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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十六屆六中全會《公報》的發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已成為全社會高度關注的主題詞。

社會和諧，是億萬群眾的心愿。早在2000多年前，孔夫子提出衡量一個地方優越與否的標準：近者悅，遠者來。指的是生活在當地的人們感到心情舒暢，連外地偏遠地方的人們都吸引過來。對社會和諧，坊間也有“吹和風”之謂。

“吹和風”，按十六屆六中全會要求是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著力發展社會事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建設和諧文化，完善社會管理，增強社會創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動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協調發展。（見新華社**年10月11日電）構建社會和諧是一個系統工程，“是一個不斷深化解決社會矛盾的持續過程”。實現這個系統工程需要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機制，需要從上而下充滿活力十分負責的干部力量作保證。因此，《公報》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關鍵在黨”的論斷毫不過分，稱得上畫龍點睛的至理名言。

構建社會和諧關鍵在黨。而關鍵中的“關鍵”又是什么？六中全會《公報》有一段話意味深長：要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加強黨章和法紀學習教育，加強黨員干部黨性鍛煉和思想道德修養，健全防范腐敗的體制機制，加強對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的監督，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以優良的黨風促政風帶民風，營造和諧黨群干群關系。優良黨風盡管表現在許多方面，但廉潔之風則最能牽動社會、感染社會和影響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吹和風”，執政黨內要常“刮廉風”。

“廉風”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古之有“廉生威”之言，今也有廉潔安邦之語。許多地方許多事實表明，黨風廉潔，民風樸實；黨內不廉，社會混亂。郴州市在李大倫等一批貪官把持下引發當地社會混亂就是一個發人深思的反面典型。**年，在李大倫的授意下，郴州市竟膽大包天出臺了一份與中央精神明顯不符的“紅頭文件”，規定郴州境內任何單位、機構和公職人員，未經市委宣傳部門許可，一律不得接受新聞媒體采訪，違者將受到嚴厲的紀律和組織處分。后來只是在新華社有關這份文件的情況反映引起高層重視，針對正常輿論監督設置的這個“土圍子”才得以被打掉。

因此，致力于構建社會和諧，關鍵在于執政黨內要黨刮“廉風”。記得，鄧小平曾針對一些人借口抓經濟忽視反腐倡廉工作的現象尖銳地指出：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據權威資料顯示，2003年至2005年，各級紀檢機關共處分495607人，其中移送司法機關13945人。3年中，處分省部級干部51人，包括省委書記、省長、部長、省政協主席、省委組織部長、宣傳部長、省法院院長、檢察長等。（見新華網**年10月12日）可見，反腐敗斗爭形勢仍然比較嚴峻，在黨內常“刮廉風”是確保黨員尤其是黨員領導干部保持清醒頭腦，保持監督態勢一個關鍵性問題。

誠然，黨常“刮廉風”，貴在建立完善監督、廉政建設機制，而不能像那些“反腐不離口，腐敗不離身”的偽善君子貪官那樣，“對人一味講反貪，對己卻滿腦子貪腐”。這就需要實施懲治、教育、監督幾管齊下，而且要一刻也不能放松。

因此，社會“吹和風”，黨內要刮“廉風”也是順理成章。只要兩風常在，和諧社會的構建之路才會越走越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