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理論的成長經歷了古典、新古典和新增長三個發展階段。在古典經濟學時期，經濟學家就特別關注對經濟增長的分析，代表人物有Adam.Smith,David.Richado和Thomas.Malthus。

Smith（1776）認為，促進經濟增長有兩種途徑：一是增加生產性勞動的數量；二是提高勞動的效率。在這兩個增長途徑中，Smith更強調勞動效率對增長的促進作用。首先，他把勞動區分為生產價值的生產性勞動和不能生產價值的非生產性勞動，并認為生產性勞動創造財富，而非生產性勞動只消耗財富。所以，Smith認為，在勞動投入量中增加生產性勞動投入的比例將會促進經濟增長。

其次，對于如何促進勞動效率的提高，Smith認為主要取決于分工程度和資本積累的數量，因此分工協作和資本積累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因。基于分工可以使得勞動者的熟練程度提高，減少工作轉換所造成的損失，利于機器的發明，所以，分工使得單位勞動的產出量增加，進而導致收益遞增。至于分工的程度，他認為分工取決于交換，交換又取決于交換的能力，而交換能力的大小由市場容量加以刻畫。這樣一來，分工程度受制于市場容量的制約。所以，Smith認為市場容量的擴大導致分工加深，而分工又促使勞動效率的提高，并最終導致經濟增長。

除此之外，Smith也注重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他認為，資本積累可以使得資本存量擴大，與之相聯系的勞動數量增加，從而直接促進經濟增長。而且，資本積累往往與專業化和分工相聯系，從而也會借助于分工間接地促進經濟增長。

總之，Smith指出了分工和資本積累對勞動效率的提高以及經濟的增長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由于這些因素都有賴于投資，而投資又受到利潤的驅動，因而以自由競爭為理念的政府政策成為Smith的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所有這些思想，包括收益遞增、分工利于機器發明（技術進步）并導致勞動效率的提高、市場容量的擴大導致分工程度的加深等思想，都成為了后來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源泉。正如在上文理論模型的綜述中所歸納的那樣，Smith的經濟增長思想涵蓋了分工、貿易（交換）、技術和制度（政策）四大類因素，所以說，現代新增長模型無不與這位古典大師的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不僅僅是分工模型才與Smith思想有關。

Richado（1817）對于經濟增長的分析是圍繞著收入分配展開的。在考察了工資、利潤和地租的關系、變動規律以及影響這些分配比例變量的外部因素后，認為長期的經濟增長趨勢在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下而停止。他認為，土地的數量是有限的，而土地上生產的產品（谷物）也是有限的。隨著人口的增加，人們對土地上生產的產品需求增加，這將導致生產向肥力較低的土地上擴展。這就意味著，隨著土地投入的增加，土地上產出的增加越來越小，從而出現邊際收益遞減現象。收益遞減趨勢使得土地上產出的價值提高，從而又導致勞動的工資上漲，進而使得資本家的成本提高，利潤降低。由于利潤是投資的引導器，致使投資下降，最終導致資本積累減少。同時，由于土地產出的價值提高，這將引起有限土地的地租增加。但地主只進行非生產性消費而不進行投資，因此上述過程必將導致資本積累停止。

摘要：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十分強調物質資本的作用，這種對資本積累作用的強調，形成了經濟增長理論中的“資本決定論”；新古典經濟增長強調了技術因素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新經濟增長理論分別從技術變化、人力資本積累、制度變遷、分工演進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經濟增長模型，使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側重點和方向發生了轉移。關鍵詞：資本積累；技術進步；人力資本

1經濟增長理論與模型的起源

早在18世紀，古典經濟學家就對經濟增長進行了研究。20世紀40年代后期，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和美國經濟學家多馬分別提出了含義完全相同的經濟增長模型，故稱哈羅德-多馬模型。哈羅德-多馬模型是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典型代表，其標準表達式為：

G=Sσ

G表示經濟增長率，S表示儲蓄率即資本積累率，σ是資本產出系數即資本的生產率。

由于σ被假定為不變，S就成為決定經濟增長的唯一因素。這種對資本積累作用的強調，形成了經濟增長理論中的“資本決定論”。

經濟增長理論關注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問題,并力圖說明是什么因素導致經濟增長以及各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差異。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羅默、格羅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等為代表的內生增長理論(又稱R＆D模型),將知識或技術創新在模型中內生化,從而在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基礎上大大發展了經濟增長理論,在實踐上對各國政府加強技術創新激勵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然而,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分析,均得出了規模效應這一不合事實的結論。因此,近期經濟增長理論主要就是圍繞消除規模效應而進行的。本文將對20世紀90年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進行一個綜合分析與簡要評價,并闡述其對當前中國經濟的現實意義。

一、對內生增長理論的回顧與反思

20世紀80年代誕生的內生增長埋論,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從理論發展的角度分析,內生增長理論主要的貢獻在于將“知識”或“技術”在模型中內生化。正如瓊斯(Jones,1999)所言,內生增長模型對于洞察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有許多深刻的見解,其理論精髓——內生增長特征是很“迷人”的。內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既是經濟增長之源,又是“知識”內生積累的結果。這樣,經濟增長就取決于經濟系統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長理論那樣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內生增長理論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論分析所采用。從實踐意義和影響看,內生增長理論主要是為政府的政策運用找到了新的空間和領域,并受到了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知識對他人、社會有溢出效應,生產知識的個人又不能內化這種效應,因而知識產出不足,這就為政府干預從短期需求向長期供給的轉變提供了理論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論上,政府的作用僅僅被局限在調節總需求方面,而對供給方面如技術進步等,則無能為力。

但是,內生增長理論的結論中,卻出現了正的規模效應。所謂規模效應,即長期經濟增長率與經濟規模(一般用人口規模或人力資本數量代表)成正比。這一結論不符合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瓊斯(Jones,1995)通過對經濟合作發展組織(0ECD)國家經濟進行時間序列分析,并將其國內從事R＆D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數目作為“經濟規模”的測量標準,結果發現,盡管“規模”在過去幾十年中增長了好幾十倍,但總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卻是不變或下降的,正的規模效應并不存在。那么,在內生增長理論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規模效應呢?

從產生規模效應的內生增長模型看,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兩類:一類是以羅默(Romer,1986,1987,1990,1991)為代表的模型,一類是以格羅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義為代表的模型。羅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數形式(簡稱D-S形式)為假定前提,這種函數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實質是各種產品之間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換言之,任何個人的產品創新活動不會對他人造成負的影響;在此條件下,羅默給出了一個關鍵的假定:知識或技術存量對其自身增長具有不變規模收益。正是這一極特殊的假定條件,導致了正的規模效應產生。與羅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義者考慮了一種能夠抵消規模效應的因素——“偷生意效應”。它是熊彼特“創造性毀滅”過程中取走原有產品壟斷利益的效應,或者說,對原來的知識創造者是一種負效應。但是,在格羅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個公司生產同一類產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這種“偷生意效應”不夠強,因此,模型分析的結論中仍然存在正的規模效應。

因此,正的規模效應之所以存在,關鍵在于忽視或低估了個人的產品創新活動對他人的負影響。如果將這種影響加以重視,很可能會消除規模效應,甚至改變原來的結論。

經濟增長理論關注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問題,并力圖說明是什么因素導致經濟增長以及各國經濟增長的巨大差異。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羅默、格羅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等為代表的內生增長理論(又稱R＆D模型),將知識或技術創新在模型中內生化,從而在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基礎上大大發展了經濟增長理論,在實踐上對各國政府加強技術創新激勵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然而,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的分析,均得出了規模效應這一不合事實的結論。因此,近期經濟增長理論主要就是圍繞消除規模效應而進行的。本文將對20世紀90年代經濟增長理論的最新進展進行一個綜合分析與簡要評價,并闡述其對當前中國經濟的現實意義。

一、對內生增長理論的回顧與反思

20世紀80年代誕生的內生增長埋論,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從理論發展的角度分析,內生增長理論主要的貢獻在于將“知識”或“技術”在模型中內生化。正如瓊斯(Jones,1999)所言,內生增長模型對于洞察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有許多深刻的見解,其理論精髓——內生增長特征是很“迷人”的。內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既是經濟增長之源,又是“知識”內生積累的結果。這樣,經濟增長就取決于經濟系統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長理論那樣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內生增長理論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論分析所采用。從實踐意義和影響看,內生增長理論主要是為政府的政策運用找到了新的空間和領域,并受到了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知識對他人、社會有溢出效應,生產知識的個人又不能內化這種效應,因而知識產出不足,這就為政府干預從短期需求向長期供給的轉變提供了理論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論上,政府的作用僅僅被局限在調節總需求方面,而對供給方面如技術進步等,則無能為力。

但是,內生增長理論的結論中,卻出現了正的規模效應。所謂規模效應,即長期經濟增長率與經濟規模(一般用人口規模或人力資本數量代表)成正比。這一結論不符合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事實。瓊斯(Jones,1995)通過對經濟合作發展組織(0ECD)國家經濟進行時間序列分析,并將其國內從事R＆D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數目作為“經濟規模”的測量標準,結果發現,盡管“規模”在過去幾十年中增長了好幾十倍,但總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卻是不變或下降的,正的規模效應并不存在。那么,在內生增長理論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規模效應呢?

從產生規模效應的內生增長模型看,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兩類:一類是以羅默(Romer,1986,1987,1990,1991)為代表的模型,一類是以格羅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and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and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義為代表的模型。羅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數形式(簡稱D-S形式)為假定前提,這種函數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實質是各種產品之間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換言之,任何個人的產品創新活動不會對他人造成負的影響;在此條件下,羅默給出了一個關鍵的假定:知識或技術存量對其自身增長具有不變規模收益。正是這一極特殊的假定條件,導致了正的規模效應產生。與羅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義者考慮了一種能夠抵消規模效應的因素——“偷生意效應”。它是熊彼特“創造性毀滅”過程中取走原有產品壟斷利益的效應,或者說,對原來的知識創造者是一種負效應。但是,在格羅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個公司生產同一類產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這種“偷生意效應”不夠強,因此,模型分析的結論中仍然存在正的規模效應。

因此,正的規模效應之所以存在,關鍵在于忽視或低估了個人的產品創新活動對他人的負影響。如果將這種影響加以重視,很可能會消除規模效應,甚至改變原來的結論。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國外關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國內學者關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等進行講述，包括了制度和制度變遷的作用相混淆、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是直接動力還是間接動力認識并不統一、忽視經濟增長對制度變遷的反作用、經濟增長對制度變遷的反作用等，具體資料請見：

一、國外關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

關于制度與經濟增長二者之間的關系,西方一些經濟學家已有所討論。西蒙·庫茲涅茨在關于經濟增長源泉的分析上,強調了制度的重要性。他在大量統計資料的基礎上,對促進經濟發展的各種因素進行綜合分析,從數量和結構方面對經濟增長的趨勢作了說明。他發現了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義為“不斷擴大地供應它的人們所需要的各種各樣的經濟商品的生產能力有著長期的提高,而生產能力的提高是建立在先進基礎上,并且進行先進技術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調整”。發展經濟學家和制度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從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出發,揭示了制度因素在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他認為,“制度促進還是限制經濟增長,要看它對人們的努力是否加以保護;要看它為專業化的發展提供多少機會和允許有多大的活動自由”。

新制度經濟學,更是將制度視為研究的重要變量。新制度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諾斯發展出了一種把現代經濟增長的起源和制度聯系在一起的理論。在諾斯看來在經濟增長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制度。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變遷,一種提供適當個人刺激的有效產權制度體系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二、國內學者關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

關于制度變遷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關系,國內有些學者也作了不少分析。其中將制度變遷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之一是許多學者的共識。制度變遷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如劉偉和李紹榮,2001;李萍,2001;韓晶,朱洪泉,2000),舒元、徐現祥(2002)甚至認為制度變遷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也從制度變遷歷史的視角考察了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經驗,肯定了制度變遷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

知識經濟被譽為世紀之交人類社會一場新的產業革命，繼工業革命之后的“第三次浪潮”，正在全球范圍內發達信息網絡上迅速傳播。它以一種歷史性的力量使有形的“資本”向無形的“知識”轉變，并深刻地影響著世界經濟社會的整體結構。在這種新的時代背景下，為了能正確處理好發展知識經濟與推動經濟增長的關系，迎接知識經濟的挑戰，實現跨世紀的戰略目標，本文探討了知識經濟和經濟增長的相互影響機制。一、識經濟的理論詮釋與發展現狀知識經濟是區別于以前的以傳統工業為產業支柱，以稀缺自然資源為主要依托的新型經濟。信息產業是知識經濟的基礎，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產業是知識經濟的核心，具有高素質并會用高科技手段處理信息的各類人才隊伍建設是知識經濟發展的關鍵。1、知識經濟的理論詮釋OECD在世界上1996年的報告《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對知識經濟的內涵進行了界定：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OECD的另一份報告中把迄今創造的所有知識分為四類形態：事實知識（know-what），原理知識（know-why），技能知識（know-how）和人力知識（know-who），并用統計數字說明知識是支撐經合組織國家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知識經濟與工業經濟最大的不同在于，知識經濟的繁榮不再直接受制于資源、資本、硬件技術的數量、規模和增量，而直接依賴于知識的積累和運用。知識經濟的外形是無形資本、人類社會的知識總量、人力資本、智能、高科技、網絡、電腦等等，它的內核或者內在精神、制度的精神都將更加體現人對精神的需要與物質財富的需要的真正統一。目前，盡管對于知識經濟定義本身仍有不少爭議，但知識經濟被用于描述世界未來經濟形態的名詞得到了各國經濟界和科學界的普遍認可。2、知識經濟的發展現狀在知識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信息和通訊技術處于中心地位。在全球的GDP中，有約70%的產業與信息有關。1982年，全球信息產業銷售額定2370億美元，1985年為4000億美元，1995年達6400億美，而2000年則將超過18000億美元。在美國，由于信息技術產業的增長速度是經濟增長的兩倍，其產值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0%以上，使美國享受到了自越南戰爭以來經濟成就最輝煌的時期。據我國科技部技術創新戰略與管理研究中心設計的包括知識的生產、投入、激勵、存量、流通等指標體系，若把美國現有發展標準用1來衡量，視為剛進入知識經濟階段，則我國僅有0.26，尚處于知識經濟的萌芽期。但90年代以來，我國的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發展同樣迅猛之勢，1990年我國計算機工業產值才500億元，平均增長速度超過了50%.而到2000年，我國計算機信息產業產值將達1700億元。為了適應新的挑戰，美國繼90年代初提出建設“信息高速公路”決策后，又提出建設“全球信息基礎設施”的主線，實施包括“因特網II計劃”等多項跨世紀計劃；歐盟提出了建設“知識經濟”的計劃，并在今后10年內投資900億法郎建設“歐洲電子高速公路”；日本明確了“科學創新立國”政策；韓國提出建設“頭腦強國”；新加坡推出了“信息島計劃”；馬來西亞興建“多媒體超級走廊”；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中，工商業研究與發展（R&D）經費的近2/3用于高技術產業。對迅猛而來的全球性知識經濟浪潮，中國則確定了“科教興國”戰略和“技術創新工程”、“211工程”、“信息產業工程”等政策和措施。二、知識經濟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經濟學界認為知識已成為一種無形的“第一生產要素”具有了第一生產要素的基本特征：逐步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和根源，具有配置資本等生產要素的能力，擁有知識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取得了對經濟的支配權力。知識密集的高科技產業成為主要產業等等。1、知識經濟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形式下，經濟增長是經濟結構（核心是產業結構）的升級，經濟增長的實質性內容是結構高一檔次的優化，經濟增長是結構升級的一種表現。（1）需求結構變化快，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知識經濟是以高科技知識產業為主導產業的經濟，不僅使增長高質量，人均收入水平也穩定快速提高，從而導致了社會生活條件的改善和消費方式、消費結構的變更。需求結構的變化通過市場這個中介環節影響生產和供給。對生產的直接作用就是資源配置結構發生變化，在總產值來源的產業分布上知識密集的高科技產業和知識密集的服務業的份額相對上升，農業和傳統制造業的份額相對下降。可見，需求結構的快速變化加快了產業結構的調整。（2）科技發展迅速，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知識經濟是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知識創新是知識經濟的基石。知識經濟時代，教育、研究與開發、在職培訓的投資不斷增加。由于教育的發展，不僅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創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而且提高了全體勞動者的素質，因而知識的生產、分配和應用具有可靠的人力資源保證。由于研究和開發活動積極活躍，經費也充足，使新知識、新技術、新產品不斷涌現，科技進步速度加快，而技術進步是影響產業結構的首要因素，技術進步與產業結構正相關，科技進步越快，產業結構調整的速度就越快。（3）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知識經濟，加快了產業結構的調整由于經濟一體化，使國際間的經濟聯系很緊密。經濟的高速發展，必然加快各類要素、商品在國際間的速度，促進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在國外消費示范作用的沖擊和帶動下，必然引起國內消費需求結構的變化，從而導致企業的生產、技術結構的變化，引起產業結構的調整；同時，一國對于商品和服務的需求發生變化時，不僅推動了本國的產業結構調整，而且由于國際貿易活躍，引起其他國家出口導向型企業的生產的變化，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調整。2、知識經濟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可持續發展是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表現，人們在工業經濟時代下，實施可持續發展主要緊緊依靠科學技術這把利劍來解決，雖然使有些問題得到緩解，但是影響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如生態環境還在惡化，資源枯竭勢頭沒有得到抑制，發展中國家在重復發達國家過去的“高生產、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模式等。因此，只有更加充分發揮科學技術作用，使高新技術產業成為主導產業，知識資源成為主體資源，實現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升華，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1）知識經濟時代下高新技術發展迅猛，為經濟可持續增長提供了可能知識經濟時代下高新技術產業不僅起先導作用，而且將成為第一支柱。高新技術產業由于其高附加值有力地支撐著知識經濟時代的經濟增長。據1993年聯合國有關組織統計，在發達國家中，以知識為基礎的行業的產值已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50%以上；在制造業產值中，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值已占到國內生產的產值已占到達25%，比20年前增長了解1倍；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有65%與微電子技術有關。高新技術產業中信息成為發展最快的帶頭羊，全球GDP中，已有1/3的產值與信息產業有關。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是以微軟為代表的5000家計算機軟件公司，微軟公司市場價值現已超過美國三大汽車公司，美國的經濟增長有27%歸功于高新技術產業。除此之外，高新技術使工業經濟時代形成的（汽車、建筑、石油、鋼鐵、運輸和紡織等）披上了“知識”的新裝，并延伸出。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決定著知識的生產、傳播及應用的能力和效率。知識的生產是無窮無盡的，非消耗的，通過知識、信息和技術的投入，帶動了高新技術產業的迅猛發展，使高新技術產業無可非議地成為知識經濟時代下的第一支柱產業，從而改變了工業經濟時代下經濟發展從蕭條、復蘇、繁榮到衰退的周期性，使經濟可持續增長成為可能。（2）知識經濟時代下知識成為主體資源，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保障知識經濟時代下“資源”這個概念的內涵被大大地擴展了，工業經濟時代，資源原來是指自然資源，隨后擴大到社會資源、經濟資源等。在知識經濟時代下，資源已經成為生產活動和經濟活動得以進行和開展的外在條件的總稱，可分為信息資源與實物資源兩大類。經濟活動是永遠離不開實物資源的，但信息資源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主導了實物資源，信息和知識不僅成為輔助資源，而且成為主導資源，甚至在一定情況下成為主體資源。信息和知識不僅用它來輔助與支配物質生產，而且本身就是一種獨特的資源，進行獨特的生產，形成獨特的產業即信息產業和知識產業.

內容提要本文探討美國“新經濟”的經濟周期問題。我們首先給出相關文獻一個簡要的回顧及評價，然后給出自己的分析。我們強調增長和波動的聯系，通過研究增長來把握波動。我們的分析表明：如果不考慮制度的作用，那么經濟表現出波動的特性，就一定包含了由消費、投資所引致的凱恩斯循環。經濟會不會波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生產能力與需求之間的對比關系。如此的話，第一，經濟的波動就與創新有著極大的關系。這是因為，在現代經濟中，生產能力的增長一般地最終會超過需求的增長，就這一點來講，總會有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但是創新可以創造新需求。一定程度上講，增長就是通過創新而進行的結構調整過程。那么，為什么現實中又常有有效需求不足發生，有衰退發生？我們證明很可能不僅僅是創新能力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對可實現的創新有沒有需求的問題。然而，在網絡經濟下，后一個問題不存在了。網絡經濟下的消費策略互動使得供給可以創造出對自身的需求。第二，經濟的波動還與產品的耐用特性有著極大的關系，即是說，經濟中耐用品的比重越高，經濟的波動就應越劇烈。我們證明盡管軟硬件是耐用品，盡管信息產業的比重在不斷地上升，由于網絡經濟下的消費策略互動使得供給可以創造出對自身的需求，其比重的上升卻不是增加了經濟的不穩定性，而是增加了經濟的穩定性。綜合上述兩點，美國經濟這一輪的超長擴張有其必然性。至于何時終結，要看各種因素作用的凈影響。現階段美國經濟的下滑，并不否定“新經濟”所特有的擴張因素。我們的分析補充和完善了既有的論述。另外，我們還給出了其它一些相關的結論和啟示。

關鍵詞新經濟新經濟周期消費策略互動

1.引言

近十年來，美國經濟狀況極不一般，出現了一些在以往的經濟實踐中從未見過的，在正統的宏觀經濟學理論看來也似乎不可思議的新現象，以至有人將其稱為“新經濟”，并引起廣泛而激烈的爭論（徐長生，2000，P.48；劉樹成、李實，2000，P.3-5；蕭琛，2000，P.5）。爭論的問題之一便是：“新經濟”是否改寫了經濟周期的規則？對于美國經濟來說，90年代究竟是一個長期繁榮的開始，還是僅僅是一個擴展了的、延長了的周期？以及擴張為何超長、會否終結、何時終結？

Roamer（1999）強調政策因素，指出：政策因素在二戰后的美國經濟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政策尤其是貨幣政策的頻繁應用，一方面消除了以往可能引發經濟衰退的隨機干擾，使得二戰后美國的經濟周期中經濟擴張較以往明顯延長；但另一方面，政策失誤的存在又為衰退增加了政策誘因，產生新的“政策引發的衰退”。在Roamer所做的消除政策沖擊的模擬檢驗中，美國經濟波動的幅度和頻率都增加了。據此，Roamer認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經濟周期。美國經濟繁榮的出現主要歸因于合適的政策，而不像某些“新經濟”論者所主張的是信息技術革命和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結構變化的結果。一旦政策決策出現失誤，美國經濟就可能重新陷入衰退的泥潭。

結構論者主張：高新技術的發展使得美國的經濟結構發生了實質性變化，波動性相對較弱的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上升，美國經濟的穩定性增強，經濟持續擴張成為可能。也就是說，信息技術革命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特別是促進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增強了經濟自身的穩定性（Mandel，1997；劉樹成、李實，2000，P.11、55）。持相反觀點的人則通過比較二戰后美國三次最長的經濟擴張期（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得出結論：就各項經濟指標而言本次經濟擴張與前兩次并無明顯差別，結構變化說無法獲得有說服力的證據支持（Zarnowitz，1999）。

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是經濟增長理論中的新領域。多數的實證分析證實股票市場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那么，我國股票市場的建立和發展是否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增長呢?回歸分析表明：我國股票市場規模的擴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加快了企業的技術進步，推動了我國經濟更快的增長。因而，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性。據此，我們可以認為股票市場發展是我國金融深化的重要環節，是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一股推動力量。

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關系是經濟增長理論研究中的一個新課題。當經濟學家詳細探討了貿易與經濟增長、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關系后，感到如何界定股票市場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其目的是要揭示未來股票市場的發展前景和經濟增長的潛力。對于股票市場尚未充分發展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假如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那么，促進股票市場的發展就是顯而易見的政策建議。

截至2000年3月初，我國股票市場的A股流通市值已達10609．4億元，在上海與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發行A股的公司達到了929家。股票市場的規模和流動性指標與發展中國家以及發達國家相比，已經達到較高的水平。我國1993—1999年間A股流通市值與GDP的比率平均為0．052，46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1976—1993年間的平均比率為0．32。1993—1999年間我國A股的平均交易率(股票成交金額與GDP的比率)為0．275，1976—1993年間美國股市的平均交易率為0．29，英國為0．253，韓國為0．183，泰國為0．144。顯然，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與國民經濟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了。

怎樣研究和確定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呢?萊文和澤爾沃斯(LevineandZeros，1998)在總結阿切和喬萬諾維克(AtjeandJovanovie，1993)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再次證實了一個重要的假設：股票市場的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關系。

本文運用萊文和澤爾沃斯(1998)提出的方法對1993—1999年期間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實證研究，以檢驗我國股票市場的發展對經濟增長是否起到了促進作用。一、變量與數據的解釋

為了檢驗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我們需要確定以下幾個方面的指標。

一經濟轉軌以來俄羅斯經濟粗放增長方式進一步加強

經濟轉軌以來，俄羅斯的經濟增長仍主要是靠人力、資金、能源等資源的大量投入實現的。高投入、低產出仍是俄羅斯經濟增長方式的最基本特征：投資下降速度高于經濟增長下降速度，物質消耗的增長超過經濟增長，人力資源投入的增長快于產出率的增長。以工業企業為例，1994～1999年，在俄私營工業企業工作的工人數占工人總數的比例從1994年的22.6％增加到1999年的39.9％，而同期私營企業工業產品的產量占全部工業產量的比重從1994年的15.0％增加到1999年的29.6％，工業的產出增長速度遠小于人力資源投入的增長速度。其中主要產業部門的情況亦然。從工業生產單位產品用水量來看，1997～1998年增長14％，大大超過同期工業生產增長5％的水平。此外，整個國民經濟凈水的消耗增長則更快，1994年國內生產總值的消耗凈水量比1990年高近20％。

二經濟轉軌后俄羅斯延續粗放經濟增長方式的消極后果

1.大大降低了俄羅斯經濟增長的效率

經濟轉軌以來，俄羅斯經濟增長的效率不斷下降：1990～1995年材料生產領域的勞動生產率下降近40％，工業下降近30％。1998年俄羅斯的工業勞動生產率僅相當于美國的12.0％，德國的18.0％，法國的16.0％，英國的23.0％。20世紀90年代工業勞動生產率下降幅度達20％，其中各個具體工業部門下降幅度從機器制造和金屬加工業的13％～15％到石油加工工業的60％。而同期主要西方國家的勞動生產率則上升18％～36％。加工工業的勞動生產率比發達國家平均低80％～83％，比新興工業化國家低33％（注：〔俄〕《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2001年第5期。）；從私營工業企業情況看，情況亦然：在1998～1999年私營工業就業人員占全部工業的48％，卻僅生產了27％～30％的工業產品，即僅相當于工業人均相對勞動生產率的0.7％～0.75％。進入新世紀初，俄勞動生產率仍僅相當于美國的15％和西歐國家的25％。農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則更低，按照農業部門一個從業人員創造的增加值計算，俄羅斯比西歐主要國家低93％～95％。世界主要工業強國在1973年世界能源危機之后，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能耗呈穩定下降趨勢。通過采取節約和合理利用能源措施，其單位國內總產值能耗下降22％，石油消耗下降近38％。而俄羅斯經濟轉軌以來單位國內總產值的能耗上漲了31％，工業生產上漲了39％，其中生產合成橡膠的能耗上漲了120％，黑色金屬軋材上漲了110％。工業的原材料消耗量1997年上升了15％。整個國內生產的原材料消耗量比發達國家高2％～2.5％（注：〔俄〕《世界經濟與國際關系》2000年第5期。）。

2.進一步降低了經濟增長的效益水平

摘要：文章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回歸等計量分析方法，對美國風險投資和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美國風險投資業和經濟增長互為因果的關系，并具體分析了美國風險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后提出發展我國風險投資必須營造良好制度環境、促進風險投資市場化、構建風險投資生態系統模式的戰略對策。

關鍵詞：風險投資經濟增長格蘭杰因果檢驗

經驗和統計資料表明，風險投資的發展對就業、經濟增長、技術進步等具有重要貢獻，特別是在風險投資業比較發達的美國。風險投資加速了高技術的產業化和商業化進程，促成了新興產業的成長和發達，并因此而改變了人類的生產、生活、娛樂和社會交往方式。本文擬以美國為例，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回歸等計量方法對美國風險投資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提出發展我國風險投資的政策建議。

一、美國風險投資發展概況

美國現代意義上的風險投資源于1946年“美國研究與發展公司”（AmericanResearchandDevelopmentCorporation，簡稱ARD）的成立，標志著風險投資進入組織化和制度化發展的新階段。1958年，為了促進高技術產業發展，美國國會通過了《小企業投資法》（SBIA），授權中小企業管理局制訂和實施中小企業投資公司計劃，通過設立政府風險基金，引導和促進更多的民間資金進入風險資本市場，支持企業的早期發展并幫助創建新的企業。在該計劃的鼓勵下，中小企業投資基金發展迅速。從1959年到1963年的5年時間內，全美就有692家中小企業投資公司在中小企業管理局登記注冊，資金總規模4.64億美元，其中公開募集的投資公司47家，募集資金3.5億美元。

然而，由于存在一些內在不足，中小企業投資基金經過一段時間的快速發展以后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到1977年，全美風險投資總額僅5000萬美元。為了挽救毫無生氣的風險投資行業，美國國會在1978年至1981年4年間連續通過了6個具有重要意義的法案，分別是：1978年的收入法案，將資本增值稅從原來的49.5%下降到28%；1979年的雇員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謹慎人條款，修正了1974年制訂的退休收入保障法案中有關投資指南的規定；1980年的《小企業投資促進法》，將風險投資公司重新劃歸為商業性開發公司；1980年的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安全港條款規定，消除了其接受退休基金作為有限合伙人時所承擔的巨大風險；1981年的經濟復蘇稅務法案，進一步將資本增值稅從28%降到20%；1981年的《激勵股票期權法》，允許股票期權的持有者在行權以后再交稅，并降低了稅費標準等。正是這一系列法律與政策上的調整為美國風險投資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加之受70年代末風險基金投資于蘋果、英特爾和聯邦快遞等獲得了不菲業績的激勵，從80年代初開始，美國風險投資業步入復蘇和快速增長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