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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也呈現出世所罕見的復雜局面。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貧窮落后的面貌，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然而，“三農”問題、城鄉差距問題、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下崗和就業問題、收入差距問題、困難群體問題等等，有太多的問題急待解決。

國際經驗也表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意味著這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進入關鍵性階段——既是一個“黃金發展期”，也是一個“風險高發期”。我國在2003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正在按照十六大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爭取到2020年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000美元。中國社會進入了高發展同時也是高風險的時期。面對劇烈變化喜憂參半、前途光明道路曲折的中國社會，中國共產黨及時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構想。

從根本上來說，面對復雜多變的中國社會，首先必須有效整合各種社會關系，促進社會各種力量良性互動，才可能構建出“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穩定社會形態。

應對社會格局的新變化

保持黨的先進性，提高科學執政能力

在今天的中國，從經濟體制上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初步形成。在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指導思想下，國有企業的改革進一步推進，國企一統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股份制、混合（合作）經濟、個體私營經濟、三資企業以及混合所有制企業等多種多樣的企業形式和所有制形式，如雨后春筍般迅速崛起，建立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正在積極的探索過程中。

從社會結構上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單一管理模式正在融解，“單位”的人正在變化為社會的人，單一的人正在變為多面的人。身份之間、地區之間、職業之間、階層之間甚至所有制之間的社會流動空前加快，社會聲望和收入水平變化無定，社會控制也從“統”向“分”的趨勢轉變。傳統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的社會概念，正在發生劇烈分化。新的職業、身份、聲望、階層還在不斷產生和變化，尚未塵埃落定。

從文化形態上看，中國進入了一個多元文化時代。不僅國內的民族和地域文化得到更大程度的張揚，而且西方文化也迎面撲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不斷深入，中國越來越加入世界共生圈。人們的價值觀、人生觀、審美觀、道德觀呈現出多樣化趨勢，文化消費上也擁有更為寬泛和自由的選擇。

應對中國經濟、社會、文化以及世界形勢的巨大變化，我們黨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既是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經驗的科學總結，也是在新的國內外形勢下提高黨的執政能力、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更好地推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舉措。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保持黨的先進性，是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保證。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黨的先進性不僅要表現在高屋建瓴的理論構思上，更必須落實到具體的政策措施中，提高黨的科學執政能力。面對一個深刻變動的社會，黨要集中處理好以下幾個問題：一是社會主體多元化，黨如何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二是利益來源多樣化，黨如何協調不同階層和不同群體的利益；三是社會關系復雜化，黨如何保持和加強有效的社會管理；四是如何推動理論和實踐的統一，真正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將黨員干部的先進性教育化為先進性實踐；五是構建以執政黨為政治主導的、政府與社會良性互動的新型社會管理體制，建立黨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

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黨是全社會的領導核心。保持黨的先進性，提高黨的科學執政能力，才能確保黨的權威性，才能使中國社會實現長治久安和不斷進步。

提升政府的公信度

促進社會力量良性互動

改革開放以來，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我們黨重新開展了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探討和社會實踐，引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深入。從總體上看，改革開放二十六年的歷程，是一個不斷從“統”到“分”，從“管死”到“放活”的過程。中央向地方分權，政府向社會分權，群體向個體分權，給社會帶來了很大的活力和進步。這一過程仍舊在博弈和互動中繼續。在社會學意義上說，中國社會正處在從“人民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換過程中，地方、基層、民間、社群和個人的利益要求和分化都越來越顯性化。在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以出身、身份、職業為特征的階層劃分比較明顯，而目前的社會階層卻表現出“分而未劃”的多元化趨勢，社會關系前所未有地復雜化：

一是職業分化加快，舊的職業分解，傳統職業衰落，新的職業方興未艾。二是身份模糊化，傳統的身份發生破裂和重組，其中以農民的身份變化最大，最窮最富的人都是農民，出現了龐大的“農民工”群體。三是收入與財產來源多樣化，干部和職工從單一的工資收入到多元收入，農民的收入結構也越來越遠離單一的農牧業；勞動力、資本、生產資料、智力等因素參與分配。四是新階層的出現，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多種所有制經濟都得到快速發展，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若干新的社會階層。社會主義勞動者、建設者隊伍的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五是貧富差距拉大，我國的基尼系數在1990年為0.343，1995年為0.389，2000年為0.417，2004年甚至達到0.458。六是社會更為開放，流動性增強。七是權力格局發生變化，社會權力和權威分配也呈多元化趨勢，文化傳媒對社會的影響力增強。

總體上說，中國社會正處于群體本位向個人本位，單位人向社會人，身份人向多面人的轉化。從中國階層的分化情況可以看出，中國社會呈現出發展活力同時，也潛伏很多社會問題。

面對現代化建設的快速推進，無論從國際的發展經驗來看，還是從中國的改革實踐來看，政府的管理體制必然從“無限責任”改變為“有限責任”。目前中國的各級政府事實上也正從“全能型”變為“有限型”，但在許多事情上存在著“管不了，也管不好”的狀態。政府即使有心要“有所為有所不為”，但許多應當由社會負責的事情，在沒有相應的社會組織承辦的情況下，政府也必須承擔起來，造成政府管理事無巨細，面面俱到。一方面是政府有心無力，本應政府負責的社會公共事務，反而無力顧及，經濟和社會發展“一個腿長一個腿短”；另一方面凡是有利可圖的事情，政府、社會和個人爭著一起上，無利可圖則無人管理，一旦發生不良的后果，只能由政府負責收攤子。所謂的“缺位”、“越位”甚至“亂位”的現象，不僅使得政府管理成本、社會交易成本在不斷加大，而且必然帶來相當程度上的社會混亂。

即使在社會事務管理上，在利益分化和社會多元的狀態下，政府既無必要也無可能管得太多太細，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逐漸“還政于民”，鼓勵和支持能夠滿足人民生產生活需要、具備各種良性功能的社會組織的發展壯大，引導社區公民自治自助組織的產生和發展。政府只關注于運用制度化手段，對社會關系和社會利益進行協調、整合。

一個超脫的政府，才可能是公正公平的政府，才會擁有最大的公信力，也才可能有效整合社會關系，促使各種社會力量的良性互動，從而形成政府和社會緊密配合的管理體制。正如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各級政府要進一步完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改善公共服務的質量，提高依法管理社會的能力和水平，推動建立政府調控機制同社會協調機制互聯、政府行政功能同社會自治功能互補、政府管理力量同社會調節力量互動的社會管理網絡，形成對全社會進行有效覆蓋和全面管理的體系?！?/p>

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激發社會財富創造力

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既給我們帶來日益豐富多彩的物質文化生活，也面臨著相當多的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主要是進步中的矛盾，問題主要是發展中的問題。我們只有堅持“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才能在發展和進步中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社會的物質財富越豐富，社會關系越容易調整，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越有堅實的基礎。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繼續加大改革力度，特別是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力度。要防止將“經濟建設為中心”，片面理解為各級政府的主要職責就是親自辦經濟，政府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裁判員與運動員爭奪進球；防止在業績評判上形成“GDP”是硬道理，官出數據，數據出官。更重要的是防止造成“目標置換”現象，即為某一目標設置的社會子系統，逐漸演變成只為本子系統利益而運作，反而妨礙了社會整體系統的運轉和效率。少數官員假公濟私，腐敗現象屢禁不止，往往是權力參與市場交換的結果。這不僅嚴重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更造成社會的失范和失信。

現代政府的功能定位，應當是以制度公正追求社會公平的社會整體管理體系，主要著力于公益性社會公共事業的管理和建設，政府必須逐漸和具體的經濟事務脫鉤。甚至可以說，政府離具體的經濟利益越遠，政府的公信力越強，社會的公平程度越高。政府的基本職責，是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必需的秩序和公平，要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為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生態基礎。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活力，需要形成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法律與制度條件，形成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思想觀念和創業機制，激發各種所有制、各個社會階層的創業熱情，“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并通過正常的社會流動，不斷壯大中等收入階層，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穩定社會結構。

正視轉型期社會矛盾

構建社會安全網

有效整合社會關系，促進各種社會力量的良性互動，需要我們正視社會轉型時期的矛盾和問題，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確途徑和有效方法，形成妥善處理矛盾的體制機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必須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先富與共富的關系，妥善協調不同社會階層、群體和地區之間的利益矛盾。

市場經濟的發展，激發了經濟與社會的活力。但同時也凸顯了十六屆三中全會指出的“五個統籌”的重要性。當前群眾對行業壟斷、城鄉差別、干部特權、收入差距拉大等現象十分不滿。建設和諧社會，既要通過深化改革，完善市場體制，提高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又要通過必要的調節，在二次分配中維護社會公平；既要鼓勵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又要防止兩極分化；既要保護發達地區、優勢產業和先富群體的發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視和關心欠發達地區、比較困難的行業和群眾。各個地方在加快發展的同時，要把維護社會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綜合運用財政、信貸、就業、扶貧開發、法律援助等手段，逐步建立符合和諧社會目標要求的，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和人道主義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機制，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我們應當看到，當前社會存在的大量矛盾和問題，在性質上是根本利益一致的人民內部矛盾，在時間和空間上是先富和后富的問題，在程度上是溫飽和小康的差距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是和經濟社會轉型聯系在一起的。因此，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的根本之道，是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加快發展，加快實現經濟社會結構的變革和轉型。而在這個過程中，建立有效的社會安全網同樣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完善“表達機制”，進一步暢通下情上達和上情下達的渠道，加大上下溝通的力度。綜合發揮信訪工作、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的作用，做到了解民情、溝通民心、表達民意，及時緩解社會矛盾，防止問題積聚升級；二是建立健全社會救助機制和方式，及時援助困難家庭和個人；三是在失業、養老、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進一步推進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要改變過去以單位和家庭保障為主、越是困難群眾反而越難得到制度性援助的現象。

建立制度性社會保障安全網，既要發揮單位和家庭在社會保障上的傳統作用，也要發揮國家和政府的作用，更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保險業，將三者的優勢結合起來。在有著尊老愛幼互助友愛傳統的中國，既有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作保證，又有人口眾多容易發展保險業的優勢，完全有條件建立起適應中國國情的社會保障安全網。有了這個安全網，人們就有了安全感，就能夠更有效地應對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中的矛盾和問題。

綜上所述，保持黨的先進性，以確保中國社會的正確前進方向；提升政府的公信度，以確保在法制基礎上的社會公正公平；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以確保充滿活力的經濟發展效率；構筑社會安全網，以確保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條件，這樣，我們就能形成各種社會關系的有效整合和各種社會力量的良性互動，并在此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和諧與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