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審計機關不能不面對這樣一個窘境，在預算執行審計中，被審計單位“屢審屢犯”，使預算執行審計工作步入了“屢犯屢審”的怪圈。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近幾年來，社會各界和審計業內人士都在尋找答案，類似于體制、機制使然，部門利益驅使等原因多見于報端。但是，筆者認為，被審計單位“屢審屢犯”背后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只有找準了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對癥下藥，“屢審屢犯”才能得到扼制，預算執行審計也就才能深化。

原因之一：單兵突進，審計機關只能干“打雷”，不“下雨”。前些年，新聞媒體把李金華審計長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的預算執行審計報告譽稱為“審計風暴”。但一次次“審計風暴”過后成效難如人意，又喻之干“打雷”，不“下雨”。此言不無道理。但冷靜思考，原因何在？我們不妨作如下分析：第一，從審計的對象看，預算執行審計的主要對象是與財政預算收支有關的財政、稅務、銀行、發改等政府直屬的有職有權的部門，這些部門既掌握了事權，也掌握了財權。審計這些部門從某種意義上講實際上是審計政府。而審計也同屬政府的一個部門，由一個政府部門審計幾個或幾十個政府部門，顯然勢單力薄。這樣做審計不僅僅是數量的勢單，更重要的是問題查出來后怎么辦的力薄。第二，從審計的職責看，勿庸質疑，審計的基本職責是發現問題，披露問題。至于如何解決所則涉及我國的行政管理體制、干部人事制度、紀檢監察制度、公檢法制度等方方面面，顯然一個審計機關是無法替代的。如果沒有相關方面的有效配合，不能形成審計、問責、處罰、整改的互動機制，審計也只能干“打雷”，不“下雨”。第三，從審計的效果看，預算執行審計年年審，問題照常年年出。被審計單位聽之任之，審計機關束手無策，只好列出“清單”在一年一度的人大常委會例會上一次次“發泄私憤”，冀于最高權力機關、社會輿論施壓，來改變這種“屢審屢犯”的現狀。從以上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單兵突進，沒有其他部門的有效配合，審計工作的實效必然無法體現。

原因之二：法制滯后，預算法“超期服役”與相關法規不配套。“屢審屢犯”絕對不是哪一個部門的問題，必定有制度上的原因，這是目前一致公認的看法。近幾年來，預算執行審計發現，大量的預算外資金游離于預算管理之外，預算編制不科學、不細，預算執行透明度低，超預算追加等問題。這些問題，現有的預算法已經很難約束。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修改預算法。大家知道，我國現行的預算法是1994年頒布，1995年1月1日執行的，至今已過12年。在這12年里，我國經濟飛速發展，同時，由于體制、機制不配套的原因，出現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預算法“超期服役”，“藥效過期”、“藥力失效”的問題已經顯現。因此，強化政府預算源頭上的法制建設，推動預算管理的法制化，才是根治預算執行中違法違規問題的根本之策。當然，要想根治預算執行中的“屢審屢犯”問題，單靠一部預算法的修改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其他法律法規的配套完善，如審計法、財政違法行為處罰處分條例、政府預算會計制度等。審計法和財政違法行為處罰處分條例雖說前兩年作過修改，但顯然與預算法修改不配套。尤其是政府預算會計制度的缺失，政府預算中不能清晰地反映出政府及其部門的資產和負債情況并科學地組織核算，因此，政府部門預算執行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也就不足為怪了。

原因之三：監管不力，審計后被審計單位整改走過場。目前，我國預算執行審計運行機制基本是：審計機關審計→審計機關向人大作審計工作報告并公告審計結果→被審計單位整改→政府及有關部門完善相關制度。應該說這種運行機制是同我國政治經濟體制基本相適應的。但從執行情況看，前兩者可正常運行，后兩者則有所折扣，特別是被審計單位整改問題更大，有的基本上是走過場。審計后整改不力已成為被審計單位“屢審屢犯”的又一大病因。什么原因造成被審計單位整改不力？我認為，一是被審計單位僥幸心理作崇，樂于找關系，只是千方百計想“擺平”問題，而未真正用行動腳踏實地地整改糾正問題。二是組織上安排領導干部異地為官，調動后審計出的問題大都不了了之。三是審計機關跟蹤整改的力度不夠，多數審計機關是重審查，輕整改，甚至沒有把整改當作審計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整改力度是當務之急。現階段，這些措施應當包括審計整改聯動機制，即公安、監察、財政、稅務、物價、工商行政管理等相關部門要依法協助審計機關履行審計監督職責；審計整改責任追究機制，即組織、人事部門和其他有人事任免權、獎懲考核權的有關主管部門，要把審計整改情況作為評價領導干部履行經濟責任、考察任用干部和考核部門年度工作的內容之一；審計整改跟蹤檢查機制，即審計機關在規定的時間內，跟蹤檢查被審計單位執行審計決定、采取審計報告意見和建議和處理審計移送事項結果情況；審計整改結果報告和整改公告機制，即審計機關在規定的時間內，向人大常委會報告審計整改工作情況，在做好審計結果公告的基礎上逐步公告審計整改結果，在一定范圍內對拒對整改或“屢審屢犯”的單位予以公開曝光。只有這樣，才能長效地標本兼治審計整改走過場的問題。

原因之四：機制缺失，審計問責追究不能同步到位。預算執行中的許多問題之所以“屢審屢犯”，不能不說是與問責機制缺失有關。問責是什么？簡單地講問責是對責任人的處理，是對責任人的過錯追究。這些年的預算執行審計，問題是查出來了，也披露出去了，但對責任人問責追究沒有同步到位。為什么審計問責追究不能同步到位？一是與大環境有關。目前，我國開始重視問責制度建設，但在實際工作中各方面的問責還沒有很好地開展起來，有責不問的情況還普遍存在。二是法律沒有賦予審計機關對人的處理權。根據我國現行監督制度的架構，對事的處理和對人的處理并非是由一個職能部門完成的。對預算執行審計發現的問題，審計機關只能依法對事的處理，而涉及對人的處理則需要移送有關部門。鑒于此，我建議政府優先考慮建立預算執行審計問責制度，政府牽頭及部門聯動，把問責進行到底。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可從四個方面著手問責：一是審計機關建議問責，對直接責任人和其他責任人依規應當問責的，審計機關應當建議問責；二是監察機關依法問責，對審計機關移交過來的能構成黨紀政紀處分的，監察機關應當依法問責；三是人大、政協代表民意問責，對那些尚不構成黨紀政紀處分的，人大、政協代表可以代表民意問責；四是新聞媒體公開輿論問責，對一些典型案例報道公開問責。問責的目的在于落實責任，促進領導干部履行的職責。因此，必須旗幟鮮明地做到有責必問，問責必究。

原因之五：認識不夠，審計成果政府部門利用率低下。近幾年來，審計機關為了提高經濟責任審計成果的利用率做了不少工作，不少地方政府出臺了經濟責任審計成果運用暫行規定等規章。相比之下，“歷史”更長一些的預算執行審計卻沒有。為什么？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對預算執行審計成果的利用認識不夠，認為預算執行審計實際上是審計政府，審計結果的好壞都有政府的責任，無所謂成果利用。二是審計機關對審計成果利用心存疑慮，認為利不利用不是我說算，所以審計結果達不到審計成果的高度。審計工作報告往往是普遍性的問題多，典型性的問題少；就事論事的多，有分析有價值的少。政府部門根本無法著手運用。如果這種現狀不加以改進，那么預算執行審計將走入死胡同，越走越深。那么怎么實現審計成果的轉化，提高審計成果利用率？我建議：一要關注審計決定落實情況。要堅持審計決定跟蹤檢查，扎實推進決定落實反饋制度和審計回訪制度，確保審計查的問題整改到位，提出的合理化建議得到采納。二要關注移交案件的查辦情況。這幾年各級審計機關向紀檢、司法機關移交了大量案件，但有的案件由于種種原因被擱置，沒有得到查處。因此，審計機關不能止步于案件移交，要督促案件查辦落實，必要時還要派出人員協動查辦。三要關注制度法規的修改完善情況。審計機關從體制、機制上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促進制度法規的修改完善，比查處幾個問題意義更加深遠，但難度也更大。有些體制、機制上的弊端不是一兩次審計就可以革除的，需要審計機關有勇氣堅持己見，制度沒有修改、機制沒有完善，就不輕言放棄。上述三條是促進審計成果轉化的重要途徑，希望審計機關的同仁大膽實踐，為體現審計成果的價值作出不懈的努力。

一、從更深層次上解放思想，必須要上下聯動、全方位推進。黨員領導干部要解放思想，廣大人民群眾同樣也要解放思想。

回顧我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思想解放是推動我們前進的動力。1978年關于真理檢驗標準的大討論，破除了“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使人們從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改革開放初期，中央創辦經濟特區，實行對外開放，把我們從長期閉關自守狀態中解放出來。九十年代初鄧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把人們的思想從計劃經濟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將改革開放推向了新的階段。實踐充分證明，解放思想是掃除障礙、引領發展的“法寶”。思想解放的程度，決定改革的深度、開放的力度、崛起的速度。解放思想不是領導干部追求的終極目標，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不同的歷史時期，解放思想所要解決的問題、實現的目標是不同的，關鍵在于領導干部首先要做解放思想的表率。

領導干部要在學習中解放思想，在實踐中總結經驗解放思想，在加強合作交流、借鑒經驗中解放思想，在剖析自身問題、剖析個案中解放思想。用學習所得促進思想解放，推進思想觀念、思維理念和工作方法的創新，推動工作的有效落實。思想的解放必須要有一個自由活動的空間，要有一個寬松、寬容、寬厚的社會環境，來激發新思維新觀念，讓人們敢于說話，敢想敢做，需要我們以海納百川的寬大胸懷，虛心傾聽不同的聲音，允許別人說不同意見的話，甚至要允許別人說錯誤的話。各級領導干部要帶頭解放思想，把精神面貌從“穩”的思想、“守”的觀念、“怕”的心理中解放出來，帶頭打破束縛我們大展拳腳的思想觀念和條條框框，帶頭糾正遲滯我們發展步伐的陳舊思維，帶頭摒棄制約科學發展的消極心態，帶頭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落實到執政為民上，落實到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上。當然，在強調領導干部解放思想的同時，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同樣面臨解放思想的問題。領導干部不僅要大膽創新，帶頭實踐，把解放思想變成扎扎實實的各項改革方針政策，同時也要教育和提醒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解放。各個區域要解放思想，各個部門要解放思想，各個層面、各個行業都要解放思想。

二、從更深層次上解放思想，必須要作為一個長久的課題、長期的要求。發展沒有終點，開放沒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永遠沒有終期。

解放思想不僅是觀念上的革命，也是實踐中的創新。實踐不停止，創新不停歇，思想解放也就沒有終期。雖然我們通過學習討論活動，全市解放了一些思想，觸及了一些深層次矛盾，但一是解放了的思想需要有一個深化認識的過程，二是那些尚未解放的思想依然還存在，有的還根深蒂固，一時難以從根子上破除。要行動起來，還是首先需要思想“動”起來。解放思想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充分認識到它的艱巨性和長期性，從這樣的意義上，思想解放的過程必然是一個無止境的過程。因為從根本上說我們永遠不可能窮盡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的認識，因為事物永遠是發展變化著的。自然界如此，社會歷史領域同樣如此。

社會主義事業在發展著，社會主義所處的世界和環境在發展變化著，尤其當代這種變化更加復雜，更加迅速，我們的思想要適應社會的發展，只能不斷解放思想。特別在現階段，我們還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我們對社會主義所取得的認識，我們的認識所實現的飛躍，從大范圍看還遠沒有完結。在社會主義的認識發展上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需要不斷解放思想。因此解放思想應當成為我們思想的一種常態，要不斷地解放思想，不斷深化我們已有的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認識，而不是某一個時期的特有任務和權宜之計。

摘要：在小學語文教學中開展深層次閱讀是提升學生閱讀能力及語文綜合素養的重要途徑。語文閱讀教學應該創新教學模式，激發學生閱讀興趣，提高閱讀教學的實效性。

關鍵詞：小學語文；深層次閱讀；策略

閱讀教學是小學語文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升學生語文綜合能力與素養的重要途徑。但是傳統的小學語文閱讀教學中，教師只專注于對課文的條分縷析，占用了學生自主閱讀理解的空間，學生沒有深入閱讀與思考的機會，只是被動地聽教師講解，機械訓練，對課文的理解只處在淺層次狀態，導致學生人云亦云，缺乏問題意識與獨立思考的習慣，嚴重影響了閱讀理解能力的提高。閱讀是學生與文本的對話過程，閱讀教學應該尊重學生的個性特點，使學生進入文本中，進入人物的心靈與情感世界，獲得豐富的審美與情感體驗，才能更好地激發學生閱讀動機與興趣，進而提高閱讀理解能力與語文綜合素養。

一、誦讀品味，加深學生的審美體驗

培養學生的審美情趣是小學語文教學的重要任務之一。教師在教學中應該根據教學目標的要求，有意識地加深學生的閱讀審美體驗，讓語文課堂充滿著濃厚的文學氣息、文化氣息與語文氣息。教學中特別要選取那些文質兼美的佳作名篇，或者選取其中的精華段落，讓學生通過誦讀，含英咀華，感受由文字營造的精神世界。如執教《雅魯藏布大峽谷》時，教師通過多媒體為學生的誦讀配以悠揚的旋律，采取指名讀、男女生對讀、齊讀等多種形式，讓學生在誦讀中領略雅魯藏布大峽谷的神奇、壯觀，然后讓學生通過閱讀找出自己感觸比較深的詞語、句子和語段，或者根據雅魯藏布大峽谷中的某個景點或景觀寫出自己的體驗。有的學生想象自己站在高處，俯瞰雅魯藏布大峽谷，深不見底，只聽得河水奔騰的聲音，寫出了雅魯藏布大峽谷的神秘莫測；有的想象自己變成一只展翅高飛的神鷹，飛翔于雪山冰川與茫茫的原始林海，聽寒風陣陣，看冰山起伏，寫出了雅魯藏布大峽谷的雄偉壯觀；有的甚至想象自己與藏族同胞載歌載舞，抒發了自己游覽大峽谷的浪漫情懷……可見，誦讀可以讓學生直擊文本，通過教師的引導，激發學生想象，引發學生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之情，強化了學生的審美體驗。

二、合作互動，把握文本中心意旨

“加快城市發展有利于緩解中國經濟增長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有利于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必須把發展城市經濟，擴大城市就業，服務城市居民作為城市發展的重要內向城市、向非農產業轉移。從市場化的大背景看，靠提高農產品價格解決農民收入問題在中國加入WTO以后，受到市場的制約；離土不離鄉發展鄉鎮企業，失去了原有的體制靈活的優勢。”這是在“2003年中國·吉林城市發展與合作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謝伏瞻研究員反復強調的。

發展城市經濟與解決“三農”問題是并行不悖的。經過2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城市化進程逐步加快，城市經濟飛速發展。但經濟發展中的一些深層次矛盾也逐步積累，逐步暴露出來。比如城市與農村發展不協調，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協調，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協調等等。緩解這些矛盾，從根本上說需要深化改革，加快發展，特別是加快城市發展。

近些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都十分重視“三農”問題，也收到了一些成效，但問題并沒有緩解。從表面上看，“三農”問題核心在“農”，但實際上，關鍵在城市經濟的發展，在非農產業的發展，在農業勞動力能否盡快從農村在買方市場的條件下，受到技術、資金的制約。但“三農”問題不解決，農民收入就難以提高，農村市場就難以拓展，整個消費、投資規模就會受到影響，與此相應，城市經濟中一些產品和企業的生命周期會縮短，資源的利用率會降低，第三產業的發展也會受到制約，從而影響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只有城市經濟大發展，才可能吸納大批農村勞動力，才可能反哺“三農”，使城鄉經濟同步協調發展。

1999年黨中央、國務院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今年以來總理反復強調加快東北老工業基地改造，目的是解決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的問題，手段仍然是發展城市經濟。在西部大開發中，以線串點的開發戰略，實質是以西部的重要交通干線和大中城市的開發為重點的。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也主要是在大中城市間推進的。加快西部地區的城市發展，一方面增強這些城市的輻射、帶動功能，一方面提高這些城市的吸納人口與就業的容量，必將為促進西部地區的發展，縮小東、中、西部的差距發揮作用。另外，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改造也同樣是發展城市經濟。通過提升傳統產業結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使傳統產業煥發新的活力，使這些城市擺脫困境，增強老工業基地自我發展和持續發展的能力。

發展城市經濟，吸納農村轉移人口可以從根本上降低人口出生率，提高人口的素質。因為農民進城后，生育的機會成本提高，哺養能力增強，生育管理更為嚴格，有利于緩解人口增長的壓力，降低自然資源的消耗，和諧人與自然的關系。

加快城市發展，首先是要發展城市經濟，擴大城市就業，服務城市居民。這就要求正確處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環境建設與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城市建設要做到規劃適度超前，建設循序漸進，因地制宜，講求實際，注重實效。不可超出財力、物力限制，盲目攀比，貪大求快，急功近利，拔苗助長。不要寅吃卯糧，賣地圈錢，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要把培育產業，為企業創業與發展創造有利條件，為市場的繁榮與發展創造有利條件作為城市發展的重要內容。同時，城市發展必須與區域經濟發展有機結合。以城市發展帶動區域經濟發展，以區域經濟發展促進城市發展，形成良性互動的發展格局，催生出更多的“長三角”、“珠三角”經濟圈和城市帶。

一、校企合作實現“雙贏”的必要性

（一）學校的“雙贏”

培養高素質應用型型人才是高校人才培養的未來方向，應用型人才培養的核心是實踐能力。通過校企合作使旅游企業共同參與專業建設和課程設置，共同制定人才培養方案，確保人才培養的針對性與應用性是實現高校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有效對接的必要途徑。通過校企合作“走出去、引進來”，學生從理論到實際，再到理論的循環，理論知識得到更好的升華的同時增強實踐能力，從而更好地解決就業問題。

（二）旅游企業的“雙贏”

旅游企業需要不斷的進行技術改造、創新和管理，才能緊跟時代腳步，知識經濟的重要特征與必然要求使人力資源成為重要的資源。學校畢業生是作為旅游企業的第一資源存在的。人力資源是校企合作的共同關注點。通過校企合作旅游企業將對人才的要求反饋給學校，高校有針對性地進行人才的培養輸送，通過產學研結合使企業在產品開發、管理咨詢等方面獲取相應的智能、技術支持等。

二、旅游管理專業校企合作層次現狀

一

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5周年暨總結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必須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保證黨始終具有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從嚴治黨，這是中國共產黨黨章規定的黨的建設的一項基本原則，是開展黨內反腐敗斗爭的一個總的指導方針。同時，從嚴治黨也是中國共產黨保持和發展自身先進性的一個基本條件，是黨真正贏得社會及廣大民眾信任的一個基本保證，也是黨區別于其他許多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從嚴治黨如此重要，就不應只是共產黨人的自我標榜，而應是取信于民的實實在在的實踐。否則，就會有損于黨的形象和信譽，就會嚴重危害黨的事業。

從嚴治黨，關鍵在“嚴”。所謂“嚴”，是一個相對的標準，即對黨員的要求應比對普通民眾的要求更嚴格，對共產黨內的道德標準和紀律約束要比其他政黨、團體更嚴明，對黨內違法亂紀案件的處理要比對一般問題的處理更嚴肅。

原則的先進性并不必然產生現實的先進性。直面現實，在黨內生活及黨的建設中，從嚴治黨的原則在一些地方、部門、單位及對一些人和事的處理上，貫徹得不那么好、不那么到位、不那么令人信服，以至于在黨內外產生了不容忽視的消極影響。究其原因，固然有制度、體制層面的缺陷，有復雜的利益關系的掣肘，有腐敗分子沆瀣一氣等因素，但是也有一些有形無形的思想障礙，困擾和阻礙著從嚴治黨的進程。在不少時候，這些思想障礙甚至成為妨害從嚴治黨的主要原因。而這些思想障礙有時表現得堂而皇之、振振有詞，有時又心照不宣、隱約其辭。由于這些思想障礙往往源于黨內某種落后的傳統的思維方式和習慣的話語形態，源于黨內某種有話語權和有影響的權力因素，甚至在黨內生活中早已形成了某種基礎，因此就成為妨害從嚴治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正視這些問題，就成為推進從嚴治黨的題中應有之義。

二

“從嚴治黨要服從于維護穩定的需要，有利于維護穩定的大局”——這是有些領導干部經常打的招呼或作的“內部指示”。按其解釋，從嚴治黨就要查處案件，查處案件就會或多或少地影響公眾情緒，在一個時期中查處的案件多了，就會引起社會的強烈關注和群眾的激憤情緒，就不利于維護穩定的大局。有的人甚至以國際上有的國家一個大的腐敗案件曝光，導致群情激憤和對執政當局的信任危機為例，一再強調從嚴治黨要慎重。于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黨內一些嚴重違法亂紀的問題該公開的不公開、該立案的不立案、該處理的不處理、該從嚴懲治的變成網開一面。應當說，這種把維護穩定與從嚴治黨對立起來，以維護穩定來壓制、削弱從嚴治黨的思想傾向，在黨內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對于從嚴治黨的健康發展是很有害的。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寬松政策下經濟矛盾；經濟矛盾下深層次根源；建議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投資大幅增長與工業利潤下滑、資產價格攀升與物價萎縮、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速不僅已遠高出今年年初制定的17%的目標、儲蓄率過高和消費者信心不足、新增信貸快速增長與中小企業融資不足、沒有大量流入和有效解決我國大多數中小企業融資壓力、國內有效消費不足、經濟結構調整是全球經濟危機深層原因之一、我國投資驅動型增長模式并沒有得到有效改善、二元經濟結構矛盾、長期陷入經營困境的民營制造業則陷入投資較冷局面、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注重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為減緩全球危機對我國宏觀經濟沖擊,政府出臺4萬億投資計劃,但我國經濟復蘇進程中出現經濟指標背離,引發了市場對當前經濟復蘇的擔憂,經濟指標背離現象隱藏的經濟深層次根源值得關注。

關鍵詞：經濟矛盾矛盾根源建議

1寬松政策下經濟矛盾

1.1投資大幅增長與工業利潤下滑

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沖擊,去年下半年政府出臺了4萬億刺激計劃,從當前效果來看,我國投資拉動經濟效應逐步顯現,國內呈現旺盛的投資需求,但最能反映我國企業整體盈利水平的工業利潤卻出現大幅下滑。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91321億元,同比增長33.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7.2個百分點。與此形成對比的是,1-5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僅實現利潤8502億元,同比下降22.9%,表明當前經濟復蘇跡象更大程度上是政策性復蘇,而非市場自發性復蘇。

(一)當前德育科學化進程中的三個誤區

1．把德育目標當做德育起點。德育工作者在實踐中常把學生德育培養所要達到的目標錯誤地當作德育要求的起點，把學生要經過長期的成長和教育過程中才逐漸形成的德育目標當做起始階段的衡量標準。這容易使學生產生錯覺：覺得做一個教育者所要求的人太難和太遙遠了，從而失去信心。這種教育方法或過程也易于導致學生對德育工作者的教條說教和行為規范要求產生逆反心理和行為異動。我們在現實中對學生的德育要求與學生當時相應的思想、心理和認知發生錯位，忽視了“因時”、“因地”、“因人”、“因事”的教育規律。理想教育的起點要求太高，大部分學生會認為這是在說教，不能成為學生的精神支柱。產生這種失誤原因在于：一方面教育者受到習慣于按固定定型目標要求來“塑造”、“轉變”青少年品德的定勢思維的影響；另一方面對新形勢下學生品德形成有什么新變化、新表現，哪些是積極因素、中性因素、消極因素，如何引導、疏導等方面缺少深層的分析研究。

2．德育過程中重外煉輕內化。在對青年學生的德育過程中，我們常看到教育者想盡各種辦法給學生定德育量化指標或約束條款，然后根據這些衡量標準來處理學生的日常行為，并且給予評價。這一德育教育操作過程雖然有一定的可取之處，但其整個過程明顯體現出只是表面重視了學生的德育內化過程中的外煉性，而且這一過程明顯的或隱性的都是以建立在一定的強制和懲罰基礎上來實現的。學生缺乏把德育認知和規范要求主動地、自覺自愿地內化機制，只在日常生活中慣常性的遵守和維護，容易讓學生按時空和對象的需要而產生“作秀”應付舉動或場面，這就是我們常講的“表里不一”：在學校表現“優秀”而在家表現“糟透”。導致把學生的德育看成單純的外煉，忽視內化過程，把兩者相分離的原因是：我們未能清楚地認識品德內化過程的各種機制、各個環節及其規律，過于重視德育教育的眼前效果，忽視了長期教育的必要性。因此，德育過程的科學化建設應把品德內化規律的探索、內化機制的建立作為突破口。

3．把整體化、序列化等同于科學化，使德育科學化外部建設與內部建設，理論體系的建立與操作體系的建立脫節。在對青年學生的德育實踐中存在把整體化、序列化建設等同于德育科學化的認識和做法。具體表現為把大量時間、主要精力投放到如何使德育外部規范形成體系、形成序列上，而對構成體系、序列要素的合理組合、整體優化以及如何建立與之相應的品德心理結構，形成相應的可操作系統等深層建設問題，缺乏深入的探討和認識。系統建設的目的不是整體化，而是整體優化，不只是有序，還要合理。

以上三點是當前我們在德育科學化工作中存在的認識和操作上的誤區，深刻認識和總結有利于我們的德育科學化，有利于加強青年學生德育化的效果。

(二)德育科學化深層次建設的幾點思考

我國農民負擔沉重主要是由于長期實行的政策制度造成的。要從根本上徹底解決農民負擔沉重問題，必須對直接加重農民負擔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規予以廢除和改革：調整“挖農補工”政策，消除人為剪刀差；廢除城鄉隔離政策，取消“雙重標準”；深化稅制改革，統一城鄉稅制。城鄉居民應在承擔國家稅收和享受政府公共服務等方面享有平等的“國民待遇”。農民負擔是指農民向國家、集體和社會無償支付和承擔的一切費用、實物、勞務和壓力的總和。農民負擔問題不僅僅是一個重大的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存在農民負擔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曾幾何時，農民負擔沉重曾一度發展到“不堪承受”、“民怨沸騰”的程度。如此嚴重而尖銳的農民負擔問題，這不能不引起人們進行深層次的理性思考。筆者認為，我國農民負擔沉重主要是由于長期實行不合理的政策制度造成的。要從根本上徹底解決農民負擔沉重問題，國家決策層應該從更高的層次上、更寬的視野上、更有力的改革上述行政策設計和制度創新：對那些人為制造城鄉有別、工農有別、農民與市民有別的“雙重標準”、直接間接加重農民負擔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規果斷地予以廢除和改革，使農民作為共和國公民在負擔國家稅收、享受政府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接受義務教育、勞動就業等方面，與城市居民一樣享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

一、調整“挖農補工”政策，消除人為剪刀差

建國后，我國照搬蘇聯模式建設社會主義，實施工業化(特別是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為了確保工業化優先發展所需的原始積累，國家從1953年開始對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政策，人為地實行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隱蔽地獲取工業化所需的原始積累資金，這種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一直持續到現在。盡管1985年國家改農產品統購統銷為合同訂購，但政府憑借行政權力下達訂購任務、壟斷主要農產品收購市場和價格的基本方式并未改變，剪刀差依然存在。據測算，1954——1978年國家通過剪刀差從農民手中獲取5100億元的巨額資金；1978——1991年剪刀差累計已高達12329.5億元，相當于同期農業生產總值的22%；1987——1991年每年剪刀差絕對額高達1000——1900億元，成倍高于改革前的數額，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剪刀差還呈不斷擴大的趨勢，每年剪刀差絕對額都在1000億元以上。這說明本來還很貧困的農民每年還要通過國家“挖農補工”的剪刀差政策向工業、城市和市民支付高達1000億元以上的負擔。這種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所形成的價格剪刀差，給農民造成的負擔時間之長、數額之大，在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對于至今仍在為溫飽問題而與大自然苦苦抗爭的中國農民來說，是絕對不公平的。但大多數農民并不清楚個中緣由，因為這種農民負擔方式和方法具有很強的隱蔽性特征，在農民看來，國家的統購或合同訂購任務就是“公糧”，而“皇糧國稅、天經地義”，何況國家還是付了錢的(盡管農產品收購價格大大低于其價值、甚至大大低于成本)；再加上連續不斷的政治運動和高壓控制，故而未能引起農民外向的強烈不滿。但這種隱蔽地加重農民負擔的做法卻是以農民的長期貧困和農業的長期落后為代價的。

建國后我們在選擇優先發展工業化戰略時，曾將工業化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在工業化初期階段，實行“挖農補工”，農業支持工業發展；在工業化中期階段，實行“農工自補”，農業與工業平等發展；在工業化后期階段，實行“以工補農”，工業反哺農業發展。學術理論界普遍認為，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工業化初期階段即農業向工業化提供原始積累的歷史時期已經完成。按理說，國家應該及時調整“挖農補工”政策。但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卻仍然實行工業化初期階段的“挖農補工”政策。這種持續長達半個世紀的挖農補工的剪刀差政策，使農民以自身的貧困支撐起國家工業化的發展、城市的繁榮以及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整整兩、三代農民為此做出了巨大犧牲。可惜現在許多“城里人”似乎并不能看到這一點，或視而不見，反而歧視農民、排斥農民、甚至敲詐農民，這在農民沉重的經濟負擔之上，又加上了更為沉重的心理負擔、精神負擔和安全負擔。而現在身居城市的決策者，也似乎遺忘了他們當年的“諾言”，這是很不應該的。

農業本身是一個比較效益低的弱勢產業，農業生產由于主要受自然界的影響而十分脆弱，其自身的增值和積累的潛力十分有限，農業在市場競爭中的不利地位是顯而易見的。即使是在農業生產力水平相當高、早已實現了農業現代化的西方發達國家，也都一致對農業實行特殊的保護和扶持政策，對從事農業生產的人直接支付農產品生產補貼，以確保從事農業生產的人能獲得平均利潤。“以農業為基礎”，是我國基本國策的第一條；切實減輕農民負擔，是我國當前農村稅費改革的首要任務；我國加入WTO，受沖擊最大的是農業，風險最大的是農民。筆者深感全社會應該增強對農民“減負”的緊迫感，農民負擔沉重的問題不能再這樣一年又一年地拖下去。建議國家乘我國正式加入WTO和農村稅費改革之際，取消人為制造的剪刀差，并適應WTO的需要，依照國際慣例和國外對農業實行普遍扶持和保護的做法，直接對農業生產者進行農產品生產補貼，切實保護和扶持農業，維護農民的切身利益。

二、廢除城鄉隔離政策，取消“雙重標準”

摘要：傳統憲法概念存在三大局限性：歷史的局限性、抽象對象的局限性、定位上的局限性。基于對傳統憲法概念的局限性之反思與超越，可將憲法界定為客觀秩序和觀念秩序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主權社會的基本規范。

關鍵詞：傳統憲法概念反思超越

一、傳統憲法概念綜述

縱觀中國憲法學的研究，學者們對憲法概念的界定主要存在以下幾種情形：一是以憲法調整對象來定義憲法，這種界定方法主要突出憲法規定公民權利、國家權力以及二者的相互關系。如有學者認為：“憲法是調整公民權利和國家權力之間基本關系的部門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二是以憲法的功能與作用為視角來定義憲法。這種方法主要突出憲法的兩重功能——授予權力、限制權力，它是自由主義思想的產物。l9世紀的自由主義者認為，美國憲法是保衛自由的重要手段，它既規范了中央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權力平衡，也規范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權力平衡。它的目標是約束國家權力。三是以憲法的表現形式為視角定義憲法。這種定義突出了憲法的兩個主要要素：“具有成文法典形式，具有特定的修改程序。”它首先著重強調必須有貫以“憲法”的規范性文件，以與其他部門法相區別。其次是有嚴格的修改程序，以區別于其他法律的修改程度。從這兩個主要的形式要素來體現憲法的根本性，而不是從憲法的調整對象來體現其根本性。四是以憲法在整個家法律體系中的地位為視角定義憲法。這種界定直接突出憲法作為根本法的屬性。這種定義著重指出，憲法制定者將憲法確定為治理人類政治組織群體的一種根本大法。憲法文獻指出并闡明一國政體所賴以建市的原則。因此美國學者施華茲說：“憲法是包括治理國家的指導原則的國家根本法”。是以憲法的政治性、階級性為視角定義憲法，這種定義從法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出發，認為憲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體現。它是統治階級的政治在法律上的最高反映。“因為國家是屬于統治階級的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一切共同的規章都是以國家為中介的，都帶有政治形式。”“憲法是統治階級意志和利益的集中體現”，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憲法的。

綜上所述，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憲法的內涵有著不同的界定，它們都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憲法的某一特性．對于我們認識與研究憲法具有積極的意義。然而，憲法的基本用語概念與歷史的發展同時發生變化，它與憲法原理的變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說，憲法原理隨著歷史的發展發生變化，而基本用語的概念又隨著憲法原理的變化而變化，以適應憲法原理。就在這個過程中，憲政實踐首先對憲法的概念提出了疑問，然后憲法學理論也開始對此予以探討，并涌現出大量與之相關的成果。

二、傳統憲法概念的局限性之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