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循環經濟的哲學涵義

1.1循環經濟的產生、發展和目標具有鮮明的實踐性

循環經濟思想起源于人們對自身生活環境和質量的憂慮，也是對上世紀五六十年達國家工業化帶來的環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針對日益惡化的自然環境以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這種對環境的憂慮逐漸變成一種全球性的反思，環境問題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關注。我國從參加1972年斯德哥爾摩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開始加入這個行列。循環經濟不僅反思工業化帶來的環境破壞和資源耗竭，也積極探尋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方法。循環經濟的目標就是提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或者說新的技術經濟范式[5]。這種發展模式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強調通過生產技術與資源節約技術體系的融合，減少單位產出資源的消耗，節約使用資源；通過生產技術與環境保護技術和清潔生產相結合，減少生產過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過廢棄物綜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實現物質資源的循環使用；通過垃圾無害化處理，實現生態環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經濟層面上，循環經濟是一種新的制度安排和經濟運行方式，旨在實現經濟增長、資源供給與生態環境的均衡，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和社會公平。它把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看成社會大眾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資本，因而要求將生態環境納入經濟循環過程中參與定價和分配。它既要求改變生產的社會成本與私人獲利的不對稱性，使外部成本內部化；也要求改變環保企業治理生態環境的內部成本與外部獲利的不對稱性，使外部效益內部化。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的哲學，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循環經濟的實踐性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點。無論是其思想來源和目標指向都是實踐，循環經濟的理論發展更是離不開實踐，需要在實踐中反復檢驗和總結。因此，循環經濟具有鮮明的實踐性，或者實踐是循環經濟的基礎或唯一尺度。

1.2循環經濟的產生和發展符合馬列主義的認識論和否定之否定規律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并對認識起決定作用；人的認識的發展總是從感性到理性；認識總要有一個過程，充滿著復雜性和曲折性。循環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正完整體現了上述觀點。首先，循環經濟在特定時代產生體現了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在工業化以前和工業化的低級階段，人類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和資源的消耗較少，還不足以使人類對的環境破壞和資源消耗產生像今天這樣的深刻后果。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對環境和資源的產生足夠大的沖擊和影響時才可能產生循環經濟思想。其次，對循環經濟的認識是循序漸進的。人類不可能一下子就認識到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內涵或全部規律，而且，認識的深化不可能脫離經濟和歷史發展階段。最后，對循環經濟的認識是能動的認識。這不僅僅停留于理論層面，也不是對實踐的簡單反映和被動認識，而是為了應用于實踐，改造經濟發展的模式。通過循環經濟的這些特點，可以較好地理解當前在我國開展循環經濟所遇到的種種思想障礙。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國生產方式仍較粗放、環境破壞和資源消耗較大等。這是事實，但也要注意到，我們不可能脫離我國的歷史前提來談論這些問題。馬克思主義者從來就不是先知先覺的智者，而是實事求是的實踐者。在實踐的過程中可能會犯這樣或者那樣的錯誤，但錯誤本身并不可怕，關鍵要遵循規律，對自身發展方式進行反思和揚棄，最終解決問題。畢竟，在一窮二白的薄弱基礎上搞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現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決定了首先需要解決的是經濟起步、經濟總量和人民溫飽問題，難以為了保護環境從一開始就放棄經濟和工業發展。1.3循環經濟的模式特征符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聯系規律

哲學思想是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中國共產黨人關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學。的經濟哲學思想，則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適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建設實踐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就經濟哲學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說，今天的情況已與以往有很大不同；就經濟哲學思想的某些具體內容來說，其適應的范圍也隨著我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發生了很大變化。今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掌握，也遠比過去準確和深刻。

（一）實事求是，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點，“是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精髓。

實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學風問題的一句中國古語。同志吸取它樸素的合理的內涵，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作了新的解釋，賦予它新的含義，用來表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這段表述，言簡意賅地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也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同志一貫堅持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基本原則，最突出地體現在他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一切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根據基本國情選擇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同志就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依據”。正是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正確認識，同志領導黨和人民開創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全國解放后，同志為了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進一步分析了我國“一窮二白”、人口眾多、80％是農民的基本國情，強調社會主義建設要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并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方針政策。如早在建國前，同志就根據中國基本國情，指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要積極引導小農走集體化的道路。建國初期，又提出了引導農民逐步由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思想。接著又根據中國農業生產力十分落后，而幅員又極其廣大的國情，提出農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然后再發展到二者同時并存，這樣，就把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了。關于手工業合作化的理論，除了強調保留我國手工業的民族傳統、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農業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實踐已經證明，當時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成功的。關于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是經濟哲學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組成部分之一。

同志還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教育和引導全黨認識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參加經濟建設。1962年，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經濟規律，還是研究特殊的經濟建設規律，如按勞分配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如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規律。在研究、認識和概括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同志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即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明確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這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提出的這一基本方針，既是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充分發揮中國人口多、廣大群眾擁護社會主義這一巨大優勢，又注意把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貫徹運用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去。1957年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中又進一步提出了統籌兼顧、適當的安排，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具體化了。今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時也必須實行這一方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黨就提出了必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國家政策和計劃的指導下，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復強調了把各方面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是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全面高漲的最重要的途徑。

（二）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最基本規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為二”，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分析方法。矛盾規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哲學思想是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中國共產黨人關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學。的經濟哲學思想，則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適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建設實踐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就經濟哲學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說，今天的情況已與以往有很大不同；就經濟哲學思想的某些具體內容來說，其適應的范圍也隨著我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發生了很大變化。今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掌握，也遠比過去準確和深刻。

（一）實事求是，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點，“是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精髓。

實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學風問題的一句中國古語。同志吸取它樸素的合理的內涵，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作了新的解釋，賦予它新的含義，用來表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這段表述，言簡意賅地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也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同志一貫堅持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基本原則，最突出地體現在他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一切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根據基本國情選擇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同志就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依據”。正是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正確認識，同志領導黨和人民開創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全國解放后，同志為了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進一步分析了我國“一窮二白”、人口眾多、80％是農民的基本國情，強調社會主義建設要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并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方針政策。如早在建國前，同志就根據中國基本國情，指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要積極引導小農走集體化的道路。建國初期，又提出了引導農民逐步由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思想。接著又根據中國農業生產力十分落后，而幅員又極其廣大的國情，提出農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然后再發展到二者同時并存，這樣，就把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了。關于手工業合作化的理論，除了強調保留我國手工業的民族傳統、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農業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實踐已經證明，當時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成功的。關于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是經濟哲學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組成部分之一。

同志還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教育和引導全黨認識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參加經濟建設。1962年，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經濟規律，還是研究特殊的經濟建設規律，如按勞分配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如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規律。在研究、認識和概括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同志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即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明確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這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提出的這一基本方針，既是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充分發揮中國人口多、廣大群眾擁護社會主義這一巨大優勢，又注意把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貫徹運用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去。1957年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中又進一步提出了統籌兼顧、適當的安排，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具體化了。今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同時也必須實行這一方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黨就提出了必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國家政策和計劃的指導下，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復強調了把各方面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是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全面高漲的最重要的途徑。

（二）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最基本規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為二”，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分析方法。矛盾規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4527（2000）05-0037-04

哲學思想是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中國共產黨人關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學。的經濟哲學思想，則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適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建設實踐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就經濟哲學思想形成和發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說，今天的情況已與以往有很大不同；就經濟哲學思想的某些具體內容來說，其適應的范圍也隨著我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發生了很大變化。今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掌握，也遠比過去準確和深刻。

（一）實事求是，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點，“是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精髓。

實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學風問題的一句中國古語。同志吸取它樸素的合理的內涵，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作了新的解釋，賦予它新的含義，用來表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這段表述，言簡意賅地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也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同志一貫堅持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基本原則，最突出地體現在他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一切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根據基本國情選擇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同志就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依據”。正是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正確認識，同志領導黨和人民開創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全國解放后，同志為了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進一步分析了我國“一窮二白”、人口眾多、80％是農民的基本國情，強調社會主義建設要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并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方針政策。如早在建國前，同志就根據中國基本國情，指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要積極引導小農走集體化的道路。建國初期，又提出了引導農民逐步由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思想。接著又根據中國農業生產力十分落后，而幅員又極其廣大的國情，提出農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然后再發展到二者同時并存，這樣，就把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了。關于手工業合作化的理論，除了強調保留我國手工業的民族傳統、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農業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實踐已經證明，當時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成功的。關于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是經濟哲學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組成部分之一。

思想是以同志為主要代表的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而形成的世界觀和論，是中國共產黨人關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學。的哲學思想，則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適用于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建設實踐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唯物主義。就經濟哲學思想形成和的具體歷史條件來說，今天的情況已與以往有很大不同；就經濟哲學思想的某些具體來說，其適應的范圍也隨著我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發生了很大變化。今天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掌握，也遠比過去準確和深刻。

（一）實事求是，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點，“是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精髓。

實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學風的一句中國古語。同志吸取它樸素的合理的內涵，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作了新的解釋，賦予它新的含義，用來表述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這段表述，言簡意賅地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也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同志一貫堅持實事求是這個馬克思基本原則，最突出地體現在他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一切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根據基本國情選擇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同志就指出：“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依據”。正是基于對中國基本國情的正確認識，同志領導黨和人民開創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全國解放后，同志為了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進一步了我國“一窮二白”、人口眾多、80％是農民的基本國情，強調社會主義建設要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并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則和方針政策。如早在建國前，同志就根據中國基本國情，指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要積極引導小農走集體化的道路。建國初期，又提出了引導農民逐步由互助組到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再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思想。接著又根據中國農業生產力十分落后，而幅員又極其廣大的國情，提出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期間，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然后再發展到二者同時并存，這樣，就把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了。關于手合作化的，除了強調保留我國手工業的民族傳統、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農業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實踐已經證明，當時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成功的。關于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是經濟哲學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組成部分之一。

同志還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和引導全黨認識社會主義經濟規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參加經濟建設。1962年，同志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經濟規律，還是研究特殊的經濟建設規律，如按勞分配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如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規律。在研究、認識和概括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同志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方針，即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明確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這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提出的這一基本方針，既是從我國的國情出發，充分發揮中國人口多、廣大群眾擁護社會主義這一巨大優勢，又注意把群眾觀點和群眾路線貫徹運用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去。1957年同志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問題》中又進一步提出了統籌兼顧、適當的安排，把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具體化了。今天我們建設社會主義化，同時也必須實行這一方針。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黨就提出了必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在國家政策和計劃的指導下，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黨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復強調了把各方面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是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全面高漲的最重要的途徑。

（二）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最基本規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為二”，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分析方法。矛盾規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經濟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馬克思//論/當代意義

【正文】

哲學的經濟學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中極其重要的，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回顧經濟學的發展史，我們會發現哲學與經濟學的不解之緣：經濟學最初從哲學中誕生出來，而哲學的每一次發展幾乎都會對經濟學產生重大影響。從誕生來看，在經濟學的思想未體系化之前，經濟思想實際上是與哲學思想渾然一體的。這表現在古希臘很多哲學家同時也是經濟學家，色諾芬、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阿奎那等無一例外。比如，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論述了分工的經濟意義；亞里斯多德討論“公平”這一道德范疇時發表了對商品價值形式的天才見解。從經濟學的發展來看，新的哲學思想的引進，幾乎每一次都會引起經濟學的重大發展。正是在文藝復興后的人文主義哲學旗幟下，重商主義才敢堂而皇之將人的欲望、追求擺上經濟理論論壇；正是在培根“世界的規律是可以認識的，人們應該通過現象看本質”這一認識論思想的牽引下，威廉·配第才開始探究經濟運動的內在規律，從而提出了勞動價值論；正是引入了愛爾維修利己主義倫理觀，亞當·斯密恢弘的《國富論》才會長篇論述“人的自利追求會使社會福利自動實現最大化”；正是先有了孔德的實證主義哲學，我們才會看到龐巴維克至今尚存的《資本實證論》；只有研讀了斯賓塞的《第一原理》，我們才會明白為什么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運用了那么多進化論、均衡論的方法；也正是凱恩斯將量子論中的“測不準原理”引入經濟分析，羅賓遜夫人才會評論說：“凱恩斯所論證問題的真正本質是不確定性”。

斯密以來，三種哲學思想對經濟學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機械自然觀、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系統實在觀。本文分析了這三種哲學思想對經濟學發展的具體影響，并指出僅僅依靠系統實在觀是無法完全克服機械自然觀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帶給經濟學的局限性，需要引入中國古典哲學對經濟學的發展進行指導。

一、以機械目然觀為哲學基礎的經濟學個體主義方法論及其局限

機械自然觀的建立始于英國那個被稱為“機械宇宙繪圖員”的霍布斯以及法國哲學家和數學家笛卡兒，后來在牛頓力學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完善。機械自然觀強調從部分和個體角度認識整體，認為整個世界與機械類似，由部分組成又可以還原為部分。這種哲學觀經過工業社會的實證后得到進一步的強化，成為各門學科發展的指導思想。如生物學將生物細胞與人體器官當作機器的零部件理解；醫學將人的精神和肉體分開進行治療；管理學的泰羅主義將人看作生產工具，和機器一樣被當做時間和動作的研究對象。

機械自然觀是19世紀西方學術界有關世界的一種主流認識。受牛頓經典物理學偉大成就的影響，19世紀初很多社會哲學家開始談論“社會物理學”，主張將社會科學建設成類似數學和物理學一樣精密的科學。這種觀點無疑對邊際革命的創始人瓦爾拉斯等人產生了巨大影響。瓦爾拉斯就是在牛頓力學的基礎上運用數學來構建他的經濟學一般均衡體系，目的是用自然科學的理性原則構架起一套經濟宇宙的客觀法則，在這樣的經濟宇宙中，人們可以用盡可能少的公理演繹出經濟生活中的規則。為此，他秉承斯密的“經濟人”假設并對其做了進一步簡化①，將社會歸結為同質自利個體的總和，遵循先分析個體規律，而后將個體規律直接加總為社會規律的路徑研究經濟現象，并且這一路徑是不可逆的。這種方法論也就是新古典經濟學一直遵循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其哲學基礎顯然是機械自然觀。

通過個體來認識整體，這無疑是一種進步，但機械自然觀將個體組成整體的過程過分簡單化了。整體并非個體的簡單組合，這一過程不是物理過程，而是化學過程。機械自然觀對這一過程的簡化是其哲學思想的一個重大缺陷。瓦爾拉斯將經濟學數學化時并沒有認識到這一缺陷，他將社會看作同質個體的機械加總，忽視了個體在習俗、道德等方面的諸多差異，也沒有深入研究個體組成社會的有機過程。以系統論的“蝴蝶效應”②為喻，建立在機械自然觀基礎上的經濟學實際上只研究了蝴蝶扇動翅膀的動作，并沒有研究這一動作引起龍卷風的整個過程。在這種哲學觀的指引下，新古典經濟學只研究了經濟運行的一個橫截面，并沒有關注經濟發展過程。所以1993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批評說，新古典經濟學只研究了經濟運行，而沒有研究經濟發展。

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社會也在不斷進步，因此要求推進低碳經濟才能夠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本文主要圍繞科學技術哲學角度下的低碳經濟展開分析和論述，首先介紹低碳經濟的概念，然后分析當下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現狀，最后提出科學技術哲學角度之下低碳經濟的發展。

關鍵詞：科學技術；哲學角度；低碳經濟；概念現狀；發展認識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迅猛發展，低碳經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為了實現低碳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需要充分的認識低碳經濟工作，并且能夠在科學技術的哲學角度進行進一步的分析，才能夠最大限度的降低能源的消耗，實現我國經濟發展更加低碳環保，促進我國綠色理念的踐行，實現我國各項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一、低碳經濟的概念分析

低碳經濟是在2003年英國提出來的，主要是指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一定要轉變發展方式，降低二氧化碳等的排放量，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低碳經濟強調新能源的開發、產業的轉型升級、更加注重創新的力量以及創新的技術等。通過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能夠保護我國的環境，最終實現經濟環境和社會的科學可持續發展。低碳經濟概念的提出有其存在的大背景，主要是由于全球氣候的變暖，影響到了人們的生存和發展，面臨這種現狀，必須要減少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縮小二氧化碳的濃度。才能夠真正的改變全球氣候，抑制全球氣候變暖。由于全球氣候變暖會容易引發一系列的后果，比如說自然災害的出現，生態系統的進一步退化以及冰川融化。結合全球變暖所存在的一系列惡果，必須要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倡導生態能源以及水資源的和諧，避免在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造成環境的破壞以及對人類生命健康的威脅，在這種大背景之下低碳經濟的概念應運而生。

二、低碳經濟發展的現狀及存在的不足分析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哲學/方法論/當代意義

【正文】

[中圖分類號]G0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03)06-0055-04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經濟學的內涵由單純的經濟增長、效率提高轉變為經濟生活中人的生活質量的考量，由機械化、工業化的指標轉變為人在其中的身體感受和價值追求的衡量，這既可以看作是經濟學對哲學的回歸，也可以看作是經濟學批判視野的再現。本文從經幫濟世—內在與哲學中的經濟觀念、群己博弈—哲學方法論意義上的經濟哲學、義利之爭—經濟增長的效率追求背離哲學的人文關懷、安身立命—經濟哲學發展與回歸的邏輯起點幾個方面進行深入探討。

與其說現代經濟哲學的主要目標是對經濟的實際效用進行分析和總結，毋寧說后現代經濟哲學將經濟對人生的關照作為其關注的對象，將生活的幸福指數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說正是經濟哲學這一關照對象的生活轉向凸顯了經濟學的人文氣息，更彰顯了經濟學的人文關懷。在走過了數字化、精確化、邏輯化之后，又重新回歸到了經濟學的內生化，即回到對人本身關照的前經濟學時期，經濟成為生活的內容而不是專門的工作。

經邦濟世—內在于哲學中的經濟觀念

我國古代將經濟思想蘊含在經邦濟世的理念之中，從人性的善惡分析中解讀經濟發展的動機及目標。古代最早用“經濟”之詞的是隋代王通的《文中子•禮樂篇》“經濟之道”，意為“經國濟世”、“經邦濟民”，主要是指治理國家、拯救貧民。管子隱藏于人性之惡引起的功利主義是趨利避害，把經濟利益的現實追求作為政治活動的終極目標，只因“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管子•牧民》）。既然社會的安定、道德的進步都是以物質的豐富為前提的，經濟的發展就成為管子的理想追求。孔孟從人性本善中推出增加財富是施仁政的結果，并非政治行為的目標，追求重義輕利，經濟與修齊治平的政治理想是不可分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一方面經濟哲學是經濟學的哲學論證，另一方面經濟是哲學理想的實現途徑。

西方哲學在古代是包羅萬象的，所有思想都囊括在哲學之中，這種意義上的哲學與經濟學沒有分開，西方最早使用“經濟”一詞的是古希臘哲學家色諾芬在《經濟論》一書中，本義為家庭管理術，他認為唯一有用之物即財富，人人都應將獲得更多財富為目標，于是將組織和管理奴隸生產財富過程稱之為經濟。

亞里士多德將哲學中的辯證邏輯運用到現實的經濟分析中，賦予經濟以謀生手段的含義，他提倡公平、調和及中庸，經濟既包括協調夫與妻、奴隸主與奴隸的關系，又包括致富之術，并將經濟行為與道德行為結合起來，他用揮霍、慷慨、吝嗇分析人對待財物的態度，體現了倫理學中“執兩用中”的思想，“在財富的接受和支付上，中間性是慷慨，過度了就成為揮霍，不及了變成吝嗇”。“慷慨是在財物方面的中庸之道”。“一個人能對財富最好地使用，也就具有了在財物方面的德性，這樣的人也就是個慷慨的人”。用有德性來衡量經濟與用財富來衡量德性是亞里士多德內在于哲學中的經濟觀念。其它如斯多葛派、詭辯學派和伊壁鳩魯派等都從倫理觀點出發觀察經濟現象，其經濟觀點又從屬于各學派的哲學思想體系，并為政治主張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