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府信息能力是政府應用信息技術實現政府職能的一種執政能力，是執政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信息能力可以劃分為政府信息資源管理能力、政府信息應用能力、政府信息服務能力、政府信息革新能力等四個方面。政府信息能力建設是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方面，電子政務建設是政府信息能力建設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政府信息能力；執政能力；電子政務

一、政府信息能力的內涵

何謂信息能力?1974年美國信息產業協會(IIA)主席PaulZurkowski首次提出信息能力這一概念。他認為“所有經過訓練的在工作中善于運用信息資源的人稱為具有信息能力的人，他們知道利用多種信息工具及主要信息資源使問題得到信息解答的技術和技能。”美國圖書館協會于1989年在信息能力總統委員會的報告中指出：一個人要具有信息能力，就必須具有認識到何時需要信息和查尋、評估和有效利用所需信息的能力，而那些真正具有信息能力的人是知道如何學習的。

國內學者大多認為，信息能力就是各社會主體在信息活動的各個階段中所表現出來的能力的綜合。也有人認為信息能力或信息素質就是人們獲取、評價和使用信息資源的能力。同時，徐仕敏還提出社會信息能力的概念。他認為，社會信息能力就是一定范圍內所有個體和組織的信息能力的集合，社會信息能力的層次結構包括：個人信息能力、社會信息系統能力、政府信息能力；社會信息能力的要素結構包括：信息知識能力、信息編碼能力、信息整合能力、信息再生能力。

那么，什么是政府信息能力?政府信息能力的內涵是什么呢?筆者認為，政府信息能力是政府應用信息技術實現政府職能的一種執政能力，是執政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具體來說，政府信息能力的內涵有以下3個方面：(1)政府信息能力的本質是執政能力，在我國集中體現于黨的執政能力。(2)政府信息能力是政府信息活動中開發、管理、加工、應用信息的能力的綜合。(3)政府信息能力是政府應用信息技術的能力，是政府在政府管理過程中充分應用信息技術，改進政府管理效率，改善政府決策水平，提高政府服務質量的能力的綜合。

【論文關鍵詞】政府財政正確理解科學配置

【論文摘要】政府財政能力是衡量一個地區發展的綜合指標，在過去的計劃經濟時代，我國政府財政重收輕支、重投入輕效益，并且這種現象至今仍在部分地區存在。新形勢下，如何全面正確理解政府財政能力對于科學發揮政府對政配置作用尤顯必要。本文試從其內函以及科學評價等方面闡述理解政府財政能力的新觀點，并提出了相應的建議。

政府財政能力這一概念，過去乃至現在人們很少論及。但凡在評價一個地區的財政狀況時，常是依據財政收人的多寡作出判斷:收人多者，日其財力雄厚;收入寡者，則曰其財力薄弱.這里所說的“財力”只不過是一個地方政府的財政收人規模，并非我們所要討論的政府財政能力概念。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各級政府的財政收人規模也在持續擴大。如何合理分配使用這筆巨大的公共資源，使其在履行政府職能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充分發揮應有的作用，全面正確地理解政府財政能力尤顯必要。

一、政府財政能力的內涵

(一)政府財政能力的核心是支出的效益。

英文中“財政”一Finance源于拉丁文Finic，其原意是指“支出的期限”。英語引進來表示財政，首先是指政府的支出，然后才是籌措保證支出需要的收人，后來進一步發展為公共財政一PubliCFinance。事實上財政的功能也正是這樣，它是一種以政府為主體的經濟行為，是為政府實現其職能，滿足社會共同需要的支出提供資金保障與分配的經濟活動。收人并不是財政存在的本意，只是因為有了政府履行職能需要的支出，才產生了收人的必要.支出是目的，收人是保障。長期以來，由于受舊體制思維慣性的影響，我們在對財政收與支的邏輯關系的認識上始終未能跳出計劃經濟思維的羈絆，重收輕支，重投人輕效益的現象至今仍然在相當一部分地區中存在。從根本上克服這種現象的發生，就必須使人們，特別是政府的領導和財政部門的公務人員牢固地樹立“支出效益是政府財政能力核心”的認識，以使財政資金在穩定社會經濟發展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社會正處在前所未有之大變局時期，市場化進程之不斷演進，政治體制之日臻完善，多元文化之共同繁榮，價值體系之漸趨整合，社會結構之分化重組，共同匯成社會轉型之偉大洪流。反觀近代以來之歷史，中國社會歷經三次巨大轉型，第一次是19世紀末，中國社會被迫納入資本主義體系中，喪權失士，倍受欺凌，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第二次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社會主義制度之初步建成；第三次是1978年以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成中國社會之“第三次革命”。這三次重大社會轉型之邏輯變奏，是中國社會邁向現代化的主旋律。政府作為現代化進程的動力源之一，其能力之大小，功能之強弱，職能配置之合理與否，同社會轉型與現代化之間的關系甚密，實現社會轉型和步人現代化，必須要有最基本的政治前提：“(1)一個國家的行政管理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有助于力量的協調和資源的征用以支持現代化進程；(2)高度分化和專門化的制度的發展，為政治作用的穩步擴大作好準備，這是現代化發展的典型過程；(3)行政體制中的中央、行省和地方三級的接合能為有效的政治管理作出重要貢獻；以及(4)具備一支干練而諳熟規章制度的行政官員這種傳統，對于擴大現代化所必需的政治手段具有決定意義。”1時下，中國社會的巨大轉型，使政府能力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對此問題的研究，意義重大。

l、概念及其闡釋

研究政府能力，通常是在兩個層面上展開，一是指什幺樣的能力，二是指何種程度的能力。前者是就能力的類別而言，后者強調的是能力的強弱與大小。單從能力的類別來考察，它往往同政府職能的含義較為接近，如果就能力之大小來研究，則要切入諸多變量，更多地從實證分析中得出一種比較的相對的量的規定性。顯然后者的研究更具挑戰性，當然也更具有說服力。不過其不足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比如變量的確定，統計的偏差，難以預測的相關因素的干擾等。所以，在政府能力研究中的歧義和紛爭就不是那幺令人費解了。

阿爾蒙德和鮑威爾從結構功能主義的方法論出發，提出功能三分方案，即系統功能(包括政治社會化、政治錄用、政治溝通)、過程功能(包括利益表達和綜合、政策制定、政策實施)，政策功能(包括提取、限制、分配與輸出)，并用“政治生產力”給以概括和總結，無疑，這種嘗試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也是具有一定抽象性的，我們當然可以把“政治生產力”作為衡量政府能力的一個重要參數。

古德諾的政府觀似乎更為簡潔，他說：“在所有的政府體制中都存在著兩種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即國家意志的表達功能和國家意志的執行功能。在所有的國家中也都存在著分立的機關，每個分立的機關都用他們的大部分時間行使著兩種功能中的一種。這兩種功能分別就是政治與行政。”2這實際上是對政府能力的二元劃分，即政治能力與行政能力的二元組合。

持系統政治觀的學者則是從輸入、轉換、輸出、反饋等向度來定位政府能力的，具體表現為體系的維持能力，體系的生產能力，體系的適應能力，體系的統合能力等。當然，各部分的能力之和并不等同于體系的綜合能力。

理性的制度安排和合理的政府行政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現實課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合理行政對政府能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政府能力日益成為國家間、區域間、城市間的競爭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推進依法行政的歷史進程中，如何在現有法律的框架下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權，這是宜昌市政府能力建設無法回避的現實課題。

一、大力推進合理行政是新的歷史時期構建和諧宜昌的現實需要

（一）大力推進合理行政是實施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迄今為止，依法行政已經成為人們熟知的政府戰略。然而，從依法行政的實效來看，“法律機械主義”與“法律虛無主義”傾向仍然存在，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對如何依法行政準備不足、能力不強。也就是說，合理行政的能力不強，而沒有合理行政，依法行政也就失去了保障，因為依法行政最難把握的就是自由裁量權的合理行使。由于法律調整社會關系的滯后性以及地方情況的差異性，法律框架下自由裁量權的大量存在是現代行政的基本特點。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控制主要有行政合法性原則和行政合理性原則兩種。行政合法性原則主要審查行政自由裁量權行使是否合法，如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是否超越了法定的幅度范圍等等，這是必要的，但僅此是不夠的。而行政合理性原則主要審查在法定幅度范圍之內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權是否行使得合理適當，如是否違反法定的原意或出于不正當的動機，是否將相關因素納入考慮，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是否符合自然公平公正的要求等等。由此可見，推進依法行政不僅要堅持合法性原則，更要堅持合理性原則。相比之下，行政合理性原則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專門將合理行政列為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以防止因行政不合理妨礙行政法治。但是長期以來，我們似乎只知道要依法行政，而對合理行政認識不足，而問題又恰恰出現在這里，對此我們應當高度警覺。

（二）大力推進合理行政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現實需要。相當一部分同志簡單化地理解所謂“依法行政”就是依據業已制定的法律和政策來行政。然而，一旦我們在操作法律或政策的時候碰到“法律盲區”怎么辦？碰到“法律沖突”怎么辦？碰到法律模糊不可操作又怎么辦？我們到底應當依據什么標準來行使自由裁量權？要不要根據制定法律或政策的初衷來解釋法律或政策？合理行政應當倡導什么樣的行政理念？是以人為本還是以物為本？是違背現代行政理念機械地“摳”法律的字眼，還是考慮行政成本注重綜合行政效能？等等。在切實貫徹科學發展觀的背景下，法律或政策操作者們要正確把握依法行政的精髓，既要嚴格執法，又要防止“法律機械主義”傾向；要深刻認識到合理性原則的“理”應該是立法精神、法律原則、制定政策的初衷以及公共政策善良風俗和以人為本的行政理念；要大力倡導合理行政。可見，合理性原則所涉及的是更深層次的合法與否的問題，是對行政法治以及法律或政策的操作者們素質和能力提出的更高要求。

合理行政的緊迫性可以從近年發生的一些信訪事件或群體性事件中得到啟示。比如我市前年宜棉技校教師信訪事件曾作為市長批示件交有關部門協調處理。為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有關文件規定：“企業所辦中小學校移交地方管轄”。結果，宜棉所辦中小學校全部按政策移交地方管轄，其教師待遇也相應有所上揚，唯獨丟下宜棉技校（從字面來看的確不屬于中小學校）。隨后，宜棉民營化改制，這樣一來宜棉技校教師不僅待遇不漲，反而生活失去保障。剖析這一個案，從表面上看，政策操作者不過是嚴格按文件辦事沒有錯。但是從合理行政的高度來要求差距就很明顯。如果政策操作者從政策制定的初衷和以人為本的行政理念出發來解讀政策，而不是“摳”政策字眼，宜棉技校教師的處境就大不一樣，信訪事件就可能會避免。好在《教師法》明確規定：“中小學校”包括“職業技術教育”，最終為處理這一問題提供了法律依據。此外，香港衡鋒公司關于返還定金的信訪件等一些市長批示件所反映的問題幾乎都涉及到合理行政這一課題。

（三）大力推進合理行政是針對我市政務環境特別是行政執法現狀必須作出的戰略選擇。政務和諧是社會和諧的關鍵，打造和諧宜昌首先必須打造一個和諧的政務環境和發展環境。一個城市政務環境如何，取決于政府的行政理念、行政作風、行政效能和行政環境等等。所有這些都涉及到行政合理性問題。總體來看，我市政務環境是好的，推進合理行政的基礎是不錯的。但也確實還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有的還比較嚴重。表現在：行政執法隊伍的整體素質和少數領導干部行政能力仍需進一步提高，行政理念亟待創新；行政執法人員還存在著行政水平不高、業務不熟、不文明執法等問題，個別人員還存在徇私枉法、營私舞弊等行為；“依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當、誠實守信、高效便民、權責統一”的依法行政良性格局還未能形成。從更大范圍來看，行政決策程序和機制以及對行政行為的監督制約機制還有待進一步完善，行政管理體制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政府的形象，妨礙了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打造和諧宜昌，必須下大力氣全面推進合理行政，不斷優化我市的政務環境和發展環境。

目錄

引言1

第一部分從SARS危機看經濟轉軌中的政府應急能力

一、職能缺位：政府管理公共事務的定位不清晰

二、體制缺位：公共衛生體系和應急機制的發展滯后

三、投入缺位：政府公共衛生支出的安排不足

內容提要:創新型國家和服務型政府要求政府必須具備較強的創新能力。政府內結構性和外結構性因素對政府創新能力的提升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內結構性因素包括政府價值取向、行政文化、組織機構、官員素質及政府能力結構等。政府外結構性因素主要源于政府與市場、社會間競爭、合作和反對的關系。政府價值理念是政府創新能力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內結構性影響因素起著決定性作用,外結構性影響因素則是其發展的重要保障。

關鍵詞:政府創新能力;政府能力結構;競爭;合作

一、引言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日趨加劇,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格局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多方位、深層次地接受來自國際組織、國外政府的巨大影響。世界各國在國際中的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在某種程度上,由該國經濟持久發展的競爭力決定。經濟持久發展的不竭動力來源于一國科學和技術的不斷創新。正因為此,國家創新系統、區域創新系統、政府創新等各種圍繞“創新”而來的“名詞”長久地牽動著各國研究者的神經。特別是眾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相對滯后,企業依附性強,激烈的國際競爭使得企業根本沒有余力進行自主創新,何況國外“新”技術的引進仍能為企業帶來豐厚利潤,這就使得企業更沒有動力去創新。加上發展中國家的法律、制度、文化等各方面也少有促進科技創新的動力源。

在這種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黨和政府審時度勢,提出“用15年左右的時間使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的奮斗目標。現代創新型國家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政府在國家創新系統建設中應著重完善創新型制度、健全國家創新體系、發展創新文化,切實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基于此,當前國家創新系統建設更為迫切的是,加快創新政府職能與行政方式轉變,調整與之不相適應的行政機制,這其中至關重要和基礎性的在于政府創新能力的提升。政府創新能力的加強,不僅能為企業、科研機構等創新主體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基礎條件,而且還能為之作出表率,積極營造良好的創新文化,走出發達國家“由于私部門對政府的示范作用或者是政府自身迫于信息技術的壓力”而被動創新的慣性。本文旨在分析影響政府創新能力發展的政府內外結構性因素,從政府的角度為創新型國家建設提供一條有益的選擇路徑。

所謂政府創新能力,是指政府為適應不斷變換的經濟政治環境,回應公民、社會訴求,實現政府基本價值目標,對行政理念、組織機構、行政制度及體制等行政活動各層面進行自我革新的能力。政府創新是政府創新能力的外在表征,政府創新能力是影響政府創新的內部決定因素。政府創新能力與政府其他能力一樣,內蘊于政府機理,外化為政府行為。政府內與外、歷史與現實等林林總總的因素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塑造著政府創新能力,時間、空間二元框架的四維結構的運行限定著政府創新能力的高低。基于這一認識我們把影響政府創新能力的因素歸結為政府——市場——社會三維結構,具體從政府內部結構和外部結構兩大方面來探析。

內容提要:創新型國家和服務型政府要求政府必須具備較強的創新能力。政府內結構性和外結構性因素對政府創新能力的提升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內結構性因素包括政府價值取向、行政文化、組織機構、官員素質及政府能力結構等。政府外結構性因素主要源于政府與市場、社會間競爭、合作和反對的關系。政府價值理念是政府創新能力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內結構性影響因素起著決定性作用,外結構性影響因素則是其發展的重要保障。

關鍵詞:政府創新能力;政府能力結構;競爭;合作

一、引言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日趨加劇,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格局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多方位、深層次地接受來自國際組織、國外政府的巨大影響。世界各國在國際中的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在某種程度上,由該國經濟持久發展的競爭力決定。經濟持久發展的不竭動力來源于一國科學和技術的不斷創新。正因為此,國家創新系統、區域創新系統、政府創新等各種圍繞“創新”而來的“名詞”長久地牽動著各國研究者的神經。特別是眾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相對滯后,企業依附性強,激烈的國際競爭使得企業根本沒有余力進行自主創新,何況國外“新”技術的引進仍能為企業帶來豐厚利潤,這就使得企業更沒有動力去創新。加上發展中國家的法律、制度、文化等各方面也少有促進科技創新的動力源。

在這種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黨和政府審時度勢,提出“用15年左右的時間使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的奮斗目標。現代創新型國家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政府在國家創新系統建設中應著重完善創新型制度、健全國家創新體系、發展創新文化,切實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基于此,當前國家創新系統建設更為迫切的是,加快創新政府職能與行政方式轉變,調整與之不相適應的行政機制,這其中至關重要和基礎性的在于政府創新能力的提升。政府創新能力的加強,不僅能為企業、科研機構等創新主體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基礎條件,而且還能為之作出表率,積極營造良好的創新文化,走出發達國家“由于私部門對政府的示范作用或者是政府自身迫于信息技術的壓力”而被動創新的慣性。本文旨在分析影響政府創新能力發展的政府內外結構性因素,從政府的角度為創新型國家建設提供一條有益的選擇路徑。

所謂政府創新能力,是指政府為適應不斷變換的經濟政治環境,回應公民、社會訴求,實現政府基本價值目標,對行政理念、組織機構、行政制度及體制等行政活動各層面進行自我革新的能力。政府創新是政府創新能力的外在表征,政府創新能力是影響政府創新的內部決定因素。政府創新能力與政府其他能力一樣,內蘊于政府機理,外化為政府行為。政府內與外、歷史與現實等林林總總的因素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塑造著政府創新能力,時間、空間二元框架的四維結構的運行限定著政府創新能力的高低。基于這一認識我們把影響政府創新能力的因素歸結為政府——市場——社會三維結構,具體從政府內部結構和外部結構兩大方面來探析。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政府行政效能低下的主要表現；政府行政效能低下的主要原因；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能的措施等進行講述，包括了思想不夠解放,觀念陳舊落后、機關機構臃腫,冗員過多,人浮于事、形式主義現象較為嚴重、腐化墮落的思想和行為屢禁不止、主觀方面的原因、客觀方面的原因、加強服務型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在“以人為本,和諧發展”思想的指導下,運用科學的工作分析方法,建立效能建設機制,不斷提高政府效能,為執政能力建設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提供持續保障。

[關鍵詞]政府職能行政效能

一、政府行政效能低下的主要表現

1.思想不夠解放,觀念陳舊落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化,廣大機關干部的思想觀念有了較大轉變。但是,還有相當一部分的機關干部思想觀念保守陳舊,甚至還有一些“左”的僵化的東西,跟不上形勢的發展。思想的陳舊,管理觀念的滯后,服務理念的落后,影響了機關職能的發揮,破壞了地區和部門的形象,使投資軟環境惡化,嚴重阻礙了經濟和社會的快速健康發展。

2.機關機構臃腫,冗員過多,人浮于事。由于機構龐大,人員臃腫,造成行政管理成本巨大,國家財政不堪重負。到目前為止,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冗員過多的問題還沒能得到根本解決。

論政府的創新能力

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著重研究和部署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若干重大問題，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提出了提高“五個能力”的明確任務，那就是：按照推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要求，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決定》指出，全黨要緊緊圍繞上述任務，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創建新機制、增強新本領。這里強調的“四個新”，核心在創新，離開了創新，加強黨執政能力建設就會成為空中樓閣。因此，全黨和黨領導的各類權力機關、群團組織都要致力于創新，作為行政機關的政府尤其要重視創新，不斷提高創新能力。

現代經濟學上關于創新比較完整的概念，是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得首先提出來的，他對創新定義了三個層次：一個是創造，一個是再次發現，一個是重新組合，都是創新。同志把創新的意義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他說：“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實質上，創新也是我們黨歷來思想路線的一個重要特征。第一代領導集體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就是創新的最高境界；第二代領導集體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解放思想的目的就是為了創新；第三代領導集體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與時俱進必須通過創新來實現。十六屆四中全會總結了我們黨執政五十五年來的六條經驗，其中第一條就是，必須堅持黨在指導思想上的與時俱進，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新的實踐。這也是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創新的一個基本要求。

從一個區域來說，創新是發展的火車頭。區域創新的主體包括很多層面，既有各種社會組織，各個企業，也有社會公眾個人，還有政府(也可泛指現在的黨政組織體系)。在所有的創新主體中，政府居于引導地位。總理在談到中國國情時講了一個乘除法的比喻，他說，中國有13億人口，再大的成就除以13億，都是一個小數字；再小的問題乘以13億，都是一個大問題。在區域的創新發展體系中，也有這樣一個乘除法，當政府創新能力強的時候，它對于區域的整體創新能力具有乘數效應，將會擴張區域的創新能量，極大地促進區域的發展；當政府創新能力弱的時候，它對區域的整體創新能力具有除數效應，將會抑制區域的創新能量，阻礙區域的發展。

講政府創新與區域發展這一主題，必須回答好四個問題，即：為什么要增強政府創新能力、從哪些方面增強政府創新能力、靠什么來增強政府創新能力、怎樣評判政府的創新能力。

一、為什么要增強政府創新能力

內容提要:創新型國家和服務型政府要求政府必須具備較強的創新能力。政府內結構性和外結構性因素對政府創新能力的提升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內結構性因素包括政府價值取向、行政文化、組織機構、官員素質及政府能力結構等。政府外結構性因素主要源于政府與市場、社會間競爭、合作和反對的關系。政府價值理念是政府創新能力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內結構性影響因素起著決定性作用,外結構性影響因素則是其發展的重要保障。

關鍵詞:政府創新能力;政府能力結構;競爭;合作

一、引言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日趨加劇,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格局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時也多方位、深層次地接受來自國際組織、國外政府的巨大影響。世界各國在國際中的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在某種程度上,由該國經濟持久發展的競爭力決定。經濟持久發展的不竭動力來源于一國科學和技術的不斷創新。正因為此,國家創新系統、區域創新系統、政府創新等各種圍繞“創新”而來的“名詞”長久地牽動著各國研究者的神經。特別是眾多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相對滯后,企業依附性強,激烈的國際競爭使得企業根本沒有余力進行自主創新,何況國外“新”技術的引進仍能為企業帶來豐厚利潤,這就使得企業更沒有動力去創新。加上發展中國家的法律、制度、文化等各方面也少有促進科技創新的動力源。

在這種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黨和政府審時度勢,提出“用15年左右的時間使我國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的奮斗目標。現代創新型國家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政府在國家創新系統建設中應著重完善創新型制度、健全國家創新體系、發展創新文化,切實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基于此,當前國家創新系統建設更為迫切的是,加快創新政府職能與行政方式轉變,調整與之不相適應的行政機制,這其中至關重要和基礎性的在于政府創新能力的提升。政府創新能力的加強,不僅能為企業、科研機構等創新主體提供良好的制度環境和基礎條件,而且還能為之作出表率,積極營造良好的創新文化,走出發達國家“由于私部門對政府的示范作用或者是政府自身迫于信息技術的壓力”而被動創新的慣性。本文旨在分析影響政府創新能力發展的政府內外結構性因素,從政府的角度為創新型國家建設提供一條有益的選擇路徑。

所謂政府創新能力,是指政府為適應不斷變換的經濟政治環境,回應公民、社會訴求,實現政府基本價值目標,對行政理念、組織機構、行政制度及體制等行政活動各層面進行自我革新的能力。政府創新是政府創新能力的外在表征,政府創新能力是影響政府創新的內部決定因素。政府創新能力與政府其他能力一樣,內蘊于政府機理,外化為政府行為。政府內與外、歷史與現實等林林總總的因素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塑造著政府創新能力,時間、空間二元框架的四維結構的運行限定著政府創新能力的高低。基于這一認識我們把影響政府創新能力的因素歸結為政府——市場——社會三維結構,具體從政府內部結構和外部結構兩大方面來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