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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聞安徽固鎮縣小張莊的村委會副主任張桂金在貪污劣跡行將敗露之時，竟糾集家族勢力將清查財務帳目的四個村民代表殺死！又一宗鄉村惡勢力的血債！筆者憤怒之余，不由深深思考。

農民，我說的是普通農民，沒有權勢的農民，他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但我們卻無力保護他們。我們有保護農民權利的政策，但政策在一些鄉村干部那里不靈，他拍著胸脯說：我就是政策！另一方面，中央高層在關注農民。朱镕基總理在一次會議上大聲喝道：干部不要兇！兩種聲音在較量。這是一種世紀性較量，我們只能在大的歷史跨度下認識這種較量。

現代制度經濟學的分析認為，一個社會集團的力量大小，并不取決于它的人數多少，而取決于它的組織程度；而組織程度的高低又與集團成員的經濟狀況有關。組織的力量是強大的，與政權相接合的組織力量尤為強大。按照理論家的說法，分散的人群與組織之間在信息資源上嚴重不對稱，因而在動員物質資源乃至暴力資源方面便嚴重不對等，于是，分散的人群就有可能成為有組織力量奴役的對象。中國普通農民盡管人數多，但他們太窮，太分散，沒有足以抵御壓制的組織資源。而鄉村干部卻是嚴密組織起來的力量，他們合法地是國家政權在農村的者。如果這個者（哪怕是其中的少數人）把國家政權的意志（具體說是中央政府這個最高委托者的意志）放到一邊，并憑借政權的組織資源、暴力資源來為自己的獨立利益服務，那是多么地可怕！

理論所解說的已經是嚴峻的現實。在體制下，由于種種原因，中國農村的精英分子（以鄉村干部為主體）沒有從普通農民中分化出來。但伴隨改革開放，我們的社會向多元化、分散化方向發展，這種分化便出現了。而我什］的體制決定了在這種分化的同時，不能產生出制約鄉村精英的有效力量，于是，鄉村精英便轉化成了鄉村權勢階層中的少數人，但已經足以對普通農民構成巨大威脅。

鄉村權勢階層中的惡勢力，上可以拉關系、找靠山，下可以培養打手、網絡黑爪牙，把自己控制的那一方地盤變成一個黑社會。像張桂金那樣借助家族勢力稱王稱霸，不只是落后地區農村的特殊現象。一切農村的惡勢力有共同特征，那就是把自己組織起來，來對付分散、弱小的普通農民。

我們畢竟處于文明時代，怎能容忍惡勢力猖狂！我們有一個簽署了國際人權公約的中央政府，而以筆者所見，中央政府為保護農民權利真可謂殫精竭慮！落實農村減負政策、推行鄉村民主自治制度，中央政府每一招都向普通農民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制約鄉村權勢階層需要治標治本雙管齊下。以民主選舉而論，一些鄉村干部讓自己的妻子兒女端著票箱找農民投票。能選出農民想選的人嗎？更有鄉政府公然蔑視農民的選舉權，通過任命村干部強奸民意。張桂金副主任不就是鄉政府任命的嗎？對一切違反中央政策和國家法規的村干部堅決予以制裁，當然是需要的，而且也會有一定的效果，但這只是治標的辦法。我們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需要讓農民富裕起來，讓農民擁有組織自己的能力，并給農民的組織以合法地位，使農民有力量抗衡鄉村權勢階層。為此，我們寄希望于國家對農業投資力度的加大，寄希望于深入的經濟體制改革和有序的政治體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