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實驗室研究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重要研究場點。這種研究一反傳統的知識觀，提出了社會建構論主張，認為知識不是“自然之鏡”而是在實驗室里被制造出來的。這一主張過分強調了科學知識的社會性而忽視其客觀普遍性。其實，客觀性和社會性是科學知識增長不可缺少的兩個重要組成部分。

論文關鍵詞：SSK；實驗室研究；社會建構論

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科學知識社會學代替了默頓的科學社會學，并以其激進的社會建構論知識主張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盡管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目標是要揭示科學知識是社會地建構起來的，但研究進路卻是多元的，先后出現了以巴恩斯、布魯爾為代表的愛丁堡學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維斯為代表的巴斯學派的科學爭論研究；以拉都爾、伍爾加、謝廷娜為代表的實驗室研究；以馬爾凱和他的約克小組為代表的文本與話語分析研究。這些都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主要研究場點，但實驗室研究在這些研究場點中是較少受到批判的一種，且它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論主張有著密切的聯系，是實現SSK目標的重要途徑。鑒于實驗室研究在科學知識社會學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擬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論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進路進行敘述并作簡要評價。

一、從傳統知識觀到社會建構論

科學知識社會學把實驗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圍并作為重要研究場點是與整個科學知識的認識轉向有關的，它是傳統的知識觀和科學標準受到普遍的懷疑和挑戰的結果。傳統的知識觀認為，知識是對自然界的客觀描述，科學是由自然界決定的，人只是被動地反映自然；科學知識是被證明為真的命題，是客觀的、標準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帶有任何主觀性和直覺的成分，也與社會因素無關。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則一反傳統的把科學知識看作“自然之鏡”的觀點，認為原先被認為是純粹的、客觀合理的科學知識實際上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科學更多的是社會建構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識的產生及確定其真理性的問題上是無發言權的，正如科林斯所說的：“在科學知識的建構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開拓了對科學的社會學研究的新視野，其知識的社會學轉向的主要含義說明，知識不再是純粹真理的載體，而包含了許多社會的因素，對知識的研究必須置于一個廣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之下。科學知識社會學承襲了庫恩的社會學研究傳統并對其進行激進的解讀，把實驗室研究提高到一個戰略地位，這是與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目標綱領分不開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說明科學知識的認識因素與社會因素的結合，說明在科學知識的形成過程中無不包含著社會方面的成分。為了揭示科學知識的社會構成，打開“既成科學”的黑箱，一些人繼承庫恩的相對主義認識論，選擇案例進行爭論研究，認為知識社會學應當公平同等地對待真理與謬誤、理性與非理性、成功與失敗，這些對立的兩方面都應當得到說明，從而認為科學知識是科學共同體談判和妥協的結果；一些人把文本與話語作為分析單元，更多地采用了符號學、修辭學、解釋學和文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一些人則走進實驗室對科學家的日常生活實踐進行人類學方法研究，通過觀察科學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來揭示知識的制造過程。真正能夠更好地貫徹SSK社會建構論主張的正是后者，因為科學知識社會學“主要研究科學對象如何在實驗室中被生產出來，而不是事實如何被保存于關于自然的科學陳述過程中”。

摘要：科學知識社會學作為一門富有生命力的新學科，它的誕生直接受益于庫恩哲學；特別是其核心主張強綱領理論，更是深受庫恩范式理論的啟發。庫恩哲學對科學知識社會學整體架構有著深遠的影響，涵括了相對主義認識論、歷史主義方法論以及跨學科的工作模式。

關鍵詞：庫恩科學知識社會學強綱領

科學知識社會學家們一致認為庫恩是他們的先驅，是庫恩為他們開辟了研究道路。在他們的著作中，“庫恩”這一名字出現頻率極高，而且總是籠罩在光環之中。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之一M·馬爾凱1979年在其發表的一篇名為《庫恩與科學社會學》的論文中寫道:“當庫恩的著作首次發表的時候，許多社會學家認為這好像是對他們學科的科學慣例的觀點發起了引人注目的挑戰。”正是在庫恩哲學的牽引之下，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得以從默頓科學社會學的前身中衍生出來。

一、科學知識社會學的誕生與庫恩哲學

自默頓的博士論文《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與社會》發表以來，科學社會學這門交叉學科得到長足的發展，但同時也遇到了諸多方面的困境。默頓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承襲了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和曼海姆的成果，最基本的設想仍屬于認識論范疇。他有四條原則，即普遍主義、公有主義、無私利性和有條理的懷疑主義。同時，他也認為，科學知識是實證的，如果一旦被證實，其內容在社會中就是必然的；科學知識不受科學家個人素質及其社會地位的影響，因而，科學共同體評價理論的技術性標準是固定的；科學的目標就是“擴大正確無誤的知識”，知識是在經驗上可以驗證而在邏輯上首尾一致的關于規律性(實際上是預言)的陳述，技術規范和道德規范將為達到這一目標提供工具。默頓的這些主張忽視了科學的社會實踐目的，把注意力只集中在獲得真理這一科學的功能之上，對科學的生產力功能沒有給予始終一貫的關注。并且，由于默頓把側重點放在社會結構如何影響科學子系統上，致使科學社會學只限制在探索支配科學家的社會行為的原因和支配科學活動的社會體制上。因而，在默頓的研究范式中，社會學家只是通過統計論文或引證的次數來考察科學家對知識增長的貢獻，而不分析科學知識的社會根源，似乎科學思想的分析只是科學哲學家和科學史家的工作，這就造成了一個“交叉空白點”。庫恩的范式理論很好地闡析了科學知識賴以產生的社會文化條件，在某種程度上填補了這一空白點。這樣，雖然庫恩并沒有像默頓那樣建構一個完整的社會學體系，但是庫恩哲學卻直接導致了科學知識社會學這一新學科分支的誕生。

科學知識社會學自20世紀70年代興起之后，以其激進的社會建構論主張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科學知識社會學是從科學社會學、后期維特根斯坦哲學、庫恩的科學哲學的營養中成長起來的。庫恩范式理論中的相對主義解構了科學知識的特權地位，凸顯了科學的歷史與境性，使得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模式成功地進入到科學研究領域。

系統效能是系統的實際行為表現與系統目標的匹配程度，其度量和評估往往牽涉系統科學、管理科學和行為科學等多個領域［1］。目前，國內效能評估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武器裝備［2］、火控雷達［3］、電子對抗［4］等領域，研究內容包括評估指標體系及模型構建、評估方法及模擬仿真。但是，這些研究主要是效能評估領域某一知識點的微觀聚焦，缺乏對該領域研究現狀整體格局的宏觀可視化分析。科學知識圖譜（MappingKnowledgeDomains）是用于顯示科學知識發展進程和結構關系的圖形，既是具有時間序列化的知識譜系，又是可視化的知識圖形；可對知識或研究群體所構成的復雜網絡進行聚類分析和共引分析，將海量數據以圖形、圖像等可視化集中表現形式，挖掘數據之間的潛在關聯，實現數據可視化信息處理，以協助人們做出科學合理的決策［5-6］。科學知識圖譜分析技術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發展迅速［7］，目前被廣泛應用于管理科學［8］、安全科學［9-10］、科技管理［11］等領域。筆者基于華裔學者陳超美開發的科學知識圖譜可視化軟件CiteSpaceV［12］，以中國知網CNKI上的核心期刊為數據源，檢索效能評估領域近20年所載論文，分析研究成果產出時序、研究力量分布、作者合作、機構合作、關鍵詞及其文獻共引、突變詞分析；通過科學知識圖譜的可視化分析呈現效能評估研究領域的知識結構、規律和分布情況，實現科學知識從微觀聚焦到宏觀可視化分析的突破，進而對效能評估領域研究動態的總體把握。

1效能評估研究成果可視化分析

1.1數據來源及方法。以“主題=效能評估”在中國知網（CNKI）上檢索最近20年（1998年~2017年）的文獻，共得到3089條數據；根據布拉德福定律可知，少數核心期刊集中了該研究領域的大量重要文獻，于是在高級檢索中將期刊來源類別選擇為核心期刊和EI源期刊，檢索條件：精確，經過篩選去除不相關的聲明、通知、公告等，可得該領域的有效文獻1248篇。將檢索結果導出為Refworks文本文件，導入CiteSpaceV中進行格式轉換，“TimeSlicing”選擇1998年-2017年，“YearsPerSlice”設置1年為一個時間分區，“TOPNPerSlice”選擇閾值50，即每個時區選擇高頻出現的前50個節點，采用網絡裁剪運算策略（pruningslicednetwork），繪制作者、機構合作網絡知識圖譜，有效地完成效能評估領域科學研究進行可視化分析。1.2論文產出時間圖譜。論文產出是衡量研究領域已有知識的累積量以及成熟程度的重要指標，筆者將效能評估研究近20年的核心期刊論文進行時間圖譜分析如圖1所示：效能評估領域研究論文產出曲線基本符合科學文獻的指數增長規律———普賴斯邏輯增長曲線。1998年-2000年，國內效能評估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論文年平均不超過10篇，是普賴斯曲線緩慢增長的初級階段；2001年-2003年，國內效能評估研究論文呈現線性增長趨勢，并于2003年首次突破了20篇；2004年-2007年，該領域研究論文呈指數型增長趨勢，并于2007年達到了峰值105篇，該年研究成果占比總研究成果的8.3豫；2008年-2017年，該領域論文發文量基本穩定在（80~100）之間波動，標志著國內效能評估研究已經成熟。將刊載效能評估領域研究論文的北大核心期刊按其刊載量進行降序排列，前十位分別是《火力與指揮控制》（358篇）、《系統仿真學報》（71篇）、《彈箭與制導學報》（66篇）、《電光與控制》（63篇）、《現代防御技術》（61篇）、《系統工程與電子技術》（55篇）、《計算機仿真》（30篇）、《空軍工程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7篇）》、《現代雷達》（27篇）、《兵工學報》（23篇）。根據布拉福德定律，該領域最核心區期刊所刊載的文獻數量約為總數的1/3，即1248/3=416篇。由此可見，國內效能評估領域已形成集中穩定的核心發文期刊群；其中，《火力與指揮控制》和《系統仿真學報》為效能評估領域的核心區期刊，兩種刊物均為北大核心和CSCD核心期刊檢索，所發表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該領域的熱點，是該領域后續學者的重要參考期刊源。筆者進一步對核心期刊群進行時序統計分析如圖2所示。可見，2007年-2016年是國內效能評估研究的高產年度范圍，兩類核心區期刊時序變化曲線顯著不同。其中，《火力指揮與控制》所刊載的效能評估相關論文從數量上看，走出了普賴斯邏輯曲線的緩慢增長、線性增長、指數型增長和穩定震蕩階段；其年度產出在2007年首次超出25篇后一直保持在該水平以上，且在2016年達到峰值38篇。《系統仿真學報》所刊載的效能評估研究論文首次出現在2004年，年度產出隨后緩慢增加，在2008年達到峰值14篇后迅速下降。1.3學科分布。通過對效能評估領域近20年的研究論文分析，提取研究成果的學科分類如表1所示。其中，武器工業學科方向效能評估研究成果最突出（742篇），占總研究成果的58.86豫；其次是航空航天科學工程學科方向（186篇），占總研究成果的14.75豫；電信技術學科方向發文164篇（占比13豫）；軍事技術學科方向發文量105篇（占比8.33豫）；計算機軟件與應用技術學科方向發文量為93篇（7.45豫）；各學科方向發文量時序變化趨勢基本相同，呈現典型的普賴斯邏輯曲線特征。

2效能評估研究合作圖譜分析

2.1作者合作圖譜。根據普賴斯定律，某一領域的核心作者發文數m應滿足：m=0.749*nmax姨（nmax姨表示發文最多作者的文獻數），經過統計分析可知m=0.749*31姨=4.17，取整得到5，即在效能評估研究領域發文量大于等于5篇的作者可視為核心作者，近20年共有55人，共計發文403篇，占總文獻數的32.75豫，未達到普賴斯所認為的核心作者發文總數占全部發文量的50%，說明國內效能評估領域還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核心作者群。筆者采用CitespaceV對效能評估研究領域的作者合作關系進行分析如圖3所示，字號越大說明該作者發文量越多，紅色圓圈表示作者間的合作研究成果較多。可見，近20年來該領域共包含252個作者、252對合作關系、作者合作網絡密度為0.008；說明作者之間的合作關系網絡整體較為松散，即效能評估領域沒有形成聯系緊密的合作網絡。但是，以來自同一院校師生之間2人~5人之間的局部合作網絡較多，如空軍工程大學的徐浩軍、華玉光、劉凌、孫金標、郭輝等5人組成的最大子網絡，通過發揮團隊集體優勢，承載效能評估知識的延續性，提高在該領域的科研產出效率。通過分析作者合作網絡可知，該領域核心作者中的高產者（假定其論文總量大于等于10篇）有張安（31篇）、徐浩軍（18篇）、郭三學（14篇）、高曉光（13篇）、羅鵬程（12篇）、王維平（12篇）、武昌（12篇）、周經倫（10篇）。筆者將效能評估領域論文高產者前三甲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時序統計分析如下頁圖4所示：這3位學者的發文量時序變化曲線截然不同；西北工業大學的張安近20年幾乎每年都有產出效能評估相關論文，其中2008年達到峰值8篇；空軍工程大學的徐浩軍在該領域的研究從2006年開始，年平均發文量為3篇；武警工程大學的郭三學在效能評估的研究開始于2014年，且年平均發文量為4篇。2.2機構合作圖譜。通過分析效能評估研究論文的機構合作網絡如圖5所示，近20年機構合作網絡節點數111，合作關系數57，網絡密度為0.0093。網絡節點和字號的大小反映機構發文量的多少，紅色圓圈表示機構合作研究成果較多。該領域量排名前十的機構包括空軍工程大學（239篇）、西北工業大學（107篇）、國防科技大學（90篇）、北京航空航天大學（44篇）、海軍航空工程學院（41篇）、海軍大連艦艇學院（35篇）、海軍工程大學（30篇）、第二炮兵工程學院（27篇）、解放軍電子工程學院（27篇）、解放軍理工大學（25篇）。節點與節點之間的連線表示機構之間合作次數。由圖可見，參與效能評估領域研究的機構之間的合作關系比較疏散，合作關系較為突出的是空軍工程大學和西北工業大學。2.3關鍵詞共現圖譜。關鍵詞是對所述文章思想和觀點的高度概括，筆者通過對近20年效能評估領域1248篇核心文獻的分析，提取得到關鍵詞3967個，通過統計分析得到該領域前10個高頻關鍵詞及其頻次分別為：效能評估（593次），作戰效能（170次）、層次分析法（91次）、指標體系（60次）、作戰效能評估（52次）、評估（48次）、效能（38次）、評估模型（37次）、仿真（27次）、模型（24次）。筆者將該數據導入CiteSpaceV中進行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如圖6所示。其中，圖譜共生產節點215個，542條連線，網絡密度為0.0236。知識圖譜中字體及其圓圈的大小代表該節點的重要程度，字體越大、圓圈越大則表示該關鍵詞出現的次數越多，重要性等級越高，越有可能成為網絡的核心節點；連接線上的數字表示共現次數，表示關鍵詞之間的關聯程度大小。CiteSpace軟件中提供了一個可量化某一節點在連接其他節點中的重要程度的指標———中心度（中介中心性），若某節點的中心度大于等于0.1，說明該節點處于核心位置或對信息的流動起到控制作用。從圖譜中可知，關鍵詞中效能評估（1.21）、作戰效能（0.37）、層次分析法（0.17）、指標體系（0.11）、評估模型（0.10）等節點在圖譜中發揮了重要的樞紐媒介作用。綜合關鍵詞頻次及其中心度，以上節點可視為共現網絡的關鍵節點，反映了效能評估領域的核心研究主題和方法。2.4效能評估文獻共引分析。表2是效能評估研究排名前5位的高被引文獻，說明其學術水平較高，有較高的參考價值。高被引文獻研究內容涉及武器系統、雷達、導彈、電子對抗等學科，期刊來源均為公認度較高的核心期刊。其中武器系統效能評估在高被引文獻中占比67豫，由張克在《宇航學報》上發表于2002年的《關于導彈武器系統作戰效能評估問題的探討》，其總下載量最高、被引次數較高，為各學科效能評估研究奠定了基礎，是后續學者的重要參考來源。2.5關鍵詞突變分析。科學知識圖譜能夠顯示知識單元和知識群之間的網絡結構、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諸多復雜關系，新研究主題或研究熱點的確立通常可依據詞頻增長率顯著變化或爆發詞檢測；而CiteSpaceV不僅能夠實現對高頻節點和聚類的解讀，也能通過“突變詞語”的突變檢測（burstdetection）來實現對學科研究前沿的探測。筆者通過對效能評估研究領域近20年的1248篇文獻進行突變詞（burstterms）提取分析，其結果如圖7所示。1999年-2005年，“作戰效能評估”突變強度和頻次高居榜首，表明該時間段效能評估研究集中在武器裝備和軍事領域；2005年-2007年，突變詞為“防空導彈”，說明該時間段的研究熱點是導彈效能評估；2013年-2017年，“云模型”［13-14］和“評估指標”［15］突變次數顯著增加，為效能評估學者青睞的新主題和熱點。

以中國知網近20年收錄的主題為“效能評估”的核心期刊論文為研究對象，借助CiteSpaceV對其在空間上形成的客觀共現現象進行可視化分析，包括研究成果產出時序圖譜、學者和機構合作圖譜、關鍵詞共引、文獻共引、突變詞等，從而獲取該領域研究的演進情況。研究結果表明：1）科學知識圖譜能宏觀地勾勒出效能評估的“科學研究地形地貌圖”，使得學者們在該領域的研究“既見樹木，又見森林”。2）國內效能評估研究從產出、研究主題以及合作情況上都已經趨于成熟，目前已形成集中穩定的核心發文期刊群；但還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核心作者群，作者合作和機構合作關系網絡均較為松散。3）關鍵詞和突變詞分析能有效地把握該領域研究的主題和熱點的演變過程。

論文摘要：人們對科學知識品質的認識和科學對自然界的認識一樣是不斷發展的。知識社會學從對傳統的普遍、客觀、價值中立的科學知識觀的解構中，逐步走向相對主義的科學知識觀。

論文關鍵詞：科學；知識觀；嬗變

傳統的科學知識觀認為，科學知識盡管有社會起源，但這種起源是與科學知識的內容無關的。自然界是現實而客觀的，科學就是致力于提供關于自然現象世界的客體、過程和關系的精確說明的事業。

科學知識是對自然世界真實特征的提示，并簡約于系統的陳述之中。純粹的、符合非個人的技術標準的科學知識，是獨立于偏見、情感、自我利益等主觀因素的。隨著科學知識自身發展所日益顯露出來的完整特征，以及科學、技術與社會的交融與互動，在知識社會學的分析視野中，科學知識觀發生了根本性的嬗變。

1標準的科學知識觀形成與發展

雖然科學知識觀的形成有一個綿延的歷史過程，但對知識進行系統論述始于實證主義的代表奧古斯特?孔德(AugustComte)。在《實證哲學教程》著作中，他把人類知識的發展劃分為三個時期：“神學時期”、“玄學時期”和“實證時期”。“實證時期”的知識與虛構的知識不同，是基于經驗方法論的、真實的、有用的、肯定而準確的知識。這種知識的典范是現代自然科學知識。

【內容提要】本文在當今學術話語空間轉向的背景下，分析了科學風格和科學現場（主要是實驗室）空間化研究的情況，認為科學知識空間化導向的科學地理學研究相對于“普遍主義”對科學知識的理解是一個進步，但因為它強調社會化的空間概念，所以又有著強烈的否定科學理性的“特殊主義”色彩。

【關鍵詞】社會空間/空間轉向/地方主義

【正文】

關于科學（特別是自然科學）和科學知識，人們一直是奉行普遍主義的觀念在客觀本體論、方法論和邏輯結構上探討它們的普遍價值意義。但在最近的10多年中，隨著在眾多學術話語中空間轉向的明顯出現，空間和地點問題也成了科學和科學知識社會研究關注的焦點。在“科學知識社會學”這一標簽下，許多學者不僅研究了科學實踐的地理特征，而且分析了科學知識的空間特質。本文就是要考察科學知識話語空間轉向的文化背景，展示在這一轉向過程中有關科學知識空間化研究的進展情況，并就科學地理學作出相關的評論。

一

科學知識話語的空間轉向與歷史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理論、哲學等學術領域對文化生活中的空間特質的重視密切相關，這里將首先簡略考察一下一般學術話語空間轉向的情況。

1為什么先看見閃電后聽到雷聲？（光波在空氣中的傳播速度比聲速快）

2中國第一個奧運會冠軍是誰？（許海峰）

3眼鏡由誰發明的？（羅吉、培根）

4為什么自行車能動？（自行車的輪胎與地面相互摩擦）

5下面的稱號各是誰？（詩仙—李白、詩圣—杜甫、詩鬼—李賀山水詩人——孟浩然、田園詩人——陶淵明）

6月亮圍繞什么東西轉？轉一周期多長？（地球）（24小時）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尊敬的黨組織：

深刻認識要掌握現代科學文化，正處在學習的大好時期。不時提高自身素質。人類歷史的演進過程，其實是先進生產力不時代替落后生產力的歷史過程，而推動生產力不時發展的一個重要動力就是科學技術。人類從最早的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蒸汽時代、電氣時代、原子時代，直至今天的信息時代，科學技術一直是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最具革命性的有力杠桿。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生產力中也包括科學。鄧小平豐富和發展了關于科技是生產力的思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同志則進一步指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且是先進生產力的集中體現和重要標志”這些重要論斷，都深刻揭示出科技的發展與進步對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巨大作用。黨員要想在推動社會先進生產力發展中發揮先鋒隊員作用，就必需掌握現代科學文化，不時提高自身素質

不時提高自身素質的肯定性。黨員掌握現代科學文化。

現代科學技術對于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具有更加深遠的意義。有關統計表明，隨著知識經濟的來。發達國家國民經濟增長是依靠現代科學技術，但我國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很低。因此，推動科技進步，發展先進生產力，廣大黨員必需努力學習和掌握現代科技知識，不時提高自。自身素質，這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黨員掌握現代科學文化，第一。不時提高自身素質，學習型社會的基本要求。黨的十六大演講提出要“形成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而學習型社會需要“學習型黨員”尤其在未來社會，勝利將永遠屬于那些在競爭中比對手學習得更快的組織和個人。特別是科技的高速發展引起了世界的迅速變化，使知識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

黨員掌握現代化科學文化，第二。不時提高自身素質，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之所以是最先進、最有前途的階級和政黨，歸根到底因為他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社會主義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因為這種社會制度代表著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方向。然而，建設社會主義是需要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知識就是力量，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沒有科技理論的武裝，就不能順利地建設社會主義。列寧曾經指出：一個文盲的國家里是不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只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干成為共產主義者。也曾經指出：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愚蠢的軍隊是不可能戰勝敵人的同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有掌握先進科學文化知識的全體黨員。

設計意圖：

冬天到了，天氣一天天變冷了，寶寶們都穿上了冬衣。可再玩娃娃家時，我發現有的寶寶會將布娃娃的衣服或鞋子脫掉。寶寶們只熱衷于他自身的動作發展，全然不顧娃娃的冷暖。設計本活動，想通過讓寶寶自己幫小動物想辦法：怎樣過冬？怎樣取暖？從而不僅知道一些取暖的方法，更激發他們愛護小動物的情感。

活動目標：

1、嘗試用感官感知冷和暖，初步了解一些取暖的方法。

2、初步萌發關心小圍巾、大衣、熱水袋等）、小動物玩具若干活動準備：

各種取暖的物品（手套、圍巾、大衣、熱水袋等）、小動物玩具若干活動過程：

論文關鍵詞：科學知識社會學；社會建構；自然科學；人文科學

論文摘要：科學知識社會學指出，傳統的科學知識觀抹煞了科學的社會性，從根本上是錯誤的。通過科學爭論、實驗室研究和科學文本話語分析，科學知識社會學為自身研究的合法性進行了重要論證，并試圖促進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融合。然而，科學知識社會學徹底否認科學的客觀性和真理性，宣稱“科學知識只是一種社會建構”，結果導致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裂隙進一步加深。

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以下簡稱SSK)自20世紀70年代初在英國誕生后發展勢頭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國外社會學研究領域占據主流的地位。但在國內，人們對SSK的認識卻只能說是剛剛起步。國內對SSK的最早介紹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當時南開大學的劉甭浦教授在其主編的《科學社會學》一書中對SSK有初步評價。20世紀90年代末，國內第一本對SSK進行系統研究的專著《科學的社會建構—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與實踐》產生，一些主流的社會學和哲學雜志也開始密集地翻譯SSK的論文，一些出版社則系統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盡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評，但筆者認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對其作深人的反思，并從中得出有益的東西，則對我們的學術進步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產生的理論傳統及歷史背景

1.SSK的學術思想淵源。SSIC有多種學術思想淵源。該學派的代表人物馬爾凱聲稱，他們是在庫恩的哲學思想影響下，在批判了傳統的實證主義科學觀之后，研究科學知識的相對性和社會內容的學派。科學社會學家本?戴維指出:這個學派是在“反實證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現象主義、社會學中的人類學方法)興起和科學哲學中相對主義、建構主義的影響下產生的。并且，它與迪爾凱姆和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傳統相聯系。國內研究SSK的著名學者劉華杰則認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紀德國圖賓根學派的“教會編史學”、舊知識社會學、科學哲學家庫恩后期的哲學及對傳統科學哲學的反對。據此，可以這樣認為，SSK既是對傳統知識社會學的繼承，也是對正統科學社會學的批判，更是在科學哲學尤其是庫恩的思想影響下形成的。

2.SSK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僅僅從思想淵源上解釋SSK的產生，并不能完全說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幾十年間迅速發展為全球范圍內科學人文大戰的最主要根源，還必須對SSK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予以特別的關注。在西方，自柏林墻倒塌、冷戰結束以來，硬科學(自然科學)在其自身發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無法解決的困難如巨型化、實驗周期延長等，其負面影響開始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人們對科學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續的喪失。而另一方面，向來被自然科學壓倒的人文科學認為科學實驗室獲得的太多資助與其產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極力反對政府對自然科學的過多投資，認為人文科學應該享有和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以上這些情況誘發和助長了對科學本身的考察，為以反對科學權威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發展契機。在過去，國內對SSK社會文化背景的介紹普遍有所忽略，而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產生和發展的關鍵。

論文關鍵詞：SSK；代際演進；強綱領；社會建構論；社會學有限主義

論文摘要：科學知識社會學分別以強綱領、社會建構論和社會學有限主義為指導綱領，展現為不斷向實踐緯度演進的三展歷程，逐步擺脫了其理論困境，走向成熟，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進而為科學知識社會學的未來走向開拓了新的發展空間。

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以下簡稱SSK)以其激進的建構論主張迅速產生了國際性影響。它對科學采取的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立場，對哲學本質主義(essentialism)、形式主義(formalism)、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和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拒斥，尤其是它所開展的豐富多彩的經驗社會學研究，使得對知識和科學的社會研究繼20世紀20一30年代的繁榮發展之后，進人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本文分析了SSK產生的時代背景、代際演進及其理論優勢與局限，進而試探SSK的未來走向。

一、科學知識社會學產生的時代背景

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產生和發展與歐美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特殊社會文化背景緊密相連。二戰后科學霸權地位的確立、“大科學”觀念的形成和“反文化運動”的興起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產生的時代背景。

進人20世紀，科學在理論和應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廣泛的進步，不斷強化了人類自啟蒙運動以來根深蒂固的科學主義信念，科學唯我獨尊的霸權地位得以確立。“大科學”(BigScience)觀念也隨著普賴斯《小科學，大科學》(1963)的發表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經歷了上世紀20年代的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核軍備競賽及環境生態危機后，科學之劍的“雙刃性”為人們充分體會。人文學界在60年起了“反文化運動”，支持與科學共同體普遍主義立場相對的價值與精神，兩種文化(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對立由此形成。人文學者認為，科學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廣泛的教條所限制，或被福柯表達為一種等價于權力的知識系統。’?這種對“文化霸權”的批判促使人們注重對知識與社會相互關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