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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地在新農村建設中大搞“形象工程”，引起了農民的強烈不滿。由此我認為，將群眾滿意度引入政績考核是十分必要的。無論出于哪種考慮，把群眾滿意度系數作為考核政府官員的依據，都體現了一種現代政治意識，有利于矯正官員的行為意向，樹立地方政府和權力機關“以群眾滿意為導向”的思維模式，改變官員“看上

不看下”的行為方式。

當然，必須明確，真正保障“讓群眾滿意”，必須要有一系列配套制度；要讓“群眾滿意度”真正發揮作用，成為干部考核、選拔任用的依據，還需要有進一步的探索和精心的制度設計，需要確立民眾、組織人事部門和政府官員三者分工協作、良性互動的機制，讓民眾評價政府及其官員，這樣才不失為一種理想設計。

但是，在實踐過程中，從制度層面來講，“群眾滿意度”的實施，也會遇到許多難點。首先，如何界定“群眾”？誰有權發表意見？誰應該參與政府及其官員政績考核評價的過程？如果這個問題不作明確規定，就可能為某些當事人操控民意留下機會。而且，在部門利益與公共利益不相一致的時候和地方，部門內部的“群眾”意見與部門外部的“群眾”意見可能不完全相同。在這種情況下，官員考核以哪部分“群眾滿意度”為依據？

其次，群眾滿意度怎么認定？網絡和短信的評價，甚至媒體的公開報道，都可能有被官員報復的風險，同級反映有被打壓的風險，民主評議有遭“穿小鞋”的風險。當這樣的事件被公開出來的時候，相信上級主管和組織人事部門自然會予以重視。但也有不少案例證明，有些官員在一些重要事件上確實具有超強的“捂蓋”和做假的膽量和能力，否則就不會出現“越告官做得越大”這種個別現象。這就提出一個問題：群眾滿意度能規避上述風險嗎？真能克服和解決這些問題嗎？

第三，由于輿論監督不力，信息公開不夠，群眾對政府及其官員的了解有限，領導與群眾、群眾與群眾、群眾與官員之間信息不對稱，在這種情況下，難免會出現人為操控：領導想提拔的，一定是組織重點考察的，組織重點考察的一定也是“群眾滿意”的。那么，如何才能讓這個順序顛倒過來？

第四，群眾滿意度信息要不要公開？常見的現象是，上級組織部門要任命官員了，就來搞一個民意調查，但不公布調查結果，給人的印象是“民意調查只是走過場，領導該怎么任命還怎么任命”。這種狀況本身嚴重損害了群眾滿意度的信度和效度。

實際上，把群眾滿意度引入政府評價體系最為有效的制度當屬民主制度。與這種制度相配套的是一系列問責制度和監督制度等。這套制度配合信息公開和輿論監督等其他制度，不僅可以杜絕人事任命中跑官買官的現象，而且通過建立政府“對下負責”的機制，確保政府行為始終“以群眾滿意為導向”。

因此，民主制度、信息公開制度、輿論監督制度、問責及罷免制度等，這一系列制度應該被看作是保障“讓群眾滿意”的組合制度，它們構成了現代責任政府和責任政治的基本要素。坦白地說，比較各國的經驗，這些制度是“治官”和“治政”的利器，應該說是最好的安排了。將群眾滿意度系數引入干部考核是必要的，但是，我們經常講，辦事情要抓住根本，那就需要明白，什么才是最根本的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