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推進國內公共政策與公共管理理論發展和中外學術交流,本刊自創刊號開始即開設“當季英文佳作推介”專刊,以“介紹加評論”的方式向本刊的中文讀者重點推介若干篇精心選擇的國際著名期刊學術論文。本期專欄特意從PolicySciences、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Governance和PolicyandSociety選取了四篇佳作,予以評析,以饗讀者。它們當中既有新穎的理論探討可以幫助廣大同行擴寬理論視野,又有精妙設計的實證研究讓青年學者管窺“時髦的”實驗研究法在公共部門研究中的應用。衷心希望本文能帶給廣大公共政策與管理領域的研究者不少理論和研究方法上的啟發。

一、論文一:理解“政策不作為

”McConnelA,HartP.2019.Inactionandpublicpolicy:Understandingwhypolicymakers‘donothing’[J].PolicySciences,52(4):645-661.自拉斯韋爾的政策科學傳統肇始,公共政策理論的發展主要立基于對政策活動(policyactivity)和政策干預(policyintervention)的研究。無論是著名的多源流模型、倡導者聯盟框架,還是政策學習與政策擴散理論,都有意無意地暗含著一個基本的前提:政策主體的主觀能動性(agency)。換言之,現代公共政策理論的認識論基礎之一是研究可觀測的、有目的性的、真實的政策行動(policyaction)(Peters,2019)。最近,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的AllanMcConnel和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的Paul􀆳tHart在著名國際學術期刊PolicySciences發表的一篇論文大大開拓了人們的理論視野。在這篇題為Inactionandpublicpolicy:Understandingwhypolicymakers‘donothing’的論文中,兩位作者聚焦政策不作為(policyinaction)概念,系統梳理了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論脈絡,提出政策不作為的類型學,并提倡:要深化對當代公共政策過程的理解,可以更深入地關注在面對社會問題時為什么政策制定者有時什么都不做(donothing)。在早期研究公共政策的政治學家中,戴伊(ThomasDye)曾給出了一個言簡意賅的著名定義:政府決定做或者不做的事情就是公共政策(Dye,1972:2)。不過,后來的理論發展似乎并沒有過多關注到政府選擇不做的那些事情。事實上,在當代社會,所謂的政策不作為常常出現在公民的日常話語中,并往往同疏忽、懶政、惰政、卸責等負面標簽相聯系。在社交媒體發達、社會觀點多元化的時代里,西方政策制定者在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生態環境災難、跨國難民危機、控槍等棘手政策問題時的踟躕不前和進退失據也常常被詬病為政策不作為。因此,這一現象本身并不新鮮,反倒俯拾皆是。然而,為什么如此重要的政策現象很少作為理論研究的對象呢?兩位作者指出,這緣于政策不作為現象的反事實(counterfactual)本質給學術研究造成障礙(McConnelandHart,2019)。換成俗話來說就是:你說政府什么都沒有做,但政府可能說,其實我們已經做了能做的一切。因此,判別什么是政府可以做但沒有做的事情成為理論分析的關鍵。在這里,作者借鑒了政治學思辨中的“可能性原則”(thepossibilityprinciple;MahoneyandGoertz,2004),即:面對任何社會問題時,排除掉極端的政策場景,政府通常都有一系列現實中可行的對策;在這種情況下,當政府選擇什么都不做時,就可以被認為是主觀上的政策不作為。兩位作者進而給出了一個正式的學術定義:對于決策者個人、公共組織、政府和政策網絡來說,當一個在其管轄范圍內的政策問題有若干可能的政策干預予以應對時而沒有做出干預,即為政策不作為。為了更好地分析政策不作為的原因和后果,AllanMcConnel和Paul􀆳tHart對這一現象做了類型學劃分,分別包括:蓄意不作為(calculatedinaction)、意識形態性不作為(ideologicalinaction)、被迫不作為(imposedinaction)、勉強不作為(reluctant上述的分類對政策不作為的可能類型做了比較全面系統的闡述,作者隨后又對各種不作為的成因做了歸納,包括個人驅動型、公共組織驅動型、政府驅動型和網絡驅動型。論文對不作為的類型學、驅動力、后果等都做了詳細的論證,受本文篇幅所限,筆者不一一贅述。總的來說,這篇純理論推演型的學術論文對于公共政策和管理學者如何進行理論的演繹和歸納從而開拓全新的研究視野做了很好的示范,作者對于公共政策理論脈絡的把握非常精深,并展現出高度的敏銳性和創新能力。假以時日,相信本文會吸引很多各國同行開始關注各自國家和政策領域內的政策不作為現象。在中國的場景下,公共政策中的不作為并不罕見,本文或許可以啟發很多國內外的中國研究學者來分析在中國大陸的體制背景下,公共政策不作為的原因、過程和后果。簡單而言,若干中國特色很有可能讓中國場景下的政策不作為表現出和西方不同的特征,包括:強調中央集中統一領導與條塊分割并存、官員晉升錦標賽、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財政分權與再集權、治理懶政惰政問題等等。當然,對政策不作為進行深入分析,需要一套扎實可靠的研究方法,并突破方法論的障礙。首先,如何捕捉現實世界中的政策不作為?沒有政策干預是不是一定導致負面后果?有意維持現狀是不是等同于政策不作為?其次,對政策不作為現象進行解釋,少不了“因變量—自變量”的思維框架。因為實證研究的缺乏,學者們一時尚無法用量化研究的途徑進行假設檢驗。那么,首先從探索性的扎根理論和扎實的個案研究開始,或許是一條可行的路徑。如果能夠經由質性研究歸納出若干可以解釋政策不作為的因素,便可以將它們作為命題進行更大樣本情景下的檢驗。最后,公共政策是一門“入世”的學問,我們當然不應滿足于解釋這一現象,同時應該帶著現實觀照,試圖評估政策不作為造成的后果(McConnelandHart,2019)。

二、論文二:行為公共管理的“助推”

在現實中效果如何?LinosE,QuanLT,KirkmanE.2020.Nudgingearlyreducesadministrativeburden:Threefieldexperimentstoimprovecodeenforcement[J].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39(1):243-265.近年來,行為公共管理理論(behavioralpublicadministration)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它把心理學和管理學的研究成果應用到公共部門管理的場景中,對政策客體和行政對象的行為能夠做出更為細致的分析和預測,尤其是在政民互動領域,行為公共管理學可以幫助提供更為科學的對策,提高政府公共服務的有效性和公民體驗。在行為公共管理理論中,助推(nudging)概念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基本假設就是,面對公共政策和政府公共管理行為,公民個體并非全然沒有遵從的動力;事實上,在胡蘿卜(經濟誘因)和大棒(行政強制/懲罰)之外,還有一套介于中間的政府工具,它們既不像胡蘿卜那樣訴諸于物質利益以圖實現人們行為的改變,也不像大棒那樣給人生硬粗暴之感,這類被稱為“助推”的柔性工具從細微處著眼,通過一些現實生活中司空見慣的“小把戲”影響人們的認知過程,從而自發地調整行為模式,最終實現公共政策和管理的目標(ThalerandSunstein,2008;John,2018)。近年來的發表的一些實證研究已經發現,簡化行政流程、減少繁文縟節(red-tape)不但能夠節約行政資源,而且可以“助推”行政對象改變行為、改善用戶體驗、提高合規遵從(compliance)(JakobsenandSerritzlew,2016;Möllenkampetal.,2019)。最近,在政策分析的國際頂尖期刊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發表了由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ElizabethLinos、LisaQuan和英國行為洞察力團隊(TheBehaviouralInsightsTeam)ElspethKirkman聯合發表的論文Nudgingearlyreducesadministrativeburden:Threefieldexperimentstoimprovecodeenforcement。這篇論文無論是對行為公共管理理論的把握,還是在實驗研究方法上的使用,均屬上乘。不但驗證了關于助推的一些重要理論解釋,還提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對于公共管理實驗研究方法有興趣的讀者,一定會從這篇論文中取得很大收獲;即便對于并不專攻這一領域的青年學者和研究生而言,精讀本文的導言和文獻回顧部分也可以學到很多:教給你如何整理和把握浩如煙海的理論敘事,發現其中的不足,進而言簡意賅地完成一個高質量的文獻回顧。三位作者首先對遵從合規理論(compliancetheory)做了簡要的回顧。早期理論認為,公民對公共政策的遵從行為主要取決于其對遵從收益和不遵從成本之間的權衡。后來的研究發現,公民的情感反應、社會規范乃至個人價值觀念更為深刻地影響著遵從行為。最近十多年來遵從理論轉換角度,主要聚焦為何有人不遵從公共政2019—2020)207　策?這些研究認為,不合理的行政流程和法規設計給公民造成了行政負擔(administrativeburden),進而提高了學習成本、心理成本和遵從成本,間接影響了公共政策的有效性,致使很多政策和政府服務得不到目標群體的響應。這篇論文站在行為公共管理理論的角度指出,良性的政民互動不是簡單的胡蘿卜或者大棒的問題,而是要同時減少公民對公共政策的學習成本和遵從成本(Linosetal.,2020)。這篇論文的研究對象是美國社區私人房屋的建筑標準合規問題。文中提到,美國社區存在很多的住宅僭建和危房問題,帶來了一系列諸如公共衛生、人身安全乃至治安問題。當年著名的卡特里娜颶風造成巨大傷亡,也與不少房屋結構不合規有關。然而,原有的“督查—警告—整改—再督查—驗收”的行政流程曠日持久,為政府財政和人手分配帶來沉重負擔,而且業主的遵從合規也效果不彰。三位作者用行為公共管理的思路對現有行政流程進行檢視后發現,站在公民的角度,其實這些看似縝密的流程存在不少缺陷,客觀上增加了業主合規的學習成本和心理成本。因此,優化現有流程可以很好地降低上述成本,從而鼓勵自愿遵從(voluntarycompliance),實現政府和公民的雙贏。這篇論文的研究方法非常新穎,研究團隊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奧爾良、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和田納西州查塔努加這三個城市展開了現場實驗。實驗選址基于地方政府的興趣意愿和配合保障,而實驗的內容非常簡單:重新設計違建通知書的內容、形式和寄送時間點。這看似簡單的實驗干預背后卻隱含著一系列重要的行為公共管理技術,包括文本易讀性、量身定做、心理暗示、時間點等。總體來說,上述三個干預實驗雖然針對合規執法流程中的不同節點、不同類型的業主,但實驗內容都深入參考了行為公共管理的技術方法,從一些“不起眼”的細節入手,優化政民互動模式,以期降低公民的合規學習成本和心理成本。在三個實驗中,研究團隊均使用了隨機對照實驗(randomcontrolledtrial)來增強隨機性和因果推論的效力。實驗結果顯示,上述的實驗在新奧爾良市、路易斯維爾市和查塔努加市將房屋合規率分別提高了14.7%、3.3%和9.2%,為當地政府節省了6%至15%的行政預算,效果可謂非常顯著。這篇研究還與傳統公共管理理論對話,指出優化行政流程不應該簡單地等同于減少行政環節,事實上,在新奧爾良市和查塔努加市的實驗證明,創造性地增加一個行政環節非但沒有增加成本降低效率,反倒讓整個流程更加優化(Linosetal.,2020)。可見,行為公共管理“助推”的很多創見對傳統的公共管理思維做出很大發展。正如評介開頭所言,這篇論文無論是對行為公共管理理論和技術的把握還是實驗方法的使用,都為廣大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高質量的樣板。事實上,在中國廣闊的地方政府創新場景中,類似的實踐并不罕見,很多行政部門流程再造的改革乃至小小的“便民服務”本質上都可以從“助推”的視角來理解(張書維等,2019)。諸如門診網上掛號和網上預約、“一站式服務”、政務APP等等,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公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也幫助提升了政府的回應性和政民互動的體驗。對于中國學者而言,深入研究這些創新,不但可以更好地總結在“助推”上的中國經驗、向國際同行講好“中國故事”,也能夠站在更為科學客觀的角度為地方政府提供決策參考和改革建議,幫助它們更好地使用行為公共管理的理論和技術,用更低廉的成本和更親民的方法,實現更好的公共管理績效。

三、論文三:跨國的政策擴散和政策轉移

初中歷史課本第一冊（人教版）第20課《昌盛的秦漢文化》（121頁），對我國西漢哲學家董仲舒有一段文字評述。原文是：“西漢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為神化封建皇帝，麻痹人民，也宣揚迷信思想，他說，天和人之間是息息相關的：皇帝行德政，天就用風調雨順來贊美他；皇帝無道，天就降災害來警告他。”這段評述，作為向初中學生介紹一位古代很有影響的哲學家，似嫌片面。上述從董氏原著譯述的那段話，就是董氏所創立的“天人感應”學說，這種學說，固然神化了封建皇帝，但在皇權至上、不受任何約束的當時，“天人感應”說給皇權施加一種天的監督作用，對人民是有利的。因此，對董仲舒的思想理論應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進行評論，不能以現代的眼光苛求古人。

（一）董氏思想理論的時代背景

西漢王朝建立以后，經過長期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增長較快，國力日見強盛，武帝劉徹窮兵黷武，連續對匈奴，西域發動戰爭，耗費人力物力財力很大；同時貴族、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許多農民論為流民，社會矛盾日見尖銳。原楚、齊、燕、趙等地出現農民暴動，反抗豪門地主的剝削壓迫，而漢武帝仍然連年用兵，揮霍無度，加劇了西漢初期的社會矛盾。董仲舒《天人三策》的提出，旨在解決漢初的社會矛盾，為漢王朝謀求一條長治久安的道路。

（二）董氏關于天的概念

（1）神之天

他說：“天者，百神之君也。”（《春秋繁露·效義》，以下只注篇名）。這里所說的天，實際上是神，并且是世上眾神的首領，但世界上并不存在這樣一種天，純屬唯心主義的觀點。又說：“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父而生，未之有也。”（《順命》）提出天的重要性，這和殷周時期人們對天的理解與崇敬一樣，實際上是繼承了過去的天命觀，但這些并不是他的主要思想。他說：“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順命》）又說：“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王道通三》）這和前面“天者，百神之君也，”有所不同，指出世上萬物靠天才能生存，在概念上具有一定的物質成分。他說：“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施。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光，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光，所以為明……天之行也。”（《離合根》）這里所說的天，成為一種實體，他認為，確實存在這樣一種天，它高高在上，但又能化生萬物；它隱藏起它的形狀，但又能現出光明，這說明天是客觀的存在，在認識上有所進步。但又說：“藏其形，所以為神。”又陷入了神秘主義，這是時代的局限性。

本文作者：徐振華胡苷用工作單位：，西南政法大學

贍養父母的條件根據《贍養父母法》，年老的父母申請贍養令的條件是，必須居住在新加坡，并且是新加坡的居民，年齡在60歲以上，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該法規定，只有符合“如果他的所有的收入和其它財產，都不足以滿足其基本的需求時”，父母才屬于“生活不能自理”。《贍養父母法》還規定，救濟不是依據經濟需要給予的，甚至即使子女有這種能力。考慮到“請求人已經花費了其經濟資源”，《贍養父母法》規定的贍養條件只是基于“公平正義”的情況下才能適用。因此，對于那些揮霍浪費的人是不能依法要求其子女承擔其贍養之責，法律規定可以抗辯的因素，集中在年邁的父母沒有完全履行照顧子女義務的過錯上。《贍養父母法》規定:“如果法庭查明有證據證明，原告遺棄、虐待被告，法庭可以駁回其起訴，或者可以減少贍養的費用，以達到公平正義之目的。”沒有盡到父母之責的人，是沒有權利要求其子女贍養的。但根據民事訴訟法的“可能性平衡”標準，子女應承擔證明父母有遺棄、虐待等行為的舉證責任。

父母提起贍養之訴的人的范圍一般而言，老年父母都是自己申請要求贍養，但《贍養父母法》規定允許在以下二種情形下由他人代為提起訴訟。第一，由于生理、心理或其他原因，父母不能自己提起訴訟時，贍養訴訟可以由以下組織或個人提起:任何家庭成員之一;和他居住的照顧他的人;或者是任何已經獲得批準代為提起訴訟的其他人。第二，根據《贍養父母法》成立的贍養父母委員會，在原告年滿60周歲以上時，可以代為提起贍養之訴。允許他人代為提起訴訟，這保證了那些沒有訴訟能力的老年人仍然可以實現自己的愿望。

贍養令的期限在決定贍養的程度時，《贍養父母法》規定法庭應考慮的情形:應當考慮原告的經濟需求，包括住房和醫療等合理開支;原告的收入、賺錢能力、財產以及其他的財產資源，原告花費其存款或消費其他財產的方式;原告在生理或心理上是否正常;被告的收入、賺錢能力、財產和其他金錢上的財產;被告扶養其妻子或子女的開支;被告在經濟或其他方面為原告所作出的貢獻。并且，《贍養父母法》明確規定，對于子女及配偶的扶養應當優先于父母的贍養。贍養令的頒發只是給予父母經濟上的一種補充，如果不是一個人承擔贍養父母的義務，法庭就會根據公平原則在各義務人間進行分配。為老年人簽發的贍養令，可以是一次性支付，也可以是按月支付或是以其他固定的期限支付。款項的數額可以是全部也可以是部分支付，將財產信托的，贍養費可以從財產的收入中支付。法庭也可以指令原告，到銀行存一定數量的存款或者向保險公司投保。除非贍養令期限非常短或是已經被撤銷，贍養令的期限取決于是否得到履行。如果贍養令已經執行，則至老年父母死亡時到期。如果沒有被履行，贍養令在子女或老年父母任何一方死亡時到期。如果贍養令適用于多個子女，其中一個子女的死亡并不影響其他子女繼續履行贍養義務。但是，法庭可以在現有子女間進行責任的重新分配。(五)贍養之訴的類型及其審理模式根據《贍養父母法》的規定，兩種類型的訴訟是可能的。第一，父母直接提起訴訟，要求其子女贍養。在父母無法或不愿意以個人的名義提起訴訟時，該法規定可以由他人代為提起訴訟。第二種類型的訴訟是由第三方提起間接訴訟，例如由照護機構或醫院，訴請老年人的子女補償因其承擔扶養照顧老年人的責任所產生的費用。當然，對于此類案件，只有經過批準的個人或組織才可以提起訴訟，法庭根據《贍養父母法》所判定的扶養費，必須支付到以其父母名義開設的銀行賬戶里，或法庭指定的賬戶。但個人或組織要取得此訴訟身份，必須向社區發展與運動部門申請，并由部長簽字批準。此外，新加坡還注重輿論導向增強子女的家庭觀念，使其自覺承擔起對老人的贍養義務。同時，政府還以利益為導向，把贍養老人同購買或租賃組屋掛鉤，規定年輕的單身男女不得購買或租賃組屋，如與父母或四、五十歲以上的獨居老人同住，條件可適當放寬，如三代同堂可優先解決住房問題。建屋局還特意設計了三間一套和一間一套的新組屋，便于新婚夫婦照顧老人。

贍養父母的責任范圍《贍養父母法》規定，“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收養的子女、繼子女”對于其年邁的父母承擔扶養責任。值得指出的是，該法規定承擔贍養父母的義務男女平等，因為該法規定的子女包括兒子、女兒(出嫁和未出嫁的)。在新加坡有學者認為，法律要求繼子女承擔贍養繼父母的義務，這似乎超出了正常人的期待范圍。因為一個人決定與一個小孩的父或母結婚，并不一定意味接受這個小孩。在繼父母子女關系的案件中，非血親父母缺少撫養繼子女的自愿義務。新加坡的繼承法明確拒絕事實收養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因為承認事實收養的效力將會破壞法定收養的整個制度。還有，新加坡《贍養父母法》中的“子女”，沒有明確包括女婿或兒媳。但事實上，如果一個人的女兒嫁入豪門，則其女婿也可能會承擔贍養他們的責任，同樣的問題在中國也是可能存在的。在某種意義上，《贍養父母法》是建立在互利的基礎之上，子女承擔贍養父母的義務，是因為父母曾經撫養了他們。因此，女婿或兒媳就不用承擔贍養岳父母或公婆的義務。

贍養義務的相互性承擔《贍養父母法》強調權利與義務的一致性，承擔贍養年老父母的義務是一碼事，扶養妻子或子女的義務又是另一碼事，都要同等考慮父母是否對要求贍養的子女給予了足夠的撫養。在新加坡的一案例中，法庭認為“根據具體案件的具體情形，法庭相信存在該行為或其可能存在時”，就已經可以被證明了。雖然《贍養父母法》規定，父母如果有遺棄、虐待等行為，子女可以作為拒絕贍養的抗辯事由，但法庭仍然需要制定一個明確的標準。在法庭起草這樣一份較詳細的標準之前，子女受到虐待的事實必須要有確定的事實，至少應當達到能夠有效抗辯的程度。

1兩種不同性質的政府干預措施

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即不干預政策是最佳政策選擇，但這是有一定的限制條件的。當這些條件不存在時，對貿易實施政策干預可能是最佳的選擇。幼稚產業保護論、最優關稅論、經濟機制扭曲下的政策干預論及發展中國家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政策都是基于傳統貿易理論基礎上的貿易政策主張。當然，它們都有各自特定的適用范圍。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政策主張都暗含傳統貿易理論的兩個基本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及規模經濟不變。

80年代初，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的集大成之作《市場結構和對外貿易》（Helpmanandkrugman，1985）標志著新貿易理論的形成。新貿易理論認為市場中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而且，產業領域存在規模經濟遞增。基于這種現實，新貿易理論對國際貿易的形成、格局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解釋，并提出了新的貿易政策主張。現實經濟中，由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的存在，使一國經濟運行并非處于最佳狀態。適當的政策干預可改善經濟運行。戰略性貿易政策（Strat-egicPolicy）便是干預性政策之一，又稱策略性貿易政策，主張對存在規模經濟遞增和壟斷性的行業，在同國外廠商競爭時，采取關稅或對本國廠商補貼等措施，使本國廠商企業獲得“壟斷租”（rent）。它之所以稱作“戰略性的”，是因為這種干預政策把市場競爭看作一場競賽成博弈，雙方的反應都具有“戰略性”。另一方面，象通信產品、計算機、飛機制造等知識密集性的高技術產業，存在外部經濟，若一國對其扶持，將有利于這些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這種國家干預性的政策也被認為具有“戰略”意義，但這種干預政策基本上屬于國內產業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與貿易政策相關，還存在很大爭論（Alam,Asand,1995），故本文不加詳述。要注意的是，戰略性貿易政策主張的干預是以市場不完全競爭和產業規模經濟遞增為前提的條件的，不同于傳統貿易理論的干預政策主張。

2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目的：爭奪壟斷租金

2.1理論分析

在一些產業里，只由幾家大公司壟斷和控制，它們獲取的利潤遠高于存在充分競爭情況下的利潤，即存在壟斷租金。在一個開放的世界經濟中，各國都競相角逐壟斷租金。假定目前該壟斷租金由國外公司所有，那么，從理論上講，本國政府可以采取戰略性貿易政策，諸如征收關稅，對本國企業進行補貼等，把壟斷租金從國外企業轉移到國內企業，從而使本國總福利水平改善（當補貼或關稅額低于壟斷租金時）。

一、語法翻譯法

語法翻譯法是中世紀歐洲人教希臘語、拉丁語等死語言的教學法，到了十八世紀，歐洲的學校雖然開設了現代外語課，但仍然沿用語法翻譯法，當時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基本上還是書面語。人們學習外語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閱讀外語資料和文獻。德國語言學家奧朗多弗等學者總結了過去運用語法翻譯法的實踐經驗，并在當時機械語言學、心理學的影響下，給語法翻譯法以理論上的解釋，使語法翻譯法成為一種科學的外語教學法體系。語法翻譯法是為培養閱讀能力服務的教學法，其教學過程是先分析語法，然后把外語譯成本族語，主張兩種語言機械對比和逐詞逐句直譯，在教學實踐中把翻譯當成教學目的，又當成教學手段。語法翻譯法重視閱讀、翻譯能力的培養和語法知識的傳授，忽視語言技能的培養，語音、詞匯、語法與課文閱讀教學脫節。

二、直接法

直接法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始于西歐的外語教學改革運動的產物，是古典語法翻譯法的對立面。德國外語教育家菲埃托是最早提出直接法的教學法構想的先驅人物。十九世紀語音學的建立和發展為直接法提供了語音教學的科學基礎，直接法主張采用口語材料作為教學內容，強調模仿，主張用教兒童學習本族語言的方法，“通過說話學說話”的方法來學習外語，教學過程是一句話一句話聽、模仿、反復練習，直到養成語言習慣。教學中只用外語講述，廣泛利用手勢、動作、表情、實物、圖畫等直觀手段，要求外語與思想直接聯系，絕對不使用本族語，即完全不借助于翻譯，語法降到完全不重要的地位。直接法是在教活語言，特別是在培養口語能力方面，取得顯著的成績。直接法比起古典語法翻譯法是教學法史上一大進步，成為以后的聽說法、視聽法、功能法等現代改革派的發端，但它是完全針對語法翻譯法的弊端提出的，本身難免有它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的地方，對母語在外語教學中的作用，只看到消極的一面，而沒有看到或充分估計到它的積極的一面，只看到和只強調幼兒學母語和已掌握了母語的人學習外語之間的共同規律，而對兩者之間的差別未曾注意到或沒有充分估計到，因此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方法來解決兩種有一定區別的語言學習問題，在教學中偏重經驗、感性認識，而對人的自覺性估計不足，對文學的修養不夠注意，對許多語言現象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三、聽說法

聽說法產生于第二世界大戰爆發后的美國。外語教學家弗里斯根據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批判了語法翻譯法，倡導了口語法（OralApproach），也有的教學法家稱之為聽說法。弗里斯嚴格區別method和approach的概念。他認為method是指教學方式、方法和教學技巧，而approach則是指達到教學目的的途徑、路子和理論，由此可見聽說法或口語法是一種目的在于掌握口語的教學法體系。聽說法根據結構主義語言學"語言是言語，不是文字"、"語言是結構模式的體系"的理論，提出以口語為中心，以句型或結構為綱的聽說教學法的主張，教材用會話形式表述，強調模仿、強記固定短語并大量重復，極其重視語音的正確，尤其強調語調訓練，廣泛利用對比法、在對比分析母語與外語的基礎上學習外語的難點，并在教學中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聽說法把語言結構分析的研究成果運用到外語教學中，使教材的編寫和教學過程的安排具有科學的依據。這對提高外語教學的效果，加速外語教學的過程無疑是非常重要的貢獻和進步。但聽說法過分重視機械性訓練，忽視語言規則的指導作用，過分重視語言的結構形式，忽視語言和內容和意義，存在流于“造作”的語言傾向。

一、語法翻譯法

語法翻譯法是中世紀歐洲人教希臘語、拉丁語等死語言的教學法，到了十八世紀，歐洲的學校雖然開設了現代外語課，但仍然沿用語法翻譯法，當時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基本上還是書面語。人們學習外語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閱讀外語資料和文獻。德國語言學家奧朗多弗等學者總結了過去運用語法翻譯法的實踐經驗，并在當時機械語言學、心理學的影響下，給語法翻譯法以理論上的解釋，使語法翻譯法成為一種科學的外語教學法體系。語法翻譯法是為培養閱讀能力服務的教學法，其教學過程是先分析語法，然后把外語譯成本族語，主張兩種語言機械對比和逐詞逐句直譯，在教學實踐中把翻譯當成教學目的，又當成教學手段。語法翻譯法重視閱讀、翻譯能力的培養和語法知識的傳授，忽視語言技能的培養，語音、詞匯、語法與課文閱讀教學脫節。

二、直接法

直接法是十九世紀下半葉始于西歐的外語教學改革運動的產物，是古典語法翻譯法的對立面。德國外語教育家菲埃托是最早提出直接法的教學法構想的先驅人物。十九世紀語音學的建立和發展為直接法提供了語音教學的科學基礎，直接法主張采用口語材料作為教學內容，強調模仿，主張用教兒童學習本族語言的方法，“通過說話學說話”的方法來學習外語，教學過程是一句話一句話聽、模仿、反復練習，直到養成語言習慣。教學中只用外語講述，廣泛利用手勢、動作、表情、實物、圖畫等直觀手段，要求外語與思想直接聯系，絕對不使用本族語，即完全不借助于翻譯，語法降到完全不重要的地位。直接法是在教活語言，特別是在培養口語能力方面，取得顯著的成績。直接法比起古典語法翻譯法是教學法史上一大進步，成為以后的聽說法、視聽法、功能法等現代改革派的發端，但它是完全針對語法翻譯法的弊端提出的，本身難免有它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的地方，對母語在外語教學中的作用，只看到消極的一面，而沒有看到或充分估計到它的積極的一面，只看到和只強調幼兒學母語和已掌握了母語的人學習外語之間的共同規律，而對兩者之間的差別未曾注意到或沒有充分估計到，因此采用了基本相同的方法來解決兩種有一定區別的語言學習問題，在教學中偏重經驗、感性認識，而對人的自覺性估計不足，對文學的修養不夠注意，對許多語言現象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三、聽說法

聽說法產生于第二世界大戰爆發后的美國。外語教學家弗里斯根據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批判了語法翻譯法，倡導了口語法（OralApproach），也有的教學法家稱之為聽說法。弗里斯嚴格區別method和approach的概念。他認為method是指教學方式、方法和教學技巧，而approach則是指達到教學目的的途徑、路子和理論，由此可見聽說法或口語法是一種目的在于掌握口語的教學法體系。聽說法根據結構主義語言學"語言是言語，不是文字"、"語言是結構模式的體系"的理論，提出以口語為中心，以句型或結構為綱的聽說教學法的主張，教材用會話形式表述，強調模仿、強記固定短語并大量重復，極其重視語音的正確，尤其強調語調訓練，廣泛利用對比法、在對比分析母語與外語的基礎上學習外語的難點，并在教學中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聽說法把語言結構分析的研究成果運用到外語教學中，使教材的編寫和教學過程的安排具有科學的依據。這對提高外語教學的效果，加速外語教學的過程無疑是非常重要的貢獻和進步。但聽說法過分重視機械性訓練，忽視語言規則的指導作用，過分重視語言的結構形式，忽視語言和內容和意義，存在流于“造作”的語言傾向。

當代西方官僚制理論探討的問題可大致分為三大部分。一是，官僚（注：官僚（bureaucrat）一詞最早出現在18世紀的法國，最初指所有的政府官員。而在西方文官制度建立后，它一般指非經政治選舉的、經考試進入政府、不受政府更迭影響的政府官員。本文即從這一意義上使用該詞。）與政治家之間，官僚是仆人還是主人？二是，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官僚機構與私人機構相比，是否更有競爭力和效率？三是，官僚機構內部關系較其它組織，是否更具合理性？第一個問題實際上涉及的就是官僚自主性（bureaucraticdiscretion）問題。所謂官僚自主性，是指官僚機構或個人超越其法定的地位和職能，超越政治家的控制，在公共決策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的現象。

官僚自主性現象由來以久，可以說它是伴隨著政府的產生而產生，但在現代民主制建立之前，它合理而自在地存在著，而作為一個“問題”被提出在西方則是近一百多年的事，因其對政治與行政二分原則的背離而受到關注的，近幾十年已發展成為所有現代政府面臨的普遍而又難以克服的問題，并成為政治學研究的重點之一。政治學研究官僚自主性問題的主要動因在于揭示官僚制與民主政治之間的悖論問題，即官僚制因民主政治發展的需要而建立，但其發展本身實際上又損害著民主政治發展的基本原則。

代議制民主奉行的人民主權原則，決定了政府政策必須代表多數公民的意志，決定了政府機構的運行必須完全控制在民選代表（政治家）手中。只有這樣，當人民對政府政策不滿時，才能通過選舉等方式有效地撤換其不滿意的政府官員，才能保證政府的工作能滿足多數公民的利益和要求。但對西方國家正式建立常任文官制度以來的一百多年的歷史進行仔細考察，就會發現決定政府運轉的權力重心并非想象中的那樣落在民選政治家一邊，而是相當程度上旁落到官僚機構一側，公民主權所必需的政治家主導體制已讓位于官僚主導狀況。這主要表現在，民選政治家只能對政策作出原則的、抽象的決定，而政策的解釋和執行則完全操縱在官僚手中（注：美國佐治亞州眾議員S.Levitas曾說，在美國，官僚以行政規章形式為國會制定的每一項法律制定80多條規章，這些規章并非法律的技術性細化。“引自JohnSheridan，”CanCongressControltheRegulators?"IndustryWeek,march29,1976,P.25—26.）。而且，這種解釋和執行往往是發展性的、甚至是曲解性的。官僚日益脫離或超越了議會和行政領導的控制，已經成為“獨立的、準行政、準立法和準司法機構”（注：Wilson,JamesQ.,"TheRiseoftheBureaucraticState."InFr

ederickLaneed.CurrentIssuesinPublicAdministration.4thed.NewYork:St.Martin''''sPress.Inc.1990.）。為此，已有學者發出“官僚已成為現代國家的核心”（注：Friedrich,CarlJ.,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Democracy,Boston:Ginn,1946,p.36.）、“官僚國家”（administrativeorbureaucraticstate）（注：這一提法最早見于Waldo,Dewight,TheAdministrativeState,NewYork:RonaldPress,1948.）時代業已到來的感嘆。那么，這一狀況形成的原因何在？它對政治生活及公民利益的影響如何？它未來的發展前景怎樣？本文擬從公共選擇學派的角度，對上述問題進行一些初淺的探討。

一、官僚自主性的形成機制

公共選擇學派中，系統而又全面論述官僚自主性成因及影響的學者首推威廉·尼斯坎寧。他于1971年出版的《官僚制與代議制政府》（注：Niskanen,William,BureaucracyandRepresentativeGovernment.Chicago:Aldine-Atherton(1971).）一書，是該學派研究官僚機構首屈一指的代表作，按尼斯坎寧自己的話說，此書的出版“引起了小小的轟動、一些誤解以及一些有價值的后續研究。”（注：Niskancn,W."BureaucratsandPolitics"TheJournalofLawandEconomics.InRowley.C.eds.PublicChoiceTheoryⅢAnElgarReferenceCollection.1993P217-243.）可以說，公共選擇理論整個學派對官僚制的研究都是在討論和發展尼斯坎寧此書的基礎上展開的。尼斯坎寧在此書中分別闡述了官僚自主性形成的主客觀因素。

一、部門理論

部門理論是對傳統區位理論的一種擴展，所揭示的是在技術變化條件下區域結構變化的一般規律，也即區域不同產業部門的轉換規律。該理論系根據大多數歐洲國家區域經濟發展的歷史進程而總結出來的，它認為任何區域的發展都存在著“標準階段次序”，這種標準階段次序可以表述為下列幾個過程：

（1）在大多數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第一階段往往是自給自足型的經濟。在這一階段中，當地居民幾乎完全與生活必需品的供給聯系在一起，基本上沒有貿易上的投資，人口是按照維持自給自足經濟所必須的資源基礎而分布的。

（2）隨著交通運輸的日益發展，貿易往來和地區專業化生產也在區域中發展起來了。第二階層的人口開始出現，他們進行著簡單的手工業生產，為當地農民服務。由于鄉村手工業生產所需要的原材料、市場和勞動力全部是由農業人口提供的，所以手工業分布與基本階層農業人口分布直接相關。

（3）隨著區際貿易的日益發展，區域也開始趨向于從原來粗放的畜牧業轉向發展系列農作物產品，如種植水果、生產日用農產品和發展蔬菜農場等。

（4）隨著人口的增長及農業生產和采掘工業生產效益的下降，區域被迫開始實現工業化。區域工業化的早期階段立足于建立在農林產品的基礎之上，主要發展食品加工、木材產品加工和纖維紡織業等。工業化的后一個階段則出現了諸如冶煉業、金屬材料加工、化學工業、建材工業等。

摘要：首先針對智慧檔案管理系統的層次進行分析，其管理層級共為三層，分別是機構檔案信息管理層、機構檔案信息傳播管理層和機構檔案信息能力管理層。其次對智慧檔案管理系統的資源進行分析，包括原存紙質檔案、原存數字檔案和新歸檔檔案三個方面。最后對智慧的檔案管理系統安全認證、檔案信息的存儲、檔案信息的組織、檔案信息的簡縮語傳播、用戶評介與互操作服務等幾個功能設計進行分析。

關鍵詞：智慧檔案；管理系統；層次分析；功能設計

智慧檔案是一個具有層次管理模式的檔案管理系統，從層次分析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每一個管理層面所負責的內容，這樣就能夠使得檔案管理人員根據各自職位級別進行相應的管理，以保證各層級管理質量，做到環環相扣，相互監督。結合智慧檔案管理系統的資源掌握更全面的管理內容，明確管理方向，并不斷優化現代檔案管理功能，實現智能化、科學化的管理模式，智慧檔案管理系統中各項功能對管理水平提升有著良好的促進作用，值得進一步研究與推廣。

1智慧檔案管理系統的層次

1.1機構檔案信息管理層。機構檔案信息管理層主要是針對本單位的生產、銷售等活動資料進行集中、處理、使用以及保存等工作，屬于檔案工作中的基礎工作，而這一道工作的質量直接影響后續工作的真實性、有效性以及意義價值。1.2機構檔案信息傳播管理層。是以基礎管理層為鋪墊，對檔案信息實施傳播的工作，將知識信息以及有使用價值的信息通過傳播渠道轉換成具有生產力的可利用信息，進而發揮檔案信息的價值，提高檔案工作的重要性，這一層次管理對捕捉信息、審核信息以及信息歸檔具有及時性的特點，并對機構以及相關部門中應用檔案信息給予最大化的支持。1.3機構檔案信息能力管理層。這一層次的檔案管理主要是針對信息資源全面分析，如：信息收集的需求、信息應用價值、信息管理方法、相關信息、競爭發展等多方面的分析，通過這個層級的管理能夠讓檔案信息充分的深入到現實生活、生產中，體現價值，為實現某一目標而做出相應的信息決策、信息指導以及參考建議等。同時檔案信息能力管理層級還需要負責解決實際問題，如現實生活生產中對信息種類的需要，各類信息之間蘊藏的關聯與影響，存在信息不能滿足需要信息的原因，各機構信息對照以及信息應用價值判斷等多方面的分析，將信息正確的投入到使用中，發揮應有的價值與作用。檔案信息管理系統的功能設計實際上可以根據各機構的應用需求而合理設計，以保證檔案信息在機構中能夠以有利用價值的地位出現，進而提高檔案管理人員對自身工作崗位重要性的意識，承擔結構有保存價值的信息收集、歸檔、使用等工作，并有效的將檔案信息傳播與開發，充分的提高檔案管理工作的有效性與作用意義。

2智慧檔案管理系統的資源

在近幾年國產大片的創作追求中，觀眾在經歷了多次期望、不滿、再期待之后，2007歲末出現的《集結號》終于讓觀眾感受到一種心靈的共鳴。評論界對此有過不少分析，從繁榮創作的角度看，還有一些值得重視的深層啟示。

首先，大片要有精神內涵，但僅有精神也未必就行。影片《英雄》不能說沒有精神內涵，可秦王很嚴肅的一句為了“和平”，卻令影院響起一片哈哈笑聲。秦王的這種思想讓觀眾覺得太不著邊了。《集結號》的精神內涵完全是來自人民的，是許許多多普通人內心深處都向往的一種人的價值。谷子地為四十多個犧牲的戰士不能被追認為烈士，為自己的革命經歷不能正名，悲憤地說：“這不公平！”他不停地奔走，不停地尋找，使影片從故事的趣味層面，上升到人的價值層面，觸及到社會價值觀的核心。正是這個對于“公平”的討問，其實碰到了幾乎每一個人內心都曾遇到的問題，碰到了社會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只能不斷改進的問題，從而形成觀眾有同感、有共鳴的一種精神。

與此相聯系，影片刻劃的人物是大歷史中的小人物，是小人物的精神世界、精神追求。影片以淮海戰役我軍犧牲二十余萬人，僅有二萬余人留下姓名的史實為背景，塑造出谷子地和九連英雄集體，說明千千萬萬的小人物不僅創造了歷史，而且他們也有高尚的思想精神，他們因為對正義的追求而成為大寫的人。因此，大片不僅需要有精神，而且更需要有貼近人民的思想精神，要說出人民想說而沒有藝術表現出來心聲，指出社會應該關注這些尚不盡如人意的問題。

《集結號》的情節也有爭議。爭議的主要點在于：是否應該這樣表現領導犧牲九連戰士的做法，以及對谷子地英雄經歷認定的“遺落”。但是,眾多觀眾看完影片后對這些情節報以的掌聲，這就是很好的回答。一些淮海戰役老戰士對當時戰斗之激烈，以至多少戰友犧牲了竟找不到遺體的回憶，又給影片情節的真實性以有力的佐證。而從創作的生態環境來說，《集結號》情節上這種對革命戰爭的表現既不從俗，又立足生活，既堅持傳統，又敢說新話，深入挖掘、視角出新，恰恰體現了有作為的藝術家對社會生活仍然保持了敏銳的反思空間，體現了藝術最需要保持的思想解放精神。對于文藝作品，人們都期待藝術創新，而最根本的藝術創新就是藝術思想、藝術表現內容的創新，藝術還遠遠沒有窮盡對生活和人的有價值的表現。觀眾對《集結號》的掌聲正反映了人們希望從藝術中對生活、對歷史不斷得到新的認識，在新的認識中進步。為此，藝術家需要永遠保持解放思想的姿態。《集結號》所表現出的對生活的新的認識正是我們需要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態度的藝術反映。

《集結號》的成功還體現了來自思想文化的支持。媒體和評論界對《集結號》給予了較好的宣傳評介。這個事例體現了文藝作品最需要的支持也許不是物質的，而是人文的、政策的支持。有了思想文化和政策的良好環境，藝術家就將煥發出極大的創造動力和藝術靈感。這也給文藝組織工作以重要啟示，怎樣才能更加自覺、更加主動地推動文化大繁榮大發展？關鍵是作為藝術的生產關系不能僵化，要不斷解放思想，不斷學習，尊重規律，尊重藝術家，尊重群眾，對方向正確、勇于創新的作品加大評介，創造有利于藝術生產活力競相迸發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