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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現已查處的商業賄賂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與人情往來糾纏不清，商業賄賂如何定性？面對層層包裹的交易黑幕，執法者怎樣一探就里？世人對“潛規則”的默認和屈從，會沖決道德的底線嗎？

種種挑戰接踵而至，反商業賄賂絕非易事。

校正失衡的處罰杠桿

我國現行反商業賄賂法律不但分散，而且存在嚴重不足：商業賄賂的概念有待進一步明確，亟須辨析界定賄賂與不正當競爭、一般賄賂與商業賄賂之間的關系；規定的商業賄賂范圍過小，僅限于商品銷售和購買過程；違法成本較低，行賄者往往“獻出一只雞而換回一頭牛”；等等。為此，不少全國人大代表在今年兩會上專門就制訂反商業賄賂法提出議案。

與法律分散相對應的是治理過程中的多頭管理。律師田文昌指出，商業賄賂行為涉及行賄和受賄雙方，凡是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的，應該由檢察機關立案偵查；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或受賄的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對于商業賄賂情節較輕，不構成犯罪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查處。來源：考試大

“由于行政執法部門之間，行政執法部門與紀檢、司法部門之間缺乏良好的溝通機制，特別是線索移送制度不健全，阻礙了大量案件經由行政執法部門進入司法程序，所以出現了很多‘以罰代處’‘以罰代刑’或‘只處不罰’的現象。”全國政協委員梁燕君的話很在理。全國人大代表呂忠梅透露，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每年審理的訴訟案件有3000多件，真正進入司法程序的只有二三件，不到1‰。

在反商業賄賂立法的基本思路方面，專家建議加大民事和行政的處罰力度。清華大學廉政研究室任建明指出：“我國反商業賄賂法律特別重視對于商業賄賂行為的刑事處罰，這種原則不一定就能達到遏制的目的。一些國家成功反對商業賄賂的實踐也表明，加大經濟處罰力度是正確的選擇。一些行政處罰措施，例如施以行政性罰款，取消賄賂企業的市場資格，甚至吊銷其執照等，對企業而言都是巨大的經濟代價。”

規范失范的行政權力

商業腐敗總體形勢嚴重，但不同行業之間存在明顯差異。有關專家認為，腐敗嚴重的行業或領域通常具有以下特征中的一種或多種：該行業市場發育還不充分、不完善；政府對該行業的管制和法律框架還存在問題或缺陷；壟斷特征明顯（行業壟斷、企業壟斷，包括地方保護性壟斷）；市場主體魚龍混雜，競爭失序。這些問題與行政權力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聯系。

當前我國反商業賄賂重點治理的工程建設、土地出讓、產權交易、醫藥購銷、政府采購以及資源開發等領域也與相關特征一一對應。這些特征已經觸及商業賄賂中的深層次問題，只有公共權力商業化運作的渠道被徹底阻斷，商業賄賂才會真正失去其生長的土壤。這需要政府在管理的透明化、法治化等方面，做出更大努力。

中央黨校研究室趙杰教授進一步指出，反商業賄賂重點應是規范政府權力的運作，并利用司法、審計等社會力量來規范商業交易行為。反商業賄賂這種立足于促進市場交易公平性的努力，與規范政府行政權力這種政府自身建設的努力，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兩個方面，需要同步考慮其治理對策、觀察其治理效率。

加大案件的查處力度

商業賄賂大多是“一對一”，交易時往往沒有第三方在場，因此十分隱蔽。

會計制度不健全將商業賄賂埋藏得更深。記者調查發現，不少企業通過虛開勞務費用發票或者購買假發票，虛增企業銷售成本，沖抵紅包、回扣所花費的商業賄賂費用。南昌市國稅局稽查局調動精干力量深入調查，發現江西省一醫藥生產企業近兩年半在銷售費用中虛列勞務費用發票高達6030萬元，其中相當部分進了醫院、醫生的腰包。采集者退散

司法機關重究受賄者、輕處行賄者的反腐敗思路一定程度上縱容了商業賄賂。一些地方的公安、檢察機關片面追求案件的偵破率、勝訴率，與行賄者達成某種默契，只要其指控受賄者就疏于追究。多數慣于以賄賂取勝的商人和企業因此有恃無恐。

反商業賄賂過程中也存在地方保護。2014年8月，贛西某縣工商局查獲縣內8家鄉鎮衛生院接受醫藥公司回扣，涉案金額達120多萬元。為了加大案件的查處力度，工商部門準備聯合當地檢察機關查辦這起案件，但令人費解的是當地政府領導竟責令檢察機關不得作為，檢察官們無奈中途退場。時至今日，這一案件仍然沒有結案。

尋求廣泛的社會支持

“有些單位間的商業賄賂是以合同的形式進行的！”全國政協委員、云南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楊先明感嘆之余分析指出，“這是因為行賄和受賄雙方都習以為常，不認為這種交易有什么不妥。”

全國人大代表、廣西壯族自治區公安廳廳長陸炳華說，當某種違法現象一旦形成“潛規則”，在人們的腦海里形成一種“習慣”、“正常”的概念后，要想一下子“重新洗牌”是很難的。

商業賄賂的危害不亞于其他形式的腐敗，但不少人并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半月談記者和一些紀委干部探討時發現，官員一旦涉嫌貪污、人事或司法腐敗而被“雙規”時，其同事朋友多數避之唯恐不及，生怕有所牽連；但查處一般商業賄賂案件的過程中，卻不斷有人為其說情，“因為說情者也誤認為這不是重大的原則性問題”。

認知模糊的最大害處在于打擊商業賄賂缺少群眾基礎。因為任何政策法律一旦離開群眾的積極支持，不僅實施困難，執行力和實施效果也會打折扣。

今年全國兩會上，不少代表委員建議，各地應充分利用多種渠道，尤其是媒體力量，對商業賄賂的危害及常規的表現形式廣為宣傳，形成一定的輿論氛圍；司法部門要查處一批典型案例，公之于眾，形成威懾力；商業賄賂的存在，大多與相關行業的職業道德失范有著必然聯系，有必要加強職業道德約束，重建職業榮譽感。

反商業賄賂是系統工程，法德并舉，才能標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