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行終結的原因是指引起執行非正常終結的事實或理由。由于執行終結直接關涉執行當事人實體權益的實現，所以執行終結的原因應由法律作出明確規定，不得隨意增減。

執行終結的概念

執行終結是指在執行過程中，因某些特殊情況的出現，使執行程序無法或無須繼續進行，因而停止執行，以后也不再恢復。

轉交送達

轉交送達，是指法院將訴訟文書送交受送達人所在單位，由單位轉交受送達人。

轉交送達的適用范圍

[摘要]隨著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偉大事業的不斷深化和發展，如何使各項政策適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充分發揮其構建和諧社會的保障作用，是當前需要加以研究和解答的新課題；進一步認清過時、失效政策的現狀和對和諧社會造成的不和諧影響，有利于從源頭治理問題。從組織角度、倫理角度、團體角度等多種角度分析終結政策，具有理論上的邏輯性和實踐上的可操作性。

[關鍵詞]公共政策；政策終結；倫理視角；組織視角

一、問題的提出

《南方周末》在2006年8月10日和8月17日兩期報道中分別刊登了《無戶口嬰兒之死》《活人上戶難死人不消戶》文章，讀罷一直不能平靜。《無戶口嬰兒之死》講述了一個父親親手摔死了出生僅43天的兒子。不管嬰兒的死是因為其父的個人心理問題，還是周遭環境所迫，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嬰兒是無辜的，生命是可貴的。《活人上戶難死人不銷戶》一文是湖北一位警察給《南方周末》的去信，以其切身的管理體驗，對戶籍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作了分析。據他工作實踐調查發現以下幾個問題：第一，農村死人不銷戶現象比較普遍。原因一是銷戶需要10～20元的微機費；二是醫學死亡證明的缺失，即派出所給居民辦理銷戶手續需要以此為證，但農村居民大多數死在家里，沒有醫學死亡證明。第二，超生嬰兒上戶難。超生兒沒戶口，那就不能參加高考、參軍、買房子，甚至沒有辦法結婚，當然對他們的管理也給公安機關和政府部門帶來更大的麻煩。如果一個沒有戶口的少年參與偷盜摩托車，怎么處罰?確定真實年齡至為關鍵，因為法律規定對不滿十四周歲的當事人可以免罰；年滿十四周歲而未滿十八歲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公安機關就只好檢查骨質判斷年齡，但檢查骨質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需要去省會城市的公安機關，而且骨質檢查也未必完全準確無誤，這對行政執法的高效性和司法審判的準確性都是考驗。

當前，我國正處于轉軌時期，同時也處于建設和諧社會的關鍵時期，許多不適合新體制的政策都應該予以終結。這里需要注明的是：政策終結并不僅是政策的終止、結束，而往往是伴隨著新政策的開始。關于政策終結在政策過程中的地位，不同學者有不同的主張。政策終結是政策決策者通過對政策或項目進行慎重的評估后，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終止那些過時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或無效的政策或項目的一種政治(或政策)行為。政策終結具有強制性，因為政策終結會遇到利益受損者的反抗，需要靠強制力來進行；政策終結具有更替性，是新代舊的過程；同時政策更替也具有靈活性。但也有學者認為政策終結是政策過程的最后一個階段。如果把政策過程看作某種有序的活動的話，那么，它的最后一個階段便是政策評價。政策終結位于政策過程的末端，對一項政策的終結意味著一項新的政策的開始，所以政策終結也是一個發展的概念。政策終結是政策過程的最后一環，是理性化政策過程的最后結果，但也被認為是承上啟下的一環，它不僅是對一項政策的了結，而且也意味著修正或調整。政策終結是政策運行過程的最后一個環節。公共政策的最后一個階段用“公共政策實現”這一概念為好，即是指人們通過政策實施，使政策目標和功能解化，使政策轉化為現實社會存在的政策活動。

黨和政府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也比較重視政策終結工作，尤其是我國加入WTO后，廢止了一大批與WTO規則不符合的各種政策。事實上，類似戶口政策(由于我國沒有《戶籍法》，公安機關實施的是1958年制定的《戶口登記條例》)，我國還有很多政策都滯后現實十幾年甚至幾十年，這些不僅是學界探討的焦點，也是實務界人士心思所在。

面對當今世界不斷更新的藝術樣式,我們不得不做出這樣一個思考:藝術是不是如黑格爾所說已經終結了,藝術的任務已經完成,甚或說藝術已經死亡。這的確是令理論家們困惑的問題。而黑格爾所說的藝術終結,理論家們已爭前恐后地進行了大量的解讀,得出的結論卻莫衷一是。在當今媒介變革的時代,藝術是不是還能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其職能將發生什么樣的變化,這都需要我們站在媒介變革的背景下對其進行解讀。

一、概念梳理

(一)何謂媒介變革?

媒介又稱媒體,英文為media,原意是居于中間之物,是傳播學的核心概念之一。傳播意義上的媒介,是指用以承載并傳遞信息的物理形式(包括物理材料和技術手段)和通道。傳播學“鼻祖”施拉姆認為:“媒介就是插入傳播過程之中,用以擴大并延伸信息傳遞的工具。”[1](P144)馬歇爾•麥克盧漢亦認為,媒介是人體的延伸。譬如,印刷品相當于眼睛的延伸;廣播、擴音系統相當于耳朵的延伸;錄像機、錄音機的信息儲存功能,電子計算機的邏輯運算功能相當于人腦部分的延伸等等。[2](《引言》)一場話劇或音樂會,觀眾最多不過千人,但媒介的延伸作用,可以把文藝傳播范圍大大擴展。從人類生產力發展角度可以將媒介變革劃為為三個歷史時期。即自然經濟時期、商品經濟時期、知識經濟時期。20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人類開始步入知識經濟時代,媒介的第三次變革相伴而來。以計算機為核心的信息產業的突飛猛進,使信息量和傳播渠道急劇增加,人們受到來自四面八方各種知識和信息的狂轟爛炸,大眾媒體網絡四通八達,公共傳媒通過衛星傳輸,電子信號暢通、快捷。[3](P45)當下,我們正處在媒介變革的第三時期,即“我們正處在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場革命之中,對此再也不能有任何懷疑了。這是一場全球規模的革命,而且,它正在以史無前例的速度擴展。”[4](《序》)德國美學家沃爾夫岡•韋爾施稱我們當今的電子媒體的強大功能為“人工天堂”,聲稱“依靠電子技術,我們似乎正在不僅同天使,而且同上帝變得平等起來”[5](P235)“現在我們有了這個網絡,于是不必重復深更半夜爬格子,寄編輯,等回音,修改等等復雜的工藝了。想到什么,打開電腦,輸入、發送———就OK了。你甚至可以在幾分鐘之后看到讀者給你的回應。”[6]

(二)何謂藝術終結?

19世紀黑格爾將藝術納入到廣闊的實踐范圍內,深刻地說明藝術的需要源自于人類認識自己的強烈愿望,藝術既是一種實踐活動,亦是一種認識活動,是成為滿足人的“一種較高的需要,有時甚至是最高的、絕對的需要”[7](P38)的活動,一種和日常勞動、日常生活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活動,而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偶然事件和幻想的游戲”。[7](P38)人的自由理性、人類心理的自由需要乃是藝術最根本和必然的起源。1817年,黑格爾在海德堡開始了后來被譽為“西方歷史上關于藝術之本質的最全面的沉思”[8](P300-310)的美學講演。在此講演中,他提出一個振聾發聵的觀點:藝術已經走向終結。他說:“就它的最高的職能來說,藝術對于我們現代人已是過去的事了。因此,它也喪失了真正的真實和生命,已不復能維持它從前的在現實中的必需和崇高的地位,毋寧說,它已轉移到我們的觀念世界里去了。”[7](P15)黑格爾眼里的藝術終結,只是終結了“時代的”藝術,并非“一般的”藝術。換言之,黑格爾是緊密聯系時代及藝術實踐來感嘆其心目中的“經典藝術”的不斷衰落乃至消亡,而并非一般意義上的藝術死亡,他并沒有給所有的藝術下達死亡通知書。一個多世紀之后,美國學者阿瑟•丹托在《藝術的終結》(即《哲學對藝術的剝奪》)中,重新討論了黑格爾的命題,直接提出了“藝術終結”是如何成為可能的問題,被稱為藝術的“二次終結論”,藝術,作為“一種生存方式已衰老了,結果又會怎樣呢?”[9](P78)

1986年，美國當代著名的哲學家阿瑟?丹托《哲學對藝術的剝奪》文集問世，其中《哲學對藝術的剝奪》(后簡稱《剝奪》)與《藝術的終結》(后簡稱《終結》)兩篇論文備受關注。前者追溯哲學對藝術的剝奪歷史，企圖從本體論上賦予藝術身份，進而把藝術與哲學分別解放出來;后者則通過對以往藝術史模式的否定，重新處理藝術與歷史之間的關系，從而讓藝術獲得真正的解放。兩篇文章，不僅是丹托早期“藝術界”思想的投射，也為日后極簡主義的藝術定義鋪平道路。本文力圖發現《哲學對藝術的剝奪》與《藝術終結》間的必然聯系，由此追蹤丹托早期藝術哲學發展思路。

一、哲學對藝術的剝奪———藝術哲學產生的必然

西方從柏拉圖開始，就通過“模仿說”把藝術定義為無用之物，從而置于體系之外。丹托對此深有體會，直接談到“藝術史就是壓制藝術的歷史”［1］(P4)。《剝奪》就是圍繞藝術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具體來說，就是藝術長期以來的處境是由哲學給其指派身份［1］(P13)。為了清楚地展示藝術與哲學這種古老而又復雜的關系，一種“類似精神與肉體間的關系”［1］(P5)，丹托的主要任務就是對這一剝奪理論做了考古學的研究。在丹托看來，作為政治家的柏拉圖，其藝術理論就是他的哲學，是服從于政治需要的，而壓制史正是來自其藝術理論。丹托一針見血地指出自古以來的哲學都是替柏拉圖遺囑添加的附言，哲學本身就是對藝術的剝奪［1］(P8)。柏拉圖對藝術的抨擊基于兩方面:首先，依照“理式”論，他認為藝術是模仿的模仿，同真理相隔兩層，以“影子說”建構了一種排除藝術的本體論。其次，就是用理性解釋藝術，通過把藝術看做是與哲學相似的東西從而賦予藝術以合法地位。而這兩方面使得藝術要么從本體上被排除，要么成為變形的哲學，自始至終沒有獨立地位。到了康德，對藝術的態度就是“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然而，這種思想依舊是來自柏拉圖，在選擇對“形式”贊美與關注時，藝術由于無功利性，而不與社會生活發生關系，從而離開有用領域，遠離了人們的關注，從而在整個體系中被中立。之后，叔本華還是繼承了康德，認為藝術不會影響世界秩序，藝術僅僅成為了一種把人們帶向自由烏托邦的精神鴉片。甚至到了今天的迪基，藝術也只是被動地等待闡釋的對象，它本身沒有一種哲學自覺性。通過這種追蹤，丹托讓我們確信的是一直以來都是哲學在給藝術指派哲學身份，而哲學最終并不是要處理藝術事物，因此，藝術史就是藝術被壓迫和被邊緣化的歷史。據此，藝術、生活與美事實上被隔開了，自柏拉圖以來諸如藝術定義的藝術理論，都是服務于某種政治意圖，通過揭示藝術在形而上層面的缺陷，從而取消藝術在本體論上的合法地位。而黑格爾的做法則是以認識論為中心，設想精神的發展經過了藝術、宗教和哲學三個階段，其中藝術是認識的一個必經階段，最終的目標是走向哲學，實現哲學對藝術的取代，是另一種柏拉圖對藝術哲學接管的翻版。黑格爾認為“歷史的終結”是精神實現了對其精神身份的了解［1］(P18)，是對意識的意識，而藝術的歷史使命正是在于讓哲學成為了可能［1］(P18)。丹托認為杜尚的《泉》正好吻合黑格爾的這種思想，在那里藝術成為了形式生動的哲學［1］(P18)，它不是靠某種外在的強制，而是一種自覺的意識實現了對其哲學本質的揭示，所以藝術的使命得以完成，它讓哲學來接管它自己提出的問題，藝術最終將獲得的實現和成果就是藝術哲學。丹托意識到藝術哲學所依據的依舊是屬于柏拉圖的藝術取代哲學，“藝術的終結”是因為藝術對歷史有了自我意識，而這種意識又是成為了藝術自身性質的一部分，所以藝術不可避免成為哲學。現階段，藝術已經被哲學滲透了。丹托再次機警地利用了柏拉圖的短暫化策略實現對藝術的辯護:既然傳統的“藝術哲學史”是通過閹割或者替代藝術，去除藝術的危險性進而服務某種政治意圖;那么，批判藝術無用的哲學，自己也深陷兩難的境地，因為短暫化策略試圖將哲學強加到藝術之上，從而取消藝術，其最終會質疑哲學本身。而通過本體論上對藝術的恢復，也是可以治愈哲學的。丹托從藝術界自身來考察藝術的“接管”，暗示著藝術在某種程度上充當著自身被壓迫的幫兇。其目的是為了重新評估藝術的潛力和提出“藝術為何”的本質。藝術史因此可以被解讀為藝術逐漸變形為哲學的歷史，這一過程伴隨著藝術提出它自身本質的哲學問題而結束。需要注意的是，丹托敏銳地察覺到盡管藝術被哲學滲透，然而將藝術視為變形的哲學卻是對黑格爾的巨大反諷。所以，他接下來的任務就是讓藝術卸下藝術哲學的重擔，轉向一種自由的存在，而這在《藝術的終結》中得以繼續進行。

二、藝術史———藝術終結的必然

在《終結》前言中，丹托給出一個重要的提示即“藝術史模式”代表了一種剝奪“藝術權利”的形式［1］(P92)。因而，陳述“藝術的終結”必須同“藝術史模式”緊密結合在一起，而其具體的論證也是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的。首先，“藝術的終結”來自于丹托所歸納的兩種藝術史模式，它們分別是再現的藝術史和表現論的藝術史，代表是藝術被剝奪的兩種形式，但也讓藝術哲學成為可能。對此，丹托明確分析了這兩種模式的局限，丹托認為現階段藝術發展的現狀是符合黑格爾的體系理論的，在黑格爾看來，哲學在本質上就是反思的，它自身的性質也是它自己的主要難題之一，因此藝術的重要性在于它使得藝術哲學成為可能和重要了［1］(P125)，而理論本身也成了藝術的一部分。這個歷史階段完成的重要性也正在于藝術提出了關于自身的哲學問題，但不能回答;而哲學雖然能夠回答，但它必須依靠藝術來提出這個問題。既然“藝術哲學”已經產生了，那么丹托所謂的后歷史時期藝術創作者的目的就不再是創作歷史重要性或者意義［1］(P126)，因為歷史本身已經結束了。其次，“藝術的終結”的目標不是讓哲學取代藝術，而是藝術的一種自由實現。借用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的精神的成長模式，丹托認為歷史的終結在于黑格爾所說的關于絕對知識的出現時相重合的，藝術家的努力就是為哲學鋪平了道路，把關于自身定義的任務交給哲學，這其實正是對其自身的一種解放。在這里，丹托表現出他的黑格爾的傾向，后者認為藝術因為理論而擁有光亮的價值，從而消除主客體間的分裂。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就不用承擔受制于歷史所要承擔的精神任務，可以追求任何風格或形式，標志著一個多元主義時代的到來。最終，藝術的目的遠離了歷史的范圍。“藝術的終結”在很大程度符合黑格爾的關于生活在最高階段的人的歷史解釋。但是丹托對此有了更正，認為歷史已經變成哲學，并且讓藝術繼續。顯然藝術的終結不是藝術創作已經停止，而是藝術依據某種風格定義的時代已經結束。因此，歷史的終結和藝術的終結是不一樣的。丹托為了闡明藝術不是停止而是終結，把藝術看做是進入了一種自我意識，再次成為自己的哲學。但是對后歷史時代藝術的“多元主義”模式，丹托沒有明確的構想，造成曖昧的態度。簡言之，藝術的終結就是藝術通過提出自身的哲學問題，打破了以往的藝術史模式，達到一種黑格爾式的認知上的進步。

三、藝術的剝奪與終結———藝術的自由之路

內容提要本文著重探討了黑格爾和丹托的“藝術終結”理論，指出“藝術終結”的根源是18世紀以來確立的“審美自律”。“為藝術而藝術”導致藝術只與自身相關，藝術的創新就意味著對以往藝術的顛覆，現代藝術正是在這種創新的壓力下窮盡了所有的可能性而走向終結。要擺脫藝術終結的命運，首先要將藝術從自律中解放出來，重新恢復它的各種社會功能，尤其是其對現代文明的批判功能。中國當代藝術表明，多元的藝術觀念、混雜的社會形態和獨特的藝術傳統，是藝術在現代文明中獲得新生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黑格爾丹托美學獨立藝術終結藝術重生

藝術的終結是20世紀西方藝術哲學中引起廣泛討論的一個主題。事實上，這個主題早在19世紀就由黑格爾明確提出來了，只不過由于丹托等人在20世紀的重提，它才變得如此引人注目。鑒于藝術從來就沒有真正終結過，那么黑格爾和丹托等人做出如此斷言就更加令人深思了。黑格爾為什么會做出藝術終結的預言？丹托如何論證藝術業已終結？終結之后的藝術會是一種怎樣的情形？這些是任何一個對藝術感興趣的人都迫切希望理解的問題。

一、黑格爾的藝術終結論

如果將1734年鮑姆加通發表的《關于詩的哲學默想錄》看作現代美學的起點的話，那么在經歷了大約八十年之后，美學不僅發展成熟，而且被宣布終結。從1817年起，黑格爾開始講授美學，并提出了“藝術終結”的驚人論斷。藝術終結實際上意味著美學的消亡，至少在黑格爾的意義上就是如此，因為在黑格爾看來，美學這門學科的正當名稱不應該是感性認識的科學，而應該是“‘藝術哲學’，或更確切一點，‘美的藝術的哲學’”①。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了藝術，以藝術為研究對象的美學當然就會面臨存在的危機。

黑格爾為什么會做出“藝術終結”這種奇怪的預言呢？因為事實上在黑格爾時代，藝術正處于蓬勃發展的階段。可以這么說，藝術終結，與其說是黑格爾從當時的藝術實踐中觀察到的現象，不如說是黑格爾從他的理論體系中推導出來的結果。根據黑格爾的理論，藝術、宗教和哲學都是對絕對精神的表現，“藝術從事于真實的事物，即意識的絕對對象，所以它也屬于心靈的絕對領域，因此它在內容上和專門意義的宗教以及和哲學都處在同一基礎上”②。這里所說的“真實的事物”，并不是指現實中的具體事物，也不是理想中的抽象概念，而是指現實和理想相結合的事物，是有普遍性灌注其中的具體事物。“心靈就其為真正的心靈而言，是自在自為的，因此它不是一種和客觀世界對立的抽象的東西，而是就在這客觀世界之內，在有限心靈中提醒一切事物的本質；它是自己認識到自己本質的那種有限事物，因此它本身也就是本質的和絕對的有限事物”③。

面對當今世界不斷更新的藝術樣式,我們不得不做出這樣一個思考:藝術是不是如黑格爾所說已經終結了,藝術的任務已經完成,甚或說藝術已經死亡。這的確是令理論家們困惑的問題。而黑格爾所說的藝術終結,理論家們已爭前恐后地進行了大量的解讀,得出的結論卻莫衷一是。在當今媒介變革的時代,藝術是不是還能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其職能將發生什么樣的變化,這都需要我們站在媒介變革的背景下對其進行解讀。

一、概念梳理

(一)何謂媒介變革?

媒介又稱媒體,英文為media,原意是居于中間之物,是傳播學的核心概念之一。傳播意義上的媒介,是指用以承載并傳遞信息的物理形式(包括物理材料和技術手段)和通道。傳播學“鼻祖”施拉姆認為:“媒介就是插入傳播過程之中,用以擴大并延伸信息傳遞的工具。”[1](P144)馬歇爾•麥克盧漢亦認為,媒介是人體的延伸。譬如,印刷品相當于眼睛的延伸;廣播、擴音系統相當于耳朵的延伸;錄像機、錄音機的信息儲存功能,電子計算機的邏輯運算功能相當于人腦部分的延伸等等。[2](《引言》)一場話劇或音樂會,觀眾最多不過千人,但媒介的延伸作用,可以把文藝傳播范圍大大擴展。從人類生產力發展角度可以將媒介變革劃為為三個歷史時期。即自然經濟時期、商品經濟時期、知識經濟時期。20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人類開始步入知識經濟時代,媒介的第三次變革相伴而來。以計算機為核心的信息產業的突飛猛進,使信息量和傳播渠道急劇增加,人們受到來自四面八方各種知識和信息的狂轟爛炸,大眾媒體網絡四通八達,公共傳媒通過衛星傳輸,電子信號暢通、快捷。[3](P45)當下,我們正處在媒介變革的第三時期,即“我們正處在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場革命之中,對此再也不能有任何懷疑了。這是一場全球規模的革命,而且,它正在以史無前例的速度擴展。”[4](《序》)德國美學家沃爾夫岡•韋爾施稱我們當今的電子媒體的強大功能為“人工天堂”,聲稱“依靠電子技術,我們似乎正在不僅同天使,而且同上帝變得平等起來”[5](P235)“現在我們有了這個網絡,于是不必重復深更半夜爬格子,寄編輯,等回音,修改等等復雜的工藝了。想到什么,打開電腦,輸入、發送———就OK了。你甚至可以在幾分鐘之后看到讀者給你的回應。”[6]

(二)何謂藝術終結?

19世紀黑格爾將藝術納入到廣闊的實踐范圍內,深刻地說明藝術的需要源自于人類認識自己的強烈愿望,藝術既是一種實踐活動,亦是一種認識活動,是成為滿足人的“一種較高的需要,有時甚至是最高的、絕對的需要”[7](P38)的活動,一種和日常勞動、日常生活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活動,而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偶然事件和幻想的游戲”。[7](P38)人的自由理性、人類心理的自由需要乃是藝術最根本和必然的起源。1817年,黑格爾在海德堡開始了后來被譽為“西方歷史上關于藝術之本質的最全面的沉思”[8](P300-310)的美學講演。在此講演中,他提出一個振聾發聵的觀點:藝術已經走向終結。他說:“就它的最高的職能來說,藝術對于我們現代人已是過去的事了。因此,它也喪失了真正的真實和生命,已不復能維持它從前的在現實中的必需和崇高的地位,毋寧說,它已轉移到我們的觀念世界里去了。”[7](P15)黑格爾眼里的藝術終結,只是終結了“時代的”藝術,并非“一般的”藝術。換言之,黑格爾是緊密聯系時代及藝術實踐來感嘆其心目中的“經典藝術”的不斷衰落乃至消亡,而并非一般意義上的藝術死亡,他并沒有給所有的藝術下達死亡通知書。一個多世紀之后,美國學者阿瑟•丹托在《藝術的終結》(即《哲學對藝術的剝奪》)中,重新討論了黑格爾的命題,直接提出了“藝術終結”是如何成為可能的問題,被稱為藝術的“二次終結論”,藝術,作為“一種生存方式已衰老了,結果又會怎樣呢?”[9](P78)

在德國哲學家眼中，“批判”一詞倍受青睞。自從康德用“三大批判”構建起哲學大廈以來，批判就成了哲學家手中的法寶。在黑格爾哲學解體的過程中，“青年黑格爾派”曾使批判濫觴。在20世紀，法蘭克福學派再一次濫用批判，把哲學批判發展到頂點，以致于再也無路可走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是批判的終結，因為，這種批判對現實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絕對否定，使哲學不再是人類的理性，而完全成為哲學家憤世嫉俗的牢騷。

一.把“批判”寫在旗幟上

法蘭克福學派是由眾多理論家組成的一個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論觀點之間存在著差異，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們在社會批判理論的旗幟下聚攏在一起。

社會批判理論對現存社會進行的激烈批判涵蓋了現代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們都難以望其項背。具體地說，社會批判理論是一種致力于現代資本主義批判的理論。這種理論要求在總體上認識和理解社會生活、全面把握社會發展的泉源。在數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從一開始運用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現成結論去度量現代資本主義，到把馬克思主義與弗洛伊德主義等現代西方社會思潮結合在一起，再到最終形成一套獨立的社會批判規范和方法為止，法蘭克福學派在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下實現了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盡管遠非徹底但卻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蘭克福學派奠基時期，霍克海姆在題為《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這篇社會批判理論的綱領性宣言中，就提出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作以堅決的批判，努力使它成為一個更加正義、人道的社會。霍克海姆認為，我們的時代是一個批判的時代，而批判的時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論，法蘭克福學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論就是適應批判的時代要求的批判理論。

在霍克海姆看來，傳統理論是產生于現存社會制度并把現存社會制度作為自然的、永恒的東西接受下來的理論，它以維護現存社會制度為宗旨。它在對歷史事件加以解釋時，以為與操縱物理自然過程相似，都要求積累一大批知識，甚至是一套經過整理的假說提供的知識。由于積累知識的需要，理論的概念總會被絕對化，變成了具體化的意識形態范疇，而理論的批判功能卻因此與它絕緣了。傳統理論的理論活動特點“不管是象在歷史學和其他具體的描述性學科里那樣，問題在于綜合大量資料并獲得普遍規律，學者特有的主動性(即理論活動)都是接受、改造實際知識，使它合理化。”[1]因而傳統理論對于現存的社會制度有著修補功能，善于發現現存社會枝葉上的不和諧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現存社會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卻被作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為檢驗和排斥任何新產生的不諧和因素的標準。

在德國哲學家眼中，“批判”一詞倍受青睞。自從康德用“三大批判”構建起哲學大廈以來，批判就成了哲學家手中的法寶。在黑格爾哲學解體的過程中，“青年黑格爾派”曾使批判濫觴。在20世紀，法蘭克福學派再一次濫用批判，把哲學批判發展到頂點，以致于再也無路可走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是批判的終結，因為，這種批判對現實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絕對否定，使哲學不再是人類的理性，而完全成為哲學家憤世嫉俗的牢騷。

一.把“批判”寫在旗幟上

法蘭克福學派是由眾多理論家組成的一個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論觀點之間存在著差異，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們在社會批判理論的旗幟下聚攏在一起。

社會批判理論對現存社會進行的激烈批判涵蓋了現代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們都難以望其項背。具體地說，社會批判理論是一種致力于現代資本主義批判的理論。這種理論要求在總體上認識和理解社會生活、全面把握社會發展的泉源。在數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從一開始運用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現成結論去度量現代資本主義，到把馬克思主義與弗洛伊德主義等現代西方社會思潮結合在一起，再到最終形成一套獨立的社會批判規范和方法為止，法蘭克福學派在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下實現了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盡管遠非徹底但卻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蘭克福學派奠基時期，霍克海姆在題為《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這篇社會批判理論的綱領性宣言中，就提出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作以堅決的批判，努力使它成為一個更加正義、人道的社會。霍克海姆認為，我們的時代是一個批判的時代，而批判的時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論，法蘭克福學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論就是適應批判的時代要求的批判理論。

在霍克海姆看來，傳統理論是產生于現存社會制度并把現存社會制度作為自然的、永恒的東西接受下來的理論，它以維護現存社會制度為宗旨。它在對歷史事件加以解釋時，以為與操縱物理自然過程相似，都要求積累一大批知識，甚至是一套經過整理的假說提供的知識。由于積累知識的需要，理論的概念總會被絕對化，變成了具體化的意識形態范疇，而理論的批判功能卻因此與它絕緣了。傳統理論的理論活動特點“不管是象在歷史學和其他具體的描述性學科里那樣，問題在于綜合大量資料并獲得普遍規律，學者特有的主動性(即理論活動)都是接受、改造實際知識，使它合理化。”[1]因而傳統理論對于現存的社會制度有著修補功能，善于發現現存社會枝葉上的不和諧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現存社會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卻被作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為檢驗和排斥任何新產生的不諧和因素的標準。

摘要:公共政策終結發揮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是一個完整的政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政策自我調整的重要手段。可以說，政策終結是一種政策的淘汰機制，是一種積極的政策選擇行為。它是將無效的或已過時的公共政策予以廢除，其目標是提升政府管理水平與管理能力，促進政策的科學性及合理性，實現社會與政府和諧發展。本文選擇了近幾年來中國終結的政策案例，從公共政策終結原因方面對其終結進行探討。

關鍵詞:公共政策;政策終結;原因分析

一、政策終結

隨著時代的前進和發展，公共政策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也會出現終結現象。政策終結是指公共政策決策者通過對政策進行審慎評估后，采取一些必要措施來終止那些錯誤的，過時的，多余的或無效的政策，政策功能，政策工具或政策組織的一種行為。正如最近我們大家熱議的取消晚婚假政策一樣，根據全面兩孩政策的新形勢，符合政策生育的夫妻可以獲得延長生育假的獎勵或者其他福利待遇。同時，晚婚晚育假和獨生子女父母獎勵等規定被刪除，也意味著“晚婚假”、“獨生子女父母獎勵”等帶有時代特色的公共政策也將走向終結。也就是說，我們的政策也跟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變化著。學者陳振明指出:“政策終結是政策決策者通過對政策進行慎重的評估后，采取必要措施以終止那些過時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或無效政策的一種行為”。因此，政策的終結，既是一個政策的終點，也是一個政策的起點。政策終結過程是一個節約政策資源、優化政策資源結構、提高行政效率和政策質量的過程。政策終結既要剔除不合時宜、存有瑕疵的政策，也要對品質不高、不合時宜的政策資源進行淘汰。

二、政策終結原因分析

(一)政策主體間的利益博弈

一、政策變遷論途徑

在20世紀80年代末之前，政策過程作為政策領域研究的主要工具，但是在此之后，公共政策學者開始質疑其是否為一種典型的模式。Sabatier指出政策過程不能當作一種模式，甚至是一種架構，認為政策過程可以作為一種階段論，但并不是一種因果理論，而是基于自上而下的過度簡化的理想型理論。Sabatier和Jenkins-Smith提出政策過程的倡議聯盟架構，認為應該以政策行動者的觀點來觀察政策變遷，政策終結是不同倡議聯盟之間在對話過程中互動學習，導致其核心信念體系變化的結果。在此架構中，政策變遷的發生受到三種過程影響，即政策次級系統內相互競爭的倡議聯盟的互動關系，這些倡議聯盟的行動者是來自公、私部門不同階層中持有相同的政策信念（包括價值觀、因果假定和問題認知等）的人組成的各種群體，為實現目標或利益而確定各種行動策略，企圖操縱政府機構的規則、預算和人事的安排，以影響與其相關的公共政策；社會經濟條件的次級系統、系統治理聯盟以及對相互競爭的聯盟提供機會或障礙的其他次級系統等發生的變化，直接或間接對政策產生影響；涉及政策穩定的次級系統，諸如社會結構和憲政規則的安排、自然資源的配置以及社會基本價值信念的影響，對各個次級系統內部的行動者的行為提供資源或限制。這三種過程相互作用決定了政策變遷的過程，也決定了政策的命運。Sabatier和Jenkins-Smith認為，在倡議聯盟架構中，不同倡議聯盟之間對話過程中的相互學習，倡議聯盟成員接受新的觀念而改變舊有的觀念，導致核心信念的改變，政策就會隨著發生改變；如果核心信念差異過大，那么只有等到外在條件的改變或重大事件的發生，原來處于弱勢地位的倡議聯盟可能因為支持者或擁護者增加而扭轉劣勢，改變原有的權力和資源的分配方式，導致政府的行動方案必須依據其核心信念來重新規劃，政策終結由此產生。然而，Sabatier和Jenkins-Smith的倡議聯盟架構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即在不同的政策領域中，倡議聯盟的數量和影響力有所差異。有些政策領域內有一個勢力獨大的倡議聯盟，壟斷政策參與的機會；有些政策領域內存在兩個勢均力敵的倡議聯盟；有些則是同時存在多個倡議聯盟，聯盟之間勢力此消彼長對現有政策的影響力，自然影響政策終結的速度與形態。如果再加上時間序列的考慮，聯盟的動態性將會更加復雜，這也是政策終結的重要因素。雖然如此，他們的倡議聯盟分析架構對于探索政策終結是一個很好研究視角。它不僅包括了穩定的系統構成，而且也納入動態的外在因素，尤其是政策次級系統內的行動者采取策略和方法，使自己的信念注入政策的決策中，以影響政策的產出，同時也可根據內外因素的影響，重新調整政策信念或資源配置，從而，政策終結過程展現出來。

二、政策機會論途徑考夫曼

在1987年的著作《時間、機遇和組織：危機環境中的自然選擇》中，闡述了時間、機遇和組織在政策終結過程中的關系。考夫曼假定組織死亡是因為保持組織正常運行和發揮作用必需的能量和其他資源流入已經枯竭。而且他進一步提出組織演化的概念，組織終結是系統維持的失敗和組織發展不能適應新的環境條件，即組織不再適應它們的環境，喪失組織發展的能力，最終組織死亡。然而，考夫曼指出，機遇在組織終結中發揮重要作用，終結的時機并不是組織自身的死亡，似乎是隨意的，由時機和碰巧的運氣決定。金登在Cohen、March和Olsen提出“垃圾桶決策模式”的基礎上，提出了政策流和政策視窗概念，并形成多源流分析框架。金登指出，政策的形成是一個流動的過程，它是由三個流程形成的，即問題流程、政策流程和政治流程。問題流程中，政策行動者利用其所關注問題的重要性、提供所偏好的問題界定方式、制造焦點事件、將信息和政策績效反饋給決策者等方式，以影響政策議程；政策流程中，他們通過發表言論、動員輿論、游說等方式，推銷其政策理念和政策方案；政治流程中，他們利用政治手段和策略，與其他行動者相互競爭和合作。三個流程在大部分時候彼此是相互獨立發展的，各有其獨特的行動和規則，當問題、政策和政治三個流程交織在一起時，政策行動者會將其所支持的政策或所關心的問題置于有利的地位，問題、政策和政治三個要素組合的時機，就是政策視窗，也是政策變化的時候。政策行動者被稱為政策企業家，他們在政策過程中并不居于主導或決定的地位，但他們會影響政策議程。金登認為，政策議程并非自動的反應政策過程參與者的權力，政策形成不僅在于意圖，還要依賴運氣或機會。Jones和Baumgartner等提出的間斷均衡理論，認為政策變化的模式是無規律可循，不單純受穩定和漸進邏輯影響，政策變化大部分是漸進的方式，甚至是處于停止不變的狀態，但有時會出現不連續的劇烈的變化，至于何時會出現難以預料。同時，當公共問題的新思考方式、新支持者的急劇動員、制度結構的改變等集聚在一起，都可能引起政策制定者關注現有問題的不同層面，改變原有漸進的政策調整方式，破壞政策均衡穩定發展，產生急劇和不可預測的政策變化。他們認為，問題界定和議程設定是政策過程的關鍵因素，問題在公共對話中有不同的表達方式，而問題在議程中是否出現，會對現行的政策產生促進或抑制作用，即與現行政策一致的論述處于優勢時就會強化政策的正面意象，從而維持現行政策的穩定性；與現行政策不一致的論述處于劣勢時，政策壟斷就會遇到挑戰，激烈的政策變化就有機會產生。由于政治的變化并不完全是外力所導致，而是內在和外在因素復雜的融合，所以下一次的斷裂性決策的發生時間和范圍是難以預測的。然而，把政策終結歸因于機遇，很難具有預測性。也許是決策者在不確定的情況下，缺少對政策問題信息的準確掌握，缺乏對政策后果的精確預測能力，制定的政策可能導致社會公眾對此問題的無知、漠視或恐懼，這也是政策終結難以發生的原因之一。另外，政策終結需要考慮錯綜復雜的因素，作為一定任期的決策者終結一項政策，需要具有一定觀察和掌握終結時機的能力。

三、政策比較論途徑

政策終結研究雖然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已有像德利翁、考夫曼、本恩和丹尼爾斯等政策學者發展其理論，同時他們的理論也獲得后來如Frantz、Har-ris和Daniels等證實和認可，但政策終結長期以來受到學界的忽視。而且巴達克和德利翁卻仍質疑其理論產生的基礎，他們指出，政策理論的產生不能在不同的研究個案主體中推斷出理論主張，即使在政策終結的個案中已經積累了相當數量的案例，但是仍然沒有從相似的案例中推論出一般性的政策終結理論。盡管這些模式或理論已經得到部分學者的認可和證實，但是當前的終結模式卻不能作為一個可以接受的理論基礎，甚至作為一種模式都有問題。對此政策終結理論發展的問題，他們認為原因在于，研究個案大多是限于美國環境中的典型案例討論和分析，而且每項個案的獨特性難以獲得理論的普遍認同，因此不能作為評價政策終結的理論框架。德利翁進一步指出，政策終結研究者面臨三大任務：其一，匯編終結案例；其二，需要理解導致終結因素和建構理論；其三，發展策略和方法以成功終結。因此，要想進一步理解政策終結理論必須對個案進行比較研究，這不僅可以豐富和發展政策終結理論，而且這些理論更能適用于不同的政策情境，而這些政策情境能夠改變和影響政策或政策產出。不同的政策處于不同的政策情境中，而且政策有其特定的環境、資源、主體和對象等，也會形成個別具體的政策情境。如果要發展普遍適用的政策終結理論架構，無疑需要從比較研究做起，使用比較的觀點，不僅能從中獲取不同的發現，同時可以更深入地檢驗政策終結理論的適用性，這樣使政策終結理論能夠針對真正的公共或社會問題，以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或途徑。至于政策終結理論的發展，一方面需要理清美國的治理情景，以探求理論產生的環境和條件，理解或判斷政策終結理論發展的動力、前景和趨勢；另一方面需要梳理對政策終結的影響內外因素，不同因素的影響范圍、程度或趨向等；最后，需要對不同情境和不同政策終結影響因素進行分別或綜合比較，以求理論的發展和建構。然而，比較的同質性和可比性、參照系的選擇，如何標準、客觀、執中和理性進行比較，尤其是文化之間的理解和會通，這些都是需要關注和思考的問題。不然，可能容易犯“簡單類比”錯誤，不僅對政策終結理論框架發展無益，而且也無助于處于不同情境中政策終結問題的解決。綜上所述，政策終結的研究途徑各具不同特性，不同學者對此有不同的批判意見，根本原因在于其分析模式或框架過分簡化或理想化。因此，政策終結研究需要整合不同的研究途徑，利用彼此不同的特性，以進一步理解和發展政策終結理論。鑒于此，基于先前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嘗試提出政策終結的三階段論，即從政策終結的啟動、執行到政策終結的關閉階段。在政策終結的啟動階段，政府終結特定的政策都需要經過一番評估及思考，這必須提出需要終結的理由，即使終結者強調政策不得不終結的原因，然而，維持政策自身存續的能力，會給政策終結的開啟帶來巨大的阻力。在政策終結的執行階段，政策行動者對政策終結執行有著不同的意見和觀點，同時也會組成政策終結聯盟和反政策終結聯盟，并針對政策終結的執行活動，采取相應的行動策略，以維持或促進政策終結的執行，是政策終結研究的核心。在政策終結的關閉階段，根據政策終結的去向，政策持續、政策轉移和政策產生作為政策終結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