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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歷史背景

“”運動是指1958年至1960年間，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極“左”路線的運動，是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及其以后不斷地錯誤批判1956年反冒進的基礎上發動起來的，是“左”傾冒進的產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盡管這條總路線的出發點是要盡快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的狀況，但由于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的狀況。總路線提出后，黨發動了“”運動。“”運動，在生產發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實現工農業生產高指標為目標。要求工農業主要產品的產量成倍、幾倍、甚至幾十倍地增長。例如，提出鋼產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萬噸達到1070萬噸，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萬噸達到3000萬噸。糧食產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產80％，由3900億斤達到7000億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產50％，由7000億斤左右達到10500億斤。“”運動在建設上追求大規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黨全民“大辦”、“特辦”的口號，例如，全黨全民大煉鋼鐵，大辦鐵路，大辦萬頭豬場，大辦萬雞山。在這樣的目標和口號下，基本建設投資急劇膨脹，三年間，基建投資總額高達1006億元，比一五計劃時期基本建設總投資幾乎高出一倍。積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間平均每年積累率高達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必然導致瞎指揮盛行，浮夸風泛濫，廣大群眾生活遇到了嚴重的困難。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間，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壓低1959年的工農業生產指標。八屆八中全會錯誤地批判所謂右傾集團，及隨后全黨展開“反右傾”斗爭，使糾正錯誤的努力中斷，而黨內“左”傾錯誤更加發展。1960年提出要長期保持，繼續要求工農業生產達到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對1959年上半年壓縮指標進行不公正的指責，一味強調反對右傾，要把干勁鼓足。在各地糧食告急的情況下，還不斷追加基建投資、追加基建項目，鋼年產量指標一噸也不能少。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又再度全面地泛濫起來。從1958年“”開始的三年“左”傾冒進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大失調，并造成嚴重的經濟困難。

二、＂＂形成的原因

（一）歷史原因

1、自身因素運動正值我國建國的初期，又剛剛經歷了抗美援朝戰爭，國內的經濟受到了巨大的消耗。人民剛剛獲得解放，在思想上對于自身的富足和新中國的＂強大＂有著原始的精神需求。同時由于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的基本情況認識不夠，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加之等人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夸大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提出之后，沒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就輕率地發動了“”運動。實際上，從歷史上分析，是出于一種國家民族的警惕感和責任感，因為他深知國家綜合實力通過長年消耗已經很難再應對一場巨耗的局部戰爭，而國際形勢又豈能一直處于個人的掌控之中？因此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他做出了戰略上的決定：將一切人力、物力、財力集中到提升國家綜合實力和國家地位的領域上來，而那個時候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指標并沒有像今天這樣綜合化、系統化和可持續化。受到種種認識上的局限，通過對小米加步槍艱苦歲月的回憶，對二戰德國機械化部隊推枯拉朽能力的思量，對抗美援朝戰爭中美國飛機肆無忌憚的怨憤，于是他把糧食和鋼鐵的產量作為了最主要的指標，符合了其在思想上的歷史選擇。而正是這個＂深謀遠慮＂的草根領袖和一群有著個人崇拜的人民成就了那段歷史，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2、蘇聯的因素蘇聯因素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蘇共二十大開啟了“思想解放”的大門，“”運動則是“思想解放”走向極端、偏離實事求是這一正確軌道的“創造”；從階級斗爭的角度對蘇共二十大進行的重新思考，將反冒進扣上修正主義的帽子進行批判，為的發生起了清道和催化的作用；以蘇聯為首的國際共運中“趕超”戰略和浪潮的影響，是“”發生的直接外在動力；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中蘇兩黨兩國關系的非正常化發展，又使產生了依靠自己力量率先進行“趕超”的迫切想法。

3、美國的因素美國堅持不懈的支持國民黨導致了中美關系的長期緊張，同時美國當時的艾奇遜總統居高臨下地聲稱中共沒有美國援助一樣不能解決國內民生問題，這大大刺激了和當時中國人民民族主義的脆弱神經。美國對中國構成了潛在的巨大威脅，在1958年臺灣海峽戰云密布的時候，美國軍方高層甚至擬使用核武器攻擊廈門，雖然不知道是否得到消息，一個擁有核武器的敵對國家對于沒有核武器的國家那也是一刻也不停的精神威脅。朝鮮戰爭的結束，對于中美雙方都是政治上經濟上的喘息，而美國在亞洲軍事上一如既往的高姿態，也對中國產生了更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也迫切需要找到地方＂宣泄＂出來。

4、日本的因素1958年4月3日，日本右翼分子扯下并撕毀了長崎展覽會會場上的中國國旗，日本岸信介政府以中日兩國沒有外交關系為由，拒不向中國方面道歉，中方采取尖銳對立立場，于5月中旬全面斷絕了對日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日本的一舉一動是非常容易牽動還未走出侵略歷史的陰霾的當時人民的內心情感的，日本的不思悔改也起到了部分作用。

（二）文化原因狂熱的強國沖動和極端的民族自信是造成＂＂的文化根源。上自，下至一般干部與民眾，都陷入到一種盲目的強國情緒之中，造成那樣一種令人不可思議的集體失智的歷史現象。愛國沒有錯，強國夢也該做，但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強烈的沖動和狂熱的情緒呢？這是因為從到許多中國人心里，始終有一個結打不開，即一方面自豪于幾千年的中華文化和歷史，一方面又深陷在上百年來貧弱落后受人欺凌的悲情之中。新中國的成立，使等從內心里發出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歡呼，但是，在當時條件下，中國人真要想在國際社會上挺起腰桿兒來，卻并無底氣。搞，正是這樣一種情緒和環境交互刺激的產物。嚴格來說，中國近代的政治領導人大都具有極強的民族主義情緒。讀梁啟超、孫中山、的文章都不難看出這一點。1943年發表《中國之命運》的小冊子，就很典型地表現出不屑于歐美西方文化，自尊自崇傳統民族文化的民族主義心態。與不同的是，的雄心更大，他還要把他心目中的中國變成世界的榜樣力量。幾乎就在發表《中國之命運》的同時，延安的共產黨人公開提出了一個觀點，說如果歐洲國家的革命應當以俄國十月革命為榜樣的話，那么，世界大多數被壓迫民族就應當以中國革命為榜樣，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解放道路。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共中央據此在世界工人理事會亞洲委員會的會議上號召亞洲各國勞動人民學習中國的榜樣，為建立人民解放軍、發動武裝斗爭而奮斗。這一觀點在得到了斯大林的認可后，亞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包括戰后一直堅持合法議會斗爭的日本和印度共產黨，都一度效法中共，展開了武裝斗爭。不難想象，這對渴望提升民族國家地位的會產生怎樣的激勵作用。

中國的文化在封建思想的荼毒下，遠離科學已經很遠了，新民民族革命為中國的民主科學帶來了曙光，但是一直的前，我們國的科學教育體制并未完善，教育的水平相當低下，獨立的思考和辨證的思維是一種缺少的東西。因此，不但扮演了精神領袖，同時也扮演了文化領袖的角色，尚未啟發民智的人民理所當然的會全全信任這個給予他們新生活的＂導師＂。

三、的后果

（一）直接后果現在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海外，都被廣泛地視為一場空前的經濟災難。由于計劃部門使用夸大的數據，人力資源從農業被轉移至工業。大陸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數是2158萬人。東西方各方面的資料顯示死亡人數大約為2000萬人，主要死因為餓死。一部分學者并且認為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生態糟到巨大破壞，自然災害的后期形成與生態惡化也不無關系。最后煉出的鋼鐵不但不合格，而且嚴重破壞社會生產力，打亂正常生產秩序，造成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積累和消費之間比例嚴重失調。經濟工作中急躁冒進的“左”傾錯誤，使國民經濟遭受嚴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響。從1961年起，國家不得不用5年時間進行經濟調整。

（二）間接后果

1、浮夸風”作為“運動”的癥結之一，首先在當時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就是大量農民的餓死。另一方面其影響甚遠，之后的幾十年甚至直至現在，在大陸社會主要體現在政界，為了追求政績，不少黨政領導特別是有些主要領導，仍舊使用虛報數據，財政收入、GDP總量、國民收入，甚至計劃生育玩數字游戲。在過程中，出現了很多虛報產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縣，號稱一年收獲糧食12億斤。《人民日報》對這種行為進行了宣傳。實際上在農業方面，1958年糧食產量比1957年只提高3.4%，比前五年的平均產量增幅3.8%還略少了一些依照這種報告制定的國家征收糧食額度嚴重超出實際產量。也是導致后來災荒的主要原因。

2、教育上的隱患由于時期在思想上的錯誤引導，很多對經濟上文化上多快好省的思潮在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中蔓延開來，同時由于＂共產風＂潛移默化的影響，教育不但脫離了實事求是的精神也陷入了學術上的消極狀態。科學本來是嚴謹的東西，一旦只停留于表面，虛假的東西終將爆發出來。的群眾基礎就很大一部分源于此期的人生觀、價值觀的錯誤形成，最后科學的安靜思考沒有戰勝迷信的狂熱情緒，再次釀成了悲劇。

3、群眾運動的泛化轉入經濟建設階段后，大轟大嗡的辦法仍然到處可見。在當時的情況下，放手發動群眾，過分的強調發揮職工的積極性，打亂了各種規則制度。進入1959年后，各個工業企業廢品增多，事故頻出，火災不斷。后來普及面的迅速形成也與這種蜂擁而上的陳舊觀念密切相關，人民相信運動，愛參與運動，但是對運動的起因和目的甚至都不甚了解。在我國工業化的進程中，這種泛化的意識習慣進入了日常工作，人們往往忽視了科學的管理，而只把單個的個體產值作為衡量效率的唯一標準，后來國有化企業的改制便充分說明了管理和團隊效率的重要性。

4、階級斗爭阻礙了民主進程“”的歷史教訓，是把和平時期的經濟建設當作了階級斗爭，用的話說，“我們是搞發動群眾，搞階級斗爭。這種潛移默化的危害影響之深，可以說深入了社會的每個角落，搞階級斗爭，使人不敢發表不同意見，生怕被打成階級敵人，民主的觀點被禁錮起來；搞階級斗爭，又必須緊密團結在領袖周圍，統一思想、統一步伐。但人非神仙，孰能無錯？領袖人物也不例外。當億萬人的命運由一個人來決定的時候，這個人的缺點錯誤就會被無限擴大，終必釀成巨禍。最后民主樂土變成了一言堂，而無限的斗爭又不斷消耗著社會的財富。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毅然決定放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黨和國家開始了探索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新時期。經過近30年的奮斗，我們終于創建了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學發展觀等在內的新的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科學地回答和解決了如何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使和諧社會建設真正成為可能。

歷史和經驗告訴我們，違背客觀規律，盲目大干快上，亂干蠻干，急于求成，只能使社會生產受到無謂的損失。特別是近年來各地部分官員只求政績，不求可持續發展，不尊重客觀規律，不經過深思熟慮武斷決策，帶來了很多“爛尾樓項目”、高污染高消耗項目、拖累民生的項目等等。用胡主席的話來講，那都是“瞎折騰”，在當代仍然在搞“”。因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在新的發展階段繼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運動的危害告訴我們，只有堅持科學為指導，只有堅持以人為本，健全民主制度，保證言論自由，完善監督制約機制，堅持群眾路線，才能實現國家興盛的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