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船政文化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人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中最為重要的，人自身是獨立的個體存在，因為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識和感情，同時人因為需要存活在社會中，故而形成了團體，擁有了屬于團體的意識和感情。由于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文化素養、道德觀念，所以在進行現代行政管理是就會遇到很多復雜的情況，這個時候就需要通過傳統文化與現代行政管理進行有效的銜接來解決遇到各類問題。無論傳統文化的治民思想還是現代中國行政管理的治民思想，都離不開人民，要借助于傳統文化來規范、約束人民的行為，讓人民有社會正義感，積極投身于現代化建設、家庭事業中去，提高社會發展。

二、傳統文化在行政管理中的影響因素

1、傳統文化在行政管理思想中的反映

西方國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是現代行政管理的發源地，在行政管理中注重的是時效性、制度性、規范性，具有較強的制度性和規范性，由于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的管理思想多是剛柔并濟，提倡傳統的仁政，同時又強調法制，用道德和法制共同來治理中國的行政事務。中國一直強調要建設和諧社會，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一直是以禮待人，以禮安邦，凡事都是講究個情、理、法。講究人情是中國行政管理的一大特點，這與傳統文化中的孔孟思想有莫大關系，儒家思想提出的仁政就是讓凡事都講情理，不要追求苛刻的法律，在行政管理中有情有理。在現代中國行政管理中，工作者同樣以傳統文化中的正己化人來進行管理，管理的根據更有文化底蘊，讓管理更有人情味、更加融洽，不刻薄呆板。

2、傳統文化在行政管理目的中的體現

管理目標的設定往往是與利益直接掛鉤的，這樣就使得管理目標變得狹隘，管理目標的制定應該是要符合現代化社會發展進程的，要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要符合人民權益保障的，同時也要符合科學發展觀的，以此來實現中國夢，讓中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在制定管理目標的過程中，不能只是為了眼前的利益制定相應的管理目標。傳統文化有許多與現代中國行政管理相通的地方，尤其是儒家思想對現代中國行政管理的影響，讓行政管理目的更具人性化，不在只是可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更多的是結合實際情況進行更適合可持續發展的管理目標制定。當管理受到法家影響時，管理目標就變得更為謹慎，具有較高的規范性，并會因為蠅頭小利而降低管理目標，堅持遵守規范性，拒絕越雷池半步。當管理目標受到道家影響時，管理目標就變得更具備道德性，堅持根據社會經濟的發展制定具有道德性的管理目標。

3、傳統文化在行政管理方式中的運用

傳統文化對中國行政管理的影響在于，傳統文化必然要與管理過程進行相融合，這是根據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要求所進行的。中國現階段社會發展過程的要求就是進行和諧社會的發展，這就相當于道家思想所提出的“無為而治”，在進行管理的過程中，將更多的實至權利下放到個人手中，這樣會更為有效的發揮各個環節的管理機制，更為有效的提高整個管理過程的能力，進而提升管理的實際效果。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強調“人性可朔”人的性格都是會根據周圍的人或事物發生改變的，管理者在管理過程中運用的方式是完全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性格的，所以在管理的過程中要盡可能的根據不同事件的特性進行具體的管理措施。

4、傳統文化對人民群眾的管理背景

古代選拔人才通常是通過科舉制，同時以舉孝廉、推大儒來進行國家人才選拔和召集。讓這些人才參與到國家的行政管理機構中，讓這些賢明人才發揮自己的才能服務于國家，服務于人民。兩千多年前的孔孟提出的儒家思想就是提倡“舉賢才”來治理國家，讓有德有才的人來進行國家的行政管理。傳統文化中還提倡儒家的仁政思想，治理人民群眾要合理利用道德和法制來管理人民群眾，讓人民處于一種德、法結合的社會，在這個環境下約束自己的行為，樹立正確的人格。傳統文化管理人民的背景同樣適用于今天中國的行政管理中，也為中國的行政管理提供了文化依據。借古通今是完善現代中國行政管理的有效途徑，當代中國的行政管理更應德、法相結合，在社會樹立一個充滿正確價值觀的大環境，讓人民群眾自律，有正確的價值觀。同時行政管理也要與時俱進，不斷完善法制，制度性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保護人民的權益，最大化有利于實現民主國家。

5、傳統文化在行政管理中的負面遺留

傳統文化中也存在一些客觀問題，比如重形式，輕效率；重權利，輕人民；重等級，輕民主；在現代中國行政管理中這些情況屢見不鮮，新聞報道的釣魚執法、、效率低下、營私舞弊等。這些傳統文化負面的遺留都與中國現代行政管理相悖，在現代行政管理中要摒棄這些，學習傳統文化中好的方面，提倡德政，讓人民生活在一個和諧的社會之中，更好地發揮行政機構的效能，才是社會進步與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的有效途徑。中國是世界的一員，要時刻緊跟世界的變化，同時也要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尋找自己的發展方向，在全球競爭日益激烈保持快速穩定的發展。

三、結束語

篇2

1.自強不息奮發進取的精神內涵在思政教育工作中構建群眾的積極人生觀，提升群眾自立、自強精神顯然具有積極的意義。

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的精神，從本質上來說，體現了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而現代社會同樣呼喚奮發向上，積極進取的精神，因此在思政教學內容上，要積極引入傳統文化內容，從而實現對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豐富，而融入了傳統文化基因的內容，對于群眾的學習來說，也變得更加容易接受，從而逐步構建和整體民族精神一樣的奮發向上的進取精神。

2.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對于思想政治工作中涉及到愛國主義教育無疑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隨著社會改革的不斷深入，現代社會更加強調人民利益、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對此只有人民群眾的內心始終將國家、民族和人民放在心中，群眾個體人生價值的體現和實踐必須要建立在國家利益和民族以及人民群眾的利益基礎上。在現代思政教育體系中，要大力開展這種愛國主義教育，就需要積極引入傳統文化的愛國主義情懷，并對這些內容進行科學合理的融入，并結合當前社會發展的現狀來進行創新和傳承，才能夠更好的豐富現代思政教育內容體系。

3.傳統文化中體現的以人為本、修身齊家的人文精神對現代思想政治工作中涉及到人生觀教育教育方面無疑提供了充分的精神積淀。

我國長達五千年的傳統文化長河中，人道主義精神始終發出璀璨的光芒。重視自身素養的修煉，尊崇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這對于開展人生觀教育，促進群眾思想素質的提升顯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就算是經過時間的檢驗，現代社會同樣需要這種修身精神和以人為本的發展精神。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內容中，引入這些優秀的文化基因，就能夠更好的為現代思想政治工作作出更好的服務。

4.傳統文化所注重人際關系中的道德倫理調節，對于促進社會主義新型人際關系的構建無疑起到了積極地指導作用。

和諧社會的核心就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個體和集體等不同關系的和諧。個人要和社會以及集體保持高度的和諧統一。雖然歷史的車輪不斷向前，但是我國五千年文化形成的人際關系卻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內容，對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積極引入這種和諧的人際關系思想內涵，對于提升我國思政工作水平無疑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發展傳統文化，有效提升思政工作水平的幾點措施

1.對廣大群眾開展正確的“三觀”教育。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發展，西方的很多思想觀念對于我國群眾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影響，比如叔本華的宿命論、尼采的唯意志論以及薩特的存在主義等這些思想理論體系，開始對我國群眾構成了明顯的影響，這些理論體系中往往受限于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不可避免會存在著一些糟粕，對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對這些西方理論進行重新加工，取其精華，并積極結合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從而為構建群眾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提供重要的內容基礎。

2.科學利用教育資源，并開展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活動。

只有通過具體的實踐活動，才能夠更好的引導流行文化，同時也能夠滿足受教育者求知的需求和欲望。理論的說教往往會讓思政教育變得非常蒼白，而結合實踐活動的理論教學，則能夠讓群眾更好的理解傳統文化的價值內涵，以及培養群眾正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而促進他們的思想體系不斷成熟。

3.在社會大眾的傳播方面，要注重輿論導向，規避不良思潮的影響和泛濫。

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人們群眾接受外來思想變得更加容易，而這些外來的思想既有其正確性，但是也帶有非常明顯的糟粕，比如西方的享樂主義、拜金主義都會對現代青年構成非常負面的影響，如果這些不良的思潮泛濫，無疑會對思想政治工作帶來嚴峻的挑戰。因此作為社會媒體要對這些思想進行批判也引導，積極挖掘外來思想的積極內容，同時結合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基因，并結合生動的實例來進行說明，這樣才能夠有效的讓群眾遠離腐朽思想和粗俗文化，擺脫低級趣味，從而樹立正確的“三觀”。

三、結束語

篇3

論文關鍵詞:古箏民族樂器跨文化傳播

大約從東漢起，箏就傳人了貴州高原。這是中原封建統治王朝政治勢力向貴州地區擴張后漢文化向邊緣地區傳播的結果。但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箏并未扎根于貴州少數民族文化土壤中，成為民族樂器大家族中的一員。從傳播學角度說，這是一種無效傳播。

文化在不同文化體系間的傳播是一種跨文化傳播。民族是一種文化群體，因此跨文化傳播的一種表現形式是某種文化的跨民族傳播。跨文化傳播分為有意傳播和無意傳播等形式，從傳播結果看則可分為有效傳播和無效傳播兩種。有意傳播是一種有意識的目的性很強的傳播，無意傳播是一種雖然傳播者沒有傳播意圖，但由于某種原因，傳播者與被傳播者發生接觸，被傳播者吸收了傳播者的文化，使文化傳播在無意中發生效果的一種傳播。有效傳播指所傳播的文化被對方接受，成為對方文化的組成部分，而無效傳播則指雖然有傳播行為或不同文化體系的人群發生接觸，但一方的文化未對另一方發生影響、被對方接受的傳播。

古箏未能成為貴州少數民族樂器文化的組成部分，這是跨文化傳播無效的一個典型案例。對此進行深人分析研究，對進行有效的跨文化傳播，無疑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為什么古箏沒有成為貴州少數民族樂器?過去，學術界沒有人對此做過分析。在本文中，筆者試作初步的探討。

上世紀70年代開始，貴州境內陸續發掘出了與箏有關的文化遺物。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貴州黔西縣境內東漢墓中發掘出一尊撫箏俑，高11.2厘米，身穿右枉長袍，箏橫置于雙膝之上，低首，作跪坐撫箏狀，陰線刻畫出衣紋及弦(見《貴州田野考古四十年》230頁)。1975年，在興仁縣雨樟區交樂鄉的漢墓中發掘出了一尊撫箏陶俑，頭著巾嘖，身著右枉寬袖服，內著圓領衫，高鼻大嘴，唇上留著短胡須上身微傾，雙膝并跪，身前置一箏，琴身一端斜伸向左前方著地，左臂前伸，右臂內曲，以掌沿及中指、無名指、小指觸弦面，拇指、食指捏作圓形撥弦弄琴，聆聽沉思，似乎正陶醉于自己彈奏的音樂聲中(見《貴州田野考古四十年》245頁)。1991年12月，在貴州仁懷河馬東漢磚室墓中發掘出的“仁懷撫箏俑和聽琴俑”，由灰砂紅陶塑燒而成。其中一尊高27.5厘米，寬25.5厘米，頭著嘖，身穿寬袖長袍，盤腿而坐，琴平置于膝上，雙手撫琴，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另一尊聽琴俑高24厘米，寬17厘米，為一成年女性，身朝前微傾，頭向右斜，凝神屏息，側耳聆聽，顯出一副神態祥和的樣子，仿佛被悠揚的琴聲打動(見《貴州文博》1993年1,2合期《仁懷合馬東漢磚石墓清理簡報》，顧新民執筆)。貴州黔西文史館收藏的“黔西托箏俑”是一位雙手托箏的少女將箏高舉過頭，或彈奏，或獻給地方。貴州赫章縣可樂鄉出土的搖錢樹纏枝右下角的鏤空花撫琴圖，從線的形狀看，可能是古箏。古箏與古琴外形有著明顯的區別:1.古箏底板平，而面板較拱，形成較大的共鳴腔;而古琴的面板較平，共鳴箱較小。2.古箏有前梁和后梁，而古琴則沒有后梁。箏與琴還有很多不同，茲不贅述。古箏并非貴州的“土特產”。漢元帝黃門令史游《急就篇》(三):“竿瑟莖侯琴筑箏。”注:“箏，亦小瑟類也，本十二弦，今則十三。”漢應邵《風俗通》:“箏，謹案《禮·樂記》，五弦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按;涼州在今甘肅一帶。公元前121年，漢武帝開辟了河西四郡，即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武威，即武功軍威之意，因此而得名。當時武威郡下屬姑減、張掖、武威、休屠、次、鶯鳥、撲、溫圍、蒼松、宣圍10個縣，治所在故減。元封五年(前106)，分天下為13州，各置一刺史，史稱“十三部刺史”。武威郡屬涼州刺史部，涼州之名自此始。意為“地處西方，常寒涼也”。三國魏黃初元年(220)，魏文帝置涼州，一直到西晉，姑減均為涼州治所。東晉，十六國時期，前涼、后涼、南涼、北涼及唐初的大涼，都曾建都于此。并州在今山西境內，古屬冀州之域，虞舜以冀州南北太遠，分置并州。應邵曰:“地在兩谷之間，故曰并州。”夏仍為冀州地，周曰并州。《周禮·職方》:“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蔽曰昭余祁，曰淖沱、嘔夷;浸曰沫、易。”據《輿地廣記》載，周并州包括今山西全境和河北、內蒙部分地區。

上述記載表明，古箏在漢代就已廣泛流行于今甘肅、山西一帶，其產生的時間還可上溯。據文獻記載，古箏至少在2500多年前便已存在。由焦文彬先生所引《甘州府志》(清·王曾翼撰)中的“樂操土風，而以占德，柑擊彈箏，本秦聲也，西睡最尚”這句話可知，在西周年代，秦人聚居西睡之時，箏就用來作為占卜、伴唱的常見樂器，為秦人所崇尚。到了漢代，古箏被納人宮廷作為宮廷樂器，古箏曲也成為宮廷中演奏的樂器，在宮廷樂府所采集的各地民歌中，皆有用箏的歷史。東漢文人中贊揚古箏的作品也不鮮見，如古辭《善哉行》中有“以何忘優，彈箏酒歌”。張衡的《南都賦》中“彈箏吹笙，更為新聲。”侯瑾在他的《箏賦》中說“享祀祖先，酬醉嘉賓，移風易俗，混同人倫，莫有尚于箏者矣。”

古文獻對古箏所謂“五弦筑身”的描述，“筑”通“竹”，是說箏是一種用竹制作的有五根弦的樂器。它的形制和流行經過了一個發展過程。從黃帝時代生產出來的第一代音樂—樂舞開始，樂器作為音樂表達的工具，便已存在。在音樂形態的發展變化中，器樂逐漸從三位一體的歌舞樂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藝術門類。在華夏大地幾千年的音樂發展史上，先民發明了數以千計的樂器種類。伴隨著先民在音樂活動中對音色和音樂表現力的追求，這些種類紛繁、豐富多彩的樂器不斷優勝劣汰。古箏這種源于“大竹筒”制作的五弦彈撥樂器，經受了大浪淘沙，不斷地進行自我發展、自我完善，最終以其優美的音色和豐富的表現力獨樹一幟。到了隋唐時代，由于經濟、政治、文化的空前繁榮，音樂文化呈現出光輝燦爛的景象。此時的古箏(近代以前稱秦箏)，在中原地區已經發展到了一個輝煌的高峰，出現了“本車看牡丹，走馬聽秦箏，’(白居易《鄧舫張穩落第詩》)的繁榮局面。其實，這并非是一種偶然的現象，早在隋唐以前的數百年間，從古箏的產生到逐步發展，已為這一繁榮景象奠定了基礎。

流行于中原一帶的古箏隨著中原封建王朝政治勢力的擴張向各地傳播。貴州少數民族地區出土的漢墓中發掘出來的撫箏俑，說明至遲從漢代開始，古箏這種樂器就隨著漢朝的軍隊和官吏到了今貴州一帶。

貴州自古以來與中原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聯系，主要通過兩種方式實現。

首先，封建統治王朝對少數民族的軍事征伐。據文獻記載，中國古代史上的統治者對貴州這個地處偏遠的“荊蠻”之地曾有過幾次征伐。《今本竹書紀年》說:“(武丁)三十二祀伐鬼方，氏羌來賓。”《易地既濟》說:“(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庫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辭》說:“貞王勿乎婦好往伐鬼方。”這些都是明證。今貴州就是鬼方的主要部分。伐封時，建古樣柯國(春秋時期的貴州)，“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齊桓公曾言:“南至吳、越、巴、群柯……之國，莫違寡人之命。”《(管子·小匡)》史載，楚頃襄王時，派莊躊西征，夜郎戰敗迎降。

其次，為了加強中原封建王朝對貴州地區少數民族的控制，統治者施行“募豪民田南夷”的屯田制度，大量漢族官吏、軍隊和民眾不斷向貴州遷徙。秦代，秦始皇為削弱并消滅地方割據勢力，建立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曾遷中原地方的豪富散居各地。漢武帝開通西南夷后基本將貴州地區納人了漢朝的行政管理范圍。為利于全國的統一，他對夜郎侯多同“喻以威德，略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史記·西南夷列傳》)并推行移民屯田政策，遷徙不少官僚、地主、商人到貴州。為加強中央與西南地區的聯系，他開辟交通，設置郵亭，進人夜郎地區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中，不少人被賜予土地，封以官爵，子孫世襲。這些遷人的移民，帶來了中原地區的漢族文化，其中自然包含了樂器—箏。

藝術是社會現實的反映。之所以有了現實生活中的古箏，才有了民間制陶藝人的反映古箏彈奏的陶工藝品。在縱橫幾百公里的漢墓中貴州各縣發掘出反映古箏題材的陶藝作品，也說明當時古箏被帶到貴州后，流行地域相當廣。殉葬物件一般應是死者生前喜愛之物，與死者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不太可能隨其進人墓葬。以此推測，以古箏作為殉葬物的死者，生前可能就是喜愛彈奏古箏的人。音樂在中國古代的社會功用有很大的廣延性，統治階級把它作為道德教化、政治馴化的工具，封建文人以之作為修心養性的必備之物，民間百姓用來從事風俗活動，作為封建儒家文化代表人物的孔子，尤其崇尚音樂的道德教化和政治馴化的功用。自莊躊王滇，到秦及西漢在貴州地區設置郡縣，開發西南，華夏文化的主流，便隨著秦漢的大一統態勢和一批批漢人的遷徙而逐漸向全國滲透，貴州也不例外。此時的古箏，已不是雛形時期那種“五弦筑身”的形式，而是一種構造較為復雜、表現力較為豐富并被朝野廣泛采用的樂器。“罷默百家，獨尊儒術”的漢武帝，在開發邊疆，經營西南，從政治、經濟、文化上對西南地區實行統治時，那些按照皇權意圖遷居到貴州的“使者”，自然不會將古箏這一令朝野人士青睞崇尚的雅器束之高閣。

古箏被帶到今貴州地區后，似乎并未被少數民族吸收。從出土地點看，古箏分布地區主要居民為少數民族，如布依族、彝族、訖佬族、苗族等。這些都是貴州的世居少數民族。根據漢文獻記載，貴州歷史上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夷多漢少”，少數民族人口長期占貴州總人口的多數，這種情況到清代才逐步改變。在這塊土地上，各民族雖也曾發生過紛爭，但總體上是和平相處的。由于民族間的交往，文化也相互影響、相互借鑒，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音樂文化也是這樣。比如，AJr:吶、簫、笛、饒、錢、二胡等樂器在各民族中皆流行，銅鼓、月琴也在部分民族中同時流行。但是，貴州各民族樂器中，惟獨沒有古箏。到目前為止，也尚未發現漢文獻或少數民族文獻對各少數民族使用古箏的記載。這說明，古箏雖然早就傳人貴州一帶，但似乎并未對貴州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產生影響。從貴州各縣出土的表現彈奏古箏的陶傭的服飾看，均為漢代中原一帶服飾。比如男子頭上著岐，身著寬松的袍。嘖是一種包頭巾，初為民間所服，至西漢末上下通行。《急就篇》(二):“冠嘖答簧結發紐。”注:“債者韜發之巾，所以整靖發也。”漢代的男子大多穿寬松的袍服。這些情況表明，古箏使用者并非當地少數民族，而是從中原進人貴州的人士。

為什么古箏沒有被少數民族群眾吸收，從而成為少數民族樂器中的組成部分?筆者在此試作分析。

首先，古箏“身份高貴”，而民族和階級壁壘使其難以成為少數民族廣大普通民眾享用的樂器。

古箏作為一種古老樂器，戰國時期就己盛行于“秦”地。司馬遷的《史記》所記載《李斯列傳·諫逐客書》中，述及秦國樂舞的一段說:“夫擊甕，叩擊、彈箏、搏脾，而歌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叩擊、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箏乃“真秦之聲也”，因此歷來就有“秦箏”之名。文中值得我們推敲的地方，就是“擊甕、叩擊”與“鄭衛桑間”對舉，而“彈箏、搏辭”又與“韶虞、武象”對舉，以及接下去的“今棄叩擊、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這樣的文字。在這里，作者的對舉顯然不是為了文采，它反映的是“樂”與“舞”的形式和內容，所謂“鄭衛之音”，就是“桑間淮上”，指的是鄭國和衛國的民間音樂，由此可見“叩擊、擊甕”乃是秦國當時的民間音樂，“韶虞，，即“韶簫”，也就是孔子聽了后贊之為“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據說此樂為大虞所作。這音樂顯然不是民間音樂，而是宮廷音樂。由此可見，至遲于贏政當政之時，秦國已用“韶簫”替代了箏，可見箏原屬于秦國宮廷所用的樂器。到了漢代，也是主要的宮廷樂器。

當中原王朝的軍隊、官吏以及中原漢民來到今貴州一帶少數民族地區后，從民族關系看，“華夷”之辨的民族觀使他們不能平等地對待少數民族。在他們看來，少數民族不過是一些尚未開化的野蠻人，而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懷著歧視和防范心理，這些進人貴州地區的中原人就與各少數民族民眾有了很深的隔閡，不可能打成一片，他們帶來的古箏也就難以被當地少數民族接近和接受了。

為了加強對少數民族的統治，中原封建王朝也通過拉攏少數民族上層的方式以達到“以夷治夷”的目的，比如漢武帝對夜郎侯多同就采取“喻以威德，略為置吏，使其子為令”的策略。但從中原封建王朝的角度來看，少數民族整個都屬于被征服者、被統治者，少數民族上層對于少數民族普通老百姓來說，也是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這雙重的階級差異，也構成了古箏在少數民族中傳播的深深鴻溝。

其次，古箏形制不利于它在少數民族中生根發芽。

篇4

論文關鍵詞：沈從文；文學創作：道家自然觀；人化的自然

沈從文的文學創作與他生活的自然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在生態學中，“生境”fhabitat)又稱“棲息地”．是生物個體或種群所處的特定環境．比一般說的環境更為具體從心理學的意義上講．除了遺傳基因．兒童時代的早期經驗在一個人個性的形成中發揮著極大的作用對于一個文學家、藝術家的生長發育來說，早期經驗更具有重大意義．它可以持久地影響到文學藝術家的審美興趣、審美情致、審美理想，而如此重要的早期經驗正是從一個文學藝術家童年時代所處的“生境”中獲得的正如托爾斯泰在晚年時向人們訴說的：“孩童時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記憶里．在靈魂深處生了根．好像種子撒在肥沃的土地中一樣．過了很多年以后．它們在上帝的世界里發出它的光輝．綠色的嫩芽”。

自然環境對于作家童年心靈的濡染．沈從文算是一個典型的例證沈從文出生在封閉而又美麗的湘西風凰縣．那里山清水秀．風景秀美童年的沈從文盡管受到學校和家庭的禁錮．但是他還是想盡一切辦法沖破這種牢籠．沉入到自然界中．沉人到社會人生中頑童沈從文對書本以外大干世界充滿好奇和渴望．這使他能超脫學校與家庭的束縛．甚至是摧殘而進入與自然山水．自然人生融為一體的身心兩自由的境界．而他對自由的追求首先表現為與自然山水的親近。沈從文的童年一直在湘西度過，20歲后他才到北京求學．然后在郁達夫、徐志摩的幫助下開始文學創作。于是。童年靜美的生活記憶．故鄉淳樸的民俗風情．一齊涌出沈從文的筆端湘西的淳樸民風和秀美的山水風光造就了其陰柔內向，酷愛幻想的氣質特征，這種性格特征決定了沈從文對湘西“人生形式”的追求和對“鄉下人”精神的張揚這一心理傾向．表現在他的創作中．就有著明顯的心理傾斜：對“鄉下人”的“人性”的贊揚和對“城里人”的諷刺沈從文經常自詡為“鄉下人”或“鄉巴佬”．以與城里人相對照在沈從文看來．“湘西世界”是美于“城市文明”的．他用富有濃厚鄉村氣息的筆觸和傳統的情操同“現代文明”相抗衡．在自我慰藉中達到心理的平衡這一點既不同于艾蕪的邊地作品．也不同于勞倫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表現對純粹自然的崇拜和原始淳樸的懷戀。

在談到《邊城》的創作時，沈從文曾說：“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重桃源上行二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市中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連在一起時．各人應有一份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這種通過個人的哀樂而達到人類之愛的企圖不正與道家“自愛”與“愛人”精神如出一轍嗎?在沈從文的小說中．人物極其平凡普通．然而正是這些平凡普通之人卻具極高的心性．他們與世無爭．自珍自愛卻又能與世共融．他們對生活始終充滿熱情和執著．他們是精神上的“貴族”《邊城》中擺渡的老人因為精神世界的豐富與敏感．被儺送二老誤認為“彎彎曲曲”“不利索”，過渡人給的錢．他堅決不收，有時推卻不了．他也決不占人家半點便宜．必用這些錢買些茶葉和煙草供過渡人享用在外人看來，老頭是助人為樂。是愛人，而在他自身恐怕首先是求得心里安穩與平衡．是出于自珍自愛．所以在這里自愛與愛人達到了高度的統一。

重自然是沈從文對道家精神的認同重視自然是道家精神的核心。認為：“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有一個‘自然’”沈從文認同道家重自然的精神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自然環境沈從文認為．自然是人類活動的場所，是個體生命展示個性的舞臺所以．沈從文在小說中．總是極力渲染各種自然環境因而沈從文又說．他的小說人物大部分是“由皈于自然而重返自然”．人物可以“在背景中凸出．但終無從與自然分離．但把人縮小到極不重要的一點上，聽其逐漸全部消失在自然中”二是自然即人之本來，也即先生所說：“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是自己如此”沈從文力主道家重自然的精神．希望以此來恢復中國人的自然性．即人性要自然而然．不受約束。

沈從文重自然源于他的個性與生活經歷孩童時的沈從文很頑皮．想盡辦法逃學，拼命從自然這部書中吸取養分沈從文的自傳里就說過：“二十年后我‘不安于當前事務．卻傾心于現世光色．對于一切成例與觀念皆十分懷疑．卻常常為人生遠景而凝眸’．這份性格的形成，便應當溯源到小時在私塾中的逃學習慣極明顯，對于后來用筆有顯著影響。”他喜歡水．他認為自己幼小而美麗的生活大部分與水分不開水教會他美和思索以至日后．他的許多作品里都有水的影子15歲時．沈從文成為一名軍人軍人的經歷讓他對社會又有了新的認識．對他的創作有很大的影響這也可以從他的自傳中看出：“這一份經驗在我心上有了一個分量．使我活下來永遠不能同城市中人愛憎感覺一致了——我看了些平常人沒看過的蠢事．聽了些平常人沒聽過的喊聲．且嗅了些平常人沒嗅過的氣味．使我對城市中人在狹窄庸懦生活里產生的作人善惡觀念．不能引起多少興味．一到城市中來生活．弄得猶豫孤僻不像一個正常‘人’的感情了”。

沈從文的創作是一部崇尚自然的生命哲學．關懷人性是其根。30年代的中國戰亂頻繁．沈從文先后當過士兵、班長、文書、書記，過早經歷了生活的殘酷和戰爭的野蠻．然而他的作品卻呈現與同代作家不同的世界。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家主要描繪了正在變革的社會現實．其作品的批判色彩甚為濃厚與此不同．沈從文在生命的建構與人性的緬懷中淡淡流露出對現實的不滿．這種精神可以說是與莊子的思想一脈相承的對自由人性的歌頌與對自然的崇尚是莊子生命哲學的精髓所在．莊子哲學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歌頌生命．歌頌人的自由自在的存活狀態他生活在亂世．那時的人們人性扭曲，生存壓抑．生命處于極不自由狀態莊子以他對自然的熱愛、對生命的超然姿態實現了自我對生命與人性的關懷。

在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里．人們終日與古樸、寧靜、和諧、美妙如畫而又充滿靈性的大自然為伴，擁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們的人性、人情、道德與孕育他們的大自然保持著一種異質同構的關系在作者的審美意識中．他們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靈他們真情所至．率性而為．不受任何陳規陋俗羈絆．也不為任何世俗禮法約束四狗和阿如在山雨洗凈了的大自然中“撒野”，神巫違反“魔鬼習俗”去追求“天許可”的愛情．兒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親去廟里與和尚相會湘西民間的道德處于一種自由自在的狀態．它體現了人們的習慣、樂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趨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灑脫。

莊子把對人性的理想寄托在“神人”身上．在《逍遙游》中寫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谷熟。”所有的描寫都具有脫離塵世的美的特征。沈從文筆下的主人公都是這樣的自然之子．他們似乎同藐姑射之山的神人一樣純潔善良．和湘西古雅的風情融為一體邊城的女子是溫柔純凈的．是愛與美的化身．她們心底善良淳樸卻又執著剛強。就像一泓深泉，清靈卻不見底。《邊城》里的翠翠．是老船公的孫女．她的身影飄蕩在山水相融的風景中．生活簡單而又自足。勤勞自然、美麗善良、恬淡溫和、寧靜執著構成了她人性美的全部．顯然作者在這里傾注了自己的全部理想如果說女性在這里體現了自然和諧與人性恬靜優美的一面．那么他筆下的一部分男性則帶有自然原始的力量和生命的沖動在《龍朱》中，龍朱便作為男性人格的完美代表自然不加雕飾的原始的出現了．他“美麗強壯像獅子．溫和謙順如綿羊”．集獅子與綿羊于一身的男性完全是純粹的自然之子，他們熱情、真實、誠實、勇敢、女性的陰柔和男性的陽剛配合的恰到好處。完全體現了人性的完整和自然。兩性之愛是沈從文經常關注的．它自然而又美麗純潔．不在乎一切外來的干涉．沈從文常常把男女之間的戀情置于自然的背景之下。《雨后》中“聽一切大小蟲子叫．聽晾干了翅膀的蚱蜢各處飛．聽樹葉上的雨點落在地上的跳躍，聽在身邊一個人的心跳．全是詩的”。靜謐中生命躍動的聲響交合著從林間隱隱綽綽的意象．四狗的愛情就在這充滿生機的自然環境中萌發、膨脹、生長．情感及欲望在一種飽和狀態中走向極致．生命力在充分的張揚過程中也正蘊蓄著新的生命依山傍水的湘西無疑孕育了沈從文對湘西的向往與崇敬．他的筆端．隨處都流動著自然的身影．人則在自然的掩映之下生存活動。

《三三》中，三三從小就在“比屋連墻、嘉樹成蔭”的堡子里長大．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她完全生活在幾乎純自然的環境中．沒有與人錯綜復雜的關系．也沒有外在力量的限制和束縛。

生命形式如真空一樣純凈透明。三三與自然互為象征，互為背景。互為對象。三三還在與寬容博大的自然的交流與對話中達成共識和默契：“三三的事．魚知道的應當比母親還多。”他們互相依賴唇齒相依．從而使三三完全釋放生命的欲望與沖動．盡顯生命的歡愉與跳躍。自由人格獲得了解放與歸依在這走向返樸歸真的過程中．人其實也就實現了精神上的自由與逍遙．在無根的飄浮中找到了生存的立足點．自然也就成了人類的生命之根．

沈從文從道家的思想中尋覓到了心靈的契合點．因而極為贊同道家的“返鄉”之說．尤其羨慕道家恬淡虛靜的“化外之境”的理想．在自己的小說中．沈從文構筑了一幅幅原始意味極濃的湘西世界圖式：兵卒純善如平民．與人民無侮無擾。農民勇敢而安全．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同平民作有無交易．謀取什一之利。人人潔身信神．守法愛官。……一切事保持一種淳樸習慣．遵從古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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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傳統思想文化 傳承 思想政治教育 精髓

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4）02-0167-02

一、引言

跨入了二十一世紀，我們眼前仍然晃動著許許多多茫然的眼睛。沒有生活的目標，沒有目標地生活，走不上人生正確的道路，沒有正常的人生規律，這是現代人們的悲哀！雖然，人人都在走著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在這些道路上，荊棘叢生，暗礁遍布，陷阱隱匿，法網環繞。很多人就在這個路上打圈圈、繞彎彎，直到死，也沒有走上康莊大道，也沒有弄明白這一切。這也是現代人生的悲哀！

中國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史，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延續力。傳統思想文化對中國的政治、倫理、價值觀念、生活習俗、思維方式、道德規范、人生理想等，都處于支配地位。經過一代代的傳承，傳統的思想文化已經牢牢占據了中國人的思想意識。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在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也應起到主導作用。當然，如何借鑒、吸收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挖掘其中的思想教育資源，教導學生如何做人、怎樣做事，培養高素質的人才，是學校思想政治工作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二、傳統思想文化與思想政治教育結合的必要性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所積淀下來的寶貴精神財富，它不僅蘊含著豐富的人生哲理、道德修養等內容，還蘊涵著豐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是我們民族最為寶貴的文化遺產。優秀傳統文化的學習對完善學生人格，使學生形成良好的文化素質，豐富學生人文素養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是提高學生道德素養的需要

多年來由于人文主義的不被重視，加之西方一些外來思想的不斷涌人，對思想活躍的學生們思想產生很大的沖擊，良莠不齊、泥沙俱下，使他們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學校教育應營造良好的學習氛圍，培養學生的傳統文化自豪感。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強調為國家、為民族、為集體的獻身精神；以“仁、義”為本，點出儒家文化道德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境界；以“百善孝為先”，傳承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格守的傳統美德。學生作為傳統文化的承擔者、體現者，必須擺脫盲目的自在狀態而提升到自覺自為的水平。對于傳統文化主動去接受、舉一反三地接受、創造性地發揮；培養一種文化自覺意識、培養中華民族健康的傳統文化心態，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積極主動地將傳統文化內化為自身的知識框架、價值體系和道德信念的一部分。

2.是增強民族凝聚力的需要

隨著中國加入WTO和全球經濟一體化進一步加劇，西方發達國家利用這個機會對我們的思想進行西化的趨勢越來越嚴重。在這種潮流的影響下學生的精神境界、精神生活和道德觀念發生了新的變化。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一定要掌握住思想陣地，利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引導全學生、教化學生，激起他們深厚的民族情感和愛國熱情。？集體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的一種強大凝聚力，是中國自古以來愛國主義思想的基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無不體現了中國人愛國、憂國，以天下為己任的偉大精神和對國家、民族、社會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在新形勢下，思想政治教育對這一優秀傳統要進行認真研究，在大學生的教育中靈活運用，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集體主義精神，樹立終身報效祖國的理想，為國家、為人民奉獻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一定要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以增強民族凝聚力。

3.是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

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是通過幾千年的歷史長河的積淀而保存下來的歷史精華，已經深深植根于我們炎黃子孫的心底，成為一種中華民族的象征和“遺傳基因”，如果缺乏對它的理解和認識，就很難有一種廣闊的境界和胸懷。創新教育內容，注重學生的品格道德完善。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倫理道德占的成分最大。而講是非、辨善惡，更是核心之一。凡是優秀的傳統文化都是較重視人的行為自我規范的。這種態度重視人的道德價值觀念，對現代教育仍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古代的教育思想廣博而深遂，有很強的哲理性。以德治國，修身為本的重德精神；各族一家，協和各邦的寬容精神；“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人道主義精神。正確的繼承和發展這些優秀的道德傳統將對學生的思想、意識、行為模式產生積極的影響學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創新、要發展就必須將理論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相結合，將二者融會貫通，形成互補，才能更好的解決新時期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問題，才能有助于學生完整人格的塑造和培養。

三、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與思想政治教育相結合的措施

1.開設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課程

完善課程設置，豐富學生知識結構。要改變現有的課程結構，強調歷史傳統、文化和藝術傳統的教育；要設置文、史、哲等人文學科，采取措施保證這些學科的學習質量。如舉行中國古典文學水平達標測試、設置雙學位制輔以多種形式的選修課；舉辦有關學術講座、書評會、辯論會等，以引導學生接觸古典原著，逐漸加深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同時，要建立一支從事人文素質教育的專業師資隊伍，以保證教學落到實處。在文化道德素質教育中，學校領導和教師應具有身教示范的人格力量。開設有關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課程，作為必修課讓學生們進行學習。了解與探究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精華，有助于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通過學生們對傳統文化的學習，使他們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內容和其中的辯證思維，從而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他們的思辨水平。

2.創造良好的校園文化學習氛圍

良好的校園文化是一種不可忽視的教育力量，在學校內開展一系列以弘揚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為目的的校園文化活動，將對傳統文化中的傳統美德的學習、實踐列為重點并貫穿在一切活動之中，以一種潛在的作用影響著學生，對學生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發揮著重大作用。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融入學生生活的每個場景、每個細節，讓學生從生活中的一點一滴感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顯得尤為必要。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形式有利于學生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深入和內化。

3.開展經典傳統思想文化導讀活動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傳統文化把道德教育、道德修養和道德實踐看成是一個相互聯系的完整系統，強調在樹立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人格的同時，最重要的是實踐。可以將有關傳統文化的書籍通俗化，使其易懂，以符合學生的閱讀水平，便于學生閱讀和接受。倡導學生讀有關經典思想的經典名著，使學生在一個比較輕松的氛圍中學習中國傳統文化。還可以通過各種文藝的方式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髓的東西表現出來，以提高宣傳的效果。

四、 結束語

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精髓，它的傳承與發揚是現代人的一種責任和義務，它與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結合是一種創新，也是一種必然，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變化而不斷繼承、創新、發揚的過程。學生是我國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重要人才，新時期加強對學生的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是提升學生人文素質水平的需要，也是社會文明發展的需要。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要全面實現我國發展的宏偉藍圖，使精神文明不斷升華發展、社會和諧進步，就需要樹立崇高的理想和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需要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培植扶正祛邪、揚善懲惡的社會風氣。我國的各院校更應該從加強人文素質的教育入手，使培養出來的學生成為具有高度思想道德修養、科學文化水平、民主法治觀念、敬業和奉獻精神等高素質的建設人才。因此，我們吸納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果，并把它運用于思想政治教育過程當中，就是更好地拓展和豐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同時把兩者結合起來也是為了更好地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參考文獻

[1] 段麗君. 淺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德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中華勵志網[J] 2013，6；

[2] 劉軍漢. 淺談中國傳統文化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價值，[J] 2011，7；

篇6

關鍵詞：手機媒體；文化產業；核心層；整合與創新

中圖分類號：G209　文獻標識碼：A

當今世界各國抓住技術變革及其與文化產業融合發展的機遇，應對國際文化產業領域的挑戰，把加強文化建設，積極推動本國文化產業發展，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作為重要的國家發展戰略。由于移動通信技術的發展演進，手機不斷豐富著自身的服務類型與文化內涵，從一種簡單的話音通訊工具，延伸擴展為集文字信息、文化服務和視聽娛樂等為一體的復合型傳播媒介。特別是3G時代的到來，標志著移動通信從以語音為中心的時代向以移動數據業務為中心的時代轉移。這些變化使手機媒介在文化產業領域得以深度參與，文化產業與手機媒體高度聯姻，手機媒體在與文化符號整合互動的過程中不斷豐富著自身的服務類型與文化內涵。與此同時，手機媒體也在不斷地推動文化產業的更新與調整，使文化產業獲得迅捷、高效的發展。2004年，國家統計局頒布了《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對我國文化及相關產業的概念、范圍和分類標準作出了界定，把文化產業劃分為核心層、層和相關層三個板塊。手機媒體影響并改變著文化產業的這三個層級，為文化產業拓展了新的發展領域。

一、手機媒體改變文化產業核心層的內容整合方式

從國家統計局頒布的《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看，文化產業的核心層包括傳統的新聞、出版、影視和文化藝術等服務，這個層級圈落代表著文化資源的整合、文化內容的生產以及文化服務的面向，在整個文化產業鏈中具有極大的影響力與輻射力，是文化產業的核心群落。

首先，手機媒體使文化產業核心層的內容以新的形態呈現，方便大眾消費。文化產業核心層與手機媒體進行組合式創新，開拓出新的文化業態與盈利模式，拓展了文化產業的橫向發展空間，如文化產業核心層的電視、報紙、動漫和出版等傳統文化業態與手機新媒體融合，產生了手機電視、手機報、手機動漫和手機出版等新文化產業形態。由于手機比報紙更靈活，比電視更便捷，比互聯網更普及，所以這些文化新興業態的服務方式和消費方式與傳統業態相比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由于城市交通擁堵，許多人要把大量時間花在上下班途中，這就為手機圖書、手機報提供了良好的市場，人們在享受手機帶來的話音通信便利的同時，也得到了文化服務的便利。按照傳播學的觀點，選擇的或然率=獲得的報償，付出的代價，其中，付出的代價包括：金錢代價、時間代價、精力代價等。手機媒體這一全新的數字化傳播方式，大大降低了人們獲得高滿意度文化服務所需付出的時間代價、精力代價，從而獲得人們的喜愛。手機與傳統媒體結合，其效應不是在做加法，而是在做乘法。因為傳統媒體、傳統閱讀形式無法去挖掘一些碎片時間、無聊時間和等候時間，但手機可以。所以手機與文化產業核心層結合后，能夠產生一個非常明顯的放大效應。

從核心層內容的欣賞方式上，手機的傳播移動革命使得受眾審閱時空得以重建，其主要表現：第一，在時間節奏上。手機媒體占據受眾的是碎片化的日常時間，而非儀式化的節日時間；第二，在空間結構上。手機文化產業只需近距離的掌面空間，而非遠距離的墻體式空間；第三，在欣賞狀態上。手機動漫適合漫不經心的把玩式欣賞，而非沉浸式的深度投入。這些主體閱聽方式的多層面變遷導致了傳統文化產業核心層的內容形態改寫，不僅在傳播方式上進行了移動革命，還在內容本體層面、內容特征、審美時空、文化觀照等方面也對文化產業核心層的內容整合方式產生了深刻影響。

篇7

論文摘要：遼闊無邊的北方草原生活造就了我國蒙古族粗獷、豪放的性格，形成了具有神秘色彩的蒙古族草原文化，同時也形成了蒙古族特有的民族圖形文化特征。獨特的生存方式、神秘的圖騰崇拜、圖形的審美習俗都與蒙古族的發展歷程有著解不開的淵源。

無際的草原成就了蒙古族粗獷、豪放的性格，同時也形成了蒙古族特有的圖形風格。要探尋蒙古族的藝術淵源，必須了解他們的傳統文化風貌，并通過對其民間傳統圖形的研究了解蒙古族人在民族藝術上的審美追求。

一、蒙古族人對圖騰符號的崇拜

列寧說:‘恐懼創造神。”《蒙古秘史》己載;‘成吉思汗的祖先是承受天命而生的李兒貼赤那，和妻子豁埃馬蘭勒一同過騰古思海，來至汗難名子河源頭的不而罕山前住下，生子名巴塔赤罕根據蒙古語的解釋，‘‘李兒帖赤那”意為“蒼色狼”，“豁埃馬蘭勒”一詞是“白色的鹿”。蒙古族自詡為‘蒼狼白鹿”的后代，這顯然有極深刻的圖騰崇拜的意味。根據北方民族史、蒙古族的歷史典籍中的有關記載，從蒙古族崇尚薩滿教的神扯觀念表現中也可推定蒙古先民確實將“狼”、鹿作為圖騰進行崇拜。在蠻荒的北方草原，“狼”對于草原游牧人群來說是非常可怕的野獸。它們往往集結成群，無論捕食或對付進犯之敵，都協同戰斗，團隊意識極強，且兇猛而富有靈性。于是人們由恐懼而敬奉，把它們視作自己的親屬和同類，這也許就是“狼”圖騰崇拜的緣由。“狼”的圖騰崇拜不僅寄托了原始的蒙古人對大自然的敬畏與尊崇，也傳達了人類對自身力量和自我意識的認同與自信。作為圖騰符號的‘糧”圖形有著強烈的宗教意味。原始圖騰崇拜是蒙古族人的宗教信仰與審美取向的中介符號。蒙古族人民對“狼”圖騰的崇拜，也涵攝了對“狼性”文化的審美意識的深刻體驗。因此，“狼”圖騰作為一種被廣泛接受的文化藝術符號，滲透進蒙古族文化的基因中，而審美文化、藝術活動作為文化形態也受其影響。由于受萬物皆有神觀念的影響，蒙古人對其他的動植物有著崇拜心理。根據考古及史料記載，蒙古族的圖騰崇拜還包括有牛、馬、羊、虎、鹿、蝶、魚、佛手、杳花、蓮花等圖騰紋飾。雖然這些紋飾有些已經完全失去了原形，成為遠古圖騰文化的象征和回憶，但始終表現出蒙古民族特有的藝術活動與審美情趣。

二、蒙古族圖形文化的樣式特征

圖形文化在蒙古族的文化中占有很大的份量，無論是圖騰禁忌的圖形樣式，還是審美需要的物件裝飾圖案，都充滿著蒙古族對生命、生活的態度。在原始信仰中，蒙古族人始終認為本氏族源于某種動物或植物，或是與它們有著親緣關系，于是某種動植物便成了這個民族崇拜的圖騰，也才有了古老的、著名的“狼”圖騰的神話。因此說，蒙古族的圖騰崇拜是對動植物的崇拜，實際是源于對祖先崇拜的一種對應轉換，這種對應轉換常常通過氏族起源的神話和圖形展示出來。

蒙古族人對與他們共同生存、生長的動物和植物有著特殊的感情。如牛、馬、羊、駝、犬、狼、鷹、鹿等及各種植物，象征著上天降下的吉祥，傳達對幸福的理解與對理想的追求。聰慧的蒙古族人將這些動物、植物演義成圖形紋樣，將其應用、展示在自己的衣、食、住、行之中，如日常的服裝、家俱、生活用具及對環境的裝飾。同時由于“萬物有靈”的觀念影響，對這些圖形的使用往往有著嚴格的限制。究其圖形特點，一般表現為三大類。

自然紋樣:云紋、山紋、水紋、火紋及紋有蝴蝶、蝙蝠、鹿、馬、羊、牛、駱駝、老虎、龍、鳳及其他的動物圖案等，植物紋樣有花紋、草紋、蓮紋、牡丹紋、桃紋、杏花紋等紋飾圖樣。充分體現了蒙古族人崇拜自然、熱愛自然的樸素審美觀。

吉祥紋樣:受佛教、薩滿教文化的影響，宗教中的一些圖案也應用于蒙古族人的生活中。其中佛教、薩滿教中的盤長紋，法螺、佛手、寶相花等八吉祥紋樣圖案在他們的生活中廣為使用，特別是盤長紋。在民間，盤長(蒙語烏力吉烏塔蘇，)多用于服飾、毛氈、器物雕刻品上，其圖案本身盤曲連接，無頭無尾，顯示出綿延不斷的連續性，寓意長久不斷。蒙古族的吉祥圖案內容豐富、寓意深遠。

文字紋樣:蒙古族的文字如同阿拉伯文，屬篆字體，是一種把鄰接的字形連起來的草篆文字，本身帶有一定的象征意義，又具有一定的審美性。它書寫自由，美觀大方，蒙古族人將其用于服裝、鞋帽及毛氈織物的裝飾中。它既是文字，用以記事，又可作為圖形，具有一定的審美價值。隨著歷史的發展，同時受中原漢文化的影響，如福、祿、壽、喜等文字圖案，應用得也比較廣。

蒙古族圖形紋樣同其他民族，特別是同漢族關系密切，但在運用紋樣時卻顯示出蒙古族特色。蒙古族喜歡組合運用圖案紋樣，如將盤長紋延伸再加人卷草的云頭紋，纏繞不斷，變化多樣。利用圖形的曲、直線的變化，表現不同的感情，將曲、直線條的不同形式相結合，達到和諧統一的畫面布局。在構圖上采用幾何對稱、變形夸張的手法，隨心跡化，從而達到內與形式、情感與表現的統一。

三、蒙古族傳統圖形樣式的應用

蒙古族民間圖形的運用十分廣泛，特別是在建筑及其裝飾上。蒙古族的主要建筑是蒙古包，它伴隨著蒙古族牧民走過漫長的歷史，具有草原游牧民族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蒙古草原地處溫帶大陸性季風帶，冬季寒冷且漫長，夏季氣候多變，牲畜對氣候和草場的依賴性促使牧民一年數次地逐水草而棲。冬暖夏涼的蒙古包是為適應游牧生活和草原的自然環境所設計的蒙古族獨有的居所。

蒙古包由木門、氈墻、椽子和天窗四部分組成。每一個組件上面都附飾有美麗的圖案，內容大多寓意吉祥如意、祈福平安。各種圖案交錯生輝，氈房內外裝飾圖案多為二方連續的云紋、幾何紋或卷草紋，并在氈墻的角落裝點角隅紋樣。在構圖上以包頂為中心，以圓心為基點，向四面放射狀地點綴圖案。

氈毯在蒙古族的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既具有實用性用于鋪陳保暖，又可作為審美用于裝飾。在兩千多年以前蒙古族人就開始用牛毛或駝毛捻成線，延續傳統的編席方法編織出具有美麗花紋圖案的各種地毯。地毯紋樣多以對稱式幾何圖案為主，外圍圖形有方有圓，內部圖案嚴謹對稱。主圖案多以龍、鳳、八仙、團花、吉祥圖案為主，邊飾云紋、植物紋、回紋、萬字紋、角隅紋等圖案。在構圖上，大多是中央有圓形團花，四邊圍繞裝飾草龍間花，構圖飽滿，內容豐富，形成富麗與古樸兩種風格的畫面。遼代在北京建都后，地毯就成為宮廷里專用的鋪設品。它吸收了草原各民族地毯技藝的長處，同時吸納了漢族織錦、瓷器紋樣，形成了獨特的地毯藝術風格。在色彩上，主要以藍、黃、褐三色為基調，間以紫紅、白、黑等色，既對比，又協調，所以又稱之為“中國的黃藍毯”。傳統的編織方法是:氈毯在編織前設計好圖案，根據編織的經緯線特點進行設計，工藝多為手工編織。隨著時代的發展，盡管受外來文化、技術的影響較大，但蒙古族的地毯藝術至今仍不失為藝術瑰寶，它是民族民間藝術傳承的結晶。

服飾圖案是最具蒙古族特色的形式之一。服裝的裝飾圖案更多地體現出蒙古族人的文化、宗教信仰、圖騰崇拜、審美習俗等。特別是圖騰圖案，對其的應用最為多見。無論服裝，還是飾物，無一不顯現圖騰文化的痕跡。多變的自然現象使先民們感到茫然，由此產生的圖騰圖案應用于服裝的裝飾上，期盼崇拜的圖騰形象能夠隨時護佑他。如常見于蒙古袍、腰帶、帽子、靴子等上的圖騰圖案及各種象征符號圖案;如日月形紋、高山流水紋、葫蘆紋、漩渦紋、回紋、雷紋、云紋、山紋、水紋、火紋以及狼紋與鹿頭冠紋圖案。蒙古族先民們在沒有文字記載的情況下，往往通過這些圖形來認知自然、診釋自然。這些都是對自然和生命的一種認知形式。同時由于受漢文化的影響，在蒙古族的服飾中還常飾有吉祥云紋、飛翔仙鶴、五爪金龍等吉祥圖案。在這里龍圖騰為最高權力的象征，仙鶴代表最高尊位，具有強大的威懾與企慕的效應，都是遠古圖騰的重現與其他民族文化的影響。服飾做工精細、協調美觀，其中還有大量的抽象幾何圖形作為邊飾，圓中帶方、曲中有直、環中套環，體現了蒙古族對佛教的“圓通，圓覺”的理性精神思想的理解。

在蒙古人心目中，帽飾是吉祥與權威的象征。據《后漢書·蠻傳》所記:“盤蠻‘好五色’衣服，制戴皆有尾型。”蒙古帽后面的“尾”是蒙古族人愛犬、敬犬和‘火圖騰”祟拜觀念的再現。其中圓形帽象征天，古有‘嗽人不欺天”、“欺人不欺帽”的說法。由此可見，帽飾代表天而擁有神圣崇高的意味。蒙古帽上多飾有太陽紋、火紋、花紋、祥云、龍鳳等紋飾。

靴子是馬背民族最具特色的與蒙古袍配套的民族服飾之一。蒙古靴子種類很多，常見靴幫和靴底有花紋、古幣紋、龍紋、鳳紋、云紋、蒙文篆字等作為裝飾。同時靴子圖案因地區部落的差異、用途而有變化。這些圖騰圖案在其服飾中象征勇敢、強悍及頑強的生命力。服飾圖案多采用刺繡、縫帖的方法，制作程序比較簡單、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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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內容和特征

中國傳統文化，從地域性上理解是指中國的本土文化，從時間上來說它是古代傳承下來的文化，從性質上說它是經過去粗取精傳承下來的優秀文化。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可以說是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內涵博大精深的、傳統優良的文化，其內容是以儒家文化為核心，包含道家文化、法家文化等多種文化流派，并且吸收借鑒了佛學文化，融匯諸多文化于一身，具有鮮明的特點。

第一，包容性。文化對人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人的思維和具體行為的影響。中國人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表現出的謙和包容，對外來文化采取立足本土、兼取其長的態度，表現出有容乃大的博襟，是我國傳統文化包容性的具體表現。

第二，務實性。幾千年來，中國廣大勞動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形成了“重實際而黜玄想”的民族特征，這一特征體現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方式中即是強調“經世致用”“實事求是”，務實的態度帶領歷代中國人民不斷探索。

第三，德育性。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強調德育為先，強調揚善抑惡、育人品行，而西方文化則是以強調自然科學為主。如果把西方文化視為“智性文化”，那么中國文化則可以稱為“德性文化”。

二、當代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問題

大學生是國家未來的人才資源，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主要力量。大學生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不僅要努力學習科學文化知識，還要在思想上向黨和國家積極靠攏。然而，由于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加上大學生具有較大可塑性的特點，他們的思想意識存在一定問題。

第一，理想信念模糊。理想信念是支配人們活動的精神動力，是黨和人民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需要，是關系到改革和建設事業取得勝利的關鍵。目前，大學生群體的理想信念大體健康發展，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各種文化思潮開始沖擊大學生的思想，致使他們信仰淡漠，人生目標混亂，有的甚至放棄夢想，從而導致理想信念模糊。

第二，價值取向扭曲。當代大學生是在社會轉型期成長起來的，常常強調以自我為中心，提倡個性。以自我為中心導致在生活中不懂得處理與他人的關系，個人本位思想較重，把個人的自我追求放在首位，看重功利，扭曲了人生觀和價值觀。

第三，社會責任感缺失。在老一代人眼里，大學生群體應該是心系祖國、有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莘莘學子，然而，現在的大學生對社會責任感的理解處于“不損人”盡量“利己”這一層面，過分強調自身利益，沒有回報社會、關心他人的意識，嚴重缺失了社會責任感。

第四，誠信意識淡薄。當前在很多高等院校中，缺失誠信是非常普遍的現象，很多學生考試作弊，用各種手段騙取獎學金，這些行為都給學校乃至整個社會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大學生是國家的希望和民族的未來，誠信意識的建立關系到社會良好氛圍的營造，同樣也關系著祖國的未來發展。

三、中國傳統文化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價值

中國傳統文化是民族的靈魂和根基，是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精神支柱。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充分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以文化之力興學子正氣，有利于引導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傳統文化能夠增強大學生的民族責任感，激發他們的愛國熱情，自覺抵制市場經濟帶來的不良影響，對解決現實問題、增強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時效性有著重要意義。

第一，傳統文化有助于堅定大學生的理想信念。強大的民族自尊心來源于優秀文化的積淀，傳統文化中自強不息、堅韌不屈的精神，是我們能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內在動力。當今社會競爭激烈，大學生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稍不到位就容易使其產生無所適從、不思進取的想法，理想信念容易動搖，因此，大學生理想信念的樹立必須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滲透，以使大學生在追求理想中堅定信念，鍥而不舍，勇往直前。

第二，傳統文化有助于樹立大學生正確的價值取向。在多元化的社會背景下，各種價值觀念相互碰撞，影響著大學生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利用傳統文化的價值觀念對大學生進行引導，幫助他們體會人生的真諦，有利于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對他們的健康成長具有重要意義。

第三，傳統文化有助于增強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傳統文化有著極強的民族國家意識，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生死觀、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憂患觀，這些可以激勵大學生明確肩負的歷史使命，增強社會責任感，通過不懈努力去回報社會。

第四，傳統文化有利于培養大學正確的誠信觀。對公民進行誠信教育是必要的，對大學生進行誠信觀的培養更為迫切。傳統文化一直強調誠信意識，強調人無信不立，號召“誠心者，天下之結也”，這些觀念能夠引導大學生在多元化社會中堅守誠信，求真務實。

四、中國傳統文化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價值實現的途徑

中國傳統文化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義，必須加以利用。然而，如何讓傳統文化更具有現代性和更貼近生活，幫助學生更容易掌握，是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認真思考的問題。傳統文化的滲透，不能是一種強迫式的傳授，而應該循序漸進地滲透，讓大學生自覺了解和體驗傳統文化帶來的價值。

第一，開展豐富的傳統文化活動，激發大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興趣。培養大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興趣，要由淺入深，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高校是最主要的文化教育陣地，大學里的各種話劇社、曲藝或者戲曲社團都深受大學生的喜愛，通過開展與傳統文化相關的社團活動，能夠更好地激發大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興趣。如組織學生觀看一定數量的經典影視劇，讓學生親自去感受傳統文化的魅力，發現其中的價值，從而提升對傳統文化的興趣。利用豐富多彩的活動形式來提高大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興趣，不失為一種好的方法。

第二，實現傳統文化進課堂、進教材。學校可以開設一些傳統文化基礎學科，例如設置歷史、哲學、倫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課程，這些課程不僅有利于拓寬學生的知識面，并且能夠增強他們的傳統文化意識。

第三，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提高教師水平。加強傳統文化的教育應該從教學主體入手，應注重提升教師的傳統文化水平，使教師在規范自身的言行的同時，起到道德表率的作用，并且對學生進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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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媒體；安徽民間文化資源整合；文化自覺；文化傳播輿論導向

中圖分類號：G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6）05-0118-04

一、引言

一個地方的文化資源豐富程度彰顯一個地方文化底蘊的深厚與否，安徽是文化資源豐富的文化強省，特別的地域文化造就安徽特有的文化氣質，安徽最早的文化歷史痕跡可從兩百萬年前的繁昌縣人字洞的人類活動遺址說起，安徽依據獨特的地形與環境，在漫長地歷史進程中逐漸形成三大文化板塊：渦淮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新安文化），以合肥為中心的新的文化圈――環巢湖文化圈逐漸成為安徽省第四文化圈，安徽豐富的文化資源為安徽地區文化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文化素養，成為安徽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強有力的文化支撐。

安徽民間文化資源作為安徽文化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獨特的皖風徽韻最為世人稱道，人們總以博大精深賦予安徽民間文化最高端的稱謂，但我們看到安徽豐富的民間文化資源與當前安徽發展十分有限的民間文化產業規模、民間文化資源的旅游開發不足、民間文化精品化與成果推廣難存在嚴重的不對稱局面，除安徽民間文化存在地域分散、文化系統之間管理松弛、民間文化市場難以開拓、安徽民間資源缺乏有效的整合等原因造成安徽民間文化資源在安徽其他地域乃至全國推廣受到嚴重的限制，新媒體在推介安徽民間文化的傳播輿論引導途徑上有待于進一步的加強。

二、安徽民間文化資源整合與文化自覺

地域文化離不開一定的地理空間，長期的風俗習成，它是集地域特色文化之大成。梁啟超曾論：“同在一國，同在一時，而文化之度相去懸絕，或其度不甚相遠，其質及其類不相蒙，則環境之分限使然也。”[1]梁啟超向我們展示了地理環境對文化的深度影響。安徽民間文化潛伏在安徽四大豐富的文化板塊或文化圈中，“文化自覺”作為安徽文化精神的典型特征深深的根扎安徽地域的“文人墨士”之中，安徽人的“文化自覺”帶來安徽民間文化的繁榮，我們能從多個方面看到安徽人的“文化自覺”給安徽民間文化帶來發展的契機，實現安徽民間文化的內涵提升，有效整合安徽民間文化資源，增添安徽民間文化的學術價值。

安徽民間文化中之戲曲文化對中國戲曲文化影響至深至遠，在王世華先生所撰寫的《徽商與戲劇的發展》[2]一文中指出：“徽戲”進京導致國劇――“京劇”的產生。羅可曼先生在其所撰寫的《從明清徽商、家樂班的活動探徽劇文化的張力》[3]中指出，徽劇作為安徽地方戲明以前只是活動在安徽地方規模的民間小戲，后來在社會文化交融的大背景下，徽劇取百家之長，海納百川之胸懷，兼收并蓄，成為具有全國影響的國家大劇。徽劇是京劇的前身，京劇在骨子里找到徽州文化的精髓，徽州文化對中華文化的影響凸顯安徽地域文化的張力，徽劇作為安徽民間戲曲文化的代表其戲曲價值與學術價值可見一斑。安徽民間戲曲之黃梅戲，作為中國目前五大戲曲劇種之一，安徽的地域名片，深受國內外觀眾的喜愛，黃梅戲以其獨特的音韻、表演藝術、服裝舞美等曾征服了戲曲史上最龐大的海外觀眾群，觀眾的存在是建立在他們對某種文化存在文化的共識，法國史學家兼文藝理論家丹諾在他的著作《藝術哲學》一書中認為：種族的特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和時代創造一種永恒的美，“因為風俗習慣與時代精神對于群眾和藝術家是相同的，藝術家不是孤立的人。”[4]黃梅戲的產生和發展與其賴以生存的皖江歷史文化的人文地理和民俗文化特征分不開的。安徽的其他戲曲文化，青陽腔、岳西高腔、泗州戲，花鼓戲等，每一種戲曲無不是本地人們社會生活、語言特征和思想意識的表達和建構，反映了當地普遍的文化心理，關注安徽民間戲曲文化，從發生學的角度，必須對他們生存的共同的人文環境進行了解，找尋他們的血脈聯系，充分發揮皖人對皖戲曲文化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以“文化自覺”作為精神內核，加強安徽戲曲文化內涵式培育，實現安徽戲曲文化的整合，促進安徽戲曲文化的發展。戲曲中只有在不斷地找尋歷史、現在和未來的最佳結合點，才有可能找尋到其生存發展的空間。

安徽民間文化之民俗文化中的精英文化蘊藏著中原文化的哲學基因，“老莊文化”中所體現的道家思想對中國辯證法哲學的發展起到代表性的引領作用，道家思想的獨樹一幟與本土性，使其在中國哲學發展乃至世界哲學發展中占有一席之地，體現人類文明的思想成果。同時安徽民俗文化也是華夏農業文明發展的歷史積淀之一，“民俗文化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它概括了人類在歷史進程中人們日常生活的規范和范式”[5]，反映了他們樸素的道德行為和原始情感。安徽許多民俗于先秦兩漢時期就已開始延續至今，展現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魅力，如重要的節日安徽民間保持著祖先流傳下來的習慣做法：大年三十接祖宗、除夕吃團圓飯，貼春聯、守歲，春節走親戚拜年，元宵節送祖宗、清明節祭祖、端午節插艾葉、中秋節吃月餅等，展現安徽節日風俗文化的輝煌事象。安徽飲食風俗文化也獨具風情：安徽民間對“豆腐”情有獨鐘，安徽鄉間“豆腐作坊”幾乎家家俱設，過年做豆腐幾乎是安徽民間鄉村約定俗成的生活習慣，各種形式以豆腐為主菜食的豆腐菜肴是安徽春節迎接客人飯桌上的主要美食，長期的生活習慣，讓豆腐菜肴成為安徽食譜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無豆腐不成席”。最具代表性的豆腐文化當屬“淮南豆腐文化”，這個可從學術上找到考據，宋學大師朱熹在其《豆腐》一詩中指出，豆腐應是漢代淮南王劉安發明的；日本馳名商標“唐傳豆腐淮南唐制”，明代大藥學家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指出“豆腐之法，始于淮南王”等等這些考據佐證了安徽淮南的豆腐文化。安徽婚嫁風俗中的“哭嫁”文化，表達對父母的感恩和依戀之情，安徽喪葬風俗中“送終、報喪、入殮、請七、出喪、安葬”是安徽喪葬禮俗必須對送別逝者要舉行的葬禮環節，體現了安徽人對死的重視，在程朱理學盛行的徽州曾流行一句話“要生生在蘇州、要死死在徽州”，由此可見，安徽在對逝者的禮數與其它地方的確不同。表達對死者的尊重，深刻體現了“死者為大”的民俗理念。安徽民俗文化作為安徽最具地域特色的生活文化，深深融合在安徽民眾的日常生活中，隨著時代的發展，對待傳統民俗文化安徽民俗學家要用“時代”的眼光和“文化自覺”的意識對其進行資源整合，取其對傳承中國優秀文化傳統有益的部分，去其具有封建迷信的部分，同時用現代的科學手段、文明理念等對其進行改良創新，安徽民俗文化在保留傳統的同時定能煥發新春。安徽民間文化之民間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尤以“桐城歌”為勝，桐城歌是最具有桐城地域特色的文化之一，其語言表達與藝術風格獨樹一幟，這和他獨特的地域環境和人文土壤是分不開的，桐城自古就有“文都”之稱，它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的發祥地，歷代英杰名士群星璀璨，素有“文化之鄉”的美稱，悠久的歷史、古老的文化，優美的自然環境造就了“桐城歌”這個民間文學的奇葩，桐城歌在明中葉自“兩淮以至江南”，民間歌謠盛行，民間歌謠為兩淮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共有”格局，它使屬于音樂范疇的黃梅調找到了文學的依附，對黃梅戲的劇種產生具有基因孕育作用，它涉及的領域廣泛，內容豐富，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語言樸實無華，通俗易懂，從文學的角度來講，它是我省流傳下來為數不多珍貴的民間文學類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六尺巷”以民間故事形式流傳的安徽民間文學，其文化內涵中折射出的“和合”思想反映中華民族追求和諧社會的歷史文化道德傳統，對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道德建設都有深刻影響。“孔雀東南飛”作為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敘事詩與《木蘭辭》并稱“樂府詩雙璧”，是中國漢樂府民歌中最長的敘事詩，它以贊頌詩中主人翁蘭芝和焦仲卿堅貞不渝的愛情而千百年來為文人墨客所稱道，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風俗價值和史料價值，反映了中國民間文學的光輝詩篇，在安徽民間對不講道理的婆婆至今仍有稱之謂“焦母”的說法，可見這一民間文學的影響至深，在安徽懷寧還建有孔雀東南飛影視基地。安徽民間文學折射出皖人在文學造詣上的深厚功底，“文化自覺”精神深深滲透在安徽民間文學古今的宏篇創制之中，實現安徽民間文學的資源整合對傳承安徽民間文化，展現安徽民間文學的優秀成果，樹立皖人的文化自信，能讓更多人感受到安徽民間文化的獨特魅力。

安徽民間文化之民間美術的藝術底蘊和文化內涵是中國美術史上重要的一筆，“徽州三雕”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民間美術，徽州三雕包含徽派風格的“木雕、石雕、磚雕”三種民間雕刻工藝，它是在繁華的“徽州文化”背景下產生的，“徽學”和“敦煌學、藏學”并稱中國三大地域文化學派，“以質趨文”的徽州文化造就了黃賓虹、查士標、石濤、黃士陵等中國美術史上罕見的書畫家群體，他們是中國美術史上公認的大家，這些奠定了“徽州三雕”的美學藝術水準。徽州三雕的雕刻主題文化意蘊“忠、孝、節、義”“忍讓、中庸”“崇王”“恩榮”“讀書及第”、“觀禮”中包含著對儒家文化的崇拜和儒家文化的教化，徽州是朱熹的故鄉，朱熹是程朱理學的儒家思想代表，自然成為徽州儒生膜拜的對象，這為徽州三雕濃郁的儒家文化特征找到母體的根源.徽州三雕是以徽商能提供的經濟實力為基礎的，徽商富可敵國的財力、敦實淳厚的徽文化、豐富多樣的自然資源、高超絕倫的雕刻技巧，使徽派建筑具有鮮明的漢風唐韻，完整地設計規劃，立體的空間感官，程式的寓意表達，完美的建筑裝飾使我們感受到其它藝術所不能感受到的藝術感染力。徽州三雕是“中華民族母體文化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封建社會晚期的一顆璀璨明珠，是最后的傳統，終點的輝煌。”[6]徽州篆刻、徽州版畫與徽州三雕并稱“徽州三絕”，安徽合肥的“火筆畫”，安徽宿州的“靈璧鐘馗畫”“蕭縣農民畫”，安徽滁州的“鳳畫”，安徽池州的“青陽農民畫”安徽安慶的“望江挑花”以及安徽阜陽的“民間剪紙”這些淳樸的民間美術文化已融合在安徽民間百姓的生活中，隨著國家對傳統文化的搶救和保護，這些民間文化在當代皖人“文化自覺”的傳承創新中呈現出新的美學常態。

安徽的文化資源必須堅持屬于自己的、同時又具有全國、乃至具有全球意義的文化符號，才能不斷地提高本省的文化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安徽人必須以“文化自覺”的精神和狀態傳承和發展安徽優秀的文化資源，建立皖人對本土文化的“文化自信”，樹立皖人起對本土文化的“文化自豪”，喚醒皖人對本土文化的“歷史記憶”。安徽省政府出臺《關于加快建設文化強省的若干意見》提出安徽省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強省”的轉變，提出建立“文化強省”的重要目標，在文化建設中以安徽“經濟圈”作為經濟后盾、安徽“四大文化圈”作為文化基礎，提升安徽民間文化的文化內涵、實現安徽民間文化資源的有效整合，加快安徽文化強省的建設步伐，提升安徽文化的國際影響力。

三、新媒體下安徽民間文化資源整合的傳播輿論導向

安徽民間文化資源歷史上以皖人“文化自覺”的人際傳播方式傳承至今，“文化自覺”的人際傳播方式在歷史上曾發揮著重要的文化傳承作用，隨著文化的多元發展和文化傳播媒介的日益廣泛，安徽民間文化受到巨大的文化沖擊，“文化自覺”的傳播方式明顯的出現“弱化”的表現。時至今日，安徽許多民間文化瀕臨滅絕的邊緣，除了很長時間以來中國在文化發展制度上對傳統文化不夠重視、致使傳統文化出現傳承斷層的制度原因，缺乏文化宣傳策略、文化傳播途徑、文化依附載體、文化內涵提升等都是安徽民間文化在現階段出現“式微”表現的傳播原因。

20世紀以來，網絡技術與數字技術的飛躍發展帶來了媒體格局的深刻變革和輿論生態的重整，新媒體的飛速發展極大的充實了傳統的傳播體系，為文化傳播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講話中曾多次強調“加快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充分運要運用新技術新運用創新媒體傳播形式，占領信息傳播的制高點。”[7]新媒體作為新技術體系下新的傳播形態，以覆蓋率高、互動性強、推廣方便等特征在現代傳媒界保持飛速增長，這為安徽民間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新的傳播平臺，“網絡”“手機”的逐漸興起，傳播模式發生重大改變，“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形成兩個“輿論場”，新媒體“互聯網”“微信”“微博”“騰訊qq”等構成新的“輿論導向格局”，這讓安徽民間文化資源處在新的傳播環境中呈現新的傳播規則。

（一）發揮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各自優勢，實現對安徽民間文化的有效宣傳

傳統媒體最大的優勢在于其內容生產力，大量的原創性、首發性報道來在于傳統的媒體，據尼爾森評級數據一項名為《再現讀者行為報告》的研究說明：新媒體67%的新聞來自于傳統媒體，新媒體對傳統媒體在內容上具有很大的依賴性。傳統媒體專業化的新聞傳播理念和運營方式及專業素養在新聞報道的深度、廣度、高度上是新媒體無法比擬的，同時傳統媒體長期的運營和發展，在受眾群中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力，形成了品牌效應，這也是傳統媒體的優勢所在，因此傳統媒體從對安徽民間文化的政策宣傳上、從安徽民間文化的特色專欄節目的制作上、從安徽民間文化的知識普及上等發揮其質量傳播優勢。

隨著新科技的發展，以新興工具和傳播工具為基礎的新媒體傳播媒介的時代到來，新媒體的信息傳播量、低成本的宣傳營銷手段、與消費者的自主互動、廣告的創意空間、與用戶的創意共享、對客戶的個性化定位、潛在消費用戶數據的簡易獲得，企業與新媒體新的利益分享方式的建構，有效應對危機公關等是其優勢，新媒體通過多平臺加大對安徽民間文化的傳播，在傳播的過程建立起與對安徽民間文化的“群討論”的良性互動模式，加大對安徽民間文化的“唯美”廣告宣傳，尤其是已經有相當數量用戶消費群中的新媒體平臺上如微信、微博、Facebook、博客等加大對安徽民間文化的宣傳能在更多的民眾中推廣安徽民間文化。

安徽地方政府應充分利用新媒體與傳統媒體在不同的優勢領域發揮其對安徽民間文化的宣傳傳播價值，在傳播的過程中，不斷的創新傳播手段和傳播渠道，共同為推廣安徽民間文化的服務，實現對安徽民間文化的有效宣傳。

（二）加強對新媒體傳播媒介的正確輿論引導，傳承安徽民間優秀傳統文化

對于安徽民間文化，我們應當用馬克思唯物辯證法中全面的觀點來一分為二來分析評判，我們了解到安徽民間文化傳承至今，其間安徽民間文化中的許多優秀的文化基因凝聚了我國民間傳統文化的精髓，展現我國民間文化的深厚底蘊，再現了我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推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系的豐富和發展，表現了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特征，培養了特立獨行的深受“徽文化”影響，具有“皖風徽韻”氣質的安徽人，但我們同樣看到安徽民間文化中還存在腐朽的，不合時宜的文化元素，它是封建文化的遺毒，是人本性中的劣根，需要我們以時代的眼光、創新的思維、敏銳的嗅覺、開拓的視野、破釜成舟的膽略對其加以剔除或改造，傳承和發展符合時代文化需求的優秀的安徽民間文化。

以“傳播信息量大和傳播速度快”而著稱的新媒體對安徽民間文化輿論的導向具有其他傳統媒體所無法比擬的優勢，其在傳播過程中宣傳的安徽民間文化內容是能進入公眾視野的主要的安徽民間文化內容，它不僅能左右公眾對安徽民間文化的認知層次，還能左右公眾對安徽民間文化的態度，新媒體可以通過對安徽民間文化報道與不報道、報道的多與報道的少等手段和措施來主導公眾對安徽民間文化的關注程度和對安徽民間文化的媒介宣傳力度，同時在對安徽民間文化在宣傳的過程中注意對安徽民間文化的正確輿論引導，讓更多的民眾在關注新媒體傳播內容的過程中潛移默化的接受安徽民間優秀文化的藝術熏陶，讓新媒體對安徽民間文化中不合時宜的文化因素在傳播的過程中以不報道和反面報道的方式引起公眾的警惕和注意，從傳播輿論導向上引導公眾對安徽民間文化內容辯證的選擇。

安徽地方政府應加強對新媒體的輿論監管，在輿論導向要注重對符合時代文化要求的安徽民間優秀文化的大力宣傳，對不合時宜的安徽民間文化，新媒體要在傳播的過程中要降低其對公眾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加強對安徽民間文化的正面輿論引導。

（三）新媒體要有地方文化全球化傳播理念，培養對安徽民間文化的文化自信

新媒體在傳播的過程中傳播理念的準確把握是新媒體自身獲得深度發展和形成影響力的重要基礎，新媒體在文化傳播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文化傳播理念會影響文化受眾群對新媒體的文化傳播價值的準確評價和新媒體在文化受眾群中的受歡迎程度，新媒體在傳播文化的過程中要以開闊的視野、奔放的胸懷、國際化的視角表達出對人性的尊重、人類生存狀態的關懷，反映人類最基本的文化價值觀，“傳播具有普世的價值文化，體現對人類自由、平等精神的肯定”[8]，絕不把自己的文化意識加于與他人的文化意識之上，崇尚自由多元，又要有強烈的時代感、現代感的文化，以包容的心態傳播西方的文化的同時向世界推廣本地區的文化，這是新媒體在傳播文化的過程中應當遵守的最基本的傳播價值觀。

新媒體要真實、準確地傳播安徽民間文化，制作更多的高品質的安徽民間文化的大型文化專題節目，通過向外界不斷的推介安徽民間文化，使更多的國內外人士能準確地真實地了解安徽民間文化，消除因空間距離和政治傾向等因素造成的對安徽民間文化的誤解，讓國內外人士在對安徽民間文化的文化理解和認同的基礎上，實現對安徽民間文化的有效交流和傳播，同時讓更多的安徽人通過新媒體了解到本地區民間文化藝術魅力，自覺地接收本地區文化知識的藝術教育，主動地承擔宣傳安徽民間文化的歷史使命，增強安徽人自覺傳承安徽民間文化的責任感，使安徽人對安徽民間文化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豪感得以彰顯。走進安徽、安徽民俗文化節、安徽黃梅戲藝術節藝術展演等大型文化節目，在安徽民眾中就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新媒體突破了時空的限制，能實現文化在全球范圍類的自由傳播，它儼然已成為構建當代文化與文明的重要載體，它既體現本身的傳播價值，又通過文化的傳播體現其傳播的社會價值，新媒體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要理性的傳播文化，灌輸給受眾優秀的民間文化的“心靈雞湯”，陶冶民眾的文化情懷，引領時代情勢下文化傳播的社會任務。

四、結語

安徽民間文化深受徽文化的影響，徽文化離不開徽人的文化自覺，徽商是傳播徽文化的主要群體，徽商的文化自覺推動了徽州地區的文化繁榮，給安徽民間文化提供了充足的文化養分，打好了安徽民間文化的文化根基，奠定了安徽民間文化的文化底蘊，“一個群體的精神也反映一個群體的特征，是一個群體生存與發展的基礎。”[9]安徽民間文化哺育了安徽人，賦予安徽人獨特的徽文化氣質，形成獨具特色的徽文化體系，促成整個華夏文化體系的結構養成，歷史的成就代表的是過去的輝煌，今天我們皖人仍需擔負起傳承安徽民間文化的歷史重責。

新媒體作為信息時代的重要傳播工具，其廣泛存在的傳播形式：網絡論壇（BBS）、博客（Blog）、播客（Podcasting）、掘客（Digg）、即時通信（如QQ、MSN）、社交網絡（SNS）、微博（Twitter）為文化的傳播提供了其他媒體所沒有的傳播渠道，實現了普通民眾對文化信息的自主提供和文化共享，顛覆了傳統文化自上而下的文化傳播方式，更加體現了對受眾文化選擇權利的尊重，滿足了受眾文化自由的心理需求，對在新的歷史環境下傳承安徽民間文化提供了新的傳播手段，有力于安徽民間文化在更廣泛地域領域與傳播領域的宣傳推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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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陳琴建.中國民俗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6〕吳玉紅.徽州“三雕”的成因及藝術特色[J].美術，2008（10）.

〔7〕.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R].2013-08-19.

篇10

關鍵詞：清代；江西；漕運

中圖分類號：Z22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09)026(C)-0073-01

漕運對清王朝至為重要，時人稱“天下之大命所系”。明清以降，江西的漕運在全國舉足輕重，漕額僅次于江南、浙江兩省。作為清朝征集漕糧的重要省份之一，漕運的變遷給江西地方社會的發展和基層民眾的生活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對此學術界給予了較多的關注。

20世紀50、60年代國內漕運研究陷入低谷。至70年代末，漕運研究又重新為國內史學界所重視。80年代以后，史學界對中國各朝代的漕運，從經濟內涵、社會意義以及與傳統社會變遷等方面展開了深入研究。在這些研究成果中，出現了幾部代表性的專著。

彭云鶴《明清漕運史》一書，對清代前期漕糧繁榮的原因、河道的管理。以及清廷對漕弊的整頓進行了分析。這是我國第一部系統論述明清漕運發展狀況的專著。李文治、江太新的《清代漕運》以清代漕糧制度為研究重點，對清代漕糧的賦稅制度、征收兌運和交倉制度、漕運官制和船制、運丁和屯田制度、運道等方面的問題，宏觀把握，精細分析，可謂清代漕運史研究和中國古代漕運制度斷代研究的力作。吳琦《漕運與中國社會》一書，從社會學、社會史的角度切入漕運研究，宏觀上把握漕運的特性及其社會能，深刻剖析漕運與封建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及漕運與社會制衡，漕運與封建社會的延續等一系列問題，發掘漕運與中國社會的內在聯系，進一步揭示中國封建社會的特性與機制。倪玉平的《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的出版，為清代漕糧海運專著的缺乏填補了空白。該書內容包括清代漕運規制，道光年問的漕糧海運，漕糧海運與經濟演變，漕糧海運與社會變動等，把這段時期清朝政府經濟、政治、外交、社會等各方面的變化都涵蓋進去，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此外相關的論文也為數不少。陳峰《清代漕運水手的結幫活動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楊杭軍《嘉道時期漕運旗丁的若干問題》、吳琦《清代漕運水手行幫會社的形成――從庵堂到老堂船》，分別從水手、運丁的信仰組織，工作環境、僉選和其自身性質進行了論證。在漕運弊端的探討上，學界基本認為在這幾方面：州縣征漕的各種加派，官紳勾結貪索稅戶，土豪劣紳分肥，胥役對運丁的貪索，漕吏隱私舞弊，漕糧浮征勒折等。如李文治、江太新《論清代中葉后漕政的敗壞》，鄭師渠《論道光朝漕政》，陳峰《略論清代的漕弊》，楊杭軍《略論清朝嘉道時期漕運之弊及其影響》，倪玉平《嘉道之際的漕弊問題》等論文均有論述。從南北經濟交流角度論述的有張照東《清代漕運與南北物資交流》和陳峰《清代漕運運輸者的私貨運銷活動》。張文論述漕運在溝通南北物資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指出河運的興衰對于運河沿線的南北物資交流，以及中央和各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有著密切的關系。而陳文認為清代官方性的漕運中，廣泛存在著各種以盈利為目的的私貨運銷活動，對此清廷采取現實態度，不斷放松對私貨的限制，遂使這種活動規模日益擴大，客觀上促進了南北商品流通和交換。從地方社會角度來研究清代漕運代表性的有：張小也《健訟之人與地方公共事務――以清代漕訟為中心》和吳琦、肖麗紅《清代漕糧征派中的官府、紳衿、民眾及其利益糾葛》。張小也在文中指出，健訟之人挺身抗幫，包攬訟詞，以獨特方式承擔了地方公共事務，這一點在漕案中有相當明顯的表現。而吳琦則以清代抗糧事件為中心，揭示在漕糧征派過程中，中央、地方州縣、紳衿胥吏與地方民眾等各階層之間的利益互動，并從一個側面透視清代漕政制度缺陷及其社會變化。

以上全國性的漕運的研究，為清代江西區域內的漕運研究奠定了豐厚基礎。僅就筆者資料所及，綜述如下：

第一，有兩部研究著作值得關注。龔汝富在《清代江西財經訟案研究》中對漕糧津貼糾紛案，漕賦訟案，軍役糾紛案等案情的分析，指出清代江西部分浮賦重稅的地區，繁重的稅負使地方社會陷入更為惡化的訟爭之中，圍繞稅負轉移而展開的各種訟案此起彼伏、紛繁復雜。這為我們了解當時因漕賦引起的民間訴訟和地方政治經濟狀況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個案材料及剖析。但以上研究偏重于漕賦層面，并不側重研究運漕在地方社會中的歷史地位。沈興敬主編的《江西內河航運史》一書，對江西漕運歷史概況作一般性的梳理。尤其在論述明至時期江西航運的進一步演進時，將明清時期江西的漕糧運輸作為專題介紹，并對江西漕運機構的設置、漕糧及漕船數量、運丁和漕運費用、漕運方式及漕運路線的演變等作了簡要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