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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新的科學的發展觀,已經深入到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森林資源和林業發展的重要性和目前的嚴峻狀況,要求我們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深入到林業建設的制度、政策、法律等各個層面,構建一套全新的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法律體系,從而實現對森林資源的保護和林業的可持續發展。

1可持續發展思想的提出及其涵義

1987年,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其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系統地闡述了人類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提出了可持續發展思想并把可持續發展定義為“即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求能力的發展。”這一定義因具有最概括意義而被廣泛接受,并在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得到認可。可持續發展是對傳統價值觀和發展觀的挑戰與變革。其內涵反映在以下5個方面:①可持續發展強調生態與經濟的整體性。②可持續發展強調社會、經濟與生態效益的綜合性。③可持續發展強調資源利用的高效性。④可持續發展強調體制與法制建設的必要性。⑤可持續發展強調社會的公平性。

2林業的定義及主要特點

林業的定義可概括為林業是人類對森林資源的全面保護、全面利用、全面發展的經營活動,是以森林的多功能來滿足經濟、社會需求,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社會公益性事業和基礎產業。

為了正確地理解林業,還需要進一步了解林業的特點,以掌握林業發展的客觀規律。林業的主要特點有如下幾點:生產周期的復雜性;勞動過程的特殊性;初期培育森林的經濟依賴性;生產經營活動的風險性;生產經營成果的多樣性;林業效益是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統一。

3可持續林業的含義及實現林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3.1可持續林業的含義

綜合國內外研究者已有研究成果,可持續林業的概念可歸納為:可持續林業是對森林生態系統在確保其生產力和可更新能力以及森林生態系統的物種和生態多樣性不受損害前提下的林業實踐活動。它是通過綜合開發、培育和利用森林,以發揮其多種功能,從而保護土壤、空氣和水的質量,以及森林動植物的生存環境,既滿足當前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對木質、非木質林產品和良好生態環境服務功能的需要,又不損害未來社會滿足其需要的林業。

3.2實現林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

3.2.1依靠科技發展林業。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證資源與環境的發展力,最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依靠科技來發展經濟,改變傳統的以自然資源為代價的粗放式經濟發展模式。因此,在林業發展上,實施科技興林,不斷提高林業建設的科技含量是林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3.2.2優化林業經濟結構,促進林業的可持續發展。林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調整優化林業經濟結構,促進林業產業的發展,是實現林業可持續發展的物質保證。要采取“以二促一帶三”的策略,調整生產力布局,淘汰落后產業,改造傳統產業,培育新興產業,推動產業重組,解決林業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調整林產品結構,大力發展精深加工、發展優勢產品,努力開拓木材林產品的新用途,延伸產業鏈,增加附加值,解決林產品結構不合理和產品缺乏競爭力的問題。調整企業布局和資產結構,實施大集團、大公司發展戰略,共同開發新產品、新技術和新市場,提高企業專業化程度和產品技術含量,提高市場的競爭力。

3.2.3注重林業生態、經濟效益綜合評價。林業的生態效益是指林業的發展所帶來的生態方面的正面影響。人們普遍認識到,森林兼具有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等三種效益,且經濟效益往往最先受到關注,但我們可以看到,在目前的情況下,生態價值遠遠大于其經濟價值。而林業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有著密切的聯系,林業的生態效益可以創造經濟效益。這些年來,林業的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受到了極大的關注,各地在實踐中采取了很大的成效。大體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措施:①林農結合式;②造林規模化;③造林多樣化。

4建立林業可持續發展的法律機制

4.1我國法律中關于林業可持續發展思想的體現我們目前關于林業的單行法主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及其事實條例。在這一立法宗旨中,充分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和目的。在總則中,第5條規定“林業建設實行以營林為基礎,普遍護林,大力造林,采育結合,永續利用的方針。”第11條規定“植樹造林、保護森林,是公民應盡的義務。各級人民政府應當組織全民義務植樹,開展植樹造林活動。”這些規定體現了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反映了我國法律對林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視和關注。4.2對我國現存林業法律制度的完善我國已經設立的林業法律制度的完整性、嚴密性存在缺陷,在立法思路、立法原則、履行程序、實現方式、法律責任等方面的制度內容上有遺漏、空白、不明確之處。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補充和完善:①重新確立林業立法思路;②立法原則的創新;③在執法方面,一是必須實行森林采伐限額管理,控制森林資源過量消耗,健全管理機制,加大管理力度。二是必須認真加強林地管理,防止有林地逆轉,實行林地用途管制和總量控制制度,嚴懲毀林開墾和亂占林地的違法犯罪行為。三是必須認真執行憑證運輸木材制度,嚴格對木材經營加工單位的監督管理。四是必須堅持依法治林,將森林資源保護管理置于法律、法規的約束之中。加強基層執法隊伍的建設,實現森林資源保護管理的規范化、制度化;④在法律責任方面,應建立健全法律責任制度。

參考文獻

[1]蔡守秋等著.可持續發展與環境資源法制建設[M].中國法制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

[2]金瑞林.環境法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3]薛建輝.森林生態學[M].中國林業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4]原田尚彥著,于敏,譯.環境法[M].法律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

[5]陳泉生.環境法原理[M].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篇2

【摘要題】農業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

【正文】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其特殊的國情決定了農業在中國具有遠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更為重要的地位。在當今世界中，沒有哪一個國家的農業像中國這樣長期困擾著整個經濟的發展，成為左右中國政治、經濟、生活的持久因素。

雖然中國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讓占世界總人口22％的人口豐衣足食，被世人譽為“世界經濟史上持續發展的一樁奇跡”。但是，中國人口規模的迅速擴張、生態環境的加劇惡化等卻使未來農業發展面臨多重危機。

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第1號國情報告所得出的這一極富挑戰性的結論，喚起了人們對中國生存與發展的核心問題——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的深思。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Brown提出了震驚世界的“中國糧食”，更引起了中國乃至世界對中國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研究的廣為關注。

中國究竟應選擇怎樣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便構成了中國如何邁向21世紀的主要研究熱點問題之一。

一、戰略觀點（注：根據研究者所提出見解的學科側重或學科傾向，大致將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觀點概括為農業生態學、農業經濟學和農業地理學三大學科領域，并不是嚴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學科研究領域進行區分。）

《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的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明確指出了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保持農業生產率穩定增長，提高食物生產和保障糧食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改變農村貧窮落后狀況，保護和改善農業生態環境，合理永續地利用自然資源，特別是生物資源，以滿足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確保食物安全、發展農村經濟和合理利用保護資源。

針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應選擇什么樣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對于這一問題目前在農業生態學、農業經濟學和農業地理學三大學科領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觀點。

（一）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以中國科學院生態研究中心馬世駿院士為首的生態學家，就開始倡導中國應該走生態農業的發展道路。80年代中期，馬世駿曾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代表，參與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們共同的未來》籌備工作。認為應以生態控制方法誘導非機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觀點去發展而不是以回歸自然的方式去保護環境，從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導的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產生，并提出中國應實現以生態經濟原則為指導的農業經濟持續發展。自此，關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問題的研究，便層出不窮，形成了流派紛呈、見解各異的多種觀點，概括起來主要有：

1.“生態農業論”。生態農業是中國最早觸及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發展戰略，且至今仍將其作為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主流方向。

該戰略是在總結吸取傳統農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根據生態經濟學原理，運用系統工程的方法，結合現代農業的先進技術，建立和發展起來的一種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的集約經營管理，以期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現代化農業發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環、持續、高效”反映了持續發展的宗旨。

2.“效益型農業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持續農業的核心是發展效益型農業，保持糧食生產的持續穩定發展，既是解決“民以食為天”的需要，也是確保社會穩定、國家發展的需要。

這一戰略就其基本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遵循經濟原則、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依靠科技進步、優化生產力要素組合；調整產業產品結構、充分合理開發利用自然人文資源。其最終目的是要提高資源利用率及經濟效益，拓寬農村勞動力就業門路，增加農民收入，實現農業現代化。

3.“農牧結合論”。這一戰略認為：為確保中國21世紀16億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個以畜牧業為突破口，實行農牧結合，以農促牧、以牧促農、以農牧產品促加工的“種、養、加”和“產、供、銷”一體化的新型農業生產體系，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是發展有中國特色可持續農業的戰略需要。

4.“現代可持續集約農業論”。（注：程序認為中國應該走“可持續集約農業”之路，那種“集約化持續農業”的提法，強調把“可持續的”約束條件作為根本特征，顯然是不足取的。）該戰略認為中國人多耕地少、自然資源相對緊缺，農村欠發達、多數地區尚處于傳統農業階段，不斷增長的人口和消費趨勢，要求農業在有相應投入和依靠科技進步的基礎上，選擇高產量、高質量、高效益的現代集約持續農業道路。

上述生態農業戰略、效益型農業戰略、農牧結合戰略、現代集約持續戰略等，其核心實質都是要試圖解決、回答如何協調發展生產與保護環境的關系問題，這顯然是與中國的現實國情密切相關。

（二）農業經濟學家的觀點農業經濟學家雖然不像農業生態學家那樣，能夠直接敏銳地指出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道路選擇，但是卻尤為關注農業發展的內部運行機制，更能從深層次揭示把握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目前，其關注的主要戰略問題有：

1.糧食問題。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Brown在《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一書中，認為隨著中國人口的增長與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糧食的需求將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積卻不斷減少，農業灌溉用水也將大量移向非農產業部門，且化肥使用量已達報酬遞減點，到2030年中國糧食將較目前水平減少20％，中國屆時將進口3.69億噸糧食，這將遠超過國際糧食市場擁有的糧食資源，從而提出了“誰來養活中國”的命題。

Brown的這一觀點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由此，關于21世紀中國應采取怎樣的糧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形成了兩種觀點——悲觀論與樂觀論。

悲觀論認為中國真正解決吃飯問題，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要維持一定的糧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價。這意味著提高糧食生產水平則會增加財政對糧食生產的補貼，從而會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對像中國這樣一個農業資源緊缺且糧食生產比較優勢已經喪失的國家來說，追求100％的糧食自給，會付出高昂的代價；應適度地部分進口糧食，利用人類共有資源最經濟地實現糧食安全，糧食生產應采取“立足國內、基本自給、適度進口、促進交換”的戰略方針。

樂觀論認為中國糧食需求的增長不但不會給中國糧食安全帶來威脅，更不會給缺糧的第三世界國家糧食造成威脅，技術進步是中國過去糧食增長的原動力，也是中國現在糧食生產增長的原動力，還將是中國未來糧食生產增長的第一推動力，糧食問題的關鍵在于科技，而科技發展又取決于國家的科技投資政策。

2.制度問題。中國建國以來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表明：國家總體的產業政策和經濟政策對農業的發展狀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由傳統戰略轉變為比較優勢戰略，作為產業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農業發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較優勢原則，決定著農業經濟體制的性質或演變方向。只有依據農業比較優勢，推動農業結構變革，提高中國農業整體效率，才有可能使農業走上良性發展的軌道。為此，應實施包括技術創新、管理創新、機制創新和觀念創新的農業可持續發展創新戰略。

3.技術問題。中國農業科技的發展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經歷了綠色革命前時期、綠色革命時期、后綠色革命時期（Ⅰ）、后綠色革命時期（Ⅱ），應實施21世紀農業技術創新戰略，即改革現有農業科技投資體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規制度，建設強有力的創造發展體系和研究方法，確定重大技術創新項目和研究領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構造可持續農業生產政策支持系統，加強農業科研、推廣與教育體系建設，是今后持續農業發展的三大支柱。

4.農村問題。關于農村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目前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論”與“三元化論”。

一元化論認為中國農業的根本問題是農民過剩，過剩的農民是一切問題的根源。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出路在于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根本保證在于農村工業化，應以農村工業化為重心，推動農村經濟的快速增長，進一步促進工農業協調發展，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加快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以迅速推進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三元論認為中國農村產業結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失衡加劇，失衡主要表現在時間順序上的差異、變動速度上的差異、產業部門之間的差異，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取向應是“三化齊動”，即農業產業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市化。其指導思想與戰略目標就是要以農民為本，以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為目的，尋找生產力持續發展的途徑與對策，并以是否對農民有利作為評價有關農業與農村政策的準則。

由此可見，農業經濟學家主要是圍繞“糧食——制度——技術——農村”等農業可持續發展經濟影響因素，探討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內部運行機理問題。

（三）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如果說農業生態學家關注農業生態問題，農業經濟學家關注的是農業內部運行機制問題。那么，農業地理學家則更為注重資源開發與環境保護問題。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

1.“糧食主導論”。這一戰略認為糧食問題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將主導中國農業發展的走勢和農業政策取向。糧食問題不僅表現為總量不足，也表現為區域供需不平衡；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將繼續導致區域農業政策的差異，糧食供需的區域差異與農業政策的區域差異將構成中國農業發展區域差異的主流，也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所必須考慮的關鍵方面。

該戰略認為實現糧食安全是保證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成功實施的第一性條件。

2.“國土開發論”。這一戰略認為中國農業發展戰略要解決的基本問題是如何使豐富的勞動力同極為有限的人均自然資源和人均工業資源得到優化組合，從而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效率，滿足全社會對農產品日益增長的需求。

該戰略認為雖然中國的資源形勢嚴峻，但是資源還有相當大的潛力。中國不僅必須，而且經過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資源解決或基本解決食物與農產品的供給。應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國土大開發戰略，這是中國人民永遠能夠養活和養好自己的根本性戰略，必須有計劃、分階段、有步驟地開發尚未開發或未充分開發的國土，著重在山區、草原和海洋，實行全面規劃，分區治理開發，納入國家計劃。

3.“發展危機論”。該戰略認為中國空前龐大的人口基數是土地資源供應的危機所在，中國持續農業正面臨著生態、社會、經濟三大挑戰。人口眾多、資源緊缺，物質基礎薄弱，地區差異懸殊，這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為此，考慮農業發展戰略必須強調的基本思路應該是：協調人口與資源的關系，優化人力資源與自然資源的組合；建立資源節約型的生產體系，實行集約化經營；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建立農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地區資源優勢和促進地區間優勢互補，力求區域經濟平衡發展；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以大幅度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

4.“生存發展論”。該戰略認為中國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人口膨脹與迅速老化，農業資源日益緊張，環境污染蔓延，生態日益惡化，糧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長又很困難，加之工業化起步時間晚、發展起點低、歷史負重等原因，今后中國現代化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在于農業生產的發展，最大問題在于是否使糧食增產趕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長，最大難點在于對傳統農業的改造，農村體制改革只是農業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改革只是為創造、提高和優化新的農業生產要素的投入與配置機制提供制度的保證，既不能代替生產力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農業生產可能性曲線上升。因此，應實施“保證生存與持續發展”的發展戰略，增加農業投入是發展農業生產的關鍵條件，也是改造傳統農業的根本途徑。

總之，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的觀點，還是農業經濟學家、農業地理學家的觀點，其從不同視角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概括起來看主要試圖集中研究解決困擾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三個最基本問題，即食物安全、農業現代化及農村發展問題，它們構成了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仍主要側重于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還未真正將其轉向農業生態環境保護問題、農村社會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研究，從而也反映出當前中國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仍然是“重經濟，輕生態”、“重視農村經濟發展，忽視農民生活質量提高等社會發展”，這應引起政府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二、理論源流

回顧歷史，中國像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大致經歷了一個由“工業化偏斜綠色革命農業與農村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演進歷程，其理論支撐同樣也基本上沿襲的是“工業化推進戰略理論發展經濟學理論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

沿著這一主線追蹤溯源，中國農業發展戰略形成確立的主要理論源流有：

（一）前蘇聯的發展理論中國改革開放以前農業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這一經濟建設方針是完全照搬或承襲前蘇聯模式。適應于這種工業化戰略，就要求“農民除了向國家繳納普通稅即直接稅和間接稅以外，還要繳納一種超額稅，即在購買工業品時多付一些錢，而在出賣農產品時，少得一些錢，以便使資金從農業流入工業”。

中國所選擇的這種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戰略，或稱之為是以犧牲農業發展支援國家工業化進程的“以工擠農”戰略，確立的根本目標是“強國”，選擇的基本戰略是超高速優先發展重工業，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和統購統銷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國家主導的計劃經濟。這一發展模式的選擇深受前蘇聯發展理論的影響，其主要理論背景有：

1.協調發展論。該理論十分強調農民問題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指出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業商品率是工業積累和發展的基礎。犧牲農民利益不僅不能加快工業化步伐，而且還可能危及國家統治，主張工業化資金應依靠自我積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稅等正常積累方式取得；強調國民經濟計劃不能脫離市場機制，對于農村經濟應通過與之建立市場聯系，將其引導到社會主義軌道上來；通過發展農業，擴大對輕工業產品的需求，從而促進輕工業的發展，增加消費品的供應，而輕工業的發展又擴大了對重工業產品的需求。這樣，農業發展就為工業化創造了巨大的市場和動力，從而使工農業經濟得以協調發展。這一理論雖未能堅持執行，但卻是后來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理論依據。

2.超工業化論。該理論認為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存在著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規律和市場價值規律兩個對立的調節者，兩者各有自己的調節范圍。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計劃與市場是對立的，主張由國家利用壟斷地位，運用工農業產品不等價交換，對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征收高額賦稅和實行通貨膨脹政策等方法進行強制性工業化積累，為此就不能允許市場機制發生作用，農業只是被動地為工業增長提供資金和勞動力。

這一理論對后來社會主義傳統經濟體制的形成產生了極大影響。尤其是為保證農業剩余產品能夠由國家掌握，實行農產品義務交售制，并適時地實現了農業集體化等理論觀點，對中國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極為深刻的作用影響。

3.地理分工論。該理論把社會勞動地域分工問題提到首位，研究與社會歷史聯系到一起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形成、特點、變化和結果，認為應把蘇聯經濟區當作更為復雜的國內和國際體系中的復雜體系進行研究，在社會勞動分工過程中產生各部門經濟的專門化并促進這些部門的形成和發展，而在國家之間、國家的各個區域之間、部門之間以及部門內部之間的社會勞動地域分工過程中，應促進各類經濟區的形成與發展。特別是在對部門進行空間分析時，應闡明各部門內部勞動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門區和樞紐，而在對區域系統和個別的區域進行分析時，也必須對區域的部門結構、主要的輔助經濟部門布局和相互關系進行研究。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前傳統農業經濟體制的三個基本因素：從一個落后農業國向現代化工業國迅速過渡所采取的經濟發展戰略、戰爭年代慣用的供給制組織形式和動員方式以及農業布局、地域類型劃分及區域規劃等均是上述發展理論運用的具體表現。

（二）西方世界的發展理論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伴隨著前蘇聯式傳統農業經濟體制從歷史舞臺的退出，以及新型社會主義市場農村經濟體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國農業發展戰略的選擇確立，不僅深受國際環境背景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受國內經濟發展環境的影響制約，更深受來自西方世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其作用影響最為深刻的主要理論有：

1.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并不限于生產技術上的絕對差別，只要各國之間存在著生產技術上的相對差別，就會出現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的相對差別，從而使各國在不同產品上具有比較優勢，使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成為可能，每個國家都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從而可獲得“比較利益”，故這一學說亦被稱為“比較利益”理論。

這一理論認為每個國家應該出口能夠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換取那些需要比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產要素的進口商品；在開放條件下如果一國根據它當前的比較優勢確立產業結構，而根據它的比較優勢變化調整產業結構，就可宏觀長期、快速、穩定地獲得經濟增長。這就是著名的比較優勢戰略理論。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發展戰略已由傳統的工業化趕超戰略，轉變為通過培育一個相對價格能夠反映產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市場競爭機制，由特定資源結構選擇確定的產業結構和技術結構的比較優勢戰略，以及在國家宏觀調控和比較利益原理牽動下所形成的農業區域專業化和地區間分工協作的不斷加強等，均是比較優勢理論客觀作用的結果。

2.誘導創新理論。認為歷史上有多種農業增長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稟賦的國家應該有不同的農業增長道路。那些勞動力豐富而土地資源貧乏的國家應該走生物和化學技術進步的道路；那些勞動力稀缺而土地面積相對豐富的國家應該走機械技術進步的道路。這一理論的重要意義就在于認識到了把發達國家的農業技術直接移植到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導致高度無效率的增長。

相反，強調市場需求的誘導創新理論，則認為市場需求決定創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產業產品的發明數量與產出銷售額密切相關，由此引申出三個命題：技術發明是一種經濟活動，與其他經濟行為一樣，追求預期收益；預期收益取決于該項發明產品的預期銷售額；而采用發明后的預期銷售額很大程度上決定于該產品目前的市場銷售額，認為農業技術推廣和使用的一個主要影響因素是市場盈利性，技術創新的收益是與農業研究的外部效應——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的增加有關，而新技術和新品種的推廣率又受到經濟利益的支配。

近年來一些學者運用上述兩種理論對中國農業科學技術進步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認為中國農業技術進步目前仍然是誘導性的。從要素稀缺性來看，雖然中國農村和勞動力市場很不完備，要素價格無法正確體現要素相對缺乏程度，但是作為生產者的農民仍然為追求產出最大化而尋求相應的技術發明。從市場需求來看，盡管中國的主要農產品特別是主要糧食作物還受到遺留下來的統購統銷價格體制和行政命令對生產過程的干預，農產品價格和需求數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確體現市場需求的強度，但由于農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體，農產品生產規模仍然能較好地反映市場需求規模，因而農業科研單位依然可根據實際需求規模選擇具有較大市場潛力的技術創新。

通過綜合應用該理論對中國糧食作物育種優先序列實證研究表明，中國現階段的糧食增產政策應該從資源和產品控制，轉向以提高單產及開發新的糧食增產來源為中心，認為實現這一新型糧食增產政策的關鍵是技術創新、技術進步，只有通過增加農業科研資源投入、改善科研資源分配，才能夠促進推動該政策目標的實現。

3.二元經濟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弱小資本部門與相對強大的傳統部門并存形成為二元經濟結構，即高工資經濟部門如礦業、大農場、工業、大型運輸業等部門和低收入部門如家庭農場、手工業、家庭傭工、小商業、臨時工等部門并存。高工資經濟部門資本相對充足，實行競爭，可產生利潤，工人可得到自己的邊際產品；低收入部門資本相對稀缺，沒有競爭，不產生利潤，人們要維持生計，必須要消費多于邊際產出的產品，且伴隨著經濟的發展低收入部門勞動者將轉向高收入部門，其宗旨就是要尋求發展中國家經濟一元化道路，即實現工業現代化和農業現代化。中國因其特殊的國情，不僅客觀決定了全國范圍及不同地區存在著二元化現象，而且同一地區的不同區域或產業也存在著二元現象，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現實的基本格局。但是，對于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認識卻形成了4種不同的觀點，即三元結構論、雙重二元結構論、二極經濟論和環二元經濟結構論。

三元結構論認為中國二元經濟結構主要應從社區的角度來認識，因而可稱之為城鄉二元結構，其原因在于現代工業一般集中于城市，傳統農業部門分散于農村，但隨著鄉鎮企業的發展，近年來這一結構卻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城鄉二元結構已演化成了城市現代工業——城鎮鄉鎮企業——農村傳統農業的三元結構。

雙重二元結構論認為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農村經濟向非農化方面的發展，農村工業在農村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國民經濟結構已由典型二元經濟結構演變成了雙重二元結構，即農村工業與城市工業、農村內部農業與農村工業并存的雙重二元結構關系。

二極經濟論認為建國以來的中國經濟發展過程表明，中國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經濟，而是嚴重的二極經濟，即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之間基本不發生勞動及其人口流動，兩個部門因而也不發生整體關聯，傳統部門的一級勞動力淀積越來越多因而趨于停滯，而現代部門一級則由于發展迅速而越來越重型化因而勞動力也必然趨于停滯。

環二元經濟結構論認為雖然中國的工業化及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沒有注意農業及農村發展問題，導致出現了二元經濟結構并進一步演化成了環二元經濟結構。所謂環二元經濟結構就是中國經濟不但從總體上看存在著具有一定優勢的城市及工業和比較落后的農村及農業這樣兩個互相區別的“經濟元”，而且各個“經濟元”內也存在著優勢與落后并存的現象，這些大小不等的“經濟元”便構成了環二元經濟。

總之，中國20世紀80年代以后農業發展戰略的形成演變，并非僅僅局限于上述發展經濟學理論的作用影響，而且還吸收了諸如新經濟增長理論、制度結構理論、貧困惡性循環理論、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論、小農有限理性理論、落后經濟理論以及從宏觀角度研究糧食政策、糧食保障和農業持續增長等問題的多種農業宏觀經濟理論。

（三）中國自己的發展理論中國目前最大的生態問題莫過于人口與耕地的矛盾問題，由此而帶來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農田污染、水資源緊缺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嚴重威脅著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中國農業既不能走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常規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續農業發展之路，只能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農業可持續發展道路。

伴隨著中國農業發展問題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國科學家在繼承和發揚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具體實際，提出了一些具有較高理論價值的見解觀點。如馬世駿的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李澄與郭瑋的工農業關系理論、王宏廣的要素組合論、馮海發的農業效益評估理論、郭書田的農村經濟發展理論、康曉光的貧困與反貧困理論、吳天然的農村工業化理論、趙昌文的農業宏觀調控論及牛文元的農業持續發展理論等。其中，影響較大的農業發展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主要有：

1.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該理論認為當代若干重大社會問題，都直接或間接關系到社會體制、經濟發展狀況以及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和自然是三個不同性質的系統，但各自的生存和發展都受其他系統結構、功能的制約，必須當成一個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來考慮，衡量該復合系統的三個指標是：自然系統的合理性、經濟系統的利潤、社會系統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個多目標決策過程，應在生態經濟原則的指導下擬定具體的社會目標、經濟目標和生態目標，使系統的綜合效益最高、風險最小、存活機會最大，即就是要依據生態經濟學原理找出生態問題的癥結，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況下，通過各種技術、行政和行為誘導手段去調節系統內部各種不合理的生態關系，提高系統自我調節能力，實現因地制宜的可持續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普遍開展的生態農業建設，就是運用這一理論為實現可持續發展進行的一種有益嘗試。

2.要素組合理論。該理論認為農業生物在其生長過程中，總是在一定的生長環境中有順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種生活要素并最終形成一定的生物量，農業生物運動和發展的這一客觀規律就叫要素組合規律。

根據這一理論，認為農業現代化是實現農業高產高效、避免資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費的基礎。運用要素組合理論實證分析研究中國農業發展問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農業發展的過程，是農作物生活要素數量不斷提高、不斷組合優化的過程。

3.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農業生物群體，在土地資源、水資源、光熱資源、礦物元素資源等的共同支撐下完成其生物學的轉換，又在人的參與下完成其經濟學的轉換，其最終所形成的生物物質體增長，既有每年擴大耕作面積所獲得的產品，又有發揮單位面積生產能力的貢獻。這里依據支持人類生存基礎的糧食產量變化趨勢與人口糧食增長趨勢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斷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農業可持續發展能力，并將糧食產品增長作為它自身以及所在區域自然資源的生產函數。

根據推理，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口增長規律與糧食增長規律之間有驚人的相似性，這種“狹義”的可持續發展規定了糧食增長與人口增長之間的同步性，它意味著年人均糧食數量保持常量的狀態下，糧食與人口的規模總量增長必須保持嚴格的對應可比，且服從于“不超出區域承載力閾值”，才能被認為是在“狹義”可持續發展的范圍。

依照“狹義”的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中國人口眾多，只有基本上實現了農業可持續發展，才能具備生存與發展的前提；只有保證當人口達到零增長時的總規模約有16～17億，確保按每年人均400kg計算應達到6.4～6.8億噸的糧食基本需求，并能夠穩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備進一步實現廣義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門檻”，這也是中國農業在目前條件下必須要實現的首要目標。

雖然無論是復合生態系統控制論，還是要素組合論、農業可持續發展論，其理論方法及其實際可操作性等均有待進一步提高完善，但它們畢竟是中國人自己探索開拓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幾點啟示

通過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觀點及其理論淵源的簡單回顧，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一）綜合研究世紀之交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無論是農業生態學家、農業經濟學家還是農業地理學家，越來越多的學者已不再把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問題簡單地看成是糧食問題或生態問題，而是從更為宏觀綜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問題。

為此，中國亟待形成一個全面綜合而又能夠切實解決農業發展問題的宏觀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體系或分析框架。這一理論不僅能客觀地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現實特點和實際需求，而且還必需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和實用性，以改變目前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大多是個案性、經驗性或實證性的空泛論述，很少能夠將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

（二）理論借鑒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難免帶有“西方中心主義”的色彩，因而運用其理論并不能“全面系統地解釋或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問題，尤其是西方學者很少有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對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律的認識，這就客觀決定了吸收、借鑒和運用西方農業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成果或發展經驗時，必須十分慎重，絕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盤移植。

幾十年來中國綠色革命推廣種植的幾種高產作物，雖然解決了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但卻付出了極其高昂的代價：生態環境的破壞、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這應引起我們的高度警覺和重視。因此，歷史不應再繼續重演，對于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只能是在對中國國情有一個明確認識和正確判斷的基礎之上，有選擇地借鑒和運用來自外部世界的理論和方法，在理論構筑上有所創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從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理論。

（三）新型戰略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無論是生態農業、現代化集約可持續農業戰略，還是農村“三化齊動”、生存發展戰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舊帶有濃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為色彩，這在實踐中必然會導致政府對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過度干預。因而，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只能是在正確體現“適度原則”的宏觀調控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個能夠真正反映農業可持續發展實踐要求和客觀規律，以促進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實現的新型戰略。這一戰略既要著眼于未來21世紀中國農村經濟長期穩定協調發展，又能促進中國農業與世界經濟的接軌調整，更能充分體現《中國21世紀議程》所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目標的政策取向。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對于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選擇這樣一個極為復雜的重要命題，絕不可能單純從一兩個學科視角或運用某一原理及理論透視剖析便能夠解決，只有綜合考察其影響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視角、多學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型戰略。這是時代的要求，更是未來的呼喚。

【參考文獻】

［1］Brown,L.R.1995.WhowillfeedChina——wake—upcallforasmallplanet.W.W.Norton&company,NewYork:96～97

［2］Gersovitz,M.1983.SelectedEconomicWritingsofW.ArthurLewis.NewYorkUniversity,NewYork:149～170

［3］Griliches,Z.1957.Hybridcorn:anexplorationintheeconomicsoftechnologicalchange.Economitrica(10):94～96

［4］Hichs,JohnR.1932."TheTheoryofWage".Macmillan,London

［5］Lin,JustinYifu.1991a.PublicresearchresourceallocationinChineseagriculture:atestofinducedtechnologicalinnovationhypotheses.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1):31～46

［6］Lin,JustinYifu.1991b.ProhibitionoffactormarketexchangesandtechnologicalchoiceinChineseagriculture.TheJournalofDevelopmentStudies(4):321～348

［7］Ohlin,B.1968.InterregionalandInternationalTrade.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89～92

［8］Ricardo,D.1955.On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In:straffa,D.TheworksandcorrespondenceofDavidRicads.CambridgeUniversity,Cambridge:27～38

［9］Schmookler,J.1966.InventionandEconomicGrowth.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62～74

［10］賁克平.對可持續發展農業的探討［J］.農村發展論叢，1997，（1）：14～16。

［11］蔡昉.區域比較優勢與農業持續增長的源泉［J］.中國農村經濟，1992，（11）：40～45。

［12］蔡昉，十字路口的抉擇——深化農業經濟體制改革的思考［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27－137。

［13］蔡運龍.持續農業及其中國態勢［J］.地理學報，1995，（2）：97～105。

［14］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國農學會編，常平生.農牧結合是發展有中國特色可持續農業的戰略需要［M］.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97，246～248。

［15］陳百明.中國土地資源生產能力及人口承載量研究（概要）［Z］.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13～19。

［16］陳成斌，中國農學會編.試論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A］.北京：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研究，1997，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53～55。

［17］陳飛翔.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和現實演變［J］.經濟學動態，1994，（4）：61～66。

［18］陳會英.中國農村產業結構演化問題研究［J］.農村經濟與社會，1991，（2）：20～26。

［19］陳武.比較優勢與中國農業經濟國際化［Z］.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162～163。

［20］陳錫康.中國糧食生產發展預測及其保證程度分析［J］.自然資源學報，1996，（3）：197～202。

［21］陳錫康.農業發展—21世紀中國糧食與農業發展戰略研究［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56～61。

［22］成升魁.生態系統與持續農業［J］.自然資源，1995，（6）：1～7。

［23］程序.中國應走“可持續集約農業”之路［J］.科技導報，1995，（11）：88～90。

［24］程序.可持續農業導論［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7.89。

［25］馮海發.中國農業的效率評估——理論·方法·實踐［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2。

［26］甘師俊.可持續發展創新：中國可持續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1998，48～52。

［27］高波.我國農業向持續農業轉化的政策選擇［J］.學術研究，1992，（6）：80～84，79。

［28］郭煥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5，2～9。

［29］郭書田.變革中的農村與農業［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

［30］郭瑋.中國工農關系研究［J］.經濟學家，1993，（1）：53～65。

［31］郭熙保.發展經濟學中農業發展思想的演變［J］.經濟學動態，1992，（9）：57～60。

［32］郭熙保.農業發展論［M］.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6～7。

［33］何煥炎.我國農村經濟邁入歷史發展的新階段［A］.張新民.中國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研究（農村篇）［C］.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7，45～55。

［34］胡鞍鋼.生存與發展——中國長期發展問題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1～12，88～91。

［35］胡偉.中國發展的比較優勢何在——超越純經濟觀點的分析［J］.戰略與管理，1995，（5）：69～78。

［36］胡希寧.西方發展經濟學近十年來的發展及理論思考［J］.理論前沿，1996，（14）：10～12。

［37］黃季焜等.邁向21世紀的中國糧食經濟［Z］.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8.267～268。

［38］黃季焜等.農業科技革命：過去和未來［J］.農業技術經濟，1998，（3）：1～10，49。

［39］黃青禾.資源約束下的食物系統［J］.科技導報，1991，（5）：28～31，62。

［40］將建平等.中國的“綠色革命”與持續農業［J］.科技導報，1993，（10）：54～55，24。

［41］靳光華.新經濟增長理論及其對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的啟示［J］.農業技術經濟，1998，（4）：1～5。

［42］康曉光.中國農業持續發展戰略研究報告［J］.戰略與管理，1998，（3）：62～68。

［43］康曉光.我國農業波動的政治與經濟分析［J］.戰略與管理，1998，（5）：71～75。

［44］康曉光.中國貧困與反貧困理論［Z］.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

［45］康曉光.2000～2050：中國的糧食國際貿易及其全球影響［J］.戰略管理，1996，（4）：37～48。

［46］康曉光.地球村時代的糧食供給策略——中國的糧食國際貿易與糧食安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1～9。

［47］康曉光等.農業與發展——中國農業若干問題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188。

［48］李伯溪.經濟發展改革與政策第一卷（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126～127。

［49］李澄等.工業化的成長階段與我國農業發展政策的調整［J］.學習與探索，1991，（6）：56～62。

［50］李翔.我國農村產業結構轉變的時間順序及其內在聯系的實證研究［J］.農村經濟與社會，1997，（3）：28～37。

［51］李享章.論雙重二元結構與農業［J］.中國農村經濟，1989，（2）：3～8。

［52］李應中等.中國農業區劃學［M］.北京：中國農業科技出版社，1997，114～116。

［53］林毅夫.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6～43，76～98。

［54］林毅夫.中國糧食供給能力的過去與未來［J］.戰略與管理，1998，（4）：82～90。

［55］林毅夫等.對趕超戰略的反思［J］.戰略與管理，1994，（6）：62～83。

［56］林毅夫等.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0～27。

［57］林毅夫等.中國農業科研優先序［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6，416～419。

［58］林毅夫等.資源結構升級：趕超戰略的誤區——對“比較優勢戰略”批評意見的幾點回應［J］.戰略與管理，1996，（3）：35～45

［59］劉葆金等.農業產業化與農業可持續發展［J］.農村經濟問題，1997，（11）：26～30。

［60］劉巽浩.關于農業可持續發展若干理論問題的探討［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5，（2）：80～84。

［61］劉巽浩等.集約持續農業——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抉擇［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3，（5）：263～267。

［62］劉則淵等.持續發展觀與產業生態化［N］.人民日報，1996－01－02。

［63］劉中一等.中國糧食的生產與流通［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7，：38。

［64］盧良恕.持續農業的興起與發展前景［J］.農業技術經濟，1992，（2）：1～4。

［65］陸大道等.中國區域發展報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22。

［66］羅必良.從貧困走向富饒［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1，369～389。

［67］馬世駿.經濟生態學原則在工農業建設中的應用［J］.生態學報，1983，（1）：6～11。

［68］馬世駿.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J］.生態學報，1984，（1）：1～9。

［69］馬世駿等.復合生態系統與可持續發展［A］.胡濤等.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研究［C］.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5，：2～8。

［70］木生.“農業可持續發展學術研討會”觀點介紹［J］.經濟體制改革，1998，（4）：125～130。

［71］牛文元.中國農業資源的可持續性分析［J］.自然資源學報，1996，（4）：293～299。

［72］牛文元等.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系統解析［M］.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100～101。

［73］牛文元等.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379～382。

［74］薩烏什金著，毛漢英等譯.經濟地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100￣101。

［75］施琳.論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從西方發展經濟學到中國民族經濟學［M］.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4，104～108。

［76］石玉林.依靠本國資源養活16億人口［A］.王先進主編.中國權威人士論中國怎樣養活好中國人［C］.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13～17。

［77］斯大林.斯大林全集［C］.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5～46。

［78］孫桂蘭等.生態農業技術導論［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1～2。

［79］孫頷等.中國農業自然資源與區域發展［M］.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94，145～147。

［80］孫鴻良.論中國生態農業的特點.原理及其主要技術［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0，（3）：3～8。

［81］孫鴻烈.充分利用我國各類國土資源，保障人民日益增長的食物需求［M］.王先進主編.中國權威人士論中國怎樣養活好中國人.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126～130。

［82］田淑慧.生態農業與我國農業的持續發展［J］.人文雜志，1997，（5）：44～47。

［83］佟屏亞.中國的高產農業及其可持續發展［J］.作物雜志，1997，（4）：12～15。

［84］汪衛民.中國生態農業的理論與實踐［J］.環境導報，1998，（2）：5～8。

［85］王貴宸等.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研究中的若干理論問題［J］.農村經濟與社會，1992，（3）：1～8。

［86］王宏廣.論要素組合理論指導農業現代化［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1，（1）：1～6。

［87］王宏廣.“生態農業”是不是未來農業的模式［J］.農經理論研究，1992，（1）：5～8。

［88］王宏廣.論我國農業持續發展的障礙、規律、對策與困惑［Z］.全國農業資源調查和農業區劃參考資料，1992，（17）：1～13。

［89］王宏廣.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對策.胡濤等.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研究.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5，148～160。

［90］王建武等.世界農業發展的新趨勢與中國生態農業［J］.開發研究，1995，（6）：39～40。

［91］王建武等.世界農業發展的新趨勢與中國生態農業（續）［J］.開發研究，1996，（1）：46～48。

［92］王如松等.現代生態學的熱點問題研究［M］.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30～31。

［93］王正平等.持續農業的核心是發展效益型農業［J］.科技導報，1993，（9）：46～48。

［94］吳天然.中國農村工業化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10～112，449～450。

［95］武麗石等.試論我國農業持續發展的問題與對策［J］.農業經濟，1997，（10）：14～16。

［96］夏英.貧困與發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9～104。

［97］辛德惠.對我國糧食問題與農業——農村發展戰略的思考.王先進主編.中國權威人士論中國怎樣養活好中國人.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7，54～60。

［98］邢廷銑.農牧結合種植模式及其發展戰略［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9，（1）：46～49。

［99］熊賢良.比較優勢戰略與大國的經濟發展［J］.南開經濟研究，1995，（4）：46～50，60

［100］薛暮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81。

［101］楊吾揚.區位論原理——產業、城市和區域的區位經濟分析［M］.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250～252。

［102］楊永華.論中國發展經濟學［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2）：7～12。

［103］葉謙吉.生態農業——農業的未來［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8，49。

［104］于建國.二元經濟與資源配置［J］.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9（4）：17～27。

［105］于秀波.中國可持續食物安全研究［D］.中國科學院博士論文，1999，17～18。

［106］俞忠英.論中國的二極經濟及其影響——兼論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與中國的經濟發展［J］.復旦學報（社科版），1994，（2）：21～26。

［107］袁從等.持續農業是生態農業的繼續與發展［J］.生態學雜志，1993，（2）：13～15。

［108］張法瑞等.關于可持續農業及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思考［J］.1997（7）：33～37。

［109］張建民.我國農村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取向［J］.經濟學家，1998，（2）：105～111。

［110］張克俊.可持續農業探討［J］.經濟問題，1995，（11）：18～19。

［111］張陸彪等.持續發展——農業現代化的主題［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1，（5）：18～21。

［112］張壬午.論具有中國特點的生態農業——我國生態農業與國外替代農業的比較［J］.農業現代化研究，1990，（5）：37～39。

［113］張衛建等.農牧結合在解決中國糧食安全問題中的作用［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1997，（4）：9～13。

［114］趙文昌.農業宏觀調控論［M］.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6。

［115］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系統生態開放實驗室等主編.馬世駿文集［C］.北京：中國科學院出版社，1995，2，290，296。

［116］周立三等.中國農業地理和土地利用的近期研究［J］.地理學報，1990，（2）：146～153。

［117］朱丕榮.中國農業與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J］.改革與理論，1996，（12）：27～30。

［118］朱澤.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糧食安全問題［J］.戰略與管理，1996，（4）：28～36。

篇3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層次分析法

一、礦區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1.礦區可持續發展系統的目標

建立評價指標體系是評價工作開展的先決條件。無論哪種評價的進行必然以存在一定的目標為前提。為此，在指標體系設計前，對礦區可持續開發的總體目標作出基本描述。

(1)資源：①資源開采適度②資源開采和利用效率高、效益好。

(2)環境：①環境污染程度低，污染治理措施得力；②生態系統破壞程度低，生態系統自然性、穩定性好。

(3)經濟：①經濟健康發展②經濟效益好：資源利用率、資金利用率、勞動生產率高。

(4)社會：①公平分配，適度消費，生活水平高；②限制人口發展在可持續發展水平上，注重人口素質的提高。

(5)智力支持：加大智力投資，加快技術進步。

礦區資源可持續發展評價從礦產資源的基本屬性出發，以量化的標準對礦區五大子系統展發水平及其協調性進行衡量，以此來判斷礦區可持續開發所追求的諸多目標的實現程度，為礦區資源可持續發展提供數據支持。

2.礦區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在對礦區系統演化規律認識的基礎上，遵從礦區資源的開發實際和總目標要求，結合礦區實際情況，確定以下指標體系。

目標層包括總目標層D及亞目標層D1及D2。D是根據亞目標及準則層各項指標經過處理后得出的定量指標，用以反應可持續發展程度。

準則層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環境保護、資源開發利用的水平及四者相互協調的水平，分別以P1、P2、P3、P4及P5來表示。其定量范圍也界定于0-1之間。當運用該值計算礦區持續發展程度D時，還要經過權的處理。

指標層包括的19項指標，分別用以表達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發展水平、環境保護水平、資源開發利用水平及四者相互協調水平。

標志經濟發展水平重要指標是資金利稅率u1及職工人均收入u2。考慮到經濟發展的關鍵是調整產業、產品結構、產品的附加值，因而將綜合開發及多種經營產值比重u3列入指標體系。還考慮到煤礦百萬噸死亡率u4是標志煤礦發展水平的特有指標，也列入指標體系。

社會發展以經濟發展為基礎，又能促進經濟發展，二者相互制約又相輔相成。社會發展包括眾多內容，具有概括性、代表性的指標由職工子弟入學率u5、職工平均受教育程度u6、人均住房面積u7、職工子弟待業率u8等四項指標。環境保護是礦區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礦區環境保護保護應以不損害礦區的發展、不危害人體健康為目標。因此，選取的指標為：塌陷土地復墾率u9、大氣質量u10、水質量u11和矸石利用率u12。

資源合理開發利用是礦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根據目前礦區實際情況，為調解煤炭資源的耗竭率及合理利用資源，將采區回采率u13、原煤入洗率u14、儲采比u15列入指標體系。

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環境保護及資源開發利用的相互協調，是礦區可持續發展的決定因素。因此選定社會發展投入、環保投入、資源開發利用投入增長率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的比值來反映協調水平，分別稱之為經濟社會協調系數u16、經濟環境協調系數u17及經濟資源協調系數u18。

目前國際上一般用環保投入占GDP的比重來表示環境發展的協調水平，80年達國家水平為1%-2%，發展中國家水平為0.5%-1%。為此設定該值超過1%將有利于可持續發展，小于1%將不利于可持續發展。因此將環保投入占GDP的比重u19；列入指標體系。

可持續發展程度是由多指標確定的，各項指標的屬性不同、重要程度不同，存在著不可公度性。應運用層次分析法確定各項指標的權重。

二、AHP層次分析法

層次分析法是一種多目標、多準則的決策方法。為使函數能夠真實反映客觀實際，關鍵在于依靠專家經驗確定相當于1到0的各項指標值。分別對19項指標進行隸屬函數及各項指標的隸屬度的確定。以u1為例：u1：資金利稅率目前經濟發展好的煤炭企業，其資金利稅率為16％～20％。設：理想值1相當于20％；最差值0相當于0。R1=1當u1≥20R1=（u1-0）/(20-0)當0將隸屬度及權重系數數據代入評價矩陣，計算得出可持續發展程度評價值，該值范圍為0-1具體表示為：0.85

參考文獻:

[1]劉思峰:區域主導產業評價指標與數學模型．中國管理科學，1998.

[2]蔣承菘主編:礦業城市與可持續發展文集．冶金工業出版社，1998:143-279.

篇4

（一）內部劣勢分析（W）

1.學費標準偏低，財務收入風險不容忽視。學院學費標準為3520元/人/學年，大大低于同類院校水平，而學費標準的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在校生中貧困生比例，導致學費、住宿費欠繳水平較高，應收學費壞賬比率不容輕視，而且貧困生助學貸款畢業后還款違約使得學院還需要承擔連帶罰款支出。2.教育成本投入居高不下。一方面，為了適應迅速增長的學院規模，引進了大量青年教師；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門對學生實踐能力考核要求提高，實踐教育和企業外聘教師比率大幅度提高，導致在編和外聘教師隊伍建設投入必然增加。與此同時，隨著人才培養要求不斷提高，各類學生教育、活動經費及招生經費投入水平不斷提高，日常運營成本日益增加。3.外部融資渠道單一，債務負擔較重。新校基建投資尚未全部完成，外部大額籌資主要來源于單一的銀行貸款，且受到行政性不允許增加學院債務規模因素的制約，外部籌資能力有限，限制了學院的規模發展。同時，學院較高的負債水平，使得已獲利息倍數、現金負債比等財務指標偏低，資金流動性水平較低，還本付息壓力較大。4.資金管理能力和使用效益有限。內部審計等部門缺乏有效的資金監管能力和機制；受預算水平不高、執行缺乏剛性等因素影響，資金使用效率有待加強。另外，科研水平較弱，產出能力有限。

（二）外部機會分析

（O）國家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加大對示范性高等職業教育院校的財政支持力度。社會對高級技能人才的需求和認可度日益增加。

（三）外部威脅分析（W）

1.生源競爭加劇，收入基礎受到沖擊。首先，近年來雖然社會高考錄取率逐年提高，但高考錄取絕對規模趨于減少，學生擇校的自主性增強；其次，學院辦學特色不明顯，人才培養缺乏核心競爭力，同類普通院校建設力度加大，而同層次院校間競爭加劇，高考錄取分數線有所下降，生源整體質量有所下降。第三，本科院校、社會性辦學機構、高級技工學院數量和辦學質量都在提高。因此，生源問題直接導致了財政性資金保障水平。2.辦學層次受限，學費標準突破難度較大。教育部嚴格控制院校升格，學院的辦學層次發展受限，無法將職業技術教育提高到本科層次，不僅難以提升學員核心競爭力，更是使得學費標準的提高受到限制。3.國庫集中收支管理力度加大，資金使用的靈活性受到限制。4.市場對人才培養的質量和要求在增加，國家對高等職業教育的辦學條件和指標限制逐步提高，為達到教育部評估指標要求，各項基本建設項目及實驗實訓基地建設項目仍需要持續大額投入。5.受宏觀調控影響，銀根收緊、利率提高，債務負擔有增無減。

二、S學院可持續發展的財務戰略

篇5

文化產業，比較權威的解釋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下的定義：文化產業就是按照工業標準，生產、再生產、儲存以及分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一系列活動。

（一）國外文化產業發展現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市場的各個角落也都充斥著文化產業資本的全球化競爭。這不僅表現在全球各國經濟方面的依存度不斷加深，同時也清晰地展示出各國文化產品的生產、流通和消費日趨國際化。文化產業作為一個國家“軟實力”顯示，在一些發達國家已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柱產業。在文化產業的發展方面，美國是毫無疑問的文化產業第一強國，其文化產業的生產總值已占到GDP總量的近四分之一。美國文化產業的發展主要得益于先進的技術和雄厚的資金支持，經過多年的發展，美國文化產業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組織機構和管理制度。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美國的文化產業顯示出了越來越明顯的擴張性，這不僅僅是對別國經濟層面的入侵，更是意識形態的占領。作為一個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法國的文化產業發展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政府高度重視發展文化產業，保護和利用資源的變化，特別是出版和電影行業，在歐洲文化市場上具有重要地位。法國的電影業久負盛名，號稱“世界電影之父”。英國的文化單位直接雇用了大約100萬人，間接從業人員約45萬人，文化產業從業人員占就業總數的5%。德國政府為提高文化產業的競爭力，給積極的政策和文化產業的資金支持。德國的圖書出版業是它文化產業的重要支柱，德國現有出版社2000多家，每年的營業額可達73億馬克以上。日本是我們的近鄰，二戰時日本幾乎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國民經濟已經崩潰，戰后重建過程中，日本以較快的速度完成了經濟的重新起飛，在20世紀末，日本的文化產業已發展成為其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在文化產業方面的發展情況來看，日本已領先世界其他國家，僅次于美國。

（二）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現狀

中國是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國，也是世界上唯一沒有歷史斷檔的文明古國。中國的文化產業發展雖然起步較晚，但其發展的速度很可觀，中國文化產業機構約33.87萬個，文化產業“核心層”雇用了278萬人。到2013年底，娛樂業、視聽產業、文化藝術產業支付約20億元，創值100多億元。中國文化產業1000億的市場規模已經為文化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國的文化產業發展面臨著巨大的機遇期，未來十年更是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黃金時期。

二、中國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方面存在的問題

文化產業的發展不只是簡單的繼承與推廣，在這中間不可或缺的一個命題是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文化產業領域可持續發展的理論命題，關系到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方向以及發展方式，關系到中國文化產業的大發展、大繁榮程度。目前，中國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文化產業供求關系水平偏低

自20世紀后期，中國的文化產業有了長足的發展，一方面，物質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促使老百姓文化娛樂需求迅速釋放；另一方面，各種新型的文化產品生產單位不斷產生，文化產業結構性變化頻繁，文化產業的發展速度不能滿足人們追求精神文化需求的速度，造成了較大的供需矛盾。例如中國的電影產業，無論是從管理的機制方面，還是資金投入的角度，中國的電影產業都在向好的方面發展和進步。但是現實的問題，依然要直面。如大多數國產電影的表現手法過于直白、畫面缺少現代化高技術水平的支撐、電影質量以及推廣方式不僅成熟等等。低水平的供求關系很難滿足人們急速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文化產業經營單位眾多，產業組織集約化程度不高

中國的文化產業格局產生于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長期以來形成了條塊分割，這就造成了中國文化產業經營單位繁多，集約化程度低，資源過于分散不均，不把經濟效益放在重要位置的突出特點。

（三）文化產業的傳統資源配置機制與市場化要求之間形成尖銳矛盾

1998年，中國政府的行政職能部門不再直接從事紙質報刊的出版等業務，數千家報紙和刊物被逼上市場運行的軌道。對于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從此，文化產業的改革，進入更快速的通道。然而，中國文化產業的資源配置機制仍面臨很多困惑，堅固的壁壘和分散的行業，市場需求的矛盾仍然突出。現代市場經濟的要求是一個三公（公正、公平、公開）的競爭平臺。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和貿易壁壘，文化產業走的是市場化道路，就必須按照市場的規律來運行。雖然中國在不斷地推動改革，但是脫離條塊模式，離真正的市場競爭還有很大的距離。

（四）文化產業資源潛力不能轉化為產業優勢

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有許多先天優勢。首先，全球來講，使用華語的人數為世界之最，中國的歷史文化在亞洲、東南亞、北美、歐洲的華人區都有廣泛的影響，中國文化在世界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廣泛的影響力。其次，中國有著其他很多國家不具備的特別悠久的歷史文化傳承，這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和無價的資源。問題在于，我們掌握眾多優質資源的同時，卻不能把它變為生產力，不能很好地駕馭資本市場和信息技術這兩駕馬車，使其拉動中國的新興文化產業。

（五）“WTO”規制與現行中國文化產業政策支持系統之間的矛盾

“WTO”是一系列的法律和政策，它所包含的協定、協議廣泛涉及到文化產業的各個領域，中國加入“WTO”以后，許多國內的法律法規與它的準則不盡相符，在符合中國國情的前提下，我們正在積極的與世界接軌。中國現行的文化產業發展政策基本上是由兩種體制改革過程中制定和形成的，我們要做的就是去除不符合現代市場經濟的糟粕。

三、中國該如何做到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文化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的重要體現。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作為中國重大的戰略課題，是值得理論界和實踐界所關注的。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是進一步傳承民族文化，是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力，是推動中國早日實現文化強國夢的重要保障。

（一）供需關系與結構對稱

人民群眾需要多樣化、高端化的精神生活需求，有了這樣的消費需求，客觀上就會刺激文化產業市場發展的多元化、高質化。中國需要解決文化產業市場供需關系不平衡的問題，從結構上梳理清楚不同行業、不同機構等之間存在的矛盾，從而消除我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前提障礙。再拿中國的電影產業舉例來講，我們可以通過合理引導資本向該領域流入，引進先進技術，吸引高端人才，調整監管手段等方式促進中國電影業向更加科學合理的方向發展。

（二）重視文化創新，促進文化產業的集約化發展

文化創意產業的內涵包括文化產業，文化產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是核心。談到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就必然離不開文化創新。我們僅僅擁有優秀的文化資源還遠遠不夠，我們還要將其轉化為產能。中國誕生于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的文化部門，早已跟不上時代的潮流，不能為市場經濟服務的機構應及早的、果斷地予以棄之。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應注重產業集約化、專業化的發展方向，這是文化產業做到可持續發展的合理歸納與整理。

（三）成熟的商業模式是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的保障

要保護好相關企業和個人的知識產權，維護好權益人的合法權益，保障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現代文化產業是市場，雖然中國是推動改革，但是服從僵化的條塊模式，是遠離真正的市場競爭。我們必須有勇氣消除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壁壘，建立一個成熟的經營模式，為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四）國際化是文化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趨勢

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絕不能禁錮在一片土地上，我們的文化創意、文化產品一定要走出去，走出國門。只有經得住國際化考驗，才能說明我們是成功的，我們的經驗是值得借鑒的。加入“WTO”，為的就是與世界接軌，走國際化的路線。發展需要一個過程，可以學到一些經驗，更多的時候是要摸著石頭過河。我們需要的是勇氣與智慧，學結已有的優秀的經驗，敢于破除陳規陋習，敢于“變法”，中國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是一條光明的道路，縱然前方挑戰不斷，我們也必須堅持。

四、結論

篇6

現代旅游是在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滿足后,主動追求更高質量的生活方式而出現的一種綜合性大眾活動,文化要素對旅游活動影響很大。

文化的內涵,一直是一個眾說紛紜的問題。筆者結合眾多學者的觀點和理解,總體上對文化的內涵得出以下認識:

1.文化的廣泛性。文化是一個大的范疇,包括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人們對文化多角度、多側面的研究也正說明文化內容豐富,外延寬廣。從不同視角可以把文化進行細分,旅游文化是其中的一個分支。

2.文化的層次性。文化具備特有的層次結構,包括表層的物質文化、核心層的精神文化、中間層的制度文化和中介層的教育文化。所以“物態文化和心態文化互為表里地對立統一于整個旅游活動中。而制度文化和行為文化則是由物態到心態的中間性過渡環節,具有承上啟下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制度文化是保證服務質量,提高旅游層次,促進旅游業健康發展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具有保證方向和指南的意義”。因此,深度發掘旅游文化內涵應當多方位、多層次思考。

3.文化的模糊性。由于文化涵蓋面廣泛,有學者提出文化天然就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其內容既具體又抽象,“模糊的文化和文化的模糊,使得我們在理解、研究文化時,有時不得不不求甚解”。理解和掌握旅游文化內涵必須分門別類,層層遞進。

4.文化的差異性和發展性。文化是歷史發展中各地區各民族實踐中創造的產物,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性。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文化作為一個不斷進行物質和信息交換的動態開放系統,在穩定與發展的對立中不斷實現自我保持和自我更新。文化與時俱進的發展進程中,人居于中心地位。要以人為本,客觀地看待由旅游人群流動帶來的文化交流,旅游客源地與目的地的文化差異并不能說明兩地文化孰優孰劣。

結合旅游產業理解文化,旅游文化不是旅游與文化的簡單疊加,它不僅僅局限在民族傳統文化的領域,也不是僅僅關注文化旅游這類文化表征比較明顯的旅游形式,而是要將旅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進一步揭示其內在的固有規律,以利于其可持續發展。旅游文化和一般文化形式相同,也包括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多層次結構體系,“既涉及歷史、地理、民族宗教、飲食服務、園林建筑、民俗娛樂與自然景觀等旅游客體文化領域;又涉及旅游者自身文化素質、興趣愛好、行為方式、思想信仰等文化主體領域;更涉及旅游業的服務文化、商品文化、管理文化、導游文化、政策法規等旅游介體文化”。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旅游的文化內涵,將使旅游文化建設更具目的性、針對性和實際可操作性。

二、文化在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1.先進的旅游文化引領旅游產業發展的方向。旅游是文化性很強的經濟產業,文化是旅游的靈魂,旅游的文化本質特征必然要求在發展旅游業的過程中優先發展旅游文化,用先進文化引領旅游可持續發展。現代旅游是旅游者為了滿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要而實施的一種高級消費,旅游者最大的收獲就是精神的愉悅和一段回味無窮的美好記憶,所以沒有文化就沒有旅游,旅游產品和旅游產業的經濟性、文化性是統一的。只有充分重視旅游產品的文化性,挖掘其文化內涵,展示文化特色,提高文化品位和文化含量,才能吸引旅游者,才能帶來旅游業的蓬勃發展。

2.文化是旅游經濟競爭的核心。旅游業的競爭本質上是文化的競爭,文化因素成為旅游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在旅游活動中,旅游者物質方面的需求是較低級的需求,易于滿足;但是其最終目標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屬于高級而復雜的需求,較難于滿足。由于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差異性往往為一個地域、一個民族所獨有,很難模仿和復制,可比性較低,易于創出自己的特色和品牌,形成發展旅游強有力的競爭能力,文化中所帶有的民族和地域的獨特信息,往往是不可再生也是不可替代的,突出旅游文化特色形成區域間文化特質,是培植旅游經濟核心競爭力的關鍵。隨著旅游開發逐漸向深度發展,文化象一只無形的手支配著旅游經濟活動,只有通過文化創新才能保持旅游經濟基業長青。

3.文化是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驅動力。知識經濟時代,文化經濟一體化是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重視文化因素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是世界性現象。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一份報告中強調:實現發展的動力實際上存在于文化之中,文化是發展的搖籃。國際旅游發展的經驗顯示,旅游業的收益越來越不依靠人數的增加,而來自于多元文化含量的旅游產品和特色旅游服務,旅游與文化交流結合程度愈高、旅游文化因素越多,旅游經濟越發達。以北京大觀園為例,從160萬元《紅樓夢》電視連續劇的制景費起家,不斷發掘紅樓文化,按《紅樓夢》小說中的菜譜開發紅樓宴、紅樓宴舞,靠挖掘文化內涵使得企業發展成為國內旅游企業的知名品牌。在旅游資源走過普遍開發階段之后,文化成為將旅游業發展引向深入的重要驅動力。

4.文化旅游是旅游產業的發展方向。我國旅游業在近年的迅猛發展,很大程度得益于我國悠久深厚的文化資源。2002年,海外游客對中國最感興趣的旅游資源調查中,五種游客最感興趣的旅游資源,文化類型就占了四種,其中對華僑的調查,文物古跡名列第一位。這體現了旅游對文化的依附性以及它本身具有的文化屬性,中國獨有的歷史文化延續性、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蘊、繁多的文化資源種類,有利于開發結構完善、選擇適應面廣的旅游產品,形成優質品牌。目前,文化旅游市場開發方興未艾,大力發展旅游文化、開發以文化為特色的旅游景點和旅游活動內容,可以滿足游客的高層次文化需求,是中國旅游面向國際市場和競爭的必然選擇,推進文化旅游的發展,才能使我國由旅游大國成為旅游強國。

5.旅游與文化相互作用。旅游者通過旅行活動,學習了解到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同時也將自己本地區的文化帶給了旅游目的地的居民,傳播和交流了兩地的文化。同時,為了吸引旅游者,旅游目的地也日益重視文化資源的開發和保護,這對于文化的發展無疑有著積極的作用。但是眾多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的有關研究結果表明,這種旅游者大規模持續來訪,對旅游目的地文化影響更多的是消極部分,最明顯的是使當地文化不正常的商品化,這類變化對于那些原本以獨具特色的文化和地方社會風情民俗為基本的旅游資源吸引旅游者來訪的目的地是致命的,它將使這些目的地失去原有吸引力,失去旅游產業持續發展乃至維持其基本生存的基礎。

三、旅游文化內涵建設促進旅游可持續發展

實現旅游產業利益最大化和不斷發展,關鍵在于開發利用各種文化資源,滿足人們對旅游產品和服務中的文化需求,在深度挖掘旅游文化內涵的過程中,建立產業良性的內部運行機制和外部發展關系,從而提升產業素質,獲得可持續發展。

1.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轉變旅游發展觀念。我國旅游業起步較晚,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提出“以旅游養旅游”、“五個一齊上”等發展思路,曾經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使人們對旅游從外事接待到事業再到產業的認識逐漸明晰,一些項目在一定時期內也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但是這種外延式擴張的粗放型發展,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對于旅游目的地的自然資源和社會文化資源造成的破壞難以用經濟數字來計量。科學發展觀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要求旅游產業發展從數量型轉向質量型和效益型,通過挖掘旅游文化內涵、提升產品附加價值,向深度發展。

2.堅持政府主導全面發揮旅游產業功能。我國現階段的生產力發展和旅游產業發展水平條件下,形成了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模式,并由此形成的政府主導、市場主體、企業運作、全民參與的產業發展態勢,在旅游目的地,旅游投資經營者、游客、當地居民三者之間的利益交織在一起,只有政府才能協調好他們之間的現實矛盾,追求并達到經濟效益和社會文化效益的統一,因此,政府管理部門要提高管理的專業化、科學化水平,摒棄短期行為,做先進文化的代表,引導當地旅游產業健康持續發展,并由此全面發揮旅游產業功能。

3.構建旅游企業文化營造和諧旅游環境。隨著我國旅游法制建設的逐步健全,促進了旅游市場環境的規范,但是旅游行業惡性競爭、虛假廣告、合同欺詐等各種短期行為仍然在侵蝕著旅游經濟本不健壯的肌體,嚴重威脅著旅游產業的長遠發展。營造誠信公平的經營環境,改善旅游行業形象,是旅游經營企業必須面對和思考的問題。依法治旅完善旅游法律法規建設,可以一定程度地規范市場秩序,更重要的是依靠旅游經營企業的自律,通過構建旅游經營企業的企業文化倡導誠信守法經營。

4.深度開發旅游資源以品牌促發展。旅游資源開發中的文化內涵開發是差異化競爭的重要手段。旅游文化資源開發利用的核心是文化創意,在分析地方文脈的基礎上確定文化的開發方向和主題格調,明確定位圍繞主題進行內容組織,進而通過旅游產品加以體現,并不斷豐富文化內涵,進行創造性的升級改造。其中,對旅游資源文化主題的感知和把握并經由旅游產品外顯是關鍵,其本質在于對旅游文化資源進行概括、發掘、升華最終凝聚區域特色的個性化精神,然后通過物化、創新,實現更深層次的整合,將文化內涵滲透、表現在旅游產品的各個層面,形成特色品牌,強化旅游吸引力。

5.重視旅游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做好前瞻性研究。我國旅游產業起步較晚,旅游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缺乏市場的縱深拓展能力;另一方面,羽翼尚未豐滿,恰逢中國加入WTO的巨大變革,剛剛蹣跚學步就面臨著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挑戰,客觀上使得中國旅游產業不可能亦步亦趨照搬照抄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同時,正是由于我國旅游產業發展的歷史很短,旅游產業發展的焦點集中在經濟領域,加上旅游對社會文化的影響不如它對經濟和環境的影響那么直接和易于察覺,往往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其結果才逐漸顯現出來,可一旦結果顯現,其后果也就無可挽回,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研究遠遠落后于旅游對經濟和環境影響的問題研究。我們必須重視這個現象并做好前瞻性研究,現階段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旅游接待地區社會文化商品化問題、傳統文化衰退問題、民族文化異化問題以及游客帶來的文化示范對旅游接待地的文化影響問題等等,從事這些研究的不僅包括旅游工作者,還包括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所以還應當重視做好成果共享和研究成果在實踐中的應用推廣。

6.加快人才培養夯實旅游產業發展基礎。旅游產業鏈較長,屬于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實現旅游可持續發展,必須加快人才培養,提高勞動者素質,充分發揮我國人力資源豐富的優勢。長期以來,我國旅游專業教育是置于經濟學范疇內的,旅游文化還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對旅游人才文化素質的提高重視不夠。而實際上旅游產品設計、資源開發和規劃、旅游服務都是基于文化基礎上的,但旅游從業人員文化層次偏低,對文化的認知度不夠,旅游文化內涵的“白化”環節缺失,無法做到幫助不同文化背景旅游者感悟旅游產品的文化內涵,旅游活動只能停留觀光的淺顯層面,不能適應現代旅游的發展要求。因此,要加快旅游人才培養,逐步從單純的生產性投資轉向人力資本投資,提高旅游從業人員業務素質,提高他們對所處環境的歷史文化、民俗風情的了解程度,既要做好服務員,又要做好講解員,通過每一位旅游工作者的一言一行給與游客全方位的物質和精神的雙重享受,提升旅游文化品位。

旅游產業是兼有經濟、文化、社會和環境四大功能的產業,但是一味追求經濟效益忽視文化及其他功能的現象在很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旅游資源的適度開發和永續利用要求提升產業素質,整合文化要素,進行品牌運作。要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研究精神文化,開發物質文化,打造制度文化和管理文化,推進教育文化,由政府以及與旅游產業有關各方參與,深度發掘旅游文化內涵,積極實踐,促使旅游產業走向成熟,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謝春山.旅游文化——中國旅游業參與國際競爭成敗的關鍵[J].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2001,(3).

[2]安宇,沈山.和諧社會的區域文化戰略:江蘇建設文化大省與發展文化產業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3]林永匡.弘揚優秀文化,強化陣地意識[N].中國旅游報,2000-01-17.

[4]李天元.中國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

篇7

（一）加強綠色財務管理工作能夠促進企業戰略的有效實施

綠色財務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決定著企業資源管理的有效性和企業戰略發展的正確性。因此，企業的綠色管理要從綠色財務管理工作做起，逐步完善財務管理制度，構建企業財務管理體系，實現企業的經營由資產經營向資本經營轉變，大幅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二）綠色財務管理可以使企業制定出正確的決策

加強綠色財務管理，提高財務人員的專業素質、職業道德、綠色發展理念，給決策層提供真實、可比性強、可持續發展的會計信息，促進決策層做出正確的發展決策，從而促進企業朝著正確的發展方向健康發展。

二、企業財務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許多領導并沒有認識到綠色財務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甚至有的企業的財務管理工作是由其他人員兼任的，財務管理混亂，財務管理效果沒有體現出來。那么，具體來說，企業財務管理工作存在哪些問題呢？

（一）財務管理目標不明確

企業的財務管理目標是企業財務活動所要達到的目的，是企業進行財務活動所期望實現的結果。目前，我國企業在財務管理目標制定中存在著財務管理缺乏科學發展觀、財務管理規劃無序、財務內控混亂等問題。這些因素都會導致企業內控能力不足、資源過度浪費以及戰略規劃偏差，從而影響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綠色發展理念薄弱

企業在以往的發展過程中通常只是盲目的追求經濟增長，不顧資源、環境和個人健康代價，一般只考慮短期經濟效益，不考慮生態環境容量和資源承載限制等條件，企業的規劃與發展對于自然環境保護以及資源浪費并無客觀正確認識，只對與自身收益相關的各項因素有所評估和計劃，從而導致了綠色財務管理與可持續發展無從談起。（三）企業財務管理人員素質良莠不齊。目前，我國企業管理模式是所有權與經營權一致，并占絕對領導地位，企業的投資者就是企業的經營者，這樣的管理模式必然會造成財務管理的混亂無序，擴大了企業財務管理的負面影響，不利于財務管理工作的順利開展。因此，企業缺乏引進高素質的、專業性強、具有可持續發展意識的財務人員，無法形成現代財務管理觀念，財務管理無法真正發揮其在企業管理中的作用與優勢。

三、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財務管理策略

（一）創新企業財務管理觀念

引入社會責任風險和環境風險的風險價值觀念。樹立現代綠色的財務管理觀念，提高經營管理者的思想認識，創新企業的財務管理模式和方法，才能保證企業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與社會環境之間相互協調共同發展的正確方向。傳統的風險價值觀念表明：市場經濟是風險經濟，投資者冒風險進行投資，預期的投資收益率應包括無風險投資收益率與風險投資收益率兩部分內容。成功的投資者應該在風險與收益的相互協調中進行權衡，以期獲得滿意的收益。傳統財務管理中的風險包含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兩大類，其中的經營風險是指因生產經營方面的原因給企業盈利帶來的不確定性，如供應商方面的風險、產品銷售方面的風險以及稅率調整、通貨膨脹、宏觀政策變化等方面的風險。財務風險是指由于籌資舉債而給企業財務成果帶來的不確定性。而綠色財務管理要求重視環境，樹立可持續發展理念，因此綠色財務管理的風險價值觀應進一步引入環境風險和社會責任風險。社會責任風險應該是由于企業不履行社會責任而帶來的企業價值或無形資產價值貶值的可能性。企業的發展必須不斷開發新產品、新技術，加強人力資源培訓與開發，增強企業的后勁與再生力。企業生產的產品或提供的勞務必須以環境效益為前提，拒絕損害社會利益的行為，提倡保護自然環境、改善生態環境提升企業品牌形象和社會聲譽。

（二）科學合理利用企業資源及保護自然環境

首先，合理確定企業的現金持有量。強化庫存管理，保障資金結構的合理；建立應收賬體系，規范產品購銷操作流程，能夠有效緩解企業資金緊缺的問題；其次，企業要有投資管理。在面向市場進行投資的時候要對投資項目進行分析，制定正確的投資決策；對內要加強人力資源投資，企業的發展需要一支高素質、綜合技術型的財務管理人才。再次，要規范企業投資程序，實行投資監理。財務管理人員要對投資項目啟動后的各個環節進行監管，降低企業投資的風險。最后，合理地對經濟成本、社會成本、環境成本進行核算與估計，保證企業的經營和投資行為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是可控、可恢復的。始終保持綠色理念貫徹到企業財務規劃和實施的過程當中。

（三）完善企業相關政策和法律法規

增強責任意識。鑒于企業發展存在的資金緊缺、抵御市場風險能力差等問題，國家應該加大對企業的資金、技術、政策方面的扶持力度。例如，建立企業信用擔保管理體系，降低企業融資難度，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建立社會化服務體系，政府應加強對企業的社會責任、環保意識方面的引導工作，改善企業的投資環境，引導企業財務管理、投資規劃朝著規范化、法律化、科學化、可持續方向發展。同時，提供環境保護意識培訓和技改方面的支持和幫助。

（四）提高財務人員素質

構建綠色企業文化。企業在認識到財務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之后，要努力提高財務人員的素質，培養一支專業的復合型高素質財務骨干隊伍。企業文化是在長久的經營管理活動中所形成的價值理念，綠色企業文化的核心是和諧的生態價值觀，是追求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的價值觀念。全社會應進行廣泛的環保宣傳和風險意識宣傳，尤其應加強對財務和管理人員的宣傳、教育，讓他們充分認識到環境保護及資源可持續利用對企業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充分認識到承擔社會責任對樹立企業社會形象的重要性，培養他們的綠色理念和綠色管理意識，樹立全方位、全過程的綠色管理新思想，在企業產、供、銷過程中，從資源籌措、投放、耗費到資金的收回及分配諸過程都要將資源節約、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社會責任風險、環保風險等理念貫穿始終，最終達到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五）構建完善的信息系統以及環境風險評價體系

隨著科技的發展，財務管理工作要提高其效率及建立風險控制體系，必須學會使用先進的相關管理軟件。構建完善的信息系統與風險評估體系，可以保證企業內信息的順暢流通，內外部環境的綜合評估，促進財務人員及時獲取各方面信息，配合各部門做好相關管理工作。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統和風險評估體系還可以有效減少財務管理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以及可持續性。例如，當出現環境污染風險事件、產品質量下降、存貨積壓或者應收賬款成本上升等現象時，就可根據具體形成原因，采取有效的風險管理措施，以減小危害。

四、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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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需要以自然生態環境、資源為其絕對永恒的自然基礎。城市人也不例外。保護城市自然生態環境、資源，使其能永續提供城市人世代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是當代城市人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是城市規劃、建設的首要任務和工作重點。只有將環境、生態保護意識融匯到城市規劃建設全過程，并積極采取措施加以保證，付諸實施，才能為城市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和創造條件。“生態城市”這一概念是在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人與生物圖”計劃研究過程中提出來的。前蘇聯生物學家場諾斯基、美國生物學家理查德．瑞杰斯特等學者分別對生態城市進行了研究。之后，國際上生態城市的研究蓬勃發展。1986年，我國江西省宜春市在總結我國生態農業幾個典型事例(生態村、生態農場、生態縣等)的基礎上，提出了建設生態城市的發展設想，并于1988年初開始生態試點工作，邁出了我國生態城市建設的第一步。

一、生態城市的內涵

何謂生態城市?從近年來國內外對生態城市建設的探索和實踐結果來看，生態城市的基本內涵應該是:在一定區域內，以生態環境建設和社會經濟發展為核心。道循生態學原理與生態經濟規律，把區域內生態建設、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生態破壞的恢復以及區城內社會經濟發展與城鄉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統一規劃、綜合建設。培育天藍、水清、地綠、景美的生態景觀。誘導整體、諧同、自生、開放的生態文明、孵化經濟高效、環境和諧、社會適用的生態產業，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段實、健康、文明向上的生態社區，最終實現區域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可持續發展和高度統一。

二、可持續發展

1987年世界環境和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損害后代人滿足需要的能力的發展。”生態城市是以可持續發展思想為指導的。同時兼顧不同時間、空間，合理配置資源。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保證其健康、持續、協調的發展。

中國目前的城市化水平約為29％，世界城市化規律表明：一個國家城市化水平達到30％以后，將進入加速發展階段。本世紀上半葉是我國實現“三步走”戰略目標的關鍵時期，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高速增長的勢頭，城市建設的速度還將加快。從世界范圍來看，據聯合國人居中心預測，世界城市化水平到加2050年將達到61％，21世紀可謂是真正的“城市化”世紀。但另一方面受資源、環境、人口等條件限制，人類社會在建設城市時，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中科院第一號國情報告指出：“中國未來必然受到三種基本態勢的制約：第一，人口規模規定了中國現時代和未來的消費基礎，人口增長規定了對資源及環境的壓力程度，人口素質規定了資源平衡和環境保護的認識水平；第二，中國土地資源的開發在其外延上已接近極限……；第三，中國生態環境的基礎具有先天自危特征……”。為此，我國政府于l994年頒布了《中國2l世紀議程——中國2l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以此作為我國可持續發展的總體戰略。并在1996年3月通過的《“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明確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兩大發展戰略之一。從可持續發展的戰略出發，縱觀我國目前的城市規劃與建設工作，應審慎地看待我國目前經常提及的所謂城市“超常規發展”的突進模式，決不能以犧牲地區環境品質和未來發展所需的生態資源為代價，用“向后代借資源”的方式求取一城一地局部的利益和發展，陷入短期突進，長期停滯的怪圈，而應該走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建城的路子。

三、科學規劃，合理布局

“天人合一”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道家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儒家講“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有這些，都表達了我們祖先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樸素思想。從最終意義上講，保護環境，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人類自身。規劃是指導城市合理發展、建設和管理的依據和手段，是“龍頭”。所以，確保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首先必須從規劃開始。區域規劃要根據發展需要和資源條件，給城市群或城市帶中的每一座城市準確定位，確保資源共享和優勢互補，避免無序發展，各行其是，甚至惡性競爭，造成水、土地、礦產等資源的浪費和對環境、生態的破壞。而每座城市自身的規劃，尤其在城市功能分區規劃中，應合理布置居住區、商業區和工業區的位置，充分保護好原有的江、河、湖、海和山、園、林、樹，融城市的現代文明于自然環境之中。城區開發應重視建筑與環境的融合，均衡分布，相互襯托，天然一體，避免過度密集，見綠插房。必須尊重人對自然的情感，充分利用好原有的地形地貌和自然界景觀，忌諱大挖大填或以人工“美化”代替自然景色，以實現“人—建筑—自然”的融匯這種建筑設計原則。城市規劃建設中要保護好自然地貌，強調自然景觀。充分利用氣候條件和鄉土樹種、花灌木等豐富資源建設“綠城”

四、生城市的發展策略

土地使用規劃應考慮與周圍環境的共生共榮，并應有相應的評估措施。考察基地與周圍環境的日照、風場等物理環境關系。考察基地與周圍環境之間的景觀整體性。考察基地與周圍環境之間的文脈連續性。交通運輸規劃應充分考慮當前現狀與未來發展需要，做到高效、合理、便捷，控制汽車數量。在制定交通規劃的時候，必須將環境與經濟要素納入其綜合評估范圍，包括對城市與自然環境影響的評估和對城市生態環境的評估以及節能降耗、減少污染等方面的評估。同時，應大力發展以互聯網為主導的信息產業建設，提高工作與辦事效率。理配置基礎設施，不斷提升城市功能。城市基礎設施的配套與完善，是城市功能得以發揮的保證。城市規劃要在現狀調查的基礎上對城市發展進行充分論證，慎密計算，統籌布局交通、給排水、供電、通訊、燃氣、熱力、環境、綠化、抗震、防災等各項基礎設施，使城市功能得到正常發揮。重新編制城市綠地系統規劃，建立整體性、多層次、立體式城市綠化系統。具體可包括城市公共綠地、居住區綠地、單位附屬綠地、防護綠地、風景綠地和道路綠化。并有效加以實施，努力提高城市綠化覆蓋率、綠地率及人均公共綠地占有面積。

考慮區域內水資源的自然循環與利用，創造有吸引力的易于接觸和使用的親水空間。建立高效的污染排放控制系統，即物質還原體系。包括工業廢氣和廢水處理率、達標排放率、固體廢物無害化處理率、污染物排放總量削減率、城市區域噪聲達標覆蓋率等內容。這是實現環境質量目標的保證系統。有效保護生態建設中的生物資源。即運用生態學的基本原理，借助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法律、道德等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從大國土的廣度、大生態的高度、大資源的深度，在開發利用生物資源的同時，致力于物種、遺傳及生態系統多樣性3個水平上的全方位保護，從而使生物資源各得其所、豐富多樣、生機勃勃。

結束語

新世紀的城市發展，應是以建立“安全、健康、有活力的生態城市”為目標，掌握自然環境資源的有效利用，公共設施的充分開發，城市文化和歷史的延續與發展，創造安全、高效、便捷、舒適、和諧的充滿活力的健康環境。如果我們逐步實現了思想的轉變、意識提高、觀念更新、理論深化、標準統一，就有了扎實的思想基礎和理論基礎；再通過實施明確目標、科學規劃、完善體系、協調監控、推進市場、公眾參與、營造風尚、城區合作等有力措施，生態城市建設將會穩健有序的進行。盡管任重而道遠，面對挑戰，只要我們堅持不懈地努力，一個個繁榮和諧的生態城市將會在中國出現。

參考文獻：

[1]宋增民《生態與環境》東南大學出版社

[2]吳良鏞《走向持續發展的未來》[J]3．城市規劃，1996，(5)：4—8

篇9

2004年，中國對外貿易進出口規模突破萬億美元大關，2007年突破2萬億美元大關，2009年貿易額已增至2，2072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貿易大國。下面是編輯老師為大家準備的東省外貿可持續發展的貿易。

廣東省作為我國外貿第一大省，進出口總額也在逐年攀升，2006年外貿總額首次突破5000億美元大關，2007年達到6340億美元，2008年接近7000億美元，2010年外貿額大約為7800億美元，其出口額占全國外貿出口總額的1/3。但是，在廣東省外貿規模不斷擴張的同時，與之而來的是貿易摩擦的不斷增加。據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的案件統計，2002年至2008年，廣東產品共遭受160多起貿易救濟調查，并且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涉案產品也從主要集中在輕工、紡織等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擴大到具有較高科技含量的彩電、相機、微波爐等機電產品。頻繁的貿易摩擦不僅對廣東產品出口造成一定影響，而且還對產業安全構成威脅，影響著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在國際貿易摩擦不斷加劇的情況下，選擇何種不招至貿易伙伴諸多貿易保護限制的貿易模式已成為不可回避的課題。

長期以來，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一直是我國外貿發展的主要理論依據。根據建立在技術差異基礎上的比較優勢理論和建立在要素稟賦差異基礎上的比較優勢理論，作為一個經濟發展水平落后的人口大國，中國應基于廉價勞動力資源，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進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但是，比較優勢理論基礎上的傳統貿易模式具有排他性和替代性，因為是局限于某種基本要素發展特定產業，所以一國特定產業優勢的強化和貿易規模的擴張，必然帶來別國相同產業的衰亡，導致其高昂的產業調整成本，因而會使伙伴國為保護本國的產業而強化貿易壁壘，甚至引發嚴重的貿易沖突。因此，以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傳統貿易模式，存在著不斷惡化自身外部環境的內在機制。

編輯老師在此也特別為朋友們編輯整理了東省外貿可持續發展的貿易。

篇10

關鍵詞:永續利用;林業可持續發展林業歷史性轉變;林業建設方針

林業可持續發展是對森林生態系統在確保其生產力和可更新能力,以及森林生態系統的物種和生態多樣性不受到損害前提下的林業實踐活動,它是通過綜合開發培育和利用森林,以發揮其多種功能,并且保護土壤、空氣和水的質量,以及森林動植物的生存環境,既滿足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又不損害未來滿足其需求能力的林業。可持續林業不僅從健康、完整的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良好的環境及主要林產品持續生產等諸多方面,反映了現代森林的多重價值觀,而且對區域乃至整個國家、全球的社會經濟發展和生存環境的改善,都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這種作用幾乎滲透到人類生存時空的每一個領域。

一、森林可持續經營的現狀

森林可持續經營是林業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沒有可持續經營的森林就不可能有可持續發展的林業。自1992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后的5年里，森林可持續經營進入了實質性階段，世界林業發達國家都開始調整和改造傳統森林資源管理系統的理論與技術，并組織研究和實踐森林資源可持續標準和指標體系。各國根據各自的國情和林情提出了不同的實現途徑。加拿大側重于林地生產力的保護，提出了以模式森林計劃為依托的林地綜合管理系統；美國注重人們對森林的整體需求，提出了生態系統經營；德國由于幾乎沒有原生林，大多為人工次生林，因而著重于回歸自然的人工林經營，即近自然的林業。許多發展中國家也采用森林可持續經營理論來調整各自的林業發展戰略著手研究和制定適合發展中國家的森林可持續經營標準和指標，促進林業的可持續發展。可以說，森林可持續經營的總目標是林業可持續發展，而對于實現森林可持續經營的途徑，以美國1995年《森林和林地資源的長期戰略規劃》為典

型，它明確了“管理生態系統------通向可持續性的工具”的模式。

二、林業在可持續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

林業是可持續發展的環境基礎。可持續發展必須遵循生態平衡準則，要在經濟―環境協調中求發展。森林是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基礎，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物質基礎。社會經濟的發展必須依賴以森林生態系統為基礎的環境而發展，否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森林是自然界功能最完善、最強大的資源庫、基因庫、蓄水庫和能源庫。科學與實踐證明，森林既有涵養水源、保持水土、防風固沙、調節氣候、蘊育物種等多種生態功能，又有貯碳釋氧、吸納粉塵、降解有害氣體、阻消噪聲、美化環境等防治環境污染功能。

1、森林能提高大氣質量。體現在：能有效地減緩溫室效應。

2、森林能有效保護生物多樣性。森林與物種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遺傳多樣息相關，地球上有一半以上的生物在森林中棲息繁衍。:

3、森林可防止水土流失。森林土壤對降水有極強的吸收和滲透作用，其穩滲速率一般在200mm/h，比世界上最大的降雨60mm/h還要大得多。森林的枯枝落葉層不僅可以吸收2―5mm的降水，還可以保護土壤免遭雨滴的沖擊。

4、森林能有效遏止沙漠化。林網超過10％，沙地植被蓋度超過0.3，沙暴的危害就會減少到最小限度。

5、森林可防止地力衰退。林木的根系能固持土壤，涵養水源，保持水土，吸收利用鹽分；枯枝落葉可增加有機質、腐殖質，能有效地改善土壤結構，提高土壤肥力。

6、森林能緩解水資源危機。森林是“綠色水庫”，森林及其土壤像“海綿”一樣可吸收大量的降水，并阻止和減輕洪水災害。可以促進水分循環和影響大氣環流，增加降水，起“空中水庫”的作用。據測算，森林蒸騰的水汽58％又降到陸地上，可增加陸地降水量21.6mm，占陸地年平均降水量2.9％。

7、森林能消除噪聲污染。據測定，100m的防護林帶可降低汽車噪聲30％，摩托車噪聲25％，電聲噪聲23％。

三、林業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林業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是由一個個具體的區域對林業發展的需求所決定的。一般說來,應當從森林所發揮的作用方面來考慮。而森林的作用受制于特定區域的社會意義和國民經濟意義,就其作用來劃分,主要體現在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3個方面。

1、林業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目標

林業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目標,強調滿足人類基本需要和較高層次的社會文化要求,持續不斷地提供林產品以滿足社會需要,這是持續林業的一個主要目標。作為社會經濟大系統的林業產業,擔負著為社會發展提供生活資料(燃料、食品等)與生產資料(原材料)的雙重任務。隨著全球范圍內不可再生資源的不斷消耗,森林作為主要的可再生資源,其滿足人類社會物質需求的作用是絕對不會消失的。人類對森林的社會、文化需求的不斷擴大,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總趨勢。滿足人對森林的多種需要和愿望,是林業的根本任務。

2、林業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目標

林業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目標,主要關注于林業生產者的長期利益。這里必須明確的是林業經濟可持續性的主體是林業生產經營者。當前就經濟利益的實現方式考察,主要還是通過為社會提供物質產品的形式,實現自身的利益,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林產品產量的持續產出。而林產品的產出,除了取決于林業生產力水平外,同時還受到自然生態環境的制約,更受制于非林業部門的影響。林業經營者經營的森林生態系統所提供的環境產品,具有經濟利益的外部特征,必然造成林業利益難以在市場條件下完全實現。面對這種情況,林業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目標,必須有其他實現途徑。最可行的方式,一是實行生態補償;二是國家扶持。因此,林業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必須保障林業生產者的經濟可持續性。

3、林業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