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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優秀品質和活的靈魂，堅持與時俱進是我們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一個根本要求。為了準確把握這個根本要求，充分認識“時”的重要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一、準確判斷和把握“時”是求“進”的前提

與時俱進的“時”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指客觀世界在一定時間、空間范圍內所表現出來的顯著特征，即一定的時代和時代特征。

堅持與時俱進，根本目的在求“進”，即求發展。但是，我們切不可忽視對“時”的準確識別、判斷和把握，因為這是求“進”的前提。

對“時”的識別與判斷準確與否，關系著甚至決定著事業的成敗、進退，這是中國革命、改革和經濟建設的歷史早證明了的。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如果沒有黨和同志對中國具體國情的準確把握，對敵我雙方政治、軍事和經濟態勢的準確判斷，闖出一條農村烏黑城市、最后奪取政權的道路，就不會有革命大踏步的前進；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如果沒有黨和鄧小平同志對新的時代特征和基本國情的準確判斷和科學把握，得出“和平與發展是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等一系列的基本路線的制定和貫徹，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社會主義事業曾一度錯誤地判斷了“時”，特別是錯誤地估計了國內階級斗爭的形勢，才有那場歷時十年的災難的發生，“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懲的挫折和損失”（《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那么，當前的“時”是什么呢？細讀“十六大報告”，我們就會從中發現有三個基本估計：一是“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單行本第46頁）；二是“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性主義初級階段”（單行本第三者8頁）；三是“兩岸關系的基本格局和發展趨勢沒有改變”（單行本第44頁）。

這三個基本估計，足以使我們在千變萬化、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前，頭腦更加清醒。一段時間以來，在動蕩不安的國際形勢中，特別是面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咄咄逼人的架勢，我們有些同志有點沉不住氣了，于是就對時代的主題依然是和平與發展產生懷疑；面對我們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大好形勢，有些同志頭腦開始發熱了，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情緒有所抬頭，忘記了我們仍處在并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現在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十六大”報告單行本第18頁）的基本國情；在海峽兩岸關系問題上，面對李登輝的“兩國論”繼而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的出籠，以及形形色色的臺獨鬧劇的紛紛表演，我們有些同志對兩岸關系的基本態勢和基本走向有些迷惘了。而我們只有準確把握住當前的“時”，保持清醒的頭腦，才能更加堅定地貫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基本路線，堅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決心。

二、黨的歷史方位就是黨在“時”中的方位

“十六大”報告指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學判斷黨的歷史方位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單行本第11頁）。什么叫黨的歷史方位？它與“時”是什么關系？黨的歷史方位，簡單說，就是黨在歷史坐標中的位置，包括歷史地位和歷史作用。從縱向看，是黨在自己所處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位置，從橫向看，是黨在歷史發展的各別階段的客觀世界中的位置。因此黨的歷史方位就是黨在“時”中的方位，就是“從中國和世界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著眼，把握時代特征和黨的任務”（“十六大”報告單行本第11頁）。

“時”就是黨所處的歷史環境，就是黨面對的客觀世界。“時”在不斷地發展變化，黨思考和處理一切問題就必須“適時”、“應時”，這就叫實事求是，就叫“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8頁），就叫與時俱進。在當前，黨思考和處理一切問題，都必須從這樣的歷史方位出發：“我們黨經歷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從領導人民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的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十六大”報告單行本第11頁）。

三、黨審視自己就是審視自己同“時”的關系

“十六大”報告要求我們必須“堅持用時展的要求審視自己”（單行本第17頁）。這里的“時展”，就是“時”。審視什么？從根本上說，就是審視黨是否擺正了自己在一定的“時”中的位置，是否正確處理了雙方的關系。

如前所述，“時”就是發展變化著的客觀世界，因此，黨正確處理自己與“時”的關系，最根本地體現在當好“三個代表”上，因為“三個代表”最集中地體現了黨同客觀世界的全部關系：黨是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代表，是黨同物質文明的關系問題；黨是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代表，是黨同精神文明的關系問題；黨是最廣大人民根本代表，是黨同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創造者—人民之間的關系問題，也是一個根本的政治關系問題。

黨必須當好“三個代表”，這個主題是絕對不能改變的。如果改變了，黨就失去了先進性，從而也就失去自身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而存在的全部價值。但是，在不同的“時”的條件下，“三個代表”的具體實現形式和表現形式又是不盡相同的，具體反映在黨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制定和貫徹不同的綱領、路線和方針政策，以及提出和完成每一個階段性的任務等方面。

總之，黨“審視自己”，就是審視自己同“時”的關系，最集中地表現在審視自己是否當好了“三個代表”，審視自己是否與時俱進地貫徹了“三個代表”，及時糾正那些不符合“三個代表”根本要求的任何思想、制度和行為，保證黨永遠走在“時”的前列。

四、“俱進”就是始終站在“時”的前列，推動“時”的發展

我們僅僅客觀地反映“時”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共產黨人不僅要認識世界，更要能動地改造世界，不斷推動“時”的發展。因此，準確把握“時”的根本目的還在于求“進”，即求發展。正如“十六大”報告指出的：“與時俱進，就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工作要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于創造性”（單行本第12頁）。

正因為求“進”是我們的根本目的，因此，在求“進”的過程中有些問題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一、要處理好“進”和“退”的關系。

“進”和“退”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在一定條件下，二者又可以相互轉化。就以經濟建設而言，我們吃急于求成、盲目冒進的虧還少嗎？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以來，從現象看，我們在許多方面“退”了，但實質上卻是“進”了。

正確處理“進”、“退”關系，我們必須做到：在總體發展方向和工作思路上，只能進不能退，退是沒有出路的。但在特定條件下處理某些具體問題，做到有進有退，有時退是為了更好地進：暫的奶是為了長久的進；局部的退是為了全局的進；小步的退是為了大步的進。究竟是進還是退，完全取決于“時”，取決于我們對“時”的把握。

目前要特別警惕頭腦發熱、盲目冒進的情緒，因為越是在取得的偉大成就面前，越是在大好的形勢面前，人們越容易產生脫離實際的胡思亂想、急于求成。

第二、要不斷總結經驗，提高按規律辦事的能力。為求不斷進步，我們必須善于總結經驗，從某種意義上說，總結經驗就是求規律。“十六大”報告要求我們必須“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單行本第51頁）。從哪里認識規律？只能從一定的“時”的條件下的實踐中去認識，從共產黨執政的實踐中，從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從人類社會發展的實踐中去認識，從不斷總結這些實踐的正反經驗中去認識，別無其他途徑。

我們必須認識規律、把握規律，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我們還必須牢固樹立按規律辦事的意識，不斷提高按規律辦事的能力，如“十六大”報告指出的科學判斷形勢的能力，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貪污執政的能力和總攬全局的能力等。

第三，要善于克服求“進”過程中的各種障礙。任何發展和進步都伴隨著阻力和障礙，阻力和障礙既有來自客觀方面的，也有來自主觀方面的。從客觀方面講，世界是復雜的，在一定條件下，“時”的真相容易被假象掩蓋，增加了我們識別的難度；世界是不斷發展變化的，有時使我們難以把握“時”的最新面目和最新動態；世界是矛盾的，矛盾又是可以相互轉化的，這就使我們難以把握“時”的主流和支流、現象和本質，等等。從主觀方面看，一方面，由于每一個人的實踐畢竟是有限的，因此，當我們認識和把握經驗以外的事物時，難免會有失誤。另一方面，我們身上存留的某些諸如經驗主義、主觀主義、唯心主義、官僚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思想，嚴重阻礙著我們對“時”的準確把握，而一旦對“時”的把握失誤，求“進”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只有認真克服這些阻力和障礙，才能求得不斷的進步和發展。

綜上所述，我們只有充分認識“時”在求“進”中的重要地位，才能真正做到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和富于創造性，一句話，就是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