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會計理論？這要從什么是理論說起。美國會計協會（AAA）在《會計基本理論公告》中指出：“理論應該是包括一系列假設、概念和原則等構成特定領域研究的通用框架的一個有機體系。”這一定義與《韋氏新國際大辭典》（第三版）如出一轍。就是說，理論是指“某一探究領域的通用觀點所構成的一套前后一貫的假設性、概念性和實用性原則。”著名會計學家埃爾登S.亨德里克森（EldonS.Hendrikson）在《會計理論》中提出：“會計理論可以解釋為一套以原則為形式的邏輯推理。這些原則用來提供：（1）評價會計實務所依據的通用觀點；（2）指導新程序的開始。會計理論也可以用來說明現行實務，以獲得對它們更好的理解。會計理論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提供用以評價和開拓完善會計實務的通用觀點所構成的一套前后一貫的、合理的原則。”

目前國際會計學界比較流行的會計理論教材有三本，即沃爾克的《會計理論》（第四版）、亨德里克森的《會計理論》（第五版）和斯科特的《財務會計理論》。我們發現這些教材各有特色。沃爾克的《會計理論》（第四版）包括19個專題，即：會計理論導論、會計理論與會計研究、財務會計慣例結構的發展、財務報告規范經濟學、假設、原則和概念、尋找目標、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的概念框架、投資者和債權人有用的會計信息、合并和披露、收益表、資產負債表、現金流量表、通貨膨脹和物價變動會計、所得稅和財務會計、石油和天然氣會計、養老金和其他退休福利、租賃、公司內部權益投資、國際會計問題。其內容主要集中在財務會計方面，甚至與一般的高級財務會計沒有太大的差別。亨德里克森的《會計理論》（第五版）包括23個專題，即：會計學導論和方法論、會計4000年、CPA100年、探索原則、概念性框架、會計的經濟環境、決策、制定會計政策、現金，資本和收益、財務報告的收益概念、收益和費用、贏利和損失、價格變動影響的報告、財務狀況說明書、資產及其計量、折舊、流動資產、廠場設備購買與租賃、無形和非流動投資、遞延稅收、養老金、所有者權益、股東權益變動、財務信息披露。這本教材的前半部分涉及會計的基本理論和會計發展歷史，后半部分則是財務會計的翻版。斯科特的《財務會計理論》的內容比較簡明，包括緒論、理想環境下的會計、財務報告的決策有用性、有效證券市場、決策有用性的信息觀、決策有用性的計量觀、經濟后果、實證會計理論、沖突的分析、管理人員報酬、盈余管理、準則制定——理論問題、準則制定——政治問題。

二

在會計產生與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上，會計所提供信息的用戶及其用途則是有所區別的：在會計產生發展的早期，具體地說，也就是在復式簿記誕生以前，會計提供信息主要是為生產者自己服務的。生產者要管好經濟活動，要減少耗費和提高效益，就有必要把生產過程的內容記錄下來。只不過這時對生產過程內容的量化和記錄，還只是“生產職能的附帶部分”。到了13世紀，受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和十字軍東征的影響，地中海沿岸和某些城市的商業與手工業得到了很快發展，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這一時期由于在各方面都已經具備了利特爾頓在其所著的《1900年以前的會計演變》一書中概括的系統復式簿記產生所必須的7項條件，即私人財產、資本、商業、信用、書寫、貨幣和算術等，于是科學的復式簿記便在意大利威尼斯城邦誕生了。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逐步壯大，合伙與委托關系日益普遍，再加之復式簿記為把大量分散的數據轉換為有系統的綜合信息提供了可能，于是，這時的會計信息用戶就已不再局限于生產經營者本人，合伙人與委托人更為關切企業經濟往來和經營成果的信息。因此，邁克爾？查特菲爾德在其所著的《會計思想史》一書中指出還應該在歷史的先決條件基礎上加進合伙與委托關系。1844年，英國公司法的頒布把股份公司的發展首次納入了法制化的軌道，從而將企業投資者擴展到了普通民眾的范圍。由于“允許創辦股份公司在當時被認為是一種特權”，因此，“其回報條件是，要求股份公司承擔特定的公共責任。一般認為，公司的發起人和公司職員是負責管理投資者資本的受托者，所以，有義務將資產的使用情況公諸于眾。”由于會計信息使用者范圍的擴大，以會計報表來提供企業財務信息的方式便逐漸流行開來。因此，1856年的公司法便規定了“反映英國人對法人責任看法的資產負債表的標準格式。”從而使會計行為規范的內容具體擴展到財務會計的技術方面。雖然19世紀“美國的股份公司沒有象英國那樣由于股份投機而使股東蒙受巨大損失的歷史，創辦股份公司的規定，也不象英國那樣嚴格，而且，并不認為創辦股份公司是一種特權，但它同樣也要求公司應承擔披露的義務。”由此可見，無論早期公司法是出于何種背景而提出的對會計行為的規范，有一點都是共同的，那就是這些規范或準則都與會計信息的用戶有著密切的關系。

從19世紀中葉起，由于以科學技術革命為先導的英國工業革命所帶動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發展和會計上的“自由放任”政策，便有力地促進了會計方法和技術的繁榮與革命，以簿記為主的會計便逐步發展成為以記錄、確認、計量和報告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現代財務會計。具體而言，這種發展過程主要可概括為下述兩個方面：

（一）經濟環境的驚人改變為簿記制度向會計領域的發展提供了原動力

內容摘要：新聞評論是新聞媒體闡述立場觀點和態度，影響引導輿論的“旗艦”，進入信息化時代，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新聞評論在各媒體蓬勃發展，研究它具有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本文以報刊新聞評論為研究對象，從“新聞化”、“多元化”、“平民化”、“形象化”等等七個方面分析其在新世紀里的創新特色。

關鍵詞：新世紀新聞評論新聞觀念創新

構建和諧社會要塑造有利于和諧發展的輿論環境。新聞評論是媒體闡述立場觀點，影響引導輿論的“旗艦”，進入信息化時代，其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現代國際新聞的話語權，乃至某些發達國家的話語霸權，在新聞評論中表現得最直接、最快速、最有力。新聞評論對社會輿論和人的行為方式的影響，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重要，面對越來越復雜的外部世界，公眾需要信息，更需要傳媒提供分析、判斷和見識,信息越豐富，信息消費就越費力。如何更有效地引領群眾在紛繁復雜的多元世界中進行正確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如何在滲透力上下功夫，最大限度地增進干部群眾的共識，最大限度地統一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就成為當今新聞評論的一個重要課題。

近幾年，新聞評論在各媒體日漸興旺，報紙已不滿足于言論專欄，而不斷涌現言論專版,形式也更為多樣，新聞評論已成為各媒體的重要需要，看重新聞評論是時代的要求，是世界的潮流，新聞評論也形成了自己的時代特征和發展趨勢。下面僅從七個方面探討它的創新特色：

一、“新聞化”特色

新聞性是所有新聞體裁的共同特點，這是由新聞媒介的性質決定的。新聞評論作為新聞體裁，進入新世紀，由于新聞觀念的發展變化，由于通訊技術的迅猛發展，信息傳播速度的飛速增長，它的新聞性特征得到更加突出的強調，進一步發展為“新聞化”特征。評論新聞化，使新聞與評論互相延伸，互相深化，加重報道的分量，大大增強傳播效果。主要表現為：

近年來，隨著新聞事業的快速發展，受眾心理需求的不斷變化，各種不同的新聞文體在改革中不斷求異、創新，積極拓展生存和發展空間，新聞評論也是如此。

一、新聞評論的新聞性

新聞評論從其產生、形成和發展，一直作為新聞宣傳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在新聞報道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對于新聞評論這一樣式的特征是什么，一直以來是業界和新聞評論研究界所爭論的問題。對于新聞評論的特性可以說是智者見智，仁者見仁，各持己見。不管對新聞評論的特性的認識持何種主張，我以為，新聞評論的新聞性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寫作新聞評論和研究新聞評論都離不開新聞評論的新聞性這一根本特性。新聞評論的新聞性具體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1.真實性。新聞評論依賴于新近發生或發現的事實，是建立在真實事實基礎之上，是對真實事實展開的評論，如果事實失去了真實性，有關評論就毫無價值可言。

2.時效性。新聞評論的時效性同樣包括時新性和時宜性。新聞評論新聞媒體、個人就新近發生的新聞事實，或問題展現觀點、表明立場、發表意見的文體。

二、新聞評論的新形式

摘要：20世紀60年代，新聞報道中的客觀性原則遭到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挑戰，一種全新的新聞報道思潮——新新聞學悄然出現在美國，該文論述了新新聞學的內容和社會背景，客觀地評價了新新聞學的理論及實踐中的價值。

關鍵詞：新新聞學；客觀報道；新聞報道方式

到了20世紀60年代，客觀性原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挑戰。一種全新的新聞報道思潮——新新聞學（NewJoumalism）悄然涌現，它沖破傳統新聞報道觀念和寫作手法的樊籬，如同一枚石子投入當時頗顯沉悶、死板的新聞業“死水”之中，在美國乃至西方各國蕩起陣陣漣漪。

一、什么是新新聞學

對于“新新聞學”一詞，最初并無明確的界定。它開始只是一些“離經叛道”的雜志，如《村聲》、《紐約》、《老爺》等，因不滿當時新聞界沉悶的空氣而無意間扶植起的“一種特殊的散文式論文”。隨著參與者的日益增多，在新聞界漸漸形成一股時尚的潮流。“這些不同類型的寫作都具有一系列被傳統新聞忽略的內容：氣氛渲染、個人情感、對事件的解釋、宣傳鼓動、各種觀點、小說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寫、少量的淫穢內容、對時髦事物和文化變革的關心、以及政治見識（在任何一個作家身上，并不能發現所有這些特點）。有時這些作家僅靠打破禁忌，不僅討論禁談的題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聞教條所禁用的手段和寫法，就形成了一種新聲。”1973年堅持這種時新報道觀念的美國記者湯姆沃爾夫（tomwolfe）和約漢遜（EWJohnson）,選出21位認同這種寫作風格的作家的作品，編輯了一本《新新報道》，“新新聞學”的稱呼由此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

新新聞學，又稱新集納主義，新新聞體。簡單的說，所謂新新聞學是指用小說的筆法來寫新聞故事。這種報道方式融合小說的創造想象力及新聞記者的采訪技巧，一反新聞界過分依賴新聞來源提供消息的傳統，由記者對現場一件事深入觀察，并作詳盡分析。新新聞學強調的是寫作的風格及描述的品質。在這種新聞報道方式里，洋溢著濃郁的小說化氣息和主觀性色彩，甚至走著由事實轉向虛構的道路。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內涵和框架下，根據10年改革發展所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結合當今時展的新特征和新趨勢，本著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根本目的，提出了由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而形成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攻堅階段的綱領性文件。《決定》不僅在重大理論認識上有突破性進展，而且在指導實踐上有很強的操作性。高瞻遠矚、全面深刻、務實創新以及政策突破是《決定》的四大突出特點。《決定》也為金融體制改革提出理論新思路和政策新框架。

1、第一次提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期后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指明了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在滿足人民物質生活需要方面的努力已得到長足發展，但在滿足人民對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生態環境等方面的需求上還遠遠不夠。另外，在經濟高速增長同時，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尖銳，特別是城鄉之間、東西部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以及資源環境保護之間不協調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這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到：經濟增長只是標志社會進步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經濟增長不能完全代表，也不能代替經濟發展；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才是正確的衡量標準。

經過25年的改革開放實踐，我國已經有必要和有條件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同時，把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到更重要的位置。在執行金融宏觀調控職能時，中央銀行必須把這一新的科學發展觀作為實施職能的出發點和制定政策的歸宿點，即作為發揮央行宏觀調控藝術的靈魂。

目前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居世界前列，這一成績的取得與中央銀行實行有效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和實施適當的宏觀調控是分不開的。近年來，我國商業銀行信貸結構發生較大變化，由過去只向企業提供生產性信貸轉向個人消費性信貸，且自1998年以來個人住房消費信貸增長速度高于企業住房開發貸款增長，信貸增長在支持投資和消費上發揮了重大作用。但我國投入產出比較低，每年投入的資金占GDP的40％；產品供給短缺問題已基本消除，但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第三產業占比較低；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較快，但技術創新能力較弱；經濟增長速度較快，但個人收入增長緩慢，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矛盾嚴重等等，這一系列問題的存在也需要貨幣政策發揮有效的調控作用。我國已經走過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初級發展階段，物質供應比較充裕，現在應該是“發展經濟，發展社會”，即促進社會進步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這次《決定》突出強調，今后的發展不能僅僅是經濟增長，而應該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促進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同時原來制定的許多相關法律也要與時俱進，圍繞這一中心作相應的修改，例如修改《中國人民銀行法》，將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由“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改為“以此促進經濟發展”。

【內容摘要】新聞評論的特點需要根據發展了的新聞評論實踐進行重新認識。把新聞性、政治性和指導性作為新聞評論的特點是不合適的。新聞評論有五大特點：以新聞事實為依托、時效性、思想性、論理性和大眾性。

【關鍵詞】新聞事實；時效性；思想性；論理性；大眾性

究竟什么是新聞評論?新聞評論具有什么樣的特點?對它的認識直接關乎新聞評論的發展，但是，學界對此問題仍然停留在80年代中期的認識水平上，未能根據新聞評論實踐的要求進行更為科學的概括，以致形成了對新聞評論實踐的阻礙。因此，我們有必要對新聞評論的特點進行重新審視。

一

中國大陸對新聞評論的特點進行認真探討，是從80年代中期開始的。筆者所能查到的最早的概括，出現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范榮康先生登載于《新聞戰線》1984年第3期的《新聞評論的一般特征》一文中。在此文中，范先生這樣界定：“新聞評論是就當天或者最近報道的具有新聞價值的事情和問題，所發表的政治性的，面向廣大讀者群眾的評論。”后來，在其專著《新聞評論學》中，范先生進一步明確界定：“新聞評論是一種具有新聞性、政治性和群眾性等顯著特征的評論文章。”“新聞評論是就當天或最近報道的新聞，或者雖未見諸報端但確有新聞意義的事實，所發表的具有政治傾向的，以廣大讀者為對象的評論文章，離開了新聞性、政治性和群眾性，都不成其為新聞評論。”①

后來，范先生概括的“三性”成為一種比較公認的經典認識。

[論文關鍵詞]新聞輿論；監督；媒體

[論文內容提要]新聞輿論監督是社會監督的重要組成部分，新聞輿論監督在揭示事件真相、呼喚社會公正和推進民主法制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新聞媒體正確處理輿論監督的原則是：不缺位，也不越位；恪守媒體角色，公正介入監督事件，在一些特殊領域遵從特殊的監督規律，講究新聞輿論監督的時機和形式。

隨著大眾媒介的普及和社會民主素質的全面提高，大眾媒介已經成為聯系政府和民眾的重要紐帶和橋梁。與世界許多國家一樣，我國實行的是間接民主制度，人民不直接行使權力，而是由人民選舉出來的人民代表及其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權力。這樣，人民作為國家主人，一方面通過人民代表表達自己的參政議政意愿，另一方面通過大眾媒介監督國家事務和選舉的人民代表，行使自己當家作主的權利。所以，自由地、充分地行使新聞輿論監督權，不僅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還是公民關心國家建設、參與國家建設的重要義務。

新聞輿論監督是社會監督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通過報紙、廣播、電視和網絡等大眾媒介，發表自己的觀點、意見和建議、批評，對國家事物和社會生活中違反法律規定和社會道德的現象進行揭露和批評，對國家機關及其公務員的缺點、錯誤乃至瀆職、貪污受賄、官僚主義作風等進行抨擊和譴責，達到監視和矯正社會秩序的目的。我國的新聞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在廣大受眾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代表民意的新聞輿論監督往往能夠產生巨大的社會效果，促使問題在法律框架下得到解決。從20世紀80年代的“渤海二號”事件，到最近幾年的“南丹礦難”、“孫志剛事件”和“劉涌案”，新聞輿論監督在揭示事件真相、呼喚社會公正和推進民主法制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見，正常的新聞輿論監督是民主社會不可缺少的社會構成因素，其作用發揮得越充分，越有利于和諧社會建設。

但是，新聞輿論監督在民主社會里又不能越位，特別是不能包打天下，去代替行政監督、黨內監督和法制監督，那樣的話，非但不能充分發揚民主，反而會破壞社會監督體系，破壞正常的社會秩序，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發展。新聞媒體正確處理輿論監督的原則是：不缺位，也不越位。

一、放棄監督，放棄批評，就是放棄新聞媒體的職責，放棄了廣大受眾的重托。媒體工作者似乎可以決定報道什么事件，不報道什么事件，可以批評某些不良社會現象，也可以對這些現象置若罔聞，但是，媒體的監督最終決定于受眾的意志、觀點、態度。媒體如果不關心民眾疾苦，不直面社會矛盾和問題，它必將被受眾拋棄。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是受眾授權新聞工作者監督社會問題，提出批評，提出建議，促進社會和諧發展。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報》登載《一大學畢業生因無暫住證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的報道，首次披露孫志剛事件真相，隨后，《中國青年報》、《北京青年報》、《工人日報》、《人民日報》、新華社等主流媒體以及新浪網、新華網等著名網站先后介入孫志剛事件，并最終導致《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廢止。這個新聞輿論監督事件，從表面上看是媒體的新聞報道和評論形成了強大的社會輿論，最終促使有關部門查清事件真相，把不法之徒繩之以法，其實，推動媒體開展新聞輿論監督的真正動因是廣大民眾不滿意沿用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以及要求社會平等對待城市困難群體的訴求。所以，當孫志剛事件出現后，媒體如果依然保持沉默，不能及時傾訴廣大老百姓的心聲，那么，就意味著媒體對廣大受眾意愿的漠視，也違背了媒體應承擔的社會責任，自然不會得到受眾的認可。

內容題要

*陸定一對新聞報道(作品)的定義中包含著唯物主義本體論前提,但后來的研究者對此重視不夠.

*“新聞是屬于精神世界”與“新聞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的提法，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沒有離開人類社會而獨立存在的新聞，也不可能有與人類社會不發生關系的新聞本體。新聞本體深深植根于人類社會客觀的物質實踐活動中。

*新聞不是事實的反映，不是事實的報道，也不是事實的信息。新聞就是事實。新聞依存于人類社會，但并不依存于人的主觀意識。新聞屬于社會存在范疇，不屬于社會意識范疇。

*哪些事實是新聞，哪些不是，其決定因素不是事實本身，更不是傳播者或傳播媒介，而是人在社會實踐中不斷產生和發展的“知”的需要已經事實本身滿足這種需要的程度。

一、主流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

國際貿易理論作為現代經濟理論的專門分支始于亞當·斯密。他在其《國富論》中提出了絕對成本的概念，后經李嘉圖修正，形成了比較成本理論。比較成本理論提示了互利貿易的基礎以及貿易利益的來源。繼而俄林在其《區域間貿易與國際貿易》一書中對此作出了解釋，提出了要素稟賦理論（即H—0模型）。這一理論指出：比較成本差異的原因在于各國資源稟賦的不同，并且對國際貿易的商品和要素模式作了確定性的結論。至此，奠定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兩個層次的核心。

比較成本理論與要素稟賦理論。此后，雷布津斯基、薩繆爾森等人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和補充，形成了我們所熟知的流行的國際貿易理論的內容。

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的最大特點是邏輯嚴密，形式完美。但這也是它的弱點所在。因為現實的世界畢竟不如它想象的完美。事實上，傳統國際貿易理論自它誕生之日起，就不斷遭到嚴峻的挑戰。里昂惕夫之迷，首先通過實證研究對它關于國際貿易商品和要素模式的預測提出了疑問。戰后，尤其是60年代以后，國際貿易領域出現了許多新的現象。發達國家間（即要素稟賦相似國家間）的貿易以及相似產品之間（即生產所需要素比例相似的產品之間）的貿易等。對此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一籌莫展。80年代以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致力于利用產業組織理論和市場結構理論來解釋國際貿易現象，用不完全競爭、規模報酬遞增和相異產品等概念及思想來構造新的貿易理論模型。以斯蒂格利、克魯格曼、格羅斯曼以及赫爾普曼為主要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創建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吸取了以往諸多貿易理論的合理因素，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這一理論因其理論的新穎、分析方法的獨到和解釋現實的能力逐步為大家所贊同，其地位已遠遠超過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格羅斯曼、克魯格曼為此先后獲得了克拉克獎。該理論也被稱為“新貿易理論Neo—tradetheory”。

二、新貿易理論的特點

（一）全新的理論假設前提

羅默（1986）認為決定經濟增長的技術進步是經濟系統的內生變量，是廠商追逐利潤最大化的結果，并且假定知識不同于普通商品之處在于知識具有溢出效應，這使得任何廠商所生產的知識都能提高全社會整體的生產率。而正是知識溢出的存在，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才不會無限降低，也即稻田條件不成立。由于知識的溢出效應導致廠商的收益低于社會收益，因此在政府不積極干預時，廠商缺乏生產新知識的動力，增長將放慢或停滯不前。因此羅默認為政府有必要對經濟進行干預。

盧卡斯（1988）認為全經濟范圍內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造成的，人力資本的內部效應是提高廠商的生產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是提高全社會的知識水平，進而促進經濟增長，并且用全社會的平均人力資本來衡量這種溢出。而且根據這一模型得出發達國家的人力資本水平高，因此它的資本邊際生產力和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都比發展中國家高，物質資本收益遞增將誘使外國資本和工人流向發達國家，并且就是在同一國家內部也會出現人才和資源從不發達地處向發達地區集中。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各個國家間發展的不平衡。巴羅（1990）認為政府服務也是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其中公共產品模型認為公共產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壅塞模型假定公共產品有部分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產品對所有的廠商有溢出效益，并且政府制定產權保護可以促進私人廠商收益的提高，從而促進資本積累和生產。但是這些模型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對內生技術進步的分析不足，注重強調技術的外部性，而忽略技術進步的本身可以提高擁有該技術的廠商生產力，同樣也可以促進經濟增長。

除去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推動力量外，新增長理論認為資本的積累也促進經濟增長，Ak模型假定生產函數為：Y=AK，模型中的資本包括物資資本和人力資本，并且它們之間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資本的邊際收益不變，在AK模型中人均消費，人均資本都以相同的不變比例增長，經濟增長率與生產技術和消費者的偏好有關，這里消費者的偏好將決定是進行消費還是儲蓄，進而影響資本的積累。這類凸性增長模型認為：經濟的增長取決于資本的積累，而要使資本無限積累下去，則要求資本的邊際收益不能無限下降，而物質資本的邊際收益是遞減的，因此雷貝洛認為只要經濟中存在不受不可再生要素影響的核心資本就可以做到這一點。這種核心資本通常被認為是人力資本。

另外新經濟增長理論還引進了熊彼特方法，AghionandHawitt(1988,1992)認為經濟的增長是由一系列的隨機質量改進引起的，而這些創新也是具有不確定性的研發活動的結果，并且新發明會使舊的技術或產品過時，從而退出市場，這種過時被稱為“創造性毀滅”，經濟存在一個隨機的增長路徑，也就是說由于假定創新是以柏松概率到達，因此增長路徑是階梯跳躍的，這里經濟增長來源于創新，但同時創新會導致產品的更新換代，市場結構的調整。

而這種市場結構調整的過程中會出現模仿過程，產生所謂的后發優勢效應，也即一國技術水平離國際技術前沿水平越遠，則該國可以學習的技術就越多，學習潛力也就越大，技術進步也就越快。在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亞洲四小龍就成功實現了趕超計劃。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跨國增長在出現這種“俱樂部趨同”的同時，另一方面又表現有“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兩極分化。如整個的非洲大陸與世界的增長路徑相差越來越遠。Howitt&Mager-Foulks（2005）對這種跨國增長的差異進行了初步探索，構建了一個包含研發和技術轉移的熊彼特增長模型來解釋跨國增長的差異。認為技術轉移并非像新古典理論所描述的是一個瞬時的無成本的過程，相反跨國或跨地區的技術轉移是一個有條件有成本的過程。

新增長理論在討論開放經濟條件下的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時，主要討論了國際貿易影響經濟增長的四個機制:(1)國際貿易方便了技術信息的國際傳遞，降低了創新成本。(2)國際競爭使廠商為鞏固地位而從事研發。(3)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使每個廠商面臨一個更大容量的市場，因此技術創新的收益會增加。(4)當兩個國家的產業結構，技術水平差異較大時，可能促進專業化生產，進而促進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