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增長新動能，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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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需求側來講，中國經濟過去的高增長主要是由高投資帶動的，而高投資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主要是三個步伐，基礎設施占比大概20%到25%，房地產投資占比25%到30%，制造業投資占比30%以上，這三項合計占中國投資的85%左右，剩下的15%，就是農業或者其他服務業，而在制造業投資中又直接依賴于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出口，所以可以簡單的說中國高投資主要是有三大需求，出口、基礎設施、房地產，所以這個高投資要觸底，這三大需求我俗稱的是“三只靴子要落地”。

供給側來講，關鍵是去產能要到位，當需求側三大需求往下走的時候，供給側主要是重化工業包括像煤炭、石油、石化、鋼鐵、鐵礦石、建材等等重化工業也是在挑戰，但是調整的速度相對比較慢，于是出現嚴重產能過剩。

市場經濟要關注價格信號，2015年12月份的時候我已經注意到了，像鋼鐵行業，國企最好的是寶鋼，民企最好的是沙鋼，他們作為上市公司的主營業務都出現了虧損，一個行業里面最好的企業主營業務都出現了虧損，這個價格還能再低嗎，所以我們的判斷就是像煤炭、鋼鐵、石油這些大宗商品的價格最低點就在這一個周期中間，應該說它已經過去了，過一段時間估計像煤炭鋼鐵的價格會有所回落，但是會有調整，不會比前一段低點更低了。

這個也就說明供給側的調整，是接近底部了。當然接近底部和真正觸底還不是一回事。真正要實現觸底，大概還需要一兩年的時間，今后一兩年是中國經濟觸底的大概率的事件，但是觸底的過程不會一帆風順，是會有波折的，可能有幾個來回，需要多次驗證。

所謂觸底的含義，確切的說就是不再下滑，穩住了，然后逐步走出一個中速增長的平臺。但是也有人有疑問，認為中國經濟還得往下滑，但是我們說觸底這個點是叫中速增長的均衡點，這個均衡點找到了以后，根據日本、韓國的經驗是能夠穩定住的。日本、韓國的經驗大體上增長速度就5%―6%之間。

當然我們現在“十三五”期間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要實現，到2020年實現兩個翻一番，是要求今后幾年GDP增長速度是不低于6.5%的。最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召開了，現在就是說講GDP已經是不能再掛帥了，速度我以為就是我講的中速增長，現在我們用的詞還在中高速增長，我以為過去6年的時間在轉型期還可以算中高速增長，真正是觸底以后進入到一個新的增長平臺就是中速，沒有中高速。而且中國比如說能搞個5%―6%的增長速度是很不錯的，難度也相當大，我們這個平臺能夠穩得住的話，參照國際經驗可以穩5年、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這樣我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或者更長遠的目標都是可以實現的。

當然有人說L型的增長不是一個好的狀態，是相當負面的，這個看法是不對的，L型就是一個正常的狀態，它才是經濟發展新常態，經典意義上的新常態。

國際形勢不確定性也大大增加，比如英國脫歐等包括全球化過程中，一些很復雜的因素。

還有一個就是政策導向，我們現在經濟接近底部，也不排除某個時候會出現下滑，我們的預測就是大概房地產投資的增長速度在今后一段時間會逐步的下來，速度下來以后會影響后邊一大堆的產業，增長速度也會下來。所以到2017年年終左右的時候，這個增長速度可能會有一個不大不小的沖擊。但是估計力度也不會太大，2017年更重要的是觸底期。

最近有兩個意外的沖擊我們需要關注。

一個是一線城市房價暴漲，我以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現在城市化發展出現分化。城市化是中國發展的一個大的趨勢，但是得注意它的特點，這兩年已經出現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分化，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還有內地一些大的都市圈加速增長，各種要素特別是人，年輕人是朝這些地方跑的、集中跑，因為這些地方，簡單來說是能掙到錢，稍微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講就業創業的機會多。再從城市發展規律來講是城市的聚集效應突出，這就是我們為什么要發展城市化的原因，但是有一部分的城市正在相對的衰落，比如說現在中西部的地區和東北地區，當地省會城市應該是當地一線城市，政府的壓力也很大。

一方面大都市人口還進一步的聚集，在一個過于擁堵的城市是要向外疏散的，將來大都市圈應該是核心城市加上一大批小城鎮，是一個大集中小分散。

再看現在土地財政的模式，賣地成為相當多的政府收入的來源，有的達到一半甚至三分之二，這是不可持續的，但是有了這個賣地的收入，地方政府就有動機如何把地價炒高，解決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將來還是要搞房地產稅的，房地產稅將來是各級地方政府越來越重要的來源。

這些問題就是城市的房價問題，最終實際上是很簡單的問題，是供求關系的問題，但是背后一定要解決包括財稅制度問題、土地制度問題、對城市化發展規律的認識問題、貨幣政策問題等。

中國經濟總體上來說，今后一兩年是會觸底的，如果進入中速增長的平臺，能夠走穩還是很不錯的。但是這一兩年估計還會有一些因素的沖擊，如果觸底成功以后，中國經濟應該說還是有比較好的前景，觸底以后進入中速平臺，穩下來也差不到哪去，所以從基本面來講的話，人民幣基本上不存在大幅貶值的基礎，這是其一。現在是美國主動升值，所有的貨幣跟美元相比，都是在貶值，但是我們經濟基本面不支持人民幣大幅度的貶值，人民幣從中長期來講還是有一定升值潛力。對中國經濟不要太悲觀，所以這兩年關鍵是要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穩中求進的總要求。這樣的話，就是國際國內一些大的風險挑戰我們都是可以應對的，還會走出一個比較穩定的、未來中速增長的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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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步入“2”時代開始，有關我國經濟進入“滯脹”的聲音時有出現。

今年1月份數據顯示，CPI和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同比漲幅比去年12月份都有明顯擴大，市場上有關我國經濟已經陷入“滯脹”的言論不絕于耳。不過，2月份CPI環比下降0.2%，同比上漲0.8%，顯著低于市場平均預期；PPI環比上漲0.6%，同比上漲7.8%。

筆者認為，在總需求并未大幅回暖、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中性的背景下，不能簡單地認為我國經濟出現了“滯脹”。

從經濟學理論來看，判斷是否“脹”需同時滿足3個標準：一是經濟停滯或出現負增長；二是出現明顯通貨膨脹，通脹水平達到兩位數以上或高于經濟增長率；三是失業率高企。

從這3個標準來衡量，我國經濟當前出現的增長有所放緩和物價小幅上漲并不是典型的“滯脹”。從發展趨勢看，今年我國經濟陷入“滯脹”的可能性也不大。

首先看經濟增長趨勢。今年如果不出現中美貿易戰、歐元區解體等“黑天鵝”事件，預計我國出口狀況將小幅改善，固定資產投資將在基建投資帶動下保持基本平穩，消費也將保持總體平穩。在經濟放緩的過程中，我國經濟結構逐步改善，表明經濟增長質量正在提升。未來，隨著改革力度加大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推進，我國經濟將積聚再次增長的動能。

其次看物價走勢。全年來看，年中CPI同比仍有走高可能，但下半年隨著翹尾及新漲價因素的回調又會重新回落，全年通脹壓力并不明顯。

最后看就業。我國城鎮登記失業率連續多年保持在4%左右的水平不變；最近三四年來，我國每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更是基本穩定在1 300萬以上。“民工荒”及“用工成本逐年上漲”等現象也反映出我國未來面臨的主要矛盾不是就業不足的問題，而是勞動力夠不夠用的問題。

所以，目前我國經濟并沒有出現“滯脹”，2017年也沒有陷入“滯脹”的可能。不過，這并不代表我們可以高枕無憂。在經濟下行壓力持續的背景下，如果應對不當就有可能出現經濟硬著陸的風險。通脹及資產價格上漲、人民幣匯率貶值等問題交織在一起，也使我國宏觀政策面臨多重困境，經濟陷入“滯脹”的風險仍然存在。

如何化解？

首先，應實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合理控制貨幣供應量和信貸規模，以控制資產價格泡沫和通脹風險。

其次，大幅降低個人與企業稅負。近年來，我國政府在減稅降費方面做了較多工作，但企業和個人稅負仍高，減稅降費力度應更大一些。短期來看，減稅降費將直接減少財政收入，但從中長期看，能夠激發企業經營活力，提升經營效益，擴大征稅基礎，有助于財政收入可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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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新業態是指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在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深入應用而形成的新產業形態。從全球看，其已成為后國際金融危機時代推動經濟復蘇、引領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技術創新直接催生的新業態。比較典型的如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研究報告顯示，大數據技術與服務市場至2019年的復合年均增長率將達到23.1%。預計2019年的年度大數據支出將實現486億美元。

制造業和服務業深度融合催生的新業態。“服務型制造”已成為引領制造業產業升級和企業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生產業”成為全球產業競爭的戰略制高點。近年來發達國家普遍存在“兩個70%”現象，即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70%，生產業占整個服務業比重的70%。

基于互聯網的產業鏈整合催生的新業態。企業可以利用互聯網，對資金流、物流、信息流三種重要資源進行新的配置，帶動供應商、制造商、分銷商直到最終用戶的整合重組，從而形成新業態。

基于互聯網商業模式創新催生的新業態。英國消費者指數研究部報告預計，2016年網上快消品銷售額將增至530億美元，增幅明顯。網上交易對經濟的貢獻率逐步增長，同時提供了大量就業崗位。在線教育領域，據統計，2014年全球在線教育風險投資事件291起，披露交易額18.6億美元。

2015年我國GDP增長6.9%，增長速度有所放緩，但速度背后的結構調整升級和發展質量的變化更值得關注。互聯網新業態的快速發展使得我國經濟增長出現了趨勢性的深刻變化，向中高端邁進的勢頭明顯。

促進經濟結構優化。一是加速現代服務業發展，使得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明顯提高。2015年，我國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消費達41.87億G，同比增長103%，比上年提高40.1個百分點。移動互聯網廣泛應用催生了移動支付、移動視頻、移動電子商務等新業態的快速發展。二是進一步釋放居民消費潛力，使得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持續增強。2015年全國網上零售額38773億元，比上年增長33.3%。

提供經濟增長新動力(310328，基金吧)。一是新業態領域的投資與市場規模持續擴大。有調查顯示，2014年我國公共云市場規模大概70億元左右，增速達到了47.5%，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還有報告顯示，2015年我國物聯網整體市場規模亦大幅增加，年復合增長率可觀。物聯網在基礎設施、環保監測、公共安全、工業控制等領域應用將撬動巨大市場。二是移動應用融合滲透，不斷刺激居民消費需求。

進一步擴大就業。互聯網新業態將成為未來我國解決就業難題的重要產業。一是直接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二是為青年人創業就業提供前所未有的機會。在全社會重視和支持青年創新創業的背景下，年輕人倚重電商平臺實現就業的情況呈明顯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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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現代化進程會引起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遷、經濟結構的急劇變化、利益結構的重大調整。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不僅荊棘叢生、曲折崎嶇，而且還隱藏著陷阱。如果我們還像以前那樣沿著老路走下去的話，就有落入陷阱的危險。

如何跨越“中阱”是決策層和理論界都十分關注的重大問題。賈康、蘇京春的新著《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簡稱《中國的坎》）對此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不僅在理論上具有學術價值，而且在實踐上也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中阱”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1960年的中等收入國家或者經濟體中，到2008年只有13個躍入發達行列，其中的毛里求斯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機重創而經濟下滑，又落回陷阱，所以說大多數國家都陷入“中阱”而不能自拔。在亞洲，除了日本以外，只有新加坡、韓國、香港、臺灣成功地擺脫了陷阱的羈絆，成長為“四小龍”；曾幾何時，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這亞洲“四小虎”雖然不能說成了“病貓”，但至今仍然在“中阱”里掙扎。

長期以來，中國一直是低收入國家，在世界上屬于“貧農”，改革開放使人民收入有所提高，新世紀以來上升為“下中農”，現在正處于“上中農”階段。但是，中國要在短期內跨越“中阱”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1987年，世界銀行劃定的人均國民收入門檻線是：高收入為6000美元、上中等收入為1941―6000美元、下中等收入為481―1940美元、低收入為480美元。后來，在這一固定基數上，世界銀行又根據通貨膨脹率進行動態調整。根據最新的數據，2014年的分組標準為：高收入為12276美元及以上、上中等收入為3976―12275美元、下中等收入為1006―3975美元、低收入為1005美元及以下。可見，這個國別收入分組標準是動態的，到2020年，高收入的門檻可能會調整到14000―15000美元。這就意味著，如果我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同時又要跨越“中阱”的話，就要求今后5年GDP的年增長率達到8%―9%。從目前的速度來看，這樣的雙目標很難達到。但是，也不要悲觀。即使2020年進入不了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如果保持每年5%―6%的經濟增長水平，到2025年也可能實現這一宏偉藍圖。

中等收入曾經是我們追求的初級目標。改革之初國家號召“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描繪的美好圖景就是國民收入“翻兩番”。這個目標已經達到了。“中阱”的最大問題在于兩極分化。成為“中農”以后，人們對貧富不均更加敏感，搞得不好，容易出現社會動亂。現在，“一部分人”已經富起來了，但如何使全國人民共同富裕卻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問題。

若想實現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條件是成功地避免陷入“中阱”。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坎》一書認為能否實現這個偉大跨越是連通“中國夢”的頂級真問題。全書主題鮮明，層次清晰，重點突出，既有中國現狀的描述，又有國外經驗教訓的介紹；既有深入的理論探討，又有對現實情況的認真分析，是一部理論聯系實際的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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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增長;波動;經濟結構;增長動力;新常態

1.引言

在宏觀經濟學中，經濟增長通常被定義為產量的增加。具體理解，經濟增長包括兩層含義:(1)經濟增長是指一個經濟體所產生的物質產品和勞務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持續增加，即實際總產出的持續增長;(2)經濟增長是指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實際產出(人均實際產出)的持續增加［1］。中國在過去的近30年保持了增速較快的發展階段，但是在近幾年增速開始下滑。這些現象與經濟增長理論和模型中決定經濟增長的因素有關，也與中國自身特殊的國情息息相關［2－6］。在下面，將逐步分析經濟學的增長理論和模型的特點，并根據相應的經濟學增長理論，分析中國近30年增速較快以及最近幾年增速下滑的原因，并給出展望。

2.中國近30年增速較快的原因

中國近30年經濟增長一直保持了較快的經濟增長，并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可以分別從新古典增長理論和增長核算方程的因素理論來加以分析原因。從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角度，在于總量資本增長、總量勞動增加以及技術進步提高了勞動效率提高。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至今，改革開放的范圍持續擴大，市場在資源的配置中占有逐步重要的作用直到開始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對外開放擴大了利用外資和臺資、港資的資本，經濟體制和結構上改革，建立和發展了金融體系，銀行體系不斷成長，證券市場確立和成長，貨幣投放不斷增加，居民儲蓄維持高位，這些都增加了總量資本，也為產業的快速發展、調整和從三大產業的不斷增長以及動力轉換提供了存量資本和動力［6－9］。在總量資本推動產業的發展中，工業化快速發展，國內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和資本市場的發展是具有重要影響的因素。在過去30年，中國的總量勞動也快速增加，這也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從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中，中國的人口總量繼續增長，更多適齡人口進入勞動年齡人口階段，勞動力人口持續增加，總量勞動供給持續增加;同時，由于人口受教育年數的延長和大學教育從1998年的擴招，適應復雜勞動的高端勞動力總量增加，掌握專門技術和各種行業技能的人員的就業，也適應了中國勞動效率的提高，適應了工業化快速的推進;隨著主導產業的轉換，勞動人口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的工業轉移，再進一步向第三產業的服務業轉移;這使得折合成簡單勞動計量時，總量勞動供給數量十分巨大，成為促進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快速增長的第二個重要原因。在過去近30年，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愈發重要，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效率的提高也在經濟增長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技術進步在農業、工業、服務業中得到了全面的反映，先進的工業技術、信息技術在生產和生活中層出不窮，并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這為制造業、城鎮化、能源供應和利用、工業化、基礎設施和交通運輸業，金融業和廣泛的現代服務業提供了勞動效率提高的手段和新的工具，也使中國在過去30年基本變成工業國，并在東部沿海向后工業化階段邁進，并大幅度提高了城鎮化率。這三個方面是過去近30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最主要的原因。我國在過去30年的技術進步、資本形成、勞動投入增加和建立了促進經濟增長的制度，是我國過去30年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8］。在核算理論中，產出增長率的提高也依據于資本增長的貢獻、生產率增長的貢獻和勞動增長的貢獻。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為我國過去30年的產業結構轉化，工業化、城鎮化和信息化的快速推進，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和技術、資本以及勞動的供給增加和發揮作用提供了保障。在我國的資本形成與增長，技術進步和應用以及勞動投入增加以及勞動者素質提高的共同作用下，促進了中國過去30年的較快經濟增長。

3.中國最近幾年增速下滑或波動的原因

中國最近幾年經濟增速出現下滑，從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角度可以分析原因。近幾年，隨著我國進入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階段，東部地區進入工業化后期或后工業化階段，全國總體工業化進入中期或后期，服務業在經濟結構中的比重已開始超過農業和工業的占比，經濟發展速度開始下滑，是經濟發展階段轉化和增長動力轉換所致的［10］。我國的總量資本增長更多的是表現在貨幣進入房地產業、服務業、新興產業和金融業;傳統的工業化速度放緩，大量重化工業部門出現產能局部過剩，尤其是在鋼鐵、煤炭等領域產能過剩明顯;受全球外部經濟增長乏力的不利影響，出口乏力，內需消費的動力的成長還在過程中，投資增速下滑，新舊增長動力還在轉換過程中;我國的城鎮化率增長速度在東部已開始放緩;消費總需求增長放緩，儲蓄率偏高;環保和生態約束提高使過去的粗放增長的企業進一步提高成本。這些方面是總量資本增長放緩以及經濟結構問題導致的中國近幾年增速下滑的原因。在總量勞動增長和技術進步促進增長方面也可以進一步說明中國經濟近幾年增速下滑的原因。中國人口總量、勞動人口總量、人口結構和老齡化的新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增速下滑產生了重要影響。隨著始于過去30年的人口控制政策的持續發力，中國人口的增長率得到了有效控制;新增勞動人口供應量持續放緩，人口老齡化持續加重，勞動力的劉易斯拐點在近幾年已到來，這些不僅推高了用工成本，同時還降低了人口對國內住房和消費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國經濟在消費領域的消費能力，對經濟增長起到了放緩的作用。技術進步對傳統工業產業的勞動效率的增長的貢獻比重已降低，目前也無新的革命性的技術進步突破帶來某幾個大體量的新興行業的經濟增長改變經濟版圖;雖然人工智能、信息技術、互聯網、新能源等新興產業快速發展，但是還無法對沖傳統工業經濟增速下滑的體量，導致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效率的提高對經濟的貢獻作用有限。同時，從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看，經濟發展具有周期性和規律性。中國的最近幾年的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的自然結果，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自我調整，是經濟轉型升級和提質增效的表現。

4.中國經濟的展望

對中國的經濟的展望可以根據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中國經濟的發展軌跡做出。未來一段時間的國內總量資本、總量勞動和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效率的提高會深刻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速率。中國經濟在未來十年到十五年的時期會在很大概率上呈現出L型的增長率軌跡。我國的經濟結構處于持續調整階段，服務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已超過工業占的比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發展階段，供給側改革和結構調整將深刻影響未來一段時期的經濟發展。中國經濟的未來結構將進一步變化，金融、服務業、消費、產業升級、高科技產業、城鎮化、生態環保、基建、大健康和制造業升級將進一步加強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增長速度將會持續保持，經濟增長質量和結構會繼續優化;一直到與歐美日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質量差距趨于平衡或孕育新的技術革命突破和新的重大人類與社會需求的出現，中國經濟在未來溫和向好增長的趨勢不會有大的波動。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前景和邁向中高端發達經濟體的趨勢是必然的。在未來，中國成長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并有著進一步發展的廣闊空間。

5.結論

通過應用宏觀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理論，對中國經濟近30年的較快增長速率以及近幾年的增長放緩進行了解釋，并對未來給出了展望。中國經濟近30年的較快增長與總量資本、總量勞動和技術進步的貢獻推動了經濟增長因素的持續加強呈正相關，也與社會發展階段和經濟結構、經濟動力有關。近幾年經濟增速下滑是由于總量資本、總量勞動的下降以及結構轉型、技術貢獻率推動降低等因素的作用。展望未來，中國經濟將會在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下持續增長，直到切換到新的平衡狀態或獲得新的強大增長動力，才會發生經濟增長狀態的變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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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供給側管理 需求側管理 經濟發展

當前，我國經濟面臨較大的增速下滑壓力，2012年破“8”，2015年破“7”，今年一季度降至6.7%。黨的十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必須重新重視以改革釋放制度紅利。2015年11月首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5年12月中央明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全面啟動實施“供給側管理”。

一、需求側管理的“趨同”效應

我國自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之后，宏觀調控逐漸偏向于需求側管理，其關注經濟增長的結果，以做大經濟總量為導向，強調貨幣在需求調控中的作用，調控措施主要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需求側管理視角下，經濟主體行為的目標和途徑是高度“趨同”的。在目標上，貨幣是需求的起點和終點。最先得到貨幣的經濟主體，可以最先進行生產，此時競爭最弱，利潤最高，資金回籠最快，可以最先擴大生產規模，獲得最多的投資收益。在途徑上，最快進入有利可圖的行業，利用最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和生產技術進行生產，將最大程度地降低生產成本，使產品價格具有最強的競爭力，而改善生產技術、創新產品研發是最后的考慮。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國現行的財政分權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擔負著發展地方經濟的職責，具有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可以看作相對獨立的經濟主體。

綜上分析，需求側管理具有“趨同”內涵，其“趨同”效應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經濟結構的簡單化、低端化。在擴大經濟總量等同于經濟增長的激勵下，資源要素必然競相進入成熟行業及政策扶持行業，以高產量、低價格為主要競爭策略搶占市場份額、爭奪政府訂單，這使我國經濟運行呈現出“結構不優、質量不高”的特點：（1）資本形成占GDP比重高。2015年資本形成總額在GDP中的占比為44%，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2）消費占GDP比重低。2015年消費支出對GDP增長貢獻率為66.4%，比發達國家的80%以上仍然落后。（3）貨物出口中的加工貿易占比高。2015年，加工貿易占外貿出口的35%，反映出我國企業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地位和定價能力偏低。（4）高新技術企業產值占比較低。2015年全國高新技術企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不到11%，顯著低于發達國家水平。

二是經濟政策的單一化、短期化。由于經濟主體行為目標和途徑的高度一致，各地方政府間的競爭趨于白熱化，這使各地政策呈現出“內容雷同、急功近利”的特點：（1）招商政策相近，導致市場競爭環境惡劣。地方政府普遍以財政資金補貼來吸引企業落戶，影響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部分地區違背中央精神和國家有關規定，實質性地執行定向優惠出讓土地、變相返還土地出讓金、大幅減免重點企業稅收等政策，導致企業無序流動，嚴重扭曲了市場競爭環境。（2）產業政策相近，導致區域產業結構雷同。國家或上級部門一旦出臺某項產業政策，各地都會跟進制定相關扶持舉措，多數情況下完全照搬。這使得很多產業和產品脫離市場需求，在低技術水平上進行規模不經濟的重復布局、投資、建設，加重了各地產業惡性競爭的局面。在產業同構競爭的背后，地方政府還會采取干預措施保護本地企業，而全國范圍內的產業同構和地方保護必然促使產能過剩和效率損失，延緩產業升級進而推遲經濟轉型。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繼續依賴刺激需求的方式不僅難以遏制下行趨勢，且會進一步加劇由需求側管理“趨同”效應所帶來的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矛盾，必須尋求破解“趨同”的“求異”之法。

二、供給側管理的“求異”效應

供給側管理關注經濟運行的源頭，其強調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引導和鼓勵對勞動力、土地、資源、創新“四大要素”進行調整變革，增加有效制度供給，優化經濟社會結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實現平衡。隨著改革舉措的推進落實，經濟發展的導向不再是做大經濟總量，地方政府作為擁有獨立利益的經濟主體角色將弱化，地方保護的區域壁壘將逐步消解，全國統一的商品、要素流通政策和貿易體制將逐步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將逐步形成，融資、物流、稅費等成本將有效降低，要素資源將逐步實現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此時，經濟主體行為的目標和途徑將具有高度的“求異”性。在目標上，由于簡單擴大生產規模已難以輕易獲利，經濟主體不再以最先拿到貨幣為首要目標，取而代之的是最先洞察市場需求、最快明確市場定位，進而謀劃提供適應市場需求變化和居民消費結構升級要求的產品，因此經濟主體行為的目標將向日新月“異”的市場信息轉變。在途徑上，維持過剩產能已無利可圖，將加快出清，唯有瞄準市場前沿，創新產品研發，才能在日趨互聯化、定制化、個性化、綠色化和市場利基的競爭環境中生存下來，因此經濟主體行為的途徑將向標新競“異”的市場創新轉變。

綜上分析，供給側管理具有“求異”內涵，其“求異”效應將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有助于促進經濟動能的更迭。在供給側管理以“提升效率、鼓勵創新”為核心理念的引導下，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經濟主體將努力在政策、要素、生產三方面構建“結構調優、質量提升”的新動能：（1）政策方面，促進由“總量優先”向“結構優先”轉變。通過推行政績考核機制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區域體制改革、財稅制度改革等，打破以“總量”觀念為基礎構筑的“固有利益”格局和“條塊分割”體系，還“主導權”給市場，還“主動權”給平等競爭的市場參與者，啟動“解決結構性問題”的供給側動力機制。（2）要素方面，促進各類資源要素向先進產能轉移。以建立全國統一市場為總攬，推動各地方加快處置“僵尸企業”，瓦解過剩產能的存在基礎。通過推行人才培養體制改革、科研激勵機制改革等，大力培育創新型人才，充分調動科技開發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全面提升科技創新能力。通過推行戶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推進農民的市民化進程，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通過推行收入分配改革、產權制度改革等，推進收入分配機制創新，促進居民消費需求擴張。（3）生產方面，促進產業產品結構由低端向中高端轉化。通過優化產業政策，促進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業的發展。

二是有助于增強經濟的抗風險能力。經濟增速的放緩使得在高速增長期被掩蓋的風險逐漸暴露出來。制造業方面，自2012年3月起，PPI連續50個月為負值，自2015年2月起，工業企業利潤連續11個月下滑。盈利能力的減弱導致投資的趨勢性放緩，2015年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降至7.5%。房地產方面，“去庫存”形勢嚴峻，2015年城鎮住宅廣義庫存去化周期達到5.3年，所有房屋廣義庫存去化周期達到7.9年。高企的庫存壓制了投資意愿，2015年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僅增長1.0%。與此同時，債務風險開始攀升。債務方面，2015年末，政府債務占GDP的56.5%，雖仍低于國際60%的警戒線，但已十分接近。非金融企業債務占GDP的143.5%，金融企業債務占GDP的21.0%。不良貸款方面，2015年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較2014年底大增51.2%。另外，我國的金融資源過度集中于銀行，而銀行信貸投放偏向于國有企業和政府融資平臺，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則普遍必須以更高的成本獲得貸款，這造成了金融不公和效率錯配，加重了金融風險隱患。通過推行地方投融資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證券市場改革等，提高金融市場對內、對外開放程度，打破對政府信用的過度透支，建立市場化的資金定價機制，著力降低實體經濟的成本，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和能力。

三、綜合平衡“趨同”和“求異”

需求側管理的“趨同”和供給側管理的“求異”是宏觀調控思路一個硬幣的兩面，“趨同”強調經濟增長的表象結果，“求異”則強調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二者相互“中和”，不可偏廢。中央此次強調“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并非要從需求側管理全面轉向供給側管理，而是必須雙管齊下，共同發力。通過適度擴大總需求，在新舊動能轉換期間，避免經濟出現“硬著陸”；通過強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多依靠改革、轉型、創新，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惟其如此，才能保證我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馮志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J].經濟問題，2016（2）

[2]王佳寧，盛朝迅.重要領域改革節點研判：供給側與需求側[J].改革，2016（1）

[3]楊偉民.適應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 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J].宏觀經濟管理，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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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貿易項目的“拐點”對應著的是經濟生態與匯率走勢的“拐點”。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經濟增長率為7.8%，創下13年來的最低點；與此同時，自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連續升值之后，2012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勢出現“鈍化”，全年升值幅度幾乎為零。經濟增速的放緩在弱化投資回報效應的同時，也沖淡了境外資本的進入熱情，而人民幣升值步伐的顯著減速則抑制了境外“熱錢”的投資套利沖動并催生了存量投機資本的獲利出局。據商務部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1117.2億美元，同比下降3.7%，為2009年以來的首次年度下降。與此相對應的數據是，2012年我國外匯占款增量只有4946億，同比劇烈萎縮462%，并創出10年來的新低。

資本逆差意味著資本的大規模流出。觀察發現，兩大力量構成了我國資本流出的主體陣容。一方面，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出現放量增量。據畢馬威的最新報告，2012年中國企業共發起329起海外并購，交易總額約為665億美元，同比增加244%。另一方面，伴隨著美國“再工業化”戰略的啟動以及為規避歐債危機的自救和“風波”的影響，歐美日等國企業皆不同程度低出現了從中國抽撤資本的現象。值得指出是，發達國家企業從中國撤資也映襯了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受挫的基本生態。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組織的《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顯示，2012年全球FDI只有 1.3萬億美元，同比降幅高達18%，其中流入發達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急劇下降到十年前的水平（5489億美元）。在外部資本供給并不能滿足需求的情況下，發達國家只能在減少資本輸出的同時吸收更多自有資本的回歸，從而直接導致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流出。

某種程度而言，資本項目逆差對我國來說不全是壞事。在更多地開放資本流出項目的前提下，資本賬戶逆差可以平衡經常賬戶順差，國際收支就更容易平衡，央行可以少用增發人民幣來購買多余的外匯，這會減少人民幣升值壓力。因此，動態地判斷，為了矯正“雙順差”機制中國際收支平衡的扭曲狀態，并優化中國的對外貿易環境，管理層會允許和容忍資本與金融項目逆差的存在，但是，我們需要提醒的是，國際經驗表明，一國國際收支平衡的最好方式是大量經常順差對應著大量資本逆差，以此觀察，我們目前的貿易生態的確發出了值得警惕的信號。

數據顯示，除第一季度外，2012年第二、三、四季度分別出現了655億美元、712億美元和318億美元的資本逆差，全年相比于2011年1861億美元的資本順差所形成的懸掛性“缺口”寬達3034億美元。與此同時，2012年，我國經常項目順差為2138億美元，同比僅增長6%，增幅遠遠小于前10年10%以上的水平，而且占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同比下降0.2個百分點。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受中國生產要素價格上升以及國際范圍內市場競爭的影響，未來將有部分外資進一步從中國流出，增量FDI的進入量也不容樂觀，經常項目的順差由此會繼續減少。因此，如果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的雙重收斂得不到有效控制，勢必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增長動能形成深度挫傷，并最終可能使中國陷入對外貿易逆差的被動境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以制度與政策機制的進一步創新來導控好資本逆差的規模和流程。

控制經常項目順差收斂的節奏和放緩資本項目逆差的進度首先必須進一步拓寬外資的投資空間和渠道。按照產業轉移理論，跨國公司產業轉移一般遵循先制造業后服務業，然后是研發中心的遞進過程，轉移周期一般在20年左右。顯然，目前外企進入中國的第一階段已經完成，開始向第二階段邁進。為此，中國政府可以考慮鼓勵符合條件的外資企業合作申請中國國家科技開發項目，能力建設項目；鼓勵跨國公司在華設立地區總部、研發中心、采購中心、財務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機構，提高產業的綜合配套能力。而在資本的產業選擇上，政府應以更多的優惠政策鼓勵外商投資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和節能環保產業。

打破行業與市場壟斷可以看作是點燃和刺激外資和國內存量資本投資熱情的又一具有深遠意義的制度安排。雖然目前“藏匯于民”的趨勢日漸明朗和強烈，但要使這部分依然滯留于金融體系的外匯資產進入實體經濟同時沖淡它“外流”的意愿，必須通過開放能源、金融和電信等國有化領域，在肢解壟斷的同時為民間資本創造出新的投資市場，進而為未來經濟注入擴張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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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河南；縣域經濟；信息產業；回歸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8年2月12日

一、引言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社會信息化進程的加快，信息產業逐步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新動力。《2016年國家信息化發展評估報告》顯示：中國各省份的信息化發展程度與人均GDP有著正相關關系，即信息化程度每提高1%，人均GDP增長63%。信息產業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一個要素，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河南省也高度重視信息產業的成長，工業和信息化委編制了《河南省“十三五”信息發展規劃》，加快經濟社會各領域信息化建設，用信息化催生新業態、新模式，積極拓展網絡經濟空間，使信息產業在2020年成為推動現代化發展的先導力量。

而縣域經濟作為最小的經濟單元，是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起著強基固本的作用。發展和壯大縣域經濟，是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關鍵。“十三五”時期是實現2020年國家發展目標的最后五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已經進入決定性階段，對于縣域經濟成長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必須要引起重視。近年來，縣域經濟、信息產業均發展迅猛，但如何將信息產業與縣域經濟有效結合起來，推動地區經濟增長成為當前各省經濟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河南省作為中部地區經濟增長的領頭雁，縣域經濟與信息產業發展的結合更是迫在眉睫。

二、文獻回顧

學術界對于信息產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做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諸多學者研究了國家或地區的信息產業對經濟發展的影響。Stiroh（2002）通過行業調查，確定美國信息通訊技術與生產力增長之間存在緊密的關系，57個行業在1985～1999年期間平均生產率增長的1.09個百分點歸功于信息產業，揭示出了信息產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帶動作用。JamesGiesecke（2006）利用CGE模型研究了澳大利亞的電信業對國家和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表明該行業的增長促成了GDP和實際消費量的大幅上漲。在此基礎上，部分學者考察了信息產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能力在時間變化中的作用，如KhuongM.Vu（2013）從實證的視角出發，得出了信通技術投資在推動新加坡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越來越重要的結論；AbdulA.Erumban&DebKusumDas（2016）發現ICT投資在印度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加，但主要限于服務業，從而限制了ICT對生產力提升的推動作用。基于國外學者對信息產業在經濟發展中貢獻作用的研究，國內學者也進行了相關研究。烏家培和謝康（1999）對實現信息產業促進經濟發展所需的條件和環境進行分析，認為信息產業具有規模經濟、壟斷和差異性等特點時，才可能發揮其“引擎式”的推動功能。徐升華、毛小兵（2003）利用信息豐裕度指標得出，信息產業對經濟增長具有較強影響，中國GDP指數增長的25%來源于信息豐裕系數的增長。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檢驗了信息產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度。劉躍、周亮、彭艷（2014）認為信息產業發展水平自東向西遞減，30個省份中有21個省份信息產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顯著，另外9個省份的信息產業對經濟增長的效果并不顯著。鄭建明和孫紅蕾（2016）通過研究發現信息產業對江蘇省經濟增長拉動的實際效果顯著，提出應加強發展科研事業的觀點。這些學者的研究一致表明：無論從國家層面還是地區層面，信息產業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信息產業能夠有效地拉動經濟增長，并且這種拉動作用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得到強化。

信息產業以信息技術為核心，具有高滲透性和高外溢性的特征，這種特征使其對其他產業產生影響，進而間接影響經濟增長。如學者Oliner&Sichel（2000）發現，在1995～1999年期間，信息產業對非農產業有著功不可沒的貢獻，使得非農產業人均產出的增長速率以上個25年平均增速的2倍的速度增長。部分學者基于對信息產業溢出作用的研究，發現信息產業對經濟增長具有間接貢獻。KhuongM.Vu（2011）經過實證研究，提出了信息通訊產業的外溢性主要通過技術創新、提高企業和家庭的決策質量、降低生產成本三個渠道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的觀點；Md.Shahiduzzaman&KhorshedAlamb（2014）對澳大利亞幾十年的信息技術（IT）投資對經濟產出和生產力方面的作用進行調查，結果表明IT資本對輸出、勞動生產率和技術進步產生了重大影響，進而推動經濟增長；NashwaMostafaAliMohamed（2015）考察了信息通訊技術在減少時間與國際貿易之間關系中所起的作用，ICT的使用降低了時間成本，從而提高了商品進出口的價值，拉動經濟增長。國內諸多學者也關注了信息產業對經濟增長的間接貢獻，如杜偉錦和李紅生（2005）發現信息技術產業能夠降低通貨膨脹率，使得國民經濟平穩而快速的發展。王立國和曹白楊（2015）運用灰色關聯度分析信息產業與工業的關系，研究發現信息產業與工業之間相關性強，信息產業對工業具有拉動作用。劉燁和程珣躍（2015）認為信息通訊技術產業通過出貨值、企業數、從業人數、投資額等因素拉動經濟增長，應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以上研究說明信息產業通過間接方式對經濟發展做出貢獻。

國內關于信息產業對縣域經濟增長的影響的研究較為稀少，僅有學者張洪剛、楊偉坤、盧秀茹（2008）提出從生產力、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等角度考察信息產業，闡述了信息產業對縣域經濟增長的作用；何妍（2016）對宣漢縣信息產業的發展現狀進行了描述性分析，認為宣漢縣應引進信息化人才、加大信息基礎設施投入，實現信息產業的推動作用。

由以上可見，國內外學者多關注國家層面或發達省份的信息產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對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的省份的研究較為欠缺；而關于縣域信息產業對縣域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多為描述性分析，缺乏實證檢驗與分析。因此，本文嘗試探討河南省縣域經濟增長與信息產業之間存在的關系，利用河南省的縣域數據建立面板數據模型，實證檢驗信息產業對縣域經濟增長所產生的貢獻。

三、河南省信息產業與縣域經濟增長狀況

（一）信息產業發展現狀

1、信息產業就業總量增加，但增長速度緩慢。2005～2015年，河南省信息產業就業人數從204.44萬人增長至288.13萬人，增長率為40.94%，年均增速僅為3.53%，如圖1。從整體上看，信息產業就業人數處于增長狀態，但并非處于持續而穩定的增長狀態。其中2008～2012年呈穩定增長趨勢，2012年后增長速度波動較大，甚至在2014年呈現負增長。與信息化水平較高的山東省相比，2006～2011年河南省信息產業就業總量的年均增長速度為3.90%，低于山東省4.53%的增長速度，在2012年首次趕超山東省。但河南省信息產業的就業總量仍較大程度低于山東省，2015年山東省信息產業就業總量高達354.2萬人，比河南省多66.07萬人。雖然河南省信息產業近些年來發展較快，但在信息產業快速發展的大背景下，對就業的帶動作用有限。（圖1）

2、信息產業比重較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增長較快。本文選取河南省2005～2015年一二三產業和信息產業的產值作為測度指標，分別計算每年各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百分比，見表1。河南省以第二、第三產業為主導產業，以第一產業和信息產業為輔，第二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比約為50%，信息產業占比約為10%。

2005年信息產業產值占生產總值的5.26%，到2015年占比增長至10.01%，但低于第一產業所占比，遠遠相差于第三產業產值所占GDP的比重。2005～2015年河南省信息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從2009年的6%增長至2015年的41%。總體而言，相比傳統產業，信息產業占生產總值的比重較小，但信息產業自身發展迅速，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高。

3、信息產業發展出現集聚趨勢，各地級縣發展差異較大。2005～2015年河南省信息產業產值從556.5億元增長至1，317.3億元，年均增長率高達20%。2005年，信息產業產值位居前四位的縣區分別是鞏義市、新密市、中牟縣、登封縣，這四個縣均屬于鄭州市，至2015年底，鞏義市、新密市、中牟縣信息產業產值仍然保持領先水平。新鄭市的信息產業產值上升速度最快，2011年首次超越登封市，至2015年位于第二位，而新鄭市也屬于鄭州市管轄區。2015年信息產業產值最大的縣區為中牟縣，達到403，960萬元，占整個河南省信息產業產值的3.07%；而產值最小的縣為義馬市，僅為21，864萬元，占整個地區信息產業產值的0.17%，兩者相差18倍多。以上分析說明，河南省縣域信息產業發展呈現出向交通便利且經濟發達的城市集聚的趨勢，縣區間信息產業發展存在較大差距，這可能是由“建立以鄭州為中心的國內一流的信息樞紐”的政策傾斜導致的。

（二）縣域經濟增長狀況

1、縣域經濟總量在增長，平均年增速下降。本文選取河南省108個縣為研究單元，以2005～2015年的GDP為測度指標，計算所選年份各縣GDP的平均增長速度，詳見圖2。

自2004年河南省實施“省直管縣財政”的政策以來，不斷放寬縣域的經濟權限，部分縣區在2011年實現了省完全直管縣，各縣域的平均GDP得到不斷增長。2005年，各縣域的平均生產總值為671，281.14萬元，在2011年突破150億元，高達1，749，043.39萬元，至2015年完成平均生產總值2，376，189.49萬元，約超出2005年170.49億元。歷經10年時間，各縣平均GDP增長了三倍。雖然縣域的平均生產總值在不斷增長，但從整體發展趨勢來看，各縣生產總值的平均增長速度卻在下降。GDP年增長速度在2008年達到最高值24%，由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各縣域平均的生產總值增速整體處于下降趨勢，2015年下降至5%。

2、第三產業比重提升，產業結構優化。在縣域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河南省的經濟結構得到不斷的優化調整。從傳統產業結構來看，2005年到2015年間，第一產業比重從17.4%下降到11.4%，下降了6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從51.8%下降到48.4%，而第三產業所占比例從30.8%增加為40.2%，增長了近10個百分點。從三次產業比重的變動情況來看，經濟增長動力逐漸向第三產業轉移，人民生活狀況得到改善，經濟結構得到優化。隨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和現代化建設步伐的加快，有著成長快、效益好、附加值高等特點的第三產業蓬勃發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顯著提升。

3、縣域間生產總值差距不斷擴大。縣域生產總值的極差可以表示經濟增長的絕對差異變化，2005年以來河南省縣域生產總值的差異在不斷擴大。在2005年，生產總值最高的縣與生產總值最低的縣相差2，093，383萬元，這種差距在2015年高達7，275，528萬元，擴大約3.5倍。2005～2009年，極差上升速度較慢，5年時間增加了976，226萬元，大致增長了1.47倍。自2009年后，極差呈現較快且穩定的上升趨勢，年平均增長700，986.5萬元，2015年的極差約為2009年極差的2.37倍，可見河南省縣域經濟發展的差異在擴大，地區不平衡加劇。

（三）信息產業與經濟增長的時間趨勢分析。從縣域信息產業產值與經濟增長的變動趨勢來看，信息產業產值以平均每年22%的速度上漲，縣域GDP以平均每年14%的速度上漲，二者在整體上均表現為朝同方向變動的快速發展態勢，有明顯的相關關系。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主要是信息時代的到來，河南省持續鼓勵信息產業發展，全面推進“三網融合”，實施“高清河南”發展戰略，明確信息基礎設施投資倍增計劃。信息產業的發展激發了社會活力，同時產業結構的優化，加快了勞動力在產業間的流動，促使縣域經濟持續發展。

四、縣域經濟增長與信息產業關系實證分析

（一）數據說明與模型設定

1、數據來源。根據河南省2006年統計年鑒的行政區劃數據，有89個縣和19個縣級市，共108個縣。將108個縣納入樣本，獲得個體成員總數為108的樣本。樣本的時間跨度為2005～2015年，因此樣本容量為108×11=1188。數據資料主要來源于2006～2016年《河南省統計年鑒》和河南各市區統計年鑒（2006～2016年）。

2、指標選取。被解釋變量：GDP，用經濟總量指標GDP作為衡量縣域經濟水平的指標。解釋變量：信息產業產值和三次產業產值，考察相比傳統產業而言，信息產業對縣域經濟的貢獻。我國的統計年鑒中并沒有明確的信息產業數據，因此借鑒前人對信息產業問題的研究，以郵電通信業的相關數據近似代表信息產業的產值數據。雖然變量在做實證分析時的精度不夠準確，但郵電通訊業在信息產業中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實證結果能大致體現信息產業的發展狀態。控制變量：（1）財政支出，反映政府支出對縣域經濟的支持；（2）貸款余額，反映金融貸款在縣域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

為了消除變量的異方差性，本文對所有變量數據取對數。并建立如下面板模型：

lnGDPit=C+C0lnDYit+C1lnDRit+C2lnDSit+C3lnIit+C4lnCZit+C5lnDKit+Uit（1）

其中，lnGDPit表示河南省各縣區的生產總值，模型系數C0、C1、C2、C3為偏彈性系數，分別測度的是各縣域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和信息產業的產值對GDP的產出彈性，說明的是各縣域三次產業和信息產業產值每增長1%所帶來的GDP總值的增長。C4、C5表示的是各縣域財政支出和貸款余額對GDP的產出彈性。lnDYit、lnDRit、lnDSit分別為縣區域內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已剔除郵電通訊業）取對數得到的結果；lnIit表示信息產業（郵電通訊業）取對數所得到的結果。lnCZit表示各縣域的財政支出；lnDKit表示各縣域的金融貸款余額；Uit表示隨機變量。

（二）實證結果與分析。利用EVIEWS6.0軟件對面板數據進行Hausman檢驗和似然比檢驗，確定回歸模型所適用的模型，檢驗結果見表2。

由檢驗結果可知，Hausman檢驗的P值為0.00，遠小于0.05，因此拒絕原假設，建立固體效應模型。似然比檢驗得到的F值較大，P值小于0.05，拒絕建立隨機效應模型。因此，本文選擇使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最后利用固定效應最小二乘法，應用模型（1）估計信息產業對河南省縣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回歸結果報告如表3所示。

從回歸方程的估計結果來看，所得到的回歸方程比較理想。各變量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此外，r平方為0.993947，方程的擬合是較好的。系數也比較符合經濟理論。根據以上檢驗結果，模型能夠通過檢驗，能較好地反映經濟現實。

根據回歸結果寫出回歸方程：

lnGDPit=1.327+0.103lnDYit+0.531lnDRit+0.204lnDSit+0.076lnIit+0.043lnCZit+0.037lnDKit

方程反映了三次產業和信息產業對河南省縣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均呈現正向顯著作用，產出彈性系數分別為0.1030、0.5307、0.2042、0.0763。根據產出彈性的含義，上述結果表明：第二產業對河南省縣域經濟增長的貢獻最大，縣域經濟增長有50%以上都是來自第二產業；第一產業投入增加一個單位，總產出增加0.103個單位；而信息產業產出每增加一個單位，推動總產出增加0.076個單位，說明河南省縣域信息產業在縣域總體產業結構之中處于弱勢地位。此外，財政支出和金融貸款的產業出彈性系數分別為0.0425、0.0370，二者對縣域經濟的發展起著積極作用。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主要結論。首先，依據實證結果知，信息產業的彈性系數為0.076，信息產業與縣域經濟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其次，三次產業和信息產業對河南省縣域經濟增長的影響從大到小的順序為：二、三、一、信息產業，即第二產業對縣域經濟的影響最大，第三產業次之，信息產業的影響最小。二、三、一發展模式，說明還需優化產業結構；最后，財政支出和金融貸款對縣域地區經濟發展有著正向的積極作用。

（二）相關政策建議。河南省縣域信息產業雖然發展迅速，對縣域經濟發展的影響也逐漸增強，但尚未成為河南省縣域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在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諸多問題。要想更好地發展河南省縣域經濟，促使信息產業成為縣域經濟增長新的支撐點，可以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抓起：

1、尋找適合河南省信息產業發展特征的模式，帶動縣域經濟協調發展。以信息技術為核心、有高滲透性特征的信息產業，其發展不同于傳統產業的發展，應探索適用于信息產業發展的新模式。以信息產業地區差異為導向，政府調控為輔導，同時注重內部發展、外部引進。利用政府的優惠政策，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發展以技術創新為主體的中小型企業，為信息產業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充分發揮信息產業的后發優勢，拉動就業量，帶動縣域經濟協調發展。

篇9

改革方法來自基層探索，改革成果要靠實踐檢驗。

今年以來，我國各地各部門緊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不斷深化認識，積極主動作為。許多地區認真貫徹中央決策部署，緊密結合本地實際，研究制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綜合性方案和專項方案，全面落實“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總體開局良好，成效逐步顯現。

總體開局好 成效逐步顯

堅定不移去產能。江蘇省去產能的重點行業，在鋼鐵、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的基礎上增加了船舶行業。鋼鐵大省河北堅持“鐵腕”去產能，省政府與相關市、部門和企業簽訂化解過剩產能目標責任書，明確今明兩年和“十三五”時期的目標任務。

精準施策去庫存。湖南出臺“湘十條”，明確農民進城購房給補助、企業租房有獎勵，促進樓市去庫存。今年上半年，全省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長28.2%，6月末全省商品房待售面積增長2.6%，增幅同比下降25.7個百分點，房地產庫存壓力明顯減緩。

穩中求進去杠桿。重慶樹立底線思維，對交叉性金融衍生品加強風險管控，嚴防這些金融產品跨界從事收購、兼并、投資等活動，避免杠桿過度疊加對金融體系造成沖擊。針對非金融企業高負債等問題，打出“組合拳”，努力降低系統性風險。

多管齊下降成本。廣東目標是到年底為全省企業減負約4000億元，企業綜合成本比2014年下降約5%～8%，其中降低制度易成本約200億元。在降低要素成本方面，四川一般工商業用電價格每千瓦時降低0.6分，國網直供區直購電、留存電量等特殊電價每千瓦時降低2.01分。

抓住關鍵補短板。為補齊脫貧攻堅短板，貴州加快實施脫貧攻堅戰，為貧困地區群眾提供精準有效的政策、資金、項目、人才等幫扶資源，開展貧困地區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規范化技能培訓、文化傳承脫貧等專項行動。

與此同時，不少省份還以創新驅動創造新供給，提高供給質量效率；以深化改革優化制度供給，持續釋放政策紅利。深圳主動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瞄準國家戰略需求、消費升級方向和供給側短板，部署創新鏈和產業鏈，把巨大創新能力轉化成創造新供給的強勁動力。

7月9日，一次化解過剩產能的集中行動在河北石家莊、張家口、秦皇島、唐山、廊坊、保定、邢臺、邯鄲等8市同時吹響號角。這次集中行動涵蓋鋼鐵、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焦化等5個行業，壓減煉鐵產能312萬噸、煉鋼產能486萬噸、煤炭產能301萬噸、水泥產能95萬噸、平板玻璃產能282萬重量箱、焦炭產能590萬噸。不因包袱重而等待，不因有陣痛而停步，河北此次去產能集中行動，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在全國扎實推進的一個生動片段。

這是一場等不得、輸不起的戰役。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結構性問題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乎全局和長遠。今年以來，中央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各項措施密集出臺，許多地區認真貫徹中央決策部署，制定了綜合性方案和專項方案，改革步伐緊鑼密鼓，積極成效正在顯現。

聚焦關鍵點 打好攻堅戰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當前重點，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年初以來，各地結合本地實際，聚焦五大任務，突破重點難點，集中攻關，以點帶面，打響“三去一降一補”攻堅戰，讓經濟發展更健康、更具活力。

――去產能，主動去、堅決去、去到位。

“鐵心去鋼”是為了“百煉成鋼”。作為鋼鐵產業大省，河北省堅持“鐵腕”去產能，省政府與相關市、部門和企業簽訂了化解過剩產能目標責任書，明確今明兩年和“十三五”時期的目標任務，其中將今年鐵、鋼產能壓減任務增加到1726萬噸、1422萬噸，堅決禁止違規新建鋼鐵產能和已封停鋼鐵設備復產。

在鋼鐵、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等行業之外，江蘇省去產能重點行業還增加了船舶行業，同時確定在輕工、紡織、印染、電鍍、機械等其他傳統行業退出一批低端低效產能。“十三五”期間，江蘇將壓減粗鋼產能1750萬噸，其中今年400萬噸；退出煤炭產能836萬噸，其中今年818萬噸；退出水泥產能600萬噸，其中今年380萬噸。

在廣東，積極穩妥處置“僵尸企業”成為化解產能過剩的“牛鼻子”。精準識別、精準施策，廣東逐步建立國有和非國有“僵尸企業”數據庫，分類處置“僵尸企業”，目標是到2018年底基本實現“僵尸企業”市場出清。

――去庫存，精準施策、以人為本。

今年初，湖南各地樓市去化周期超過20個月，最長的甚至有3年多，大量資金“沉淀”在鋼筋水泥里。4月，湖南省出臺“湘十條”，明確農民進城購房給補助、企業租房有獎勵，促進樓市去庫存。上半年全省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長28.2%，6月末全省商品房待售面積增長2.6%，增幅同比下降25.7個百分點，房地產庫存壓力明顯減緩。

――去杠桿，穩妥有序、守牢底線。

重慶樹立底線思維，高度警惕以高杠桿、泡沫化為主要特征的金融風險。對金融行業和金融產品創新執行負面清單，事前“約法三章”。對交叉性金融衍生品加強風險管控，嚴防這些金融產品跨界從事收購、兼并、投資等活動，避免杠桿過度疊加對金融體系造成沖擊。同時，針對非金融企業高負債等問題，多管齊下，努力降低系統性風險。

――降成本，動真格、下真功、見實效。

3月，四川推出17條促進經濟穩定增長和提質增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措施。其中，在降低要素成本方面，一般工商業用電價格每千瓦時降低0.6分，國網直供區直購電、留存電量等特殊電價每千瓦時降低2.01分。此外，暫停四川電網銷售側豐枯電價等政策。“僅此一項，每年為園區節約電費2.5億元。”攀枝花釩鈦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管委會主任趙中很興奮。

――補短板，補在薄弱處、關鍵處、緊要處。

為補齊脫貧攻堅短板，貴州加快實施六大脫貧攻堅戰，為貧困地區群眾提供精準有效的政策、資金、項目、人才等幫扶資源，開展貧困地區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規范化技能培訓、文化傳承脫貧、民營企業“千企幫千村”精準扶貧等專項行動。

抓牢新供給 培育新動能

從高空看城市風景，再來幾張自拍；機器人給孩子跳舞、講故事，還能提醒你出門別忘帶傘……隨著大疆無人機、優必選阿爾法機器人的出現，越來越多的人切身感受到高科技給生活帶來的變化。從供給側發力，以供給創新拓造新市場、培育新動能，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大著力點。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給質量，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各地瞄準市場需求新變化和新特征，緊盯產業和科技發展方向，積極改造傳統支柱產業，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高水平供需平衡。

――以創新實力驅動供給能力。

在廣東佛山美的集團全球創新展示中心，一款智能冰箱引人關注。這款冰箱可以自動識別數百種蔬菜，并根據這些蔬菜提供各種各樣的飲食方案……上半年，廣東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不斷涌現，呈現爆發式增長，對經濟的支撐力不斷加強。

在重慶兩江新區，汽車整車生產實現從中級車型向高級車型發展，從初級性能向智能化、輕型化、節能化方向進化；新能源汽車的發展也走在全國前列。目前，兩江新區已成為國內重量級的汽車產業基地。

――以轉型升級優化供給結構。

種植面積480萬畝，比2012年增加33%，排位從全國第四升至第三；毛茶產值157億元，較2012年增長82.6%，排位從全國第六升至第三。日前，從四川省農業廳傳來的這兩組全省茶產業數據顯示，四川茶產業結構逐步優化，做原料茶的時代正在遠去。

貴州實施“互聯網+現代農業”三年行動計劃和電商扶貧總體規劃，依托農村電商促進“黔貨出山”，一季度農村電商網絡交易額增長1.1倍以上。

深圳近年來戰略性新興產業年均增長20%左右，成為經濟增長“主引擎”。現代服務業發展能級不斷提升，前海深港合作區成為我國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高地，累計注冊企業逾7.5萬家，注冊資本逾3.5萬億元。生命健康、海洋經濟、航空航天、機器人等未來產業，2015年規模已超4000億元。

――以質量引領提升供給水平。

7月8日，《江蘇省加快質量發展的意見》印發，在質量品牌、質量創新、質量基礎、質量安全等方面推出一系列舉措，“組合拳”提高供給體系質量。據介紹，江蘇將從企業、行業各個層面同時發力，增強品牌發展戰略綜合效應，合力塑造“江蘇制造”公共品牌。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3個“全國質量強市示范城市”、5個“全國知名品牌示范區”，13家企業獲得中國質量獎提名獎，“江蘇制造”的國內外知名度持續攀升。

轉政府職能 優制度供給

周滿添是廣東一家貿易公司的負責人，過去常為辦理廣州荔灣分公司的一些行政事項發愁。他家住佛山南海，要驅車去荔灣的相關部門申請、遞交材料，若缺少材料，至少多折騰一周。如今，他只要前往南海行政服務中心，在“廣佛跨城通辦”窗口提交材料就行，再也不用兩地跑。

在廣東辦企業越來越簡單了。通過公布企業投資項目準入負面清單、行政審批清單、政府監管清單，配套啟用網上備案系統，大幅簡化備案流程，縮短辦理時限，從備案機關受理到打印出證，一般數小時辦結，最快幾分鐘就能完成。而在以往，需要5個工作日。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上是深化改革，核心關鍵詞也是改革。力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中，許多地區都在優化制度供給、釋放改革紅利上下大力氣，做足文章。

用好政府的“手”，放開市場的“腿”。

上海明確提出，發揮政府作用，核心在于“更好”而不是“更多”，對于政府改革建設提出了具體“路線圖”和“時間表”，包括推進“證照分離”改革試點，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搭建事中事后監管體系框架等。

天津積極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探索實施一份清單管邊界、一顆印章管審批、一個平臺管信用、一個部門管市場等“十個一”改革措施，打出了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的“組合拳”，使整合產生的“化學反應”和改革產生的“疊加效應”逐步放大。

重慶堅持改革引領，著力抓好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體制機制突破，一些領域正逐步釋放制度紅利。通過全面深化統籌城鄉改革，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累計轉戶429.3萬人，農村“三權”抵押貸款達到803億元，“地票”累計交易344億元。

制度創新為供給側“加力”。3月，深圳制定出臺關于促進科技創新、支持企業提升競爭力、促進人才優先發展三大政策。在促進科技創新方面，著力解決科技資金使用難、成果轉化難、收益分配難等突出問題；在支持提升企業競爭力方面，從政策、資金、環境、服務保障等方面加大支持；在促進人才優先發展方面，完善人才培養、評價、住房保障、創新創業獎勵等政策。

為企業降低成本，改革是重要路徑。四川推出一系列舉措，進一步降低制度易、稅費、要素、融資、人力、物流六大成本，預計到2017年，全省實體經濟企業要素成本將降低200億元以上，物流成本降低200億元以上，企業融資的擔保、評估、登記等費用控制在融資成本的3%以內。

結 語

篇10

2012-2014年年均增長15.6%；

2015-2017年年均增長8.3%。從統計數據看，**縣工業經濟增長速度逐年放緩，產業結構層次偏低、關聯程度較弱、梯次格局未能形成等問題逐步顯現，加快推進工業企業轉型升級已迫在眉睫。

一、企業生產經營現狀

截止8月底，**縣在庫規模以上工業企業183家，其中礦物采選企業74家、機械鑄造企業25家、建材生產企業21家、木材加工企業15家、茶葉加工企業8家、造紙企業4家、紡織企業5家、人造革生產企業5家、陶瓷企業5家、其他行業企業21家。1-7月，全縣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可比增長8.4%，建材水泥產業現價增長33.6%，冶鑄及機械加工產業現價增長27.5%，輕紡服裝產業現價增長10.5%，礦產品采選加工業現價增長18.8%，陶瓷業現價增長27.0%，電子業現價下降79.6%，農產品加工業現價增長11.2%。上半年，全縣工業產品產銷率99.2%，經濟效益綜合指數515.9％，新增入規企業5家。從入統企業上報的數據看，今年來該縣工業經濟運行狀況一般，工業增加值增長壓力較大，工業持續回升的基礎還不牢固，提質增效的效果并不明顯，推進工業產業轉型升級還需持續發力。主要表現在：

一是主導產業尚不明晰，全縣沒有突出的主導產業，缺乏產業領軍企業或龍頭企業，先進制造業與傳統產業相比，比重較低。二是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不快，工業投資和技改投資增速均為負增長，分別為-34.3%和-50.9%，且技改投資以機械鑄造、建材等資源類項目居多，占比接近80%。三是新興產業少的現狀未能取得突破，網絡化協同、個性化定制等新模式新業態及工業互聯網等新平臺仍然空白。四是企業創新能力不強，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少，高層次技術人員嚴重缺乏，在產業核心技術研發、自主創新能力上仍較為薄弱。目前，全縣僅有4.3%的規模工業企業建立了研發機構，高新技術企業僅有4家，全縣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僅0.8%，遠遠低于全市平均水平2個百分點，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r&d）投入占gdp比重0.42%，與省里2.2%的目標仍有較大差距。五是原材料價格上漲，物流、土地、用能、人工成本仍然較高，企業經營壓力較大。六是園區規劃布局不盡合理，土地綜合利用低下。園區引進項目質量不高，園區的主導產業技術含量不高，產品附加值低，難以形成特色龍頭，帶動和輻射能力低。七是園區基礎設施投入不足，產出效益不高，2017年畝產稅收僅為1.4萬元。八是資金瓶頸制約仍然突出，企業融資難問題未能得到有效解決，全縣企業貸款額度較周邊縣市區顯著偏低。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全縣共有25家企業出現資金短缺，缺口金額達2.32億元。九是招商引資動力不足。現有工業項目總量、體量都比較小，新謀劃、新對接、新簽約、新開工、新投產等的項目數量不多、質量不高，落地形成產能支撐經濟發展的大項目更是缺乏。十是工業管理機制和服務機制不健全不完善。工業經濟管理隊伍分散，缺乏堅強統一領導，“分灶吃飯”、“九牛拉車”現象突出，大工業管理的體制機制沒有形成，擔當“打頭陣”重任能力弱小。

二、企業轉型升級成效和困難

（一）轉型升級成效

近年來，**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企業轉型升級工作，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全縣企業技術改造，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提升產業發展水平，打造實體經濟增長新動能、新優勢。一是科技創新持續加快。截止2017年底，全縣建成省級院士工作站2家，11家企業建立研發中心，擁有省級科技型企業24家。二是產業轉型持續加快。全縣新增省級科技型企業7家、科技小巨人領軍企業2家、省名牌產品1個、省著名商標3個，新獲國家授權專利189件，“永大陶瓷眾創空間”被認定為市級眾創空間。三是傳統產業改造持續提升。礦產品深加工五條產業鏈延伸，22個工業經濟重點項目完成投資19.48億元，263個技改項目完成投資112.14億元，中工塑膠、宇隆超纖、新盈彩鋁等項目動工建設,紅獅水泥列為省級龍頭企業，金門油壓“人造板熱壓冷壓循環工作機組生產線”列入省級智能制造重點項目，巖興工業氣體“液體空分及水電解制氫項目”列為省級“兩化”融合重點項目。

（二）轉型升級存在的問題和困難

1.工業基礎薄弱，輕重工業比例失調，產業結構不夠合理。礦產采選業和機械鑄造業等傳統產業的比重過高，呈現出工業企業的發展過度依賴能源消耗的狀況，經濟增長方式主要靠“大、笨、粗”的原材料和初級產品加工，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極低。近年來，受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環保安全政策、去杠桿去產能政策的影響，行業沖擊明顯，停產、半停產企業多達四成。

2.企業核心競爭力不足，產品與市場需求脫節，生產面臨困難。由于產業結構過于依重資源型加工企業，產業鏈短、附加值低、競爭力弱，加上企業多屬勞動密集型，企業經營成本連年上升，遇上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市場需求不足、產能過剩等原因，大多數企業產品出現產量下滑，贏利空間減少，經濟貢獻率下降等情況，有的企業甚至面臨破產等狀態，迫切需要轉型升級。

3.工業污染仍然是影響**縣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由于**縣工業產業結構中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產業所占比重較大，在當下乃至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工業污染問題仍然是**縣亟待解決的一個大問題，節能減排的任務十分繁重。目前，**縣的工業污染源主要集中在水泥、人造革和礦業采選三大行業。

4.產業要素集約度低，產業層次不高，關聯度小。從目前全縣的產業結構來看，產業種類分散，造成現有產業要素（礦產資源、農產品資源、水電資源、土地資源和人力資源等）使用集約度低，特色產業不鮮明且未形成優勢，產業之間的關聯度小，主導產品缺乏市場競爭力。從現有的支柱產業來看，經濟總量偏小，缺乏帶動其他產業協同發展的能力，產業內小企業偏多，組織體系混亂，分工協作的格局不清晰。

5.主導產業缺乏大型龍頭骨干企業，新興產業發展舉步維艱。“資源往產業走”的調整步伐還不夠快，新增策劃的項目多為傳統建材、自然資源、礦產資源和農林產品加工項目等，缺乏龍頭帶動企業，產業發展未形成集聚效應。石墨和石墨烯高端研發應用、智能裝備制造、新能源、節能環保、康養運動等新興產業方面還未制定明確的發展規劃，沒有引進帶動能力強的龍頭企業，2018年，新興產業項目僅5個，占全縣工業項目2.7%。

6.企業發展存在諸多要素保障不足問題。用地方面，土地開發成本高、供地少的情況已成為制約**縣中小企業發展和項目落地的瓶頸，在政府不能舉債的情況下，如果ppp合作開發園區的項目進度不及時、上京機械園的供電、供水和排污等基礎設施未能配套建設，招商引資的新項目將出現無法落地的局面；

資金方面，在企業資金鏈持續緊張（該縣有八成以上企業反映資金緊張），全縣工業貸款占各項貸款的比重逐年下降（五年時間下降幅度達8%）。與周邊縣市正增長相比差距較大；

政策方面，對于工業用地閑置、工業廠房建設容積率低、僵尸企業處置還沒有制訂好的措施和辦法加以解決。

7.科技創新能力有待提升。主要表現在企業創新能力不強，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少，高層次技術人員嚴重缺乏，在產業核心技術研發、自主創新能力十分薄弱。目前，全縣僅有4.3%的規模工業企業建立了研發機構，高新技術企業僅有4家，全縣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僅0.8%，遠遠低于全市平均水平2個百分點，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r&d）投入占gdp比重0.42%，與省里2.2%的目標仍有較大差距。

8.工業項目招商存在策劃質量不高、業務不專、信息不暢、方式單一等問題。引進落地開工建設的項目缺乏低能耗、低污染、高產出、高效益的高技術和新型工業化項目；

招商小分隊組成都是兼職人員，平時忙于單位本職事務性工作，無法主動外出對接項目，捕捉各地招商資源信息，招商效果成績不佳；

招商手段一成不變，未能在網絡招商、委托招商、招商等新的招商引資思路方面下功夫、出實招。

9.工業管理機制和服務機制不健全不完善。**縣工業經濟管理部門的職責就被長期分解弱化，工業戰線管理隊伍分散，工業管理山頭多，“分灶吃飯”、“九牛拉車”現象突出，專業且統一領導大工業管理的體制機制沒有形成，擔當“打頭陣”重任能力弱小，只能維持日常的綜合管理的職能。

三、中美貿易摩擦對企業的影響

**縣出口企業較少，其中產品直接出口到美國的企業為零。據調查了解，目前中美貿易摩擦對**縣企業未造成直接影響，間接影響也未顯現，但部分企業主擔心中美貿易摩擦可能在將來會有一定的間接影響，企業將會根據自身產業結構、生產經營狀況等提前預判，做好應對。

四、企業轉型升級建議暨期待

（一）運用先進適用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圍繞機械鑄造、新型建材產業、紡織等傳統產業，以智能升級、信息化等為重點，推廣新技術、新工藝、新流程、新裝備、新材料，提升企業市場競爭力。

1.機械鑄造產業。重點培育壯大一批鑄造龍頭企業，推動企業技術創新和工藝改進，增強整機生產和產品配套能力，完善鑄造產業鏈條，將傳統機械鑄造產業改造提升為現代機械裝備制造產業，同時，大力開發福建（**）機械鑄造產業集聚區，承接沿海機械裝備制造產業轉移，著重引進汽車、工程機械、裝載機械、消防器材和閥門水暖等比較先進的配件生產項目。

2.新型建材產業。發展壯大新型建材產品及認證和水泥生產企業，推進建材精加工、新型建筑材料和煤矸石生產微晶玻璃板材等項目建成投產；

開展干混砂漿、混凝土攪拌站和水泥基材生產等水泥產業鏈延伸項目的建設。

3.紡織產業。發展集研發、設計、制造和服務為一體的海西輕紡新型面料基地，在服裝、鞋業、家具、箱包等產業鏈終端培育和引進一批檔次高、配套能力強的核心企業，使之成為集群的核心主體和產業升級的帶動力量。鼓勵企業培育具有本地特色的核心品牌，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

（二）促進新興產業根植性、規模化發展。圍繞石墨（烯）、工藝陶瓷等新興產業，加快新興科技與傳統產業的有機融合，促進新技術、新產品和新業態規模化發展。

1.石墨（烯）產業。重點以福建科華石墨科技公司為龍頭，孵化培育一批石墨和石墨烯材料制備和應用企業，大力發展鋰電池負極材料、等靜壓石墨、核石墨、石墨烯材料及應用產品，加快建立集采礦—高純石墨—石墨產品—石墨烯產品為一體的完整石墨產業鏈。同時抓好永安煤業公司仙亭煤礦微晶石墨深加工項目進度，促進項目早日開工建設。推進富友石墨提供樣品給莆田華峰新材料有限公司進行實驗的基礎上，能夠和華峰公司進行合作，通過技改加工高純度微晶石墨，以此帶動我縣石墨產業的發展。

2.工藝陶瓷產業。現有5家陶瓷企業，即：福建省**縣永大工藝制品有限公司、**縣寶通瓷業有限公司、**縣寶豐陶瓷有限公司、福建順天來彩陶制品有限公司、福建大圣瓷業有限公司，主要生產日用和工藝陶瓷二大類。重點推進永大工藝制品有限公司屬工藝陶瓷生產，其以顧客需求為導向的個性化定制生產模式是典型的服務型制造行業；

寶通瓷業有限公司專業生產高溫馬克杯系列陶瓷產品；

大圣瓷業集生產、經營、研發、展覽為一體的陶瓷文創項目。

（三）提升全縣工業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和核心競爭力，鼓勵和支持優質工業企業增資擴產。充分發揮技術改造在創新引領技術升級、調整存量做優增量、節能減排綠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化信息技術在制造業的集成應用，推動兩化深度融合，加快發展智能制造、綠色制造，更大力度推進新一輪技術改造，推動制造業轉型升級，促進企業做大做強。

1、支持擴產增效。優化投資結構，鼓勵和支持企業對符合產業政策、市場前景好、經濟效益優的項目增加投資，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以陶瓷、紡織、農產品深加工、木業加工、新能源等領域為重點的企業作為重點扶持發展對象，并將所有涉及石墨（烯）、光電、無人機、生物科技等元素的企業作為加快發展新興產業對象加以重點扶持。

2、推動智能化改造。發展壯大智能化裝備制造產業，集成創新一批新型數控裝備，推動數控技術和裝備在工業領域廣泛應用，重點在工業園區內扶持企業向高端產品制造方向發展，形成以上海均和集團的重型機械配套設備生產線項目、泉州市世欣機械有限公司的機械鑄造項目為代表的智能制造先進龍頭企業，形成示范帶頭效應；

加快浩特紡織、南湖針織“機器換工”，提升企業智能化改造。

3、突破提升工業強基水平。推動智能裝備、稀土材料、晶體材料等工業“四基”重點項目建設，加快與廈鎢集團、福能集團的稀土項目對接，加快科華1萬噸鋰電池負極材料項目建設。組織開展先進成型、加工等關鍵制造工藝及高端裝備的聯合攻關，引領企業開展生產系統改進和工藝創新，重點扶持寶山機械、金門油壓等“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的發展。推動一批關鍵基礎材料、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和先進基礎工藝工程化、產業化，加快推進清航數字無人機產業化項目、大圣日用陶瓷生產項目的落地建設。

4、提升制造業品牌價值。實施質量品牌專項，堅持以質取勝，引導企業建立健全生產全過程質量管理體系，實施先進質量管理方法，提升產品質量和可靠性。圍繞全縣重點產業實施區域品牌培育工程，挖掘一批特色鮮明、競爭力強、市場信譽好的產業集群區域品牌，促進優勢名牌資源集約化，重點扶持寶山機械、金門油壓、紅獅水泥、秦朝木業、廣聯木業等企業實施名牌擴張，打造“**機械”、“**木業”等區域公用品牌，樹立**制造的品牌形象。

（四）加強規劃引導和政策支持，營造有利的政策環境。一是加快編制出臺《**縣產業規劃（2018-2025）》，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重點突出發展輕紡面料、裝備制造、機械加工、陶瓷加工、新材料產業的發展規劃；

二是制定出臺一系列扶持政策。設立產業調整專項資金，制定《**縣產業結構調整專項資金管理辦法》，整合產業發展資金，推進重點產業項目的建設。用足用好省、市扶持工業發展各項政策，落實**縣穩增長配套措施以及鼓勵投資興業、發展總部經濟稅收的優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