易于發表和發行。相反，許多出版社對理論經濟學研究的成果不怎么看好，對投稿的作者態度也相對冷淡。有些出版社甚至頒布了許多硬性條件和規則，要求理論性學術專著的作者在出版時提交高額的資助金，這就致使許多的理論經濟學研究成果無法公諸于世。這些高水平學術著作的流失也是制約整個經濟學發展的原因之一。與理論研究的情況不同，應用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在出版界則受到廣泛的歡迎。這就嚴重導致了經濟學畸形發展問題。

二、經濟學畸形發展的原因

摘要：伴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關于經濟學各種理論的學習也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因而掌握好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二者之間的關系是當今許多領域發展中首要關注的問題，只有將二者之間的關系處理好，使二者互相融合，把握好理論和實踐的問題，從而能夠處理好經濟活動中的實際工作。

關鍵詞：理論經濟學；應用經濟學；關系

任何理論的研究，都離不開對實踐結果的考量。然而，在經濟學理論的研究過程中，很多領域都出現了一些偏差，關于理論經濟學的研究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最終導致了經濟活動中出現了問題，怎樣把握理論經濟學和實際應用經濟學之間的關系和聯系，促進經濟活動的順利開展，已經成為了各經濟活動開展的重要方向。

一、理論經濟學

理論經濟學又被稱之為政治經濟學，主要內容是闡述與經濟學有關的一些基礎性概念和基礎原理，探究與經濟發展有關的規律，理論經濟學是學習其他拓展類經濟學科目的基礎，是經濟學當中的一般理論。理論經濟學是由兩部分組成的，一種是宏觀的，另一種是微觀的經濟學。一般在書本上或者大學校園內所學習的課程，如西方經濟學史等，都是包含在理論經濟學的范疇之內的。

二、應用經濟學

新年伊始，話說經濟學及經濟學家。

如今，人們大凡稱經濟學為顯學。顯者，顯眼、顯赫、顯貴、顯要、顯耀者也。我看，經濟學對此大體也領受了。學問、學術乃至科學本無顯隱之分、高下之別，世人都這么說，也許眾口成俗，也就約定俗成了。

不過，事也有兩說。你也可能丟人顯眼，也可能顯赫于一時，也可能顯貴成賤，也可能顯要并未重要，也可能如流星顯耀而逝。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我國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一直是獨居尊位，甚至是只有第一，沒有第二。曾幾何時，如今中國講主流經濟學竟然不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是西方經濟學。2004年的那一場所謂“郎顧之爭”，也不過是主流經濟學之間的爭論。是的，后來也有新左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介入，聲援郎君，然而郎本人似乎并不領情，他對此的回應是，“對于左派沒有任何興趣，這整個爭論不能以意識形態作為爭論的焦點，因為自己也根本不是左派，只是一個資本主義熏陶下的經濟學者，所以說他是左派是很可笑的，而且他也不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如果有人反對，他也樂于應戰。”（引自李健、王小衛編著《出路——郎咸平引爆“國企改革”大辯論》，經濟日報出版社2004年版）看來，經濟學之于顯學，大概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無緣，沒有份。如果說在這場辯論中，有人顯眼了，那也一定有人丟臉了，又恰好只在主流經濟學之中相印。

不過，對于社會經濟問題，什么學派派都可以參加探討，都可以進行研究，都可以發表見解，這是學術自由。當今社會，由于國際互聯網的出現，以此為平臺的網站具有以往任何媒體所不具有的優勢：跨越時空的無差別性。不僅沒有學派歧視，也沒有學歷、學位與職稱歧視，你的文章只要有觀點、有見地，都可以有點擊量，并廣泛被瀏覽、被傳播。雖然強勢主流經濟學風頭正勁，新左派主動出擊，大顯身手，在“郎顧之爭”中有力抨擊新自由主義，抒發與重新抒發改革方略，其雄辯之勢可歌可泣，其論戰業績可圈可點，也是近年來非主流經濟學論道經邦中所少見的。“烏有之鄉”（）麾下集聚了他們的主要力量，正為經濟學的顯要添光增彩。

2004年經濟生活的風風雨雨似乎再一次證明了經濟學的顯學性質。然而，“顯學”之中并非所有學人都那么顯赫，那么顯擺。遭冷遇者有之，冷靜思考者有之，長期坐冷板凳亦有之。有人想顯而不能，有人不能而總顯，有人想隱而反顯，有人想顯而總隱，有人卻在顯隱之間進退自如。

內容提要：文章從經濟學的角度去分析腐敗，把腐敗作為一種經營活動來進行分析，為腐敗給出了一個經濟學定義。文章認為，由于權力的可交換性及其需求與供給的無彈性,決定了權力總是傾向腐敗，從而形成一個公權與私利交換的市場可能；根據“經濟人”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分析，可以認定官員也是“經濟人”，也面臨著選擇，讓公權與私利的交換具備了主體；通過對腐敗的成本、權力運行的制度及運行過程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對稱等情況的分析，認為這些構成了腐敗產生的誘導性因素。文章進而分析了腐敗對經濟的危害，如阻礙經濟發展、影響貧困治理、造成潛在的社會資源的浪費和損失、造成政府信譽的喪失、增加信用交易成本等。文章最后提出了抑制腐敗的經濟學對策：一是建立良好的制度和監督制約機制，降低腐敗交易的市場空間，讓官員“不能腐”；二是增加對官員的激勵因素，降低腐敗主體進行腐敗交易的主動性，讓官員“不愿腐”；三是完善對腐敗官員的懲罰性機制，加大打擊力度，減少腐敗黑數，增加腐敗交易的成本，讓官員“不敢腐”。

關鍵詞：腐敗經濟學分析

當前，腐敗已成為我國不正之風的焦點，嚴重影響著改革的進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如何有效地治理腐敗，是全國上下極為關注的重大社會問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指出：“經濟學理論并沒有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結論。它不是一種教條，只是一種方法、一種心靈的器官、一種思維的技巧，幫助擁有他的人得出正確的結論。”[1]對腐敗問題進行經濟學的考察和分析，或許會給我們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示。

一、腐敗的經濟學定義

什么是腐敗？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腐敗是指國家官員為了謀取個人私利而違反公認準則的行為。”[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腐敗定義為，腐敗是濫用公共權力以謀取私人的利益。一個更為廣義的定義是：腐敗乃是通過關系而有意識地不遵從，以圖從該行為中為個人或相關的個體謀取利益。國際透明組織對腐敗含義的解釋是，公共部門中官員的行為，不論是從事政治事務的官員，還是行政管理的公務員，他們通過錯誤地使用公眾委托給他們的權力，使他們自己或親近于他們的人不正當地和非法地富裕起來。邁克爾·約翰遜采用廣義的腐敗定義，認為腐敗是指對公共角色或資源的濫用，或公私部門對政治影響力量的不合法的使用形式。戴維·H．白利認為，腐敗一詞意味著不正當地使用權威以得到個人利惠，這種利惠不一定是金錢。我國的一些學者認為：“腐敗是黨和國家公務人員濫用權力謀取私利，從而違反當時社會公認的紀律、法律和道德規范，并形成一定社會危害的一種畸型的政治行為和政治現象。”[3]

這些從政治、法律和道德層面的研究結論，是從權力的運行角度去探討腐敗問題，把腐敗僅看成公共權力在運行過程中偏離了應有的作用方向，違背了國家法律和社會公德，損害公共利益的現象，給人一種霧里看花的感覺。正如一位政治學者所說，權力是一種使人產生神秘感的東西，是一種充滿魔力的社會現象。[4]

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

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第一,現代經濟學提供了從實際出發看問題的視角。這些視角指導我們避開細枝末節,把注意力引向關鍵的、核心的問題。經濟學家看問題的出發點通常基于三項基本假設: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下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用經濟學的視角看問題,消費者想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企業家想賺取利潤,都是很自然的。經濟學就是要探討在個人自利動機的驅動下,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互相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并且評估在此狀態下是否有可能在沒有參與者受損的前提下讓一部分人有所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此為出發點,經濟學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種間接機制(比如價格、市場供求因素等)對經濟人行為的影響,并以“均衡”、“效率”作為分析的著眼點。以這種視角分析問題不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會得出出人意料,卻合乎情理邏輯的結論。第二,經濟學提供了多個參照系。參照系對任何學科的建立和發展都極為重要,經濟學也不例外。這些參照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們是否準確無誤地描述了現實,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經濟學家的頭腦中總有幾個參照系,這樣,分析經濟問題時就有可比性。比如討論資源配置和價格問題時,充分競爭下的一般均衡理論就是一個參照系;討論產權和法的作用時,科斯定理就是一個參照系。參照系的建立對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動作用。第三,經濟學采用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它們多是各種圖象模型和數學模型。比如:供需曲線圖象模型,它以數量和價格分別為橫、縱軸,提供了一個非常方便和多樣化的分析工具。經濟學家用這一工具來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場資源配置、市場扭曲、市場失靈等問題和政府干預市場的政策效果。這種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較為簡明的圖象和數學結構幫助我們深入分析紛繁復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

二、數學工具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明顯特點是越來越多地使用數學(包括統計學)作為分析工具,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前沿論文都包含數學或計量模型。從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來看,這并不難理解,因為參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發展通常都要借助數學。但是,在部分經濟學家的理論研究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基于唯數主義的數學化傾向,這種傾向偏離了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視角,不僅不能為非西方世界的經濟學家所接受,而且在西方經濟學家內部也頗存異議。因此,我們必須一分為二地看待數學工具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一)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從理論研究角度,借助數學模型有三個優勢:第一,數學語言可以清楚地描述前提假定,這使得經濟學的推理與分析過程呈現出數理邏輯的嚴謹性。例如,邊際效應價值實際上是在對效用函數進行測定的基礎上,運用一系列聯立方程組推導的結果。社會資源最優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理論,也是運用聯立方程組對生產和交換均達到最優配置下社會福利最大化的闡述。第二,數學方法使經濟學擁有了一個統一的語話體系,并進而使經濟學的發展具有了一個共同的基礎,讓后人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繼續開拓,也使得在深層次上發現似乎不相關的結構之間的關聯變成可能。西方經濟學就是在這一共同的話語體系下獲得長足的發展。第三,數學表述具有文字性表述所不具備的確定性與精確性。數學推導具有數理上的邏輯性,運用數學模型討論經濟問題,學術爭議便可以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或不同意對方前提假設;或找出對方論證錯誤;或是發現修改原模型假設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樣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經濟學理解上的歧義,避免基于不同理解而發生的毫無意義的爭論,因此,從整體上有利與提高經濟學家工作的效率。從實證研究角度看,使用數學和統計方法的優勢也比較明顯:其一是以經濟理論的數學模型為基礎可以發展出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計量經濟模型;其二是證據的數量化使得實證研究具有系統性;其三是使用精致復雜的統計方法可以讓研究者從已有的數據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運用數學和統計方法進行經濟學研究可以把實證分析建立在理論基礎上,并從系統的數據中定量地檢驗理論假說和估計參數的數值。這就可以減少經驗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并分別確定它在經濟意義下的顯著程度。(二)經濟學數學化的誤區在肯定數學在經濟學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時,更需要指出的是:經濟學不是數學。首先,經濟學并不是一些數學模型和概念的簡單匯集,經濟學家的工作也不是開拓數學理論前沿,而是運用這些理論所代表的分析框架來解釋和理解經濟行為和現象。經濟學發展的關鍵絕不在于其對數學的運用是否精通,而是取決于經濟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的深度。比如經濟學家應用統計回歸方法,不僅關心變量的估計值和變量間的相關性,更關心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模型假定對預測的影響以及計量結果背后的經濟含義,這是計量經濟學不同于數學或統計學的最重要方面。其次,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必須從經濟學獨有的研究視角出發,數學和計量方法只是體現和執行經濟想法的一種工具,而不是唯一的工具。目前,英美許多經濟學雜志取舍稿件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是否建立了數學模型,是否采用計量分析,如果論文不是有意的使用一組代數符號的話,那么,該論文便會自動被視為毫無價值而遭拒絕。這種作法排除了其他解決問題的思路,使運用其他研究方法解決經濟問題的個人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這種過分數學化的趨勢,標志著經濟學在逐漸失去其作為社會科學應有的特征(如對現存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批判性,對人和人之間生產關系的揭示,對社會經濟制度的揭示,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直覺性感悟等),標志著經濟學在唯科學主義道路上走過了頭,以至于逐漸喪失了對活生生的人的關注與分析,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標志著經濟學分析工具的貧乏與單一。因此,我們不能以數學水平的高低來衡量一名經濟學家的水平,我們也不能以運用數學的多少和它的難易程度來作為評判經濟學論文質量的標準。同時,經濟學中的過度數學化傾向還表現在,一些經濟學家把數學當作經濟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顧條件地加以運用。這種運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形式主義的運用,導致了經濟研究的資源誤置。經濟學研究人類的生產、消費和分配的社會經濟活動,而人類活動受道德、歷史和社會的諸多因素影響,許多環節之間都有或明或暗的聯系,這使得經濟活動變得相當復雜,如果用數學變量來表示,那么必將形成一個極端龐大而又難以處理的數理模型,這就給使用帶來了困難。而心理學的研究結果表明,在一些情況下人的決策與模型中的嚴峻假定有系統性偏差,修改某些有關數理模型條件下市場中人的經濟行為,將得出很多與已有的理論不同的結論。要想使嚴峻假定下建立的模型具有可行性,就必須要

不斷的放松假定,加進新的變量,這樣做會使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直到超出數學能力所限,使得數學方法的運用陷入死循環。必須承認,經濟運行中存在著許多無法量化的因素,如果一味地追求對經濟現象的數量分析而忽視數學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將必然會陷入“數字游戲”的怪圈。事實證明,單純使用數學工具解決經濟問題具有明顯的局限性。

三、運用經濟學分析工具的幾點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