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音樂的傳播既是音樂得以產生和生存的動力，又是推動音樂藝術不斷發展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傳播媒介和傳播模式中，音樂的傳播具有不同的狀態和特點。在當代大眾傳播環境中，音樂藝術的傳播呈現出諸多新的特點，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探討。

關鍵詞：傳播大眾傳播音樂傳播

人類的社會音樂實踐，其本質就是音樂的傳播實踐。音樂的傳播既是音樂得以產生和生存的動力，又是推動音樂藝術不斷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當代大眾傳播環境中，音樂的傳播已呈現出諸多新的特點和狀態，并正在深刻地改變著音樂藝術的方方面面。弄清音樂傳播的新特點和新狀態，對于理解和探究當代音樂藝術的現實狀況，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一

所謂傳播，從廣義上說，就是“信息在時間和空間中的移動和變化”；人類的傳播活動則是傳播者與受傳者之間實現信息共享的過程，它一般包括傳播者、傳播內容、受傳者、反饋信息四個基本要素。作為音樂文化傳承原動力的音樂傳播，是指“樂音音響符號所負載的音樂藝術意圖、音樂思想等音樂信息為人們所分享或共享的過程，是音樂現象得以存在、音樂作品得以實現其功能的人的一種社會行為”（曾遂今《音樂社會學概論》）。由于音樂藝術的本質特征，音樂傳播與其他信息傳播有著較大的差異性。比如在音樂傳播中，傳播的信息即樂音音響符號，是一種在時間中展開的、具有非語義性特征的聽覺性符號。由此使得音樂傳播的各過程凸顯其特有的品質。但與此同時，作為傳播子系統的音樂傳播，注定會受到社會整體傳播環境的巨大影響，而這種影響力又是持久的、革命性的。

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中，人類的傳播活動也經歷了一個由簡單到復雜、由原始形態到現代數字多媒體時代的歷史演進過程。而且傳播的發展和進步總是受到傳播媒介的制約，一部傳播史就是一部媒介發展的歷史。從媒介技術的發展來看，人類的傳播可大致劃分為五個時期，即口語傳播、文字傳播、印刷傳播、電子傳播和網絡數字化傳播時期。從傳播類型和功能來劃分，又可分為人內傳播與人際傳播、群體傳播與組織傳播以及大眾傳播等幾種模式。在不同的傳播媒介和傳播模式中，傳播活動具有不同的狀態和特點，并直接影響和改變著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以及日常生活的諸多方面。

一、傳播學與音樂教學

（一）傳播學

我們在掌握和理解傳播學的過程之中應該把握傳播學的特點，從這個方面對傳播學進行理解：首先，傳播學中的“傳播”主要針對的是精神層面的信息傳播，與我們普通的物質內容沒有聯系；其次，傳播包括傳播者、信息、媒介和受眾,這些要素正是教學所要研究的內容；最后，我們應該明白在傳播的過程之中應該注重傳播的有效性，只有改善傳播活動的環境才能促進傳播過程的有效進行。

（二）大學音樂教學

大學音樂教學是一個師生共同參與的活動，需要教師與學生進行密切有效的配合才能促進使教學過程順利的實現。音樂教學與一般的學科教學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別，因為音樂教學的教學目標不僅僅是音樂知識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讓學生通過音樂學生提高自己對音樂的鑒賞能力，提升自己的音樂素養和藝術鑒賞能力，這就要求音樂教師在進行音樂教學的過程之中，充分的注重教學方法的選擇，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更好的教學目標，提高教學質量。

（三）傳播學與音樂教學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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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龜茲文化是一種多文化構成的藝術，是西域各國樂舞藝術代表，龜茲樂舞盛行于漢唐時期，其音樂藝術的傳播對中原產生的一定影響。

[關鍵詞]龜茲文化龜茲樂西域文化多元化

龜茲文化是多種文化構成的一種復合型結構，這個結構建立在龜茲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厚重的文化基礎上。古龜茲地處天山南麓，佛教文化的北進，希臘藝術的東漸，中原文化的西流，在這里交流融匯，生根開花，使龜茲樂舞藝術更加光彩奪目。

大量的史料及龜茲附近的克孜爾、庫姆吐拉、克孜爾尕哈，森木塞姆等石窟壁畫和出土文物古跡都說明：古龜茲不僅是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宗教的中心和軍事重鎮，而且尤以“龜茲伎樂，特善諸國”聲震中外。龜茲樂舞在人類文明史上創造了燦爛的美學價值。龜茲樂也被公認為西域樂舞的杰出代表。傳播并影響了我國中原和朝鮮、日本、東南亞、印度、中亞等地區。特別是對我國唐代大曲的產生和發展以及對整個中國的音樂、舞蹈、雜技、器樂、戲劇、繪畫等藝術的繁榮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一、西域文化的多元化特征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千名碩博士訴萬方學位論文侵權的案例分析；數字圖書館條件下的版權保護問題及解決途徑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案例發生背景、這一千名碩博士學位論文侵權案。被業界稱為國內知識分子集體維權首案、多層授權下的學位論文、第一層授權是學生給學校的授權、授權是中信所對萬方公司的授權、在中信所獲得國家專項資金資助情況下，向萬方公司提供數據庫建設費用、分清著作權的歸屬、建立健全數字出版著作權保護的法律機制、完善著作權集體管理制度、采用數字版權管理技術、提高著作權人的維權意識、借鑒學習國外的著作權保護方法等，具體請詳見。

近年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興良訴中國數字圖書館有限責任公司侵犯其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學者郟成思等七人狀告北京書生數字技術有限公司侵犯《知識產權文叢》等作品網絡傳播權糾紛案、400學者訴超星數字圖書館侵權案等頻頻出現在媒體上。引起學界強烈關注。

筆者對我國近年來發生的一些影響較大的數字圖書館版權侵權案件進行了梳理，從中選擇了千名碩博士訴萬方學位論文侵權案作為研究對象，因為這一案例是近年來聲勢最大，參與維權人數最多的一次。在國內發生的數字圖書館侵權案件，尤其是學術論文的版權侵權問題方面具有代表性。

一、千名碩博士訴萬方學位論文侵權的案例分析

1案例發生背景

2006年6月，某大學老師劉美麗完成了她的博士學位論文。論文題目為《重組綿羊朊蛋白(OvPrP<’C>)的構象轉化與Prion疾病發生機制的研究》，共12.5萬字，是一篇專業性較強的學位論文。劉美麗從2003年到2006年，花了近三年時間完成這篇博士論文。畢業前夕，劉美麗與學校簽訂了《關于論文使用授權的說明》(以下簡稱《授權聲明》)。隨后，她的這篇博士論文出現在北京萬方數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萬方公司)開發的《中國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里，在國家圖書館和許多學校的內部局域網上。該數據庫都能方便地在線瀏覽或下載。最終，劉美麗以侵犯著作權為由將萬方公司訴至法院，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權，在媒體和萬方公司的網站上公開致歉，并向她賠償經濟損失、精神損失、公證費、律師費等共計36800元。一審及二審都駁回了劉美麗的全部訴訟請求。

明代自開國就是以恢復唐宋政治和文化為己任的朝代，故而，從音樂思想、禮樂實施以及民間音樂傳播，都是以盡可能彰顯中原文化千年延續的音樂傳統為主。縱觀2019年國內重要期刊發表的31篇研究明代音樂的論文，可以看出，無論是研究琴學、曲學，還是禮樂儀式和音樂制度，都能從明代音樂的成果中追溯出千年傳承的痕跡。

一、關于琴學研究

《溪山琴況》是明代徐上瀛創作的一本音樂演奏美學專著，成書于崇禎十四年，分別解讀“和”、“圓”“雅”等二十四況，對古琴表演和審美具有指導意義。2019年度關于《溪山琴況》的研究仍然是一個熱點，共有論文12篇。劉承華的《<溪山琴況>的演奏論主旨》一文，通過二十四況論的解讀分析，探討了古琴演奏中的三個問題：1.聲音“張力”。2.“氣候說”的把握。3.達到“希聲”之境。①“張力”需要演奏者用心體會察覺，是演奏中用情、用意后聲音所達到的狀態。“氣侯”是音樂聲響中的節奏和規律。“希音”需要演奏者沉浸演奏，達到琴我相融的狀態，達到以琴修身，以身修琴的境界。何飛龍的《淺論<溪山琴況>之“靜”對生命的關照》，認為琴聲中求“靜”，終能夠調養人的心性，凈化和洗滌心靈，回歸人類生命的本原。鐘小茵的《<溪山琴況>之“潔”況》，為習琴者提供手指練習的方法，指明訓練手指需靜心，才能避“邪滓”和“雜亂”，琴音方能傳達出更深的意蘊。烏蘭托雅的《論<溪山琴況>中“和”的美學思想在揚琴演奏藝術中的運用》，弦、指、音、意的理念對揚琴表演藝術中竹、音、意達到“和”之美具有指導意義。針對審美方面有張萌的《明代琴歌之審美論爭研究》，解析明代音樂發展更趨于俗化，更民間化的內在因素。2019年度羅詩嫄還發表兩篇關于《溪山琴況》的文章，分別是《指運遲速，意韻可見——解讀<溪山琴況>之“遲”“速”二況》和《宏遠之音，細眇之意——解讀<溪山琴況>之“宏”“細”二況》。前者，指明“遲”“速”變化所帶來的節律感，是演奏者內心生命狀態的律動。后者，闡明了“宏”和“細”兩況在指法、情感、意旨方面的關系。琴學方面除了《溪山琴況》外，還有4篇文章涉及琴譜、琴人方面的研究。唐繼凱、唐子雯的《一款能譜錄漢字語音的減字譜——［明］葛中選<泰律>譜式解讀》，對《泰律》的創作過程、組構要素、創新特點、后世評價方面進行了解讀和分析，認為《泰律》是一本同時涵蓋聲韻學理論和樂律理論的記譜，是適用于指法，也適用于漢字語言的記譜，是減字譜創新型發展后的產物。張子盛的《古琴單譜本集體打譜的實證探討——寫在明<松弦館琴譜><西麓堂琴統>打譜集出版之后》，通過對《松弦館琴譜》和《西麓堂琴統》譜本的“打譜”活動考究，闡明了集體打譜的具體操作流程及成果。唐姝嫻的《明代琴人楊表正研究》，闡明楊表正琴歌的價值。認為，“正文對音”的創作方式雖推動了明代音樂的發展，但注重琴歌的文辭性，忽略古琴的藝術性，也導致形成了琴歌輔助文辭的格局。馬君毅的《試論明代的宦官琴人》，通過分析古文獻和出土墓志，揭示明代宦官琴人的具體存在狀況和發展歷程。

二、關于曲學研究

曲學方面的研究是2019年度第二大熱點，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及學位論文為中心，以研究詞曲、腔詞、俗曲為主要對象，共有論文7篇。李碧的《明代戲曲中詞的變體與詞曲的互動》，通過對明代戲曲中詞作的統計與梳理，以及《鷓鴣天》、《西江月》兩曲牌體進行變體類型集來源的分析，認為明代戲曲中詞的變體不是作曲家無意識的錯填，而是曲家有意識的創作。王園園的《呂天成<曲品>研究》一文，闡明了《曲品》中的審美特點。魯勇本發表了兩篇有關曲學的文章，分別是《明清唱論中的腔詞理論研究》和《元明清曲論對入聲腔化的探討》。前者，闡明了明清唱論中腔詞系統的一般規律，認為明清唱論繼承了詩歌為一體的詩歌傳統，具有雅音向方言發展的傾向，形成了雅俗共賞的審美格局。后者闡明了元代“入派三聲”理論在明代的發展變化。文章借用王驥德對入聲進行了形容，“入聲就像中藥里的甘草一樣，在平上去三聲平仄難以調停安排時，入聲就可以起到通融、調和、過渡、化解矛盾的作用。②”展現了明代曲論家對于“入聲”思想觀念的轉變和進步。此外，尹蓉的《明代江西籍作家散曲嫄集版本考略》、王靜雅的《王驥德著述考論》、于峰的《明代戲曲選集中的俗曲》三篇文章針對不同作品的編者、內容、版本、現存狀況加以歸總，為研究明代音樂提供寶貴的資料。

三、關于明代音樂風格研究

網絡音頻是指通過網絡傳播和收聽的所有音頻媒介內容。根據《2021中國網絡視聽發展研究報告》［1］，2020年我國網絡音頻用戶達到2.82億人，龐大的群體數量，體現了音頻對聽眾的吸引力;其中，本科及以上學歷占比最高，為41.6%，說明高學歷人群比較容易接納音頻的表達形式。根據“樊登讀書”2020年公布的音視頻內容與紙版圖書之間聯動的營銷數據，同一本大眾類圖書在銷售4.9萬冊的基礎上，發布音視頻內容后，銷量暴漲到384萬冊［2］，這表明音視頻在解讀紙版出版物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喜馬拉雅”和“微信讀書”等平臺通過將紙版圖書與音頻一體化的方式，帶動了出版業的新增長。在原創網絡音頻節目中，有聲書占比52%，課程學習占比43.5%［3］，音頻對圖書市場具有較大的影響，那么音頻對科技期刊的讀者是否也具有類似的吸引力?科技期刊刊載的內容與一些圖書或課程學習內容具有相似之處，也存在不同點，那么能否將期刊論文全文轉化為音頻形式?通過音頻宣傳，能否引導科研人員關注科技期刊?《中國科學:地球科學》嘗試利用音頻方式宣傳期刊，并取得一些成效。《中國科學:地球科學》自1950年創刊，目前采取中、英文雙語出版模式;期刊在地球科學界具有良好的學術聲譽，多篇論文被中國科協優秀科技論文遴選計劃評選為“優秀論文”，其英文版曾獲2017年“百強報刊”稱號。本文基于該刊的官方微信號“中國科學地球科學”的音頻宣傳工作實踐，系統總結音頻模式對提升科技期刊影響力的作用及存在的一些問題，并針對科技期刊音頻宣傳方式提出了建議。

1“中國科學地球科學”微信號音頻發布模式與效果

“中國科學地球科學”微信號創辦于2016年2月2日，目前關注人數1.5萬。由于人手有限，微信號的運營未能設置專職人員，而由學科編輯承擔搜集素材、撰寫或修改文稿、編輯排版、發布與推廣等工作。在文稿發布前，編輯部主任負責審讀全部文稿內容。為吸引更多的讀者關注期刊，微信號豐富了發布形式，自2021年4月6日開始采取音頻方式宣傳論文，并推出“聽文獻”欄目。音頻制作使用AI技術，支付279元成為擁有多種音質和背景音樂配音網站的高級會員，從而能夠自由選擇與推文內容協調一致的音質和背景音樂。2021年4月6日至8月11日期間，共發布推文63篇，其中含有音頻的推文15篇(表1)。按照音頻時間長短，帶有音頻的推文可分為2種(表2)。一種是“短音頻+圖文”形式，共發布12篇，音頻的時長在10min以內，音頻嵌入到推文中;音頻內容為微信正文文字，讀者可以自行選擇“聽”音頻或“讀”圖文。另一種是“長音頻”形式，共發布3篇，音頻時長至少在20min以上，最長可達到近50min;推文主體內容就是音頻，讀者只能作為“聽眾”了解具體內容。按照音頻播報的內容，帶有音頻的推文可分為全文播報形式和新聞介紹形式(表2)。全文播報形式共發布4篇，音頻內容主要是基于科技期刊刊載論文的正文部分，但不包括文后的參考文獻，針對原文只進行不影響內容表達的少量改寫，以便于形成適合朗讀的材料。新聞介紹形式發布11篇，音頻內容是概括論文內容或亮點的科學新聞，目的是便于聽眾快速獲取論文信息，激發閱讀興趣。為分析不同的音頻發布形式對科技期刊的宣傳效果，選取微信總閱讀次數、總分享次數和閱讀后新增關注人數3個指標，對帶有音頻與不含音頻的推文、長音頻與短音頻推文、全文播報形式與新聞介紹形式的推文進行對比，結果見表2。從表2可以看出，帶有音頻的推文比不含音頻推文的宣傳效果要好，且3個指標均遠高于全部推文的平均值;長音頻較短音頻更受歡迎，全文播報形式較新聞介紹形式表現更優異。這說明，音頻宣傳形式受到了讀者的喜愛，吸引了“聽眾”關注期刊微信號、關注期刊論文，有助于科技期刊的宣傳工作。表1中閱讀量大于2000的3篇音頻推文，論文第一作者全部是中國科學院院士，這說明論文作者良好的聲譽和學術地位有助于期刊的宣傳。

2科技期刊音頻宣傳的優勢

隨著科研產出數量的增加，科研人員不可能讀完自己所在研究領域的全部文獻。因此，期刊將讀者的注意力吸引到關注期刊本身，變得越來越重要。“樊登讀書”就是以音頻、視頻和圖文等形式幫助那些沒有時間的或者不知道讀哪些書的讀者吸收圖書精華內容［4］，引導讀者閱讀原版圖書。從“中國科學地球科學”微信號音頻發布效果可知，科技期刊也可以采取音頻方式吸引讀者的注意力。科研人員在“聽”的過程中引發閱讀的興趣，從而將聽眾轉化為期刊的忠實讀者。總結音頻對期刊宣傳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1)節約時間，便于閱讀。與“看”文獻相比，“聽”文獻具有很多的優點。一是不必花費專門時間去閱讀文獻內容，在步行、騎行、坐車、做家務或喝咖啡的同時，就可以“聽”文獻，大大節約了閱讀文獻的時間;二是“聽”的方式對眼睛有益，對于日常工作用眼過度的讀者而言，不妨當個“聽眾”，既能保護眼睛，又能汲取知識。2)拓寬宣傳渠道，提升期刊顯示度。“中國科學地球科學”微信號音頻宣傳的實踐表明，“聽”文獻的形式吸引了一批讀者。據統計，在“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100個梯隊期刊中，有87%的期刊開通了微信號，85%的微信號處于活躍狀態［5］。開通期刊微信號的目的是吸引本領域科研人員關注期刊，同時為讀者提供所需要的信息及服務。科技期刊可以在期刊微信號上發布基于紙版論文制作的音頻產品，為喜歡“聽”的讀者提供專業、權威的知識內容，為期刊宣傳開拓新的渠道。3)豐富傳播方式，讀者可以自行選擇喜愛的閱讀方式。在每一條微信推文中，讀者可以自行選擇“聽”文獻，還是“讀”文獻。喜歡“聽”文獻的讀者，可以直接點擊微信推文中的音頻文件，聆聽論文內容。樂于“讀”文獻的讀者，可以點擊每條推文頁面左下角的“閱讀原文”，很方便地通過該鏈接直接轉到音頻對應論文的網站界面，且鏈接并不影響用戶的視覺感官。為讀者提供“聽”或“讀”等傳播方式，讀者有了多種選擇，便于期刊開展宣傳工作。4)制作技術成熟，制作費用較低。目前，AI配音技術比較成熟，用戶可以自行選擇各種音質、音色的配音，以及不同效果的背景音樂。從資金角度看，價格低廉，“中國科學地球科學”微信號AI技術朗讀費每年不超過300元。成熟的技術和較低的制作費用，為科技期刊音頻宣傳奠定了基礎。

3科技期刊音頻宣傳的局限性

一直以來，道教音樂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漢族地區。發端于本世紀50年代的近現代道教音樂研究，即是始于漢族地區的，這從50年代中后期進行的幾項對道教音樂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來，例如：50年代以中國音樂史學家楊蔭瀏等學者組成的湖南音樂普查小組，對湖南地區的民間音樂進行了普查，其中對湖南衡陽地區的道教音樂等作了調查，并與以文字、記譜方式和佛教音樂等的調查結果一起登載于《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中；其后，相繼有《蘇州道教藝術集》、《揚州道教音樂介紹》等漢族不同地區道教音樂資料問世（注：《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民族音樂研究所編，該所1958年油印，音樂出版社1960年出版《蘇州道教藝術集》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1957年油印《揚州道教音樂介紹》揚州市文聯編，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斷了20余年的道教音樂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復蘇和興起（仍主要集中于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上海音樂學院研究者陳大燦等開展對上海及其臨近地區道教音樂的錄音錄像工作；武漢音樂學院部分師生對武當山道教音樂的收集整理；中國音樂學院等音樂院校的一些學者，分別對北京白云觀、沈陽太清宮、四川青城山等宮觀的道教音樂進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先后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香港圓玄學院和《人民音樂》編輯部等聯合，分別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開了“國際道教科儀及音樂研討會”和“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1990年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道教協會等單位在北京白云觀召開了中國道教音樂學術研討會；1991年香港圓玄學院、人民音樂出版社、《音樂研究》編輯部和沈陽音樂學院在香港聯合召開了“第二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為基礎的對道教音樂進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參見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現狀與展望》載《音樂研究》1991(4)，頁65～66）。

從整體來看，近年來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加強，研究地區和范圍有所擴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推出。這些成果主要來源于伍一鳴的《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甘紹成的《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陳天國的《潮州道教音樂》、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和《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吳學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潘忠祿的《巨鹿道教音樂》、張鴻懿的《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史新民的《論武當道樂之特征》、劉紅的《“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張鳳林的《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蒲亨強的《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王忠人和劉紅的《龍虎山天師道音樂》、曹本冶和蒲亨強的《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王純五和甘紹成的《中國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周振錫和史新民的《道教音樂》（注：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載《中國道教》1989(1)，頁40～44甘紹成《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載《音樂探索》1989(3)，頁37～47陳天國《潮州道教音樂》載《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89(4)，頁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載《人民音樂》1989(8)，頁26～29吳學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發表于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潘忠祿《巨鹿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2)，頁17～20,10張鴻懿《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4)，頁31～34呂錘寬《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載《中國音樂學》1991(3)，頁21～33曹本冶《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載《黃鐘》1991(4)，頁4～7史新民《論武當道樂之特征》載《黃鐘》1991(4)，頁8～14；劉紅《“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載《黃鐘》1991(4)，頁15～24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載《黃鐘》1991(4)，頁110～114蒲亨強《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載《黃鐘》1991(4)，頁36～43王忠人、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載《黃鐘》1993(1～2)合刊，頁65～74曹本冶、蒲亨強《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純五、甘紹成《中國道教音樂》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呂錘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灣學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錫、史新民《道教音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將道教音樂的研究推向了中國境內更廣闊的區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包括北京、上海、蘇州、無錫、杭州、溫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計劃地對包括北京白云觀、蘇州玄廟觀、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內的全國主要道教宮觀和道教勝地的道教音樂進行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的系統研究。全國近20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該計劃第一階段有關道教音樂的20余個子項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進入尾聲之際，他們聚集于香港，參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討會”。研討會上學者們結合各自的研究項目作了總結，并對道教儀式音樂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進行了討論。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共有20余項成果問世，目前已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著有《中國道教音樂史略》、《龍虎山天師道教科儀音樂研究》、《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和《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等（注：《中國道教音樂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紹成、劉紅、周耘編寫，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龍虎山天師道音樂研究》曹本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袁靜芳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王光德、王忠人、劉紅、周耘、袁冬艷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項研究成果反映出當今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道教不獨為漢族所有，除漢族外，分布于中國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的22個民族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據覃光廣等編著的《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概覽》（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82年版）提供的資料反映出，在滿、朝鮮、蒙古、達斡爾、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壯、瑤、仫老、納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個民族中，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對云南的彝、白、瑤、納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樂文化的影響尤為廣泛。

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與漢族地區的道教音樂不盡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與漢族傳統文化交融發展的產物，既蘊涵著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質，也不乏漢族傳統文化風貌，內涵甚為豐富，頗具學術研究價值。

但與漢族地區的情況相比，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卻顯得比較薄弱，開始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區特有的具道教性質和色彩的洞經音樂。就筆者目前所知，有關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調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對昆明、下關、大理、麗江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調查的起因是：當時傳聞麗江保存有宋詞樂調。于是，在云南省委有關部門領導下，由曹汝群、周詠先、黃林、和鴻春、倪立跟等五人組成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于1962年9月中旬赴麗江進行調查，經反復搜尋查找，初步證明此傳說實屬訛傳。轉而他們確定以麗江四個古老樂種之一的洞經音樂作為進一步探尋宋詞樂調的主要對象，并相繼對麗江、下關、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經音樂作了較深入的調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們分別撰寫了《關于宋詞樂調的調查報告》和《麗江、下關、大理、昆明洞經音樂調查記》（注：參見周詠先、黃林《洞經音樂調查記》載《民族音樂》1983(2)，頁78）。作為該次調查地之一的麗江是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則是白族的主要聚居縣（現已與下關一起合為大理市）之一，因此，該調查組對麗江和大理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可視為有關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早調查。從起因看，這實為學術界一次“無心插柳”的對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初調查。

一直以來，道教音樂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漢族地區。發端于本世紀50年代的近現代道教音樂研究，即是始于漢族地區的，這從50年代中后期進行的幾項對道教音樂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來，例如：50年代以中國音樂史學家楊蔭瀏等學者組成的湖南音樂普查小組，對湖南地區的民間音樂進行了普查，其中對湖南衡陽地區的道教音樂等作了調查，并與以文字、記譜方式和佛教音樂等的調查結果一起登載于《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中；其后，相繼有《蘇州道教藝術集》、《揚州道教音樂介紹》等漢族不同地區道教音樂資料問世（注：《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民族音樂研究所編，該所1958年油印，音樂出版社1960年出版《蘇州道教藝術集》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1957年油印《揚州道教音樂介紹》揚州市文聯編，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斷了20余年的道教音樂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復蘇和興起（仍主要集中于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上海音樂學院研究者陳大燦等開展對上海及其臨近地區道教音樂的錄音錄像工作；武漢音樂學院部分師生對武當山道教音樂的收集整理；中國音樂學院等音樂院校的一些學者，分別對北京白云觀、沈陽太清宮、四川青城山等宮觀的道教音樂進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先后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香港圓玄學院和《人民音樂》編輯部等聯合，分別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開了“國際道教科儀及音樂研討會”和“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1990年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道教協會等單位在北京白云觀召開了中國道教音樂學術研討會；1991年香港圓玄學院、人民音樂出版社、《音樂研究》編輯部和沈陽音樂學院在香港聯合召開了“第二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為基礎的對道教音樂進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參見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現狀與展望》載《音樂研究》1991(4)，頁65～66）。

從整體來看，近年來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加強，研究地區和范圍有所擴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推出。這些成果主要來源于伍一鳴的《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甘紹成的《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陳天國的《潮州道教音樂》、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和《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吳學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潘忠祿的《巨鹿道教音樂》、張鴻懿的《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史新民的《論武當道樂之特征》、劉紅的《“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張鳳林的《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蒲亨強的《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王忠人和劉紅的《龍虎山天師道音樂》、曹本冶和蒲亨強的《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王純五和甘紹成的《中國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周振錫和史新民的《道教音樂》（注：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載《中國道教》1989(1)，頁40～44甘紹成《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載《音樂探索》1989(3)，頁37～47陳天國《潮州道教音樂》載《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89(4)，頁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載《人民音樂》1989(8)，頁26～29吳學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發表于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潘忠祿《巨鹿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2)，頁17～20,10張鴻懿《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4)，頁31～34呂錘寬《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載《中國音樂學》1991(3)，頁21～33曹本冶《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載《黃鐘》1991(4)，頁4～7史新民《論武當道樂之特征》載《黃鐘》1991(4)，頁8～14；劉紅《“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載《黃鐘》1991(4)，頁15～24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載《黃鐘》1991(4)，頁110～114蒲亨強《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載《黃鐘》1991(4)，頁36～43王忠人、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載《黃鐘》1993(1～2)合刊，頁65～74曹本冶、蒲亨強《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純五、甘紹成《中國道教音樂》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呂錘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灣學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錫、史新民《道教音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將道教音樂的研究推向了中國境內更廣闊的區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包括北京、上海、蘇州、無錫、杭州、溫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計劃地對包括北京白云觀、蘇州玄廟觀、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內的全國主要道教宮觀和道教勝地的道教音樂進行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的系統研究。全國近20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該計劃第一階段有關道教音樂的20余個子項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進入尾聲之際，他們聚集于香港，參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討會”。研討會上學者們結合各自的研究項目作了總結，并對道教儀式音樂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進行了討論。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共有20余項成果問世，目前已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著有《中國道教音樂史略》、《龍虎山天師道教科儀音樂研究》、《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和《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等（注：《中國道教音樂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紹成、劉紅、周耘編寫，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龍虎山天師道音樂研究》曹本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袁靜芳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王光德、王忠人、劉紅、周耘、袁冬艷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項研究成果反映出當今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道教不獨為漢族所有，除漢族外，分布于中國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的22個民族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據覃光廣等編著的《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概覽》（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82年版）提供的資料反映出，在滿、朝鮮、蒙古、達斡爾、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壯、瑤、仫老、納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個民族中，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對云南的彝、白、瑤、納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樂文化的影響尤為廣泛。

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與漢族地區的道教音樂不盡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與漢族傳統文化交融發展的產物，既蘊涵著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質，也不乏漢族傳統文化風貌，內涵甚為豐富，頗具學術研究價值。

但與漢族地區的情況相比，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卻顯得比較薄弱，開始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區特有的具道教性質和色彩的洞經音樂。就筆者目前所知，有關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調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對昆明、下關、大理、麗江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調查的起因是：當時傳聞麗江保存有宋詞樂調。于是，在云南省委有關部門領導下，由曹汝群、周詠先、黃林、和鴻春、倪立跟等五人組成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于1962年9月中旬赴麗江進行調查，經反復搜尋查找，初步證明此傳說實屬訛傳。轉而他們確定以麗江四個古老樂種之一的洞經音樂作為進一步探尋宋詞樂調的主要對象，并相繼對麗江、下關、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經音樂作了較深入的調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們分別撰寫了《關于宋詞樂調的調查報告》和《麗江、下關、大理、昆明洞經音樂調查記》（注：參見周詠先、黃林《洞經音樂調查記》載《民族音樂》1983(2)，頁78）。作為該次調查地之一的麗江是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則是白族的主要聚居縣（現已與下關一起合為大理市）之一，因此，該調查組對麗江和大理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可視為有關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早調查。從起因看，這實為學術界一次“無心插柳”的對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初調查。

一直以來，道教音樂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漢族地區。發端于本世紀50年代的近現代道教音樂研究，即是始于漢族地區的，這從50年代中后期進行的幾項對道教音樂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來，例如：50年代以中國音樂史學家楊蔭瀏等學者組成的湖南音樂普查小組，對湖南地區的民間音樂進行了普查，其中對湖南衡陽地區的道教音樂等作了調查，并與以文字、記譜方式和佛教音樂等的調查結果一起登載于《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中；其后，相繼有《蘇州道教藝術集》、《揚州道教音樂介紹》等漢族不同地區道教音樂資料問世（注：《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民族音樂研究所編，該所1958年油印，音樂出版社1960年出版《蘇州道教藝術集》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1957年油印《揚州道教音樂介紹》揚州市文聯編，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斷了20余年的道教音樂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復蘇和興起（仍主要集中于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上海音樂學院研究者陳大燦等開展對上海及其臨近地區道教音樂的錄音錄像工作；武漢音樂學院部分師生對武當山道教音樂的收集整理；中國音樂學院等音樂院校的一些學者，分別對北京白云觀、沈陽太清宮、四川青城山等宮觀的道教音樂進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先后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香港圓玄學院和《人民音樂》編輯部等聯合，分別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開了“國際道教科儀及音樂研討會”和“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1990年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道教協會等單位在北京白云觀召開了中國道教音樂學術研討會；1991年香港圓玄學院、人民音樂出版社、《音樂研究》編輯部和沈陽音樂學院在香港聯合召開了“第二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為基礎的對道教音樂進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參見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現狀與展望》載《音樂研究》1991(4)，頁65～66）。

從整體來看，近年來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加強，研究地區和范圍有所擴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推出。這些成果主要來源于伍一鳴的《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甘紹成的《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陳天國的《潮州道教音樂》、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和《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吳學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潘忠祿的《巨鹿道教音樂》、張鴻懿的《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史新民的《論武當道樂之特征》、劉紅的《“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張鳳林的《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蒲亨強的《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王忠人和劉紅的《龍虎山天師道音樂》、曹本冶和蒲亨強的《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王純五和甘紹成的《中國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周振錫和史新民的《道教音樂》（注：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載《中國道教》1989(1)，頁40～44甘紹成《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載《音樂探索》1989(3)，頁37～47陳天國《潮州道教音樂》載《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89(4)，頁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載《人民音樂》1989(8)，頁26～29吳學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發表于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潘忠祿《巨鹿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2)，頁17～20,10張鴻懿《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4)，頁31～34呂錘寬《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載《中國音樂學》1991(3)，頁21～33曹本冶《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載《黃鐘》1991(4)，頁4～7史新民《論武當道樂之特征》載《黃鐘》1991(4)，頁8～14；劉紅《“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載《黃鐘》1991(4)，頁15～24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載《黃鐘》1991(4)，頁110～114蒲亨強《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載《黃鐘》1991(4)，頁36～43王忠人、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載《黃鐘》1993(1～2)合刊，頁65～74曹本冶、蒲亨強《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純五、甘紹成《中國道教音樂》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呂錘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灣學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錫、史新民《道教音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將道教音樂的研究推向了中國境內更廣闊的區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包括北京、上海、蘇州、無錫、杭州、溫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計劃地對包括北京白云觀、蘇州玄廟觀、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內的全國主要道教宮觀和道教勝地的道教音樂進行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的系統研究。全國近20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該計劃第一階段有關道教音樂的20余個子項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進入尾聲之際，他們聚集于香港，參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討會”。研討會上學者們結合各自的研究項目作了總結，并對道教儀式音樂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進行了討論。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共有20余項成果問世，目前已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著有《中國道教音樂史略》、《龍虎山天師道教科儀音樂研究》、《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和《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等（注：《中國道教音樂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紹成、劉紅、周耘編寫，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龍虎山天師道音樂研究》曹本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袁靜芳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王光德、王忠人、劉紅、周耘、袁冬艷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項研究成果反映出當今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道教不獨為漢族所有，除漢族外，分布于中國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的22個民族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據覃光廣等編著的《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概覽》（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82年版）提供的資料反映出，在滿、朝鮮、蒙古、達斡爾、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壯、瑤、仫老、納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個民族中，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對云南的彝、白、瑤、納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樂文化的影響尤為廣泛。

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與漢族地區的道教音樂不盡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與漢族傳統文化交融發展的產物，既蘊涵著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質，也不乏漢族傳統文化風貌，內涵甚為豐富，頗具學術研究價值。

但與漢族地區的情況相比，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卻顯得比較薄弱，開始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區特有的具道教性質和色彩的洞經音樂。就筆者目前所知，有關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調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對昆明、下關、大理、麗江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調查的起因是：當時傳聞麗江保存有宋詞樂調。于是，在云南省委有關部門領導下，由曹汝群、周詠先、黃林、和鴻春、倪立跟等五人組成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于1962年9月中旬赴麗江進行調查，經反復搜尋查找，初步證明此傳說實屬訛傳。轉而他們確定以麗江四個古老樂種之一的洞經音樂作為進一步探尋宋詞樂調的主要對象，并相繼對麗江、下關、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經音樂作了較深入的調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們分別撰寫了《關于宋詞樂調的調查報告》和《麗江、下關、大理、昆明洞經音樂調查記》（注：參見周詠先、黃林《洞經音樂調查記》載《民族音樂》1983(2)，頁78）。作為該次調查地之一的麗江是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則是白族的主要聚居縣（現已與下關一起合為大理市）之一，因此，該調查組對麗江和大理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可視為有關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早調查。從起因看，這實為學術界一次“無心插柳”的對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初調查。

1多媒體課件1.1多媒體課件的特點多媒體課件與傳統的教材相比，不是簡單的展示教學內容，還具有信息多樣性、交互性和集成性等特征[1]。

(1)信息多樣性：能綜合處理文本、圖形、圖像、動畫、及視音頻等多種信息。

(2)交互性：是指用戶可以與計算機的多種信息媒體進行交互操作，為用戶提供更加有效地控制和使用信息的手段。

(3)集成性：是指多種媒體信息的集成，使學生在有限的單位時間內獲取更多的信息。

1.2多媒體課件的設計軟件多媒體課件的設計軟件包含有Powerpoint、Authorware、Dreamweaver等，各種軟件都有其各自的特點，如利用Authorware軟件制作具有交互性的多媒體課件，利用Dreamweaver軟件制作適合網絡傳播的網絡課程。可以根據需要利用一種或綜合多種軟件設計多媒體課件。

1.3多媒體課件的制作思路下面以《職業心理學實驗演示》多媒體課件為例分析其制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