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農村基層組織的挑戰有哪些
時間:2022-07-04 05: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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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農村市場經濟及政治民主化的發展,農村社會階層分化日益明顯。這種分化有其積極的因素,但也對目前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在加強領導核心地位、組織自身建設、思想政治工作、利益整合、民主政治發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戰。
黨的農村基層組織是黨在農村社會組織中的戰斗堡壘,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社會分化加劇,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格局被打破。社會分化的同時,農民階級內部的分化也在加速,這種分化引發了一系列的矛盾,對黨的農村基層組織提出了挑戰。
一、農村社會的階層分化現狀
階層是根據人們不同的社會特征,進行多角度劃分而形成的社會地位序列。劃分階層的標準主要是收入水平、職業、權力、教育程度,核心是職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使農村社會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使得農民在職業上已經出現明顯的差異,這樣的差異也影響到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從而使其獲得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也不相同。陸學藝等學者按農村勞動力就業類型將農村戶口的農民劃分為8個階層:一是農業勞動者階層。由承包集體耕地,以農業勞動為主的農民所組成。這個階層是中國大部分農村的主體勞動者。二是農民工階層。他們常年或大部分時間從事第二、三產業,戶口仍然是農民,有承包地,從事城鎮職工不愿干的工作但又不享受城鎮居民的各種補貼、公費醫療等勞保待遇。這是一個人數僅次于農業勞動者的社會應當切實關注的階層。三是雇工階層。這是現階段農村的工人階級。他們受雇私營企業或個體工商戶,他們的收入一般比農民工高,但社會地位一般比農民工人低。四是農民知識分子階層。在農村從事教育、科技、醫藥、藝術等智力型職業的知識分子。他們是農村現代化的先鋒。五是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階層。即農村擁有某項專門技術或經營能力,占有一定生產資料或資金,從事某項生產或經營活動的農民,生活比較充裕,有較強的組織管理能力,對于農村的社會和經濟影響力越來越大,政治參與程度相對較高,對國家經濟政策尤為關注。但就整體而言,這一階層文化程度普遍較低,影響他們進一步發展。六是私營企業主階層。即企業的生產資料私有,自主經營,以盈利為目的且雇工在8人以上的企業主。他們中有一些是文化水平較高、年輕有為者,已有相當清晰和迫切的政治要求。七是鄉鎮企業管理者階層。即鄉村集體所有制企業和經理、廠長以及主要科室領導和供銷人員他們有集體企業的經營權、決策權,是鄉鎮企業的管理者。隨著農村鄉鎮企業的繼續發展,這個階層的人數和勢力正在迅速發展之中。八是農村管理者階層。即村“兩委”的組成人員及村民組長,是農村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組織者和管理者,是黨和政府各項方針、政策在農村基層的具體執行者,是農村發展的領導力量。他們的地位和收入在不同地區之間因集體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而有很大差別。
階層的分化具有不完全性和動態性,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種分化越來越細、越來越明顯。由于階層分化的不完全性和動態性,目前我國農村結構處于一種不穩定狀態,如一個農民可能同時進入幾個階層,有幾個階層身份的多重性,“農民這種階層開放性和多重性,使農民各個階層對自己暫時所處的階層沒有太多的認同感,階層意識薄弱,這就削弱了各個階層的凝聚力,弱化了個人對階層和階層沖突的參與程度。”
(一)對黨的領導核心地位的影響。按照黨章規定,“黨的基層組織是黨在社會基層組織中的戰斗堡壘,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街道、鄉、鎮黨的基層委員會和村、社區黨的組織領導本地區的工作,支持和保證行政組織、經濟組織和群眾自治組織充分行使職權?!笨梢?,黨的農村基層組織是農村各種組織和工作的領導核心,但是現在這種核心地位受到了挑戰。農村的階層分化后,不同的階層在經濟利益、價值取向乃至行為規范上都表現出越來越多的差異,不同的階層都希望在政治組織內尋找自己的人,以維護本階層的利益。特別表現在村委會選舉中,出現了拉票賄選爭當村委干部的現象,使不少地方村委干部選不出、選不足或一些不符合干部條件的人被選進了村委班子,影響了黨在農村的領導工作。個別地方甚至出現了排斥黨的領導的現象。此外,伴隨著農村階層的分化,農村社會勢力也復雜化,宗族、宗教甚至一些幫會勢力也開始活動,通過對家庭成員或教徒的控制向社會政治組織施加影響。有些財大氣粗的村民公然賄選,在言論和行動上不把黨組織和村干部放在眼里。這些都對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形成了挑戰。
(二)對黨員隊伍建設的影響。一是對黨員隊伍發展的影響。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價值取向的多樣化,相當一部分年輕人不愿意入黨。目前,農村黨員隊伍老化,黨員干部后繼乏人的現象仍然十分突出。二是給黨員隊伍的管理的影響。隨著從業的多樣化和工作的流動性,給黨的組織生活和日常管理帶來了困難。有的黨員常年在外,成了不交黨費、不過組織生活、不參加組織活動的“三不”黨員,對這一部分黨員如何教育管理至今也未能很好的解決。三是給黨員先進性建設帶來了困難。黨的先進性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在通過自己的組織以及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來領導和推動社會發展的能力。隨著從業形式的多樣化,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的載體和舞臺也發生了變化。盡管基層探索開展了農村黨員“雙帶”(帶頭富、帶領群眾富)等活動,但成效還不明顯。
(三)思想意識多元化對思想政治工作的影響。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人們生活的圈子在農村,基本從事相同的職業,生活方式也基本相同,生活的同質性使得人們易于接受同一種思想,這是黨能夠在農村用一元化的意識形態進行整合的基礎條件。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村的分化加劇,這不僅表現在職業、收入上,也表現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上。現代的民主法制意識與落后的封建迷信思想并存,道德至上與金錢至上義利觀并存,刀耕火種與現代信息文明并存,自給自足的小農意識與開拓進取的市場意識并存。價值取向由單一趨向多元加大了黨在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難度,部分農民在主導價值觀念上的偏離,導致了黨在農村凝聚力的減弱。在這樣各種思想并存狀況下,用單一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去統一思想、凝聚人心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就對基層黨組織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挑戰,這種挑戰既有來自內容上的,也有來自教育手段方法上的。過去重視國家集體利益而忽視個人利益,教育人們先國家后集體再個人,而現在人們更多注重的是自己的利益,再用道德至上的觀念來要求人們也少有人會接受。過去傳統的方法是開會,通過會議對人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而在現代的快節奏時代,人們已經靜不下來去聽那種單調的說教了。現在有的農村黨員干部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真有“老辦法不管用,新辦法不會用”的感嘆。
(四)利益主體多元化對利益整合能力的挑戰。利益整合就是通過多種方式,在保證群體利益的基礎上,使各個部分組合起來,構成一個利益共同體。雖說都是農民,都是農村戶口,但是農民實際所從事的職業分化已經很明顯,有的已經完全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了,職業的不同帶來利益主體的收入分化與利益訴求的不同。據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的計算,*年至2年,農村有近1/4的人口獲得的純收入占農村總收入的比重達到50%以上,而22%的人口獲得的純收入所占比重不足8%。如何將最富有的人與處于絕對或相對貧困的人的利益整合起來,這又是對基層黨組織提出的一個挑戰。在傳統農業社會中,青睞情感認同式的自選性整合,依附族親、權威及地域共同體的力量,更愿服從由習俗、價值觀念形成的無形的強制性整合;現代工業社會,主要依靠利益的功利整合、契約關系整合和法律規章的有形整合。中國農村社會正處在傳統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時期。傳統與現代的整合手段都在農村社會存在、交織。新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的各種利益關系已由公社時期的直線性表達方式分化成為散狀結構,即從所謂國家、集體和個人的簡單型連接轉化成為各種利益主體的交叉式綜合結構。利益的分化也引發了一系列的矛盾,引起社會的不穩定。這就把協調利益矛盾,維護各方利益,維護社會穩定的任務加到了各級黨組織身上。
(五)政治參與形式多樣化對發展民主政治能力的影響。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農民是一個具有單一身份的群體,農民享有同樣的身份和地位。由于缺乏政治參與的利益動機,廣大農民長期處在“響應政府號召”的被動狀態中。改革開放后,農民的個體自主意識開始復蘇,政治參與的積極性提高。隨著農民階層的不斷分化,農民的政治參與表現為較大的不均衡性,各階層政治參與的要求、參與的動機、參與的形式各不相同。就參與的動機來說,有研究者將其分為四種動機:信念性參與、分配性參與、服從性參與、強制性參與。農村富裕階層更多的可能是信念性參與,為某種理想、原則而參與政治生活的實踐;而一部分農業勞動者階層及農民工階層更多的是一種分配性參與,是對自身利益進行理智選擇;也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及弱勢群體是一種服從性參與,參與政治是由于受了動員、暗示或者命令而參與的。強制性參與是在某種強制力的迫使下參與政治生活的,這在實踐中還不多見。就參與的形式上,富裕階層更多的是選舉性參與,有的甚至動用自身財力,以出資為村興辦公益事業為承諾來為自己助選,或者直接進行賄選,有的財大氣粗,操縱普通的盲目性參與的群眾、操縱黨支部,控制村里的局勢,對支部領導核心地位都形成了極大的挑戰,形成與支部分權的狀況。而弱勢群體除了選舉性參與外還有議論性參與,但影響力有限。對我們支部提出的挑戰是:自身如何鞏固領導核心地位?同時又如何通過各種政治參與渠道讓各方利益都得到較好保護?
三、關于應對挑戰的幾點思考
(一)加強和改善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隨著這種趨勢的發展,農村的分化速度會越來越快,人們的思想意識、價值取向會表現出更大的差異。以過去單一的工作方法來領導農村工作顯得越來越不適應,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來加強和改善對農村工作的領導:一是必須轉變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用市場經濟的思維和手段而不是簡單的行政命令手段去領導好農村工作。在處理與農村其它組織如村委會、村辦企業、農民協會組織的關系上,不能采取強迫命令的方法,而是要示范、引導。二是要按照“五個好”村黨支部的要求,切實加強黨支部自身建設,提高戰斗力和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發展的能力,要強化村級黨組織的服務功能。三是拓寬與農村各個階層的溝通渠道。通過一些行之有效的形式如吸納各階層的人進入村民議事會等形式來與之溝通,增進了解,加強合作,擴大黨的群眾基礎而不是讓農村新階層成為加強黨的領導的障礙。
(二)加強黨的農村基層組織建設。一是積極培養村里積極上進的青年入黨。支部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培養和吸納黨員,要“堅持標準、嚴格質量、改善結構、慎重發展”,同時也要有意識的進行培養,對于村里的優秀青年,平時要提供舞臺讓他們表現自己,讓他們參與村黨組織的一些活動,增加他們對黨組織的了解。二是建立流動黨員的登記管理制度。對三人以上集中外出的黨員要及時成立黨小組;對分散外出的黨員,在他們外出前要對他們進行黨性教育,并督促其做好黨性分析;黨員外出期間,可以通過函件、網絡和電話等方法加強對對他們的教育管理。三是探索發揮先進性作用的途徑。有的地方探索的“雙培”(把黨員培養成骨干,把骨干培養成黨員)方法值得借鑒,這樣就保證黨員的質量?!半p帶”活動要扎實在農村黨員中推進,讓黨員在推支農村社會發展,帶領群眾致富中增強自身的吸引力、凝聚力。
(三)創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思想政治工作要有好的效果要以意識形態自身和吸引力為先決條件,而增強黨的意識形態的包容性,使黨的意識形態具有靈活性、整合性和凝聚性,加強黨對社會主義思想文化權的領導,加強黨對輿論的主導能力,這些都不是我們基層黨組織所能做到的事。基層黨組織必須結合農村的實際情況,探索農民喜歡、基層組織又能夠操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手段。要以開展鄉風文明建設活動以工作的切入點,對農民進行社會公德、家庭美德教育,形成熱愛勞動、勤儉持家、開拓進取、誠實守信、互助友愛、見義勇為、講究文明的新風尚;開展文明村組創建活動,通過活動增強內部的凝聚力,在活動的創建中,激發村民愛村愛組愛家鄉的感情。要加強農民的集體主義價值觀教育,大力弘揚集體主義精神,提高農民的思想覺悟,引導農民把個人勞動致富與共同富裕結合起來,正確處理好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關系,杜絕損人利己、損公肥私、金錢至上的不良思想行為。
(四)加大利益整合的力度。強化農村黨支部對農民基本利益的調控力度,是提高黨的戰斗力、凝聚力、號召力的根本。增強黨組織對農民利益的調控能力,絕不意味著要恢復過去那種高度集中的體制,而是要:第一,在穩定雙層經營體制的基礎上,大力發展集體經濟,引導農民根據市場需要進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讓從事農業勞動的農民的收入得到提高,縮小與富裕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第二,健全村內幫扶措施。通過細致的思想工作,號召富裕階層捐資幫助貧困村民發展致富。通過這些措施減少二者之間可能存在的對立情緒,增進兩個階層之間的溝通了解。第三,在村級集體收益分配時,分配向有利于貧困農民傾斜,在集體機動資產發包時,也首先向收入較低者傾斜。第四,改善干部的服務水平和管理水平。維護好最大多數和困難農民的合法利益。幫助農民提高實現自身利益的能力,提高他們參與社會和競爭的本領,特別是屬于農村社會中低收入階層的農業勞動者階層和雇工階層,維護保障不同階層群眾利益。
(五)充分發揮各種政治參與渠道的作用。各階層農民政治參與水平的不平衡,直接影響到中國鄉村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一方面,不利于基層黨組織及時全面地掌握居于地位較低階層農民的愿望和要求,從而影響黨在農村方針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另一方面,某些階層農民的愿望和要求通過政治參與得不到滿足,形成部分農民政治參與的挫折感。如果這種挫折感不能得到良好的調整和正確引導,就被引申到制度本身,使一部分農民對基本制度產生不滿,甚至對黨和國家失去信任和信心。要采取多種形式來保障多層次的政治參與。一是加大對貫徹落實《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切實保障各階層的選舉權。二是認真落實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四民主”和村務公開和財務公開“兩公開”制度,落實村民的知情、參與、表達、監督權。三是支持、培充各種協會組織,提高各階層農民的組織化水平。協會組織不僅可以為農民解決某一領域的事情,還可以將農民組織起來,更好的參與到鄉村事務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