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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政治充斥著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尖銳矛盾與對抗，套用一句先哲的話，“官視民為草芥，民視官為寇讎”，是封建官民關系的常態。但問題還有另外一面。作為傳統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統治者常常宣揚“重民”思想，提倡關注民生，關心民瘼，強調“為政以愛民為本”。這種觀念在清代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如康熙帝在上諭中就多次提到，“朕事事以百姓為念”，并要求各級官吏要“念切民依”，“必使家給人足，安生樂業，方可稱太平之治”；“但操守廉潔，念念從愛百姓起見，便為良吏。”（《康熙政要》，卷一、卷九）

這種看似矛盾的歷史現象，其實也不難理解。一方面，任何一個略有頭腦的統治者，大抵都懂得“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知道“天下之治亂系乎民”；另一方面，“民本”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有著巨大的影響，從《尚書》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到清初王夫之的“君以民為基”，“無民而君不立”等等，這些思想一脈相承，在封建時代一直同“尊君”觀念并行不絕。而這不能不在傳統政治文明中得到強烈的反映。

在清代名目繁多的“官箴”類著作中，宣揚“國家根本在百姓”、“為官一方，必為民出力”的內容，占據了重要的位置。其中包含著相當豐富的思想內涵，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曰“愛民”。有的書中把“愛民”提到治國理政的根本出發點的高度，所謂“朝廷設官，原以為民。官必愛民，乃為盡職”（徐棟輯：《牧令書》）。只有從愛民出發，才能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常懷一點愛民之心，時時刻刻皆此念充滿于中，自然事事為百姓算計，有一民不被其澤，便如己溺己饑，安得無不忍人之政？”（《朱舜水集?問答三》）有了愛民之心，便能實心任事，勤于政務，不因一己的利弊得失而顧盼彷徨。金庸齋《居官必覽》稱：“充我懇惻愛民之心，盎然天地之初意，氤氤氳氳，盈滿于胸中，發而施之于政事。凡世俗之毀譽利害，休戚得失，一毫毋使芥蒂于心，以雜我正念。”（喬立君編：《官箴》，第396頁）相反，如果為官者缺乏愛民之心，只知謀一己之私，則不但會禍害百姓，殘民以逞，而且將會動搖政治統治的基礎。該書尖銳地指出：“乃居官牧民者，逞志作威，嚴刑聚斂，賤民如糞土，疾民如仇讎。非但我之一身，罪孽山積，獨不為國家根本之計乎？”（同上書，第462頁）

二曰“利民”。為官不但要“存愛民之心”，更重要的是要“行愛民之政”，也就是要在政治實踐中為民謀利，造福百姓。“利民”的要義是一切政治舉措，要時刻注意為百姓興利除弊：“膺民社者，不必廣求施濟，但詢其利害所在，害民之事，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利民之事，早興一日，則民多一日之安。”（覺羅烏爾通阿：《居官日省錄》，卷二）前引《居官必覽》中有這樣一段話：“一為民牧，一方生靈，皆系于我，庶幾夙夜焦勞，靡解厥職。民之所樂，我則遂之；民之所苦，我則除之。縱不能智慮畢周，躋斯民于衽席，然我為官一日，自當盡一日之責。”（《官箴》，第397頁）有的提出“官必好惡同民”的主張，“凡百姓所利，官亦曰利”；“百姓所苦，官亦曰苦”（袁守定：《圖民錄》，卷四）。也有的說，“事關民生”，應該“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蔣士銓：《官戒詩》）。官員們要以百姓之苦樂為苦樂，以百姓之是非為是非。雖然由于政治立場的不同和利益沖突的客觀存在，真正實行起來絕非易事，但能夠提出這樣的命題，并且作為政治道德與行政良知的追求目標，顯然有著十分重要的思想意義。

三曰“親民”。在封建政治下，官民之間尊卑懸絕，等級森嚴。官吏們常常“倚勢作威，儼以官府自尊，驅民如羊，縱吏如虎”；而百姓們“見里長則面色青黃，望公門則心膽戰驚”。這種情況，往往造成封建時代“上下之情不通”，不利于社會治理。《圖民錄》強調：“凡上下之情，通則治，不通則不治。”“如官有所行，不能達所行之意于民；民有所訴，不能面達所訴之情于官，此上下不通也，不治也。”（卷三）因為只有官員們“平易近民”，“而后民得以盡其情，上得民情，而后可言治理也。”（卷一）在這里，居官者能否去上下之隔閡，忘一己之威儀，真正做一個親民之官，是能否實現政通人和的關鍵。汪祖輝《學識臆說》認為：“治以親民為要”，“親民之道，全在體恤民隱，惜民之力，節民之財，遇之以誠，示之以信。不覺官之可畏，而覺官之可感，斯有官民一體之象矣。民有求于官，官無不應；官有勞于民，民無不承。”（卷上）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放下架子，走出衙門，輕車簡從，體察民情。《居官必覽》批評官場流行的“迎送欲遠，稱號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食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以至“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的惡習，勾勒了下面這樣一個“親民之官”的生動形象：“時屏騶從，巡歷鄉村，與山農野叟，歡然講論，察訪輿情。不煩人迎接，不累人一啜一杯，務期民志常通，欲惡與共。”（《官箴》，第342、354頁）

四曰“畏民”。這里所說的“畏民”，不是指害怕老百姓，更不是說有關民生之事，一味畏葸不前，而是指對老百姓要時刻存有敬畏之心。晚清思想家王韜曾說：“勿以民為弱，民蓋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為賤，民蓋至賤而不可虐也；勿以民為愚，民蓋至愚而不可欺也。”（《?|園文錄外編?重民》）只有對百姓心存敬畏，居官者才“不敢肆于民上，為所欲為”，也才能真正達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的境地。（方大??：《平平言》）《圖民錄》對這個問題說得更透徹一些：“居官臨民，以敬為本。”“敬則百姓受無窮之福，不敬則百姓受無窮之禍。凡貪婪暴虐，毒?j百姓，何一不從不敬生來？”（卷一）他們強調“畏民”的出發點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他們深深懂得，“民悅則久安長治”。有的書中還把“官不畏民”叫做“亂階”，意思是說，一旦官員失去了對百姓的敬畏，就必然無所顧忌，百計搜求，貪得無厭，弄得民不聊生。那樣，社會的動蕩也就要到來了。

上面所說的“愛民”、“利民”、“親民”、“畏民”，都是屬于封建意識形態范圍之內的觀念，都是對封建統治秩序的認知。那個時代官員的最高信條，不過是“為民作主”，做到“愚者覺之，弱者扶之，屈者申之，危者援之，缺者完之，隱然為一方保障，使一方之人，皆有所恃以無恐”（《圖民錄》卷一）。也就是替百姓當好主人，這與我們今天所要求的“民主”當然存在著本質的區別。但是，這些思想也有其珍貴的歷史價值，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沒有失去其現實借鑒意義。正如同志所說：“封建制度是壞的，但統治階級中也不是一無好人，盡管他們對人民的同情是有局限性的，但是那時的人民對這些人還是歌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