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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給我們帶來的反思和啟示

非典已經來了，我們無可逃避，關鍵是如何面對它。就像歷史上的任何一次災害和疫情一樣，不論時間長短，人類終將取得最后的勝利。除了想方設法盡快打贏這場“非典”戰(zhàn)、消除危機的消極影響外，我們是否還需要思考一些其它的東西呢？我們是不是還應該從這一次非典的沖擊中獲得更多的反思和啟示呢？

在我們眾志成城迎擊非典的時候，我們也有了這樣一個機會，可以停住曾經匆忙的腳步，彼此深切地注視，復蘇一些曾經麻木的情感。我們可以反省一下以前的某些生活方式：是否過于虧欠了大自然、虧欠了親情、虧欠了我們對公共事物的責任？這些反思和啟示，對于我們逐步地糾正人類的錯誤行為，進一步的思考社會的本質，進一步的改進我們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啟示之一：政府當以民為本

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弗里斯特與國家主席會面，當總書記說到“SARS疫情對中國人民和全人類是一場災難”的時候，弗里斯特特別拿出筆將此記了下來。弗里斯特告訴華盛頓郵報，他說，能夠聽到來自中國最高層這樣的表述，令人十分安慰。因為這說明中國的領導人深知非典對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我們從中不難看出黨和政府新一屆領導人所表達出來的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的價值取向。

事實上，危機發(fā)生之后，我們沒有聽到太多地對新領導人的批評，而更多的是理解和支持。人們已經感受到了政府和民眾關系新風撲面。這次危機中之所以人心穩(wěn)定、百姓擁護，與危機發(fā)生后政府勇敢地向民眾公布真相，及時對瀆職官員予以懲處是密切相關的，它使民眾從中看到了政府的決心，強化了民眾對政府處理這場危機的信任。政府，給了民眾更多信心；民眾，給了政府更多信任。

就像所說的，“非典”的短期影響不可避免。但若客觀冷靜分析一下，這次突發(fā)事件很有可能歷史性地成為一種“新政”氣象的開端，成為新政府更加致力公共事務的開端。我們注意到，在廣東抗非最緊張的時候，國家主席來到“非典”最前線廣東考察工作，并在深圳約見了董建華特首，為深受非典型肺炎困擾的香港打氣，展現出了與百姓休戚相關的親民形象。我們也注意到國務院總理多次走出中南海，走進北京的建筑工地、超市、社區(qū)和高校，穩(wěn)定民心，強調要同心同德戰(zhàn)勝非典型肺炎這場重大災害。在一南一北兩個重災區(qū)，兩位新領導人親力抗炎，將“非典”提到了“三個直接”的高度：即直接關系廣大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直接關系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的大局；直接關系國家利益和中國國際形象。這也許正是中央反復告誡各級官員“要對人民高度負責”，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深義所在吧。與多次強調：經濟上的損失是可以彌補的，而人的生命則只有一次。我們已經感受到中央重塑政府開放與誠信形象的決心。

事物是辯證的，所有的危機都意味著轉折。對于一個成熟的政府來說，善于利用危機和不善于利用危機是截然不同的。成功的危機公關行為，不但能極大地提升政府的形象與威望，也能增強政府在公眾中的凝聚力和美譽度。如果運籌得當，這次危機也將是一次政府贏得民眾信任的機會，一次政府整頓吏治革新自身機制的機會，一次提高政府和社會有效應對任何危機能力的機會。

在“入世”和十六大兩大標志性事件后，我們的政府最大的問題是職能轉變。隨著市場力量的發(fā)育和成熟，我們要把視野和精力從過多地抓經濟轉向處理重要公共事務。發(fā)生在新一屆政府上臺之初的“非典”事件，可能恰好是一個開端性的案例。經歷了這場抗擊非典的風雨洗禮，我們正在以一種對內更加體恤百姓，更加公正開明，對外更負責任，更尊重國際慣例，更受人尊敬的姿態(tài)，走進世人的視野。

啟示之二：鐘南山的政治觀

前兩天的新浪網上，刊登了《三聯生活周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我們的非典政治》。其中工程院院士、廣州醫(yī)學院呼吸道研究所所長鐘南山的一段話頗引人思考。他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政治，對我們搞這一行的人來說，我想搞好業(yè)務工作，這本身就是我們最大的政治。你在你的本職崗位上，你能夠做得最好，你這個就是最大的政治。”這句話多少有點出人意料，卻足夠深刻，也是迅速可以理解的。他說，（非典）這不是一般的學術討論，是救命的問題。以“救命問題”看待“非典”，這當然是最大的政治。

事實上，4月26日國家主席應約與美國總統布什通話，首先強調的是，“中國政府始終把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從黨中央、國務院強力介入“非典”防治，到4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生命高于一切一直是一以貫之的主題。目前，非典大敵當前，全黨全國人民應該把打好殲滅戰(zhàn)看成當前最大的政治，應該像鐘先生那樣講政治，在艱苦、充滿危險的工作中救死扶傷，在救死扶傷中為政治輸入新的因子。這樣，到了宣告抗非成功那一天，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語言慶祝勝利：我們在通向政治文明建設的道路上又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對一個國家來說，不可能不講政治，只要國家存在著政權，任何組織或個人就不可能脫離政治而生存。對我們每一個不同的人來講，在每一個不同的時候，講政治的含義可能都是不同的。這多少給我們長期以來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過分強調起到了一種調和作用，這多少給我們長期以來對政治的濫用起到了一種調和作用。政府應該干什么呢？除了GDP是不是還有同樣重要的價值觀呢？人民的健康、生命的價值、文化生活的內涵，如此等等。黨的十六大是新世紀召開的最重要的一次會議，我們之所以說它是里程碑式的、歷史的會議，最重要的原因是在這次會議上，我們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這一目標，十分鮮明的指出，我們的現代化，不僅是物質文明的現代化，更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現代化。像無錫這樣的經濟發(fā)達城市，現代化也許更需要教育的、文化的、衛(wèi)生的、體育的支撐。政府也許更多的需要考慮社會的公平價值、弱勢群體的地位、人們的精神和文化生活等等。

所以我們每一個黨員干部，都要對政治的含義有更深刻地認識，更加清楚地明白各自肩上的擔子和使命，站在更加務實的、長遠的角度考慮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就像鐘南山一樣，既做一個富有責任心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業(yè)務高手，又以實際行動闡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內涵，做好自己的工作，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講，就是“最大的政治”。

啟示之三：政府信息公開化

我們不能不回到2003年4月20日，這原本是一個平凡的日子，但是由于一些異乎尋常的事件，變得不同凡響起來。這一天，我們看到衛(wèi)生主管部門一改往日遮遮掩掩的姿態(tài)，坦誠地向老百姓說出了“非典”疫情已嚴重到何種程度；這一天，人們看到兩名政府官員因為嚴重失職而被免職；這一天，我們聽到政府官員因為工作不力向全國的百姓道歉，聽到更多人頻頻提到了百姓的知情權……總理為此做出的是最樸素也是最好的解釋：政府必須為人民的生命負責。

在政府信息的公開方面，9·11危機發(fā)生之后，美國紐約市的做法很值得借鑒，市長朱利安尼明智地把動員社會參與放在了危機管理的重要位置，如發(fā)動群眾進行城市救援、動員公眾開展大范圍的獻血活動和募捐工作。這不僅降低了政府救治危機的成本，提高了效率，還使公眾更多地了解到真相，去除恐懼，緩解了危機在公眾中產生的副作用。

由于“非典”疫情的國際性，以醫(yī)療衛(wèi)生系統為主的各級政府部門事實上接受了一次國際大檢閱，促使我們的內政行為充分與國際接軌，這對于轉型期的政府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潛在收獲。在非典型肺炎面前，我們看到信息公開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猝然而至的非典型肺炎在廣東登陸，也許剛開始對它的危害性認識不深，也許是認為它能像流感一陣風吹過去，沒有必要向百姓廣而告之，結果引發(fā)病毒更大范圍的肆虐，引發(fā)了廣東和北京的搶購潮。然而隨著我們逐日通報疫情，對基本信息及時公正、充分地披露，一些不必要的恐慌和人心浮動都消弭殆盡了。

無可否認“非典”的襲擊，必然會使一季度開局良好的經濟增長有所放慢，但相對此種短期損失，新政府廣泛建立起的應急系統，以及即將納入法制化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所將帶來的深層變革效應，則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從目前來看，這次非常事態(tài)中值得總結經驗至少有兩條：其一，必須及時清楚地向民眾公開事實和真相，使民眾成為危機知情者和處理者；其二，向民眾講明政府處理危機的方式、可能遇到的困難、以及需要民眾給予的配合，使民眾在了解政府的行動的同時也明晰自身的權責。這兩點都值得在以后的政府行為中予以定格和推廣。

與此相關的，我們從這一次非典危機中，對政府的定位和責任有了更加清晰地認識，經過這一次危機，我們對加強對政府行為的輿論監(jiān)督；實行情況通報制度，保障民眾的知情權；通過人大立法程序和政黨內部紀律條例，建立主管官員問責制等等，都有了更加清晰和緊迫的認識。

啟示之四：行政體制改革

我們從來對我們行政體制的弊端是有著清醒的認識的，但是，我們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對我們行政體制中的種種弊端感到深惡痛絕。20年來，我國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成就卓著，但行政體制改革卻相對滯后。在迄今已持續(xù)半年的“非典”事件中，舊有行政體制的“條塊分割”、“知情權缺失”以及“危機管理乏力”等積弊暴露無疑，政府的效率低下，官員的推諉塞責，應急體系的反應遲滯，以及對信息的掌控失真等，在一個日漸開放的社會中，已是破綻百出。這一突發(fā)事件已經清楚地表明現有體制中的某些部分，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兩名高官的下臺，使我們聯想到香港正在推行的“高官問責制”和國內呼聲日高的引咎辭職制度。我們長期以來是“不犯錯誤不下臺，不到年齡不退休”。直到1995年的中共中央5號文件《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中，才出現“引咎辭職”一詞。這次兩位高官被免職事件，顯然在政治上是一個進步，為推動今后領導干部責任制開了個好頭。從短期來看，其意義在于扭轉抗擊“非典”的被動局面，在國內外重塑誠信政府和責任政府的形象；而從長遠來看，則可以從根本上整肅吏治，樹立官員隊伍的“民本”思想，并以此為契機把行政體制改革進一步推向深入。我們一直倡導的是“責任政府”。權力與責任、權力與義務要平衡，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對官員而言，他必須承擔，第一、政治責任，要對人民負責；第二、行政責任；第三、法律責任；第四、道義責任，官員在道德層面要做示范作用。

政府職能分化，必然會導致分割，條塊分割同樣是有效管理的方式之一。分割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協調機制和應變機制。因此要建立這樣一種制度：當安全危機發(fā)生后，各政府機關、事業(yè)單位及社會組織要在最短的時間內作出反應，主動積極介入，將危機造成的影響和損失最小化。各單位和機構不能獨自作戰(zhàn)，應該有一個臨時協調機構負總責，有效地對公共資源進行管理和使用，確保這些資源得到最大化運轉和最合理化使用。

啟示之五：疾病控制和防疫體系

正當非典在全球2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越鬧越兇，染病人數繼續(xù)激增之際，我們卻不能不注意到外來移民既多又雜的美國，不僅至今保持著無一人死于非典的記錄，而且還大幅調低了實際患病人數，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現象。世界衛(wèi)生組織3月12日第一次向全球發(fā)出了非典防疫警報后，盡管美國那時尚未發(fā)現非典病人，但美國國家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還是向全國的醫(yī)院和醫(yī)生緊急發(fā)出了非典警報和防治指導方案，并要求各州每天都向該中心提交疫情調查報告，健全的防疫體系為疾病的預防和控制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有人說這是“9.11”種樹“非典”乘涼？不無道理。世界衛(wèi)生組織首次在全球范圍內非典疫情警報后，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就馬上拿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應急工作中心。這個中心原本是為了解決在“炭疽菌”事件中暴露出的衛(wèi)生部門信息不暢的問題而建立的，它可以全天24小時連續(xù)運轉，在政府各部門和各級地方衛(wèi)生機構之間，實現即時信息收集、處理。與此同時，政府衛(wèi)生主管官員還每隔幾天就舉行一次全國性的電話新聞會，通過媒體向公眾通報非典在全球和美國的流行情況以及最新的防治進展。伊拉克戰(zhàn)爭前，美國曾經動用大量人力，理順了國內衛(wèi)生系統的快速反應機制，醫(yī)療單位和有關政府部門多次進行過緊急行動演習，這一機制在這一次非典疫情的防治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2002年1月23日才正式掛牌成立。不幸的是中國疾控中心成立不足一年，就面對了SARS。雖然政府在這次疫情的處理上后來已經較為有效、及時，但政府的疫情及危機處理機制顯然還有待健全。我們從這次疫情對廣東、對整個中國的巨大影響和波動來看，不得不承認，我國的疫情處理機制和西方國家比還顯得較為落后和脆弱。世界衛(wèi)生組織在北京一家大型疾病防控機構檢查，發(fā)現設備破舊不堪，已處于半癱瘓狀態(tài)。皇城根下的尚且處于“半癱瘓狀態(tài)”，散布于各地的同類地方疾病防控機構又該是個什么模樣？有人說中國用于公共衛(wèi)生的“人均投入全球最低”，似乎問題只是出在一個“窮”字上，但因“非典”疫情而連帶著暴露的公共衛(wèi)生、疾病防控方面的體制積弊，豈是一個“窮”字可以遮羞！即使在無錫這樣的經濟發(fā)達地區(qū)，我們的公共衛(wèi)生和疾病防控機構也是很不完善的。在發(fā)達國家甚至一般的發(fā)展中國家，政府財政在衛(wèi)生方面的支出主要用于公共衛(wèi)生與疾病防控事業(yè)，而我們對于公共衛(wèi)生與疾病防控事業(yè)的投入顯然很成問題。現在各級財政經濟調撥了大批資金用于防非典，但公共衛(wèi)生與疾病防控需要持續(xù)不間斷的大額投入，僅靠“一次性”是萬萬不成的。

啟示之六：衛(wèi)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如果沒有非典，我們也許還不明白健康有多么重要，更不清楚自己的生活習慣可能有多么糟糕。在非典預防專家們的提醒下，我們才明白：原來我們迷信空調，習慣呆在空氣不流通的屋子里；我們不愛洗手，甚至不會洗手；我們通宵玩耍、胡吃海喝、扎堆湊熱鬧……還有，我們懶惰，四肢不勤，能坐著絕不站著，能乘電梯絕不爬樓梯，能早晨蒙頭大睡絕不參加體育鍛煉出一身汗。于是我們的身體越來越嬌貴，動不動就傷風感冒，動不動就嚷“亞健康”，直到非典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在這一次非典危機中，我們看到了我們的東鄰上海的例子。上海作為一個國際性大都市，1600多萬常住人口，300多萬流動人口，疫情卻要比北京和廣州好得多，這不僅是老百姓關心的問題，也是WHO官員在上海考察的重點。有些人把上海之所以沒有大范圍爆發(fā)非典的原因首先歸結為“幸運成分”。運氣是一個很微妙的字眼，通常人們在無法解釋某些現象時才用這個語匯。對于上海而言，就非典而論，用運氣解釋顯然是沒有足夠說服力的。

上海之所以在非典防范中成績不俗，表面上的運氣背后，似乎還有不少東西值得我們反思。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人的衛(wèi)生習慣。到上海游覽一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上海的餐館、小吃店干凈、衛(wèi)生，上海人比較講究不瞎吃、胡吃、亂吃。從科學的角度來看，飲食結構也比較合理。此外，上海人還特別注重體育鍛煉。全民健身在上海不只是一個口號，而是扎扎實實進基層，井井有條到社區(qū)，這對于城市民眾的肌體防病能力很有幫助。如果上海真的闖過這一關，也許多年以后，專家學者們在驚嘆上海神奇的同時，決不會僅僅將其歸因為“幸運成分”。

日本人也愛干凈。雖然由于非典的影響，我們的酒店入住率已經低于20%，但是很多在無錫的日本人還是住得很好，照樣吃喝玩樂，然而他們至今沒有一個被感染非典，為什么，因為日本人愛干凈。

最簡單的一個例子分餐制，在西方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但在我們推行起來卻有不少困難。為什么？國人講感情，親友在一起，只有“聚餐”，才顯得親熱，特別是酒逢知己，還要打架似的勸酒、劃拳，唾沫像雨點似的滿桌飛灑也無所謂。如果就餐者當中有一個人攜帶病菌，在就餐過程中將病菌傳染給了同桌的親友，這不是害了大家嗎？所以衛(wèi)生習慣非常重要，有了良好的衛(wèi)生習慣，感染非典的幾率就能大大降低。比如你和一名非典病人握手，如果你不是隨便用手擦眼睛，揉鼻子，如果你注意勤洗手，那么即使你沾染了病毒，也不會感染病毒。

啟示之七：重塑白衣天使的形象

在這一次抗非戰(zhàn)斗中，我們特別注意到，“白衣天使”的稱呼又回到了廣大醫(yī)務人員的身上，這個一度暗淡的稱號如今聽起來是這樣的親切，他們無私無畏地戰(zhàn)斗在第一線，譜寫了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贊歌。有過收受紅包，有過拒絕醫(yī)治，有過失職誤診，這些曾經讓這支純潔的隊伍蒙羞。但是在“抗非”戰(zhàn)斗中，這個集體用無私的奉獻和犧牲精神，為自己贏回了尊嚴和榮譽！“天職”、“義不容辭”、“我們的生命是患者的”……沒有豪言壯語，只有前赴后繼，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zhàn)斗中，沖在最前面的，遭受最大危險的，都是“白衣天使”。截至5月12日10時，全國內地累計報告非典型肺炎病例5013例(其中醫(yī)務人員941例)，廣東中醫(yī)院護士長葉欣、中山三院主任醫(yī)師鄧練賢先后被病魔擊倒。廣東省中醫(yī)院二沙分院急診科護士長葉欣負責“非典”病人的接診工作，她把病人檢查、搶救、治療和護理工作包攬起來，甚至有時把別的同事關在門外。她感染“非典”犧牲后，她的丈夫知道她深深熱愛自己的職業(yè)，惟一要求就是讓葉欣最后穿上一套護士服，讓她生時為一名護士，死的時候也是一名護士。奉獻和犧牲精神重塑了“白衣天使”的形象，幫助公眾提高了認知，加深了理解。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度緊張的醫(yī)患關系，在這場斗爭中能夠得到緩解、改善和修復。

啟示之八：民族精神

“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抗擊“非典”，使中華民族又一次彰顯出偉大的民族精神。鐘南山說：“我們不沖上去誰上去？”這位66歲的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專家在“非典”一線連續(xù)72小時不眠，率領專家組會診、治療，穿梭于最初出現疫情的廣東省。在疫情最緊張的時刻，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親臨一線，向全國發(fā)出動員令；醫(yī)務人員沖上去了，他們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科技人員沖上去了，他們夜以繼日、合力攻關；新聞記者沖上去了，他們忠于職守，傳播黨和政府的聲音，報道“非典”疫情和無數感人的事跡……危難時刻，億萬人民在民族精神的感召下，筑起了一座抗擊“非典”的鋼鐵長城。

磨難淬煉堅韌不拔、不屈不撓的民族品格，磨難使民族精神得到新的提升。在抗擊“非典”的斗爭中，偉大的民族精神成為鼓舞每個人的強大力量。如果說，1998年與那場百年不遇洪水的抗爭，是對民族精神的一次大洗禮；如今抗擊“非典”所迸發(fā)出的新的精神力量，則為我們的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在北京小湯山，幾天前還是一片麥田。從4月24日拂曉開始，4000名施工人員，500臺施工機械開拔到這個沒有飲用水，沒有地方住的工地。僅僅7天，這里就奇跡般誕生了一座擁有1000張床位、全國最大的專科傳染病醫(yī)院，而來自軍隊和武警的首批醫(yī)護人員，在接到征召命令后6個小時內就踏上了征程。

還有一個鏡頭，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被隔離的居民樓上，人們站在陽臺上向外邊伸出兩個手指，打出“我們必勝”的手語。隔離帶外的人行道旁一排楊樹上，掛滿了大大小小、五顏六色的中國結、黃絲帶、千紙鶴和心型卡片。這個場景，無論誰看了都會感動。面對這場對人類社會、國民心理和民族精神的大考驗，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弘揚偉大的民族精神，都更加需要用民族精神凝聚人心、鼓舞士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