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20多年，科學哲學在中國曾有過一段相對繁榮的發展時期。當時，僅在上海一地就出版了幾十種科學哲學譯著和著作。其后將近30多年，由于種種原因，科學哲學不僅在大陸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甚至銷聲匿跡了。結束后的1976年，正當波普爾和庫恩名滿天下之時，在大陸哲學界，并沒有幾個人真正了解他們的學說，甚或相當多的人還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大陸學界遠離國際哲學潮流之遠，由此可見一斑。

1976年“”垮臺后，國家經過兩年的恢復，學術界經過兩年的準備，科學哲學也在大陸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況空前的全國科學大會在北京舉行；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評論員文章，對、“”鼓吹的個人崇拜、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進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總結了歷史經驗，制定了一些比較開明、比較務實的政策。這些政治背景，不僅為學術研究創造了比較自由、比較寬松的氣氛，提高了知識的價值和學術研究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矯正了一些錯誤的和糊涂的認識（以往純學術、純理論研究往往有“理論脫離實際”之嫌），而且這種背景本身對學術工作者也是一種極大的激勵。

在自然辯證法（“自然辯證法”這個名稱在大陸是歷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項為現實經濟建設和科技發展服務的綜合性社會研究事業，亦指自然科學和哲學、社會科學的交叉學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學哲學、技術哲學、科學技術史、科學技術社會學等）界，1978年也是一個具有決定意義的年頭。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幾例：（一）1977年12月，全國自然辯證法規劃會議在北京舉行，其任務是制定自然辯證法學科發展規劃，籌建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籌辦學術刊物《自然辯證法通訊》。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辯證法規劃綱要（草案）》正式成文下發,它強調要加強自然科學方法論、各門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和外國科學哲學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籌委會在北京舉辦“全國自然辯證法夏季講習會”，來自全國28個省、市、自治區的科技工作者、哲學和自然辯證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參加了會議，聽取3位科學家和學者的專題報告。這次講習會產生了巨大的轟動效應，其影響經年不衰。（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生院（又稱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自然辯證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后的第一屆自然辯證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專業定名為“科學哲學和科學思想史”；后二者分別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通信》創刊，這份四開四版半月刊的學術新聞性報紙是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會刊，其目的在于促進自然辯證法的學習、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辯證法通訊》出版試刊。

就這樣，經過一年多的思想準備、組織準備和學術準備，科學哲學自1978年開始逐漸在大陸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現按以下幾個方面分而述之。

專業刊物

專業刊物是一個學科發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學術水平的鮮明標志。與科學哲學相關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幾種：

對傳統科學哲學的批判最有力的來自于布魯爾，以他為代表的社會建構主義以其激進的姿態向科學哲學提出了挑戰，目的就是要用社會建構論來取代自然實在論。

一、以對稱性取代合理性

科學合理性一直是科學哲學的核心內容。正如邏輯實證主義代表人物賴欣巴哈在《科學哲學的興起》一書中所言，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是闡明科學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學的認識論基礎。勞丹在《進步及其問題》一書中也有對科學合理性極為重視的類似表達。同時，科學合理性理論一直是科學哲學中眾說紛紜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內容。自18世紀啟蒙理性主義誕生以來，哲學家們大多把科學知識視為自然之鏡，是對外部世界的真實摹寫，是不以科學家的個人品質和社會屬性為轉移的客觀知識。此時對科學合理性的理解當以邏輯實證主義所倡導的標準科學合理性模型(又稱邏輯合理性模型)為典范，該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規則，例如：邏輯規則、算術規則、數學及科學方法論等。以卡爾納普、賴欣巴哈等為代表人物的邏輯實證主義者把觀察看作是不可懷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單靠經驗可決定理論真偽，通過制定對應的規則來檢驗定理，進而檢驗理論的正確與否。正如賴欣巴哈所言：“哲學不過是科學理論和科學方法的邏輯分析，歸納邏輯應當是科學知識合理性的根據，理論之被接受……是以事實到理論的推論為基礎；這個推論不是演繹的，而是歸納的。所給予的是觀察材料，觀察材料構成確定的知識，理論是通過確定的知識被證為有效的。”[1]值得一提的是，邏輯實證主義者注重把邏輯和方法的不變性作為科學合理性標準，并沒有考慮科學發現中的歷史、社會和心理因素。緊隨其后，批判理性主義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隨者雖然在劃界標準、科學邏輯的性質上與邏輯經驗主義有著嚴重分歧，對他們的意義標準并無興趣，排斥歸納邏輯，但他們的科學方法論仍然是科學邏輯，只不過是比邏輯經驗主義的歸納邏輯更強的演繹邏輯而已。同樣，他們也沒考慮科學發現范圍內的社會、歷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學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學哲學的首要原則就是選擇一些方法論原則，以構成全部科學研究的說明性工作的框架。在這種哲學的指導下，人們就應該可以把科學展示成具體體現這種科學哲學的各種原理，并且是根據它的教誨而發展的某種過程。只要人們做到這一點，他們就可以根據哲學來表明科學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確立在科學方法論原理上的工作稱為“合理性重建”或“內在的歷史”。同時，拉卡托斯認為給社會學家預留了一個角色，讓他們以“外在的社會史”來解釋理性主義無法說明的非理性的殘余物。拉卡托斯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①內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學發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說明科學發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對于外在史來說，內在史具有一種重要的優越地位，外史不過彌補了存在于合理性與現實性之間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會學的研究屬于“病態”社會學研究，亦即科學方法無法充分說明的所有問題，就移交給社會學家進行研究，進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說明。拉卡托斯說：認為科學的內在的歷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歷史是第二位的，因為外在的歷史之最重要的問題都是由內在的歷史界定的。外在的歷史要么對速度、位置、選擇性等以及對人們根據內在的歷史解釋的各種歷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說明；要么在歷史與人們對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時，提出對這種不同之發生原因的經驗性說明。但是科學增長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們的科學發現的邏輯來說明。

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勞丹在其《進步及其問題》中，把科學合理性與進步性緊密聯系在一起，認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進步的理論選擇。科學進步則表現在一個理論總體解題效力的提高，即盡量擴大已解決的經驗問題的范圍，同時盡量縮小反常問題和概念問題的范圍。同時，勞丹對“認知社會學”提出了警告：“我們若要研究科學的合理性的社會背景，必須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2]230在他看來，科學的合理性只是意味著整體上遵循科學的方法，并不是說科學家的行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強綱領SSK的原則不能界定一個值得承認的科學實踐方式(即知識社會學)，它對科學實踐的說明也不能用于說明它自身。勞丹希望社會學家扮演著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與思想史和認識論完全不相干的科學的非認識的社會學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劃界原則的前提條件下進入認識論。在后一種情況下，他建議社會學家遵循一種“外理性原則”。按照這種方法論的約定，“當且僅當那些信念不能用它們的合理性來解釋時，知識社會學才可能參與對信念的解釋。”[2]217這種思想史家與知識社會學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頓·史密斯[3]的支持。牛頓·史密斯認為，至少存在關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說明，可以用來決定一個確定的信念在一個給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數科學哲學是“內在”于科學的認識論之中，區分了科學知識的標準、證據與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認識論之外的社會因素之間的區別。在社會學內部，由羅伯特·默頓所確立的規范的社會學傳統，目前仍然在美國學術界占統治地位，強調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自然科學，但堅持科學制度與規范是主要的研究對象，拒絕社會學介入科學知識的成功內容。默頓學派一直關心的是科學工作是怎么樣在制度化與文化中體現出來，恰當地解釋它們為什么會脫離了已有的社會規范。

面對著科學哲學家與社會學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務，布魯爾與巴恩斯提出了強烈的異議。對知識內容在哲學家與社會學家之間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會建構主義的強烈不滿。為此布魯爾提出了對稱性原則。對稱性原則是布魯爾強綱領的核心[4]，其具體內容是同一類型的原因應當既可以說明真實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說明虛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對稱性原則堅持，無論真的還是假的，合理的觀點還是不合理的觀點，只要它們為集體所堅信，就全部都應平等地作為社會學的探究對象，都應訴諸于同樣類型的原因獲得解釋。這就意味著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認識論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別優越的地位。從而否定了理性模式，為其科學合理性的社會學解釋模式尋求合法依據。布魯爾曾經多次舉一個例子[5]來說明這種對稱性。考慮兩種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個部落中，都有一些人們傳統的信念，以及人們普遍接受的被認為比其他理由更有說服力的理由。每一個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達其偏好的詞匯。面臨著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與另一個部落文化信念之間進行選擇時，每一個人都很自然地傾向于自己的文化傳統。對部落的人來說，這些文化傳統將會提供可用來對信念的選擇進行證明的或辯護的規范與標準。關鍵在于，社會建構主義認為，他們的選擇與評價像這兩個部落的成員的選擇及評價一樣，是與環境密切相關的，并不存在著與環境無關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規范，并且“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種環境中可算作是某種信念的“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在另外一種環境中會被看作一種截然不同的東西。因此，社會建構主義所關注的并不是“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它所關注的恰恰是“可以作為證據的原因”的理由。堅持知識與信仰是一回事。實際上，這就意味著人們只能夠依賴于其部落的傳統信念來對真理與謬誤做出“直接”的肯定。社會建構在社會語境下對科學合理性的一種解讀，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內容最終被歸結為某一共同體采用的社會文化規范，消除了科學合理性的客觀理性基礎。正如馬丁·霍利斯在《社會對實在的破壞》一文中所言，“強綱領的目的是腐蝕掉人們所熟悉的客觀性概念之理性基礎”[6]。

布魯爾的上述觀點引發了勞丹與他的一場著名的爭論。勞丹認為，不論科學研究的個體還是群體，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產生條件，因而不構成對稱性主題。首先，就科學研究的個體而言，他在采納某種理論信念之前，必須具體說明該理論信念的因果關系和邏輯基礎，用因果關系解釋理論信念，通過邏輯推論過程完成因果解釋，這樣就可成為保證其理性信念的原因。與此相對的，對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釋卻需要極為不同的解釋，因為它們是“由社會和心理行為的直接行為導致的信念”[7]59。勞丹曾舉例說：“如果接受某種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結果，那么認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會或經濟原因引起的就毫無道理了。對信念Y和Z的接受當然也可能是社會因素在起作用，此時我們可以認為對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會境況的間接結果。但是這并不能用來反駁以下說法：對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說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結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與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關，那么對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說明看來應該根據理性之外的因素來作出，例如該信仰者社會(或心理)的狀況。”[2]207其次，就科學研究的群體而言，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產生的條件也完全不同。“我們可以設想，人類社會存在兩個群體：一個是非理性社會，另一個是理性社會。在理性社會中，人們只能在仔細懷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動者(指理性社會群體)自我意識到與自然相關部分的因果聯系后才會采納信仰，這些相互聯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構成理性行動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會里，即允許存在認識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里，每個人可以采用獨立于任何公共的認知政策的信仰。每個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沒有；每個人可以有信仰的證據，也可以沒有等等。”[7]62理性社會和非理性社會的信念形成社會機制完全不同，兩種不同信念來源于兩個不同的社會組織基礎，這直接駁斥了布魯爾的對稱性原則。

摘要：社會建構主義以其激進的姿態向科學哲學提出了挑戰，目的是要用社會實在論來取代自然實在論。這種挑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以對稱性取代合理性、以發現的語境取代辯護的邏輯、以建構論取代實在論。這種挑戰打開了科學知識廣闊的社會與文化分析語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但卻犧牲了科學賴以存在的自然基礎。擺脫這種困境的出路在于走向科學的實踐觀。

關鍵詞：社會建構；科學哲學；科學實踐

Abstract：SocialConstructionwithitsradicalattitudeshasposedchallengestothephilosophyofsciencetousesocialrealismtoreplacenaturalrealism.Thesechallengesaremainlyreflectedinthreeaspects：toreplacereasonablenesswithsymmetry，logicwithcontext，andrealismwithconstructionism.Suchchallengehasopenedabroadsocialandculturalanalyticcontextforscientificknowledgeand，isofgrea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However，thiswasdoneattheexpenseofthenaturalbasisonwhichscienceisbuilt.Thesolutiontothisdilemmaliesinscientificpractice.

Keywords：socialconstructionism；scientificphilosophy；scientificpractice

對傳統科學哲學的批判最有力的來自于布魯爾，以他為代表的社會建構主義以其激進的姿態向科學哲學提出了挑戰，目的就是要用社會建構論來取代自然實在論。

一、以對稱性取代合理性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般的科學哲學經歷了從邏輯經驗主義到后實證主義的轉向，并拓展至以科學知識社會學（SSK）及新技術社會學為代表的建構論的“科學研究”（sciencestudies）和“技術研究”（technologystudies）。但在基礎主義（fundamentalism）看來，它們對于科學知識的本質、科學活動的目標以及科學家的行為的解釋充斥著對理性的解構和真理的消解，具有明顯的相對主義意味，并在20世紀90年代爆發的“科學大戰”中對此做出了強烈的反彈。實際上，在科學大戰前后，科學哲學等領域已經透過對真實的科學實踐的關照進行了自我調整。其主軸是超越“理論優位”（theory-dominance）的研究傳統，強調回到培根，回歸科學作為實驗科學和實驗室科學的本義，凸顯科學與技術在物質性層面的整合。由此出現了以實驗哲學為代表的新經驗主義（newempiricism）。（勞斯，2004，第9－12頁）同時，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ANT）的異質性概念——技術化科學（technoscience）的提出，使科學研究與技術研究開始融合為科學與技術研究（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近十多年來，在此基礎上相繼出現了兩次重要的整合性轉向：首先是SSK的實驗室研究與實驗哲學整合，將研究視角從作為知識的科學（science-as-knowledge）轉向作為實踐的科學（science-as-practice）（皮克林編著，2006年，中文版序言第2頁），走向凸顯科學的技術與社會文化實踐的“后SSK”；其次是基于現象學的技術哲學（如工具實在論）與后SSK等科學與技術研究整合，進一步走出理論偏向（theory-biased），關注物質性（materiality）對于我們在世活動的深刻影響，開啟了對“技術化科學”（technoscience）的研究。（IhdeandSelinger,2003,p1-7）本文的宗旨并非介紹這些具有后現代意味的研究，而著力深入科學哲學和科學與技術研究的相關背景，綜合有關思想資源，從科學－技術觀、技術化科學意象及其對于當代科學哲學的啟示等更為廣闊的視角，探究技術化科學這一話語的哲學意蘊。

一、作為科學—技術觀的“技術化科學”

在現代科技敘事中，充斥著大量基于科學的技術和技術導向的科學，面對生命技術（biotechnologies）和新材料科學（newmaterialsscience）之類的稱謂，人們往往為難以明晰區分科學與技術而倍感困惑。這種困惑的根源在于，在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看來，科學主要涉及抽象純粹的理論知識，技術是純科學理論知識的應用。這就是源于啟蒙理性主義并為邏輯經驗主義所強化的基礎主義的科學－技術觀：一方面，科學是追求自然永恒真理的活動，科學理論知識是對自然實在的鏡像式的反映或表征（representation，又譯“表象”，兩種譯法各有其意味，本文中采用“表征”，但在若干引文中為尊重原譯也采用“表象”），技術被界定為應用科學；另一方面，雖然經驗是科學知識的客觀性的保障，但經驗的獲得要么被簡化為被動的觀察，要么被視為理所當然，工具和實驗等技術性因素在經驗獲取中的作用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雖然在科技通史或科技通論中早就以“科學技術化”和“技術科學化”論及科學與技術滲透互動的事實，但這些大而化之的敘事的前提依然是基礎主義的科學－技術觀。就科學哲學和科學與技術研究而言，對這一科學－技術觀的超越經歷了一個迂回而趨同的過程。

在科學哲學中，經過后實證主義與新經驗主義兩次轉向，實現了從理論偏向的基礎主義到理論偏向的相對主義再到注重科學的技術性向度的科學－技術觀的轉變。漢森等人闡發的觀察滲透理論的論點對中性觀察語言的解構以及杜恒－奎因論點對知識整體論的倡導，從內部削弱了邏輯經驗主義主張的基礎主義預設，以庫恩為代表的歷史主義學派的興起則導致了后實證主義轉向。在后經驗（即后實證）主義看來，科學共同體將自己的理論表征與其他理論表征相比較，而不是與被觀察的、未經解釋的世界相對照（勞斯，2004，第4頁）。但不論是歷史主義或后實證主義，依舊是理論知識偏向的，在科學－技術觀上依然重科學理論而忽視工具與實驗等技術性論題。后起的新經驗主義則既不愿意回歸邏輯經驗主義堅持的基礎主義，又不滿足于歷史主義和后經驗主義的相對主義立場。赫斯（MaryHesse）、卡特賴特（NancyCartright）、哈金（IanHacking）等新經驗主義者意識到：技術已經內化于現代科學之中，對自然過程進行技術控制不再是理論發現的副產品；科學或許無法通過實驗室環境下產生的理論推演出統一的理論架構，但人們依然可以在發現現象、建構唯象理論、操控自然與獲得經驗的能力上不斷進步。（同上，第9－11頁）哈金看到，“值得驚喜的是從17世紀以來，我們居然積累了如此之多的經驗知識。”（哈金，載皮克林編著，2006，第32頁）他認為這表明實驗室儀器能夠穩定地捕獲和累積物質現象，而導致這種穩定性的原因在于，當實驗科學在整體上是可行的時候，它傾向于產生一種維持自身穩定的自我辯護結構。這自然會令人聯想到杜恒－奎因論點，但哈金卻明確指出，基于心智論的杜恒－奎因論點拘泥于理論論題，而未看到：我們在調整理論與觀察的不一致時所改變的不僅是思想，還有我們的世界；如果從物質論（materialism）出發，將論題擴展至思想、事實和制造過程的關聯性，杜恒－奎因論點將有助于我們理解我們的世界和我們關于這個世界的知識何以具有如此顯著的確定性，而不再止于暗示經驗證據對理論知識的不充分決定性。（同上，第32－33頁）由此，新經驗主義最終超越了基礎主義的理論優位的科學－技術觀，形成了凸顯科學的技術性與物質性向度的科學－技術觀。

在科學與技術研究中，經過社會建構論與異質性實踐分析兩個階段，實現了從基礎主義到建構論的相對主義再到基于異質性技術化科學實踐的科學－技術觀的轉變。早期的科學社會學和技術社會學因受到基礎主義的影響而鮮有針對科學認知過程和技術實踐過程的探討。在歷史主義學派和后實證主義的影響下，科學知識社會學和新技術社會學（如SCOT）分別打開了科學知識的與技術實踐的“黑箱”，試圖以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訴求（行動者的力量）還原概念網絡與人工物的不確定性的形成、拓展和終結。而這種社會建構論難以克服的悖論是，它一方面導致了相對主義并主張多元主義，另一方面卻建立在本質主義的預設之上——將社會利益視為隱藏在科學概念和技術人工物背后的更本質的因素。使建構論得以擺脫本質主義的是拉圖爾（BrunoLatour）等提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NT）。它將科學理解為一種實踐過程，從實踐要素的異質性出發，關注實驗室、儀器等技術性情境，用異質性要素的互動整合描述知識與人工物的建構過程。由此，科學、技術、知識、人工物、文化、社會等要素不再拘泥于邏輯與概念上的分殊，而在實踐層面互動整合。正是基于此視角，拉圖爾進一步引入了“technoscience”（鑒于這一概念較基礎主義的科學－技術觀更為重視物質性與技術的作用，本文將其試譯為“技術化科學”）這一實踐性概念。以此詮釋具有內在關聯的科學與技術實踐的復雜性與多向性，便帶來了基于異質性的技術化科學實踐的科學－技術觀：一方面強調技術與科學在知識與人工物的建構中整合為同一過程；另一方面堅持物質論立場——“科學與技術通過物質性的行動與力量的相互轉換而運作起來，科學表征是物質性操控的結果。”（Sismondo,p66）

技術化科學這一新的科學－技術觀的提出，超越了基礎主義和建構論的相對主義，使科學研究與技術研究整合為科學與技術研究。但從哲學或科學哲學的層面來看，其內涵顯然遠不止于此。在進一步探討這一觀念的內涵及其對于當代科學哲學的意義之前，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技術化科學所蘊含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科學－技術觀嗎？

楊振寧1922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市。6歲時父親從美國芝加哥大學學成回國先在廈門大學執教，次年被清華大學聘為數學教授，因此楊振寧成長在當時的北平。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楊振寧隨家幾經折，遷入內地昆明，1938年他高中二年級時考入西南聯大，得到許多良師的教誨，開始對物理學產生興趣。在吳大猷指導下，他完成了關于群論及分子光譜的學士論文。這段工作引起他對對稱性特別的興趣。其后，跟王竹溪做的碩士論文涉及的統計力學，也成為他以后研究的方向之一。

1945年楊振寧赴美進入其父曾就讀的母校——加哥大學，三年后獲物理博士學位。在芝加哥大學，他接觸到許多世界第一流的物理學家。其著名者有論文主任泰勒（Teller），和一代大師費米（Fermi）。1948年他與費米提出π介子是質子及反質子束縛態的可能性，開研究粒子內部結構之先河。

1949年，楊振寧應奧本海默（Oppenheimer）邀請，赴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研究工作，不久升為教授。1954年他與米爾斯（Mills）發表的規范場理論，是一個劃時代的創作，不但成為今日物理理論的基石，并且在相對論及純數學方面也有重大意義。

1956年他與李政道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次年獲諾貝爾獎。從1966年至今，楊振寧主持紐約石溪州立大學的理論物理研究所。

1986年，楊振寧南開數學研究所參觀，并與該所所長著名數學家陳省身一道創立了南開數學所理論物理研究室，具體指導量子可積系統的研究。筆者有幸在該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學習期間，深感楊先生思想的博大精深，對他那種樸實無華的科研作風敬佩不已，下面結合自己的學習心得，簡單介紹楊振寧的科學哲學思想。

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總體觀回顧

馬克思主義的創立與發展是同總體、全體、整體、系統等范疇的改造發展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明確指出：“我們所面對著的整個自然界形成一個體系，即各種物體相互聯系的總體。”(P492)從客觀內容看，總體包括自然界、社會和思維(作為客體，社會和思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無限的發展。馬克思把總體、系統范疇運用于分析和解剖人類社會，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就是一個“有機系統”，“系統在其發展進程中向總體的轉化”。他對最復雜的資本主義商品社會進行經濟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規律，并由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普遍原理出發，發現了古往今來貫穿人類整個社會的發展總規律，創立了唯物史觀。

恩格斯對辯證唯物主義的發展與自然觀的創新同樣與總體、整體、系統范疇的應用和深化發展分不開。他以康德的宇宙總體自組織雙向演化學說為依據，提出了辯證唯物主義關于總體的物質自組織原理。盡管當時對宇宙核能源的生成問題還完全不清楚，但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論的能動的物質觀，站在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的基點上，從哲學上超前預測到物質總體的雙向演化的功能，提出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總體自組織原理，使發展原理和物質原理在辯證唯物主義的總體范疇中達到真正的統一。他接著從總體方法論的新視角研究唯物辯證法對當代自然科學的整體方法論的指導作用，并運用總體(整體)范疇科學地剖析自然界演化的總體系統結構，全面概括19世紀下半葉整個自然科學最新發現，構建了自然辯證法這門關于自然科學的總體辯證發展的哲學新學科。他指出：“整個自然界形成一個體系，即各種物體相互聯系的總體”，“宇宙是個體系，是各種物體相互聯系的總體”。(P409)

以實踐為基礎的辯證唯物論揭示了自然界、社會和思維的運動的總規律，使總體范疇上升為統攝唯物論與辯證思維運動的總的方法論。馬克思在1845年春撰寫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運用總體方法，在人的思維與客觀真理、環境的改變與人的活動當中把人民群眾改造世界的實踐納入新世界觀；在人的本質與社會形式上引入“社會關系的總和”的科學觀點，使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認識和變革世界的新世界觀，使辯證唯物主義總體觀升華為以變革世界的實踐為特點的總體觀。

列寧在新的歷史時期繼承和捍衛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義總體觀的同時，還從兩個方面深化發展了辯證唯物主義的總體性原理。其一，把現代唯物主義看成是在時代科學中從系統到總體的不斷發展的前進運動，提出了唯物主義在核時代總體發展的新原理；其二，從這一新原理出發，吸取黑格爾的總體方法論有價值的東西，深化了辯證唯物主義總體范疇的方法論功能和辯證法的總體結構的功能研究。

列寧重點論述以實踐為基礎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完整的統一性，使唯物主義世界觀推進到核時代的歷史新水平。他繼續和發展恩格斯的徹底唯物主義路線，不但把辯證唯物主義物質觀提高到核時代的“客觀實在性”，而且從核時代原子核微觀粒子的新發現出發，繼續深化辯證物質觀，提出“發展原則”、“統一原則”，“此外還必須把發展的普遍原則和世界、自然界、運動、物質等等的統一的普遍原則聯結、聯系、結合起來”。[4](P282)他并以這一發展唯物論的總體指導思想為依托，從“原子、電子”等微觀粒子層次上提出“物質深邃無限性”的新原理，這一新原理和列寧對物質“客觀實在性”的核時代物質觀相結合構成列寧對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從系統到總體的時代深化的重大發展。他提出的“發展原則”必須同“統一原則”相“聯結”、相“聯系”、相“結合”的指導性原理，為歷史新時期深化和發展唯物辯證法科學提供了完整的現代唯物主義基礎和方法論指南。二、列寧對辯證唯物主義總體觀和方法論的深化

【內容提要】本文指出，王星拱的科學哲學，既從客觀存在的自然界出發，有著自發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思想；又深受實證主義代表人物馬赫的影響，有著主觀唯心主義的認識論思想。正是由于兩者的內在矛盾以及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的弱點，使王星拱在20世紀20年代的“科玄之爭”中，站在“科學派”一邊，反對“玄學派”，同時也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它說明，自然科學家雖然從根本上說，是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者，但若要始終堅持徹底的唯物主義立場，則必須把自發的自然科學唯物主義提高到辯證唯物主義的水平。

王星拱（1887～1949），字撫五，安徽懷寧（今安慶）人，曾任北京大學化學教授、武漢大學和中山大學校長等職。他既是一位自然科學家，又是一位哲學家。作為自然科學家，他有著自發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有待于我們去概括和提高；作為哲學家，他又深受第二代實證主義代表人物馬赫的影響，在20世紀20年代的“科玄之爭”中，站在“科學派”一邊，反對“玄學派”，同時也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相對立，有待于我們作出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而王星拱在哲學理論思維方面的經驗教訓，更值得我們反思和借鑒。

一

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是自然界的客觀存在，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觀察和實驗。故而自然科學的根本精神是與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相一致的，并由此決定了自然科學家大多是自發的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者和辯證法者。王星拱也不例外，而且具有典型性。

首先，在自然觀方面，王星拱贊成實在論者，亦即唯實家的物質實在觀。他說：“依唯實家說來，桌子有二觀：其一，是由觀察點而定的，叫做心理觀；其二，是不由觀察點而定的，叫做物理觀，桌子的物理觀，是可以離精神而獨立的”。〔1〕這是自然科學家根據現代科學的成就，對實在概念作出的解釋。這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自然界，對人來說也是無。”〔2〕同樣，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為與人分離的客觀實在，對于人類來說也是“無”。正因為如此，王星拱在當時認識到，物質的客觀實在性既有“由觀察點而定”，依賴于觀察過程的一面，又有“可以離精神而獨立”的一面，確是難能可貴的。

基于以上的認識，王星拱分析了物質與現象、物質與能量的關系。他說：“現象界是什么呢？就是物質改換能力表現所生出的。物質、能力兩樣東西，是不能分開的，物質籍能力而改換，能力依物質而表現。……這些不同的物質，改換不息，這些不同的能力，表現不息。所以在這個無限的時間空間之中，生出這種不同的現象”。〔3〕在此，王星拱堅持和發展了嚴復提出的“質力相推”的唯物主義觀點，認為紛繁復雜的現象界的所有現象都是物質變化所產生的，而能量（能力）則是物質的表現。這在當時盛行“物質消滅了”的說法和普遍提倡唯能論的情況下，有著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對傳統科學哲學的批判最有力的來自于布魯爾，以他為代表的社會建構主義以其激進的姿態向科學哲學提出了挑戰，目的就是要用社會建構論來取代自然實在論。

一、以對稱性取代合理性

科學合理性一直是科學哲學的核心內容。正如邏輯實證主義代表人物賴欣巴哈在《科學哲學的興起》一書中所言，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是闡明科學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學的認識論基礎。勞丹在《進步及其問題》一書中也有對科學合理性極為重視的類似表達。同時，科學合理性理論一直是科學哲學中眾說紛紜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內容。自18世紀啟蒙理性主義誕生以來，哲學家們大多把科學知識視為自然之鏡，是對外部世界的真實摹寫，是不以科學家的個人品質和社會屬性為轉移的客觀知識。此時對科學合理性的理解當以邏輯實證主義所倡導的標準科學合理性模型(又稱邏輯合理性模型)為典范，該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規則，例如：邏輯規則、算術規則、數學及科學方法論等。以卡爾納普、賴欣巴哈等為代表人物的邏輯實證主義者把觀察看作是不可懷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單靠經驗可決定理論真偽，通過制定對應的規則來檢驗定理，進而檢驗理論的正確與否。正如賴欣巴哈所言：“哲學不過是科學理論和科學方法的邏輯分析，歸納邏輯應當是科學知識合理性的根據，理論之被接受……是以事實到理論的推論為基礎；這個推論不是演繹的，而是歸納的。所給予的是觀察材料，觀察材料構成確定的知識，理論是通過確定的知識被證為有效的。”[1]值得一提的是，邏輯實證主義者注重把邏輯和方法的不變性作為科學合理性標準，并沒有考慮科學發現中的歷史、社會和心理因素。緊隨其后，批判理性主義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隨者雖然在劃界標準、科學邏輯的性質上與邏輯經驗主義有著嚴重分歧，對他們的意義標準并無興趣，排斥歸納邏輯，但他們的科學方法論仍然是科學邏輯，只不過是比邏輯經驗主義的歸納邏輯更強的演繹邏輯而已。同樣，他們也沒考慮科學發現范圍內的社會、歷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學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學哲學的首要原則就是選擇一些方法論原則，以構成全部科學研究的說明性工作的框架。在這種哲學的指導下，人們就應該可以把科學展示成具體體現這種科學哲學的各種原理，并且是根據它的教誨而發展的某種過程。只要人們做到這一點，他們就可以根據哲學來表明科學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確立在科學方法論原理上的工作稱為“合理性重建”或“內在的歷史”。同時，拉卡托斯認為給社會學家預留了一個角色，讓他們以“外在的社會史”來解釋理性主義無法說明的非理性的殘余物。拉卡托斯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①內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學發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說明科學發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對于外在史來說，內在史具有一種重要的優越地位，外史不過彌補了存在于合理性與現實性之間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會學的研究屬于“病態”社會學研究，亦即科學方法無法充分說明的所有問題，就移交給社會學家進行研究，進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說明。拉卡托斯說：認為科學的內在的歷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歷史是第二位的，因為外在的歷史之最重要的問題都是由內在的歷史界定的。外在的歷史要么對速度、位置、選擇性等以及對人們根據內在的歷史解釋的各種歷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說明；要么在歷史與人們對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時，提出對這種不同之發生原因的經驗性說明。但是科學增長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們的科學發現的邏輯來說明。

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勞丹在其《進步及其問題》中，把科學合理性與進步性緊密聯系在一起，認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進步的理論選擇。科學進步則表現在一個理論總體解題效力的提高，即盡量擴大已解決的經驗問題的范圍，同時盡量縮小反常問題和概念問題的范圍。同時，勞丹對“認知社會學”提出了警告：“我們若要研究科學的合理性的社會背景，必須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2]230在他看來，科學的合理性只是意味著整體上遵循科學的方法，并不是說科學家的行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強綱領SSK的原則不能界定一個值得承認的科學實踐方式(即知識社會學)，它對科學實踐的說明也不能用于說明它自身。勞丹希望社會學家扮演著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與思想史和認識論完全不相干的科學的非認識的社會學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劃界原則的前提條件下進入認識論。在后一種情況下，他建議社會學家遵循一種“外理性原則”。按照這種方法論的約定，“當且僅當那些信念不能用它們的合理性來解釋時，知識社會學才可能參與對信念的解釋。”[2]217這種思想史家與知識社會學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頓·史密斯[3]的支持。牛頓·史密斯認為，至少存在關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說明，可以用來決定一個確定的信念在一個給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數科學哲學是“內在”于科學的認識論之中，區分了科學知識的標準、證據與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認識論之外的社會因素之間的區別。在社會學內部，由羅伯特·默頓所確立的規范的社會學傳統，目前仍然在美國學術界占統治地位，強調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自然科學，但堅持科學制度與規范是主要的研究對象，拒絕社會學介入科學知識的成功內容。默頓學派一直關心的是科學工作是怎么樣在制度化與文化中體現出來，恰當地解釋它們為什么會脫離了已有的社會規范。

面對著科學哲學家與社會學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務，布魯爾與巴恩斯提出了強烈的異議。對知識內容在哲學家與社會學家之間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會建構主義的強烈不滿。為此布魯爾提出了對稱性原則。對稱性原則是布魯爾強綱領的核心[4]，其具體內容是同一類型的原因應當既可以說明真實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說明虛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對稱性原則堅持，無論真的還是假的，合理的觀點還是不合理的觀點，只要它們為集體所堅信，就全部都應平等地作為社會學的探究對象，都應訴諸于同樣類型的原因獲得解釋。這就意味著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認識論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別優越的地位。從而否定了理性模式，為其科學合理性的社會學解釋模式尋求合法依據。布魯爾曾經多次舉一個例子[5]來說明這種對稱性。考慮兩種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個部落中，都有一些人們傳統的信念，以及人們普遍接受的被認為比其他理由更有說服力的理由。每一個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達其偏好的詞匯。面臨著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與另一個部落文化信念之間進行選擇時，每一個人都很自然地傾向于自己的文化傳統。對部落的人來說，這些文化傳統將會提供可用來對信念的選擇進行證明的或辯護的規范與標準。關鍵在于，社會建構主義認為，他們的選擇與評價像這兩個部落的成員的選擇及評價一樣，是與環境密切相關的，并不存在著與環境無關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規范，并且“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種環境中可算作是某種信念的“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在另外一種環境中會被看作一種截然不同的東西。因此，社會建構主義所關注的并不是“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它所關注的恰恰是“可以作為證據的原因”的理由。堅持知識與信仰是一回事。實際上，這就意味著人們只能夠依賴于其部落的傳統信念來對真理與謬誤做出“直接”的肯定。社會建構在社會語境下對科學合理性的一種解讀，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內容最終被歸結為某一共同體采用的社會文化規范，消除了科學合理性的客觀理性基礎。正如馬丁·霍利斯在《社會對實在的破壞》一文中所言，“強綱領的目的是腐蝕掉人們所熟悉的客觀性概念之理性基礎”[6]。

布魯爾的上述觀點引發了勞丹與他的一場著名的爭論。勞丹認為，不論科學研究的個體還是群體，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產生條件，因而不構成對稱性主題。首先，就科學研究的個體而言，他在采納某種理論信念之前，必須具體說明該理論信念的因果關系和邏輯基礎，用因果關系解釋理論信念，通過邏輯推論過程完成因果解釋，這樣就可成為保證其理性信念的原因。與此相對的，對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釋卻需要極為不同的解釋，因為它們是“由社會和心理行為的直接行為導致的信念”[7]59。勞丹曾舉例說：“如果接受某種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結果，那么認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會或經濟原因引起的就毫無道理了。對信念Y和Z的接受當然也可能是社會因素在起作用，此時我們可以認為對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會境況的間接結果。但是這并不能用來反駁以下說法：對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說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結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與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關，那么對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說明看來應該根據理性之外的因素來作出，例如該信仰者社會(或心理)的狀況。”[2]207其次，就科學研究的群體而言，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產生的條件也完全不同。“我們可以設想，人類社會存在兩個群體：一個是非理性社會，另一個是理性社會。在理性社會中，人們只能在仔細懷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動者(指理性社會群體)自我意識到與自然相關部分的因果聯系后才會采納信仰，這些相互聯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構成理性行動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會里，即允許存在認識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里，每個人可以采用獨立于任何公共的認知政策的信仰。每個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沒有；每個人可以有信仰的證據，也可以沒有等等。”[7]62理性社會和非理性社會的信念形成社會機制完全不同，兩種不同信念來源于兩個不同的社會組織基礎，這直接駁斥了布魯爾的對稱性原則。

1977年諾貝爾化學獎授予了比利時化學家、物理學家伊里亞．普里戈金(I.Priqoqine)教授，在授獎儀式上，諾貝爾委員會的發言人贊揚他使“科學重新充滿活力”。今天當我們閱讀他的著作，了解他的生平與科學思想時，我們深深體會到這一評價的意義。在二十世紀的最有成就的科學家當中，普里戈金是極不尋常的，他所關注的問題，他的理論視野，他的科學成果的意義都遠遠超出了科學界。人們稱他為“熱力學的詩人”，新的科學范式的“建筑師”，是“把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重新裝到一起”，建立“人與自然的新對話”的思想家。

一、探索之旅

普里戈金生于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隨父母離開俄國，最后在比利時定居。他作為受過良好教育，具有人文背景的自然科學家，其研究工作最初階段中最有價值的成果是“最小熵產生原理”。該原理解釋了衡結構的穩定性。接著他就把眼光投向了當時經典熱力學無人問津的遠離平衡的方向上。從1944年開始，普里戈金著手對遠離平衡的化學反應過程進行理論研究。整整耗費了近二十年的心血，他和他的同事們終于得出了“耗散結構”的概念──在遠離平衡的條件下，有可能通過耗散環境的有效能量形成新的有序結構的觀念。在這個觀念最終能用數學形式表達出來后，科學研究的新階段就開始了。從此普里戈金工作的進程明顯加快，與此同時，各國的一些物理學家、化學家的實際成果不斷傳來，使普里戈金的關于耗散結構的理論一次次得到明確的驗證。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普里戈金理論的重要性。布魯塞爾大學普里戈金小組的規模迅速擴大，耗散結論的概念被運用到進化論、胚胎學、醫學、經濟學、生態學、城市規劃等各個方面。與此同時，普里戈金的論著也源源不斷地出版，并被譯成各種文字。1977年他達到了榮譽之巔，成為首次獲得諾貝爾獎的比利時化學家。以后，他陸續榮獲了來自19個國家的榮譽稱號，獲得比利時的洪萊諤獎和韋特思獎，他還是20個科學院的榮譽院士，德克薩斯大學將他每年工作三個月的中心重新命名為伊里亞．普里戈金統計力學研究中心，世界第一流的科學家定期在那里舉行學術研討會。

二、關于科學的總的觀點

大凡有成就的科學家，對宇宙的沉思默想往往具有批判的性質，而當他的這種批判性目光不僅注視自然，而且還注視自己的探索活動本身時，他就是在進行一種哲學的反思了。普里戈金的目光常常停留在這個層面上。

（一）探索的動機──領略事物的進化

【內容提要】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從邏輯實證主義到后實證主義的發展也是從基礎主義到反基礎主義的發展，是可誤論不斷加強的過程。而早在邏輯實證主義之前，美國科學家和實用主義哲學家皮爾士就比較充分地論述了反基礎主義和可誤論的科學知識理論。雖然皮爾士仍然把真理看做是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絕對正確的知道，但他認為沒有任何基礎保證我們現有的信念是真理，我們的一切信念都可以受到批判或反駁。皮爾士徹底批判了以笛卡爾為代表的基礎主義，提出了反基礎主義的科學知識理論。這種知識理論經過20世紀的發展，成為當代科學哲學和整個認識論的主流。

【關鍵詞】基礎主義/反基礎主義/可誤論/科學方法

【正文】

皮爾士（CharlesSandersPeirce1839—1914）是一個邏輯學家、職業科學家和數學家，是實用主義的創始人，也是反基礎主義和可誤主義的認識論的創始人。皮爾士的實用主義是一種意義理論，而不是一種認識論或科學哲學。盡管皮爾士同他的前輩一樣把真理看作是絕對正確的知識、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但他認為我們沒有任何基礎保證我們現有的知識是真理，我們的一切信念都可能是錯誤的，可能受到批判。皮爾士徹底批判了以笛卡爾主義為代表的現代基礎主義認識化，創立了反基礎主義的知識理論，這種知識理論經過20世紀的發展，成為當代科學哲學和整個認識論的主流。可以說，在認識論上，皮爾士走到了他的時代的前面。

一反基礎主義

基礎主義是笛卡爾以來的西方現代認識論的主流。在笛卡爾主義者看來，認識論的根本任務是要為人類知識找到一個堅實可靠的基礎，以便在它的上面建立起整個人類知識的建筑。只要基礎堅固，人類知識的真理性或正確性就有了保證。笛卡爾的主張是先找到一個絕對正確的、不容懷疑的第一原理，這就是基礎。然后按照演繹邏輯的規則推導出一切人類知識。邏輯推理是從必然真的前提推出必然真的結論。這樣，只要認識論提供了可靠的基礎和有效的邏輯工具，整個人類知識就是絕對無誤的。休謨懷疑論有著與基礎主義同樣的出發點；知識是一座需要堅實基礎的大夏。由于找不到這樣的基礎，休謨絕望了，得出了懷疑論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