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區別，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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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跨國并購 政治風險 國有企業 民營企業 SWOT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環境下，隨著中國資本和金融市場不斷完善，中國大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運營的經驗日益豐富，市場因素對中國企業走向海外的阻礙作用有所淡化。但中國企業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與日俱增，在國際分工和產業轉移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高度重視和警覺，因而政治風險作為一種重要的非市場因素，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阻礙作用越發明顯。

中國跨國并購的主體按產權性質可分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兩類。但長期以來，我國海外并購仍然以國有企業為主，雖然民營企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但兩者的比例差距仍然明顯。國企和民企最基本的區別就是產權性質不同。國有企業的產權屬于國有產權或者說公共產權，而民營企業的產權屬于個人產權。本文通過SWOT分析法分析國企與民企在不同的政治風險下的并購環境，探討其應采取的跨國并購戰略，對未來中國企業進軍海外戰略規劃頗具現實意義，同時對我國企業有序走出國門也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二、研究方法

所謂企業跨國并購風險，是指由于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并購項目的復雜性以及并購方自身能力與實力的有限性，而導致海外并購活動達不到預期目標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其中，由于雙方政府行為而可能對跨國并購各環節產生負面影響的不確定性構成了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政治風險。政治風險一般來說是利益集團（或政府）為了達到某種政治手段而采取的行動，因此它區別于一般市場風險，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

由于經濟環境相似，中國企業在海外并購過程中的表現和所面臨的風險存在著很多共性，同時由于產權性質的不同，中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海外收購存在很多不同特征。不同跨國并購案例之中，企業所面對的政治風險有明顯差異，企業性質、并購行業、并購的外部環境、政府在并購中的作用都會對并購行為和并購結果產生很大的影響。

SWOT分析法是一種企業綜合分析方法，即根據企業自身的既定內在條件進行分析，找出企業的優勢、劣勢及核心競爭力之所在，從而將企業的戰略與企業內部資源、外部環境有機結合。優劣勢分析主要是著眼于企業自身的實力及其與競爭對手的比較，而機會和威脅分析將注意力放在外部環境的變化及對企業的可能影響上。在分析時，應把所有的內部因素（即優劣勢）集中在一起，然后用外部的力量來對這些因素進行評估。

本文中引入SWOT分析，把建立在國有企業基礎之上的跨國并購與民營企業跨國并購行為作SWOT對比，以此來凸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各自的內在優勢與缺陷，并概括企業所面臨的外部機會和挑戰，對于制定企業跨國并購戰略占了有著至關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國企與民企跨國并購的SWOT分析

從優勢、劣勢、機會和威脅四個方面對國企和民企的跨國并購戰略進行SWOT分析，得到下表1所示的分析矩陣。在完成SWOT矩陣的構造后，將排列與考慮的各種環境因素相互匹配起來加以組合，便可以提出相應的跨國并購建議。制定建議的基本思路是：發揮優勢因素，克服劣勢因素，利用機會因素，化解威脅因素；考慮過去，立足當前，著眼未來。

基于上表對國企和民企的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分析可已看出，國有企業跨國并購的優勢來自企業內部，充沛的資金和規模經濟為跨國并購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放眼全球的戰略構想也是跨國并購成功的基礎。然而國有企業跨國并購的外部最大障礙就是由產權劣勢而產生的高政治風險。相比之下，民營企業自身的優勢遠遜于國有企業，但一段時期的資本積累和產權明晰仍為其跨國并購提供了條件，民營企業跨國并購的真正優勢在于其政治風險較低。但民營企業跨國并購的阻礙來自于并購能力的構建上。

因此，在并購之前民營企業首先要考慮的并不是政治風險，而是要明確并購目的，建立一系列長遠的企業國際化經營規劃，其次就是融資渠道，尋求多元化的融資方式。政府應對民營企業提供必要的融資支持和信息咨詢等幫助。而國企首先要做的就是淡化政府色彩和背景，極力避免政治風險的干擾，把跨國并購作為純粹的企業行為來管理，在東道國進行企業游說和宣傳。政府不應對國企的并購過多干預，更不應該廣泛參與到并購行為之中，以免觸發政治風險。

四、政治風險的主要來源

國企跨國并購的政治風險來源由于國有產權或說公共產權的存在，國有企業經營者的經營權利是從政治途徑取得的國家權力中派生出來的，雖然其實質是全體人民讓渡的一種公共政治權利（即公有制度），但對外仍然體現出明顯的政府意圖。因此，國有企業的跨國并購行為往往被東道國誤認為是母國政府的政治傾向，會危害到本國的行業甚至是國家安全而受到嚴重抵觸，從而把單純的企業行為擴張到政府行為，產生政治風險。與此不同，民營企業經營者經營的是自己的資本，其海外并購追求的最終目的是利潤，體現的也僅是個體意志，因此在東道國遇到的政治風險會比國有企業大大降低。

另外，民企在各自獨立的個人產權基礎上與市場競爭機制天然吻合，而國企本質上的公共產權屬性則決定它的存在只能出于最大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作為市場競爭主體謀取企業自身的最大利潤。產權理論認為，國有企業的產權特征排除了所有權的特定轉換，阻止將未來結果的資本化反映到當前的轉化價格中，從而降低了所有者監督管理行為的激勵，使企業的運行缺乏效率和競爭。西方往往對中國國有企業的績效產生懷疑，認為其并購目的是為了實現政府意愿而不是高效地利用資源。而民營企業的跨國并購一般認為是市場機制的直接反應，是引入充分競爭之后基于企業發展戰略而實施的全球資源優化配置過程。

基于以上兩點，國有企業在海外并購中遇到的政治風險遠大于民營企業，這是由產權性質決定的。中國政府代替公民掌握公共產權使被并購的一方利益集團把國企的單純的企業行為看作帶有政府政治色彩，而政府本身的政治性和非利潤驅使等特點則加重了政治色彩的渲染。民營企業的個人產權與政府的界限明顯，其并購動機被普遍認為是正常的企業國際化經營需要，很少遭受國外利益集團的強烈抵制。

另外，并購企業所在的行業不同，其政治風險也不同。在市場經濟中，國企的功能定位放在彌補市場機制失靈上，對具有充分公共性的領域進行政府調控，這也是民企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因此，國有企業跨國并購的行業往往集中在資源類、電信通訊類等自然壟斷行業，這些大都是戰略性資源行業或者對一國政治經濟產生重要影響的行業，并購行為會被對方利益集團上升到國家安全的層次。而民營企業感興趣的是經營狀況不佳的電子、汽車、軟件等技術類行業，所以其跨國并購一般認為是市場機制的直接反應，是引入充分競爭之后基于企業發展戰略而實施的全球資源優化配置過程。

五、政治風險的應對建議

政治風險儼然成為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一大障礙，但是由于其不確定和不可控制的特點，中國企業或政府不可能完全消除這種風險，只能盡力使中國企業的并購行為被市場認同，并能經受住雙方利益集團的審視，把政治風險發生概率降到最低。

首先，我國應該充分利用民營企業在跨國并購中的政治風險低的優勢。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主體是國有企業，而國外恰恰相反。民營企業市場競爭充分，具有活力和創新能力，產權明晰，與政府之間的界限明顯。在中國500強企業中，盡管國企仍占大多數，但民營企業提出世界級愿景的比例更高，這主要表現為民營企業相對于國企的競爭意識更強。因此政府應該鼓勵民營企業海外并購，讓民營企業作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先鋒隊，國有企業作為一股后進力量再慢慢站穩腳跟。但目前中國民營企業的實力大都不足以進行跨國并購，這就需要政府早日完善資本和金融市場，完善并購相關法律，建立并購信息咨詢指導部門，進一步壯大民營企業的力量。

其次，跨國并購的政府行為和企業行為要區別開來。政府規劃的企業國際并購是危險的,因為沒有成本預算硬約束的政府行為,會扭曲企業的資源利用和經營效果，政府“成就驅動性”而非“成本驅動性”，也會使并購非效率化。另外，國務院只授權國資委（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國資委對國有企業的跨國并購有直接的指導和監督權利，其他的中央或者地方政府部門對跨國并購干預過多會為并購增添強烈的政治導向，引起被并購方的警覺和反對。

第三，并購不同行業的企業可選擇不同并購方式。當中國企業并購戰略性資源企業時,可以采用迂回投資式的股權安排（即通過自己持股的第三國公司到東道國投資，如國外私募基金）或者非股權安排（如長期服務合同），持股的比例也不要太高，這樣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被并購方的抵觸心理；當并購的行業不存在較大的政治沖突時，可以采用較高持股比例的直接投資股權安排，以獲得最大利潤。

最后，重視并購過程中的公關活動。對于東道國政府，可以通過外交渠道、兩國的民間友好機構或目標公司所在國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牽線搭橋等，取得其理解和支持，并盡可能在社會就業等方面滿足東道國政府的要求。一些國家工會勢力非常強大，處理好與工會的關系，爭取工會支持將對并購產生積極的影響。此外，新聞媒介的關系也不容忽視，有了可靠的媒介關系，就在輿論上把握了主動而輿論在一個國家的社會情緒上起著導向作用。總的來說，出色的公關活動對降低和緩和政治風險有著獨到的作用。

參考文獻：

[1]張建江等，決定中國海外收購成敗的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10(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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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黃中文，海外并購[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9.

[4]邵一明,戰略管理[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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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投標數量或超過國企

根據國土部招標公告，開標會將于10月25日舉行，凡在境內注冊，注冊資本金在3億元以上，具有石油天然氣或氣體礦產勘查資質、或與已具有資質的企事業單位建立合作關系的內資企業和中方控股的中外合資企業，均可投標。

目前，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及外資都“摩拳擦掌”，開始準備參與這場頁巖氣的招標 “盛宴”，行業涉及石油、煤炭、電力、房地產、金融以及地質勘查單位等。國土資源部油氣資源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張大偉此前曾表示，參與意向投標的企業中，民企占1/3以上。

業內人士估計，此次參與投標的民營企業數量有可能超過國有企業數量。據統計，已明確表示有意向參與投標的民營企業包括：新疆廣匯集團、杰瑞股份、永泰能源等。殼牌石油集團、英國BP和美國雪佛龍等外資企業已與中石油、中石化有合作或者合資協議。法國道達爾也正在物色合適的頁巖氣項目和合作伙伴。

能否最終獲利難度大

頁巖氣探礦權首次采用開放式公開招標無疑是一次重大的“政策突破”， 在門檻上消除了國企和民企的區別，但民企最終能否最終獲利難度較大。

中聯煤副總經濟師、政策研究室主任李良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首輪招標區塊都在2000平方千米以上，這次國土資源部之所以把區塊劃分的這么小，主要是為了方便民營企業進入，畢竟民營企業的經濟實力和技術實力有限。“盡管這樣照顧，民營企業能投中多少區塊還很難說，估計能實現零突破，但要借此在頁巖氣市場有所顯著突破還有待時日。”

另外一位專家也表示，到目前為止，國內擁有石油天然氣或氣體礦產勘探資質的內資企業或中方控股的中外合資企業，大多數與三大石油公司有關，這意味著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投標的走勢。

篇3

雖然國內外已有大量文獻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但迄今為止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范圍和性質仍是眾說紛紜，其原因在于企業社會責任是一個隨實踐不斷發展的概念，呈現典型的階段性和地域性特點。所謂階段性，指的是同一國家或地區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其企業社會責任概念不同；所謂地域性，指的是同一時代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也可能會有不同的企業社會責任評價標準。Sethi（1975）指出，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和認知受到文化和社會背景的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的維度會根據不同的社會、文化和時間存在巨大的差異。一項對15個國家的12000名經理人的調查顯示：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的先后順序在國際間有很大的變化（喬治·斯蒂納，約翰·斯蒂納，2002）。“企業社會責任觀念是逐步演進的，唯有置身于一定的歷史背景中，才能真正領會企業社會責任的完整意義”（Eberstadt，1978）。

我國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簡單套用西方現成的分析框架可能會導致偏差。國內雖然也不乏有對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準“本土化”的探討，但現有基于我國制度背景的，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研究總體來說比較有限，對不同所有權性質企業的社會責任內容的差異化研究還相對欠缺。本文擬在對高管深度訪談的基礎上進行探索性分析，以期得出更符合我國國情的企業社會責任概念。

研究方法

（一）樣本

本研究對北京、上海、廣東、江蘇、山東等地的14家企業的22名高層管理人員進行訪談，其中包括國有企業6人，民營企業12人，外資企業4人。平均工作年限14年，其中男性19人，女性3人。

（二）訪談提綱

為盡可能引導受訪者充分表達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本研究采用半結構化訪談的方法，以企業高層管理者為訪談對象，進行現場訪談或電話訪談。本文研究的主要訪談問題共2個：

結合貴企業實際情況以及貴企業所處行業背景，您覺得企業社會責任包括哪些方面？其中，哪一方面的責任是最重要的？您能簡單地按重要程度排一個序嗎？

您覺得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是不是一樣的？他們之間都有哪些區別和聯系？

（三）訪談記錄程序

本論文的調查中，訪談小組由2名成員組成，事先通過對訪談提綱進行學習討論，對容易產生的歧義進行溝通，確保對問題理解一致。訪談時由一人負責提問，另一人負責錄音、記錄和補充。訪談在取得訪談對象同意后進行了錄音。所有訪談材料都在結束當次訪談48小時內進行了材料整理和文字錄入。錄入后由訪談小組成員共同補充整理，以保證記錄的完整性和真實性。

研究結果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構成

筆者根據對訪談筆錄的整理，本文發現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企業高管認為，企業要承擔的最基本的社會責任就是盈利，其次，還有守法、就業、顧客、員工、慈善、環保等方面的社會責任。企業家典型描述見表1。

本文將受訪者對企業社會責任重要程度的排序做了統計，發現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大致分為三個層次，具體見表2。其中，第一層次是企業必須履行的基本社會責任；第二層次是與企業的發展直接相關的社會責任，第三層次是與企業的發展間接相關的社會責任，三者均屬于企業自愿履行的社會責任，注重履行第二層次和第三層次的社會責任有助于增強企業競爭優勢，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

（二）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社會責任比較

從訪談結果來看，受訪者認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社會責任均具備一定特征，并存在差異性。典型描述見表3。

從表3可以看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社會責任差異大致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國有企業首先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就是為國家免費或低價提供大量關乎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產品，其次才是盈利，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社會目標要優于其經濟目標。

民營企業承擔的最基本的社會責任就是盈利和提供就業崗位。

外資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注重對消費者、員工和公眾承擔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并把企業社會責任作為提高企業競爭優勢的關鍵資源，納入企業整體戰略規劃。

結論與討論

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是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具有多層次性；二是不同所有權性質的企業均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只是其社會責任內容有差異。具體討論如下：

（一）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概念具有多層次性

我們之所以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的多層次性觀點，是因為：

第一，許多企業缺乏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責任概念的科學認識，認為履行社會責任就是做慈善，從而對履行社會責任持消極態度，或是在履責過程中本末倒置，連最基本的職業安全與產品安全都不能保證。近年來各地頻發的礦難，勞資糾紛、產品安全事故以及環境污染事故都表明了這一點。

第二，企業缺乏社會責任自主治理的意識，在完成了原始積累之后，還滿足于只承擔最低層次的社會責任，漠視企業中小股東、雇員、消費者、社區等企業利益相關者的權益問題，產生企業社會責任“顯性違規”和“隱性違規”并存的局面（李維安，2008），而這將阻礙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根據以上企業社會責任具有多層次性的觀點，不同所有權性質、不同規模以及不同行業乃至不同經濟周期的企業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的層次不同，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特征選擇承擔相應層次的社會責任。例如，處于壟斷性行業的大型國有企業，除了必須履行第一層次和第二層次的社會責任之外，還應該更多地履行第三層次的社會責任，否則就會招致廣大公眾的非議。處于競爭性行業的中小型民營企業，則只需要努力履行第一層次和第二層次的社會責任就可以了，一個連基本的職業安全都不能保證的企業如果頻頻進行慈善捐助活動，這種不正常的分0 只能被稱之為“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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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財政部2011年1月1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國有企業累計實現利潤19 870.6億元，同比增長37.9%，其中央企實現利潤11 301.9億元，同比增長37.8%，再創新高。在某種意義上，央企資產重組整合不應單純是為了資產規模無限擴大和利潤高增長，而應著眼于國有經濟的經濟社會效應提高與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因此，應及時對央企資產重組整合路徑進行修正，并重新定位央企資產重組整合的目標，推進并實施以市場化為導向的央企資產重組整合。

四大重組整合模式

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到目前為止的央企資產重組整合模式可歸納為四類。

央企之間相互劃轉而進行合并的資產重組整合模式。很長一段時間內，這是央企資產重組整合的主要模式之一，這種資產重組整合的風險小、成本低。

依托母體進行央企整體上市的資產重組整合模式。央企整體上市的方式通常有兩種：一種是央企借助其控股的上市公司以吸收合并或資產注入的方式實現經營性資產的整體上市；另一種是通過央企整體改制后首次公開發行的方式上市。由于各種原因，已經實現整體上市的央企僅有10余家。

設立國資管理公司而完成若干家央企合并的資產重組整合模式。中國國新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于2010年12月22日設立，對部分因各種原因無法進行整合重組的央企進行管理。類似國資管理公司或國資托管公司的中國國新控股有限責任公司的設立，為若干家央企的合并提供了依托平臺，也成為央企的一種資產重組整合模式。

依賴地方政府支持而合并地方國有企業的資產重組整合模式。越來越多的央企把資產重組整合的觸角延伸到地方國有企業。地方政府或迫于央企的強大經濟實力及行政影響力，或出自央企資金注入及大項目落地的誘惑，主動把轄區內最大或較大的地方國企無償劃轉給央企。這種劃轉形成了央企與地方國企的“央地同盟”關系。這種“央地同盟”的現象從最初的幾個東部省份，逐步蔓延到河北、江西、甘肅、湖南、河南、安徽、重慶等十多個省市，并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的2009年達到頂峰。

無邊界擴張漸生異化

無論是與國外的跨國公司比，還是與國內民營企業比，央企規模已經足夠大、利潤已經足夠高，央企已經成為全世界最賺錢的企業。在某種意義上，央企資產重組整合繼續推進，不可能再以規模與利潤為導向，而要重視并強調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因此，央企資產重組整合的路徑要修正，要通過控制央企資產規模過度擴張、央企利潤過快增長，防止并抑制正在形成的三種“央企異化”態勢。

防止央企無邊界擴張所導致的“經濟社會獨立王國”態勢。在追求大甚至世界最大的沖動驅使下，央企進行的合并往往是跨行業的，所重組的一些企業及資產與其主業無關，僅是擴張了自身的資產規模。資產規模幾倍甚至幾十倍擴張的央企，正在通過合并式的資產重組變成一個個“經濟社會獨立王國”。在這種“經濟社會獨立王國”中，建立了一些與生產經營沒有直接聯系的機構和設施，承擔著產前產后服務和員工生活、福利、社會保障等社會職能，使員工的福利、待遇、社會地位等與央企以外的企業相比具有明顯的特殊性。除此以外，有的央企還設立了若干非經營機構，從報紙雜志出版到網絡宣傳媒體，一應俱全。這種擴張態勢與市場經濟發展所要求的專業化、市場化不符，使得央企無法將主要資源聚集在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或環節上，無法形成明顯的國際競爭優勢，從而既不利于央企核心競爭力的形成，也不利于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防止央企全面合并地方國企所導致的“國有經濟級次失衡”態勢。國有經濟的協調發展要求國有經濟的布局要合理、國有經濟的級次要均衡，不僅中央層面有國有經濟，而且允許并保證地方政府也要有一定數量的國有經濟。然而，地方國有企業與央企對接并劃轉給央企，雖然直接而迅速地擴大了央企資產規模，卻導致了地方國有企業迅速減少及地方國有經濟的萎縮。從央企全面合并地方國企的結果及趨勢看，不僅區縣、地市兩級的地方國有企業要全部消失，隸屬省政府一級的國有企業也不會留下多少。如果國有企業及國有經濟全部向中央政府集中，會導致嚴重的“國有經濟級次失衡”。

防止央企進入非公經濟發達領域所導致的“市場公平競爭失效”態勢。“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是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的主要原則。根據這一原則，國有經濟進行戰略結構調整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將國有經濟集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與關鍵領域，從而更好地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但是，從央企擴張的范圍看，央企“不為”的領域簡直少之又少。央企不但把持著上述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而且對于那些非公經濟發達的領域，只要是有利可圖，都會不遺余力地進入。近年來，央企憑借與民企不平等的金融資源、土地資源、政策資源等資源優勢，盲目擴大資產規模，不斷越界，進入了一些本應依靠非公經濟發揮作用的領域如房地產、食品、餐飲服務等行業。央企不遺余力進入非公經濟發達領域，正在導致“市場公平競爭失效”的態勢。

重新定位發展目標

央企實現利潤的過快增長，程度不同地掩蓋了正在形成的“央企異化”態勢。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要中止央企的資產重組整合進程。進程要繼續，但目標要重新定位。在某種意義上，央企通過資產重組整合的階段已經結束，央企下一段的資產重組整合要從支持宏觀調控、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提高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等方面進行目標定位。

央企資產重組整合要定位于彌補“市場失靈”或“市場調控失效”。中國國情的復雜性與特殊性決定了很長一段時間內要保持一定比例的國有經濟。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失靈”或“市場調控失效”是市場經濟的常見現象，市場經濟需要帶有政府干預色彩的宏觀調控。從這個意義上講，保持國有經濟是有益的，可以使政府宏觀調控更有效。央企作為國有經濟的高端載體，其合并或新投資應該更多地瞄準那些無法通過市場競爭得以發展的領域，尤其是民營資本不愿進入或沒有能力進入的領域，比如航天航空技術、青藏鐵路、三峽工程等。無論是國資管理部門，還是央企自身，應關注如何通過資產重組整合來彌補“市場失靈”或“市場調控失效”。

央企資產重組整合要定位于搶占世界經濟格局重新劃分中的高端或空白地帶。面對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世界經濟格局重新劃分，作為掌控國家經濟命脈的央企，所進行的資產重組整合應定位于搶占國際高端市場或進入世界經濟格局重新劃分的空白地帶，積極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從而使中國在這種世界經濟格局分布中占據有利地位。

央企資產重組整合要定位于支持地方國企發展和民營企業的成長壯大。央企與地方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不單純是競爭關系，而是協作及相互支持的關系。央企的主要競爭對手是跨國公司，而不是地方國企與民營企業。央企的做大做強，不是為了兼并地方國有企業，也不是為了限制民營企業的發展，而是要引導并支持地方國企和民營企業的成長壯大。從“國有經濟級次均衡”的要求來看，央企應該支持地方國企的成長，使其帶動地方經濟的發展，而不是單純地實施兼并，將地方企業劃歸央企；央企與民營企業雖然存在著所有制的區別，但利益是共同的，央企應對民營企業的成長壯大加以扶植，為民營企業發展留出空間。從國際競爭戰略看，央企應通過資產重組整合，攜手地方國企并聯手民營企業與跨國公司進行充分競爭。

堅持市場化導向

無論是對央企資產重組整合的路徑進行修正，還是對央企資產重組整合的目標重新定位，都應強調市場化導向。在某種意義上，央企資產重組整合要加快步伐并加大力度。但是，應該以市場化為導向加快央企資產重組步伐，加大央企資產重組整合力度。

部分央企應選擇合并以外的國有資本退出模式。到目前為止的央企資產重組整合強調合并且把主要精力用在合并上。無論是央企合并央企，還是央企合并地方國有企業，目標都是為了實現資產規模更大。從央企已經完成及正在進行的合并案例看，一些被合并的央企或地方國企有利于合并方的資產規模擴大，卻并不利于合并方的國際競爭力提升及產業升級。國有經濟發展強調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央企的資產重組整合也要堅持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市場化導向要求不適合合并的央企，可以選擇國有資本退出的模式。“舍不得賣”與“不愿意賣”央企的借口是發展壯大國有經濟，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舍不得賣”與“不愿意賣”央企的結果，就是用一部分央企的利潤來彌補另一部分央企的虧損或損失。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中“取之央企而用之央企”的做法，似乎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選擇合并以外的部分央企或少量央企進行出售的資產重組整合是符合市場化導向的。

建立央企資產重組整合的經濟社會效應評價體系。央企資產重組整合既要有利于其自身競爭力提高，還要有利于促進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提高。因此，央企的資產重組整合不應單純為了資產規模的迅速擴大，也不應單純為了企業利潤的快速增加，而應兼顧社會效應，強調經濟效應與社會效應的結合。無論是國資管理部門，還是作為資產重組整合主體的央企，都要考慮如何就央企資產重組整合引入經濟社會效應評價指標、建立經濟效應評價指標體系，在推動央企通過資產重組整合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提高持續盈利能力、提升綜合競爭力的同時，實現社會效應的充分放大。

篇5

一、從企業理論角度理解的民營經濟

我首先認為，民營經濟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被正式提出并被大家所認可，一定存在著一種與客觀相對應的獨特的經濟物質形態，因此，它一定能夠被理論所解釋。民營經濟的概念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中是很難找到的。因為在市場經濟的世界里，民營經濟就是經濟活動的主體，西方經濟學的一切前提都是以民營的經濟為基礎。從經濟學的一般意義上講，民營經濟就是按照商業原則和市場規則運作的微觀經濟組織形式。從產權和企業理論的角度看，民營經濟至少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民營經濟一定是以贏利為唯一目標的。即它完全是依市場原則來運作的一種經濟組織形式，這同國有企業有時需要承擔一定的非贏利性任務相區別；第二，民營經濟治理結構的形成是建立在純粹經濟利益關系基礎上的。不管民營經濟的產權結構是多元的還是單一的，其產權關系一定是比較清楚的。在這種產權關系和產權制度的基礎上形成的治理結構，基本能夠代表各方出資人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并會形成較為合理的約束和監督制度，這同國有企業建立在產權關系不明晰基礎上的政府化、家族化傾向的治理結構形成鮮明對比，也同一些純私營企業單一的產權結構以及家族化治理結構不竟相同；第三，民營經濟擁有較為靈活的內部用人和分配激勵機制。由于民營經濟必須時刻面對市場的檢驗，只有持續不斷地實現贏利才能生存下去。因此，民營經濟會在人員的使用和配置上盡量做到人盡其才，拒絕冗員，并通過激勵、監督等有效的控制手段挖掘其最大潛力。而國有企業的內部用人和激勵機制，由于種種原因現在仍然無法按照經濟原則實現有效配置。由此可見，民營經濟并不完全等同于私營經濟，也并不完全不包括公有經濟。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不同，它有有效的激勵機制和制約，與市場機制自然和諧，在追逐利潤最大化動力的驅使下，會導致資源的合理配置和不斷的技術創新。

依據以上的理論和現實情況，我認為，目前我國的民營經濟大致由以下幾個部分構成：1.私營經濟。包括個體私營工商戶和私營企業；2.外商獨資企業；3.合資企業中外資控股的企業；4.改制后的國有企業、鄉鎮企業；5.非國有控股企業；5.非國有控制的企業，如被租賃、托管出去的國有企業等等。這些經濟形態從不同側面體現了民營經濟的某些特點，共同構成了我國的民營經濟體系。不難看出，我所劃分的民營經濟其范圍是比較廣的，并不僅僅限于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和外資，而是包括了相當一部分民營化了的原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把這部分經濟包括近來，不僅有助于揭示我國民營經濟的本質，同時也有助于準確把握我國民營經濟發展的整體水平和發展動向。同時，如果將其統計在民營經濟的范圍內，就會使民營經濟的實有規模大大增加，我想，至少應在現有數目的基礎上擴大10個百分點左右。

二、民營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營經濟確實取得了長足發展。據統計，截止2001年末，我國的民營企業已發展到3000萬家，年產值超過5萬億元人民幣。僅就私營企業而言，已達202.85萬戶，比2000年增長15.14％。注冊資本18212.24億元，比上年增加4904.55億元，增長36.86％。從業人員2713.86萬人比上年增加307.37萬人，增長12.77％。在過去10年間，個體私營經濟對gdp的貢獻率已從不到1％達到20％以上，平均每年提高近2個百分點。極具競爭活力和創新能力的民營科技企業已達到20多萬家，據科技部2000年對計入統計的86000多家民營科技企業的調查，企業長期員工已達560萬人，技工貿總收入14639億元，實現利潤1005億元，上交稅金780億元。這些指標近幾年來的年增長幅度都超過30％。現在總收入超過億元的民營科技企業已有2214家，其中超過10億元的187家，超過20億元的76家，他們已經成為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截止2001年12月底，全國累計批準外商投資企業39萬多個，合同外資金額7459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3954.69億元。2001年全國新批準外商投資企業26139家，比上年增長16.01％，合同外資金額691.91億美元，實際使用金額達到468.46億美元。可見，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力軍。但是，民營經濟的發展道路又是何等曲折。即使發展到現在，民營經濟仍然困難重重。概括地講，目前民營經濟發展遇到和存在的問題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營經濟面對著來自方方面面的非國民待遇。主要表現在1.市場準入方面的非國民待遇。據中華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保育鈞的介紹，在民營經濟比較發達和開放程度較高的廣東省，即便是一些已經允許外商投資進入的產業領域，民間投資也很難進入。在廣東東莞當地的80個行業中，允許外商進入的有62各，占75％（外商也屬民營經濟），而允許民營企業進入的只有42個，不到50％。據悉，某些主管國有企業的部門曾在內部指示，要求所屬企業不許同私營企業打交道。2.銀行貸款方面的非國民待遇。保育鈞指出，民間投資的資金來源主要是自身積累和借貸，甚至有不少來自地下錢莊。目前，民營資本70％是自籌，從國有銀行獲取的貸款不足30％。據中國人民銀行在2001年下半年對貸款滿足率的調查，企業反映為68.5％，金融機構反映為81.6％。在不同所有制企業中，私營企業反映最低，雖然私營企業貸款滿足率反映僅為60.4％，但仍低于平均水平8.1個百分點，屬于最難獲得貸款的弱勢群體。民營經濟實現的產值已超過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其他經濟創造價值的總和，但銀行卻對它們在貸款上施以種種歧視性限制。3.稅賦和法律發面的非國民待遇。在稅賦點方面的不平等主要反映在嚴重的所得稅重復計征，法律方面主要是民營企業在各類產權和產權關系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護，往往在事件的裁判上更多地被歧視。4.觀念上的非國民待遇。主要指人們在長期經濟條件下形成的對民營經濟的各種偏見，最根本的在于民營經濟很難與社會主義制度完全相容，民營經濟不能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基礎，只能是一種“邊緣性經濟”。等等。

第二，某些產業領域內的民營企業數量多、規模小、技術落后，過度和不當競爭嚴重。有資料顯示，民營經濟產業分布變化的特點如下表所示（以私營企業為例），主要集中在第三和第二產業。

全國私營企業產業分布概況 單位：％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第三產業 28.2 29.7 34.7 44.4 45.8 48.5 50.8 53.5

第二產業 71.8 70.3 65.3 55.6 53.5 50.4 47.9 44.8

第一產業 　 　 　 　 0.7 1.1 1.3 1.7

資料來源：《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78～199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由于民營經濟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加之國有經濟逐步從競爭性產業領域的退出，民營經濟已經成為廣大競爭性行業的主力軍，但是，由于這些行業的進入壁壘多數比較低，因此，造成大量小型民營經濟的進入，并形成互相殘殺的惡性競爭局面。適度的競爭對于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淘汰落后肯定是必要的，但無限度的惡性競爭則會使本來就弱小的民營資本遭受致命打擊。這種情況在某些地區和行業表現的最為明顯。前幾年煤炭行業中出現的私營小煤窯遍地開花，造成煤炭行業因惡性競爭的全行業虧損，以及引發后來的一系列小煤窯傷亡等安全事故頻發的現象。所以，如何組織民營經濟的生產經營，形成合理規模和有序生產，已成為解決這些產業領域或地區民營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

第三，民營經濟的信譽度差。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市場經濟處于萌芽階段，規范市場和競爭秩序的法規不成熟、不完善，民營企業的不正當競爭問題十分突出。一些民營企業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商品，進行商業賄賂、商業欺詐、低價傾銷，轉移、隱匿、銷毀違法財物等等，一方面造成嚴重不良的社會后果，另一方面大大地毀壞了自身的信譽。從深層次上看，民營經濟遇到的上述各種歧視和非國民待遇，多少同其較差的聲譽有一定關系。那么，民營經濟要想有進一步的發展，解決其聲譽問題就不可回避。

第四，一些民營企業的治理結構不盡合理。民營經濟的治理結構理論上講能夠做到合理，但是，現實的情況并非如此。一些民營企業采取了家族式治理模式，而一些民營企業則采取了兩權分理式的現代企業制度模式。事實證明，家族式治理不見得沒有效率，兩權分理式也不見得沒有問題。問題是一些企業應當采取分離制衡的模式，而它卻仍然是家族式的。不過民營企業采取現代企業制度已成為一種趨勢和基本取向。據統計，截止2001年底，全國私營有限責任公司已發展到137.99萬戶，比2000年底增長26.95％，凈增加4個百分點；占私營企業總數的68.03％，比上年增加了6個百分點。

三、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對策

無疑，民營經濟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力量只是一個時間問題，理論研究和決策者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縮短這個期限，并找出其有效的發展路徑。我認為有以下幾點值得重視：

第一，確立以發展民營經濟為基點，聯帶其他經濟（包括國有經濟）的改革與發展的新戰略。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民營經濟的戰略性定位，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深化也在不斷地調整。體制改革的早期，民營經濟被定位在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后來，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將非公有制經濟由社會主義的有益補充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肯定了民營經濟（或非公有制經濟）在整個體制框架內的合法地位。但是，現在看來，對民營經濟的這種定位已經不能滿足其進一步發展的客觀要求。既然民營經濟注定會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而且，目前民營經濟已經占據了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并有著良好的發展勢頭，那么，我們必須從戰略的高度重新考慮民營經濟的定位問題。時至今日，我們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基本思路，仍然是集中力量改革舊有的不合理的管理體制，改革傳統的國有企業體制，以圖實現原有體制的逐漸蛻變。這是一種典型的漸進式“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實踐證明，這種模式對于我國早期改革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在我國微觀經濟已經轉換到基本依據市場原則運轉的今天，改革和發展的重點仍然在“破”而不在“立”，至今基本沒有實質性調整，就是一個需要研究和思考的重大問題。我的觀點是：以發展民營經濟為戰略和政策基點，以市場化為基本原則，把重點轉移到加速新的經濟管理體制和制度的建設上來，舊體制的改革要在新體制的塑造過程中逐一解決，但新體制的塑造一定是第一位的。如果這一模式能夠被確認，那么，民營經濟就會獲得前所未有的良好戰略環境。首先，可以確立人們對民營經濟是經濟增長主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要成份定位的新意識，逐步消除民營經濟只是邊緣經濟的錯誤看法；其次，從法律和政策制定上會針對民營經濟發展的要求進一步完善和規范，一些歧視性政策也會得以糾正。再次，民營企業家也會安心、大膽地發展事業。果真如此，民營經濟遇到的問題就會逐步化解，民營經濟的更快增長就會成為現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盡早完善起來。

第二，發展民營經濟的路徑選擇。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民營經濟生產與發展的歷史。且不論民營經濟在中國已有很長的歷史，改革開放以來，個體工商戶和私營經濟的重新出現標志著中國民營經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獲得再生。后來外商合資企業、獨資企業的出現，進一步擴大了民營經濟的陣容。隨著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改革的深化，一些處境困難的中小型國有企業通過各種方式逐步實現了民營化，經濟發達地區的鄉鎮企業也迅速完成了民營化的改造，據調查，鄉鎮企業中有83％至86％已成為私營企業或股份合作制企業。如江蘇省到2000年底，已有93．2％的鄉鎮企業實現了改制，其中大中型鄉鎮企業的改制面也達92．5％。改制后全省鄉鎮企業的資本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非集體資本所占比例已經由1998年的51．6％上升到74．5％。這兩股力量的加盟，使我國民營經濟的實力大大增強了。民營高科技企業的快速崛起，給民營經濟輸入了新鮮血液帶來了活力。我想，以后民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壯大，離不開對以前發展路徑的依賴。以前的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外商獨資、合資企業、民營化了的鄉鎮企業、國有企業仍然是我國民營經濟進一步拓展的基礎和發展原動力，它們會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逐步強大起來。另外，在全球一體化和國有企業進一步從競爭性乃至一些壟斷性行業退出的大背景下，更多外商在中國設立獨資和中外合資企業，特別是鼓勵外資對國有企業的并購改造，以及促使更多的國有企業，包括一些大中型國有企業的民營化，從而在增量上擴大民營經濟的規模，提高民營經濟的檔次，將是一條十分重要的路徑。

第三，促使民營經濟自身的制度改進，實行現代化管理模式。目前許多民營企業特別是一些私營企業多數是由出資人實行家族式管理。這種方式在起步階段具有凝聚力強等優點，但它的局限性，如家長個人決策，接班人世襲，任人唯親，產權封閉等弊端，已經制約了民營經濟的發展。雖然說現代企業制度并不排斥家庭企業，但隨著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那種落后的家族式管理方式的弊端已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根據世界企業發展的歷史經驗，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和企業法律的不斷完善，企業制度和企業管理也會走向現代化（mansel g.blackford,1998）。也就是說，企業新制度的采用與企業的規模大致成正比。我們已經看到，近幾年我國民營企業已經出現了依照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進行改制的傾向。當然，私營經濟選擇什么樣的企業體制和管理方式，要由企業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選定。不過，對那些具有一定規模且產權多樣化的民營企業，要幫助它們在企業內部建立規范的法人治理結構，促使其實現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從而改善、提高他們的決策水平和決策效率。

第四，民營企業要重視自身信譽的塑造。誠信是市場經濟的基本信條，只有注重聲譽，誠實守信的企業，才能在市場交易的多次博弈中獲得最大利益。民營企業特別是一些私營企業曾有過不守信用的短期行為，敗壞了民營企業的聲譽。因此，民營經濟的發展要求民營企業家們在重新塑造自身信譽上作更多的努力。從產品質量、售后服務、契約履行等方面著手，逐步取信于客戶、取信于消費者。

第五，為民營經濟籌資和投資的社會化創造條件，鼓勵民營經濟積極開展資本運營。市場經濟是開放的經濟系統，過去，民營經濟封閉的產權模式顯然不能適應激烈的市場競爭要求，也不便于民營企業充分利用市場經濟在投融資方面的好處。隨著民營經濟產權模式的轉換，政府應當在民營經濟同各種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進行聯合、參股、改組，組建企業集團方面給予鼓勵和支持。同時，也要為優秀民營企業進入資本市場提供便利條件，逐步消除民營企業在上市方面的非國民待遇。特別是在配合消化龐大的非流通性國有股、實現國有股減持方面，鼓勵民營經濟的參與，使民營企業通過收購國有股而進入資本市場，這是一件一舉兩得的事情。

第六，重視發揮民營企業家、職業經理在配置資源方面的作用。我國民營經濟過去的高速發展，與民營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及有效配置資源的人力資本分不開的。鼓勵民營經濟進一步發展，當然應當重視民營企業家乃至職業經理的人力資本。政府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為發揮企業家潛能方面創造條件，比如在貸款、投資及用人等相關政策上給予優待。

第七，通過行業協會方式，強化對民營經濟的引導和管理。民營經濟主導的經濟不同于計劃經濟，不存在部門管理，但不能沒有行業管理。在施行行業管理上，也不能采用過去那種命令式的管理模式，只有通過行業協會的方式加以引導和自律。政府通過行業協會傳達國家的方針政策，表達政府的意圖，行業協會通過對本行業內企業的督導、督察，規范其行為，促進其進步和提高。

主要參考文獻：

1.mansel g.blackford:"the rise modern business in great britain,the united states,and japan",the university of carolina press,1998.

2.楊叔進：《中國：改革、發展與穩定》，中國發展出版社，2000年。

3.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00）》，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

篇6

一、滬渝百強企業業績的對比分析

1. 經營規模分析

從總量指標上看，上海百強企業2014年的營業收入總額達到47238.94億元，比2013年的43077.25億元，同比增長9.66%。重慶百強企業2014年的營業收入總額達到12812.64億元，比2013年的11505.18億元，增長11.36%。上海百強企業的營業收入總量明顯高于重慶，增長比重慶低近2個百分點。縱向比較，滬渝兩市百強企業營收增長率都明顯放緩，其中上海百強下降6.79%，重慶百強下降7.98%，營收增長的下降與宏觀經濟形勢密切相關。

上海百強企業2014年的凈利潤總額達到2689.45億元，比2013年的2691.25億元略降0.07.71%。重慶百強企業2014年的凈利潤總額達到646.81億元，比2013年的467.02億元增長38.50%。縱向比較，上海百強企業凈利潤下降明顯，重慶百強企業增增幅明顯，企業經營活力凸顯。

上海百強企業2014年的資產總額為175367.30億元，比2013年的157378.29億元，增長11.43%;重慶百強企業2014年的資產總額為24821.62億元，比2013年的20963.21億元，增長了18.41%。顯然，上海的資產總規模絕對量遠大于重慶，而增長率方面，重慶明顯高于上海。

2. 集中度分析

集中度主要反映企業的數量及其相對規模的分布結構。其中，CRn表示前n位企業在某項經濟指標上占總體的占比。例如，當采用營業收入統計時，CR10表示前10位企業的營業收入占營業收入總額的占比。本報告采用CR10、CR30 、CR50這三個指標來衡量，對滬渝兩市百強企業進行統計，數值如表2所示：

根據表2中顯示的結果，上海百強企業中前10位企業2014年的營業收入占比53.56%，凈利潤占比74.64%，總資產占比74.97%，從業人數占比37.00%，其中，營收指標與總資產指標較之2013年略有下降，凈利潤與從業人數指標則略有上升;同期，重慶百強企業中前10位企業的營業收入占比43.65%，凈利潤占比72.01%，總資產占比33.83%，從業人數占比40.96%，四項指標占比除從業人數外，均呈現了上升態勢，其中凈利潤上升幅度明顯，增長了近20個百分點。再結合前30位企業、前50位企業的同類指標值來分析，上海企業的經濟指標的占比仍高于重慶企業。這說明上海企業百強中排名靠前的大企業在營業收入、凈利潤，總資產規模和員工人數方面具有更高的集中度，重慶百強企業的占比相對較低，集中度的提升還有較大空間，也說明較小規模企業的經營狀態比較活躍，有一定的競爭力。

3. 盈利能力分析

在盈利能力方面，2014年上海百強企業總資產收益率的平均值是1.53%，較之上年的1.71下降了0.18%，凈資產收益率指標的平均值是8.46%，較之上年的7.58%上升了0.88%。重慶百強企業這兩指標值2014年分別是2.61%和13.15%，較之上年均略有回升。從整體上看，滬渝二地企業在盈利能力方面保持平穩狀態，重慶百強則呈現出復蘇跡象。

4. 納稅貢獻分析

從總量指標上看（表4所示），上海百強企業2014年的納稅總額達到3706.36億元，比上年的3364.31億元，增長342.05億元，增長了10.17%;重慶百強企業的納稅總額達到756.100億元，比上年的634.54億元，增長121.46億元，增長了19.14%。上海百強企業的納稅總額遠高于重慶，但增長率明顯低于重慶。

從營業收入納稅貢獻率（即納稅額占營業收入的比例）上看，上海百強企業2014年納稅比例達到7.85%，較上年的7.81%略有回升;重慶百強企業2014年平均納稅比例達到5.90%，比上年的5.52%頁略有回升。上海百強企業營業收入納稅率高于重慶百強企業，也表示了上海企業的稅負高于重慶企業;上海百強企業營業收入納稅貢獻率上升0.51%，重慶百強企業上升6.88%，說明重慶百強企業稅負彈性較大。

5. 就業和用工效率分析

從滬渝百強企業的就業人數規模看，上海百強企業2014年156.57萬人，比上年的157.65萬人減少0.69%，用工規模持續下降，但降幅在縮減;同期，重慶百強企業的93.02萬人，比上年的93.38萬人減少0.39%。可見，兩市用工規模均呈現了一定的縮減，這在一定程度上與宏觀濟整體不景氣有關，其中上海用工規模的持續下降還與產業升級有關。

上海百強企業2014年人均營業收入是301.71萬元，比上年的273.25萬元增長10.42%;人均占有資產1120.06萬元，比上年的998.28萬元增長12.20%;人均利稅23.67萬元，比上年的21.34萬元增長10.92%。重慶百強企業2014年人均營業收入137.74萬元，比上年的123.21萬元增長11.79%;人均占有資產266.84萬元，比上年的224.49萬元增長18.86%;人均利稅8.13萬元比上年的6.80萬元增長19.56%。

由此可見，上海百強企業由于人均占有總資產額的數量龐大，比重慶高出4.20倍，拉動了人均營業收入額和人均利稅額方面比重慶高出許多，但從人均營業收入增長率和人均利稅增長率指標看，重慶增速略高于上海。同時，結合近幾年的數據，上海百強企業用工人數持續縮減，盡管重慶百強企業也在減少，但幅度略低于上海。由此可見，滬渝兩市百強企業在2014年的發展，主要動力各有不同，上海百強企業依靠資金的集聚，重慶百強企業勞動力效率提升明顯。

6. 行業分布分析

從百強企業的行業構成來看，滬渝二地產業結構有較大區別。

上海百強企業中制造業企業有37家，制造業營業收入19647.39億元，占比41.59%（占比指行業數據占100強企業合計收入的比率，下同），凈利潤869.47億元，占比32.33%，資產總額22071.03億元，占比12.59%;農業無企業進入百強;建筑業9家，營業收入3552.51億元，占比7.52%，凈利潤73.98億元，占比2.75%，資產總額3414.52億元，占比1.95%;服務業54家，營業收入24039.04億元，占比50.89%，凈利潤1746.00億元，占比64.93%，資產總額149881.75億元，占比85.46%。

重慶百強企業中制造業43家，營業收入7060.35億元，占比55.10%，凈利潤256.50億元，占比39.66%，資產總額6807.14億元，占比27.42%;農業1家，營業收入56.44億元，占比0.44%，凈利潤3.35億元，占比0.52%，資產總額109.91億元，占比0.44%;建筑業16家，營業收入1154.68億元，占比9.01%，凈利潤29.63億元，占比4.58%，資產總額1289.92億元，占比5.20%;服務業40家，營業收入4541.17億元，占比35.45%，凈利潤357.33億元，占比55.68%，資產總額16614.65億元，占比66.94%。

由上述數據分析，上海百強企業中在行業占比上，服務業營業收入比制造業高9.30個百分點，服務業凈利潤比制造業高32.60個百分點，總資產更是比制造業高72.87個百分點。重慶百強企業中，服務業在營業收入、凈利潤占比較去年略有下降，且與上海相比明顯較低。這一特點說明，上海的創新轉型經濟戰略及“四個中心”建設成效初顯，服務業發展迅速，積累了大量的資金，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重慶地處中部，是新興的直轄市，制造業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而服務業尚處在積累資金蓄勢待發的過程。

7. 企業所有制分布分析

從百強企業的所有制構成來看，滬渝二地百強企業2014年在經營規模上有較大區別。

上海百強企業中外資控股企業（以下簡稱外資企業）有10家，民營企業有30家，國有控股企業（以下簡稱國有企業）有60家。經營業績分布：營業收入方面，外資企業1695.45億元，占比3.59%（占比指該類所有制企業數據占100強企業合計收入的比率，下同），民營企業5216.48億元，占比11.04%，國有企業40327.01億元，占比85.37%;凈利潤方面，外資企業32.58億元，占比1.21%，民營企業165.98億元，占比6.17%，國有企業2490.89億元，占比92.62%;總資產方面，外資企業1591.20億元，占比0.91%，民營企業5281.82億元，占比3.01%，國有企業168494.28億元，占比96.08%。

重慶百強企業中外資企業有1家，民營企業42家，國有企業57家。經營業績分布：營業收入方面，外資企業253.94億，占比1.98%，民營企業4248.97億元，占比33.16%，國有企業8309.73億元，占比64.86%;凈利潤方面，外資企業2.63億，占比0.41%，民營企業249.26億元，占比38.53%，國有企業394.92億元，占比61.06%;總資產方面，外資企業64.00億，占比0.26%，民營企業5664.43億元，占比22.82%，國有企業19093.19億元，占比76.92%。

由上述數據分析，滬渝兩市國有企業與外資、民營企業相比，平均規模較大，外資、民營企業的規模較小。其中，上海國有企業的業績占比超過數量占比的現象比重慶更突出。上海百強企業國有企業的數量占比只有60%，而營業收入、凈利潤和總資產方面的占比遠遠高于該類企業的數量占比，并按照營業收入、凈利潤、總資產的順序由低向高排列。外資、民營企業在營業收入、凈利潤和總資產方面的占比則相反，遠遠低于其數量占比，并按照營業收入、凈利潤、總資產的順序由高向低排列，說明國有企業實力強大而資產效率和效益則稍低，而外資、民營企業則恰恰相反。重慶百強企業的所有制分布同上年未發生明顯變化，但國有企業營業收入、凈利潤占比略有增加，說明重慶也非常重視國有企業的深化改革。

二、滬渝百強企業發展差異的原因分析

1. 滬渝百強企業發展狀況的差異特征：

（1）上海百強企業的營業收入，凈利潤和資產規模總量高于重慶百強企業。2014年，上海百強企業營業收入、凈利潤、總資產增長率低于重慶的格局依然存在，其中凈利潤增長率低于重慶38.57個百分點。

（2）上海百強企業在營業收入、凈利潤、資產規模的集中度略有放緩，表現出上海特大型企業的擴張能力不再強勁;重慶百強企業的集中度整體稍低，說明相對規模較小的企業更具競爭力，但較之去年集中度呈增長趨勢，反映出重慶企業擴張勢頭逐漸放緩。

（3）上海百強企業總資產收益率低于重慶1.08個百分點，凈資產收益率低于重慶4.69個百分點，說明重慶百強的盈利能力較強，但縱向比較而言，上海百強的盈利能力略有回升。

（4）上海百強企業的納稅總額遠高于重慶，但納稅總額增長率明顯低于重慶。上海、重慶兩地的營業收入納稅貢獻率均有回升，且回升幅度類似。總體來看，上海大企業的稅負明顯高于重慶。

（5）滬渝兩市百強企業用工人數均呈現縮減;滬渝兩市人均利稅額均有增長，其中重慶增幅高出上海8.64個百分點，但上海人均利稅額近3倍于重慶。兩市人均利稅增長均依賴于人均營業收入和人均占有資產的快速增長，同時因2014年用工人數的減少而在一定程度上拉高了人均利稅額。

（6）滬渝兩市百強企業產業結構占比反映了我國東、西部經濟發展的現狀。上海服務業在凈利潤和總資產方面占比較高，重慶制造業營業收入占比較高。

（7）滬渝兩市百強企業在所有制分布方面也有較明顯的差異。上海國有企業規模龐大，經營業績占比依然很高的現象基本不變，重慶民營企業的經營業績占與上年相比基本持平。

2. 滬渝兩市百強企業發展現狀差異特征的原因分析

根據數據分析，結合兩市的區位特征、地理環境、產業布局等因素，造成以上特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各項宏觀經濟調控進入新常態，政策效果顯效，百強企業增長率回升。從整體上看，在目前國內外宏觀經濟背景下，滬渝兩市百強企業不但保持了增長的勢頭，而且較之2013年，營業收入增長率與總資產增長率都有明顯提高，重慶的凈利潤增長率高達38%。上海百強的凈利潤增長率下降了0.07個百分點，這與上海加快創新轉型、產業結構調整所帶來的短期壓力有關，而營業收入、總資產增長率的持續復蘇則得益于近年來上海經濟已經進入轉型帶來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對制造業的依存度減少，服務業的高速增長拉動了百強企業整體的業績。重慶地處西南內陸且正處在新一輪經濟開發初期，制造業在經濟發展中處于重要地位，服務業發展態勢平穩。總體上，在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的宏觀背景下，政府的宏觀調控也進入了新常態，出臺的各項措施更加重視企業發展的內在動力與潛在活力，滬渝兩地均抓住了這一宏觀機遇，不斷加快轉型創新的步伐，積極應對經濟下行壓力，使得2014年兩市百強企業在經營規模、盈利能力方面繼續呈現出復蘇跡象。

（2）擴張態勢依然存在，滬渝動力有所不同。從百強企業行業結構看，滬渝兩市的農業、建筑業企業所占比重都很低，服務業和制造業所占比重較高。由于滬渝兩市的經濟基礎和發展階段不同，服務業和制造業在滬渝兩市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上海城市經濟正處于產業轉型期，在“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方針指導下，上海有選擇的發展先進制造業，一般制造業已處于限制或淘汰中，資金和人才正在繼續向服務業注入，推動了現代服務業以較高速度發展，服務業企業不僅占百強企業的數量達到54家，凈利潤和總資產的比重分別達到64.93%和85.46%，繼續保持著擴張的態勢。重慶尚處于新一輪開發期，制造業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繼續擴張勢所難免，同時服務業的的占比有所增加，也預示著重慶制造業的發展將會帶動服務業的發展。

（3）經過長期的的深厚積累，上海的百強企業在營業收入、資產規模等方面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正由于基數較高，規模擴張的速度已經明顯放緩，表現為上海企業在增長率上低于重慶的現象。重慶的制造業和服務業規模還相對較小，規模擴張、做大企業是主要目標，相信重慶的兩大產業在近年內還將延續較高的規模增長。

（4）總體資產收益率有待提高。在2014年，上海百強企業盡管資產規模上有了較大幅度提高，但資產收益率略低于2013年。數據顯示上海百強企業中制造業的總資產收益率和凈資產收益率都比較高。整體總資產收益率比較低的主要原因是，百強企業中金融業（包括銀行業、保險業）、基礎設施行業（如航空業、航運）等高資產低收入企業占比較高，影響了整體的資產效率的提升。在上海建設“四個中心”的背景下，金融業和基礎設施行業的規模擴張還將將繼續，且擴張速度將超過制造業，因此，上海百強企業的資產效率在近幾年內，難以有明顯的改善。重慶百強企業今后的發展也可能因服務業的發展，遇到上海同樣的問題。

三、上海企業未來發展的對策建議

（1） 完善稅收制度，營造良好外部環境

上海企業在納稅貢獻率方面明顯高于重慶企業。要繼續完善稅收制度，努力形成完善、平等的稅收體系，提升上海企業的競爭力。對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給予一定的財稅政策的支持，促進他們加快發展。

（2） 優化創新轉型機制，激發國有企業經營活力

上海百強中有60家國企，它們的營收、資產規模占有絕對優勢，若盈利能力進一步增強，將明顯提升上海的經濟實力。上海應繼續大膽改革，優化國企創新轉型的各項機制，出臺有利措施，激發國有企業的經營活力與競爭力，以更好地發揮國企的“排頭兵”作用。

（3） 落實相關扶持政策，推動民營企業做大做強

上海民營企業只有30家上榜，營業規模僅占11.04%，表示上海民營企業做大做強的空間還很大，應進一步落實融資等相關扶持政策，增強對上海民營企業的扶持力度，推動民營企業做大做強，對于進一步激活上海經濟活力意義長遠。

（4） 引導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加快全面轉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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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營上市公司作為民營企業的領跑者，在持續保持良好發展勢頭的同時，其在外部環境、治理結構、融資渠道、投資決策及風險預警等方面面臨重大挑戰，并導致公司財務風險問題凸顯，已影響到民營上市公司的健康發展。鑒此，本文將從剖析民營上市公司財務風險問題入手，探討民營上市公司規避與防范財務風險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 民營企業 民營上市公司 財務風險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經濟經歷了從無到有、從有到興的輝煌發展歷程，并已成為我國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上市公司作為民營經濟的領頭羊，因其靈活的管理機制和良好的發展勢頭而備受關注，并已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最具活力的亮點。隨著我國民營上市公司的發展，其內外部制約因素誘發的企業財務風險問題逐步顯現，并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民營上市公司生存和發展。因此，如何讓民營上市公司擺脫困境、輕裝上陣，診斷剖析民營上市公司財務風險問題根源固然重要，但是加快落實財務風險控制配套舉措才是當務之急。

一、民營上市公司發展現狀分析

伴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及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推進，我國民營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近年來，隨著民營企業和證券市場的迅速發展，民營企業上市實踐機會不斷增多，民營企業上市步伐明顯加快。1992年，深圳華源磁電有限公司作為第一家民營企業成功上市，從此揭開了我們民營企業上市的序幕，特別是2011年核準制實行后，民營企業經歷上市融資狂潮。截至2012年5月，民營企業的上市公司在全部上市公司中占比超過50%。其中，在主板的上市公司中，民營企業占比為30.06%；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中，民營企業占比76.18%，創業板上市公司中，民營企業占比95.92%[證券日報http：//，朱寶琛 ，《上市公司中民營企業數量過半》]。

但是，由于內外部各種因素影響，部分民營企業在上市后也頻頻暴露出各種問題，諸如弄虛作假的誠信問題、暗渡陳倉的大股東掏空資金問題、層出不窮的的財務風險問題等。其中，財務風險問題因其涉及面廣、危害大等特點，值得認真思考和特別重視。

二、民營上市公司財務風險診斷

（一）外部制約因素突出，財務瓶頸問題凸顯

長期以來，我國缺乏對民營上市公司發展的必要研究和配套機制，國家關于支持民營上市公司發展的相關政策及制度建設比較滯后，我國民營上市公司在經濟環境、法律環境等方面往往處于比較被動的不利局面。

首先，民營上市公司經濟扶持政策少。作為外部約束的民營經濟政策，直接影響甚至決定民營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從產業市場準入標準看，我國不少行業市場準入方面仍然存在壟斷壁壘。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上市公司所能進入的產業領域比較狹窄，別無選擇之下只能進入門檻低、競爭激烈的行業，其結果往往容易在競爭中陷入財務危機。此外，國家在出臺刺激經濟系列政策時，往往是優先考慮國有企業，針對民營上市公司經濟扶持政策相對較少。

其次，民營上市公司法律保護有待提升。由于現行法律法規對不同的市場微觀主體實行區別對待，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企業在法律上明顯處于弱勢地位。從整體上看，我國現有法律對民營上市公司保護尚顯不足。從個人產權法律保護看，由于國家缺乏對保護民營經濟物權、債權等完整法律規定，民營企業主難免心存疑慮。民營上市公司合法權益遭到隨意侵權的現象時有發生，除實際稅負較重外，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等不合理負擔更是加大財務風險。因此，只有構筑保護民營經濟生存和發展的法律框架，才能推動民營經濟的最大化發展。

（二）公司治理結構失衡，財務決策面臨失控

從某種意義上講，公司治理結構的運作有效性是企業控制財務風險的基本前提。我國公司治理結構是采用“三權分立”制度，即決策權、經營管理權、監督權分屬于股東會、董事會或執行董事、監事會。這種權力制衡，使三大機關各司其職，又相互制約，保證公司順利運行。但是，由于企業自身及歷史等原因，我國多數民營上市公司的股權集中度較高，“一股獨大”的現象較易導致企業公司治理結構失衡，從而導致企業財務決策失控而危及企業健康發展的例子則不勝枚舉。

為防止非家族成員對公司控制權的稀釋，實際控制人往往控制董事會并直接擔任或安排家族成員擔任高管及其他重要職位。這樣企業內部很難形成科學的決策機制和民主管理機制，重大決策大多由企業實際控制人獨自裁決。在這種情況下，公司監事會形同虛設，獨立董事不獨立，為數眾多的中小股東喪失了監督權和管理權，無法形成對實際控制人的有效制約，公司治理機制形同虛設。這將造成財務決策上的不良后果：企業的財務活動和財務決策屈從于最終控制人的利益，最終控制人由于受觀念、知識、經驗和能力的局限，在缺乏監督的情況下必然造成財務控制失靈，從而導致財務風險膨脹。

（二）上市融資渠道單一，企業償債風險趨大

當前，我國金融服務體制仍不完備，民營上市公司融資難免受到各種限制，融資困難已成為制約民營上市公司發展的突出問題。由于民營上市公司規模、信用度、財務信息透明度等，與國有企業相比處于劣勢，較難取得外部投資者的信任。融資困難提高了民營上市公司的籌資成本，加重了其財務負擔進而易于引發財務風險。考慮到融資困難和籌資成本，不少民營上市公司，用短期融資來進行長期投資，這容易造成負債結構不合理、短期償債能力較弱。對民營上市公司而言，短期負債規模過大，短期內因現金流量不足，無法償還到期債務的可能性就越大。此外，由于“病緊亂投醫”，民營上市公司融資手段難免存在一定程度違規或違法，客觀上加劇企業財務管理潛在風險。

（三）投資盲目多元化，投資決策機制缺失

我國民營上市公司由于在內外部都缺乏有效的監控、反饋和制約，投資活動缺乏科學的決策機制和合理的約束機制，投資活動戰略意識比較淡薄，短期行為和市場跟風的現象比較突出。一些民營上市公司在利益驅動下，無視自身經營能力和行業背景，也沒有進行科學合理的投資決策，就盲目進入非相關或不熟悉行業，甚至什么領域都想去涉足。由于缺乏相關行業經驗及經營能力，這種不相關的多元化較難實現資源共享，較易分散管理精力，難免顧此失彼。這就容易導致投資決策失誤，投資活動失控，投資風險膨脹，財務資源流失，進而爆發企業財務危機。

（四）財務預警準備不夠，應對風險裕度不足

由于民營上市公司大都缺乏完善財務風險預警系統，企業在內部控制度方面存在許多空白，往往容易造成應對風險時“準備不夠、裕度不足”。有效的財務風險應對機制是科學管理財務風險的有力保障。一個有效的財務風險預警系統必須建立在對大量資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這就需要一個獨立的財務預警組織機構收集、分析和傳遞大量的資料。多數民營上市公司沒有一套科學有效的針對財務風險的應對機制。在發現存在財務危機隱患甚至已經出現財務危機時，不能及時地組織相關人員、尋找警源、制定并執行相應預案和監督財務危機控制效果。 三、民營上市公司財務風險控制對策

（一）加強政策扶持、營造公平環境

在不少民營企業家眼中，“國有企業是大兒子，民營企業是小兒子”的說法仍大有市場。為改變這種區別對待的不合理現象，國家要盡快針對民營企業出臺系列扶持政策，有效規范和引導民營上市公司持續健康發展。首先，國家要繼續深化市場經濟改革，完善民營企業發展配套制度，從經濟、法律等方面出臺扶持政策，保護和鼓勵民營上市公司快速發展。其次，我國應加強法制建設，健全法律體系，加快完善保護民營經濟物權、債權等法律規定，為民營企業健康發展能夠提公平、公正的法律環境。此外，民營上市公司，要以我國深化改革開放為契機，順應歷史潮流的發展，積極融合到當前世界經濟體系中，不斷提升自身經營管理水平和贏利能力，充分發揮民營經濟的重要作用。

（二）完善治理結構、規范管理機制

科學合理的公司治理結構，可以從制度上解決公司各方利益的制衡，對于公司能否高效運轉及控制風險從而具備有效競爭力，將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因此，民營上市公司一定要徹底改變以往傳統的家族式經營管理模式，逐步建立現代企業管理制度。民營上市公司要從完善法人治理機制和規范企業管理機制兩方面入手，采取有效措施營造良好的財務風險控制環境，從而形成有效的財務制衡和財務決策機制。一要不斷優化股權結構，積極引入機構投資者及其他戰略投資者，努力實現股權結構的多元化和外部化。二要引進外部職業經理人，實現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并要健全和完善對職業經理人的激勵機制，充分調動職業經理的積極性。三要完善“三權分立”制衡機制，即在充分發揮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之間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的同時，形成有效內控機制。四是完善獨立董事制度，擺脫民營上市公司大股東對獨立董事的束縛，增強獨立董事的獨立性，發揮獨立董事對企業財務活動過程的監督和評價作用，。

（三）拓寬融資渠道、優化籌資結構

雖然國家在民營上市公司融資方面已經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措施，力求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但當前民營上市公司的融資難問題仍然突出，如何拓寬融資渠道及解決發展所需資金，仍然是民營企業發展的重要瓶頸。筆者認為，破解這個瓶頸問題需要國家和企業各自的主動作為，拓寬融資渠道、優化籌資結構。

首先，國家應當積極推動金融體制的改革，徹底打破金融壟斷，消除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的各種壁壘，為民間資本創造公平的市場準入環境，鼓勵民間資本創辦中小金融機構，健全民營企業直接融資的平臺，積極拓寬企業融資渠道。為不斷拓寬企業融資渠道，筆者建議從三個方面重點推進：一是支持民營企業發行上市和再融資，促進股市一級和二級市場均衡協調健康發展；二是支持民營企業境外上市，開拓境內企業境外直接融資渠道；三是充分發揮中介機構服務功能，豐富金融產品和風險管理工具。

其次，民營上市公司也要積極通過資本交易市場與金融機構共同探索共贏的資本運作模式，并注意適時改變籌資策略，創新籌資方式、優化籌資結構，尋求多種融資方式的最佳組合。因此，民營上市公司既要考慮籌資成本，也要考慮長短期的償債能力，合理安排債務期限，充分利用長期債務，適當安排資金投放。

（四）科學投資決策、合理規避風險

民營上市公司務必要在企業總體發展戰略的指導下，制定合理的投資戰略，明確戰略目標、合理規避投資風險。首先，要建立科學的投資決策機制，健全投資風險管理體系，組建投資團隊進行集體評估決策，避免企業家個人決策的隨意性及盲目跟風。其次，要加強投資的科學評估論證，要在充分的市場調查基礎上，進行科學的投資可行性論證分析，制定切實可行投資方案，選擇有競爭力的投資項目。最后，要加強投資科學組合管理，切勿盲目追求投資多元化而導致投資失敗；若確需進行投資多元化，也要選擇業務互補、能夠分散風險的相關投資項目，避免不相關多元化增加管理復雜性。

（五）強化風險意識、加大風險預警

在日趨激烈的市場經濟競爭中，民營上市公司必須充分認識企業可能面臨的各種風險，強化風險控制意識，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財務風險預警系統，加強對風險的識別、預測和監控，防范和化解發展中的各種風險，確保自身向著合理、科學和健康的方向發展。首先，要確立財務管理的戰略核心地位，完善企業的財務管理體系，使財務管理工作規范化和制度化。其次，要設置專門的財務風險管理部門，負責財務風險管理信息的收集、整理、捕捉和識別。最后，要進行財務風險預警和控制，在大量數據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科學定量和定性分析，提出財務風險的應對措施，規避、轉移、分散風險，把可能遭受的風險損失降到最低限度。

參考文獻：

[1]李淑華.鄭州大學碩士論文.基于Var的中國民營上市公司財務風險研究.

[2]謝玲芳，任榮明.民營控股多家上市公司的財務風險研究.管理評論.2004（09）.

[3]朱寶琛.證券日報.上市公司中民營企業數量過半.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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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民營企業融資　金融體制　民營企業制度　信用環境制度　創新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和地位日漸突出，民營企業正逐步取代國有企業成為拉動投資和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然而與其迅猛發展的經濟態勢相比，民營企業融資渠道狹窄不暢，融資困難已成為制約其進一步發展的瓶頸。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金融體制中銀行業的高度壟斷、民營金融機構的缺乏、資本市場發育不良，缺乏多層次(或多元化)的資本市場；民營企業制度建設滯后、管理不規范；社會信用制度建設欠完善等多方面因素。民營企業融資難。是一個涉及多方面制度的綜合性問題，需要通過制度創新，改善民營企業的融資環境。

一、拓寬民營企業融資渠道的制度創新

(一)深化銀行金融機構體制改革，完善民營企業間接融資體系。

1．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制度改革，建立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國有商業銀行普遍面臨著股權結構單一、資本金不足、效率低下等問題，因而迫切需要從產權結構人手引進民間資本甚至外資，健全公司治理結構，形成良好的管理層激勵約束機制，從根本上引導國有商業銀行朝現代銀行方向發展。股份制改造是根本途徑。它可以進一步明晰國有銀行的產權，理順其與政府、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促使國有銀行真正實現企業化經營，按資金使用效益而不是所有制形式來選擇貸款對象。這樣，民營企業才能與國有企業處于公平的資金競爭地位，才能獲得廣泛持久的銀行金融支持。

2．銀行金融機構要進一步完善信貸融資體制。

一是通過擴大中長期資金來源、改善存貸款期限結構、設置新的協議存款品種等措施來解決貸款結構性矛盾；要充分利用貸款利率浮動政策。不斷完善差別化利率定價機制，提高利率定價和利率風險管理水平，保證銀行資金投向的科學決策。二是要大力完善銀行信貸管理體制和機制，加強風險內控制度建設，進一步改進授權授信管理方式，引導基層銀行機構按照區別對待、有保有壓的要求，大力優化貸款結構。加強銀企溝通，改善金融服務。積極支持符合貸款條件企業的合理資金需求，實現促進民營經濟發展與自身效益提高的“雙贏”；要研究設計適合民營企業特點和要求的金融產品、授信管理和績效考核，培訓專門的小型企業信貸管理人員。使更多的民營企業能及時得到支持。

3．設立股份制民營銀行，支持民營經濟發展。

發展中小型銀行，特別是發展以民間資本為主要發起人的民營銀行，可以通過民營金融資本與民營產業資本的融合，改善民營金融和民營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引入民營管理機制，規避民營融資的風險，更好地滿足民營企業的融資要求。并且民營銀行經營機制靈活、不良資產少、籌資能力強、盈利水平較高，能為民營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的空間較大。其效益性、流動性、安全性的特點與民營中小企業短平快的投資融資特點正相適應，必然會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

(二)構建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溝通民營企業直接融資渠道。

l消除民營企業在主板市場上市融資的歧視性待遇。要加大實施“核準制”的力度，讓符合相關法規、政策的優質民營企業進入資本市場，不僅為資本市場的發展帶來新鮮血液，更重要的是使資本市場“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得到體現。

2．健康引導二板市場，優先發展場外交易市場。當前不僅需要積極健康引導中國的二板市場，而且更需要將場外交易市場作為二板市場的一個市場同時發展，要積極恢復與有序發展一個各種交易主體廣泛參與、交易品種數量不斷擴展的場外交易市場，以規避高昂交易費用與上市條件對民營中小企業資本性融資的制約。可以嘗試在上海建立中國場外交易市場報價中心，成立全國性的場外交易市場管理委員會，引導各省市建立與上海報價中心聯網的地方性場外交易市場。并規定在場外交易市場中掛牌的中小企業，一旦其凈資產、稅后利潤、市值或是股價等達到一定條件要求，就可以直接升入主板或是二板市場。

3．積極吸納風險投資，積極發展民營中小企業票據、債券融資。在風險投資的主體中，除了政府風險投資機構及創業中心的風險投資外，還應當鼓勵民營科技型企業吸納外資及中外合資風險投資基金和風險投資等。同時，依托場外交易市場使民營中小企業票據、債券融資持續發展，以降低其融資成本，改善資本結構。 

二、民營企業自身制度創新

(一)建立科學的內部治理體系，實行規范化管理，逐步有效地實現兩權分離。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和民營企業自身規模的日益擴大，民營企業初創時期的人治管理模式應該要革新。民營企業應該在領導制度、用人機制、生產經營制度等方面規范化，應用科學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減少管理的盲目性和隨意性。首先要對股權結構和資本結構進行調整，清晰產權，規范企業行為，正確引導繼承者對財產的態度和產權意識；其次要解決企業控制權問題。目前真正做到以股份分享利益而不參與經營的股東很少，導致產權地位和管理地位的矛盾加劇。可以考慮引進職業經理人，構建新型的公司治理結構．逐步實現經營管理層外來化、年輕化和知識化，再逐步過渡到所有權和經營權兩分離。

(二)加快民營企業產權多元化和資產證券化進程，通過資本市場謀求發展壯大。產權多元化是產權清晰的前提。實現產權多元化，首先要解決好產權“一股獨大”的問題。大型民營企業的產權過于集中，通過股權分散化和社會化來實現產權結構多元化，才能建立符合現代產權制度要求的現代企業治理結構。民營企業在產權結構多元化改革中，應從制度上確保中小投資者利益，大股東相對控股代替絕對控股，產權清晰到每個法人和自然人，使之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其次，要加快民營企業資產證券化進程。可以通過上市增資擴股、資產轉換、出讓產權等資本運作方式引進新投資者，以促進產權結構多元化，有條件的民營企業還可通過上市引入公眾投資，通過資本市場來清晰產權和發展壯大。

(三)加大信用管理制度建設，倡導信用文化。民營企業要制訂相關的內部信用管理規章制度，如《管理評審控制程序》、《合同評審控制程序》、《采購控制程序》等，有條件的可設立專門的信用管理部門，負責本企業內外信用管理；在企業內部實行以質量管理為根本的全程信用管理，從商品的采購、生產、銷售和售后服務等各個環節上把好關，努力提高產品質量，打造產品信用鏈條，不斷改善企業與客戶、消費者之間的信用關系；規范財務制度，按照國家的有關規定，建立能正確反映企業財務狀況的制度，增加企業財務透明度，不做假賬、不逃廢銀行債務。

三、民營企業融資的信用環境制度創新

在提高民營企業主觀誠實守信的同時，還需要改善民營企業的客觀信用環境，以幫助民營企業提高社會信用，改變民營企業的弱勢融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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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亞洲權威金融及投資管理雜志《Asia money》進行的2001年度亞洲最佳管理公司評選活動中，中海油名列中國最佳管理公司榜首，成為2001年投資機構以及個人投資者最為青睞的中國上市企業。雖然主營業務已經上市，但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采取的依然是非常積極的內外戰略部署。

中海油的表現無疑使中海油成為國企中的“另類”。同中國許多大型國有企業負責人一樣，衛留成自中國石油學院畢業后，從工程師做起，一步步地走到了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總經理的位置。衛的務實與坦誠折射出的正是信奉著傳統中國價值觀的60年代大學生在掌握了西方先進科學技術與管理經驗后所表現出的務實求真以及樂于奉獻的精神。

《南風窗》：中海油在上市以后采取的戰略部署是不是表明，中海油總公司將從一個純粹的上游勘探開發公司轉變成一個綜合性清潔能源集團？

衛留成：未來中海油的架構已經比較清晰，總公司向清潔能源公司發展，上市的海油有限保持一個單純的勘探開發性公司。3年后，重組的3個專業公司分別在海內外上市，海南的化學公司上A股，包括已在紐約和香港上市的海油有限，共5個獨立的上市公司；還有至今全國最大的合營公司―中海油殼牌石化公司和廣東LNG合營公司。

《南風窗》：這樣的架構是基于什么樣的出發點呢？

衛留成：這樣的架構是基于兩方面的考慮：第一，加入WTO后面臨的國際競爭。對中國的企業來說，最嚴重的挑戰還不在于目前的技術，而在于體制和機制。如果這些不能和國際經濟接軌，那么它在國際競爭中就沒有同等的競爭地位。上市最重要的是從體制、產權改革入手，用產權改革來帶動機制的轉換，增加公司的透明度，促進它管理的規范化，從而為長期的發展增加活力。另外，國際上大的石油公司架構基本上都是這個樣子，母公司負責宏觀戰略、長期發展、資本運營，不管生產等具體的業務。具體的業務由下面的分公司、子公司負責，這樣層次非常清楚，有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

《南風窗》：在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是否要通過資本的手段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人們對中海油在資本市場上的表現印象很深。

衛留成：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做好主業是企業的基礎，我們的核心產業是勘探開發;但是光靠核心產業的發展，它基本是個原始的資本積累的過程，比較慢的過程。如果把資本運營的手段加進去，通過上市和并購這兩個重要手段，就可以實現企業跨躍式、高質量的發展。

石油產業非常典型，最近3年，世界上14個大的石油公司通過合并、并購，縮減到6個。我們認真研究了以后認為，搞好基礎主業是一個平臺，在這個基礎上，通過上市和并購實現企業的跨躍式發展，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南風窗》：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在國企中被認為最具國際化、和國際慣例最為接軌的公司，您認為中國公司的管理和西方企業的管理有什么不同？

衛留成：區別還是很大的。一，在產權是否清晰的問題上，看起來我們的產權是清晰的，原來是百分百的國有獨資企業，但所有者不到位，幾乎所有的政府主管部門都可以實行所有者的權利。而反觀西方公司，它的所有者很多，但卻很到位。上市后我的壓力非常大，每季度、每半年都要對投資者公布業績，看似沒人管，但整天有眼睛在盯著你。第二，西方公司的監督較強。我們的監督也很多，但國有企業的那么多問題為什么查不出來呢？而西方公司沒有監事會也沒有各種各樣的檢查組，但這種監督無處不有，無時不在。第三，決策架構和決策程序上差別特別大，國外大公司的決策程序非常嚴謹和科學，不是拍腦袋。一些大的決策都是經過長期的、多方面的調研和評價，經過第三方咨詢，非常公正和可靠。

海洋石油雖然是國企，但有著比較完善、嚴格的決策程序，以及與這套程序相適應的資金的集中管理和預算和計劃管理，因此我們投資的所有項目都沒有虧損的。

《南風窗》：作為一個國有企業的管理者，和民營企業的管理者，應該有哪些不同？

衛留成：大型國有企業的管理者應該有更寬廣的視野、更好的事業心和更強的駕馭市場和管理大型企業的能力。因為一般說來，國有企業的資產量要比民營企業的更大，在國民經濟中發揮的作用重要得多。為什么很多時候顯示出許多民營企業發展速度很快，表現出很多競爭的活力？我覺得關鍵問題在于機制，如果企業機制的問題解決好，大型國有企業會更有活力，競爭力會更強。

篇10

關鍵詞:產業結構 結構調整 金融支持

一、導論

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國的產業結構無論是產值結構還是就業結構都處于低水平。面對經濟的全球化和激烈的國際競爭,我國經濟的穩步快速發展依托于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產業結構調整的一般過程為:資源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產業結構高新技術和服務業產業結構。目前,我國已經初步進入重化工業階段,產業結構的調整需要朝著發展高新技術和服務產業的方向進行,技術和創新已經成為產業調整的主要內容。產業結構調整從資金的角度來說,不論是以投資傾斜為主的增量調整還是以資源再配置為主的存量調整,無論是物質資本形成還是人力資本的形成,都離不開資金的運動和調節,離不開金融系統的支持和調控。

我國金融體系還不完善,在產業范圍內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存在一系列的問題,具體表現為:農村金融體系的不健全,中小企業融資困難,技術創新資金支持力度不夠,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缺乏有力的金融機構的支持等。

金融通過資金投資導向的變化,促使資金在不同產業投入比例發生變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可以通過商業性金融調節使資金流向收益高、利益大的產業,而對于市場不能發揮作用的領域,可以運用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調整貨幣供應量,為實施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提供一個迫使舊的產業結構發生松動、淘汰、改組與發展的宏觀氛圍需要改變資金供給水平和配置結構,推動產業結構高級化。

二、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中金融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對民營企業的支持不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經濟獲得了很大的發展。民營企業在拉動經濟增長、解決就業和促進經濟市場化建設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一直處于一個不平等的發展環境中。從融資角度來看,一方面,對于民營企業來說,無論是獲得銀行貸款的間接融資,還是在資本市場上的直接融資都困難重重。從短期資金供給來看,對個體、私營企業等民營企業的貸款支持只相當于總規模的1%左右,與當前民營經濟對我國GDP貢獻率達65%形成較大反差。由于民營企業在經營中資金趨緊的狀況,也就難以進行較大規模的固定資產投資。其結果,主要依靠內源融資的民營企業在規模化發展上往往力不從心,難以做強做大。個體、私營企業的資金不足問題比較嚴重,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影響到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另一方面,對于國有企業而言,由于國有商業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存在著固有的血緣關系,加之政府對銀行行為的干預,其結果對國有企業過度的信貸傾斜,加上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的投資沖動,由此產生了大量的金融不良資產,導致我國金融體系中積累了相當大的金融風險。

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的關鍵時期,一方面需要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鼓勵多種生產方式繁榮發展,為社會主義事業貢獻力量,這就需要大力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需要快速、高效處置金融不良資產,降低金融風險。需要在化解金融風險的同時,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產品結構升級,以適應加入WTO后所面臨的挑戰。在我國經濟進行全方位戰略改組的大背景下,民營企業可以在我國金融不良資產處置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對于民營企業參與金融資產處置,政府應當積極引導和鼓勵,并為其提供寬松有利的政策和法律環境。

(二)對高新技術產業支持不夠

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離不開風險投資。風險投資的出現,及時的解決了高科技產業發展中的資金瓶頸問題。它以積極開發中小型高新技術企業為主要投融資對象,通過將分散的、愿為較高收益承擔較高風險的中小額資金聚集起來,形成實力雄厚的風險投資大機制,再由風險投資機構將資金集中管理投入到新的科技項目中,以此來推動高科技產業不斷發展。從深層次看,風險投資的興起不僅在于其在資金方面對高科技產業的支持和推動作用,更重要的是它發展了一套區別于現有融資方式的有效的資金配置、使用、監管的機制,把投資者、風險資本家和企業管理層的目標統一起來,建立了一套以績效為標準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有機的結合了資金、人力資源、高新技術這三大寶貴資源,提高了融資的效率,形成了適應高新技術的金融創新模式。

銀行具有逐利性的特征,為了讓自身利益最大化,他們會盡量避免高風險的周期長的貸款。于是很多銀行,特別是商業銀行,都不愿意對高新技術企業進行投資。從事高新技術經營的都是一些中小企業,企業自身的資金實力有限,信譽度也不高,銀行為了自身的生存打算,都不愿意支持這些高新技術企業,即使他們代表著先進生產力,擁有廣闊的市場潛力。

(三)金融對地區經濟支持不合理

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性特征,就是首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對中部和西部的投資較少。建國以來,我國的大部分國家產業投資,都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東部的省市區,以其歷史上良好的經濟基礎和優越的地理條件,吸收了大量的投資,擁有了充足的資金條件,進而帶動技術、人力、管理一系列的聯動效應,經濟迅速發展起來。而廣大的中部和西部地區,長期以來都得不到投資的支持,資金一直是經濟前進的最重要瓶頸。從2008年中國金融論壇的報告得知,目前區域經濟金融發展不平衡現象突出。在存貸款方面,從人口來看,西部、中部和東部地區的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存款、貸款和GDP的差距卻很大。目前來看,東部地區存貸款占了全國的60%左右,這個差距比GDP的差距還大,西部地區存貸款占全國的15%左右,中部地區在15%左右,東北地區在8%左右。在金融機構的數量方面。西部、中部和東部地區的金融機構數量很不平衡,中資銀行中,國有商業銀行和12家中型商業銀行的總部全部設在東部,中型銀行分支機構主要設在東部。外資銀行機構中,14家外資法人機構全部在東部,189家外資銀行分行中177家在東部。在城鄉金融發展方面,城鄉金融發展的差距在東西部都很大,西部城市和農村的差距可能比東部和西部的差距更大。從金融投入看,2008年,西部縣以下金融機構貸款增長率9.7%,而全國平均為15.7%。國家金融機構對東部地區特別青睞,各類商業性股份制金融機構從自身盈利角度考慮,更是不愿意把信貸給予中部和西部地區。由此,大量的資金都集中于東部地區。東部地區由于有了資金的支持,經濟更加發達,信譽度更好。而中西部地區由于一直受到資金的約束,經濟止步不前,用以抵押的實力也很小。

三、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中金融發展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