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勞動力情況分析，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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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市現有人口520萬，女性約為249萬，15-64歲的人口約占71%，全市184個行政村，農村婦女勞動力多。隨著適度規模農業的發展，農村勞動力需轉移到其他產業的人數逐年增加，省農村婦女勞動力培訓項目，每年幫助1600余名農村婦女勞動力參與培訓，其中76%實現轉移就業，項目的實施得到各級婦聯和農村婦女的支持和好評。

__婦聯自2012年以來，每年承接省農村婦女勞動力轉移培訓項目48萬元，培訓1600人次，總計144萬元和4800人次，項目實際完成培訓人數4557人次，培訓后就業人數為3460人次，實際補助標準600元/人，獲證人數1375人，獲證獎補資金為200—600元/人不等，平均月320元/人，地方補助資金為44.1萬元，培訓轉移就業率76%。省財政每年撥付的48萬元資金，其中40萬元按照每縣10萬元額度直接到__縣、__縣（現區劃調整為__區）、__縣、__縣財政財政專戶，8萬元由市財政局轉撥區財政局。部主資金嚴格按照“專款專用、確保效益、與職業鑒定相結合”的使用原則，由各縣區婦聯摸底農村勞動力培訓需求，委托省級定點培訓機構開展培訓，主要培訓項目有電動縫紉工、家政服務員、電子操作工、保潔員、食用菌培育技術、電腦刺繡、創業培訓等內容。

一是針對婦女需求，慎重選擇培訓項目。根據文件精神，面對各承接項目縣區婦聯認真對農村婦女的不同需求進行摸底調查。各縣區也呈現出不同的特點，__縣農村婦女傾向于在家口就業，一是縣域的企業較多，二是方便照顧家庭，__縣農村婦女更喜歡做家政、月嫂，學成之后都喜歡到蘇州、上海等地打工就業，海州區婦女更希望依托白虎山批發市場開始創業，包括電子商務創業。婦聯和培訓機構根據培訓項目的不同需求和培訓時間的需求，制訂培訓計劃，重點舉辦符合大量用工需求的工種，如電動縫紉工、家政服務員、電子工、生產線操作工等。

二是認真篩選培訓機構，提升培訓就業率。縣區婦聯通過與當地人社局聯動，從辦學資質、辦學場所、師資力量、 推薦就業等相關方面進行考量，嚴格按照“師資力量雄厚、教學環境優美、授課能力卓越”的要求選擇合作單位，市婦聯逐一對培訓機構進行了走訪和檢查，查看機構的培訓資質、師資配備、授課經歷、學員反饋等內容，各縣區選擇的黃川鎮勞動所、卓越職業技能培訓學校、惠民就業培訓中心等資質全、信譽好、教學棒的機構培訓實施項目。

三是積極服務對接，開展點單培訓。近年來，__市婦聯敏銳地發現當前招聘就業市場出現了“招工難”和“就業難”的“兩難”現象，尤其需要女工較多的企業，這種情況更加明顯，原來企業希望招聘進廠就能上手工作的熟練工，而農村婦女勞動力有缺乏必要的勞動技能。婦聯系統為解決這個“兩難”問題，積極走訪企業，結合農村婦女勞動力轉移培訓，實施“訂單式”培訓，幫助企業培訓婦女，考核合格直接進廠工作，如__區永盛玩具廠，已為其輸送200余名女工，2015年正在新建廠房擴大生產，我們將繼續加強合作，開展訂單式培訓。

四是監督培訓支出費用，促進資金使用到位。省農村婦女勞動力培訓補助資金給農村婦女帶來很大的收益，__市婦聯對資金的使用和管理上要求非常嚴格，要求各承擔培訓單位提前一周報送培訓計劃，包括開班時間、地點、培訓項目、參加人數、課時安排、師資安排、班期聯系人等，市婦聯組織不定期抽查，所有培訓實施結束后，按照要求提交臺賬到財政部門申領補貼資金，不能按期、按質、按量完成任務的，堅決不予支付。在2014年省婦聯《關于印發<農村婦女勞動力培訓補助資金管理辦法>的通知》下發以來，市婦聯及時傳達文件精神，要求各級婦聯和培訓機構，嚴格按照文件要求要求建立嚴格的培訓實施方案、健全的培訓臺賬資料、規范的資金申報流程，宣傳費用控制在5%以內，嚴禁發送工作人員的加班費、交通費和培訓機構的基礎建設或培訓條件改善等，確保農村婦女勞動力培訓資金用好用實。

農村婦女勞動力專業補助資金的實施，切實幫助了轉移就業農村婦女學到了一技之長。在過去的培訓實施中，主要圍繞技能進行培訓，課程設置相對單一，不夠全面，不夠立體。

1、農村勞動力培訓獲證難。農村婦女普遍呈現學歷低、文化程度低的情況，特別是35歲以上的農村婦女，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進展16.7%，又常年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缺少讀書、寫字的氛圍，參加培訓學習操作技能通過率達到99%，希望通過職業鑒定，難度較大，尤其是筆試成績很難及格。

2、技能培訓需求在減少。隨著社會的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正一步步走向智能化，用工需求固然會逐步遞減。近年來，小微創業項目如雨后春筍般勃勃生長，更多婦女把目光投向了小資本投入的創業項目。婦女不再需要承擔大額創業的風險，小項目啟動，用小雪球敲開致富大門。在走訪海州區

60名農村婦女中有42名希望能學習創業相關知識，因此在今后的培訓項目選擇時，將更多考慮創業培訓課程的融入，把單一課程立體化，增加自主選擇性。3、法律法規知識需求大。依法治國是大勢所趨，我國法治體系的不斷完善，也要求新型女性具備相應的法律常識。《勞動法》《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等法律法規、典型案例分析要在參加培訓婦女中得大廣泛學習與傳播，讓新型女性學法懂法用法。

4、現代技術應用受青睞。在培訓課中，很多學員，提出要了解更多電腦、手機的應用培訓，現代生活、娛樂都不開電腦、手機，因此融入接地氣的信息培訓課程也必將得到參培女性的青睞。開設信息培訓課程，不僅能提升參培婦女的自信心，緊跟時代潮流，還能讓她們在就業、創業的道路上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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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農村家庭決策的必然結果。由于農業的比較收益低，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是必然的。在現行的制度框架下，農村勞動力有四個選擇，一是夫妻雙方外出打工;二是男性外出女性留守;三是女性外出男性留守;四是夫妻雙方在家務農。在現行的四個選擇中，男性外出打工婦女留守成為了一個首要選擇。這個選擇是農村家庭理性決策的結果。本文試圖從成本收益以及風險的角度下來分析農民的決策原因，并針對這種出現這種原因的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陣制度等提出了建議。

一、農村勞動力外出決策的家庭策略分析

家庭策略是近些年來家庭史和社會學研究提出的概念。家庭策略可界定為家庭面對社會變遷時所采取的應對措施，被解釋為家庭及其成員的決策過程和時機，如何時讓孩子離家謀生，何時更換住所，何時控制家庭規模，該理論對家庭觀點較重的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具有更廣泛的普適性。

本文所研究的家庭策略是農村勞動力外出的決策，更準確地說是農村已婚男性勞動力、女性勞動力是否外出的家庭決策。由于農村已婚男性勞動力，作為家庭決策的主要角色，他們的行為就是從家庭整體收益最大化的角度來進行決策。這種選擇包括對家庭的經濟收益與非經濟收益的考慮、提高家庭經濟收益的方式及行為的選擇。農村婦女在家庭決策一般處于從屬地位，她們在接受家庭決策者的決策時，考慮的也是家庭總體的收益。當然她們考慮的更多的是非經濟收益。這種非經濟上的收益對農村家庭提供了一種風險上的最小化及成本上的最小化。在農村留守婦女是否自愿留守時，我們所調查的113位留守婦女時，回答自愿的有76位，占被調查人數的68.75%。留守的原因中，占前三位的分別是“田地沒人管”、“孩子沒人照顧”和“照顧老人”。雖然我們沒法區分農村留守婦女自愿留守是在家庭決策中主動自愿還是為了家庭而自愿的，但至少知道農村婦女的留守是為了家庭整體收益的最優化。我們再來分析留守的原因，可以發現留守的原因主要是非經濟原因。第一位的是田地沒人管。在現行的制度框架下，土地不僅是經濟功能，更重要的是保障功能。在問及農村留守婦女最擔心丈夫的是什么，在我們調查的113位農村留守婦女時，有68名選擇了“擔心丈夫在外面掙不到錢”。所以，農村男性勞動力外出打工收人不確定的條件下，留守在家的農村留守婦女和耕種土地的收給家庭提供了最后的保障。占第二位和第三位的留守原因分別是照顧孩子和照顧老人，說明了農村留守婦女的留守選擇是為了家庭整體的收益。當然這種收益是非經濟收益，孩子是家庭未來的最大收益，農村仍有“養兒防老”的說法，對孩子的投資是對家庭的主要投資，而這種投資也是以家庭收益最大化為決策基礎的。所以很多農村婦女從家庭整體考慮選擇了留守。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男性勞動力的外出及女性勞動力的留守是家庭策略，是從家庭整體的角度進行考慮而作出的決策。外出是為了家庭的發展，留守是為了家庭的未來。無論處于留守的婦女在家庭決策中居于主動還是被動地位，這種半流動狀態是農村家庭作出的理性選擇。

二、成本收益分析

1.基本概念及假定

基本假設:農村勞動力是以家庭總體收益最大化來做出選擇的，影響決策的基本因素是家庭的整體收益，這種收益包括經濟及非經濟收益(情感、孩子的教育、家庭的未來等)。ELLIS在《農民經濟學》中認為:“農民是主要利用家庭成員的勞動從事生產并以此為經濟來源的居民戶，其特點是部分參與不成熟的投人要素和產出市場”。由于農業生產的周期較長，對自然條件依賴較高等特殊原因，農業生產的風險較高。同時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保險市場不發達，風險只能完全由農民自己來承擔，一旦發生天災人禍，就會得不到基本生活保障。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在進行生產經營決策時，就會為自己預留后路，不敢冒險。在農民的理中，“規避風險就成為重要原則了”。

農民選擇的制度框架: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嚴格的戶籍制度、農村人多地少農業經濟效益低、全家外出的高額成本支出。

由于本文分析的是農村家庭作出一個決策整體而出現，他們所需要作出的決策就是對作為農村家庭勞動力的主體的已婚家庭中男性勞動力和女性勞動力，為了家庭他們需要在留守和外出之間作出的選擇。因此，他們的選擇將有以下四種:

2.四種選擇的機會成本收益分析

夫妻雙方外出打工的成本收益分析。在托達羅模型下，農業的邊際生產力低于城市的邊際生產力，農村的遷移者為獲取凈收人相對較高的就業機會的遷移決策與行為，雖然是趨利性的但絕非是投機性的，是一種理性經濟行為，而非“盲目的”非理性的行為。他們在遷移中不僅要考慮遷移成本，還要考慮生活費用;農村低的邊際生產力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原因之一。

本文所研究的是農村家庭中，已婚男性勞動力和女性勞動力在進城與務農中的兩種選擇。由于男性勞動力和女性勞動力在遷移中的成本是沒有區別的，所以把男性勞動力和女性勞動力的遷移成本視為相等。包括(1)進城農民工的生活成本c，包括由遷移引起的家庭用品重置成本。(2)農民工的風險成本r，即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后失業所造成的損失。(3)農民工進成的心理成本m，遠離家人、文化差異、生活不適應等心理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勞動力的流動，可以列人心理成本的如探望家屬及親朋的交通費用、和親人聯系的電話費用等。(4)限制農民工進城的制度成本f，由于政府的行政管制而帶來的流動成本如辦理各種證件、子女上學的暫助費等。

以下對上述各種情況進行分別論說:

(1)進城農民工的生活成本c。這部分的生活成本一般只與農民工所選擇的城市有關而與男性勞動力或女性勞動力遷移無關，二者生活成本的差異不大。為了便于比較，本文將生活成本c可視為城市規定的個人最低生活保障金，以利于農民作出決策。農村男性勞動力或女性勞動力單個遷移的成本為c，如果夫妻雙雙外出打工而不是帶著子女，生活成本則可視為視為二者簡單相加2c。如果夫妻雙方外出打工而帶來家庭的整體遷移，"2000年五普時，在所有遷移人口中，遷人到戶主與配偶均為遷移人口的遷移家庭戶(即純外戶)的比例則高達47.18 %。這說明純外戶已成為遷移人口分布中最為主要的選擇”“每100個純外戶中有 61.49%的家庭戶會帶著子女”。生活成本則是家庭的生活成本

(2)農民工的風險成本:，即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后失業所造成的損失。在這里我們假設農村男性勞動力與女性勞動力在城市所獲得收人不同，表示農村男性勞動力在城市的預期收人，表示農村女性勞動力在城市的預期收人，表示勞動力在農村所獲得的預期收人，男性勞動力與女性勞動力視為相同。而且。所以，農村男性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后的風險成本為，農村女性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后的風險成本為為農村勞動力找到工作的概率。

(3)農民工的心理成本m。心理成本就是指不考慮任何情況，只考慮讓農民工離開所在地的成本。由于心理成本不易衡量，本文認為，心理成本就是農民工離開所在地，維系家庭親情關系、保證農民工正常心理上對親情等需求所需的費用。農民工進人城市所從事的工作往往沒有太多的閑暇時間，所以列人這部分成本的是探親的交通費用和親人聯系的電話費用。對于不同性別的勞動力，二者相差不大，視為對男性勞動力與女性勞動力的心理成本都是相同的。雖然事實上對于遠離家人、文化差異、生活不適應等問題.女性勞動力的心理成本一般要大于男性勞動力，但我們從成本收益角度考慮，二者可以量化的相差不大，所以視為相等。

(4)農民工進城的現行制度框架是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嚴格的戶籍制度、各地名目繁多的限制措施。由于政府的行政管制而帶來的流動成本如辦理各種證件、子女上學的暫助費等。這些遷移成本只與農民工的流入地有關而與遷移的男性或女性勞動力無關。因此，可將二者的遷移成本視為相同為f。在農村勞動力做出單個遷移決策的成本為就是辦理各種證件所需的費用f,但如果遷移是家庭式的整體遷移，則遷移成本則要加上高昂的子女人學費fs等。

我們將對農村勞動力在不同選擇下的收益，作進一步的分析:

(1)夫妻雙方在家務農的凈收益。在對雙方均選擇在家務農收益分析前，需先分析農村勞動力務農的凈收益。農村勞動力在家務農不需要上述分析的生活成本、風險成本、心理成本及流動成本等，只是有花費在化肥、農藥、種子及整理土地所需的費用，視為Co。農村勞動力務農的收益則為在農業上勞碌一年獲得的平均收人Ro。本文認為農村勞動力務農的凈收益為。農村男性勞動力與女性勞動力在務農的平均收人相差不大，視為二者相同，

(2)男性外出女性留守的收益。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的收益等于城市的預期收人乘以農村勞動力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由于我國農村勞動力的外出多是以地緣、親緣關系為紐帶，農村勞動力一般在有工作可做的時候才會出去，盲目外出的比率較小，因此可以認為男性外出女性留守的收益為

(3)女性外出男性留守的收益。農村女性勞動力外出而男性留守的比例較小，但女性勞動力外出的收益為。而家庭的總體收益為

(4)夫妻雙方外出打工，可以視為農村男性勞動力外出打工預期收益與女性勞動力外出打工收益的簡單相加，為

本文對農村家庭在四種不同家庭策略下的成本收益分別進行了分析，為了便于比較，我們將其用下圖來分析。

農村勞動力對勞動時間的分配有兩種選擇，務工和務農。橫軸表示農村勞動力的工作時間，從左至右表示務農時間越來越多，到達右邊的縱軸時表示農村勞動力完全務農;從右至左表示務工時間越來越多，至左邊的縱軸時表示完全務工。縱軸表示農村勞動力在不同勞動時間分配所帶來的收益，我們將分別比較不同勞動時間下的收益與凈收益，以分析影響農村家庭決策的決定因素是什么。

村家庭在四種不同的選擇下，侮種決策所帶來的收益，A點表示在農村勞動力的時間完全務工即農村家庭均務工的情況下，所帶來的收益。點表示農村勞動力的時間在務工和務農之間平均分配，代表的是男性勞動力外出打工，女性勞動力在家留守務農的情況，點表示農村勞動力的時問在務工和務農之問平均分配，代表的農村女性勞動力外出打工男性勞動力在家留守務農的情況，點表示農村勞動力的勞動時間完全務農，。在此前我們已做出假定: ，因此我們得到如圖a所示的折線，。在不考慮農村勞動力遷移成本的情況下，農村家庭四種策略的收益由大到小依次是完全務工、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守、女性外出打工男性留守、完全務農。

圖b表示，在考慮農村勞動力遷移成本的情況下，農村家庭在四種不同的選擇下，每種決策所帶來的凈收益。A點表示在農村勞動力的時間完全務工即農村家庭均務工的情況下，所帶來的凈收益。，在這里農村勞動力在完全務工的情況下仍有不同的情況，如家庭遷移、和夫妻務工孩子、老人留守及夫妻務工老人留守，在這里本文計算凈收益是對家庭遷移的形式來計算凈收益。因為家庭遷移是農村勞動力家庭策略的最終目的，是提高城市化水平、縮小城鄉差距的有效手段。B，點表示農村勞訪力的時間在務工和務農之間平均分配，代表的是男性勞動力外出打工，女性勞動力在家留守務農的情況, ,是農村家庭中男性勞動力外出打工而婦女留守在家給家庭帶來折凈收益。C’點表示農村勞動力的時間在務工和務農之間平均分配，代表的農村女性勞動力外出打工男性勞動力在家留守務農的情況，點表示農村勞動力的勞動時間完全務農，對于夫妻完全務農我們所計算的是凈收益，。困此我們得到如圖b所示的折線.。在考慮農村勞動力遷移成本的情況下，農村家庭四種策略的凈收益由大到小依次是男性外出打工女性留守、女性外出打工男性留守、完全務工、完全務農。因此，出現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而農村婦女留守在家的情況，農村留守婦女的出現是現實下農村家庭策略的理性決策。

三、農村勞動力家庭策略理性選擇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

根據上面分析，為了增加農民收人，實現農民自身效益最大化，加快農民工身份的轉換.加快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應從以下兒個方面改革。

(一)改革和完善現行的戶籍制度，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徹底轉移

戶擠制度的改革.說到底就是如何平等對待農民的問題。社會結構的合理化趨勢就是居民身份的平等化，打破城鄉壁壘，弱化甚至消除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種種特權。現在阻礙農民向城鎮流動的主要障礙之一，就是攝硬的戶籍制度以及由這一制度產生的對進城農民工的歧視。因此改革城鄉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勢在必行。

(二)建立和完善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形成統一、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數以億計的農村勞動力轉人鄉鎮企業，還是數千萬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跨區域流動，主要表現為農民白主擇業，這實際上是一種市場化的就業方式。今后，只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配置勞動力資源方面的基礎作用，允許農民自主擇業，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開拓就業門路，實現農民自身效用最大化。建立和完善勞動法規和勞動力市場管理制度，規范市場主體行為，使企業和勞動者雙方的合法權益都得到保障。完善和規范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管理，建立一整套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跨地區流動的市場組織，調控和保障就業者權益的規章和制度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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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尚軍.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的問題與對策[J].安徽農業科學，2008， 36（30）：13427-13429.

[3] 萬瑪項秀，李臨穎.貴德縣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現狀及建議[J].青海統計，2007（9）：23-25.

[4] 敖德玉，黃雪梅，周相勇.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的影響——對農民外出打工現象的分析[J].安徽農業科學，2006，34（23）：6376-6377， 6379.

[5] 董金濤.關于北安市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的調查與思考[J].現代農業科技，2009（12）：30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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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勞動力流動；人力資本配置效率；人力資本提升；偏離-份額分析

中圖分類號： F069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9-055X（2016）05-0000-00

人力資本是決定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1]我國的人力資本存量相對匱乏，提高人力資本的配置效率及其利用率至關重要[2]。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勞動力在全國范圍內的配置需求迅速膨脹，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底，全國流動人口達245億人。其中，跨省流動占389%，主要從中部和西南地區流向珠三角、長三角和北京，安徽、四川、湖南、河南、貴州和江西占全國跨省流出人口的7107%，珠三角、浙江、上海、江蘇、福建、北京六省市占全國跨省流入人口總數的8783%，較2012年同期上升了45%。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是否優化了人力資本在區域間的配置？能否促進整體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如果勞動力流動促進了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其內在的機制是什么？對人力資本提升的貢獻有多大？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有助于引導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提升人力資本的配置效率，促進人力資本的形成，并最終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

一、文獻綜述

勞動力流動很早就受到了國外學者的關注，大量文獻從微觀和中觀層面探討了勞動力流動對人力資本形成的影響。微觀層面的研究關注勞動力流動對勞動力自身人力資本水平的影響，如Schultz [1]認為，勞動力流動是一種人力資本的投資，能促進人力資本的形成，提高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中觀層面的研究關注勞動力流動對流出地和流入地人力資本形成的影響，普遍認為，勞動力流動引起人力資本的區域集中，通過“干中學”形成明顯的“外溢效應”，能促進流入地人力資本的形成[3]-[4]。而對流出地人力資本的影響，學者們存在分歧，Shioji[5]、Ritsila[6]、Toya[7]等人認為，勞動力流出使流出地無法收回其人力資本投資，從而對其人力資本投資產生負面影響，不利于人力資本的形成；但相反的觀點認為，勞動力流動對流出地的勞動力會產生“教育激勵”效用，當較高的受教育程度能增加勞動力流動的機會，并獲取更高的收益率時，勞動力流動會激勵流出地的勞動力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其人力資本水平[8]。然而，國外學者很少從宏觀層面研究勞動力流動的人力資本配置效率問題，這可能與其市場經濟的發育程度有關，當勞動力流動的市場化程度比較高時，勞動力流動本質上就是人力資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另外，學者們關注勞動力流動引起的人力資本配置效應，主要試圖從人力資本的角度尋找區域發展差距的原因，因此，他們關注的重點是勞動力流動對流出地和流入地各自的人力資本形成的影響，而不是對流出地和流入地整體的人力資本配置效率及其水平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勞動力流動規模迅速擴大，國內學者利用人口普查資料和樣本調查數據，對我國勞動力流動的現狀、結構、動因及其內在機制等進行了大量研究，普遍認為，我國現階段勞動力流動的極化效應明顯，導致了人力資本的地區集中，[9]至于其內在機制，黃翔、敖榮軍[10]基于勞動力的異質性提出，客觀存在的技能互補性導致了勞動力流動與人力資本地區集中之間存在內生性的累積循環。王金營、賈少萌[11]則從區域工資水平差距、資本密度、空間距離和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分析了區域人力資本集聚的機制。勞動力流動導致人力資本的地區集中，能否提升我國整體的人力資本水平？大部分學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徐桂鵬、鄭傳芳[12]等認為，我國人力資本的利用效率較低，勞動力流動通過引入競爭機制，增強了勞動力的危機感，一方面能挖掘現有人力資本“存量”潛能，提高人力資本含量，另一方面能促使勞動力更加重視自身及其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促進人力資本的形成。但是，現階段我國勞動力流動對人力資本形成的消極作用也是存在的。曾憲榮[2]從人力資本配置方式的角度指出，在我國勞動力市場和市場機制都不成熟的情況下，勞動力流動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配置的結果，導致人力資本配置嚴重失當。王彥軍[13]研究了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與人力資本投資的關系，指出在人力資本投資模式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勞動力流動會給人力資本投資帶來負面影響。可見，勞動力流動對人力資本形成的影響并不單一，雖然大部分學者肯定了我國勞動力流動的積極作用，但勞動力流動影響人力資本提升的內在機制是什么？對人力資本提升的貢獻有多大？在我國勞動力市場逐漸完善的過程中，勞動力流動對人力資本提升的影響經歷了什么樣的變化？這些問題現有文獻并沒有給出答案。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從研究內容上看，現有文獻要么研究勞動力流動與人力資本地區集中的關系，要么研究勞動力流動對人力資本形成的影響，而沒有將勞動力流動、人力資本地區集中與人力資本提升放在一個統一的框架內進行研究。事實上，當勞動力流動引起的人力資本地區集中，提高了人力資本的配置效率時，這種流動就會提高整體的人力資本水平，相反，如果勞動力流動引起人力資本地區集中，是一種資源配置效率的下降，那么必然會阻礙整體的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因此，只有將三者放在一個統一的框架內進行分析，才能更全面地把握勞動力流動促進人力資本提升的內在機制。從研究方法上看，現有文獻側重理論上的分析，實證研究很少。黃翔、敖榮軍[10]采用了回歸分析方法對勞動力流動與人力資本地區集中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但其研究的重點是勞動力省際流動對區域人力資本差異的影響，沒有分析勞動力流動對人力資本水平提升的影響。本文試圖彌補現有文獻的以上不足，本文的貢獻在于：第一，將勞動力流動、人力資本地區集中與人力資本提升放在一個統一的框架內進行研究，以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為基礎分析勞動力流動的決策，利用帕累托標準衡量勞動力流動對人力資本配置效率的影響，揭示出勞動力流動促進人力資本水平提升的內在機制。第二，利用偏離-份額分析Esteban模型分解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分離出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及其貢獻。第三，定量測算1990-2010年我國勞動力省際流動對人力資本提升的貢獻大小及其變化趨勢。

余下內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從理論上分析勞動力流動促進人力資本提升的內在機制，第三部分構建勞動力流動與人力資本提升的實證分析模型，第四部分為實證結果，第五部分是結論與啟示。

二、理論分析

本文從人力資本配置效率的角度分析勞動力流動影響人力資本水平提升的內在機制，首先分析勞動力流動決策，把握勞動力流動引起的人力資本配置的變化，然后判斷這種變化對人力資本配置效率的影響。

（一）勞動力流動決策分析

有兩方面的因素會促使勞動力向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區域集中，一是根據要素邊際報酬規律，初始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區域，會吸引更多的物質資本積聚，并促使該區域預期的工資水平不斷提高，[11]與其他區域間的工資水平拉大；二是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區域，勞動力就業的概率較大。和人力資本水平較低的勞動力相比，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勞動力在流入地的就業概率相對較高，從而，他們面對的區域間的預期收入差距也相對較大，因此，在沒有外來干預的情況下，勞動力流動的結果是擁有較高人力資本水平的勞動力不斷向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區域集中。

（二）勞動力流動的人力資本配置效率分析

人力資本配置的優化是指人力資本與其他生產要素（主要是物質資本）更為有效的組合，以實現生產要素的均衡配置[3]。勞動力流向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區域是否是人力資本配置的優化，是否是一種帕累托改進？本文用帕累托理論模型分析勞動力流動引起的人力資本配置效率的變化。

根據盧卡斯的人力資本外部性內生生產函數：

Y=AKαRβrγ（5）

其中，K、R、r分別為物質資本存量、人力資本存量和人力資本水平，α、β、γ分別為其產出彈性。

K和R的邊際產量分別為：

MPK=αAKα-1Rβrγ，MPR=βAKαRβ-1rγ（6）

從而，物質資本對人力資本的邊際技術替代率為：

MRTSKR=ΔRΔK=MPKMPR=αAKα-1RβrγβAKαRβ-1rγ=αRβK（7）

假設將全國分為兩個區域，區域i和區域j分別是人力資本水平較低的區域和較高的區域，由于區域j往往擁有較快的增長速度及較高的收入水平，勞動力及物質資本在逐利的驅動下從區域i流向區域j，從而，區域i無論是物質資本還是人力資本都更加稀缺。但相比人力資本的稀缺性，區域i的物質資本相對于區域j更為稀缺，理由在于，人力資本水平較低的區域往往也是勞動生產率較低的區域。根據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的估算，改革開放以來，投資增長所導致的資本勞動比的升高是我國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資本勞動比提高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率在1978-1994年為453%，2005-2009年提高到647%，預計到2010-2015年會進一步提高到659%，[16]從這點來看，人力資本較低的區域之所以勞動生產率較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資本勞動比相對較低。因此，區域i的物質資本對人力資本的邊際技術替代率MRTSiKR要大于區域j的物質資本對人力資本的邊際技術替代率MRTSjKR。

由此表明，勞動力流動能否提升整體的人力資本水平，取決于勞動力市場及市場機制的完善程度，當市場力量主導勞動力的流動時，勞動力向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區域集中，人力資本的配置效率得以提高，并促進整體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當非市場力量主導勞動力的流動，并使得勞動力向人力資本水平較低的區域集中時，會降低人力資本的配置效率，不利于整體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

三、實證模型

本文采用偏離-份額分析法對1990-2010年我國省際勞動力流動、人力資本地區集中與人力資本水平提升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該方法最初由Daniel和Creamer相繼提出，主要用于分解區域經濟變量，從多個層面解釋變量的變化及各因素對變量變化的貢獻，近年來其應用領域不斷拓展，吳繼英用偏離-份額分析Esteban模型分析了區域勞動生產率差異的來源，段春錦、范愛軍用動態偏離-份額分析法分析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邊界地區的就業增長[18]。但目前還沒有看到將其應用于人力資本增長的研究。本文嘗試利用Esteban模型的思路對人力資本增長進行分解。

全國人力資本水平①可以定義為人力資本總量R與就業人員數N之比，為了考察勞動力省際流動對人力資本水平的影響，將進一步分解為各省區人力資本水平的加權平均：

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區域集中，如果該項為正，說明勞動力流向初始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區域，改善了人力資本配置效率，并促進了全國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如果該項為負，說明勞動力流向了初始人力資本水平較低的區域，降低了人力資本配置效率，不利于人力資本的形成；δ衡量勞動力是否向人力資本提升較快的區域集中，由于人力資本提升較快的區域往往是初始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區域，因此，勞動力向人力資本提升較快的區域集中也會促進全國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 1990-2010年我國勞動力省際流動與人力資本變化情況

1990-2010年間，隨著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化，勞動力流動規模日益膨脹，省際流動人口越來越向主要的輸出地和輸入地集中，呈現出明顯的兩極分化傾向，東部沿海的發達地區如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地接受的省外流動人口最多，與此同時，省外流入出現“中部塌陷”現象，這一點在圖2-a中表現得很明顯。圖2-b顯示，2010年我國就業人口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從動態變化趨勢來看，區域就業人口密度差異拉大，31省區的標準差從1990年的223增加到358，就業人口呈現出向東部三個集聚中心集聚的上升趨勢。

同期，我國人力資本水平人力資本水平根據受教育程度計算得出，小學以下、小學、初中、高中和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分別按3、6、9、12、15、16、20年計算。 不斷提高，1990年為733年，2010年提高到9年，但人力資本水平的區域差異逐漸擴大，31省區的標準差從076上升到105。2010年，共有17個省市的人力資本水平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分別為北京、上海、天津、遼寧、吉林、廣東、黑龍江、山西、河南、海南、江蘇、內蒙古、陜西、湖北、河北、新疆、湖南。

（二）人力資本水平增長分解

根據式（11）中的人力資本水平增長分解式對1990-2010年我國人力資本增長進行分解，為了分析勞動力流動對人力資本水平的影響在整個時期內的動態變化過程，本文以2000年為時間節點，將整個時期分成了兩個階段，結果見表1。

1990-2010年全國人力資本水平提升了2266%，其中，9794%是由于各區域自身的人力資本水平提升造成的，即主要是各省市的“內部增長效應”。勞動力流動對人力資本水平提升所做出的貢獻為206%。其中，β為正值，說明總體上來說，勞動力從最初人力資本水平較低的省區流動到了最初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省區中，優化了人力資本在區域間的配置，對人力資本提升的貢獻為144%。δ為正值，說明勞動力從人力資本水平提升較慢的省市流動到了人力資本水平提升較快的省市，對人力資本提升的貢獻為062%。由此表明，這一時期，勞動力流動通過提高人力資本的配置效率，促進了人力資本的形成，并提升了整體的人力資本水平。

分階段的數據表明，我國勞動力流動并非總是起到了改善人力資本區域配置的作用，而是經歷了由降低人力資本配置效率、阻礙人力資本形成到改善人力資本配置效率、促進人力資本形成的轉變。我國勞動力就業市場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形成了市場調節和行政調節的“雙軌”運行機制，1990-2000年勞動力流動對我國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起到了負向作用，說明非市場力量主導了這一時期的勞動力流動，導致勞動力沒有向人力資本水平較高、提升較快的區域流動，這一結論與曾憲榮[2]的觀點一致。這一時期，勞動力凈流入的省份有16個，其初始的人力資本水平為72，在此期間增長725%，而流出地初始的人力資本水平為748，在此期間增長了752%，整體來看，流出地的人力資本水平和增長速度都要快于流入地。當然，這一期間省際間的城鄉流動大部分是第一代農民工，其返回性、暫時性和不穩定性不利于人力資本的保值、增值和人力資本投資。隨著勞動力市場不斷完善，市場機制在勞動力流動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使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得到提升，從而對人力資本的形成與提升產生積極作用。2000-2010年，勞動力流動對人力資本提升的貢獻率為504%，其中，勞動力向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區域集中的貢獻率為451%，勞動力向人力資本提升較快的區域集中的貢獻率為053%，這一時期，勞動力凈流入的省份增加到23個，其初始的人力資本水平為799，在此期間增長144%，而流出地初始的人力資本水平為762，在此期間增長了1407%，整體來看，流入地的人力資本水平和增長速度都要快于流出地，說明勞動力流動提高了人力資本的配置效率，并促進了整體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

五、結論和啟示

本文將勞動力流動、人力資本地區集中與人力資本提升放在一個統一的框架內進行研究，揭示勞動力流動影響人力資本水平提升的內在機制，利用偏離份額分析法分離出勞動力流動對人力資本提升的影響及其貢獻，并定量測算了1990-2010年我國勞動力省際流動對人力資本提升的貢獻大小及其變化趨勢。主要結論及啟示如下：

第一，勞動力流動對整體人力資本水平的影響，取決于勞動力市場及市場機制的完善程度，當市場力量主導勞動力的流動時，勞動力會向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區域集中，這本質上是人力資本配置效率的改善，能促進整體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當非市場力量主導勞動力的流動，并使得勞動力向人力資本水平較低的區域集中時，會降低人力資本的配置效率，不利于整體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

第二，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勞動力流動規模日益膨脹，但勞動力流動對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作用還很小，其貢獻僅占206%，人力資本的提升還主要依靠各省市的“內部增長效應”，這表明利用勞動力流動優化人力資本的配置還存在較大的提升空間。

第三，從動態變化趨勢來看，隨著勞動力市場的不斷完善及市場機制的不斷成熟，我國勞動力流動對人力資本提升的影響發生了質的轉變，1990-2000年的勞動力流動主要由非市場力量主導，導致勞動力沒有流向人力資本水平較高、提升較快的區域，降低了人力資本的配置效率，阻礙了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2000-2010年勞動力流向人力資本水平較高、提升較快的區域，優化了人力資本在區域間的配置，對我國人力資本水平提升的貢獻率上升到504%。

第二次東北振興規劃及長江經濟帶等戰略的提出，勢必引起新一輪的勞動力流動浪潮。在人力資本存量相對匱乏的情況下，我國應該充分利用勞動力流動提高人力資本的配置效率，加快人力資本的形成，這就需要進一步完善勞動力市場，消除阻礙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度，讓市場力量主導勞動力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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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最低工資;勞動力異質性;就業效應

中圖分類號:F2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0)11-0023-03

最低工資是當今世界各國應用最為廣泛的經濟政策之一,各國基于國情與歷史背景的不同,在最低工資的制定上有所差異,最低工資標準的高低及適用范圍亦有所不同。最低工資的影響是通過最低工資水平對勞動力的就業和收入產生直接影響,并擴展延伸從而影響到整個經濟。最低工資對中國勞動力市場就業影響的研究一般都是假設勞動力是同質的,即不存在技能的差異。李定(2007)等學者注意到最低工資對不同技能勞動者的就業效應不同,得出最低工資制度的實施會大量減少低技能勞動力就業的結論。在現實中,勞動力之間是不同質的,存在技能和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因而最低工資的就業效應是異常復雜的。因此,分析中國最低工資標準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必須要以勞動力不同質為前提進行分析。

一、中國最低工資標準現狀

2004年3月1日,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修訂并頒布實施了《最低工資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經過一年多時間,各地都依據《規定》制定或調整了新的最低工資標準。最低工資標準與平均工資的比值是判斷最低工資標準高低的一個重要指標,可以用來解釋分配公平情況。目前實施最低工資制度的國家,其最低工資標準大多為平均工資的40%~60%。表1顯示了我國35個大中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與當地職工平均工資的比例。

從表1可以看到中國的最低工資標準與平均工資的比例是明顯偏低的,而且中國與菲律賓、泰國等這些最低工資制度運行比較好的發展中國家相比差距還比較大。

盡管近年來,中國最低工資制度不斷完善,最低工資標準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基于我國各省原有的最低工資標準基數普遍過低的客觀事實,要求我們在關注最低工資標準提高時,既要看調整的頻率,還要看調整的幅度;既要看最低工資標準的增長,還要看其他工資標準的調整。盡管最近幾年我國最低工資標準調整頻率較快,調整的幅度也較大,可是由于原有基數過低,調整后的最低工資標準依然處于非常低的水平上,不僅落后于當地的工資增長幅度,更落后于經濟快速增長的速度。

二、勞動力異質性分析

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主要是源于生產產品和服務的勞務的有用性。而勞務又依賴于不同類型和水平的勞動力技能。許多行業可能對某些技能的人員需求較少而對其他一些類型的技能的勞動力需求較多。一個勞動力可能具有許多技能,其中一些是對某個行業或公司所特需的技能,而另一些可能是比較大眾化的技能。不同的行業只對具有本行業相關技能的勞動力有需求,所以勞動力的技能也就決定了他們是否被雇傭以及他們的工資為多少。由于不同的行業需要不同類型的技能,所以勞動力市場對擁有技能的勞動力的約束條件為他們的技能是否只能從事某個特定的行業。進而,由于勞動力在行業間的流動,所以就業是由所有不同行業勞動技能的供給和需求所決定。因此,勞動力技能的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與勞動力市場的供給需求曲線相似。對勞動技能的需求是所有行業需求的總量。當技能的收入增加時,會有更多的勞動力選擇進入勞動力市場,并且以前已經工作的勞動力可能會工作更長的時間。技能收入的增加會引起勞動力市場技能提供數量的增加,從而導致對其需求減少。需求和供給的交點決定了單位技能的價格。

單位技能的價格可能由于一種特殊的技能而提高,以致所有具有這種技能的勞動力得到更高的報酬。許多工作要求的技能非常難獲得,所以這些職位的勞動力工資就會非常高。這些技能的獲得可能需要通過正式的教育,有些可能需要個人的天賦。這些具有高技能的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后一開始就擁有較高的工資。那些對技能要求不是很高的工作支付的工資也較低。所以最低工資標準對低薪勞動力的影響較高薪職位的勞動力影響更大。

對于所有職業而言,正式的教育可能增加起始的技能水平。此外,職業培訓也會提高技能。由于工資的差別會影響不同技能水平的勞動力,因而不同工作類型可能使人們在任何時間點上擁有不同水平的相對技能。

勞動力技能的供給依賴于勞動力的數目和每個勞動力的技能。當每單位技能的價格是被技能的總供給決定時,一個特定勞動力的工資依賴于市場決定的每單位技能的價格和個人的技能水平。圖1表示了在一個特定行業中勞動力技能數目的分布假設。

而勞動力的技能分布之所以為圖1中兩邊平緩,中間向上凸的圖形,則是因為實行義務教育制度,導致完成初高中教育的人數在人口中占絕大多數。而提前輟學的低素質勞動者,以及繼續深造,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高學歷人才在總人口中都占少數,技能分布就呈現出圖1中圖形的特點。

假定單位技能的價格由勞動力技能的市場供求決定,同時假定勞動力的技能分布構成整個雇傭技能,那么勞動力的工資分布就被決定了。工資分布的形狀和技能分布的形狀相同,擁有比其他勞動力兩倍技能的勞動力也就擁有兩倍的工資(工資的分布如圖2所示)。如果圖1中的技能分布保持不變,當技能價格提高一個單位,工資分布成比例會向右移,會使較高技能勞動力比較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增加的更多。不同類型技能的需求和供給決定了每種技能的工資分布,這與圖2顯示的分布相似。不同職業間的勞動力的工資差距取決于對這種職業所需技能的總需求和總供給,也決定于勞動力所擁有的技能水平。

經濟體中的單個行業構成技能需求的一部分,如果不同技能的勞動力可以在行業間自由流動,那么各個行業間每單位技能的價格將會相等。最低工資是在一個最低工資覆蓋的行業中對受雇勞動力支付工資的約束,即在行業工資分布低端的受雇勞動力上強加了一個約束。而最低工資沒有覆蓋的部門卻沒有去約束雇傭這些勞動力。如果最低工資覆蓋到了所有的行業,最低工資的約束會施加到所有低于最低工資標準的勞動力身上,且無論他們是在哪里被雇傭。

最低工資對勞動力就業的影響取決于如圖2中工資分布相關的最低工資的水平,同時圖1中的技能水平又構成整個供給。而且,如果最低工資不是覆蓋到所有的行業,工資分布低端的勞動力只有在最低工資覆蓋的部門才受到最低工資的限制。

三、最低工資的部分覆蓋模型分析

中國的最低工資標準偏低且執行程度不好,所以中國的最低工資覆蓋情況實際上符合部分覆蓋的假設。在這個前提下勞動力在行業間的流動在確定最低工資的影響方面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在缺失最低工資標準的情況下,最低工資覆蓋和未覆蓋行業會潛在地雇傭高技能和低技能的勞動力。而且,不同行業相同技能的勞動力會得到相同的工資。如果不是這樣,行業總會去雇傭那些技能水平相同工資卻比其他人少的勞動力,而這些勞動力也會跨行業就業。圖3描繪了最低工資實施后在覆蓋和未覆蓋行業中一個特定技能類型勞動力的工資分布。

實施一個最低工資后,在最低工資覆蓋部門意味著以前工資少于最低工資標準的勞動力將不再在工資低于的水平被雇傭,但這些勞動力能在最低工資沒有覆蓋的部門被雇傭。覆蓋部門這些勞動力的流失意味著覆蓋部門的雇主有激勵去用工資高于的勞動力來取代這些失去的技能。工資少于的低技能勞動力將會從最低工資覆蓋部門向未覆蓋部門轉移,他們也因為高技能勞動力從未覆蓋部門流入覆蓋部門而被取代。這個結果在圖3中用虛線表示。未覆蓋部門現在用低于最低工資的工資雇傭所有低技能勞動力和用高于最低工資的工資來雇傭更少的高技能勞動力。相似的,現在覆蓋部門不再用低于最低工資的工資去雇傭任何勞動力且雇傭更多工資高于最低工資的勞動力。這些轉變的發生不會對任何勞動力的工資造成改變,無論其技能是高或低,因為雇主按技能市場價格雇傭足夠的技能勞動力來滿足技能數量需求的能力并沒有變。每個行業能夠按照最低工資之前的技能價格來滿足對技能數量的需求。最低工資沒有改變勞動力的工資也沒有產生失業。

如果勞動力的行業流動是沒有成本的,那么沒有人會從最低工資中獲益或受損。另一方面,如果轉換工作是有成本的,那么它將成為整個經濟體的凈成本,而對勞動力沒有福利。由于勞動力在技能方面的差異,且因覆蓋行業和未覆蓋行業的需求,許多勞動力會得到高于最低工資的工資,在覆蓋部門高工資高技能的勞動力取代了低工資低技能的勞動力,從而對兩種部門的勞動力就業和收入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四、小結

當最低工資制度不是完全覆蓋整個經濟時,假設可以對不同技能的勞動力進行人為細分,同時勞動力在各部門之間流動的成本又不高時,實行最低工資制度,對勞動力造成收益或損害的影響非常小。我國的最低工資標準偏低,且執行程度不好,所以我國的最低工資覆蓋情況實際上符合部分覆蓋的假設。根據理論分析結果,可以推出我國最低工資制度的實施,會導致未覆蓋部門的低技能勞動者就業增多,而覆蓋部門的高技能勞動者就業比例增多,總的就業效應方向并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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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Labor Heterogeneity and Employment Effects of Minimum Wage Level in China

Ma Xiaobo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篇6

【關鍵詞】勞動力流動；文獻綜述；研究進展

勞動力為什么流動？國外不同勞動力流動理論學派的學者給出了不同的解釋。根據分析問題的假設條件和對流動決策的解釋，經濟學關于勞動力流動的文獻分為以下四類：傳統的勞動力流動理論（包括劉易斯模型、拉尼斯費景漢模型、托達羅模型）、人力資本勞動力流動理論、新勞動力流動理論、新經濟地理學理論。這些勞動力流動理論研究，經歷了從勞動力流動的動機、影響因素、決策過程等演變。

一、傳統勞動力流動理論：收入水平差異

傳統勞動力流動理論模型主要包括劉易斯模型、拉尼斯費景漢模型、托達羅模型。劉易斯模型研究的勞動力的流動過程和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很相近，發展中國家從一元經濟向二元論經濟的轉型發展與勞動力流動是相輔相成的，因此劉易斯模型為發展中國家研究勞動力流動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Lewis，1954）。但劉易斯模型中的許多假設有如勞動力的同質性、不存在失業、勞動力市場完全競爭等假設與現實不符，降低了其模型的適用性。

拉尼斯費景漢認為劉易斯模型過度強調了工業邊際生產率的提高對勞動力流動的重要作用而忽視了農業邊際生產率的重要作用。拉尼斯費景漢代表作《經濟發展理論》，在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基礎上，將勞動力向城鎮流動和工農業的發展相聯系，把勞動力流動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Ranis and Fei，1961）。拉尼斯費景漢強調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對勞動力流動的重要作用比劉易斯模型顯然是前進了一步，但其理論假設和劉易斯模型一樣仍然是基于二元結構，并且其中的許多假設一樣和現實差距較大，其模型的適用性仍然不高。

在發展中國家高失業率的背景下，托達羅對為什么城市存在失業且在高失業的情況下，農村勞動力還源源不斷流向城市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在《欠發達國家勞動力流動與城市失業模型》中提出了托達羅模型（Todaro，1969）。托達羅模型和上述模型重要區別在于：托達羅模型是一個三部門經濟模型（傳統農業、城市正規行業、城市非正規行業）。因此，托達羅模型較劉易斯模型、拉尼斯費景漢模型更符合發展中國家勞動力流動的實際情況。

二、勞動力流動的人力資本理論：教育回報率

劉易斯模型、拉尼斯和費景漢模型、托達羅模型，都會遇到勞動力流動的選擇問題。即使相同的城鄉收入差距或預期收入差距，為什么有些勞動力流入到城市而一些繼續留在農村？這兩類勞動力有什么差異？這兩類勞動力的就業和收入狀況為什么存在很大差別？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勞動力的技能狀況（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經驗）的差異來解釋――人力資本理論。

將勞動力流動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結合在一起，并指出傳統勞動力流動理論中的流動選擇問題的早期文獻主要來自明瑟、貝克爾等人的研究。人力資本模型中，預期工資被假設是每個勞動力的個人技能的函數，勞動力流動的目的就是在他的職業生活中使其實際凈收入極大化，勞動力通過比較其現住地與所有可能目的地的凈收益，決定是否流動。勞動力流動的人力資本理論最大的貢獻是在勞動力流動決策中考慮了勞動力的異質性，在工資差距或收入差距相同的情況下，勞動力仍會做出不同的流動決策，因為勞動力人力資本差異會導致流動的回報率不同。

三、新勞動力流動理論：家庭的作用

上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新勞動力流動理論與傳統理論假設個人行為決策主體不同，把家庭而不是個人看作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主體，家庭預期收入最大化和風險最小化的原則決定了勞動力流動決策。斯塔克與布魯姆基本觀點是流動決策不完全由個人決定，而是由其聯系密切的家庭、家族等特定社會群體決定的，當然也受其周圍社會環境的影響。家庭決策的焦點不僅僅是收入最大化，而且還會考慮家庭風險最小化，收入或者預期收入的作用就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新勞動力流動理論把家庭作為分析單位，家庭成員共同決策以獲取最大的預期收入，并共同防御市場風險。該模型認識到了流動的風險和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善，更加符合欠發達國家的實際情況，特別是在中國農村，家庭對于個人行為選擇有著獨特的作用，對于農戶經濟發展和家庭決策也有著重要的影響。

四、勞動力流動的社會網絡理論：地緣、族緣、親緣

20世紀80年代，西方學者開始用社會網絡理論與社會資本理論來研究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勞動力流動的社會網絡理論對勞動力流動的相關研究彌補了現有研究局限于宏觀經濟結構、微觀個人決策、家庭決策、人力資本外部性的角度，該理論將勞動力流動影響因素的研究集中在人際網絡結構框架之下，強調流動個體與來自（地緣、族緣、親緣）親友的關系對勞動力流動行為的影響，認為這些人際關系網絡可以降低流動著潛在的成本和風險，有利于促進勞動力流動。

風險多樣化模型沿用了新家庭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把家庭作為決策單位，認為勞動力流動的過程是追求家庭收入最大化與風險最小化的過程，利用多樣化的社會網絡使其收入最大化，最大程度地分散家庭收入風險，這個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復雜的風險決策行為。

參考文獻：

[1]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 The manchester school，1954，22（2）：139191

[2]Ranis G，Fei J C H.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33565

[3] 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9：138148

基金項目：

華東師范大學博士研究生學術新人獎基金項目（xrzz2013002）

篇7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影響因素；江西

1　前言

勞動力是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三大要素之一，農村勞動力向非農業部門轉移既是一個由多種復雜因素決定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能夠對社會經濟發展諸多方面產生深刻影響的過程。江西正在進行的農村勞動力向非農業部門轉移不僅改變了其勞動力的就業結構。并且深刻地影響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盡管過去20多年江西在促進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和經驗，但是，由于這一過程發生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環境和非農就業選擇具有極其明顯的特殊性。

當前，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關心主要包含兩個重要方面或層次的內容：一是農村勞動力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轉移。二是農村轉移勞動力在何處從事非農業活動。前者反映農村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的轉移情況；后者放映勞動力從當地農村向其他地區的流動情況。本文試圖通過實地調研所得資料和三個村微觀數據的綜合分析，揭示江西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面臨的宏觀約束以及影響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微觀意愿的因素，為推進江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提供制定政策的參考依據。

2　江西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2.1　調查地概述

江西省位于中國的東南部，東鄰浙江、福建，南連廣東，西靠湖南，北毗湖北、安徽，為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三角洲的腹地。土地總面積16.19萬平方公里，2005年城鎮總人口1524.09多萬人，城鎮化率37％，低于全國約5個百分點。工業化、城鎮化水平在全國的位次比較靠后，是一個經濟欠發達的農業大省。“務工經濟”成為江西省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大亮點。成為農民增收的主要渠道。為了探究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影響因素，今后進一步推動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在2000年和2006年我們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市場準入情況及區域條件等一系列標準，經與當地研究人員及官員充分交換意見并且經過多次實地考察之后選擇了余江縣的板橋村、貴溪市的上祝村及鉛山縣的港沿村再次進行跟蹤性的問卷式實地調研，本文的實證分析的微觀部分調查數據來源于本次研究，通過實地了解和數據分析，文章總結分析了影響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宏觀影響因素，并從勞動力就業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數據對比分析了影響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微觀影響因素。

2.2　江西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宏觀影響因素分析

根據在江西農村的兩次走訪問卷式的實地調研，通過與當地農民及其官員和研究員的面對面交流，結合當地統計和研究材料以及調研數據分析，總結了影響江西農村非農就業的宏觀影響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2.2.1　鄉鎮企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接近飽和

鄉鎮企業從發展之日起就成為吸納農村勞動力的主要渠道。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江西省鄉鎮企業就業吸收速度明顯趨緩。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缺乏進一步發展的資金。國有商業銀行對鄉鎮企業的貸款額不斷下降，導致鄉鎮企業融資困難。二是企業的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產品不能適應市場變化，行業結構雷同，產業分布不合理是鄉鎮企業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能力弱化的深層原因。三是一些地方向鄉鎮企業亂收費、亂集資的現象相當突出。加劇了鄉鎮企業的負擔，嚴重影響了鄉鎮企業發展。四是鄉鎮企業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使其吸收勞動力的能力有相對減弱的趨勢。在市場經濟激烈競爭的情況下，資本有機構成中用于設備、技術的資本不斷增加，用于雇請勞動力的資本不斷減少。五是素質升級和技術改造是鄉鎮企業吸納勞動力能力弱化的最直接原因。

2.2.2　城市化的滯后發展對農村勞動力外出勞務的影響

城市化的進程實質上是農民變市民的過程。是解決農村勞動力就業的根本之路。江西城市化發展的滯后，嚴重影響了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和轉移。城鎮化水平低，發展慢，城市發展緩慢，規模小，難以帶動周圍的小城鎮和農村的經濟發展。吸收農村勞動力的能力較弱。農民外出勞務的空間就有限。交通運輸能力和城市負載力的長期不足，影響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特別是城市下崗職工有近40萬人，隨著市場化就業制度的逐步實施，城市企業內部勞力的隱約性失業還將日益顯現，這將進一步制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從農業本身來看，目前農村勞動力人均的耕地面積呈逐年下降趨勢，隨著農業集約經營的不斷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農業作為農村勞動力的“蓄水池”功能必將削弱。

2.2.3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對農村勞動力外出勞務的影響

失業、疾病、養老等市場風險是農村剩余勞動力有限的收入所難以承擔和化解的，也是其轉移的主要顧慮。在面臨失業、工傷、疾病、年老喪失勞動能力等風險時，從農村向鄉鎮轉移的剩余勞動力在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的情況下，往往只能自找出路或被迫重新從事農業生產。這也是許多已進城多年的農村勞力不愿放棄農村承包地的根本原因。目前江西省農村居民參與社會保障的面很小，社會保障機構不健全，管理水平偏低，不適應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參與社會保障的需要。幾乎所有用工單位都不為農民工辦理社會保險，包括最基本、最重要的工傷和醫療。這種狀況嚴重制約著江西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業。

2.2.4　組織服務機制不健全對農村勞動力外出勞務的影響 一是外出務工缺乏必要的組織。2005年農村自發外出的占68.4％，親友介紹外出的占29.5％，政府組織和召工單位組織的僅占2.1％，社會上贏利性民辦中介結構卻過多過濫，嚴重擾亂了勞力市場秩序。從總體上講，江西務工市場仍處于培養發展的初級階段，服務水平較低，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組織化程度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主要以自發為主。這既不利于政府宏觀控制和管理，也影響了勞動力轉移效果。二是務工人員合法權益難得到保障。近一個時期，農民進城務工工資被拖欠，無端遭搜身、毆打及由于工作環境惡劣所致工傷得不到賠償等侵權行為時有發生，嚴重地侵擾了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松散型勞動力轉移，一旦用人單位與農民工發生勞資糾紛，處于被動和受害一方往往總是農民工。目前全國各地對勞務市場的管理尚未形成完善的體系，務工人員的利益在受到業主侵害時，往往很難找到相關部門幫助調節和處理，增加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風險。三是農民外出勞務辦證亂收費的問題。四是缺乏對農民的專業技能培訓。這是一個應該引起高度重視的問題。

據調查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僅占勞動力總量的5％。由于缺乏專業技能影響了農民向國內城鎮轉移，更無法向國外轉移。江西省很少向國外轉移，而沿海發達地區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有農民到國外勞務，且比重逐年提高。

2.2.5　農村勞動力外出勞務的制度

江西省取消農業戶口與非農戶口，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市場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推進的需要；但是，我們還需看到，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對農村勞動力就業及轉移的負面影響依然存在，突出表現為進城農村勞動力還不能享受與城鎮勞動力同等的“公民待遇”，在就業機會、勞動收入、社會保障等諸多方面不能與城鎮勞動力同等對待。應該說，戶籍管理制度是阻礙農村勞動力外出勞務的主要制度。另一方面，現行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是當前農村勞動力外出勞務的又一制度。農村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造成所有權的虛置，這使得侵犯農民土地權益的事情屢禁不止：農村土地的產權不明晰和土地市場的缺乏使得農村勞動力轉移不可能徹底，大規模的農民進城務工并不能帶來相應的農民大幅度減少。阻礙了農民的棄農決策，大部分外出務工的家庭仍選擇了“兼業”的經營方式，造成了農民外出勞務戶承包土地粗放經營，甚至棄耕拋荒的問題。

2.3　江西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微觀影響因素分析

2.3.1　勞動力的年齡與非農就業的關系

從整體上，三個村中非農就業比例為45％，而20―40歲年齡段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占農村勞動力的比例為25.8％，在整個非農就業的勞動力中，20―40歲的中青年占了57.34％，因而，在所調查農戶中從事非農就業的勞動力以20―40歲的中青年為主體。可見，年齡對非農就業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年齡對農村勞動力從事非農就業的地點也有重要影響。在所調查的勞動力中，20歲以下年齡段中，在省外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占本年齡段從事非農就業人數的比例為67％：20―30歲年齡段中，在省外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占本年齡段從事非農就業人數的比例為79.77％：30―40歲年齡段中，在省外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占本年齡段從事非農就業人數的比例為56％，40歲以上在省外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占本年齡段從事非農就業人數的比例為30.8％。可見，隨著年齡的增長，到省外從事非農就業的比例呈下降趨勢，特別是50歲以上的人更愿意在本鄉鎮就業，50歲以上的勞動力在本鄉鎮內從事非農就業的占本年齡段從事非農就業人數的比例達64％。而在本村非農就業的比例為46.91％，這可能是因為年齡越大，農民更需要承擔家庭和村莊的責任，同時，自身身體狀況退化等的客觀原因也造成了這一結果。

綜上所述，年齡對非農就業和就業地點有很大的影響。30歲以下的年輕人具有創業精神和強烈追求富裕的欲望，無論是在總的非農就業人數中，還是在跨地區特別是省外就業的人數中都占有優勢。

2.3.2　勞動力的性別與非農就業的關系

性別也是影響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所調查的勞動力中，男性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占整個農村勞動力的比例為29.1％，而女性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占農村勞動力的比例為15.9％。在整個從事非農就業的勞動力中，男性占64.7％，無論在整個農村勞動力，還是整個非農就業勞動力中，男性都占絕對優勢。性別是影響非農就業的一個因素，根據調查，女性從事非農就業的比例低，是由于其在農村家庭的角色。女性需要擔當照顧老人孩子和料理家事的責任。同時，安全因素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在所調查的勞動力中，性別對農村勞動力從事非農就業的地點選擇中，就省外而言，差別不大。男性和女性勞動力到省外就業的人數占整個農村勞動力的比重分別為14.64％和11.52％。但在省內非農就業而言，差別卻相當大。男性、女性在省內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占整個農村勞動力的比重為14.46％和4.38％，男性是女性的3.3倍，男性勞動力從事非農就業在省內主要又集中在本鄉鎮范圍內，在鄉鎮范同內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占省內范圍就業人數的71％。而女性主要集中在本縣市就業，在本縣市就業的人數約占省內就業人數的53.19％，形成男女在省內從事非農就業這種差別的原因，根據調查可知，由于男性作為家庭主要勞動力，在相對貧網的江西家庭，體力活占家庭生活的大部分，在勞動力不充足的情況下，男性會選擇就地從事非農就業，既可以補貼家用，也能照顧到家庭生活以及幫助務農。而女性則不同，在農村本地除了從事農業沒有很多的非農就業機會，在勞動力充足或者沒有孩子拖累等情況下會選擇到縣市進行非農就業來更好地補貼家用。

2.3.3 勞動力的教育程度與非農就業的關系

農村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對其從事非農就業有重要影響。在所調查的勞動力中，隨著農村勞動力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從事非農就業率呈現明顯的提高趨勢，其中，受教育年限為9年的勞動力非農就業率達到最高值66.7％，這可能受益于我國9年義務教育普及力度的不斷加強，在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中，越來越多的人有機會享受到國家9年義務教育的優惠政策。從數據可見，農村勞動力受教育年限與非農就業率近似呈倒U字型分布，開始隨著教育年限的增加。從事非農就業率也逐漸增加，到9年段達到最高比率，隨后當隨著教育年限的繼續增加，非農就業率又開始下降，這與教育投資收益率的規律是相一致的。

再從每個教育段本身實現非農就業的狀況看，勞動力實現非農就業轉移，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約：(1)一定利益驅動；(2)作出選擇和決策的能力。對上述因素具有決定性影響的是作為主題的勞動力個體的受教育程度，特別是受制于第二個因素，只有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他對外部信息的判斷能力才會相應的增強。表中數據正反映出這一點，隨著教育年限的增加。各段本身實現非農就業的比例呈現上升趨勢。可見，農村勞動力素質越低，作出判斷和決策以及學習技能的能力也越低，因而導致在非農就業的過程中難度越大，可選擇的空間以及成功率越小。

農村勞動力受教育年限對非農就業地點的影響，在所調查的勞動力中，從受教育年限不到4年的農村外出非農就業人員占同年齡段非農就業人數的43.5％到受教育年限大于10年的65.3％，而最高值的67.4％同樣出現在受教育年限為9年的勞動力中。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根據調查發現，一方面是由于江西屬于我國欠發達地區，周邊又緊鄰浙江、廣東等發達地區，隨著交通的不斷完善和方便以及信息的不斷暢通，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希望通過在發達地區工作取得相對的高收入從而改善生活，這一行為也得到當地政府政策上的鼓勵。另一方面是由于江西的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很不發達，在縣城內很少有成規模的企業存在，這導致了大多數本地剩余勞動力只能選擇跨省的方式來獲得高收入。表中還可反映這樣的現象：一是在人數最多的跨省就業勞動力中，以受6―9年教育段的人數最多，占2/3，這是因為他們具有一定的文化和獲取信息的能力，又不會過多得考慮很多可能出現的問題和困難。二是在省內就業的各區域文化程度越低的，勞動力傾向于就近從事非農就業，而隨著文化程度的上升，勞動力傾向于在城鎮市區從事非農就業，在教育程度高于9年的非農就業勞動力中，他們最傾向于在城鎮市區工作，他們具有強烈的改善生活的欲望又在當地具有很強的競爭力，而相對于跨省去太遠的地方，他們的理性又讓他們考慮到家庭子女等一系列的因素。所以他們尋求城鎮市區這個最佳的定位。三是在4年教育水平以下的低文化勞動力中從事非農就業的人數也不少，調查發現從事非農就業的工作大多數是缺少穩定性的臟累的體力勞動。

2.3.4　勞動力擁有技能與非農就業的關系

對所有被調查的農村勞動力擁有技術狀況進行統計，在整個調查樣本的1120名勞動力中，擁有技術的人數是271名，占總勞動力人數的24.2％，而在這271人中有224人成功地實現了勞動力的轉移，比例達到82.7％左右：其中擁有一項技能的農村勞動力樹立實現非農就的就業率達到80.35％，擁有兩項技能的農村勞動力實現非農就業的就業率達到95％以上，而任何一項技能都沒有的農村勞動力順利實現非農就業的就業率僅為32.98％，可見，勞動力擁有就業技能的狀況對于實現非農就業有很大的關系。

3　主要結論

篇8

充裕的勞動力供給是助推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對于我國未來何時進入勞動力短缺時代，不同研究預測結果不同。本文對我國未來勞動力供給數量的預測主要是從人口總量預測的角度出發，假定一些最基本的變量，例如死亡率或者預期壽命水平，從而推測出各個年齡階段的人口數量。

本文首先根據2007年全國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樣本數據(抽樣比為0.900％)推算出未來13年內適齡的勞動力數量，然后再分析影響我國勞動力結構的因素。我國勞動力范疇的統計分類把勞動力資源界定為男性16-60歲，女性16－55歲，具有勞動能力。在正常情況下可能或實際參加經濟活動的勞動力，但實際上參與經濟活動的勞動力突破年齡限制，因此本文把研究對象界定為15-64歲的勞動力，分別推算15-24歲、25-54歲、55-64歲的適齡勞動力數量。

推算思路是，以2007年統計年鑒中全國分年齡、性別的人口數為依據，2008年15―64歲的勞動力資源主要由2007年的14―63歲男女人口組成，并依此類推2020年15―64歲的勞動力資源主要由2007年的2―51歲男女人口組成，再去除2007年各年齡階段人口數成為適齡勞動力時的各年死亡人數。對于死亡率的假定：參考了中同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上各年齡組及各組內男、女的平均死產率(2006年11月1日--2007年10月31日1，這樣就計算出了未來13年的分性別、分年齡組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

N=Ye-Yo Ye=預測的年份Yo=基期年份(2007年)

參數說明：

N代表推算年份距離基期年的時間間隔；Pi代表全國2007年i歲人口數，i的取值范圍是(15-N)～(64-N)，Di是根據2008年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全國分年齡、性別的死亡人口狀況f2006年11月1日－2007年10月31日)中對應的分性別、分年齡組的死亡率。

從數據中可以看出：15―64歲勞動力年齡人口總量變動的趨勢，我國的勞動力資源總數將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在2012年有一個運行高峰(參見上圖)，數值在98000萬人左右波動，之后大體上呈現下降趨勢；參加經濟活動的勞動力，也就是“有效的勞動力供給”的核心部分由25-54歲的黃金年齡階段勞動力群體構成，該階段的勞動力年齡人口供給總量比較穩定，維持在61000萬人左右，在2016年達到運行高峰，與2007年總量基本持平：55-64歲人口總量大體呈上升趨勢，可見我國老年從業人員隨老年人口的增加而增加，2020年將達到18732人，

推算的結果顯示：15―64歲勞動力年齡人口總量在2013年后大體上呈現下降趨，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在于：一是本文主要依據2007年人口統計年鑒的數據。據相關研究，統計年鑒的數據略高于人口普查數據，但由于人口普查數據的年齡階段劃分較粗，因此采用了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對未來死亡率假設過高，本次采用統計年鑒中全國分年齡、性別(2006.11.1-2007.10.31)的死亡率數據。但根據統計年鑒中1997-2007年死亡率統計顯示，2007年死亡率為近10年最高值。

二、我國從業人員年齡結構的變動趨勢分析

篇9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影響因素；政策建議

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而其中70%的人口居住在r村，有9億是農民，

“三農”問題一直是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問題，也是整現代化進程中長期面臨的問題。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必須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可見，如何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流動，乃至實現農民的市民化將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

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自然增長和耕地的不斷減少，農村里仍然存在大量的、需要流動出去富裕勞動力被束縛在土地上從事著效率極低的農業生產。大量勞動力滯留農村，已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瓶頸”之一，直接影響了農民增收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促進農村勞動力流動，不管是對于農民增收還是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以及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的實現都無疑是一種“多贏”的策略。

1 研究方法.數據來源與分析框架

1.1 研究方法

1.1.1 文獻分析法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承前啟后，是做研究的一般性特征。因此，在本研究進行的整個過程中，都在對相關文獻進行反復閱讀、并對其進行了鑒別、整理和對比，在厘清相關研究發展脈絡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和明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及后續研究結果的對比分析。

1.1.2 問卷調查分析法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16～60歲的勞動力和勞動力流動影響因素，問卷中題目的設計較多地考慮了問題的科學性、針對性，本次調研采取是非簡單的“發收”式問卷調查，而是一對一的訪談式問卷調查，一定程度上保證了獲取的信息更真實有效。

1.2 數據來源

文章所用數據是2015年7月間在盤山縣高升鎮南關村社會實踐的問卷訪談所得，同時還對村干部進行了有針對性地訪談。隨機抽取了46戶農戶進行了問卷訪談和調研，最終調研共獲得農戶問卷46份、農戶個體樣本147個。在排除不在勞動年齡范圍內（小于16周歲或者大于60周歲）以及戶籍類型為非農業戶口的農戶個體樣本后，共有42戶符合條件的農戶個體樣本，約占總體樣本的91.3%，128個個體樣本，占總體87%。

1.3 技術路線

本研究擬用的技術路線如下圖。

2 對影響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因素的分析

2.1 勞動力的年齡與轉移的關系

2.1.1 勞動力的年齡構成狀況分析 由表1可知，南關村農村勞動力中以50～60歲人員比重為最高，為40個，占總勞動力數的31.25%；居于20～30歲年齡段的勞動力次之，為33，占總勞動力數的25.78%；40～50歲以上的勞力為倒數第二少，占總勞力的25%；在各年齡段中20歲以下勞力為最少，僅有4個，占總勞力的3.1%。

2.1.2 不同年齡段勞動力轉移狀況分析 通過對南關村（調查42戶樣本）不同年齡段勞動力轉移情況的統計分析（表2）表明，在各個年齡段的勞動力中，從事非農產業進行勞動力轉移的人數最多為20～30歲組合，共有20人實施了勞動力轉移；其次為30～40歲年齡段，有10人實施了勞動力轉移；再稍次為40-50歲年齡段，有10人進行了轉移；實施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比較少的為50歲以上組及20歲以下組，分別只有4人和0人。

2.2 勞動者的性別與轉移的關系

由于勞動者個體的性別不同，使其在教育、認知社會及家庭承擔角色等方面均有不同，這就使其對待勞動力轉移在行為、態度上有著明顯的不同。通過調查南關村42戶勞力發現（表3），男性勞力為71人，占總勞動力人數的55.5%，女性勞力為57人，占總勞動力人數的44.5%。南關村不同性別勞動力實施轉移情況有著非常大的差異：男性勞動力轉移人數33人，轉移比例高達46.5%；女性有17人實施了勞動力轉移，轉移比例僅有29.8%，兩者相差16.7%，可以明顯地看出該社區農村勞動力在轉移上的性別差異。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南關村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體為男性，他們占領著統治地位，要想進一步提高社區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效果就必須將女性勞動力的轉移作為突破口。

2.3 勞動者的教育程度與轉移間的關系

2.3.1 勞動力的教育狀況 由樣本調查統計結果分析表明（表4），南關勞動力覺教育程度是：又盲或半文盲勞動力6人，占樣本調查勞動力人數的4.6%，小學文化程度的為35人，占樣本調查勞動力人數的27.3%，初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有58人，占樣本調查勞動力人數的45.3%，高中或中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有19人，占整個勞動力人數的14.8%。應該說聯合村的農村勞動力個體文化情況普遍還不高。

2.3.2 不同教育程度的勞動力轉移狀況分析

由表5可知，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勞動力個體在尋找非農就業機會、實現勞動力轉移方面有著不一樣的結果，由表我們發現，文盲半文盲中有2人進行勞力轉移，這部分人員文化素質低下，只能依附于農業，小學程度的勞動力轉移10人，占總轉移人數的20%；初中程度勞動力轉移的人數最高，為22人，占總轉移人數的44%。

2.4 農戶家庭收入情況

由圖1可知，多數農戶的家庭年收入集中在40000～100000元之間，個別農戶收入高于100000元或低于40000元，可以看出南關村村民收入較高，村民生活比較富裕。由數據統計可以看出，目前多數村民主要收入來源為務工收入，農業收入仍然是農戶家庭收入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個別農戶以經營性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

2.5 農戶耕地面積情況

由圖2可知，多數農戶的農田在10畝左右，有一部分農戶家中沒有農田，少部分農戶家中農田超過40畝，進行大規模種植。可以看出，本地土地種植已出現農田種植規模化的趨勢。正在朝著現代化農業發展。這也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的分流，一部分外出打工，一部分則留在本地承包土地，進行規模化經營。

2.6 外出務工情況

由圖3可知，在過去3年時間里，被調查高升鎮南關村村民中有26人有外出務工經歷，占所有被調查者的62%，比例較大；而3年內從未外出的被調查者有16人，占被調查總人數的38%。這和南關村所處地理位置有極大的關系，南關村距離交通發達，第二、三a業發展較好的高升鎮較近，大部分南關村村民會選擇在農閑時到鎮上打工，農忙是回家種地。有一部分無地村民更以打工為生，因此本鎮務工率較高。

2.7 目前未外出原因

由圖4可知，對于從未外出務工或最近一次回流的原因，文化水平偏低為最主要原因，在現代社會，尤其是在城鎮中，各色產業的發展都與現代科學技術密切相關，這就對勞動者的綜合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農村居民文化水平一般較低，參加的專業培訓較少，平時對現代科技的接觸也較少，很難跟上城市現代化產業的步伐，因此外出務工所選擇職業也受到很多限制，尋找合適的工作也比較難，因尋找工作困難而未外出務工的被調查者占到了總數的16%，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照顧子女，父母在孩子身邊便是對孩子最好的照顧，尤其是目前家長都比較重視孩子的教育問題，一般當孩子到入學年齡時，家長就會回到家中擔起對孩子照顧、教育的責任，因此照顧子女也成為成年勞動力未外出務工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贍養老人、身體疾病、工作環境差、回鄉創業、當地積極發達收入多等原因未外出的被調查者也都占到了一定的比例。在調查中可以看出，對于國家各種惠農利農政策、收入水平降低子女上學難和社會歧視嚴重這三方面原因的選擇數量為零，這一方面說明目前農村經濟普遍發展，農村兒童上學難問題基本得到解決，另一方面也說明當地村民對國家惠農利農政策知之甚少，這也需要當地政府加大對國家政策的宣傳力度。

3 未來的工作意向

3.1 是否愿意留在農村

由圖5可知，對于日后是否留在農村從事農業活動，有74%的被調查者表示他們愿意留在農村，從事農業活動，這部分被調查者多是婦女或是年齡在50歲以上的勞動力，并且擁有一定數量的土地或大棚，他們受到家庭、身體等多方面的限制，只能進行農業生產，沒有余力外出務工，不愿繼續在農村進行農業生產的被調查者占到了26%，這一部分村民多為無地村民或年輕人，無地村民長期留在農村無法保證基本生活，只能外出務工，而年輕人尤其是80后、90后，他們受現代城市思想的影響，對網絡、現代科技了解較多，并且不愿意固守傳統的農業農村發展模式，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現狀，多選擇外出務工或自主創業，以獲得更高的收入。

3.2 以后打算

由圖6可知，希望繼續維持現狀的被調查者超過所調查人數的50%，13%的人有外出打工的打算，而打算自己承包土地、進行專業養殖和發展其他產業的人數所占比例較小。希望繼續維持現狀的被調查者超過所調查人數的一半，13%的人有外出打工的打算，而打算自己承包土地、進行專業養殖和發展其他產業的人數所占比例較小。可見，目前大部分村民對于自身以及環境的發展情況還比較滿意，不希望做太大的變動，有一部分年輕勞動力會由于家里田地資源不充分而選擇外出打工也是很普遍的一個現象，可能由于政策問題、技術支持或資金的原因，有自己承包土地或進行專業養殖想法的村民不多，還希望鎮政府能夠對有意向的村民給予政策資金上的扶持和進行相應的技術培訓，由于創新能力和一定地域條件的限制，發展其他產業的想法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和普及推廣。

3.3 工作滿意程度

由圖7很容易得出絕大部分的被調查者的家人對自己的就業狀態是支持的，只有個被調查者的家人對自己的就業態度持不支持持或無所謂.家庭因素是影響被調查者就業態度和意向的一個重要因素，被調查者選擇何種方式就業的同時要考慮到一系列家庭問題，例如老人的贍養，小孩的撫養和教育，家中財產的投資和分配，有一個和睦溫馨的家庭和對被調查者就業態度給予支持的家庭環境對于被調查者今后事業工作的發展至關重要，這樣能夠減少被調查者的心理負擔，家庭是最堅實的后盾。

3.4 對工作地點的選擇

圖8反應的是被采訪者愿意在本地還是外地工作的問題，由圖可以看出有大約67%的人選擇第一個選項在本地工作，他們因為便利等原因愿意在離家近的地方工作；有10%左右的人喜歡在外地工作，這部分人傾向于在外面闖蕩，比較喜歡城鎮的高質量生活，另外大部分人都不需要照顧老人和小孩；還有一部分人選擇視情況而定，這部分人占總問卷數的23%；由圖可知，沒有人對這個問題持無所謂的態度。以上表明，絕大多數人由于家庭、家人等各方面原因對于自己在哪工作的問題比較在意，大部分人比較喜歡離家近，不喜歡路程較遠的工作，也有少部分人可以理智的視情況而定，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調整工作的地點。

3.5 獲得就業信息的途徑

由圖9可知，有大約4.76%比較信賴職業介紹所，傾向于通過這一渠道尋找工作；有21.43%左右的人開始相信網絡，認為網絡教育等途徑可以找到好的工作；有2.38%的人在電視上找到了好的工作，覺得電視不會欺騙人；有61.9%的人認為熟人介紹的比較靠譜，這部分人占了絕大多數，他們更喜歡這種傳統的方式，認為可以信賴；同時，也有4.76%的人選擇了其他的途徑；此外，可以看出幾乎很少有人選擇通過招聘會和書報人才市場獲得工作。以上現象說明，絕大多數人還是傾向于通過自己的關系網，熟人獲得工作，認為熟人介紹的不容易受騙上當；也有相當一部分人選擇了利用網絡獲得工作，這表明網絡在農村已逐漸普及，農村也與時俱進，開始依賴、相信網絡；還有部分人選擇相信職業介紹所，認為他們介紹的公司比較好；有人也認為在電視播放的內容更值得信賴；但是很少有人選擇招聘會和人才書報市場參加工作，這一現象表明當地缺少這樣的活動與書刊，當地人對這方面少有理解。

3.6 是否有就業想法

圖10反映了被采訪人有無創業意愿的問題。由圖可知，大約有28%的人有創業的想法，72%的人沒有創業的想法。以上表明，大部分人安于現狀，滿足于現在的生活，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不愿意發生改變，承擔創業的風險。但是，也有部分人想要改變現狀，希望通過創業改善生活，調查可知，這部分人大都為青壯年。

3.7 沒有創業想法的原因

由圖11可知，問卷中有45.24%的人選擇了因為祖祖輩輩都在農村靠農田生活，所以習慣了這種方式，不愿意改變，希望以穩妥為主；有4.76%的人選擇了第二個選項，說村里沒有創業的先例，說明了這部分人不是很了解當地的實際情況，有想改變的想法，但是在意周圍人的想法，缺少自己的想法，更傾向于當地主流；也有30.95%的人選擇了怕失敗擔不起風險，這部分人有想創業的愿望，但是沒有足夠的勇氣去改變現狀，害怕失敗不敢嘗試；此外，還有7.14%左右的人選擇了其他。以上表明了當地居民大都習慣了固有的生活，安于現狀，很少有人想要創業改變的情況。

3.8 您認為創業成功的關鍵

由圖12可知，有19%的被采訪人認為創業的關鍵因素在于打工經驗的積累，有了經驗，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減少失敗的概率；有16%左右的人認為創業成功主要靠農村的發展，認為集體發展了，個人才能跟著發展；有大約60%的人認為政府的支持才是創業的關鍵，認為緊跟政府的步伐，響應政府的號召，獲得政府的幫助才能獲得成功；另外也有5%的人選擇了其他。以上表明，絕大多數人認為政府的政策支持很重要，創業的成功離不開政府的支持；也有部分人認為打工經驗的積累和農村的發展也很重要，前者較為腳踏實地，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成功，后者更依賴于集體的發展，以穩妥為主，以期降低損失風險。

3.9 希望得到的幫助

由圖13可知，調查中有大約2.38%的人希望政府給予的創業信息不斷地積累；有19.05%的人希望政府不斷地增加創業政策；有61.9%的人希望政府在資金方面能夠不斷地扶持；也有4.76%的人希望政府延長創業技能的培訓。以上表明，由于大部分人缺少的是資金，所以有超過一半以上的人希望得到資金的幫助來實現自己的創業；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希望政府的創業政策能不斷增加，帶給他們更多的便利和優惠，使創業變得簡單、便捷；但是，只有少部分人依賴創業信息和技能的培訓，說明當地居民對創業的認知僅停留在政策和資金的認識上，缺少具體的行事計劃和創業能力。

4 結論

篇10

關鍵詞 農村勞動力；現狀；調查；建議

中圖分類號 F323.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739（2012）19-0313-01

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業科技的進步都離不開高素質的農村勞動力，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知識和技能是“三農”工作的重中之重。永壽縣地處關中北部、渭北黃土高原南緣，土地面積大，境內溝壑縱橫，是國家劃定的貧困縣之一，農業生產條件較差。隨著農村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當地農業生產、農村經濟、農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農村勞動力在推動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繁榮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農村經濟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農村勞動力自身也遇到了困境和問題，原有的生產勞動模式逐漸被淘汰，新的生產方式、生產技術不斷被引進應用，農村勞動力要生存、要發展，許多現實問題亟待解決。為此，在全縣隨機選擇4個鎮對其勞動力進行了初步調查。

1 調查概況

1.1 調查地點

隨機選擇永壽縣監軍鎮的永壽村、西寨村、固縣村、馮家莊村、干堡村、蒿店村、新勤村；永平鎮的前進村、底角溝村；永太鎮的車村、宜家塬村、馬究村；儀井鎮的北曹村、王家咀村、宋家村；共4個鎮15個村，271戶，480人進行調查。

1.2 調查內容

2011年1—12月，主要對被調查者的年齡結構、性別構成、文化程度、從事職業、年收入、參加經濟合作組織及接受技能培訓情況等方面進行調查。

2 結果與分析

2.1 年齡結構

在所調查的勞動力中（480人）18～30歲、31～45歲、46～60歲、61歲以上人數分別為116、109、75、180人，分別占調查總數的24.2%、22.7%、15.6%、37.5%。其中，18～60歲有勞動能力的共300人，占62.5%，是當前農村的主要勞動力，但這部分勞動力以外出打工者居多。61歲以上無勞動能力的180人，占37.5%，故不計入除性別比例外其他調查。

2.2 性別比例

在永壽縣所調查的勞動力中，男性共248人、女性共232人，分別占調查總數的51.7%、48.3%，男性勞動力以在外打工者居多。

2.3 文化程度

所調查的勞動力中，文盲83人、小學文化101人、初中文化71人、高中文化45人，分別占調查總數的27.7%、33.7%、23.7%、15.0%，文化程度高的勞動力以在外打工者、辦養殖場、當小老板者居多。

2.4 職業結構

在所調查的勞動力中，農村勞動力從事職業仍然以種植業為主。從事種植業258人、辦養殖場21人、當小老板10人、無業11人，分別占調查總人數的86.0%、7.0%、3.3%、3.7%。農村勞動力以務農種地為主，還沒有擺脫傳統的農業生產模式。以種植業為主的農村勞動力多數年齡偏大，只有在農閑時打零工、農忙時回家種地，打工天數最多的288 d，最少的32 d。在外地打工的98人，年齡全部在50歲以下。從事養殖業的以養豬居多，均為小規模、低標準養殖，缺乏市場競爭力。小老板指從事農產品加工、運輸、建材加工、民房建筑的包小工頭等。辦養殖場或當小老板的勞動力年齡在30歲左右，這些人文化程度高，積極參與相關技能培訓，對新技術接受快，有闖勁。無業主要是因病、殘失去勞動能力的勞動力。

2.5 收入情況

在所調查的勞動力中，年收入最低的1 700元，多為年齡大、在縣內打零工的人；年收入最高為93 200元，多為在外打工、辦養殖場、當小老板的人。在所調查的300人中，他們所在家庭人均年純收入5 510元，比全縣平均農民人均年純收入（5 457元）高1%。

2.6 參與合作組織情況

在所調查的勞動力中，參與合作組織的有79人，未參與任何組織的有221人，分別占調查總數的26.3%、73.7%。合作組織主要涉及果業生產及銷售、養殖、建材加工、手工制作等。

2.7 接受技能培訓情況

在所調查的勞動力中，接受技能培訓的68人、未接受任何培訓的232人，分別占調查總數的22.7%、77.3%。其技能培訓主要有果業生產技術、養殖技術、手工制作技術等。

3 結論與建議

當前農村勞動力現狀主要表現為，18～60歲有勞動能力、有知識、有技能的勞動力流出農村，在農村以種植業為主的勞動力以老、弱、婦女居多。這些人文化素質較低，接受新事物慢，大多思想守舊、滿足現狀，以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種植業為主，收入有限，參與合作組織的僅占26.3%，接受技能培訓的僅占22.7%，對學習科技知識培訓沒興趣。農村勞動力從事的職業以種植、養殖為主，主要是年齡大的人，年齡小的新一代勞動力，對農業生產技術掌握的很少，外出

打工者居多。

3.1 對農村勞動力加強技能培訓

采取靈活多樣的形式，手把手、面對面進行現場培訓、集中培訓、分類指導、實地觀摩交流等方法，利用廣播、電視、報刊等各類媒體資源，通過開設專欄、安排專題講座等，加強對農村勞動力的技能培訓。相關職能部門要積極配合，確保必要的資金保障、政策保障、組織保障，搞好基礎設施建沒，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勞動技能，使其適應農村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1-2]。

3.2 鼓勵農民參加合作組織

成立更多切合實際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鼓勵吸引農村勞動力參與其中，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組織化程度，增強抵御市場風險能力，不斷拓寬勞動者收入渠道。

3.3 培養農村實用型人才

采取抓典型、樹樣板的方式，發揮示范帶動作用，重點培養經營規模較大、示范帶動能力較強、有一定專業技能和特長的生產能手、農村經紀人、農業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帶頭人、能工巧匠等農村實用型人才，提高其科技意識和技能水平，增強其自我發展能力和輻射帶動能力[3-4]。

4 參考文獻

[1] 喬宏星，馬曉娟.增加農民收入的重點與建議[J].農技服務，2011，28（11）：1646，1652.

[2] 焦敏，王紅梅.增加農民收入的思考[J].農技服務，2012，29（2）：233-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