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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商貿流通業；經濟發展；動態計量；建議

一、商貿流通業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據愈來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尤其是商貿流通業，近年來商貿流通業發展非常迅速。2014年我國商貿流通業銷售總額為133689億元，比1978年的505.2億元增長了100多倍，年均增長率為10%以上，遠高于國內生產總值6%-8%左右的年均增速。商貿流通登記在冊的企業達到400多萬家，形成以購物中心、連鎖企業、專賣店為業態支撐的商貿流通體系。2015年商貿流通業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8%左右，商貿流通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增加，其對國民經濟的作用越來越大。首先，商貿流通業能夠促進消費增長、擴大社會生產。商貿流通業包括住宿餐飲、批發零售、會展、交通運輸、物流快遞、生活服務等行業，這些都是與居民生活有著直接、密切關聯的行業。商貿流通業可以變潛在消費成為即期消費，從而促進消費增長。當商貿流通業促進消費增長后，就需要擴大生產來滿足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以使生產能力匹配消費能力。其次，商貿流通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吸納了大量勞動力。2014年我國商貿流通業共有7685萬從業人員，就業貢獻率13.91%，占社會總從業人數的一半以上。其中住宿餐飲、零售批發行業從業人員最多，占社會總從業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由此可見，商貿流通業對勞動力有很大的吸納能力，接收勞動力越多，失業人數就越少，社會就越穩定，經濟就越繁榮。最后，商貿流通業對三大產業的調整升級起到重要作用。隨著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化，三大產業之間形成了相互依賴、相互支撐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當中，商貿流周婷（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廣州510610）基金項目：2014年廣東省科技計劃項目“面向企業服務的科技情報資源開發與利用方法研究”（編號2014A040401036）研究成果之一；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科研項目：“外貿代工”與“品牌經營”模式的分化趨勢—基于“中國制造2025”背景下外貿代工工廠轉型實踐模式的探索（SK201522）研究成果之一中圖分類號：F724文獻標識碼：A通業作為服務主導行業是連接三大產業的重要橋梁，成為三大產業的中間需求，為各大產業的生產發展提供支撐，從而促進產業升級發展，提高經濟運行效率。

二、動態計量分析

（一）指標選取與計算方法基于以上理論分析，本文從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優化兩個方面，計量分析商貿流通業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經濟增長指標與產業結構優化指標如表1所示。國內生產總值是衡量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國內生產總值作用率是指商貿流通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用公式表示為：國內生產總值作用率=商貿流通產業增加值/國內生產總值。就業率是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經濟繁榮則就業率高，經濟蕭條則就業率低。就業作用率是指商貿流通產業從業人員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用公式表示為：就業作用率=商貿流通產業從業人數/社會總從業人數。稅收作用率是指商貿流通產業所繳納的總稅額占商貿流通業總增加值的比例。用公式表示為：稅收作用率=商貿流通產業納稅總額/商貿流通產業增加值。稅收作用率越高，則說明商貿流通業繳稅越多，高稅收有助于推動經濟發展。資本作用率是指社會資產增加值在商貿流通業增加值中的比值。用公式表示為：資本作用率=社會資產增加值/商貿流通產業增加值。資本作用率越高，說明產業規模越大，對經濟發展就越有利。產業結構優化作用率是指商貿流通增加值在所屬的第三產業總增加值中的比例。用公式表示為：產業結構優化作用率=流通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產業結構優化作用率越高，說明商貿流通產業在第三產業中的規模和比重越大，引導作用就更強。城市化作用率是指在城市中的商貿流通企業的總從業人數在城市所有產業總從業人數的比重。用公式表示為：城市化作用率=城市商貿流通企業總從業人數/城市就業總人數。城市化作用率越高，說明城市發展、產業發展有足夠的勞動力支持。對外貿易作用率是指商貿流通產業外貿總額占所有產業外貿總額的比重。用公式表示為：外貿作用率=商貿流通產業外貿總額/所有產業外貿總額。對外貿易作用率越高，說明開放程度越高，高度開放的經濟亦是反映經濟繁榮程度的體現。

（二）計量分析本文將整個經濟區域簡要劃分為東部區域和中西部區域。東部區域包括滬、蘇、浙、魯等東部沿海地區；中西部區域包括川、青、甘等地區。商貿流通業選取住宿、餐飲、零售、物流等主要行業數據進行統計。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分析。在國內生產總值作用率方面，2014年東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作用率為19.21，比中西部地區（12.6）高，如表2所示。而且東部地區國內生產總值作用率一直呈穩定增長趨勢，而中西部地區呈心電圖增長趨勢，甚至有下降趨勢，反映出其作用率不穩定。這主要是因為東部地區商貿流通業發展較好，而且東部地區是我國產業升級的“排頭兵”，在產業轉型升級的帶動作用下，東部地區第三產業尤其是商貿流通產業發展迅速，因此商貿流通業生產總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越來越高，其作用率也遠大于中西部地區。在就業作用率方面，中西部地區的就業作用率略低于東部地區，但在2014年，中西部地區就業作用率實現反超，比東部地區的9.21高出0.16個百分點。2010-2014年，中西部地區商貿流通產業就業貢獻率雖然整體上落后于東部地區，但從表3可見其增速比東部地區快，至2014年實現了超越。這說明中西部地區這幾年來商貿流通業得到了較好發展，新增了大量就業崗位，而東部地區特別是上海市因出臺了一些限制人員流動的政策，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勞動力的進入，商貿流通業正是低層次勞動力的吸納大戶，這些政策影響了商貿流通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進而影響了東部地區商貿流通業就業作用率（見表3）。在稅收作用率方面，2010-2014年，不管是東部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商貿流通業稅收作用率都一直穩定提升。

特別是中西部地區，稅收作用率提升很快，甚至超過了東部地區。這主要是因為東部地區為了更好實現產業升級，大力發展以商貿流通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在稅收政策方面給予商貿流通企業很多優惠，也因此減少了稅收收入。但中西部地區商貿流通企業很多是國企，在整體發展水平不如東部地區的情況下，國企仍然要承擔較重的納稅責任（見表4）。在資本作用率方面，整體來說，不管是東部還是中西部地區，其資本作用率都不穩定，特別是商貿流通業發展水平更為落后的中西部地區，2010年資本作用率為1.61，2012年又驟升至8.78，可見其資產增加量極其不穩定。東部地區也是如此，但相對于中西部地區稍為穩定。總體來說，商貿流通業資本作用率比較低而且不穩定，與商貿流通業較為穩定的發展趨勢不相符（見表5）。對產業結構優化的作用分析。在產業結構優化作用率方面，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優化作用率都比較穩定，東部地區稍高于中西部地區，基本上東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優化作用率都保持在30%-40%的水平，這說明商貿流通產業是第三產業的最主要主導產業，具體情況如表6所示。在城市化作用率方面，不管是東部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城市化作用率都不高，說明商貿流通業對城市化發展作用不大。此外，從側面也可以反映出當前我國農村依然存在較多剩余勞動力，商貿流通業吸納第一產業剩余勞動力的能力還需要進一步提高（見表7）。在對外貿易作用率方面，2009年以前中西部地區外貿作用率一直很低，但是到了2013年以后開始直線上升，東部地區的外貿作用率保持穩定增長。這主要是因為“一帶一路”發展策略實施后，中西部地區的進出口貿易得到了良好發展，從而提高了外貿作用率。東部地區向來是我國開放前沿，對外開放程度也一直比內陸地區高，因此其商貿流通業的外貿作用率也比較高（見表8）。

（三）結果分析我國東部地區商貿流通業發展水平較高，因而國內生產總值作用率、就業作用率、納稅作用率、資本作用率、產業結構優化作用率、城市化作用率、對外貿易作用率等各項指標計算和分析結果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區。具體來看，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的商貿流通業國內生產總值作用率、稅收作用率、產業結構優化作用率比較明顯；資本作用率、城市化作用率以及外貿作用率不太明顯；就業作用率還有很大提升空間。這反映了目前我國商貿流通業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主要是從增加稅收、增加國內生產總值以及提升第三產業作用和地位來體現。

三、商貿流通業優化發展建議

（一）科學規劃商貿流通業并建設現代商貿流通體系一方面，在完善的行業法律、法規指導下，建立起由政府主管、行業協會具體指導、管理有章有序的商貿流通業管理體系；在制度保障、管理規范的基礎上，科學規劃商貿流通業，規劃要以服務商貿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提高服務質量為主線、以統籌城鄉商貿流通一體化為目標、以龍頭企業為引領典范，不斷完善商貿流通基礎設施，統籌規劃建設大型物流集散中心以及商貿綜合體，推進業態變革和創新，使商貿流通產業不斷適應新的發展形勢。另一方面，商貿流通產業要改變生產效率過慢和質量過差的狀況，需要建立現代商貿流通體系。商貿流通企業要大力發展電子商務模式，通過發展電子商務進行市場調查、信息收集、售前售后服務等活動，順應網絡購物發展趨勢，擴大企業銷售范圍和發展模式。

（二）構建商貿流通業交通體系我國商貿流通業基礎設施總體來說還不夠完善，尤其是中西部地區交通基礎設施不完善嚴重影響了商貿流通業生產效率，也阻礙了東部商貿流通企業與中西部企業的合作。對此，政府要統籌規劃，建設連接各省市、各地區的交通大網，包括航空建設、高鐵建設、公路建設和水路建設等，建成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商貿流通業發達地區為軸心的“12310”交通經濟圈，即1小時通達北、上、廣、深周邊城市，2小時可以到達北、上、廣、深所在或所近省市，3小時可以到達北、上、廣、深附近的省市，10小時可以到達國內其它主要城市，連接全國各地區成一張大網，提高商貿流通生產效率。

（三）統籌發展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商貿流通業當前我國東部地區商貿流通業發展水平較高，而中西部地區商貿流通業發展落后，仍然以第一產業為主。因此東部地區商貿流通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作用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區。同時經濟發展對商貿流通業也有反作用，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商貿流通業就能得到更大發展空間。（四）加大對外開放根據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商貿流通業外貿作用率均不明顯，這說明我國對外開放程度還不夠，尤其是中西部地區，因此在經濟全球一體化發展趨勢下要進一步改革開放，積極走出去和引進來。一方面，中西部地區要打破地區貿易壁壘，加強與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聯系，利用區域特色和優勢積極招商引資，讓東部帶動中西部發展。另一方面，東部地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主動尋求與國際企業合作和交流，引進資本和人才，輸出商品和科技，為商貿流通業發展創造條件。（五）全面提高商貿流通業從業人員素質我國商貿流通業從業人員很多，就業作用率相對較高。但從業人員很多都是第一產業的剩余勞動力，相對來說受教育程度較低，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經濟轉型，努力從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對人才也有更高要求，因此，要全面提高商貿流通業從業人員素質，強化其技能水平，使其不斷適應新的發展形勢，以人才推動商貿流通業創新發展。

MercantileTheory參考文獻：

1.張曉峒.計量經濟分析（修訂版）[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2.家順良，楊凡.全國商貿流通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區域差異研究[J].山西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0（3）

3.李駿陽，李鈺.我國流通經濟研究方法的實證分析[J].商業經濟與管理，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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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1.居民消費指標。居民消費水平是指居民在物質產品和勞務的消費過程中，對滿足人們生存、發展和享受需要方面所達到的程度。通過消費的物質產品和勞務的數量和質量反映出來。

 

居民消費水平，是按國內生產總值口徑，即包括勞務消費在內的總消費進行計算的。計算公式為：

 

居民消費水平(元/人)=報告期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居民消費總額/報告期年平均人口

 

本文將天津市居民消費水平作為衡量天津市居民消費的指標。

 

2.經濟發展指標。GDP是反映國民經濟的綜合指標，它的權威性和可比性已被廣泛認可。鑒于此，本文采用天津市GDP指標作為衡量天津市經濟發展指標。

 

為了減少異方差，本文對居民消費水平(X)和地方生產總值(GDP)進行了自然對數變換，分別記為LNXt和LNGDP。變換后原時間序列的協整關系并不會受到影響。此外，本文中的所有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5)。

 

二、實證分析

 

1.基于VAR模型的分析。確定VAR模型的結構，一般用赤池信息準則(AIC)，選擇最大滯后期k值。原則是在增加k值的過程中使AIC的值達到最小。適當加大k可以消除誤差項中存在的自相關。但k值過大會導致自由度減小，影響模型參數估計量的有效性，并比較不同滯后期所建立的VAR模型的穩定性。經過比較，本文最后選擇滯后2期，即k取2。經檢驗，所建模型除LR和SC外，最終預測差(FPE)、赤池信息準則和漢南-奎因信息準則(Hannan-Quinn)最小，三個檢驗準則同時得到了滿足。在此基礎上，可以對和LNXt時間序列進行協整檢驗。本文采用Johansen檢驗方法。該檢驗能判定協整方程的個數，即協整秩。經過反復檢驗，確定協整變量含截距項并有確定趨勢。Johansen協整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和時間序列只存在一個協整關系。

 

2.格蘭杰(Granger)因果關系。雖然通過實證研究可以得出和LNXt的協整關系，但沒有表明這兩個序列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 Granger(1980)指出，如果變量之間是協整的，則至少存在一個方向的Granger原因;在非協整情況下，任何原因的推斷將都是無效的。從前面確立的天津市經濟增長與居民消費水平的關系中，可以看出由于二者具有協整關系，所以他們之間至少存在一個方向上的因果關系。計量的檢驗結果表明(見下表)，在95%的置信度下，天津GDP增長是促進居民消費水平增加的Granger成因，但反向的影響關系則在統計意義不成立。

 

3.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析。基于天津市GDP與居民消費水平的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可以描述二者的相互影響關系，基本思想是研究系統中個別方程中的新息(innovation，即隨機誤差項)產生變動時，由于變量間的相互影響而對系統中其他變量所產生的沖擊強度和影響時滯。由于研究沖擊響應時采用的是Cholesky分解技術，該方法的一個技巧是使誤差項正交化。所以Cholesky分解的結果依賴于系統內變量的排序。 Koop，Pesaran和Potter(1996)提出了廣義脈沖響應(Generalized ImpulseResponse)和廣義方差分解(GeneralizedVariance Decomposition)，以避免正交化對變量排序的依賴性。故本文采用廣義脈沖響應方法進行響應分析。

 

圖1的脈沖響應結果表明，當在本期給居民消費水平一個正沖擊后，天津GDP在第5期達到最低點，第5期以后呈現緩慢平穩上升的趨勢，這說明居民消費水平受到外部沖擊以后，給本市經濟增長能夠帶來反向的沖擊，但是這種沖擊并不大，并且對第5期以后緩慢回落有一定拉動作用，不具有顯著作用，這與上述格蘭杰因果檢驗中居民消費水平的增加不是促進GDP增長的Granger成因的結論相一致。

 

圖2中，LNXt的脈沖響應結果表明，當在本期給GDP一個正沖擊后，居民消費水平在第7期會達到最高點，從第7期開始保持平穩下降，而且作用效果明顯。這表明GDP的某一沖擊會給居民消費水平帶來同向沖擊，且從第七年后對居民消費水平產生穩定的拉動作用。同時，它也印證了上述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與脈沖響應函數的分析視角相反，方差分解是把系統中每個內生變量的波動按其成因分解為各方程新息(innovation)相關聯的組成部分，從而可以判斷各新息對內生變量的相互重要性。方差分析圖說明，是LNXt的重要影響因素，經過10期，其貢獻率從42.38%上升為 82.23%;LNXt對的影響較弱，其貢獻率最高僅為15.64%。

 

4.VAR模型預測。基于VAR(3)模型，可以對天津市經濟增長和居民消費水平做出樣本內預測和樣本外短期動態預測。從樣本內預測序列圖可以看到，因為靜態預測是使用樣本實際觀測值進行預測，所以靜態預測的效果要好于動態預測，但是，樣本內動態預測可以預測出序列的變化趨勢。VAR模型的特點之一就是做樣本外近期預測非常準確。本文結果很好的證明了這一點。如據統計，2014年天津市GDP和居民消費水平分別為 15726.53億元和 28492元，取對數后分別為 9.6631億元和 10.2574元，而該VAR(3)模型對2007年天津市GDP和居民消費水平的預測值分別是9.7425億元和10.2547元，模型預測誤差分別為 0.008和-0.0003.

 

三、結論和建議

 

雖然社會經濟系統的復雜性決定了我們不能依據任何實證工具進行簡單的決策，但本文的實證結果有助于我們對天津居民消費水平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做出一個大致的判斷。

 

從計量分析結果看，天津居民消費水平和GDP構成一個相互有長期影響的動態線性系統，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即GDP增長是促進居民消費水平增加的Granger成因，但反向的影響不顯著。在受到經濟波動的沖擊下，GDP會對居民消費水平產生同向顯著而持續的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天津居民消費水平與母城經濟發展水平息息相關，而居民消費水平對母城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有限。

 

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國內生產總值對消費水平存在顯著影響，國內生產總值常被公認為衡量國家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它不但可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還可以反映一國的國力與財富，國民收入提高，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公眾購買力提高，消費水平增加。因此，政府應大力發展經濟，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國內生產總值，提高國民收入，最終達到提高居民的消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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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的李國柱副教授的著作《經濟增長與環境協調發展的計量分析》正是基于這一點，對中國經濟增長與環境協調發展問題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研究的一部力作。該書與以往其他關于這方面研究的著作最大的區別在于，作者是在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基礎上，緊密結合我國國情，運用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相結合，以實證分析為主；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采用以定量分析為主的研究方法，對經濟與環境問題開展研究的。突出經濟發展與環境問題的計量分析是本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創新了動態優化理論。通過動態優化理論，創立了包含環境因素的綠色索洛模型，得出在只存在規模效應時，平衡增長路徑仍然是存在的，但與之相對應的污染排放路徑卻一直呈上升趨勢的結論；通過污染對經濟影響的動態優化模型得出，環境污染對經濟具有門檻效應，放棄經濟發展來保護環境是不可行的，需要以優化環境來促進經濟發展。

二是時間序列協整分析方法在經濟與環境問題中的探索。利用1981-2005年的統計數據，擬合了“工業三廢”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對外貿易對環境的影響并進行了廣義脈沖分析，得出經濟與環境對相互沖擊的響應與污染物類型有關。

三是面板單位根與因果關系檢驗方法在經濟與環境問題中的嘗試。利用分省市、分區域的統計資料，采用面板單位根與協整方法，得出經濟增長加速了污染排放；采用面板時間固定效應模型，得出市場化與環境保護是有可能形成良性循環的；按東中西部三大區域進行分類，采用面板數據因果關系檢驗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與環境的關系，得出較松的環境管制是外資流入的重要原因，同時外商直接投資也加劇了當地的二氧化硫排放。

四是灰色預測理論在經濟與環境問題中的應用。利用2000-2005年的數據，對17個經濟與環境變量進行了預測，并在此基礎上對“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環境的耦合情況進行了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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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增長率居世界前列，為世界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到2012年末，我國經濟總量達到8.26萬億美元，僅次于美國，人均GDP約 6 100 美元，按聯合國的標準劃分，我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隨著經濟的增長，我國金融業也取得了較大的發展，并逐步與國際接軌。但隨著我國經濟、金融的發展，國民收入差距卻不斷拉大，經濟失衡現象越來越嚴重，地區和城鄉收入差距較大，基尼系數居高不下，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2年達到了0.474，基尼系數連續多年超過聯合國0.4的警戒線。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利于社會穩定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而引起了理論界和政府部門的廣泛關注。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處于轉型的關鍵時期，經濟、金融體制改革逐漸深入，能否全面而深入地把握金融發展、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差距之間的關系，將直接關系到新時期改革的成敗以及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本文擬以我國1990―2012年的相關數據為樣本，通過構建向量自回歸模型，研究當前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的動態關系，從而發現存在的問題并給出政策建議。

一、文獻綜述

國內外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收入差距之間關系的研究較多，但得出的結論存在較大的差異，研究工作既有成果，也有困惑。本文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闡述較為重要的文獻。

1.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亞當?斯密[1]等古典經濟學家很早就認識到銀行可以通過信用創造積聚資本，促進社會現實資本的流動，促進經濟增長；熊比特[2]發現，銀行有媒介資本和信用創造的功能，能夠通過購買力的創造，將資金不斷地投向創新活動領域，給經濟注入活力，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羅納德?麥金農[3]和愛德華?肖[4]認識到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同時，他們也注意到了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金融抑制問題，主要表現為政府對信貸供給的行政干預，扭曲了資源的配置，降低了金融活動和經濟活動的效率。我國學者談儒勇[5]以實證的方法對金融與經濟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認為中國金融中介規模的擴大能促進經濟發展，二者同向發展。武志[6]采用戈氏指標對我國金融發展水平進行考察，并研究了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得出我國金融發展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

2.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的關系

Greenwood等[7]研究了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的關系，發現兩者間存在著“倒U”型庫茲尼茨曲線關系。他們對這種“倒U”型關系的解釋是：在金融發展初期，由于金融發展水平較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現象比較嚴重；而到了金融發展逐漸完善的時期，收入分配狀況不斷合理化，差距就逐漸縮小。Beck等[8]對99個國家1960―1999年的相關數據進行了研究，發現：金融支持和投資對解決貧困是有益處的，金融發展有利于減少貧困，縮小窮富之間的收入差距。

李勇輝等[9]根據國內1952―2005年的相關數據分析我國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的關系并得出結論：我國的金融深化與居民收入分配狀況之間呈現“倒U”關系。張立軍[10]用廣義貨幣M2和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作為選取項目，研究金融與城鄉收入差距的關系，認為中國的金融發展很大程度上會造成收入差距增大。喬海曙等[11]根據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選用非參數相關檢驗等方法進行實證研究，得出我國金融發展與收入分配間呈現“倒U”形的庫茲尼茨曲線關系。

鄭 州 輕 工 業 學 院 學 報 （ 社 會 科 學 版 ） 2013年

第3期 王偉濤，等：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的動態關系研究

3.經濟增長與收入差距的關系

Barro[12]考察了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效應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非線性關系，在解釋變量中不僅包括收入差距，還包括收入差距與經濟發展水平的交互作用項，發現發達國家收入不均與經濟增長之間是正相關，而在發展中國家，兩者之間是負相關。陸銘等[13]基于聯立方程和分布滯后模型對我國1987―2001年的省際面板數據進行了研究，發現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為負。王少平等[14-15]在研究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基礎上，對我國經濟增長與收入差距的非線性關系和不同時期的閾值效應進行了研究，得出了不同時期我國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曹裕等[16]運用省級面板數據對我國的城市化、城鄉收入差距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得出城鄉收入差距對經濟增長具有抑制效應，不利于經濟增長但存在區域差異效應的結論。

雖然國內外學者對經濟增長、金融發展與收入差距關系的研究結論有較大差異，但仍然有一定的參考意義。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金融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逐漸凸顯，與社會各個方面的聯系越來越密切，包括關系民生的收入分配問題，因此需要進一步結合中國具體國情和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特點來研究并分析經濟增長、金融發展、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

二、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1990―2012年的相關數據，以金融相關率（FIR）、基尼系數（GC）、經濟增長率（GDPR）3個指標分別衡量我國金融發展水平、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3個變量。其中金融相關率指標通過M2/GDP計算可得。由于1990―2002年的基尼系數官方未公布，不同學者采用的計算方法有所差異，計算結果也不盡相同。本文根據定義，同時參考世界銀行網站和國內相關文獻計算得出1990―2002年的數據[17]，2003―2012年的基尼系數采用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經濟增長率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統計局、世界銀行和中國統計年鑒。各指標1990―2012年變化趨勢如圖1所示。

圖1 1990―2012年我國金融相關率、

經濟增長率和基尼系數變化趨勢1.模型的構建和求解

自 Sims于1980年首次提出向量自回歸模型（VAR）以來，該模型已經獲得了廣泛應用。由于 VAR 回避了結構模型設定，在經濟學理論不足以指出變量之間的動態關系、估計模型及出現內生性問題時，提供了很好的解決辦法。本文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通過脈沖響應分析、方差分解分析等方法分析金融發展、經濟增長與收入差距之間的動態關系。

根據選取的指標，構建包含FIR、GDPR、GC的3向量自回歸模型：

Yt=L+∑ni=1βi×Yt-i+ε

式中Yt=[FIRt，GDPRt，GCt]T，代表因變量和自變量的即期值；i為滯后期數，βi為系數矩陣，ε為擾動列向量。

（1）樣本數據平穩性檢驗和協整檢驗

為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異方差，在實際檢驗前對變量取對數。數據序列的平穩性檢驗采用ADF檢驗，顯著性水平取0.05。表1的結果顯示3個變量存在共同的時間趨勢，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一階差分后均為平穩序列。在此基礎上運用Johansen協整檢驗方法對3個變量進行協整檢驗，從表2中的跡統計量檢驗結果可以看出lnFIR，lnGC，lnGDPR 3個變量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可以通過構建VAR模型來研究三者之間的關系。

表1 單位根檢驗結果

表2 協整檢驗結果

（2）模型求解

通過對樣本數據的VAR估計，結合滯后階數選取的AIC和SC準則，確定滯后階數為2，以FIR，GC，GDPR這3個變量建立VAR（2）模型，然后進行模型的平穩性檢驗，變量特征根均落在單位圓內，因此建立的VAR（2）模型是平穩的。在此基礎上運用EViews7.0進行向量自回歸分析，大部分估計系數在10%的顯著水平下是顯著的，模型求解結果如下：

2.脈沖響應函數及沖擊反映分析

在VAR模型平穩性檢驗通過的基礎上，運用脈沖響應函數分析來研究在擾動項上加上一個標準差的沖擊對內生變量的影響，分析結果才是可信的。圖2為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3個變量間沖擊的脈沖響應函數圖，實線表示脈沖響應函數，虛線表示在脈沖響應圖像兩側的置信帶，滯后期數取為10。

由圖2可知，FIR對GDPR的沖擊影響在前5期均為負向，第5期以后轉為正向，并逐漸收斂，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較長的滯后效應，隨著時期推移，金融發展會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影響。GDPR對FIR的影響保持正向，原因在于經濟增長過程中對金融發展的需求增加，對金融發展水平的要求提高，從而推動了金融發展。FIR對GC的沖擊影響一直為負向，在FIR給GC一個正向沖擊后，基尼系數逐漸減小，說明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能夠縮小收入差距。GC對FIR的沖擊影響基本為負向，且負向波動增大，說明收入差距的擴大，阻礙了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原因在于，收入差距的增大使得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嚴重，財富集中，但收入較低的群體是社會的主體，占人口的比重較大，收入差距的拉大無疑會造成低收入群體的金融需求不足，從而不利于金融發展。GDPR對GC的沖擊影響為負，但負向影響程度逐漸減弱，說明經濟增長能減少收入差距。GC對GDPR沖擊略有波動，但基本保持正向，兩者存在正向效應，這說明了基尼系數的增加，在短期內對經濟增長有利。原因可能在于，在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社會的經濟效率較低，收入差距的擴大，使得一部分人和地區的經濟效率得到提高，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經濟增長，這與改革開放來中國經濟發展政策產生的現實結果是一致的。

3.方差分解分析

根據所構建的VAR模型，進行方差分解，研究模型的動態特征，把內生變量的波動分解為與各方程相關聯的組成部分，來研究各外生變量對內生變

圖2 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間的脈沖響應函數圖

量的相對重要性。表3為FIR、GC、GDPR 3個變量的方差分解結果，S.E表示標準誤差，其他列為各變量的貢獻程度。

從FIR的方差分解結果可以看出，GC和GDPR對FIR的貢獻程度均呈上升趨勢，在第10期，分別達到24.305%，5.083%。從GC的方差分解結果可以看出，FIR和GDPR對GC的貢獻程度保持增長趨勢，到第10期，分別達到17.967%，5.962%，GC對自身的貢獻程度逐期下降，第6期之后基本穩定在76%的程度。從GDPR的方差分解結果可以看出，FIR對GDPR的貢獻程度逐漸下降，但保持在17%以上的較高水平，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較大；GC對GDPR的貢獻程度除了第1期有所減少外，基本保持增長趨勢，但貢獻程度較小，保持在2.5%以內。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通過本文的實證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經濟增長能夠推動金融發展，反之也成立，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存在一定的滯后期，這與武志[6]的研究結論相符。經濟增長對金融發展水平、金融體系完善程度有內在的要求，這是經濟增長和發展的趨勢。但同時從研究結果發現，金融發展前期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明顯，存在滯后效應。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能夠減少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利于金融發展，但對經濟增長具有短期效應，即在經濟發展初期對經濟增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從長期均衡角度來看，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利于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控制和減少收入差距，已經成為現階段我國宏觀調控較為突出的現實問題。

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注重經濟增長、金融發展、收入差距間可能存在的庫茲尼茨曲線關系和拐點效應。充分關注理論研究成果，把握現階段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期，積極推動經濟和金融進一步發展。在我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這種階段下，應追求協調可持續發展。經濟、金融的發展和改革要更多地注重內在質量，為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縮小收入差距提供金融支持。

（2）政府要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其中應首先加大對農村居民、城鎮低收入階層、失業人口、偏遠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讓中低收入階層也能分享改革發展的成果。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和轉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收入分配不均，國內有效需求不足，內需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效應較強。關鍵原因就在于國民收入差距過大，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收入差距拉大不僅不能提高經濟效率，反而造成經濟失衡和增長質量下降，不利于經濟社會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縮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既是共富之路，也是經濟增長之途，同時能夠促進金融發展，提高金融發展水平，避免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篇5

張利珍（1989-），女，四川內江人，西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2012級研究生，研究方向：風險管理與保險。

摘 要：在當今的經濟形勢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同時科技與金融是社會發展的兩大引擎，科技與金融的融合發展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我國也在科技金融發展方面做了深入研究。本文通過對科技發展各階段的資金投入進行分析，同時與發達國家比較得出我國對基礎階段研究投入不足以及融資難問題，通過分析原因，得出要增強基礎研究能力就要改變政府單一投入的現狀，同時優化資金來源以及資金資源配置結構。

關鍵詞：經濟形勢；科技金融；發展動態；融合

一、引言

在現代經濟中，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科技與金融的融合發展在中國乃至全球的經濟發展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從世界范圍來看，進入新世紀以來，科學與技術的融合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新技術層出不窮，新的金融產品也是日新月異。科技與金融的融合發展動態以及發展的方向趨勢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如何使科技與金融更好的融合并促進經濟的良好發展是我們亟需探索的課題。本文通過與發達國家研究經費來源及使用情況的比較，發現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R&D經費，不僅在量上有決定的優勢，而且在質上更有良好的優化配置。大量而且優化的資金投入不僅為美國的世界頭號經濟大國的地位奠定了基礎，而且成為近些年美國經濟的增長點。

從目前情況看，雖然我國的R&D經費總量在世界上處于中上等水平，但是R&D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非常低，并且經費的優化配置非常不合理，中國的R&D經費投入大多集中在“試驗發展研究支出”，投入在產品的末端，中國的基礎研究支出最為薄弱，因此造成了中國制造轉為中國創造的難度非常大，中國產品附加值低，只能通過較低的人力成本取得收益。因此要改變這一現狀就要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并且優化資金來源及資金的投入方式。

二、我國科技與金融融合發展動態

科技金融是金融資本促進科技創新以及幫助研究成果向生產力的轉化，簡單說來，就是金融促進科技的發展，科技成果的產生離不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所以我們從高技術產業出發，探究科技金融發展的動態，通過總結我們得出：在當今形勢下科技金融具有以下特征：

（一）我國科技與金融發展穩步增長，高技術產業主營業務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升高，從1995年的0.065增加到2011年的0.187，比重增長了將近二倍，由此可見我國的高技術產業的發展有利于了我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同時優化了產業結構，促進了企業的轉型。

（二）我國R&D經費投入以政府為主，企業投入嚴重不足，但這一現狀在逐漸改變，企業投入所占的比例逐漸提高但仍然與發達國家差距很大。并且R&D經費投入的分配不合理。比如2011年我國R&D經費中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試驗發展研究經費的分布結構為4.7%、11.8%、83.4%，由此可見我國經費的投入大多集中在“試驗發展研究支出”上，照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我國企業主要側重于試驗發展活動，因為試驗發展的投入有立竿見影的效果，與基礎投入的高風險相比，能獲得不錯的收益，但也照成了我國科學技術發展及有效專利水平不高，基礎研究非常薄弱，產品的附加值較低。

（三）高科技企業中無形資產在總資產中的比例高，無形資產往往高于有型資產。傳統型企業在創辦時大多以設備、機器等有型資產為主，而在高技術企業則不同，在中國的科技型企業大多為中小企業，有形資產規模小，通常擁有的是專利權、知識產權、非專利技術等，由于無形資產占比高，也就造成了高風險性。

三、我國科技金融發展問題及分析

（一）R&D經費總量與分配不合理

我國的R&D經費從1995年的384.67億元到2011年的8687.01億元，扣除CPI的增長也是有了不錯的提高，從另一個角度分析，R&D經費占GDP的比重來看，從1995年的0.0085到2011年0.0185，也有了不小的提高，所以我國高新技術研發投入量是在穩步增加，從市場上來看，我國的高技術企業的發展良好，并且其主營業務收入也在穩步提高。

但與發達國家比較來看，還是有很大差距，并且相關投入的分配也不合理，資金的來源也沒有優化，政府負擔絕大多數的研發資金。在資金分配方面，以2011年為例，美國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試驗發展研究的百分比分別為16%、23%、61%。然而在我國以上三種研究支出比例為：4.8%、11.8%、83.4%。由此可見我國的R&D經費投入大多集中在研發的末端——試驗發展研究，這就決定了我國缺少自主知識產權的現狀，這也是我國產品低附加值的根本原因。

（二）高技術中小型企業的融資難問題

經歷了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當今無論世界上還是我國，銀行業都高度重視風險控制，普遍以安全性為經營第一原則，嚴格實施貸款責任人追究制度，減少銀行的壞賬率。由于科技金融存在高風險，使得高科技中小企業要獲得貸款，尤其是研發貸款非常困難，這就制約了我國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從另一方面講，目前政策鼓勵銀行向高科技中小企業貸款，有相應的扶持，通過貸款支持研發，科技成果轉化為新的生產力以及高科技產業得到發展時，雖然銀行承擔了高風險，但是因為我國貸款利率的管制，也無法實現與風險對應的收益，這就勢必降低銀行實施貸款的積極性。

四、我國科技金融發展的建議

（一）增大基礎研究投入量，提高企業投入積極性

我國應該完善產學研相結合體系，從世界發達國家來看，企業是研發的主體，我國也應該通過鼓勵企業自身進行基礎、應用、試驗發展全鏈條研究，再通過完善的專利保護體制，合理的技術轉讓條例保護企業的研發利益，增加企業研發的積極性。

（二）完善科技型企業貸款機制，建立市場化融資模式

由于我國金融沒有完全市場化，銀行貸款利率受到管制，銀行的信貸收益是相對固定的。對于高新技術企業貸款，雖然承受了高風險，但是沒有得到相應的收益，違背高風險高收益的原則。要解決這一問題可以從以下兩點出發，第一，建立專門性的科技銀行，專門針對科技型企業發放貸款，這肯定需要國家的政策支持。第二，從根本上講，建立良好的貸款擔保機制，將高科技企業貸款進行市場化融資，成立對科技企業專門的審批機制，適當增加銀行的自，此外還可以讓民間資本參與其中，讓政府和民間共同促進科技金融的發展，共同促進社會的進步。

基金項目：本項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學研究生創新型科研項目（低碳經濟浪潮下科技金融的發展動態及融合趨勢，CX2014SP124）資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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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索洛.對增長理論的貢獻[J].北京：經濟學季刊，1956，（2）

[5] 王新紅.影響我國高新技術企業融資能力的因素分析[J].經濟特區，2007，（10）：270-271

篇6

今后軟件定義網絡（SDN）是發展方向，其本質是應用決定網絡，它包括網絡層、控制層和資源層，而未來的網絡控制層和資源層即將是分開的。SDN會充分運用到網絡資源，內容分發網絡（CDN）實際上是SDN的起步。未來CDN通過應用來設定網絡，調動網絡資源，它不是固定的，而是共享的，比如我此時在跟你講電話，這條線不僅僅為我們提供，當我不說話的時候，其他的人可以利用這個資源。所以說網絡的發展，SDN是發展方向。

信息化將是基本工具

現在整個產業環境都非常重視互聯網應用，我舉個例子，在2013年12月17日，由中國工程院、南京市人民政府聯合主辦的第三屆中國未來網絡發展與創新論壇在南京召開，這一屆論壇主要圍繞“未來網絡試驗設施及創新應用”主題，針對當前網絡面臨的挑戰和對策，未來網絡技術發展趨勢以及未來網絡國家重大基礎設施的建設、試驗應用前景等議題展開深入討論。

未來，移動終端會大量應用，每個人至少有四五個終端，比如眼鏡、手表、手機等，這種終端之間有連接，以后的通訊不僅產生在人和人之間，而是產生在機器和機器之間，人和機器之間的通訊僅僅是小部分。

今后，信息化將變成基本工具，它就像水和電一樣，是必須存在的東西。這一點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比如以后什么事情，都離不開信息化技術。如可穿戴設備，可測量身體的健康情況、情緒等，它可能不會直接和你溝通，而是直接和醫院通訊，或者和電腦連接。

在過去的10年，中國的互聯網公司在做其他行業做的事情，比如藝龍、攜程等公司，它們在賣機票，而不是航空公司在賣機票，現在的變化是所有傳統行業，都在利用互聯網來建設新的業務模式。

一直在突破

我覺得在信息行業，一直在突破有限的帶寬、有限的資源。如在無線通訊領域，一代無線通訊、二代無線通訊、三代無線通訊，其關鍵是提高通訊資源的利用率，即在同樣的帶寬下，為更多的用戶服務。看整個發展，我認為信息化的發展并沒有什么阻礙，實際上是在規模化，同時在快步發展。我們看到的難以解決的問題，都在被不斷解決。未來，信息的處理、大規模數據的處理，將會有更多新的發明，開闊我們的視野和世界。

不管是技術還是其他，都是市場決定的。中國的IT市場很大，其世界地位在逐漸提升，但這需要一個過程。現在是跟隨階段，未來，中國龐大的應用市場，會促進各種各樣的應用被開發出來，終究會引領世界IT產業。IT產業以前是生產的實力，現在是制造的實力，慢慢將是創新的實力，目前已經看到了一些趨勢。現在中國政府在推動信息消費，比如工業和信息化部推動的“寬帶中國”項目，藍汛參加了該項目。在過去10年，中國經濟主要是靠房地產來拉動，今后信息消費將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平臺。

應用促進發展

篇7

關鍵詞：旅游經濟強省；旅游發展；經濟增長；第三產業增長；Engel-Granger兩步協整檢驗；格蘭杰因果檢驗

中圖分類號：F59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10-0227-03

一、文獻簡述

從研究結果來看，楊勇[1]對中國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結果顯示我國旅游業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穩定的因果關系。從研究區域范圍來看，賈天理[2]對四川省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選取1990―2013年共二十四年的數據作為樣本，采用ADF檢驗、E-G兩步法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等計量檢驗模型對云南省旅游發展與第三產業、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為旅游強省建設政策制定的提供科學依據。

二、變量選取、數據處理及模型建立

（一）變量、數據選取及處理說明

本文選擇實際旅游總收入（RTRT）、實際國內生產總值（RGDP）和實際第三產業總值（RDSC）作為旅游發展、經濟增長和第三產業增長的變量。選擇1990―2013年共二十四年的序列數據研究的數據樣本，樣本中變老了涉及到旅游收入、名義匯率、名義第三產業總值、名義GDP、GDP價格指數等指標原始數據均為來自《云南統計年鑒2009》。RTRT（實際旅游收入）、RDSC（實際第三產業收入）、與RGDP（實際GDP）均以1990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格折算而來[3]；另外，對3個變量（RTRT＼RDSC＼RGDP）做自然對數處理，以消除時間序列的異方差。最后得到計量研究的基礎數據：LNRTRT、LNRDSC和LNRGDP3組新序列，對新序列做回歸分析可用來解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彈性。

（二）計量模型

本文主要應用ADF檢驗、E-G 兩步法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等計量檢驗模型對中國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第三產業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行定量研究。在實證檢驗和計量建模之前先對LNRTRT、LNRGDP和LNRDSC等3個序列數據應用ADF檢驗法進行單位根檢驗。為確定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和第三產業增長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應用E-G兩步法進行協整檢驗，為深入分析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第三產業增長之間相互作用關系的方向，進而分別構建LNRTRT、LNRGDP和LNRDSC等3個序列的Granger因果檢驗模型[4]。

三、實證結果

（一）變量序列的單位根檢驗結果

通過對LNRTRT、LNRGDP和LNRDSC3個序列進行描述統計分析，繪制時序圖和差分序列圖（如下頁圖1和圖2所示）。

下頁圖1顯示，1990―2013年間，LNRTRT、LNRGDP和LNRDSC 等3個變量數據具有非平穩特性，下頁圖2顯示，3個變量的一階差分呈現出平穩性，從而可以進行單位根檢驗。選擇最通常的ADF單位根檢驗法，采用AIC法則確定滯后階數并根據時序圖來確定時間趨勢和常數項的選擇。設D2LNRTRT、D2LNRGDP和D2LNRDSC分別為LNRTRT、LNRGDP 和LNRDSC的二階差分，利用Eviews6.0計量軟件對數據進行運算，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見下頁表1）。下頁表1顯示，LNRTRT、LNRGDP和LNRDSC等3個序列的水平檢驗均為非平穩序列，經過二階差分后，3個變量均轉換為平穩序列，說明 LNRTRT、LNRGDP 和LNRDSC 均存在單位根，可進行變量數據的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分析。

（二）E―G協整檢驗結果

根據E-G兩步協整模型，首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對協整方程的回歸系數進行估計，Eviews6.0計量軟件對數據進行運算，然后，分別對兩個方程的殘差序列進行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2）。表2結果顯示，在5%和10%的顯著性水平上，回歸方程的設立比較合理，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第三產業增長之間分別存在協整關系，即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第三產業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回歸估計系數顯示，兩個方程的擬合優度較高，有很強的解釋力。回歸系數確定了旅游總收入與GDP和第三產業總值之間的彈性，即云南省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旅游總收入將提高1.91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總值每增加1個百分點，旅游總收入將提高1.407個百分點，反映第三產業增長對旅游發展的影響沒有GDP增長影響大。

LNRTRTt=-10.0046+1.9121LNRGDPt （1）

LNRTRTt=-4.6719+1.4073LNRDSCt （2）

（三）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旅游發展與第三產業增長和經濟增長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是要確定到底是GDP增長導致旅游增長還是旅游增長導致GDP增長，是旅游發展推動第三產業發展還是第三產業刺激旅游發展，需要對三個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本文按照AIC和SCI最小準則，通過Eviews6.0計量軟件中雙變量的向量自回歸模型（VAR）確定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以及旅游發展與第三產業增長兩個變量之間的最佳滯后期都為1，檢驗結果（見表3）。

格蘭杰因果檢驗顯示，在5%顯著性水平下，存在LNRGDP到LNRTRT單向因果關系，說明經濟增長是旅游發展的格蘭杰原因，揭示了經濟發展對旅游發展的促進作用；不存在LNRTRT到LNRGDP的單向因果關系，表明旅游發展對整個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不夠明顯。另外，檢驗還顯示，在5%顯著性水平下，存在LNRDSC和LNRTRT之間的雙向因果關系，說明旅游發展對第三產業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帶動作用，同時第三產業的發展又刺激旅游發展，旅游發展和第三產業之間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四、研究結論及啟示

1.從協整檢驗結論中可以看出表明，云南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第三產業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協整關系。系數估計表明，云南省GDP每增加1個百分點，旅游總收入將提高1.91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總值每增加1個百分點，旅游總收入將提高1.407個百分點，比較來看，整個經濟增長對旅游發展的影響比第三產業增長的影響更明顯。

2.格蘭杰因果檢驗結論表明，在5%置信水平下，云南省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刺激并沒有以往認為的那么明顯。這表明：一方面，云南省并未完全實現由旅游大省向旅游強省的脫變，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尚未達到旅游強省水平，仍處于旅游強省建設初期；另一方面，說明云南省旅游產業與其他第三產業的聯動性較強，旅游產業的發展直接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進而間接刺激經濟增長。

本文研究結果的政策啟示在于：

1.加快建設旅游強省，發揮第三產業、經濟增長對旅游發展的刺激作用。在政府制定政策時需要考慮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和第三產業增長之間存在的長期均衡關系，充分利用旅游發展與第三產業、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增強發展規劃的長遠性、政策的前瞻性，密切關注旅游發展與第三產業之間的聯動。

2.保障旅游強省建設穩步推進，不容忽視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雖然格蘭杰因果檢驗顯示，不存在旅游發展到經濟增長單向因果關系，但這并不能掩蓋旅游業在云南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從而否定其作為經濟發展的戰略性、支柱產業的地位。國外的研究結論表明，旅游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會隨著發展階段的不同而有所變化，旅游導致經濟增長的假設是成立的。政府部門在制定推進旅游強省建設進程中，決不能忽視經濟增長對旅游發展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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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賈天理.四川旅游發展與經濟增長動態相關性的統計分析[J].中國市場，2011，（14）：99-102.

篇8

>> “新常態”下內蒙古西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的思考 提高認識、強化服務、健全機制 實現內蒙古非公經濟發展的新突破 內蒙古財政收入高增長的動力機制分析 影響內蒙古電子商務擴展的動力機制因素分析 新常態下內蒙古經濟增長的對策建議 新常態下內蒙古民生發展的新思路 團結動員各族婦女為新常態下的內蒙古發展建功立業 新常態下內蒙古能源企業存在的問題及發展路徑 內蒙古區域經濟發展研究 內蒙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研究 內蒙古縣域經濟發展路徑研究 內蒙古旅游經濟發展研究 內蒙古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 新常態下我國城市發展的動力機制及模式選擇 社會環境因素對內蒙古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 內蒙古少數民族特色經濟發展的政府扶持研究 新常態下提升西安市經濟發展內生動力的對策研究 新常態下內蒙古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研究 把內蒙古經濟發展活力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內蒙古發展循環經濟的戰略研究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l

[3] 國務院.國務院關于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 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Z].國發[2015]66號，2015-11-19.

[4] 內蒙古非公經濟增加值占到全區GDP的63.6%[N].正北方網-內蒙古日報，2015-06-14.

篇9

【關鍵詞】 渝東北;生態涵養發展;板塊經濟

渝東北生態涵養發展區是重慶市五大功能區劃的重要組成部分，區域內的11個區縣能否在“生態涵養”的同時實現“綠色發展”、“綠色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重慶市五大功能區戰略及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示范布局的成敗。重慶市委、市政府在對區域發展路徑的設計上，結合各地實際，將11個區縣細分為三大板塊，即“萬開云特色產業板塊”、“墊江―梁平―豐都―忠縣農產品特色經濟板塊”、“奉節―巫山―巫溪―城口特色旅游經濟板塊”。發展板塊經濟，成為渝東北生態涵養發展區11個區縣的共同使命。

一、渝東北域內板塊經濟發展的布局簡介

1、體現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普遍規律

區域經濟一體化，通過在區域內實現政策合作與優惠，使參與其中的成員獲得特殊的經濟收益，而成為當今全球經濟的一股新浪潮。區域整體競爭力歸根到底在于產業的競爭力，而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在于產業區域特色優勢的形成。

2、契合了自然稟賦差異化發展的支配特點

渝東北11個區縣各板塊在自然稟賦及發展水平上有差異，因此在堅持加快經濟社會發展與保護生態環境并重的大前提下，進行特色發展是最明智的選擇。

首先，萬州帶動形成萬開云特色產業板塊。萬州擁有水運、鐵路、高速公路、機場等立體交通優勢，功能完善，具備較好的產業基礎;從地理位置上，萬州、開縣、云陽三區縣呈等邊三角形分布，距離30分鐘，具備一體化發展基礎。其次，梁平、豐都、墊江、忠縣，生產條件、地理環境好，在溫度、陽光、水資源上擁有較好優勢，墊江縣素有“重慶糧倉”和“重慶菜籃子”之稱，近年的墊江白柚、墊江牡丹等也頗負盛名，梁平縣除“糧、油、豬”三大保業外，鴨子、梁平柚、竹子三大產業也已形成規模，豐都肉牛量大，忠縣則大力發展柑橘產業，并形成了“從一粒種子到一杯橙汁”的完整產業鏈條，這些縣原本就是國家農產品主產區，構建農產品特色經濟板塊符合其經濟社會發展基礎。在旅游資源分布上，奉節、巫山、巫溪、城口這4個縣各具特色、互為補充。奉節、巫山兩縣均地處長江沿線，位于新三峽核心景區，擁有“高峽出平湖”的峽谷風光和三峽文化，地處大寧河沿線的巫溪縣則以秀美的溪谷風光和神秘的巫文化為主，而地處重慶最北端的城口縣氣候宜人，近年來不但生態旅游業開始發展，紅色旅游也深具發展潛力，構建特色旅游經濟帶自然稟賦條件得天獨厚。

3、形成了板塊優勢互補化發展的良好架構

渝東北生態涵養發展區既是三峽庫區，又是秦巴山連片特困地區，要擺脫特困的帽子，須發展產業，根據11個區縣各自的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等進行板塊間產業重點規劃引導，使各板塊間整合資源，形成優勢互補的良好架構，有效避免三大板塊間產業同質化惡性競爭。

二、渝東北域內板塊經濟發展的障礙分析

按照重慶市委、市政府對渝東北11區縣的功能定位，各區縣在推動發展轉型、實現板塊抱團發展方面邁出了堅實的步伐。隨著沿江高速公路、渝利高速鐵路加快建設和順利貫通，區域內一些特色骨干產業逐漸融合互補、相互配套。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區縣之間各自為陣、互相掣肘的現象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一是域內行政壁壘仍未擊破。長期以來各自相對封閉的環境和地方本位主義，使“行政區經濟”大行其道，加之板塊內缺乏一個強勢的增長極，區縣之間各自為陣、互相掣肘的現象不同程度存在。二是統一交通格局尚未形成。渝東北地區自然條件較差，交通建設滯后，板塊內部、板塊之間交通格局不統一，成為三大板塊抱團發展的“硬傷”。三是產業同質并生現象突出。渝東北地區產業化水平總體不高，一產弱、二產虛、三產散，缺乏跨區域、跨行業的骨干支撐產業。

三、渝東北域內板塊經濟發展對策

推動渝東北三大板塊發展，是踐行五大功能區戰略部署、促進渝東北各區縣錯位發展、特色發展、共同發展的必然舉措。結合渝東北板塊經濟發展實際，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1、加強統籌規劃，改進考核機制體制

一是要按照功能區定位，制定出臺《渝東北生態涵養發展區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以“板塊”為單元設計跨區縣的項目，促進城鎮群錯位發展，打造特色板塊經濟帶。二是要建立區域板塊協調機構和專業委員會、專家委員會，明確牽頭協調部門，建立聯席會議制度，定期研究解決三大板塊抱團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三是要進一步優化對區縣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考核，探索建立板塊內部在GDP、稅收、環保、產業等方面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考核機制。

2、完善交通網絡，增進流通渠道拓展

按照“鐵公機水”一體化的要求，優化完善渝東北地區交通布局。一是鐵路，規劃建設重慶至武漢的沿江貨運鐵路，打通三大板塊聯動發展的“大動脈”。二是公路，盡快啟動建設連接渝東北各景區的高等級公路，形成便捷快速通達的旅游環線。三是空運，加快建成巫山神女峰支線旅游機場，可以滿足人流物流“快進快出”的需要，提升整個渝東北的交通運力。四是水運，抓住“長江經濟帶”戰略實施契機，規范修葺橋梁、碼頭、船舶等設施，統一打造長江航運。

3、優化空間布局，促進特色產業發展

一要堅持錯位發展，優化工業空間布局。“墊梁豐忠”板塊，重點發展化工、裝備、電子等配套工業和特色資源加工業;“萬開云”板塊，重點發展鹽氣化工、光伏電子、汽車及零部件等百億級產業集群;“奉城兩巫”板塊要立足“生態”功能，重點發展清潔能源及資源環境可承載的農林產品加工和特色礦產資源利用。二要堅持合作共贏，打造精品旅游環線。推進“全域景區化”建設，按照全域景區5A發展理念，打造旅游型城鎮、旅游型城市和5A景區項目群落，創新全域旅游化模式。基于這個區域旅游資源現狀，積極構建“一帶兩角”的旅游格局。“一帶”即貫穿三大板塊的“長江三峽國際黃金旅游帶”;“兩角”即“奉節天坑地縫-巫山小三峽-巫溪紅池壩”、“三峽大壩-神農架-巫山小三峽”和旅游環線。三要堅持市場導向，建立統一市場體系。充分發揮市場在經濟發展、區域板塊互動中的決定性作用，建立市場主導型的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模式。

篇10

新疆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新疆烏魯木齊830000

摘要 在寒冷干旱地區，凍融土壤水鹽運動的特殊規律與分配特性是影響北方灌區土壤鹽漬化發生、發展和演變的重要因素。根系是植物吸收傳輸水分養分的主要通道，根系的分布直接影響到作物擁有土壤水分和營養空間的大小，研究根域環境是計算根系吸水能力、構建根系吸水模型，制定灌溉制度不可缺少的手段和環節，也是研究SPAC 系統中水分轉化、水量平衡的基礎，對于提高水分利用效率，改進田間水分管理措施，發展節水農業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苜蓿；環境調控；現狀分析；發展

1 根域水分環境的研究概況

水分是植物賴以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自然資源，作物根系是土壤水分的直接吸收利用者。苜蓿早先多采用大水漫灌或不進行灌溉。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水資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對于苜蓿灌溉，隨著我國滴灌技術的大面積推廣應用，我國的學者對于苜蓿滴灌條件下根系水分利用進行了大量的研究。

程冬玲等（2004）根據苜蓿地下滴灌土壤水分變化，并以常規溝灌為對照，對苜蓿田間地下滴灌的適宜埋深和灌水量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地下滴灌比常規溝灌的苜蓿，鮮草出草率高；滴灌帶埋深35cm 比埋深10cm 的苜蓿長勢好，鮮草產量高,并初步制定了苜蓿地下滴灌的灌溉制度[1]。

李富先（2009）對新疆地區苜蓿地下滴灌田間滴灌帶不同埋深、滴灌水量等因子進行控制試驗, 發現苜蓿生長期內需滴灌水量458.3-490.8mm，滴水次數10-20 次，間隔10-20d，次滴水量20-50mm，10cm 埋深較35cm 深埋需多滴水量50mm[2]。

而且滴灌條件下水鹽運移規律在棉花及一般農作物層面的研究已經很成熟，并取得了眾多具有實際參考價值的研究成果。

2 根域養分環境的研究概況

苜蓿根系對土壤養分的利用能力強，從土壤中吸收的養分遠比一般作物和牧草高，與小麥相比，對氮、磷的吸收量均多1 倍，鉀多2倍[3]。

目前，對苜蓿養分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肥料配施效果和水分灌溉指標等方面，而綜合考慮水、肥等多因子的設施農業條件下的水肥耦合效應研究卻很少，有關紫花苜蓿在滴灌條件下的根域養分環境研究未見報道。

3 根域氣熱環境的研究概況

不同灌溉方式必然會導致在作物根區土壤水分不同，產生土壤溫差，這樣就產生了不同的根系生長環境，進而影響作物的生長。良好的土壤透氣性和適宜的溫度范圍是作物生長良好的重要土壤環境參數。運行良好的滴灌系統，能靈活地向土壤中滴水，調節土壤中的水分和溫度狀況，使根層的土壤始終保持著低吸力條件，進而使作物在沒有水分脅迫條件下發揮其最大生長潛力。土壤空氣和水分共同存在于土壤空隙中，水分的增加必然導致空氣的減少，從而影響土壤的通氣狀況。而土壤通氣狀況的好壞取決于土壤孔隙的數目及其大小。土壤的導氣率總體表現為隨著土壤含水率的增加而減少。在同一含水率下，土壤導氣率隨容重的增加而減小。土壤空氣不僅提供作物生長需要的氧氣，而且直接影響著植物對土壤養分吸收、種子萌發、根系發育、開花結果等生長發育過程。因此，有必要開展相關研究，然而，目前對苜蓿在根域氣熱環境的研究較少見。

蒲金涌等（2008）根據天水地區2003-2004 年紫花苜蓿種植試驗資料，通過分析紫花苜蓿的根系生長與環境因素的關系。結果表明：紫花苜蓿的根系生物累積量與土壤熱狀況有關，呈非線性變化。紫花苜蓿越冬停止生長階段是地中熱量利用最經濟階段，也是根系生物量累積量最大的時段[4]。

從上述論述中可以得知，國內外學者在苜蓿微灌技術方面，做了一定的相關研究。前人的研究不僅對滴灌技術的推廣應用起到了推動作用，更為該技術的完善、發展和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礎。淺埋式滴灌具有節水、節肥、防災能力強等作用，可有效避免暴曬、風干造成土壤失水等寒旱區極端氣候的影響，減少土壤水分蒸發，是節水農業發展的重要途徑。特別是淺埋式滴管能夠很好解決苜蓿機械收割時對滴管帶來的破壞，苜蓿的淺埋式滴管不僅是一項新的節水技術，也為牧草大規模機械化收割帶來了方便。對根系生長，分布和吸收問題影響的苜蓿根區域環境幾乎沒有做系統和深入的研究，但公式滴管淺層土壤水分，熱，氣耦合效應苜蓿根生長和問題的分布可能揭示一個淺機制滴灌苜蓿產量，它的建立和完善對苜蓿地淺層水熱條件控制的滴灌意味著有一個巨大的幫助。本研究是擬淺型土壤溫度和濕度調節苜蓿根區灌溉，探索適合苜蓿根區土壤水分，熱，氣，環境和對苜蓿地上部和地下部生長的影響過程。

紫花苜蓿屬于多年生豆科植物，其生長發育特性和眾多的一年生農作物有所不同。苜蓿根系的分布范圍較深，可產生三級以上的側根，因此根系分布面積大，入土深，生長1 年的苜蓿主根入土深度可達到1-2m，隨著苜蓿生長年限的增加，根系入土會不斷增加。同時，苜蓿根系的發育特點與其他作物有明顯的不同，特別是由根頸、根蘗等所組成的復雜的苜蓿根系統，使得在滴灌模式下土壤水分、鹽分發生變化后所引發的根-土之間的相互作用更為復雜。目前苜蓿根系發育的研究主要是以品種之間根系發育差異性及發生機制、不同耕作方式（主要包括施肥、播種密度）條件下根系發育特征、根系在土壤中的分布狀況等方面，但對淺埋式滴灌條件下的土壤、根系等發生水鹽運動變化，以及根系生長發育和根-土之間的相互作用機制等方面研究甚少。所以開展淺埋式牧草滴灌根域環境調控技術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程冬玲,李富先,林性粹.苜蓿田間地下滴灌效應試驗硼究[J].中國農村水利水電,2004(5):1-3.

[2]李富先,林性粹.地下滴灌苜蓿田間需水規律試驗研究[J].石河子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9,29(1):15-18.

[3]耿華珠.中國苜蓿[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5:25-28.

[4]王衛華.土壤導氣率變化特征及水氣熱動力參數空間變異性研究[D].西安:西安理工大學,2013.

基金項目院基金號20143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