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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鄧小平同志向全黨敲響警鐘：“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于是，在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上，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同人民群眾聯系的決定》。13年后，在十六大報告又有這樣的表述：“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群眾。黨執政后最大的危險是脫離群眾。”

這些年來，不少地方和部門在學習與實踐中認識到，我們“打天下”時的“最大優勢”（密切聯系群眾），如果演化為我們“坐天下”后的“最大危險”（脫離群眾），問題的關鍵，就在于缺少一種有力的監督機制，缺少公開、透明、批評和激勵。而新聞輿論監督，恰恰是針砭時弊，激濁揚清，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一個有效途徑。

其實，早在1950年，鄧小平同志在西南新聞工作會議上就指出，“報紙最有力量的是批評與自我批評。”隨后，鄧小平同志又指出，“新聞輿論監督是實現這三方面監督（黨的監督、群眾的監督、派和無黨派人士的監督）的有效途徑，是人民群眾行使權利，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

包括山西省長治市在內的一些地方黨委，在實踐中不斷尋找能發揮“最大政治優勢”的支點———新聞輿論監督。并通過“支點”的穩步前移，得以用“最大優勢”去化解“最大危險”，從而使“脫離群眾”這一最復雜、最危險的問題，得到有效的解決。黨的十六大報告及時總結基層創造的經驗，并將其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明確提出要“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黨的十六大通過的中央紀委的工作報告也指出，要“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監督的作用”。

“最大優勢”與“最大危險”是一種反比關系。“最大優勢”消，則“最大危險”長，反之亦然。而強化新聞輿論的監督功能，則既可有力地拓展我們的“最大優勢”，又可有效地降低我們的“最大危險”。在“最大優勢”與“最大危險”的此長彼消中，凡是“最大優勢”發揮得好的地方，那些滋生腐敗的條件、土壤就會得到遏制；凡是“最大危險”不斷滋生的地方，因矛盾激化而群體上訪、越級上訪就會不斷上升。凡是“最大危險”不斷銷蝕并蠶食“最大優勢”的地方和部門，黨內民主就會遭到踐踏，黨內監督就會流于形式，家長制現象就會蔓延滋長，黨群關系就會不斷削弱，干群關系就會極度緊張。凡是注意用“最大優勢”去化解“最大危險”的地方和部門，領導干部就會盡心盡力當好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好務；就會懂得到基層≠深入基層，見群眾≠深入群眾，發現問題沒解決≠深入人心；就會認真傾聽群眾呼聲，及時體察群眾情緒，真正關心群眾疾苦；就會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自覺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就會堅持不懈地抓好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執政能力建設和制度建設，始終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

正確處理“最大優勢”與“最大危險”的關系，就必須充分認識新聞輿論監督的作用。新聞輿論監督對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發展黨內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促進經濟持續健康快速發展，會收到低成本而高收益的效果。實踐證明，新聞輿論監督促進了“最大優勢”的發揮，避免了“最大危險”的出現，幫了忙卻沒有添亂，轉變了作風卻沒有影響團結，加強了黨和政府的影響力并推動了改革和經濟的發展。

正確處理“最大優勢”與“最大危險”的關系，就必須用發展的眼光看新聞輿論監督。如果因為開始階段相當一部分人的不適應、不自覺和不接受，就放棄新聞輿論監督，照樣不痛不癢地辦報刊、辦廣播、辦電視，那么，就無從增強黨的機關報的戰斗力，就難以履行新聞媒體的監督作用，“好人主義”就仍有市場，我們黨的“最大優勢”就難以發揮，干部作風就難以轉變，黨和政權建設就難以加強，黨的執政、領導水平也很難提高。新聞輿論監督如同給小孩洗臉，開始很難，堅持下去，就會因為受益而成為終身的自覺習慣。

正確處理“最大優勢”與“最大危險”的關系，就必須把新聞輿論監督作為新世紀踐行“三個代表”的突破口。要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真正落到實處，必須在堅持黨委堅強有力的領導下，敢于通過新聞輿論監督這個最有效的途徑，使各級干部“重新回到人民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