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尤洋工作單位：山西大學

“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趨勢，是從關注大腦神經生物活動到關注大腦的高級認知功能;從關注部分層面到關注全腦層面;從關注腦活動與行為的關系開始到關注動態考察腦結構和功能的發育;從關注腦和外在行為開始到關注‘基因和環境———腦———行為’。”［2］因此，由于認知神經科學本身所具有的研究復雜性，使得對其的哲學研究也從一開始表現出差異。神經哲學(Neurophilosophy)和神經科學哲學(PhilosophyofNeuroscience)就成為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研究的兩類不同稱謂，而這個領域中的工作也常常因為關注焦點和研究興趣不同而被劃分至兩個不同的研究范式之中。神經哲學，顧名思義，是以哲學的視野來審視神經科學學科內部的概念和主題，或者說對神經科學的研究內容給予哲學式的解讀和討論。按照這樣的理解，傳統的哲學研究方法和問題就自然而然地滲透進這種研究范式之中。比如一方面，它嘗試使用來自神經科學中的信息來探討寬泛的哲學問題，包括傳統上屬于心靈哲學研究視域下的身心(mind－body)問題等研究主題。另一方面，神經哲學研究范式的出現也從客觀上深化了哲學與神經科學二者研究之間的關聯。基于神經哲學中的理論往往建立在神經科學的發現基礎上，這些理論往往內在地表現出唯物的特征，也就是訴諸大腦的結構和功能去解釋感覺、知覺、記憶等精神現象以及語言的腦機制問題。通過肯定身體與行為的聯系就將思想、情感等精神現象與物理性質的身體連接起來，與此同時，包括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PET(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以及腦損傷研究方法等實證研究就進一步地將認識論中的傳統問題(如感覺、直覺、記憶、推理等)腦認知化，從而使神經哲學顯現出自然主義的研究態度。這樣一來，在研究基點上包括在觀點和立場上自然地對立于試圖依據心靈和思想去解釋精神的唯心論、二元論以及功能論中的部分理論。當然，神經哲學的關注點仍然在于傳統的主流哲學問題上，比如什么是情感、什么是愿望的本質、什么是道德認知的神經基礎，類似這樣的問題依然構成了神經哲學的主要內容，但是毫無疑問，這些傳統的哲學問題被賦予了更多的有關神經科學的經驗發現，而且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也受到了相關神經系統研究成果的支持與限制。神經科學哲學，科學哲學的新興研究領域，它更多地使用了源自于科學哲學的嚴格概念和研究方法去分析和解釋神經科學的內容和成果，也因此在研究主題和研究內容上相比神經哲學來說要更加集中和收斂。隨著神經科學最近20年來獲取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和成就，特別是受到最近有關腦認知發現的顯著增加的鼓勵，神經科學哲學開始作為一個正在興起的研究領域在整個科學哲學研究當中凸顯出來，并受到越來越多的科學哲學家的關注和介入。這一情景出現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過去的30年當中科學哲學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局域性，關注點從科學行為的一般特征轉換到具體的特定學科的概念、問題和難點上。”［3］另一方面，“認知和計算神經科學持續地關涉和影響了人文學科傳統上所強調的問題，包括意識的本質、行為、知識和規范性，特別是有關大腦結構和功能的經驗發現表明自然主義的方法可以在傳統的哲學命題上得到詳細的應用，而不僅僅是抽象的哲學思考”［3］，這就為神經科學哲學的出現打開了大門。由此，盡管傳統的哲學包括心靈哲學的分析方法，相當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對精神和主體自我存在的抽象思考之上，但新興的神經科學哲學則更多地借鑒了來自于神經科學的實證研究，從而表征出了自然主義的研究特征，或者說是一種自然化的哲學研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神經科學哲學”與“神經哲學”之間的區分還可以由兩個范式內探討的問題加以區分。“如果說神經科學哲學關注了神經科學中的基本問題，那么神經哲學則關注了神經科學的概念對傳統哲學問題的應用。這樣，探索神經科學理論中使用的不同的表征概念就是前者的適用范圍，而檢查神經邏輯綜合癥的應用就是后者的例子。”［3］具體來看，與神經哲學主要關注于什么是情感和什么是愿望以及什么是道德認知的神經基礎相比，神經科學哲學則主要傾向于從有關神經科學內部提問傳統的哲學問題，并就這些問題進行形而上學的回答。這樣的問題就包括:什么是神經科學的發現與解釋?什么是神經科學的表征和解釋機制?對此，既可以用描述的方式加以回答又可以用規范的方式給予分析。依照前者，神經科學哲學就演化為一種對認識機制的自然主義的說明，它將對傳統的心理學研究給予支撐;依照后者，神經科學哲學就過渡為一種認識論的替代，盡管并非所有的認識機理都能夠獲得有效的建構。綜上所述，當代神經科學與腦認知研究的蓬勃興起在回答和解決人類認知功能機制的同時也從客觀上充實和支持了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研究內容，以神經元和腦組織結構為研究對象的神經科學就與哲學特別是科學哲學聯系起來，成為當代科學哲學發展的前沿領域。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兩種范式盡管在研究方法和關注問題上存在差異，但是其研究的出發點和理論基點毫無疑問是相同的。從哲學特別是認識論的角度來看，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探討人類認識機制的必然過程，畢竟相較于傳統的拷問內心的心靈反思，認知神經科學哲學“使得我們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能夠直接看到大腦的認知活動，即大腦在進行各種認知加工時的功能定位和動態過程”［4］，而這顯然就成為認知神經科學出現在哲學領域的直接推動力。這樣，以心理加工的神經機制研究為基礎、以思維和大腦結合的神經研究為目標、以心理和認知功能在大腦中實現為核心問題，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出現和繁盛就成為當代科學哲學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

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關注問題

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出現明顯受到了認知神經科學的鼓勵和支持，而后者的出現則源于認知科學和神經科學的成功，正是在二者共同作用的基礎上，人類探索認知活動的腦機制成為可能。隨著人類社會發展對智能信息系統越來越高的需求，認知科學的諸多核心學科分支，如認知心理學、人工智能和人工神經網絡的研究，都意識到在各自研究領域內出現的難點需要在統一的腦認知平臺上加以解決。由此誕生出的認知神經科學在充分汲取認知科學營養的同時，也開始形成自己的獨特問題和理論，而對這些理論的形而上學思考就構筑起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思考的主要問題。1．認知功能定位。認知功能定位理論在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研究中的凸顯源自于最近20年來的神經影像技術的突飛猛進，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手段和方法就是fMRI和PET技術。但是與此前的腦損傷研究相類似，神經影像研究同樣遇到了挑戰和質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腦皮層中有許多不同的細胞群負責和控制不同的肌體，然而無論是腦損傷還是神經影像研究都暗含一種假設，即存在著單一的皮層區域和細胞結構控制和負責了有機體的某一種構成性功能。但這一假設受到了諸多神經科學哲學家的質疑，認為其過分依賴于單一區域控制前提。他們認為腦處理過程行為應該是一個整體過程，大腦的絕大多數區域都涉及認知行為過程本身，而絕不僅僅只是局部區域，此前的定位理論不過是將功能與效果相混淆。應該說，這一解釋實際上是符合復雜論和整體論原則的，大腦的復雜認知過程絕不僅僅是各部位的簡單堆積和組合，因此從這一觀點來看，定位理論確實先在地表現出了還原論和物理主義的思想，但是鑒于大腦研究的特殊性，在實際研究中確實又需要將大腦進行適當的還原和定位，因此有關認知功能定位理論的爭論也將在認知神經科學哲學中長期存在下去。2．意識解釋。意識問題是心靈哲學的一個重要研究議題，但最近開始頻繁出現在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和腦認知研究中，特別是有關意識的本質以及意識等同理論。一些哲學家認為意識經驗是主觀的，永遠不可能等同于客觀的科學理解。但是這樣一來，意識就成為一種無法得到解釋的主觀現象，而這顯然就脫離了科學的討論范圍，甚至是哲學的。更多的哲學家則主張一種等同理論，即意識等同于一種可解釋的神經物理屬性，而心理狀態可以被視為特殊的物理狀態。但如此一來意識的大腦處理解釋將在大腦處理和意識經驗之間留下“解釋鴻溝(Ex-planatoryGap)”。也就是說，盡管心物相互作用問題得到解釋，但是將意識等同于物理狀態，并不能讓人理解為什么大腦皮層的處理過程能夠產生人的意識復雜性與意識經驗問題。由此，如何看待意識的本質?是否意識來源于大腦中細胞分子的神經機制?意識僅僅是人的心靈產物還是一種綜合神經反饋?類似這樣的問題就成為有關意識研究的重要議題并受到越來越多哲學家的關注。比如塞爾就指出，“意識問題研究首先需要探索與意識相關的神經活動，并去證實意識活動與神經事件間的必然因果關系，最后需要發展出包含若干法則的理論來說明神經活動與意識之間的因果轉化。”［5］3．大腦的計算與表征。有關將大腦與計算機對比聯系的思想實際上在神經科學研究當中早有出處，20世紀30年代起計算神經科學就與人工智能研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以沃爾特•皮茨(WalterPitts)和沃倫•麥卡魯(WarrenMcChulloch)為代表的研究人員則發展出了最初的人工智能神經網絡。皮茨和麥卡魯的工作建立在神經元可以執行解釋認知的邏輯計算的假設基礎上，并使用神經元發展出用于計算的邏輯門(LogicGate)。其后，人工智能的認知主義和聯結主義范式成為科學哲學家研究和反思的對象。最近，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對神經計算與表征的研究方式大多采納了根據表征轉換來假定計算定義的方式。因此，大多數關注計算與表征的問題實際上都是有關表征分析與看待的問題。盡管在談論問題上有所區別，但是可以將這些問題的關涉內容劃分至三類:即，關注表征結構的問題、關注表征句法的問題以及關注表征語義的問題。具體來看，“關注表征結構的問題就是指一個具有句法和語義學的神經系統如何得到建構?關注表征句法的問題就是指該系統中表征的形式是什么或應該是什么，以其形式為基礎各種表征如何相互作用?關注表征語義的問題就是指表征如何能夠表征，表征如何具有內容及意義?”［6］4．神經科學的解釋機制。有關神經科學的解釋機制問題目前在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研究中逐漸引發了爭議。通常來說，這一解釋機制主要分為兩類:機械論與還原論。神經科學的機械論解釋往往具有因果性，其目的在于論述構成部分及其行為如何因果性地解釋了某一特定現象。與機械論的解釋機制相比，還原論的解釋機制就是神經科學中的另一個主要解釋模式。神經科學中的還原論主要體現在高低層次間的理論與實體解釋上，例如，用低層次理論解釋高層次理論，主張高層次的“實體”只不過是低層次實體的組合等等。與機械論的因果性相比，還原論則更加強調了層次性，特別是強調了在高層次與低層次之間的轉換與遞歸。但無論是機械論抑或是還原論，本質上都具有無法回避的缺陷，前者過分地強調了因果關系，因而忽視了導致行為的其他事實上的復雜性與非決定性，而后者則突出了層次性和決定性，忽視了高層次與低層次理論之間的互動關系，特別是還原過程中的遺失現象，因此如何理解當代神經科學的解釋機制，如何定位機械論、還原論以及新興的動態系統理論，就成為認知神經科學哲學趨待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重要論題。綜上所述，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對認知功能定位、意識解釋、大腦的計算與表征以及解釋機制等問題進行了較為充分的討論，重點關注了包括感覺、知覺、記憶、語言、意識在內的一系列神經科學中的核心概念，相繼運用了諸多來自認知心理學、計算建模、動物實驗技術、腦損傷定位、神經病學中的實證方法，深入地分析了傳統認識論所回避的“大腦－心靈”的關系問題，因而在當代科學哲學研究中獲取了巨大的成功。當然，除了上面提到的關注問題之外，事實上還存在著其他的研究議題。比如，有關“解釋”所引發的問題(即什么樣的現象可以在神經科學中得到解釋?什么構成了神經科學的充分解釋?)、有關“理論結構”所引發的問題(神經科學理論的結構是什么?神經科學理論如何表征?)、有關計算、模擬與神經網絡問題(計算機多大程度上可以模擬大腦?模擬和解釋之間的區別是什么?)，類似這樣的問題實際上在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討論中不絕于耳，它們在豐富該學科的理論議題的同時也對學科的建構和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發展趨勢

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發展建立在神經科學的成果之上，致力于理解認知神經科學作為一門學科所承載的目標、分析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與技術、解讀它建構理論所使用的推理與假設、思考它應用過程中面臨的限制和隱患、探索它在解讀心腦問題中使用的理論概念與背景。因此，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就是對認知神經科學研究的哲學分析和思考，它的出現和發展就與神經科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并為后者的發展提供了精神支持和智力引導。當然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哲學思考并不能取代神經科學研究，為神經科學提出理論也并不是哲學的任務，“哲學只能在可以澄清心靈的概念以及與相關概念形成邏輯語法關聯網絡的意義上研究心靈的本質，這是哲學的領域。……神經科學只能在可以探究我們的心理和行為能力以及行使這些能力的神經基礎的意義上研究心靈的性質。哲學事業和神經科學事業完全不同，而且后者以前者為前提，因為關于心靈的概念和相關心理概念的含糊和混淆會妨礙對神經科學的問題和解決方案的描述和理解。”［7］具體來看，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發展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將關注個體意識與行為現象的整合。大量的研究表明，個體在認知、情感上的差異將導致其意識與行為現象整合的差異，這些差異會反映在神經活動的功能－結構的關系解讀上。因此，在個體水平上揭示不同層次活動之間的意識與行為的對應和相互作用關系，將有助于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整體發展。具體來看，這種整合可以表現為:在意識層面上分析不同語境下的心理與行為;在認知層面上分析行為的信息加工機制;在神經層面上解讀信息加工的腦處理機制，從而最終構成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研究主題。其二，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將關注倫理與道德的研究。對神經倫理的思考目前已經出現在神經科學哲學研究領域內，并展現出獨特的研究視角和方法。總體來看，神經倫理研究既涉及借助神經科學的數據來理解道德認知，也存在使用道德倫理來規范神經科學的應用。比如，神經倫理學關注了神經邏輯損傷患者的治療和對待，關注了“讀心術”技術對心靈內容的解讀和傷害，關注了神經科學研究中動物實驗的倫理現狀。另一方面，神經倫理學則試圖擴大研究范圍，將研究對象擴展到兒童和老年人身上，試圖解讀兒童神經發育以及老年人神經衰退現象，試圖解釋遺傳與環境如何相互作用共同決定大腦的活動模式。其三，認知神經科學哲學與傳統社會科學的交叉。近來的認知成果表明，對大腦活動的研究絕不能是孤立地處于密閉容器中的缸中之腦式的研究，因此必須要將研究對象放置于處于各種社會關系交織的社會環境中，只有這樣研究成果才是有意義和符合認知結果的。而處于社會環境中的人就受到了經濟、政治、法律、社會規范的約束和限制，而對這些規范的認同和執行就建立在人的心理與意識基礎之上。很顯然，認知神經科學哲學顯現出的與傳統社會科學的交叉有助于我們在腦層面機制上認識人的社會特征及其本質。其四，認知神經科學哲學與計算神經科學的交叉。計算神經科學旨在探討心理過程的神經機制，也就是大腦的運作如何造就心理或認知功能，因此有關計算模型的運用在計算神經科學的發展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目前，大腦計算與模擬問題開始廣泛出現在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研究論域中。根據認知理論和神經活動的相關知識來建立計算模型，通過對模型進行多數據的處理和分析，就有助于回答和解釋單神經元的建模、感觀處理以及行為網絡等神經現象，從而有助于回答結構－功能間的本質關系。綜上所述，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的發展受到了神經科學的推動和支撐，同時也受到了心理學、社會科學、計算科學等相關學科的影響和關涉。因此，有關認知神經現象的實證研究和概念研究常常同時出現在該領域內。一方面，神經科學的實證需求就要求神經科學哲學能夠確證相關神經系統結構和活動的事實，解釋感知覺、記憶、運動控制、語言、學習、情緒等功能的可能條件，這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就不可避免地充斥了大量的來自神經科學的概念、術語和實證方法，從而表現出強烈的自然主義的態度;另一方面，來自神經科學的概念研究就先在性地容納了包括意識、解釋以及心靈感受問題等哲學命題，從而為哲學的形而上學思考鋪平了道路，并成為哲學的適宜領域，這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就能夠解釋有關結構與功能、語言與思維等一系列傳統的哲學問題，進而回答心腦的關系問題。當然，在這里我們有必要指出，無論認知神經科學哲學表征出的是自然主義的立場抑或是傳統的形而上學思考，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它的出現為人類解決長久以來的認識困境，揭示心靈與大腦的關系提供了最合理和充分的認知理由，而這顯然就是當代認知神經科學哲學出現和繁盛的根由所在。

臨床工作要求我們要不斷地探索和研究,有的放矢地開展臨床科學研究工作,站在臨床需要的立場上來發現問題、回答問題、解決問題。但目前的現狀卻遠不盡人意,高質量高水平的臨床研究成果仍然很少,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試從臨床醫生角度予以探討。

1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目前臨床科學研究有一個不良的趨向,就是為了發表文章而科學研究,為了成果拿獎而科學研究。只要題目新穎,只要題目熱門,只要當地或本院尚未開展,只要能吸引眾人的眼球,要想出成果,趕緊做實驗,也不管是否有能力、是否有實力、是否具備條件,只要紙上談兵選題,調動一切關系立項,東拼西湊就能結題。例如:干細胞的研究正當熱門,不論內科、外科、婦產科、兒科或其它專科,大家一窩蜂的去搞干細胞研究,也不論實際實驗條件如何,更不管能為病人解決什么,只要能立項就行。當某個因子的研究開始熱門,于是不管什么病人,也不管病人存在什么問題,都將其血液標本進行測試,不知究竟為病人解決了什么,究竟為臨床提供多大的幫助。這種紙上談兵、無的放矢,只能是浪費財力和人力。臨床醫學與基礎醫學和生命科學研究者的最大不同在于,基礎醫學是從系統理論的角度來回答問題,而臨床研究工作的水平決定于疾病的診斷、治療上是否有創新,有經得起臨床驗證的有嚴格對照的,別人也能重復的科學結果。

因此,臨床醫生必須是站在臨床需要的立場上來發現問題、回答問題、解決問題。要回答和解決這些問題,都必須要有證據,都必須通過長期的臨床前瞻性、隨機性、對照性研究才能得出證據。這種研究往往需要數年的時間,甚至看其很好的假說、選題,但在臨床研究的過程中,不斷有新情況、新問題出現,不斷需要調整課題的設計,也可能經過數年的努力,與原假說不符而不能結題。病人的病情演變、病人的個體差異和診療規范都將影響著臨床科學研究的進行和結果的產生。要做好臨床科學研究不能靠短、頻、快,而是需要時間,需要長期時間的,甚至可能一、兩年都結不了題,數年都發表不了論文。臨床研究必須要以平和的心態,嚴謹的治學精神與嚴肅的學術道德,務必求真務實,否則幾個病例就完成一個課題,幾個病例就總結一篇文章,很好的臨床資料被分解為數塊,就成了為追求“科研”而追求“科研”,為追求論文而追求論文。真理往前邁過一步就是謬誤,邁過了就成了追名逐利,于是“ScienceCitationIdex”就變成了“StupidChineseIdea”。

2人人搞科研,成果滿天飛

不知何時起,科研工作已成為考核領導的政績之一,科技評價已成為現實生活中的一個指揮棒,提工資、升職稱、立功受獎、推薦院士等等醫務人員的各種各樣的榮譽和待遇無不與此掛鉤,于是出現了上自醫學院校、科研院所,下到基層醫療單位,層層抓科研,人人做科研的風氣。表面上看這既利于創新性國家的建設,又有利于醫療技術的提高和病人的治療及康復,而現實到底如何呢?科學研究有著自身的規律,從提出假說到選題,從立項到結題,這是一項嚴謹的工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中還有著許多不可預知性,并非有了假說就可立項,有了選題就可出成果。由于當前科研的評價與領導和單位的政績、業績相掛鉤,自然就出現了一種領導的意志決定著科研的現象,就出現了醫護人員超越自身能力,不切實際搞科研的現象,就出現了科研立項和科技評審掌控在某些特定人物手中的現象,就出現了依靠科研發財致富的現象。小項目靠專家,中項目靠領導,大項目靠“旗手”。關系到位,項目到手,經費進賬,領導出了政績,個人有了利益,七拼八湊結了題,請吃請喝拿成果。所以,一些醫院,特別是一些基層醫療單位和個人,為了拿項目、為了課題立項、結題和評獎,就出現四處打探、到處公關、請吃喝、送財物,竭盡一切手段而不遺余力。雖然,臨床“科研成果”層出不窮,但能夠真正應用于臨床,能夠真正解決病人診斷和治療的有多少呢?能夠在國際一流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有多少呢?環顧臨床,我們的設備、藥物、技術基本已同國際接軌,但許許多多診斷和治療方法仍然沿襲國外的思路在進行,只是在重復前人創新所獲得的一種經驗,對推動我國臨床醫學進步的貢獻相對有限。

根據《事業單位崗位設置管理試行辦法》（國人部發[**]70號，以下簡稱《試行辦法》）和《〈事業單位崗位設置管理試行辦法〉實施意見》（國人部發[**]87號，以下簡稱《實施意見》），為做好科學研究事業單位崗位設置管理工作，結合科學研究事業單位的特點，制定本指導意見。

一、適用范圍

1、國務院及有關部門（單位）所屬科學研究事業單位、各地方所屬科學研究事業單位以及其他使用事業編制的科學研究事業單位。

2、科學研究事業單位的在冊正式工作人員都要納入崗位管理。

崗位設置管理中涉及科學研究事業單位領導人員的，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權限的有關規定執行。

二、崗位類別設置

摘要：社會科學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將事實與價值分開，或有意識地排除價值判斷？這似乎是個顯而易見的簡單問題。但實際上并非如此，因為人們暗含的價值觀總是或隱或現地影響研究本身。這一問題在東方國家的社會科學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論述當代西方哲學對這一問題的若干代表性論點，然后再對我國當前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傾向作針對性的評論。

科學價值中立說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現代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經濟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自然，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內容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方法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政治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理論。當然，作為一種規律，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理學、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可以說，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歷史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3]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教育研究不斷深入，但教育科學研究方法仍亟待完善和發展。有的學者對近20年我國教育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分析資料的方法進行了研究，*、*選擇較有代表性的5種教育類雜志，即《教育研究》、《教育研究與實驗》、《電視大學》、《課程、教材、教法》、《湖南教育》。然后從每種雜志1981至1998年每年刊登文章中，隨機抽取24篇（這24篇文章平均分配在每期里）共檢索文章2160篇。結果表明，大量的文章是解釋或綜述性的，實證性文章比例很低。總結經驗是我國教育研究的一大特點。教育經驗的總結雖然是教育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但不是惟一的方法，教育科學畢竟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科學，需要大量進行實證研究；思辨也必須建立在客觀事實的基礎上，缺乏事實的亂發議論是科學的大忌。另一項研究是對16種教育科學核心期刊1999年的2098篇論文的調查結果，其結論是，目前我國教育科研的主要方法，有92.6％是傳統的定性思辨方法。有7.4％的論文用量化方法，其中6.3％論文使用表格、百分比的一般量化方法。有少量論文應用方差分析、假設檢驗、回歸分析、一般函數等傳統定量方法。其他如差分方程和微分方程模型方法，以及系統科學方法，模糊數學方法和灰色數學方法，在教育科學研究領域至今極少有人使用。另外，研究者還指出，計算機技術雖已經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但在教育科學研究領域，計算機似乎大多用于文字輸入和排版、用專用計算機軟件作數據處理、建模、分析的寥若晨星。

重視定性研究是我國教育研究的傳統，可是教育科學如果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很難實現對教育規律的科學認識。因為定性認識，只是判定研究對象實體是否存在、結構如何、各要素之間具有何種聯結等。它往往是認識事物的開始，具有某些相對性與局限性。首先，它缺乏定量化的嚴格的觀察、測量、統計、計算和表述，不能對特定事件給出嚴格的描述、說明、解釋和闡述。所以，它僅僅是給出某種研究的大致方向或趨勢，具有不確定性。其次，它不具有嚴格的操作規則或實踐規則的約束，因此，研究結構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在主題、對象、時間、空間和條件等各個因素之間均具有很大的跳躍性，從而強化了研究者的背景知識對分析結果的“污染”，具有不精確性。再次，定性分析是以經驗描述為基礎、以歸納邏輯為核心的方法論系統，它的推理缺乏嚴格的公理化系統的邏輯約束，因此，在它的前提和結論之間可能不存在邏輯的必然性，即其結論往往具有或然性。

由于定性認識具有上述局限性和相對性，故在定性認識的基礎上，應該對事物進行定量認識，也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清晰、準確、普遍的認識。定量分析的目的在于測定對象目標的數值，求出其與各相關要素間的精確的經驗公式。它是一種具有確定邏輯結構的認識，這些邏輯結構的不斷展開就是定量研究方法的實現。任何事物都同時具有質和量兩個方面，是質和量的統一體。因此，事物的認識既需要定性認識，又需要定量認識。對于任何科學研究領域來說，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可以說是兩種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它們也是兩種互相補充的分析方法。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對象性質的差異，在不同研究領域和研究項目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各自所占的比例也不相同。問題是教育科學研究領域重復性的定性分析有余，定量分析則明顯不足，當與其它社會科學領域相比時，這一點表現的尤為明顯。筆者認為，由于我們過分地依賴定性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國教育科學研究處于一種理論薄弱或缺乏科學理論的狀態。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一種理論應該包括一系列基本的前提假設，在此前提假設下，進行一定的邏輯推理，得到可以用事實或實驗來證明或證偽的結論。在理論研究中，“要杜絕無謂的推測，就需要我們最終把理論考察拿出來與真實現象進行比較。”這種驗證或許依賴于直接事實，或許依賴于該理論所附帶的邏輯結果。牛頓萬有引力定律，作為一種天體理論，其正確性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證據在于，人們曾經根據它成功地預測了太陽系中未知行星的存在，并正確地預測出它們的運行軌道。

科學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對現實提供一種合理和更強有力的解釋，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和了解有關事實和現象，并在需要的時候預測事物和過程的發展變化，以提高我們的判斷和決策的質量。然而，在教育科學研究中，很少有什么理論是能夠被事實證明或證偽的，我們見到的大多數教育理論，只是一些不精確的分類法、眾說紛紜的界定、對事實的羅列和對原因與影響的分析和猜測。教育科學刊物上的理論文章，基本上是對個案和某個問題的“就事論事”的分析描述為主，經驗和感性判斷在其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其實，我們在教育理論刊物上讀到的一些文章，它們的可取之處并不在于其思想與研究方法上，而在于其文字風格上的成熟。這種狀況不僅僅局限在教育科學，其它社會科學領域也是普遍存在的。這些表述在很多人看來可能有些刻薄，但是所陳述的事實和現象是普遍存在的。對教育問題進行分析，需要有兩個基本的前提，一個是對基本事實和基本數據的準確了解，即事實與數據的前提；另一個是根據分析的目的采用和選擇的分析方法與分析手段，即邏輯與技術手段的前提。在教育科學研究領域，我們面對的問題是，經驗事實與材料比較豐富，而邏輯分析與技術手段相對不足。特別是，有許多教育現象的比較研究，只是材料與事實的堆砌和對可能的原因與影響因素的主觀羅列。它們與其被稱作是對教育問題的比較研究，不如說是對基本文獻資料進行收集與整理的結果。

二

1971年2月，哈佛大學的卡爾?多伊奇和兩個同事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項研究報告，列舉了從1900年到1965年的62項“社會科學方面的進展”。在他們的研究中，引人注意的是：早期的成就全部都是理論性的和定性的。而后來的成就，或者甚至早期發現的后來發展，都主要是數學和統計方法的革新，或者是由定量分析推導出來的理論。可見，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突破性成就越來越多地表現為定量研究或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相接合。數量化研究已經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趨勢，特別是統計學和模型方法的發展及計算機的廣泛運用，加速了這種趨勢。對于這種趨勢，教育研究領域也不能例外。采用數量化的手段，能夠加深我們對許多教育問題的理解，使模糊的認識清晰化，并能夠更準確地揭示和描述許多教育現象的相互作用和發展趨勢。從其社會作用看，定量研究有助于促進教育決策的科學化，提高決策質量。對每一個從事教育科學研究的人來說，掌握程度不同的定量研究方法和手段是非常有必要的。

內容摘要：關于初中物理中物態變化的科學探究的嘗試。

關鍵詞：物態變化、科學探究。

科學的核心是探究，教育的重要目標是促進學生的發展，科學課程應當體現這兩者的結合，突出科學探究的學習方式。美國1996年初了第一個國家科學課程標準，其核心是科學探究。英國、日本、新西蘭等國，科學探究也都成為科學課程的核心。我國教育部制定的《科學（7-9年級）課程標準》（實驗稿）的“總目標”中，提出了“增進對科學探究的理解，初步養成科學探究的習慣，培養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分目標”中更是將“科學探究”列在首位。科學探究作為一種讓學生理解科學知識的重要學習方式越來越受到重視。

在初中如何開展探究式學習？我認為，初中階段可以從學科內較為簡單的探究式學習入門，以教師組織學生開展有知道的探究式學習為主，為后續學科或高中高層次的探究式學習做好準備和銜接。教師應篩選出那些適宜開展探究式學習的內容。

初中剛開始學習物理，學生的理解能力、分析、思維能力還較淺薄時就接觸到“物態變化”這一章，他們概念多，過程復雜，特別是吸熱、放熱過程難以區分，用于解決生活實際時較困難。如果這一章學不好，也許學生就對物理失去興趣和信心。因此教師不能只應用常規方式教學，這樣學生多是課上明白，課下死記硬背，又回到“霧里”，不能達到從“霧里----悟理----物理”的學習真諦。因而我教學中，在常規教學方式的基礎上又應用了探究式教學，下面是探究的過程：

一、準備工作：

內容摘要：關于初中物理中物態變化的科學探究的嘗試。

關鍵詞：物態變化、科學探究。

科學的核心是探究，教育的重要目標是促進學生的發展，科學課程應當體現這兩者的結合，突出科學探究的學習方式。美國1996年初了第一個國家科學課程標準，其核心是科學探究。英國、日本、新西蘭等國，科學探究也都成為科學課程的核心。我國教育部制定的《科學（7-9年級）課程標準》（實驗稿）的“總目標”中，提出了“增進對科學探究的理解，初步養成科學探究的習慣，培養創新意識和實踐能力”，“分目標”中更是將“科學探究”列在首位。科學探究作為一種讓學生理解科學知識的重要學習方式越來越受到重視。

在初中如何開展探究式學習？我認為，初中階段可以從學科內較為簡單的探究式學習入門，以教師組織學生開展有知道的探究式學習為主，為后續學科或高中高層次的探究式學習做好準備和銜接。教師應篩選出那些適宜開展探究式學習的內容。

初中剛開始學習物理，學生的理解能力、分析、思維能力還較淺薄時就接觸到“物態變化”這一章，他們概念多，過程復雜，特別是吸熱、放熱過程難以區分，用于解決生活實際時較困難。如果這一章學不好，也許學生就對物理失去興趣和信心。因此教師不能只應用常規方式教學，這樣學生多是課上明白，課下死記硬背，又回到“霧里”，不能達到從“霧里----悟理----物理”的學習真諦。因而我教學中，在常規教學方式的基礎上又應用了探究式教學，下面是探究的過程：

一、準備工作：

1來稿約定

1)只收首發稿，作者應保證無署名爭議、無一稿多投、無泄密情況。2)國家基金課題論文、省部級課題論文優先刊發。3)來稿一經發表，將按本刊約定給付稿費，并贈送該期刊物2冊。4)投稿網址:xuebaobangong．jmu．edu．cn/tyb/。5)為適應我國信息化建設，擴大本刊及作者知識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及CNKI系列數據庫、萬方數據網絡系統數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臺灣華藝中文期刊數據庫等所收錄，其作者文章著作權、網絡傳播權使用費與本刊稿酬一次性給付。免費提供作者文章引用統計分析資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錄，請在來稿時向本刊聲明，本刊將做適當處理。

2稿件格式

2．1第1頁1)題名(不超過20個字)。2)作者。3)詳細單位名(寫至院、系或教研室)，省及城市名，郵政編碼。4)摘要:用一句話表述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著重寫出較具體的研究結果和結論。摘要為描述性短文，摘要中不得使用“本人”、“本作者”、“筆者”、“本文”、“文章”等第一人稱，篇幅為200～300字。5)3～8個關鍵詞。6)將以上5項內容譯成對應英文。7)文章首頁末分列收稿日期、基金項目、第一作者簡介。模擬格式(注意各種標點符號及換行、空格、字母的大小寫等規范要求)如下:

1、科學既是天使也是魔鬼嗎？

現實中有很多人對此給予肯定回答。他們的理由普遍是：科學是一把雙刃劍，既可造福于人類，又可危害人類。

表面看來，這種觀點比較全面，而且好像也與現實情況相符。但是，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考慮，則存在很大的問題。

在中世紀晚期之前，科學可以說是處于萌芽狀態，正負效應都比較小，相對于當時的人類來說，它就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在中世紀晚期，一種新的不同于亞里士多德的科學在與宗教的斗爭中向前發展，這種科學認識的很多方面，如哥白尼的日心說、維薩斯的人體結構、伽利略對天體的觀察以及對運動的探討等，與宗教教旨相違背，科學的有些方面被宗教徒視為洪水猛獸，科學對篤信宗教的人來說，成了魔鬼。[3]

從16世紀到18世紀，近代科學革命得以發生并完成。在這段時間，科學總的來說走在技術的后面，科學的社會應用，特別是在工業生產上的應用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體現，科學的物質價值以及在創造物質價值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正負效應都比較小，但是，科學對人們的啟蒙作用是非常大的，雖然很少的一些人對科學有所非議，但是，總的來說科學的負效應并不大甚至沒有出現，呈現出來的更多的是天使的一面。

自19世紀至今，科學走在技術的前面，得到了廣泛的社會應用，科學的正面效應逐漸呈現并擴大，給人類創造了巨大的福利，此時相當多的人已經把科學看作是拯救人類的天使了。另一方面，科學所產生的負效應也在逐漸呈現并擴大開來，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環境問題的出現等使人們意識到，如果不對科學以及科學所產生的負效應加以考察并限制，科學很可能會成為踐害人類的魔鬼。當然，從現在的角度考慮，一些科學悲觀論者，還有一些持有其他觀點的人，如西方某些極端環境主義者、后現代主義者、科學的某些研究者有將科學看作是魔鬼的傾向，但是，科學的巨大負效應可以說還沒有出現，更多的人是不把科學看作魔鬼而作為天使的。

一、內涵釋義

學前教育科學研究，“是教育科學研究的分支，也是教育科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采用科學的方法，有意識、有目的、有計劃地對學前階段的教育現象和教育實踐中的事實，進行了解、收集、整理和分析，從而發現和認識教育現象的本質和客觀規律。”“倫理這個詞源于希臘文ξ’θοδ（ethos），它最初表示一群人所居住的地方，后來指某種現象的實質或穩定的性質，最后用來表示人所有的性格、品質、德性。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倫理就是在人身上具備的與品質相關一系列素質及如何達到這些素質的正確行為，如果引申一點來講，倫理就是完善人的內在品質和外在的做法。”可見，學前教育科學研究就是以完善幼兒的性格、品質，促進幼兒身心發展為目的的科學研究。但幼兒有其自身特有的生理、心理特點，如身體正在迅速發育生長、心智尚未成熟、語言表達和理解能力差、缺少辨別是非的能力、情緒沖動性大等。這些特點意味著幼兒更容易受到不良影響和傷害，也意味著學前教育科學研究更具特殊性，更應關注研究的倫理性，避免對幼兒身心造成不良影響和傷害。

二、學前教育科學研究中的倫理問題

（一）關于“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是科學研究的首要倫理原則。許多國際科學研究組織的倫理規范和倫理原則中都表示：“當以人作為研究對象時，其自愿同意參與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這意味著所涉及的人應有表示同意的法律行為能力；還應該是自己作出的自由選擇，不能受任何壓迫、欺騙、強迫、欺詐等其他隱性強制因素干擾；還應對所設計的研究有充分的了解，從而保證其作出基于理解的和正確的決定。”在教育研究中，“知情同意”一般是指在開展研究之前，研究人員必須向研究對象說明研究的目的、研究的過程、對研究對象可能產生的風險和益處以及受到損傷時的補償方法等。也就是說，在研究對象對研究有了一種清楚的認識之后，自愿作出決定是否參與這項研究。并且“知情同意”在研究中“需要多層次的貫徹與執行，而不是僅僅出現在研究之前”。研究對象愿意參與到研究之中，并不意味其必須完成整個研究，研究對象有權利隨時退出研究。但是，學前教育科學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幼兒的身心發展不夠健全、沒有足夠的判斷和辨別能力，這時就應該向其家長征得同意并簽訂書面的同意書，并且在研究過程中要有家長的監督和尊重家長要求幼兒隨時退出的權利。當前，面向家長發放的問卷或將幼兒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科學研究項目，大部分都沒有向家長和幼兒告知研究的目的、意義、預期的風險和研究數據最后如何處理等信息。很多研究也沒有征求家長和幼兒的同意，而是直接通過幼兒保教機構發放問卷或直接進行研究。有個別的研究即使在征求同意后，也沒有簽署知情同意書，并且在大多數的研究過程中也都沒有幼兒的家長在場監督。甚至有些研究還具有一定的“軟性”的強制性，讓幼兒不得不參加、不得不堅持完成整個研究，或者用一些小禮品作為獎勵，誘導幼兒參與和完成研究。在研究進行過程中，幼兒情緒產生波動或者研究內容給幼兒身心帶來不適，也不能隨意退出。個別研究甚至以隱瞞研究人員的真實身份或者研究的內容、目的等“欺騙”手段，來獲得所謂的真實數據。這些行為不僅違背了科學研究的倫理原則，也嚴重地侵犯了家長和幼兒的知情權、自主權。“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人員與幼兒之間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幼兒沒有得到研究人員絕對的尊重。我們應該尊重幼兒，把幼兒看作和我們自己一樣自由、獨立、完整，并有其獨特天性、人格和尊嚴的人。”

（二）關于“無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