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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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一向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之一，對經濟增長的研究可以說是宏觀經濟學研究中至關重要的內容。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手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在財政政策中，稅收是主要的工具之一。以往對稅收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多是集中在從財政理論層面上說明如何制定和調整稅收政策以促進經濟增長，或是分析稅收收入與GDP二者之間增長速度的差異及造成不同步的原因，但對稅收這個經濟變量到底是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二者之間存在怎樣的數量關系，稅收及稅收結構是通過哪些途徑作用于經濟增長的，適合我國目前經濟形勢和財政體制要求的最優稅收結構是什么樣的研究則很少。本文基于經濟增長理論對稅收的經濟增長效應進行了述評。

一、稅收的經濟增長作用

(一)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稅收的作用

政府的稅收政策和經濟增長很久以來就被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聯系在一起。對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Adam Smith(1776)的《國富論》。Smith認為，經濟增長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一國的勞動生產率，二是生產工人與其他人口的比例，其中提高勞動生產率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勞動效率的提高，依賴于勞動分工，而產生分工的必要條件則是資本積累，因此分工協作和資本積累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因。基于以上分析，Smith認為，稅收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通過影響資本積累來實現。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稅收降低了投資者的預期收益率，由于資本積累依賴于投資，而投資的動機來源于預期利潤的驅動，征稅會降低預期利潤，影響資本積累;另一方面，稅收減少了各階層的可支配收入，從而直接減少投資，影響資本積累。因此，無論從哪個方面看，稅收都是經濟增長的阻礙因素。所以，稅收不應該設定得過高，設定稅負水平的原則應該是能低則低;同時，國家的職能應盡量減少，政府的最佳角色是充當經濟生活的“守夜人”，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自動調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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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均衡經濟增長 科學發展觀 要素稟賦

中圖分類號：F831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6-1770(2005)11-0039-04

三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我國政府在三年多的時間里一直頂住國際上的巨大壓力，堅持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幣匯率從原來的1美元兌8.27人民幣升值為1美元兌8.11人民幣，同時人民幣不再單純釘住美元，而是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圍內圍繞1：8.11進行浮動。

然而，人民幣小幅升值盡管在短期內緩解了升值的壓力，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它在不遠的將來仍然會浮現出來，這是由經濟增長差異的內在規律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也就意味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匯率會一直是困擾我國經濟的一個重大問題，那么人民幣匯率調整是否是必要的，它與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內在的聯系？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理解匯率調整的影響，后者與政策調控的目標息息相關。

一、我國政策調控的目標

我國是個大國，人民幣升值與否應該以是否有利于我國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實現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利于實現工業化、是否有利于宏觀經濟穩定為指針，既不能因國際壓力而使人民幣升值，也不應因國際上的政治壓力和金融投機壓力而維持現狀。匯率制度改革和匯率水平調整會導致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并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后者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它們是由我國經濟的基本因素決定的，因此匯率改革和調整的進程必須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相適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一再強調，匯率調整“要按照內部改革的邏輯和內部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壓力，來設計我們所要進行的改革，不管是稅收、利率還是匯率”，正是這個意思。

經濟增長、價格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是政策調控的四大目標。由于存在著內在的沖突，它們不可能同時實現。經濟增長的階段不同、國情不同、形式不同都會影響政府對這些目標的偏好。當價格穩定更重要，當局就會偏好能夠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工具，如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當充分就業更重要，當局就會偏好能夠促進就業的政策工具，如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當外部均衡相對于內部均衡更重要，這大體上只存在于那些規模比較小的經濟體中，此時外部均衡實現與否是內部均衡實現與否的先決條件，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會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經濟增長的要求壓倒其他目標，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工具和選擇就成為政府的首選，如二戰后日本和韓國成功實施的產業政策。

由于政策目標之間的關系異常復雜，需要根據具體國情和經濟增長的具體階段對政策目標的選擇進行具體分析。那么，我國的政策目標是什么呢？

我國的首要任務是實現經濟的現代化，而現代化某種意義上就是工業化，實際上如果沒有工業化，那么經濟增長就缺乏堅實的基礎。首先，工業化具有規模效應，而只有當經濟增長具備相當規模的時候，占人口絕大部分的人群才會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其次，工業化是其它產業產生的基礎和發展的動力。盡管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第二產業也即工業和建筑業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例越來越小，但它們無一例外是以發達的工業為基礎的。沒有發達的工業，人們的收入水平就會偏低，自然不會出現對服務業的需求；第三，工業化對其它產業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因為工業會為其它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先進的設備，也會解放更多的工業人口和農業人口，他們會投身于第三產業，也會形成新的產業，這些都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經濟增長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條件的、受限制的。經濟增長的第一個限制條件是通貨膨脹，如果經濟增長的速度過快，它必然會催生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會破壞長期經濟增長的基礎。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這種關系在我國也是存在的，超過資源承受能力的經濟增長往往引起通貨膨脹，而要控制通貨膨脹就要部分地犧牲經濟增長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貨膨脹都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經濟動蕩，不得不采取嚴厲的措施制止通脹的惡化以維護經濟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長。因此，經濟增長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貨膨脹的增長。

經濟增長的第二個限制條件是就業率。盡管各國政府都追求充分就業，但充分就業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定義和比率，在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國勞動力規模龐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盡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權利是政府不得不時時刻刻掛在心上的事情。顯然，沒有經濟增長，也就沒有就業。為了使就業率維持在某個水平上，就需要經濟增長達到一定的水平。這也就同時決定了經濟增長的下限，即使就業維持在某個水平之上的增長。

通貨膨脹和就業是政策必須兼顧的兩個目標，盡管有時候政策會偏向于其中的一個，但同時卻不能不同時考慮另外一個，即如果為了控制通貨膨脹造成的失業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會引發社會問題；反之亦然，即如果為了促進就業而造成了惡性的通貨膨脹，就會形成不穩定的預期，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

由通貨膨脹率決定的經濟增長的上限和由失業率決定的經濟增長的下限會構成一個閉區間，可以將處于這個區間內的經濟增長定義為均衡經濟增長。當經濟處于均衡增長狀態，既不會導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也不會導致經濟衰退和大規模失業，這就是均衡的含義所在，它是平穩的經濟增長，是在比較長的時期內能夠持續的經濟增長。均衡經濟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的模式與要素稟賦是一致的，因為只有與要素稟賦相一致，經濟增長才會是最集約、付出成本最小的。經濟增長也才既不會催生通貨膨脹，也不會導致高失業率，它既能保證經濟增長的速度，也能保證經濟增長的質量，從而是可持續的。從這個角度講，均衡經濟增長就是與科學發展觀相一致的經濟增長。

當然，經濟增長會改變要素稟賦，經濟增長的方式應該隨著要素稟賦的變遷而改變。均衡經濟增長不但是與要素稟賦相適應的經濟增長，而且應該是隨著要素稟賦變遷而變化的經濟增長，這也就是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經濟增長。

將經濟增長與價格以及就業聯系起來并非是我們的首創，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費爾普斯（1967）就分別獨立地提出了自然失業率的概念，這實際上是限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后來，莫迪利亞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貨膨脹或者不使通貨膨脹趨于惡化的失業率，它同樣是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我們提出的均衡經濟增長與自然失業率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區別。相同之處在于都結合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來規定經濟增長，即經濟增長都是有條件的受到限制的經濟增長。區別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不但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還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下限，這是根據我國國情對經典的自然失業率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理論的發展；二是價格和就業不再完全是一體的，而是分別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和下限，這樣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線斜率變化的影響，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選擇更靈活。

二、匯率調整有利于科學發展觀的實現

在開放經濟下，要素的供需不僅僅由國內要素的價格所決定，還會受到匯率的影響。匯率是決定國內外要素相對價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匯率水平下，國內外要素的相對價格是大不一樣的。由于均衡經濟增長是一個區間，與經濟基本面（我們稱它為要素稟賦）相對應的最合適的匯率水平必定也是一個區間，并且是有限的區間，這個區間對應的匯率可以定義為均衡匯率。如果現實世界中的匯率處于區間內，那它就是與經濟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離的；如果它處于區間之外，那么匯率就與經濟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離的；距離區間越遠，偏離程度越大，國內外要素價格的差異也就越大。國內外要素價格的偏離，就會出現對要素進行套匯的空間，對國內外要素的需求就會出現差異。

要素稟賦是不斷變化的，象我國這種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要素稟賦變化得尤其劇烈而快速。

經濟增長初期，由于資本等要素相對稀缺，勞動力和資源是相對豐裕的，為吸引資本、技術、知識等經濟增長必需的要素的一個可行的選擇是低估本幣，以外幣計價的本國勞動和資源的價格相對便宜，這就會吸引其它要素進入本國，也會促進本國資源的利用，這種經濟增長是由最初的要素稟賦決定的。

經濟增長的過程同時也是改變要素稟賦的過程。經濟增長會降低資本、技術和組織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時提高資源的稀缺性。這種相對變化必然會改變不同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力、科學技術和資源等的相對比價，也只有要素的相對比價隨著要素稟賦的變遷而變化，它才能使資源實現最優配置。

然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是相對穩定的，其調整必然會滯后于要素稟賦的變遷，這就會使國內外要素的價格出現偏離，這種偏離就產生了對要素套匯的空間。當本國要素價格偏低，本國資源是套匯的對象，會導致對本國資源的過度利用，并導致經濟的過熱；當本國要素價格偏高，外國資源是套匯的對象，本國經濟又會陷入蕭條。這就意味著，匯率的不適當定值是宏觀經濟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國自2002年以來的經濟過熱是國內要素價格偏低的結果，其傳導機制有兩種：（1）將低估資源用于出口的機制。當資源價格低估，將資源用于生產貿易品出口到國際市場上就會因要素價格的低估而享有價格優勢，這必然會促進貿易品部門的發展，也會促進出口的增加，結果會出現持續的貿易順差。（2）FDI對資源進行套匯的機制。由于資源價格是低估的，FDI就會積極流入本國以對資源進行套匯，尤其會大量進入貿易品部門，因為這可以對資源價格低估進行雙重的套匯。這兩種機制的共同結果是對國內資源的過度使用，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從而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背道而馳。

匯率調整可以矯正要素價格和要素稟賦之間的關系，使要素價格能夠反映要素稟賦的現狀，使要素稟賦能夠得到最有效最集約地利用。具體說來，如果匯率不根據要素稟賦的變遷而調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現在卻很稀缺的資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的差異，就會受到過度使用，未來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進口目前正在過度使用的資源，這必然會危及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相反，以前由于資本相對缺乏而不能滿足的需求，如專利和科學技術在匯率不進行調整的情況下，它們的人民幣價格必然會較高，這就需要花費較多的資源才能換得回來，這對于科學技術的利用從而經濟結構升級是不利的。顯然，匯率調整是使要素價格與要素稟賦相適應從而使各種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條件，從而也是實現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方面。

或許有人認為，匯率低估會使我國的貿易順差增大，這就相當于持有更多的對國外資源的要求權，可以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原材料，以此保證我國經濟增長所需資源的供給。然而，現實情況并非如此，因為市場經濟體系下，經濟主體必然是以利潤為導向的，人民幣匯率低估的必然結果是我國資源的價格低于國際市場上同類資源的價格，這就會產生套匯的空間，是不同于對貨幣性資產套匯的對實物性資產的套匯，這種套匯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貿易品部門，因為成本是用人民幣計價，而銷售價格卻可以用外幣如美元計價，這里面除了由市場決定的平均利潤外，還有不同貨幣計價產生的套匯利潤，這必然會導致對本國資源的濫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國際市場上的資源維持經濟增長。

由此可以推論，并不是任何類型的貿易順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從而能夠促進科學發展觀實現的貿易順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類型的匯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夠提高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從而能夠促進科學發展觀實現的匯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匯率低估不利于經濟可持續增長時，就要選擇匯率升值，通過匯率調整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

三、人民幣升值的影響與政策建議

我國的貿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較高的，一直穩定在40%左右，這就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升值主要通過對進出口部門的沖擊影響我國經濟，而這種沖擊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門。因為我國對進口品的需求彈性比較小，而外國對我國出口品的需求彈性卻比較大，匯率小幅度升值對進口的影響要小于對出口的影響。

筆者事前曾經就人民幣匯率變動對進出口部門尤其是出口部門的沖擊作了小范圍調研。比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幣升值盡管會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內不會造成根本性影響。由此可見，盡管匯率升值對出口的影響要大于對進口的影響，但2%的升值是我國出口部門能夠承受的。然而，他們又都表示，盡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匯率浮動卻是他們難以承受的，因為我國缺少成熟的外匯市場，也缺少相應的避險工具，匯率波動讓他們很難鎖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鎖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確定的。

顯然，匯率制度由原先釘住美元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并允許在較大的范圍內進行浮動對出口商的影響要遠大于2%升值的影響。以前，中央銀行承擔了全部的匯率風險，企業可以集中精力做好產品和市場開發。現在，中央銀行將一部分匯率風險分散給了企業，這盡管對于長遠的人民幣外匯市場的建立有積極意義，但企業在目前的情況下卻很難通過遠期交易鎖定生產成本，因此會時刻面臨著匯率變動的沖擊。這種沖擊并不會因為匯率波動幅度較小而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企業經營的績效是按照“年”這個單位來計算的，但匯率波動卻時刻都在發生

著，企業經營的績效是按“年”這個單位來計算的，但匯率波動卻時刻都在發生著，企業經營的成本也就時刻在變，如果企業總是在高點買入而在低賣出，那累積起來的損失也是非常可觀的。因此，企業就不可能完全不顧匯率波動而只關心經營、開發和銷售這些實際事務，還要關心貨幣事務。

我國現代化的關鍵是生產能力的形成，這又必須依靠企業的壯大。匯率升值盡管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但匯率波動顯然不利于企業經營。由于未來20年是我國經濟現代化的關鍵時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沖銷匯率波動的影響，從而為企業成長創造一個平穩的貨幣環境，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是我國面臨的重大課題。

首先，為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實現更集約的經濟增長，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要靈活利用匯率工具。具體而言，就是在時機成熟時主動小幅升值，同時輔之以利率小幅調整的貨幣政策，使人民幣匯率在經濟的穩定增長過程中穩定地升值。匯率升值不是壞事，它是對有效率經濟增長的褒獎，匯率貶值才是對低效增長和不增長的懲罰。

其次，要致力于建設一個有一定深度和廣度的外匯市場。所謂深度，就是市場規模應該足夠大，不是一般規模的資金就能控制、操縱得了的，這樣才有利于匯率穩定；所謂廣度，就是市場覆蓋面要足夠廣，交易主體是多元化的，只有這樣，預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當預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種程度上互相抵消時，預期才可能是穩定的，它對經濟的沖擊也才會最小（李天棟等，2004，2005）。有一定廣度和深度的外匯市場是企業能夠避險的必要條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設，只有當金融工具是多樣化的，既能覆蓋即期交易，也能覆蓋遠期交易時，企業才能通過外匯市場進行避險（李天棟等，2004）。其中，遠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為它是鎖定成本、規避匯率風險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其它股份制銀行如招商銀行都可以進行遠期交易，但是，目前的問題是品種單一、市場規模小，當然，企業缺乏相關意識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盡管匯率制度改革對企業有許多負面影響，但卻能夠促使企業更多地關注匯率風險，也有利于外匯市場、交易主體和金融工具的培育。當然，企業也會有一個逐步適應的過程，政府一方面要實行積極而穩定的匯率政策，避免匯率劇烈波動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要著力創造能夠平滑匯率波動的外匯市場和金融工具。只有這樣，企業才能夠適應匯率升值和波動的影響，也才能保障現代化的實現。

四、結論

本文結合我國國情提出政策目標是實現均衡經濟增長的觀點，它是與科學發展觀相適應的經濟增長。然后，本文分析了匯率調整與均衡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論是匯率升值能夠促進均衡經濟增長，從而有利于科學發展觀的實現。最后，本文分析了匯率及其制度調整的影響，并在政策搭配和制度建設方面提出了應對的建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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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天棟、薛斐：《制度安排、預期形成與固定匯率制度選擇》，《世界經濟》200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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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增長具有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他們的相互關系是密不可分的。然而，當時間維度的經濟增長借助最優控制理論而日趨完善的同時，涉及空間維度的區域經濟增長研究仍遠遠沒有形成主流趨勢，這一領域直到目前似乎還處于一種萌芽狀態。事實上，經濟學一直沒有忽略對空間問題的探討。從威廉·配第（William Pett）的區位地租，到斯密對運輸成本的特別強調，都反映著空間因素在經濟問題研究中所處的重要地位。保羅·薩繆爾森（PaulSamuelson）甚至把屠能（Thünrn）列為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因為其不僅是邊際主義的創始人，更開創了區位理論，并為現代空間地租理論奠定了基礎。在涉及區域經濟增長的現代文獻中，新城市經濟學突出強調空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并將其列為主要研究對象。準確地講，城市在區域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被看做是一種社會制度。在這種社會制度當中，技術創新和社會進步通過市場和非市場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得到發展。由于這種原因，區域中的城市往往被看做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因而區域增長的研究也變成了城市的發展研究。事實上，最近也出現了一些新經濟地理學理論文獻，他們使用壟斷競爭模型框架探討了經濟增長和地理位置之間的關系。例如：瓦爾茲（Waltz，1996），鮑德溫（Baldwin，1999），馬丁和奧塔維阿諾（Martinand Ottaviano，1999；2001）。盡管這些文章代表了將經濟增長與地理位置進行結合分析的先驅之作，但是這些模型的結論卻都有一定的理論不足。比如:瓦爾茲（Waltz，1996）有關人口流動成本為零的假設就可以推導出大規模的人口遷移，這顯然與現實相差很遠。鮑德溫（Baldwin，1999）的論文盡管將內生增長理論與中心—理論相結合在了一起，但是由于其分析的過于復雜，幾乎沒有得到任何確定性的結果。可以說，新經濟地理學采用的規模遞增以及壟斷競爭的分析方法確實將空間維度納入了主流經濟增長的研究范疇。

土地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

首先，通過緊縮或松動“地根”配合“銀根”政策，可為經濟發展起到及時的調控效果。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實現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在這一時期土地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杠桿，這為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補充性也決定了其在宏觀調控政策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宏觀調控必須立足社會整體而不是個別，必須追求全局的穩定協調發展而不計較局部的利弊得失。這就客觀上必然要求宏觀調控應該采用社會整體調節方法，因此國家宏觀調控不僅要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而且也必須包含土地政策。例如：如果要保證產業結構優化，在經濟的實際運行中，國家不能直接指令企業從事產業行為，也不能完全放任企業自由從事各種產業，但能通過土地、稅收、信貸等宏觀政策等方法加以引導，這就需要進行政策協調配合。這種通過市場機制的宏觀調控是一種間接調整方法，決定了宏觀調控政策必須是綜合的調控方式。因此，要合理定位土地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參與地位，加強土地政策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進而共同實現國民經濟整體上的協調發展。

其次，轉型時期，我國經濟面臨著加快發展、趕超世界先進的歷史任務，因此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實現國民經濟的健康協調、平穩快速發展。為此，土地政策不僅要通過控制土地供應總量調控投資總量，使其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更要通過控制土地供應的產業結構與區域布局實現對國民經濟產業結構與區域結構的調控，促進經濟健康、協調發展。經濟總量的增長受到經濟結構的強有力制約，而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土地生產要素。通過規范和調節土地利用，可以引導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還能有力地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此外，加強土地政策與產業政策、貨幣政策等調控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治理轉型時期宏觀經濟周期性失衡與體制性失衡的有效措施。

再次，土地政策可以直接調控土地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從而調控經濟增長。國家宏觀調控就是利用政策工具，對各種影響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因素進行調節，從而降低經濟波動幅度，保持經濟的健康、平穩增長。通過土地供給的變動，可以調節投資的規模、方向，進而可以直接、有效地調控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方式。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及國家的不平衡發展戰略指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拉大，地區之間發展失衡現象加劇。普遍認為，持續、過大的區域差距將對整個經濟、社會乃至政治都將產生不良后果。而推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首先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調節功能以及國家協調區域發展的宏觀調控職能，而其中通過調整、優化土地供給，可以促進各區域土地資源的統籌利用，推進產業的跨區域梯度轉移，進而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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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經濟增長;探討

一財政與財政政策要研究財政政策

,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財政。但是,目前學術論文界對于財政的定義還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較多關注的包括再分配論、政府收支論和公共財政論。再分配論認為財政是社會再生產分配環節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財政處于社會再生產的分配環節,而且和同處于分配環節的信貸分配、工資分配、價格分配和企業財務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會產品分配,它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需要,憑借政治權力及財產權力,參與一部分社會產品或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動,包括組織收支活動、調節控制活動和監督管理活動等(劉邦馳,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論認為財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來滿足公共需要,進行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動,并通過收支活動調節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以達到優化配置、公平分配、經濟穩定與發展的目標。

公共財政論認為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通過政府的收支活動,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于履行政府職能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蘇明,2001)。應該說,前兩種關于財政的定義各有所側重,前者突出了財政的社會分配和政府職能,后者強調了政府的活動。而公共財政論則簡單明了地指出現代財政的公共性,為建立公共財政奠定了理論基礎。明確了財政概念,就可以對財政政策加以研究。財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財政理論為依據,運用各種財政工具,為達到一定財政目標而采取的財政措施的總和。簡言之,財政政策是體系化了的財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實現財政職能。同時,它也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的指導財政分配活動和處理各種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準則,是客觀存在的財政分配關系在國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也是國家實施財政宏觀調控的過程。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又是國家干預經濟、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的主要手段。財政政策是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不斷發展的。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由于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制約,國家不可能大規模組織社會經濟生活,奴隸主和地主階級的財政政策主要是為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政治職能服務。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國家,一般都實行簡政輕稅、預算平衡的財政政策,以利于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財政政策不僅為實現國家政治職能服務,而且成為政府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工具。

財政政策按其構成體系可以分為國家預算政策、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國債政策、投資政策、補貼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數據和技術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種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

二三種主要財政政策工具對經濟增長促進效應的分析

(一)國家預算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國家預算政策包括財政赤字政策、財政盈余政策和預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種形式,筆者主要討論財政赤字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它對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財政赤字影響貨幣供給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和赤字規模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取決于赤字的彌補方式,即向銀行透支或借款來彌補財政赤字。出現財政赤字意味著財政收進的貨幣滿足不了必需的開支,其中有一種彌補辦法就是向銀行借款。可見,財政向銀行借款會增加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從而增加基礎貨幣,但財政借款是否會引起貨幣供給過度,則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財政有赤字,銀行發票子”這句話來形容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關系,而事實上,赤字與貨幣發行并不一定存在這樣的因果關系,財政赤字對貨幣供給的影響雖可能與赤字規模的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取決于赤字的彌補形式。

2、財政赤字擴大總需求的效應凱恩斯主義所奉行的財政政策是運用政府支出和稅收來調節經濟。在經濟蕭條期,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經濟中存在失業,政府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以實現充分就業。增加政府支出、減少政府稅收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必然出現財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為財政政策中擴大需求的一項手段。財政有赤字,必然擴大總需求,但其擴大總需求的效應有兩種,如前分析,一是財政赤字可以作為新的需求疊加在原總需求水平之上,使總需求擴張;二是通過不同的彌補方式,財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門需求而構成總需求的一部分。它僅僅改變總需求結構,并不直接增加總需求規模。

完全以國債收入彌補的“軟赤字”,只要不超出適度債務規模,其擴張效應一般可被控制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經濟周期的安排,在經濟蕭條階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動,一般不致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對我國的經濟是有現實意義的;第三,財政赤字與發行國債。發行國債是世界各國彌補財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認為是一種最可靠的彌補途徑。但是,債務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來源,會隨著財政赤字的增長而增長。另一方面,債務是要還本付息的,債務的增加也會反過來加大財政赤字。

3、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一般是指財政赤字對私人消費和投資所產生的排擠影響。當政府因支出龐大產生預算赤字時,一般需發行公債向公眾借款。發行公債是國家信用的一種形式。在貨幣市場上,如果私人儲蓄量不變,則政府債券與企業債券等有價證券將共同競爭市場上有限的資金。當公眾出于對國家債券的高度信任而爭購公債,政府在總儲蓄的占有上便處于優勢。政府發債占總儲蓄的比重越大,就會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籌不到資金被擠出貨幣市場,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會排擠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資,從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擴張性作用。但這種結果并不是絕對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擠效應會被政府擴大投資支出所產生的“乘數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擠效應”如果與政府有意進行的經濟結構合理化調整結合起來,則可以改善資源配置,對國民經濟產生有益的影響。

(二)財政支出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為解決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國主要采取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的財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結構和支出規模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變量。筆者也將主要從政府支出結構來看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采用以財政支出項目為自變量的柯其分別表示財政支出結構中某一項目支出增加1%時所引起的產出增加百分數,這樣我們就用產出彈性來描述財政支出的結構效應以及其對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調節作用。我們以《中國統計年鑒》(2006)我國1989—2005年財政支出職能結構分類統計數據為樣本區間。相比較高,而在1996年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最為不利的,稅收負擔相應較輕,實際該年稅收負擔為10.3479%,與其他年份相比較低。經過去除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呈現出更加緊密的關系,并且高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低,低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高,有一定的負相關關系。現在我們轉入,采用排除非稅因素影響后修正的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所得到的回歸效果比較好,調整的R2為0.317,F檢驗值為6.115,各回歸變量的T檢驗值均能通過95%的檢驗,從系數項來看,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3.866,即表明稅收負擔上漲1%,經濟增長率下降3.866%,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0.6,即稅制結構變化1%,經濟增長率變化0.6%,影響系數較小。這樣的結果與理論上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基本相符,我國現行稅制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

從以上數據分析看,在我國現行稅制下,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修正后的稅收負擔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大,這一點與國外的實證研究結果基本相同。從數據看,1994年的稅制改革應該說是1983年稅制改革的延續,1983年是稅制結構和稅收負擔變化的一個轉折點,通過設立所得稅,稅收負擔從1982年的11.25%,猛漲到1983年的18.55%,在隨后近10年時間內,稅收負擔不斷降低,最低時為10.167%,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稅收負擔才得以不斷的提升,到2004年達到18.839%。也就是說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提高了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緩解了稅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從稅制結構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業以利潤形式上繳國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直接類稅收,直接稅占間接稅收入比重僅在10%左右,通過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稅體系,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隨后持續減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稅體系的建立,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來的最低點23.953%,隨后幾年逐漸升高,2004年達到39.0463%。從求解出的結果看,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1994年起越來越有利,非稅環境越來越有利,各項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效逐步體現,反過來說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在不斷減弱,這種情況在1983年稅制改革前也出現過,所以面臨新的經濟環境,稅收作用不斷減弱的情況下,稅制必須進行改革。

三總結

本文在對財政與財政政策進行概念闡述的基礎上,研究分析了財政政策的三種工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其中,在對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進行研究時,分別運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產函數模型、稅收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分析模型來進行定量分析。從分析可以看到,三種工具對經濟增長的促進各有所側重,且影響程度和范圍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和互補性。因此,必須合理運用好各種政策工具,加快財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進一步促進經濟的增長。

參考文獻:

[1]〔美〕坎貝爾等著,朱平芳,劉宏等譯.金融市場計量經濟學[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現代增長理論與政策選擇[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

篇5

關鍵詞:財政政策;經濟增長;探討

一財政與財政政策要研究財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財政。但是,目前學術寫作論文界對于財政的定義還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較多關注的包括再分配論、政府收支論和公共財政論。再分配論認為財政是社會再生產分配環節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財政處于社會再生產的分配環節,而且和同處于分配環節的信貸分配、工資分配、價格分配和企業財務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會產品分配,它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需要,憑借政治權力及財產權力,參與一部分社會產品或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動,包括組織收支活動、調節控制活動和監督管理活動等(劉邦馳,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論認為財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國民生產總值或國民收入來滿足公共需要,進行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動,并通過收支活動調節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以達到優化配置、公平分配、經濟穩定與發展的目標。

公共財政論認為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通過政府的收支活動,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于履行政府職能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蘇明,2001)。應該說,前兩種關于財政的定義各有所側重,前者突出了財政的社會分配和政府職能,后者強調了政府的活動。而公共財政論則簡單明了地指出現代財政的公共性,為建立公共財政奠定了理論基礎。明確了財政概念,就可以對財政政策加以研究。財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財政理論為依據,運用各種財政工具,為達到一定財政目標而采取的財政措施的總和。簡言之,財政政策是體系化了的財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實現財政職能。同時,它也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的指導財政分配活動和處理各種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準則,是客觀存在的財政分配關系在國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也是國家實施財政宏觀調控的過程。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又是國家干預經濟、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的主要手段。財政政策是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而不斷發展的。奴隸制社會和封建制社會由于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制約,國家不可能大規模組織社會經濟生活,奴隸主和地主階級的財政政策主要是為鞏固其統治地位的政治職能服務。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資產階級國家,一般都實行簡政輕稅、預算平衡的財政政策,以利于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財政政策不僅為實現國家政治職能服務,而且成為政府干預和調節社會經濟生活的重要工具。

財政政策按其構成體系可以分為國家預算政策、財政支出政策、稅收政策、國債政策、投資政策、補貼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數據和技術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種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

二三種主要財政政策工具對經濟增長促進效應的分析(一)國家預算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國家預算政策包括財政赤字政策、財政盈余政策和預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種形式,筆者主要討論財政赤字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它對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財政赤字影響貨幣供給財政赤字對經濟的影響和赤字規模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取決于赤字的彌補方式,即向銀行透支或借款來彌補財政赤字。出現財政赤字意味著財政收進的貨幣滿足不了必需的開支,其中有一種彌補辦法就是向銀行借款。可見,財政向銀行借款會增加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從而增加基礎貨幣,但財政借款是否會引起貨幣供給過度,則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財政有赤字,銀行發票子”這句話來形容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關系,而事實上,赤字與貨幣發行并不一定存在這樣的因果關系,財政赤字對貨幣供給的影響雖可能與赤字規模的大小有關,但更主要的還取決于赤字的彌補形式。

2、財政赤字擴大總需求的效應凱恩斯主義所奉行的財政政策是運用政府支出和稅收來調節經濟。在經濟蕭條期,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經濟中存在失業,政府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刺激總需求,以實現充分就業。增加政府支出、減少政府稅收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必然出現財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為財政政策中擴大需求的一項手段。財政有赤字,必然擴大總需求,但其擴大總需求的效應有兩種,如前分析,一是財政赤字可以作為新的需求疊加在原總需求水平之上,使總需求擴張;二是通過不同的彌補方式,財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門需求而構成總需求的一部分。它僅僅改變總需求結構,并不直接增加總需求規模。完全以國債收入彌補的“軟赤字”,只要不超出適度債務規模,其擴張效應一般可被控制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經濟周期的安排,在經濟蕭條階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動,一般不致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這對我國的經濟是有現實意義的;第三,財政赤字與發行國債。發行國債是世界各國彌補財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認為是一種最可靠的彌補途徑。但是,債務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來源,會隨著財政赤字的增長而增長。另一方面,債務是要還本付息的,債務的增加也會反過來加大財政赤字。

3、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財政赤字的排擠效應一般是指財政赤字對私人消費和投資所產生的排擠影響。當政府因支出龐大產生預算赤字時,一般需發行公債向公眾借款。發行公債是國家信用的一種形式。在貨幣市場上,如果私人儲蓄量不變,則政府債券與企業債券等有價證券將共同競爭市場上有限的資金。當公眾出于對國家債券的高度信任而爭購公債,政府在總儲蓄的占有上便處于優勢。政府發債占總儲蓄的比重越大,就會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籌不到資金被擠出貨幣市場,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會排擠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資,從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擴張性作用。但這種結果并不是絕對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擠效應會被政府擴大投資支出所產生的“乘數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擠效應”如果與政府有意進行的經濟結構合理化調整結合起來,則可以改善資源配置,對國民經濟產生有益的影響。

(二)財政支出政策對經濟增長效應的分析為解決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國主要采取擴大政府財政支出的財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結構和支出規模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變量。筆者也將主要從政府支出結構來看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我們采用以財政支出項目為自變量的柯其分別表示財政支出結構中某一項目支出增加1%時所引起的產出增加百分數,這樣我們就用產出彈性來描述財政支出的結構效應以及其對經濟增長質量提高的調節作用。我們以《中國統計年鑒》(2006)我國1989—2005年財政支出職能結構分類統計數據為樣本區間。相比較高,而在1996年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最為不利的,稅收負擔相應較輕,實際該年稅收負擔為10.3479%,與其他年份相比較低。經過去除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呈現出更加緊密的關系,并且高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低,低經濟增長年份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較高,有一定的負相關關系。現在我們轉入,采用排除非稅因素影響后修正的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所得到的回歸效果比較好,調整的R2為0.317,F檢驗值為6.115,各回歸變量的T檢驗值均能通過95%的檢驗,從系數項來看,修正后的稅收負擔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3.866,即表明稅收負擔上漲1%,經濟增長率下降3.866%,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率的彈性系數為0.6,即稅制結構變化1%,經濟增長率變化0.6%,影響系數較小。這樣的結果與理論上稅收負擔和稅制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基本相符,我國現行稅制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

從以上數據分析看,在我國現行稅制下,稅制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修正后的稅收負擔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較大,這一點與國外的實證研究結果基本相同。從數據看,1994年的稅制改革應該說是1983年稅制改革的延續,1983年是稅制結構和稅收負擔變化的一個轉折點,通過設立所得稅,稅收負擔從1982年的11.25%,猛漲到1983年的18.55%,在隨后近10年時間內,稅收負擔不斷降低,最低時為10.167%,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稅收負擔才得以不斷的提升,到2004年達到18.839%。也就是說通過1994年的稅制改革提高了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緩解了稅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從稅制結構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業以利潤形式上繳國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直接類稅收,直接稅占間接稅收入比重僅在10%左右,通過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稅體系,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隨后持續減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稅體系的建立,直接稅收入占間接稅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來的最低點23.953%,隨后幾年逐漸升高,2004年達到39.0463%。從求解出的結果看,非稅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1994年起越來越有利,非稅環境越來越有利,各項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效逐步體現,反過來說稅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在不斷減弱,這種情況在1983年稅制改革前也出現過,所以面臨新的經濟環境,稅收作用不斷減弱的情況下,稅制必須進行改革。

篇6

關鍵詞：欠發達區域；對外貿易；經濟增長；實證分析；甘肅省

中圖分類號：F12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7)05-0025-04

1.引言

從經濟學理論來分析，對外貿易、投資、消費是拉動區域經濟增長的三個重要因素，對外貿易對于一國（或一地區）的經濟增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早期的古典經濟學家就闡述了“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并為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所證實，對于當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仍然具有適應性。外貿不僅可以擴大欠發達區域的總產出和出口，而且可以換回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資本品及中間產品，為欠發達區域實行工業化、改變傳統經濟結構、提高專業化水平、實現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條件。所以，對外貿易與國民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問題也就成為理論研究和實踐發展過程中探討的熱點問題。本文旨在分析對外貿易與甘肅省經濟增長之間的數量關系，試圖測度出對外貿易對甘肅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使我們對甘肅省外貿的現狀有一個真實的認識，并對結果進行分析與討論，進而提出類似區域通過對外貿易促進經濟增長的相關政策建議。

2.計量模型及回歸分析

在進行傳統的回歸分析時,要求所選用的時間序列數據必須是平穩的,以避免由于“變化趨勢”存在而導致的“偽回歸問題”。但大多數情況下,時間序列數據都是非平穩的,不滿足傳統回歸分析中對數據平穩性的假定。計量分析時,首先要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本文采用甘肅省1978年~2005年的海關及外匯管理統計資料，通過對進出口總額、進口總額、出口總額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分析，以計量角度具體分析對外貿易對甘肅經濟增長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由于本文僅僅分析進出口與經濟增長的相關分析，假定其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變或影響是穩定的，由此可以用一元線性回歸模型來討論。用Y表示GDP，Z表示進出口總額，IM表示進口額，EX表示出口額，α為常數項，β為系數，е為誤差項，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模型，利用相關數據，運用OLS方法，借助SPSS軟件進行估計，結果如下：

從相關系數來看，GDP與進出口總額、進口額、出口額都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其中，進出口總額、進口額、出口額與GDP的相關性分別達到了0.935、0.881和0.950。

模型擬合值R2=0.875，F檢驗值：F=174.42＞F0.01=7.72

說明模型總體線性擬和程度較好，R的平方為0.875,證明自變量對經濟增長具有很高的解釋能力，且通過了T檢驗和F檢驗，這一回歸方程表示，甘肅省進出口總額每增加1億元，可以增加11.747億元的GDP。

說明模型總體線性擬和程度較好，R的平方為0.777,證明自變量對經濟增長具有很高的解釋能力，且通過了T檢驗和F檢驗，這一回歸方程表示，甘肅省每進口1億元，可以增加27.124億元的GDP。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的經濟分為出口部門和非出口部門，用公式表示為Y=D+EX，D表示為非出口部門，其中Y本身包含了EX部分，所以在具體分析出口總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時，采用非出口部門和出口總額的數據。

說明模型總體線性擬和程度較好，R的平方為0.900,證明自變量對經濟增長具有很高的解釋能力，且通過了T檢驗和F檢驗，這一回歸方程表示，甘肅省每出口1億元，可以增加18.704億元的GDP。

為具體測度甘肅省GDP經濟增長的出口彈性和進口彈性，建立兩個對數模型，并用同樣的方法進行估計，以下是估計的結果：

說明模型總體線性擬和程度好，R的平方為0.929,證明自變量對經濟增長具有很高的解釋能力，且通過了T檢驗和F檢驗，出口每增加一個單位，GDP增加0.633個單位。

系數標準差T檢驗值顯著性水平(Constant)5.2930.07273.303.000IM0.5040.03415.023.000

說明模型總體線性擬和程度好，R的平方為0.911,證明自變量對經濟增長具有很高的解釋能力，且通過了T檢驗和F檢驗，進口每增加一個單位，GDP增加0.504個單位。

3.對模型結果和討論

3.1 結果的解釋

通過對以上模型的分析，可以對甘肅省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有更具體的了解，其中進出口總額、進口額和出口額對GDP的邊際產量達到了11.747、27.124、18.704單位，遠遠高于全國的1.520、2.944和3.119單位，甚至高出出口大省廣東省對外貿易對GDP的邊際產量6.585、14.911和11.629單位，由此可以從量化的角度判斷：擴大對外貿易對甘肅省的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具體分析進口額和出口額對GDP的邊際產出，可以看出進口對GDP的增長明顯高于出口的影響，高出8.42個單位。從模型4、5中得出甘肅省GDP的出口彈性和進口彈性分別為0.633和0.504，低于單位彈性，主要是因為甘肅省進出口商品以初級產品為主，在對外貿易中占據了絕對的比重，長期保持在80%以上，且主要集中在礦產品、化工產品以及金屬制品三項，占對外貿易總額的76.8%，而我國對外貿易中初級產品在進出口總額所占比重只有不足20%。由于初級產品生產中技術落后，生產率提高緩慢，同時發達國家對初級產品需求彈性低，加之替代品的開發和貿易保護主義障礙，使初級產品在對外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總體上分析，雖然甘肅省對外貿易在改革開放后快速發展，但是主要集中在初級產品，且外貿進出口總額偏小，其對GDP總量增長的貢獻偏低。

通過對對外貿易各個因素的絕對數量與相對數量的回歸分析，從這些結果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對外貿易對甘肅省的GDP增長有較強的促進和拉動作用，同時進口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要明顯高于出口。在對外貿易中，進口與出口是兩個同樣重要的部分，進口對甘肅經濟增長所具有的拉動作用，甚至還超過了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這也從實證的角度對甘肅省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強調的進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觀點有了重新認識。結合甘肅省的實際情況，我們認為主要原因是:

(l)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關系，盡管各自的增長是非平穩的，但是從長期來看，它們之間卻構成長期的均衡關系。雖然出口能帶來GDP的提高，但因為現階段，甘肅省的制成品出口主要集中于一些低層次產品，在制成品出口方面甘肅省并不存在比較優勢，這樣出口的進一步擴大便不能對經濟增長產生強有力的促進作用。由于進口國內稀缺的先進設備和產品零部件可以與本省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相結合，充分利用省內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也可以增加投資和居民消費，所以對經濟的快速增長有明顯促進作用。

(2)通過進口，可以加劇競爭，促進省內相關企業進行產品更新，技術升級和提高生產效率，盡管增加進口可能在短時間內對國內企業造成一定沖擊，但競爭可以帶來高效率和整體競爭力的提升，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在強調出口的同時，必須考慮進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結果顯示，進口對經濟增長也起著十分重要的拉動作用。

(3)進口促進經濟增長主要是因為，從長期角度分析，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要素供給的增加和技術生產率的提高。進口中往往包括大量先進的設備和先進技術，會促使科技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從而促進GDP的增長。因為這需要一個過程，所以進口對經濟增長發揮作用的時滯性也就能理解了。也就是說，通過進口，可以引進國外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科學的管理思想和經驗，從而，減少甘肅省的資源浪費，提高企業生產效率，促進甘肅省經濟的快速發展。

3.2 模型的不足與討論

（1）對甘肅省進出口進行簡單的線性回歸分析的方法并不完美,這是因為進、出口和GDP這三個變量均為非平穩序列,對非平穩序列進行線性回歸本身在計量方法上就可能存在偽回歸的問題,從而導致回歸模型回歸的結果其解釋意義需進一步完善。

（2）相關關系并非因果關系,甘肅省進出口與經濟增長的正相關關系,有可能是因為進出口擴張促進了經濟增長,也有可能是因為經濟增長推動了進出口的增加，也有可能是伴隨開放政策的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支持導致了經濟增長。因此,本文以進、出口和GDP總量回歸分析為主要手段的實證研究也需要進一步完善。如果要從實證的角度解決甘肅省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這一難題,必須對進出口、GDP進行進一步的分解,如GDP增長的哪一部分是進、出口所致,哪一部分是國內自身因素所致,而這在統計資料和技術分析方面還有一定的難度。

4.政策含義與對策建議

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理論在西方經濟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較為經典的理論是“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發動機學說”和“對外貿易乘數理論”。許多西方經濟學家都認為，對外貿易不僅能夠使世界資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從而使貿易各方都能夠直接受益，還會對經濟增長產生直接和間接的影響。因此，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將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作為國民經濟增長的發展戰略。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趨勢的不斷深入，對外貿易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大。前發達區域的經濟仍在騰飛,兌現入世承諾之后市場化和自由化程度會不斷的提高,宏觀環境對欠發達區域對外貿易發展的推動作用將會是全面和深遠的,而其效應目前尚未完全體現。因此，欠發達區域的對外貿易仍然能夠以較高的速度發展,規模和質量及其貿易結構也存在廣闊的提升和優化空間,對經濟的貢獻作用將會更加明顯。通過對甘肅省外貿與經濟增長影響因素的理論和實證分析，考慮到甘肅省長期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我們對甘肅省經濟增長與發展對外貿易的關系提出以下思路和建議。

4.1 大力發展對外貿易

根據本文的計量模型分析，甘肅省經濟的快速增長導致了進出口貿易的增長，這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甘肅省作為一個欠發達的內陸省份,其經濟的發展對對外貿易的發展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境內巨大的需求市場,是拉動甘肅省經濟增長的基本原因之一,進而甘肅省經濟的增長又拉動了省內進出口貿易的增加。對外貿易對甘肅省經濟增長的邊際產量比較高，擴大進出口對于提高甘肅省GDP的增長具有明顯的正相關。由于甘肅省的對外貿易額偏低，外貿依存度不足10%，與全國60%―70%的水平還有明顯差距。說明對外貿易還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增加進出口將是加快甘肅省經濟增長的重要環節。甘肅省要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在實施出口導向貿易戰略時,應著重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及附加值,刺激技術進步,并充分發揮外貿出口的乘數效應,拉動國民經濟增長,但同時也應更多地關注省內其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4.2 優化產品結構

盡管外貿的規模對甘肅省經濟的增長具有很大的推動作用,但是我們在重視規模的同時也要重視質量。甘肅省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外貿結構失衡,效益低下，出口產品的結構比較落后,大多是附加值低的產品,而且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而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品所占比重寥寥無幾；甘肅省進出口產品結構不合理，偏重于初級產品，屬于技術落后、簡單加工的傳統模式，世界市場需求旺盛的產品甘肅省難以提供,大量的過剩產品需要壓低價格才能出口換匯，外貿仍處于粗放式數量增長型發展，工業制成品比重偏低，機器、機械、電子產品等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所占份額低，在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加之多年對礦產品的過度開發和低效利用，大量資源已瀕臨枯竭，進一步削弱了甘肅省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改善甘肅出口結構是當務之急,了解市場的需求并順應需求,是提高甘肅外貿質量,增強其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的必經之路。因此，優化產業結構，擴大工業制成品的比重，將是改變甘肅省對外貿易額偏低、對GDP增長拉動作用較小現狀的關鍵環節。

4.3 培育新的貿易增長點

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民營企業是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對擴大對外貿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發展的快慢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實力的標志。雖然甘肅省的民營企業改革開放后有了明顯的發展，特別是近幾年更是快速發展，從2000年占對外貿易總額1.9%上升到2005年的16.75%，平均增長72.26%，但是國有企業仍在對外貿易中占有70%以上的份額，這一比例與沿海發達地區截然相反。所以甘肅省對外貿易的新增長點，將是發展更具有活力的民營經濟，使其成為擴大我省對外貿易額的突破口。具體講，凡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能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的項目,非公有制經濟均可參與;并且在企業登記、規范標準、市場準入、部門服務等方面實行主體政策;凡是對外資開放、允許外資經營的領域,都要向非國有企業開放;在各項經濟政策的制定上要一視同仁,不應限制民營企業發展的領域,允許民營經濟向社會融資,建立正常合法的投融資機制,積極引導民間閑置資金轉向生產領域,這將有利于甘肅省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同時,鑒于目前甘肅省民營經濟的困境,政府應積極建立相關法律法規打破特許經營、開放經營權,打破行業壟斷,讓有能力的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進入壟斷行業,強化競爭機制。

4.4 調整現行的貿易政策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采取種種方式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比較典型的有技術壁壘、環境壁壘等。針對我國的壯大,發達國家把反傾銷矛頭紛紛指向了我國,我國受到的反傾銷調查數量在世界上是最多的。從宏觀角度講，面對著世界范圍內的貿易保護,我國應當要建立健全法規,提高進出口企業的自我保護能力,加強行業、政府以及企業的協同配合。我國的對外貿易政策以發展機電、紡織行業為主要方向，并且強調了積極發展知識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特別是在出口退稅政策中，對大型成套設備和大宗機電產品退稅率高達15%，甚至達到17%；而對以6%征收增值稅的農產品和煤炭，退稅率為3%，僅退回了一半的增值稅。從出口退稅的標準來看，我國對出口產品有明顯的產業結構偏向，主要以鼓勵出口機電和其他非初級產品為主，這項政策雖然符合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趨勢。但是，從另一角度來看，甘肅省則處于明顯的不利地位，初級產品獲得的優惠少于制成品，通過退稅渠道得不到中央財政的更多政策支持。因此，積極改善當前不利的貿易政策，對于主要依靠初級產品的貿易省份，將起到關鍵的作用。具體而言，需要國家改善其出口環境,打通外貿渠道,讓甘肅省具有特色的資源輸出到世界各地。另外，甘肅省可以加強與其他省區的合作,利用東部省區豐富的外貿經驗和成熟的市場網絡,借助區域合作優勢為甘肅省提供有償服務,加快甘肅省對外開放的步伐,從而實現雙贏的結果。

4.5 實施多元化出口戰略

目前，甘肅省的出口產品過于單一，市場份額低，競爭力弱，還未形成多元化的出口市場，難于規避國際貿易市場不斷變化對甘肅省出口的影響，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曾對甘肅省出口造成十分嚴重的影響。因此，應優化甘肅省產品出口結構，擴大高新技術產品和機電產品的出口，促進甘肅省貿易健康發展。一方面，根據資源優勢和地方產業特點,建立和發展出口商品基地；另一方面，延長產業鏈,對原料性生產要多次增值,綜合利用,在做到保持和穩定初級產品出口規模的同時,向高附加值的工業制成品轉化,提高出口商品的質量和檔次；繼續加強對出口重點地區、重點產業和重點企業的扶持,努力培育、壯大以出口為導向的優勢產業和龍頭企業。另外，甘肅省應不斷健全市場網絡,擇優開發甘肅省的特色名優出口產品；把優化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結合起來,根據甘肅省產業政策引導外商投向國家鼓勵類項目,擴大特色產業的引資力度,促進新型產業和支柱產業的發展,促進出口商品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做好鼓勵投資的各項優惠政策的實施工作,使優惠政策能夠讓外商看得見、摸得著,保證外資能進得來、站得住、發展快,從而有效地提高甘肅省的外資依存度和對外開放度,彌補資金的不足以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4.6 充分發揮對外貿易的技術外溢效應

新經濟增長理論認為，發展對外貿易，引進國際投資，通過“技術外溢”、“學習效應”，可以使區域經濟的技術水平、組織效率不斷提高，從而提高綜合要素生產率。綜合要素生產率的高低反映了區域經濟增長集約化程度，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通過進口，甘肅省引進了大量的先進技術和設備，不僅填補了省內許多產品技術空白，使許多行業的大批產品更新換代，而且帶動了相關產業的技術進步，使很多配套企業的產品參與國際競爭，起到技術示范效應與擴散效應，提高了甘肅省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率;在出口過程中，我們通過“干中學”，模仿和改造國外先進技術，使產品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使產品更能適合市場的需求，產品質量大大提高，競爭力不斷加強。

參考文獻：

[1]李長風.計量經濟學[M].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6，5.

[2]趙嬌.外貿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分析[J].經濟問題探索,2003(7).

[3]楊圣明.中國對外經貿理論前沿[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10.

[4]J.M.伍德里奇.計量經濟學導論――現代觀點[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7]李榮林，張巖貴.我國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轉型的理論與實證研究[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

［作者簡介］李泉(1976-)，理學碩士，經濟學博士，蘭州大學經濟學院講師，主要從事區域經濟問題研究。

李高源（1980-），經濟學學士，中國人民銀行蘭州市中心支行外匯管理處，主要從事區域貿易問題研究。

篇7

關鍵詞：經濟增長；政府消費；居民消費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4年10月8日

經濟增長是反映一國或地區發展和進步的重要指標，而消費在經濟發展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應充分發揮消費需求的拉動作用，擴大消費需求，提高消費層次和質量，促進消費結構的優化、升級，形成消費熱點和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經濟增長，從而形成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良性循環，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

一、相關文獻回顧

國外關于需求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的研究有很多。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消費經濟理論研究方面，馬歇爾主要從需求與價格方面進行研究，反映了此后西方消費經濟學發展的數量傾向。Clom（1962）認為需求的變化會對供給產生顯著的影響，Solow（1962）認為要關注有效需求對產出的影響。Blanchard和Quah（1989）通過設定統計模型，假定需求沖擊對總產出的影響是短期的，供給沖擊對總產出的影響是長期的，把總產出分解為被供給解釋的長期波動和被需求解釋的短期波動。Walker和Vatter（1999）通過對美國二戰后經濟發展史的經驗分析，認為忽略需求因素的正統經濟增長理論無法解釋美國自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后的生產力大幅度下降的問題，需求的影響在生產函數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Keating和Nye（1999）根據對七國集團數據的經驗分析發現，二戰之后需求沖擊對產出變動的解釋力比二戰之前更高，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二戰之后的價格調整比二戰之前更緩。這為從總需求的角度研究我國經濟波動提供了一種思路。

國內學者對消費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的研究也正方興未艾，通常有關于消費、投資和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論著都側重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的探討。

尹世杰（2004）分析了我國當前需求不旺的原因，并提出了提高最終消費率、提高居民收入和改善消費環境等措施來擴大消費需求，要優化產業結構、培育消費熱點和完善社會保障機制來促進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良性循環。鄧彥、吳培（2006）通過實證分析，論證了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并從實證中得出結論：消費對經濟拉動作用最大，投資的拉動作用減弱，出口的拉動作用波動很大。許永兵（2006）通過建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線性回歸模型，得出結論是消費需求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投資的增長必須有消費需求的支撐，即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必須保持合理的比例，否則長期經濟增長就不能實現。同時，作者認為消費需求在經濟波動中具有穩定作用，消費需求的穩定性是經濟周期波動的重要制約因素。闕澄宇、馬斌（2010）運用1978～2008年的經濟數據，實證研究我國城鎮、農村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短期內農村居民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明顯，長期內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城鎮居民消費和農村居民消費都是經濟增長的強Granger原因，農村居民消費的沖擊會影響城鎮居民消費，間接地對經濟增長的波動產生較大影響。黃賾琳、傅冬綿（2012）利用1978年以來相關經濟數據，對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的相互影響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發現，現階段我國居民消費的暫時性增加對未來的經濟增長可能產生抑制作用；政府支出對居民消費和經濟增長具有滯后效應，但其影響是正向的；CPI的持續上升不僅不利于居民消費增長，對宏觀經濟的持續增長也會產生抑制作用；從長遠來看，保持物價穩定、建立新的消費熱點則是擴大內需和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

二、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作用理論分析

消費需求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從宏觀的角度看，在相對過剩經濟成為經濟運行常規狀態的條件下，消費需求相應地成為經濟增長的最主要約束條件，如果消費需求規模大，經濟增長的市場容量約束就弱，實際供給就越有可能接近潛在供給。反之，消費需求規模小，經濟增長的市場容量約束力就越強，實際供給就越有可能小于潛在供給。當實際供給逐步接近潛在供給時，經濟就會呈現出自主性增長的特征，表現為消費拉動投資，此時利潤增加以致消費增加，從而拉動投資再增加，如此循環不斷，伴隨著消費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經濟出現穩定自主性地增長。因此，在需求約束狀態下，消費需求毫無疑問成為經濟自主性增長的根本動力，消費需求的不足將直接影響經濟自主增長機制的形成，經濟增長如果過多地依賴政府投資支出，就會缺乏內在的驅動力。從微觀層面來看，廠商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前提是它所生產的產品能被市場所接受，如果有消費者來購買，就是說明它所生產的產品能夠以自己滿意的價格被購買。只要商品市場上存在著消費需求，甚至只要存在潛在消費，企業就會進行投資和生產，因為企業知道這會給它帶來效益。可見，消費對生產、投資具有明顯的引導作用。

持久經濟增長的關鍵在于消費需求的增長。首先，消費的增長直接擴大消費性需求，從而推動消費性供給增長，而消費性供給的增長又會擴大生產性需求，從而推動生產性供給增長。這樣，消費品市場和生產資料市場就會共同達到繁榮。其次，消費增長還會帶動投資的增長，因為無論消費性供給的增加還是生產性供給的增加，都必須借助投資的增長來實現。鑒于投資具有加速經濟發展的作用，又考慮到市場繁榮意味著供給和需求大體相適應，以及生產資料和消費品生產的協調發展，因而消費通過投資增長以保證經濟以較高的速度發展，而且此種發展具有持久的性質，而不是一時性。從根本上說，投資是為消費服務的，沒有消費的增長，投資就不可能無限制地循環下去。雖然增加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投資有一定作用，但從社會再生產的角度看，只有消費需求才是經濟增長的真正持久的拉動力量。從一定意義上說，投資需求是消費需求的派生，其自身不可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持久拉動力量。沒有消費需求支撐的高投資是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的。

三、消費拉動經濟增長作用實證分析

（一）變量的選取和數據說明。本文在選取宏觀經濟變量指標時，在參考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結論和我國實際情況的基礎上，綜合考慮了以下因素的影響。首先，所選取的變量是得到市場和大家普遍認可的；其次，數據的可獲得性。為了較為客觀全面地分析我國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本文選取GDP作為經濟增長變量，選取最終消費作為消費變量。

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4～2013年，這些數據均是以當年價格記錄，數據分析過程中需要對數據進行不變價縮減處理，其中GDP用GDP縮減指數縮減，最終消費用零售商品價格指數縮減，其中GDP平減指數根據年鑒上數據計算整理而得。處理后的時間序列分別記為GDPt和COMt，其中GDPt代表經濟增長，COMt代表最終消費。為了減少數據波動性，對序列求對數，分別記為LGDPt和LCOMt。

（二）單位根檢驗。為了保證時間序列的平穩性，利用Eviews7.0軟件，采用ADF檢驗法對序列做單位根檢驗，如表1所示。（表1）

檢驗發現四個變量均是非平穩時間序列，經過一階差分，四個序列均已平穩，說明四個序列均是一階單整序列。

（三）協整檢驗。可對變量建立線性回歸模型，以反映LCOMt對LGDPt長期的均衡關系，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建立模型如下：

LGDPt=？茁0+？茁1LCOMt+？著

采用Eviews7.0軟件操作，可得如下回歸模型：

LGDPt=1.536+0.358LCOMt

t （5.6121） （4.2484）

adj R2=0.9959 DW=0.6564

在回歸方程中，調整的判定系數達到0.9959，即模型的擬合優度達到0.9959，模型對被解釋變量的解釋程度很高，變量可以很好地反映被解釋變量變動的原因，經濟增長可以歸結為由該方程的變量的增長引起的。模型中的解釋變量的t檢驗值大于2，表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說明解釋變量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顯著的。變量的符號為正的，表明變量對經濟增長是正向拉動作用，這符合經濟解釋。模型的變量采用的是對數序列，反映的是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彈性的概念。具體從變量的系數可以看出，在樣本期內，消費變量LCOMt的系數為0.358，這說明COMt對GDPt的彈性是0.358，也就是說最終消費增長1%會引起GDP增長0.358%，這說明最終消費對GDP的作用達到35.8%。模型的分析結果可以證明，長期來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很大。

四、對策建議

（一）優化產業結構，培養新的消費熱點。優化產業結構除了發展信息等高科技產業外，還要發展休閑娛樂、文化教育、交通通訊等產業，以及社區服務、醫療保健服務等產業。新產業不斷發展了，形成新的消費熱點和新的經濟增長點，反轉來又會促進經濟的發展。這樣就會促進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良性循環。作為新一輪的消費熱點，住、行產業的發展將是立足點。在未來一段時期內，住房和汽車產業的發展應將成為重點產業，優先發展建筑和汽車制造業，并由此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健康快速發展。

（二）增強鼓勵消費的政策力度。要把擴大內需的重點從投資轉向消費，將巨大的消費需求潛力轉化為現實購買力，就必須調整消費政策，轉變管理觀念。一是及時清理并取消限制消費的各種政策和行為，加大消費政策的調整力度，鼓勵發展新的消費熱點和消費方式，大力促進消費結構的升級。如鼓勵個人汽車消費的政策，積極培育住房二級市場，降低居民購車、買房的門檻等等；二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發展社會公共事業，增強居民的安全感，改善居民的支出預期；三是促進低收入群體的收入穩定增長，特別是加大對農民減負增收的支持力度；四是繼續整頓市場經濟秩序，改善消費環境，增強消費信心。

（三）盡快建立和規范信用體系，推動消費信貸的全面普及。消費信貸長期落后生產信貸所造成的生產能力過剩，刺激消費的重要途徑是發展消費信貸，尤其是發展對相關產業能起到較大帶動作用的消費熱點的信貸消費。把居民的自我積累型滯后消費轉化為有信用支持的適度超前消費，充分發揮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居民消費要達到全面升級，還應借助消費信貸的快速發展，因此規范和建立信用體系，才能促進儲蓄轉化為消費，使居民消費快速升級。特別針對居民不熟悉貸款程序等問題，大力發展代辦貸款機構，促進居民儲蓄向消費轉化，有效縮短居民消費升級的時間。

主要參考文獻：

[1]尹世杰.消費需求與經濟增長[J].消費經濟，2004.5.

[2]鄧彥，吳培.“三駕馬車”拉動經濟作用實證分析[J].經濟金融觀察，2006.4.

篇8

關鍵詞：政府投資；民間投資；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224；F830.59

一、引言

2010年以來，在世界經濟深度調整，國內結構調整不斷深化的背景下，北京市經濟也從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進行轉變。從最能體現經濟運行的GDP指標看，三季度增長率下滑至7.7%，比一季度下降0.2個百分點，接近政府調控底線；并且內生動力不足，從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看，投資增速雖然在下半年企穩，但總體呈下降趨勢（2～9月，同比增長10.2%、12.1%、9.2%、7.3%、7.4%、7.8%、7.8%、8.2%）；消費增長雖然在下半年止跌趨穩，但相比去年，增幅下降明顯（3～9月，同比增長7.8%、11.9%、5.6%、7.4%、9.7%、7.1%、8.0%，比去年同期平均水平下降2.4個百分點）；出口增速呈重心下移的態勢（2～9月，出口同比增長11.90%、1.40%、9.90%、9.88%、2.90%、6.39%、7.50%、5.77%）。在此情況下，為確保社會穩定，需要出臺一系列政策實現穩增長。從北京市經濟特點看，消費對GDP貢獻率最大，平均超過70%，但其主體是市民，刺激政策見效慢，作用不顯著，投資就成為見效最快的手段。但當前我們面臨嚴重的產能過剩，投資政策的制定就成為重中之重。本文從經濟增長模型入手，考慮技術進步的因素，優化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利用歷年統計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研究，得到北京經濟增長的基本模型，并提出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國外對于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比較少，主要集中在某一特定領域或行業，并且研究成果也不盡相同。如阿肖爾 （Aschauer；1994）以西方7國的數據為基礎，認為政府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大于民間投資[1]；Khan等學者 （1990）以24個發展中國家為樣本，發現民間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直接拉動作用大于政府投資[2]；Fisher和Turnovsky（1998）發現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入效應，能促進經濟的增長[3]； Nader和Migue（1997）通過研究墨西哥的歷史投資數據，發現私人投資和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都有正向的促進作用，但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具有擠出效應[4]。

國內對此的研究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通過定性的方法，從民間投資的特點出發，定性分析促使經濟增長的作用，并提出政策建議，如田劍英 （2002）[5]、孟耀（2004）[6]、丁松林（2003）[7]等。二是利用歷史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得到政府投資、民間投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模型，如梁毅華（2011）[8]、郭衛東（2011）[9]、陳真玲（2010）[10]、韓學廣（2012）[11]等。三是建立經濟增長模型，利用歷史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相關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如鈔小靜（2008）[12]、方俊智（2011）[13]等。

從結果看，鈔小靜 （2008）等學者認為，長期來看，政府投資對經濟增長起負作用，民間投資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短期來看，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都具有促進作用。陳真玲（2010）等學者認為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都將促進經濟增長，但政府投資的效果小于民間投資。陳獻（2009）[14]、曹建海（2006）[15]等認為政府投資的效果大于民間投資。

三、模型的建立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人口和資本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基本模型為：

其中Y為經濟增長，Q為索洛余值，用以解釋技術進步的作用，L為人口，I為資本。

但隨著研究的深入，發現該理論一方面將技術進步看作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術進步是外生變量而排除在外，存在缺陷。20世紀80年代后，新增長理論逐漸發展，將不同因素從索洛余值中分離出來，并將其內生進經濟增長模型，其中一部分學者強調發展研究是經濟刺激的產物，也就是意識的發展研究所取得的知識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將其引入經濟增長模型，基本模型為：

其中Y為經濟增長，L為人口，I為資本，A為發展研究。

考慮到投資分為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則模型變形為：

其中Y為經濟增長，L為人口，Ig為政府資本，Is為社會資本，A為發展研究。

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是經濟學中使用最廣泛的生產函數，被用來描述投入和產出的關系。本文假定政府資本、民間資本、人口和發展研究的生產函數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函數要求，表現形式為：

其中Yt為第t年的GDP， At為第t年的發展研究， Igt為第t年的政府投資，Ist為第t年的社會投資，Lt為第t年投入的勞動力， εt為第t年的隨機誤差項， Ct、τ、α、β、γ為待估參數，用以衡量發展研究、政府資本、社會資本和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作用。

對公式（1）兩邊取自然對數，即可得到經濟增長與發展研究、政府資本、民間資本、人口等因素的優化模型：

四、數據分析

（一）數據選取與處理

本部分分以下幾個方面。

1.原始數據選擇（見表1）

現有北京市統計年鑒中，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按注冊類型劃分為國有、集體、股份制、港澳臺商、外商、私營個體經濟、其他經濟共7類，沒有按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進行劃分。各學者通常用相關數據進行替代，主要有以下幾種方法：

（1）郭衛東（2011）、鈔小靜（2008）等用國有投資代替政府投資，其余集體、股份制等6類非國有投資代替民間投資；

（2）郭棟（2004）[16]等學者用國有投資代替政府投資，集體、私營個體、股份制投資代替民間投資，其余定義為外商投資；

（3）部分學者用國有投資和國有控股的混合經濟代替政府投資，集體、私營個體、非國有控股經濟、外商、港澳臺商及其控股經濟代替外商投資。

考慮到北京市為配合國務院的新36條，出臺 《引進社會資本推動市政基礎設施領域建設試點項目實施方案》，其本質針對的是社會資本，所以本文接受第一種劃分方法，即用國有投資代替政府投資，其余集體、股份制等6類非國有投資代替民間投資。

技術進步難以用統計數據直接反映，有的學者利用科研投入數據反映發展研究，有的利用專利審批量或申請量反映，鑒于北京市統計年鑒中缺少該兩項的長期歷史數據，本文采用受高等教育的人數近似代替。

2.數據處理

在統計年鑒中，可得到GDP、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就業人口和受教育人數，其中GDP、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為按當年實際價格計算的數值，考慮到價格因素，為增加可比性，需要處理。其中GDP數值按GDP平減指數折算為以1981年為基數的時間序列；由于固定資產價格指數從1990年開始編制，1990年以前指數借鑒商品零售價格指數[17]，據此，將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折算為以1981年為基數的時間序列。

3.資本存量的處理

（1）基本公式

柯布-道格拉斯函數中投入因素為資本，而統計年鑒中為投資，無法直接利用，需要將投資額度轉化為各年資本存量。目前測算物質資本存量最常用的方法是永續盤存法，基本公式為：

其中， Kt為第t年的資本存量， Kt-1為第t-1年的資本存量， It為t年的投資量， δt為資本折舊率。

（2）資本折舊率的確定

目前不同研究者采用了不同的折舊率，本文接受馬栓友（2003）[18]等人的研究成果，設定綜合折舊率為5%。

（3）基年資本存量的估算

根據國際常用方法，利用以下公式計算基年資本存量：

其中， I0為基年投資，α為樣本期投資平均增長率，δ為平均折舊率。

由此計算得到基年政府資本和民間資本存量為：

（4）最終數據

最終的數據，如表2所示。

（二）模型檢驗

本部分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ADF單位根檢驗

進行回歸分析時，所采用的時間序列必須是平穩的，否則有可能出現偽回歸現象，影響分析結果。本文采用單位根檢驗，判斷各時間序列是否為平穩序列。檢驗時，為便于得到平穩序列和消除異方差問題，分別對各個數據取自然對數，同時以AIC或SC最小為原則確定滯后階數。利用Eview5.0軟件進行計算，得到結果如表3所示。

從結果可以看出，各時間序列的水平值均大于臨界值，不能拒絕有單位根的假設，序列不平穩；一階差分均小于10%的臨界值，拒絕了有單位根的假設，序列平穩，因此他們均是一階平穩數據I（1）。

2.協整檢驗

根據協整原理，進行檢驗的序列，單整階數必須相同，經檢驗證明選取的5個時間序列數據均為一階平穩，可以進行協整分析。本文采用Johansen多變量系統極大似然估計法進行協整檢驗，其中滯后階數按AIC和SC準則確定。檢驗結果見表4。

從檢驗結果看，在5%的檢驗水平上，跡統計或最大特征根的統計量均存在小于臨界值的情況，說明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即他們之間通過某種線性組合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線性組合為：

InGDP=0.0449+0.1644InGOV+0.4044InPOPU+0.4223InSOC+0.1416InEDU

為驗證協整關系是否正確，將線性組合改寫為：

θ=InGDP-0.0449-0.1644InGOV-0.4044InPOPU-0.4223InSOC-0.1416InEDU

對該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見表5），發現其水平數據為平穩序列，驗證協整關系是正確的。

因此，長期來看，lnGDP、lnGOV、lnPOPU、lnSOC和lnEDU間具有長期的均衡關系：

InGDP=0.0449+0.1644InGOV+0.4044InPOPU+0.4223InSOC+0.1416InEDU

3.驗證結果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北京市的歷史數據分析表明，政府資本與民間資本對經濟增長都具有促進作用，但政府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果要小于民間資本。

第二，由于資本與投資具有簡單的線性關系，可認為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對經濟的作用與政府資本和民間資本作用一致。

第三，除資本外，發展研究對經濟也具有拉動作用。

五、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分析，對當前形勢下北京市投資政策建議如下：

第一，充分肯定政府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政府投資是拉動經濟最直接、見效最快的手段，可以避免經濟大幅波動，確保充分就業，是保障市場經濟體系正常運行的基礎，同時也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具有導向作用。因此，在當前面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不能談政府投資就色變，應充分肯定政府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第二，選擇政府投資最適合的方向。政府投資應避免在現有經濟結構上簡單的增加產能，加劇當前的過剩程度，應該充分發揮“四兩撥千金”和“筑巢引鳳”的作用。一是加強交通、電信、環保等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城市文明和生態文明水平，為民間投資提供良好的環境，降低投資和運營成本；二是強化重點功能區建設，提升承載水平，為“功能特色化、產業集群化”方向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提供條件；三是完善醫院、學校、養老等民生設施，讓城市建設和社會發展更契合百姓生活；四是以政府投資為主建立各種建設基金，廣泛吸引民間投資投入城市建設，起到四兩撥千金的作用。

第三，深刻認識民間投資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從分析看出，民間投資不但對經濟發展起直接推動作用，效果強于政府投資，而且根據相關研究，民營經濟的勞動生產率、資本回報率、吸納就業數指標均高于國有經濟，具有較高的經濟效率和抗沖擊能力，能有效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利于改變原先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并且與國有投資相互配合，形成多元主體和適度競爭的格局，保障公共產品供給。因此，應從經濟社會發展的全局高度，充分認識民間投資的重要作用。

第四，創造條件擴大民間投資作用。利用一系列政策組合，解決民間投資“有錢難投”和“有錢不敢投”的問題。一是在國務院新36條基礎上，制定鼓勵和吸引民間投資的相關政策措施，將其固化為現有投資體制的有機組成部分，提高民間投資意愿與信心；二是實施廣泛的行業準入，促進民間投資進入電信、鐵路等壟斷行業和基礎產業，創造投資機會；三是制度創新，推動金融體系改革，擴大融資渠道，同時制定貸款擔保、貼息、貸款優惠等政策，解決民間投資融資難問題；四是不斷完善基礎設施水平，降低民間投資成本，同時靈活運用財政補貼、貸款貼息等方式，提高民間投資盈利水平。

第五，努力提高發展研究水平。從實證分析看，發展研究同樣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并且是改變經濟增長質量、實現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和手段。建議：一是增加科研投入，改變長期以來科研投入占GDP比重過低的局面；二是加強監管，提高科研投入的使用效率，避免虛支冒領、經費多用于會議差旅、設備重復購置等現象；三是加強政策引導，促進產學研銜接，加快科研向生產力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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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保險業發展 經濟貢獻 文獻綜述

一、引言

伴隨著迅猛發展的國民經濟，我國的保險業自1980年恢復經營以來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截至2012年底，我國的原保險保費收入已經達到1.54879萬億元。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為保險業提供了充足的資金基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增加了對保險的需求，進一步促進了保險業的發展。

我國保險業的市場化不斷加深，對外開放程度越來越高，競爭愈發激烈。市場化的加深意味著保險業的經濟影響將更加明顯，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將更加復雜。

二、保險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分析

（一）保險業發展與經濟增長相互影響的理論分析

保險業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可以分為自身活動的直接影響和通過其他行業的間接作用兩部分。保險業對宏觀經濟的間接影響主要是通過其作為風險分散和損失補償服務的提供者而發揮作用的，比如保險業對大額但幾率很小的風險進行承保，有利于其他行業的技術創新（黃英君等，2012）。

其直接影響則是通過科學地管理風險和轉化儲蓄增加國民經濟中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看，貨幣需求分為交易性需求、謹慎性需求和投機性需求，保險業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現為增加消費者/投資者的信心，改變他們的預期，減少謹慎性的儲蓄，擴大消費性和投資性需求，拉動經濟增長。保險業也為資本市場提供長期資金，進而擴大并深化資本市場的作用（中國保險業發展報告，2012）。此外，保險消費也是宏觀經濟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保險業的發展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拉動了內需。

表面上來看，保險業發展對于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應當是相當明顯的。然而，國內的大多數實證研究都傾向于這樣一個觀點：經濟增長對保險業發展具有非常明顯的促進作用，而保險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影響不顯著。張風科（2011）指出，保險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不同部分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也就是說雖然保險業發展促進了消費和投資增長，但是卻沒有在包括范圍更大、影響因素更多的經濟增長上顯露出其促進作用。

（二）保險業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分析綜述

保險業發展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究竟是通過怎樣一種機制傳導的，國內文獻大多還是采用時間序列分析模型解釋保險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只是修正和檢驗有一些不同，不過還是得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結論。

首先，對于研究區域的劃分，邵全權（2012）的做法是按照影響保險業增長效應的變量作為劃分保險業影響經濟增長不同模式區域的標準，不再嚴格區分中東西部，而是大致地將全國劃分為發達區和不發達區。邵全權認為，保險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效應是通過經濟波動的差異加以影響的。利用面板數據門檻效應模型分析經濟波動與保險業的非線性增長效應，得出結論：如果保險業發展與實體經濟相匹配會促進經濟增長，而二者如果不匹配則會阻礙經濟增長。也就是說，在經濟欠發達的地區一味地追求保險深度不僅不利于經濟發展反而會起阻礙作用。邵全權（2012）利用多方程系統估計方法進行計量分析，實證結果表明壽險業發展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在財險業影響經濟增長的關系中，采用不同方法會得到具有一定差異的結果，結果并不穩健。出現這種情況與我國保險業發展不均衡的現狀是相對應的，壽險業相對于財險業發展質量更高、速度更快，因此與經濟增長之間形成良性互動，與經濟增長相互促進；而財險業發展相對較為落后，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目前尚不明朗，在一定范圍內有可能出現阻礙經濟增長的現象。

展凱（2008）通過建立一個自回歸分布滯后的時間序列模型來對數據進行擬合，得出時間序列函數，結果表明GDP增長的大約百分之一將用于保險消費，也就是說總保費增長對于GDP增長的敏感度為百分之一左右，但是有一到兩期的滯后。張穎等（2010）在檢驗兩序列模型平穩性并修正之后又進行了幾次沖擊反應分析，發現GDP增長率對保費收入增長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敏感反應，但是這種反應具有一期的滯后，并呈現不斷趨緩收斂的跡象。這些結果說明我國的保險業發展對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更多地體現在短期內，長期十分微弱，而這與我國保險業粗放的經營模式、追求短期利益的經營行為具有一定程度的吻合；且經濟增長對保險業增長的影響也很弱，實際GDP的增長所形成的保險交易需求并不強烈，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我國消費的風險意識不強。

三、相關建議

保險業的發展是內生于經濟增長及其對應的經濟結構的，應當充分考慮當前、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結構，合理配置保險資源，才能實現兩者的良性發展。對于一些經濟規模不大的地區，不應盲目發展保險業，否則反而阻礙經濟發展。針對我國產壽險業發展的不均衡問題，政策上可以引導壽險業開展有序競爭，并鼓勵財險業的創新、發展，給予一定政策上的優惠。通過稅收政策鼓勵保險消費，提高全民的保險意識。國家可以為一些特定險種的購買者免稅，一方面可以促進保險業的發展，提高消費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優化資本的配置。保險公司應當改變只重視短期效益的粗放的經營方式，提高服務質量。監管機構也可以改變定位，積極協助保險公司用長遠的眼光管理企業，這樣才能增加保險業對宏觀經濟影響的廣度和深度，使保險業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張風科.中國保險業發展與消費增長的關系研究[J].保險研究，2011，（12）.

[2]展凱.保險業發展與經濟增長內在關系的實證分析[J].生產力研究，2008，（04）.

篇10

一、引言

建國60多年來，

第三，歐洲模式注重社會團結。周弘研究員認為，“歐盟的制度模式是以自由市場經濟為基礎，逐步引入歐洲傳統的社會公平觀念和社會團結模式，從而形成一種新的歐洲靈魂，使歐盟成員國的共同命運向著適應世界經濟自由化的方向發展，以歐洲整體的力量促進福利國家的現代化，同時又以歐洲整體的力量來突出歐洲的社會特性。”⑧這里的社會團結，實際上就是福利國家。

第四，從經濟憲法的角度理解歐洲模式。史世偉教授從制度建設的角度對歐洲模式的特點概括如下：堅持市場經濟原則，治理與統治規則與市場一致；將“輔助原則”作為建立制度的元規則，限制和明確各層面政府的職權；在規則制定的過程中，采取談判、協商的方法，各行為者從自身利益出發進行博弈，在必要時各方進行妥協；在經濟政策的實施中，強調各行為者之間的合作，處理好多層治理與協調、體制多樣化與同一性之間的動態平衡關系。[8]

綜述以上國內外的研究，筆者認為，歐洲模式是指歐盟及其成員國在長期經濟社會發展和歐洲一體化進程中逐漸形成的價值趨向，這些價值趨向包括：經濟憲法，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建設福利國家，注重社會公平等；同時在保持原有歐洲核心價值趨向的基礎上，歐洲模式的內涵也是在不斷豐富拓展中。

（二）歐洲模式的特征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歐洲模式是指歐盟及其成員國在長期經濟社會發展和歐洲一體化進程中逐漸形成的價值趨向，包括經濟憲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福利國家、社會公平等。理解歐洲模式的特征有兩個層次，即歐盟層面和成員國層面。從歐盟層面上理解歐洲模式，就是在歐洲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被逐步接受的過程。歐盟通過基礎條約、規則、指令等經濟憲法，逐漸形成穩定為導向的宏觀經濟政策。國家層面的歐洲模式，主要是指福利國家共識，又稱為社會團結模式，其重要特點是通過高稅收高福利，促進社會公平。此外，歐盟層面上通過凝聚政策，促進落后國家和地區的發展，從而促進歐盟單一市場內的社會公平。由此而來，歐洲模式的特征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經濟憲法規定的宏觀經濟穩定

通過法律實現一體化是歐洲一體化的核心特征。[9]秩序自由主義強調經濟憲法原則，與此相一致的是歐洲一體化過程中所形成的歐盟法規，與統一市場、經濟貨幣聯盟相聯系的這些法律和規則是歐盟層面上的超國家機構和成員國必須遵守的，其判決效力高于成員國的法規。穩定為導向的貨幣政策處于絕對優先的地位，這是由歐洲聯盟條約所明確規定的。歐洲聯盟條約明確規定了歐洲中央銀行的獨立地位，限定了以穩定貨幣為唯一首要目標的共同貨幣政策。而宏觀經濟政策結構中的財政政策受到《穩定與增長公約》的制約，為穩定的貨幣政策服務。

宏觀經濟穩定就是為了確保貨幣穩定和財政紀律而實行的一系列制度。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maastricht treaty，簡稱馬約）第109條和相關條款規定了加入單一貨幣區必須滿足的五個經濟趨同標準：高度的價格穩定和趨同，即通貨膨脹率不能超過通貨膨脹率最低的三個成員國平均數的1.5個百分點；保持財政穩定，政府預算不得出現過度赤字，年度預算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公共債務累計不超過當年gdp的60%；維持各成員國長期利率的穩定，長期利率不超過通貨膨脹率最低的三個成員國的平均利率的2個百分點；實現各成員國之間貨幣的相對穩定。馬約從雇員任命、金融業務、政策選擇等三個方面保證了歐洲中央銀行的政治獨立和手段獨立。歐洲聯盟條約第3a條款和第105條款均規定了歐洲中央銀行的主要目標是維持價格穩定，這是壓倒一切的首要任務。1998年10月，歐洲中央銀行的行長理事會確定了價格穩定的準確定義：“價格穩定應該定義為歐元區的消費價格指數的年度同期比增長低于2%”。[10]1997年阿姆斯特丹會議上就穩定與增長公約達成協議，強調了強化財政紀律作為經濟貨幣聯盟的長期特征。

因此，經濟憲法規定的宏觀經濟穩定是歐洲模式的重要特征。

2.社會公平為基礎的經濟社會凝聚

社會凝聚（social cohesion），又稱為社會凝聚力，最早是由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涂爾干提出。[11]

經濟社會凝聚（economic and social cohesion）是歐盟使用、倡導并加以推廣的政策理念。歐盟委員會認為歐盟經濟社會凝聚是指：“歐盟各成員國或者地區之間的社會團結。”⑨ 歐盟地區政策和各成員國福利政策是促進經濟社會凝聚的重要

手段。

1957年羅馬條約的前言中強調降低地區差別的重要性。上世紀70年代開始，共同體開始設立歐洲地區發展基金（the 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 erdf），用成員國的財政進行再分配以幫助最貧困地區。為了實現公平競爭和減輕欠發達地區在統一市場建立過程中的負擔，1986年《單一歐洲法令》為羅馬條約增補了第五編，首次表述了“經濟社會凝聚”的目標是縮小歐盟內部的貧富差距，以增強歐盟一體化的動力，這為結構基金（the structural fund）奠定了法律基礎。1992年馬約將“凝聚”作為聯盟的主要目標之一（第158條~162條款）。馬約第2條規定歐盟的目標之一是“加強經濟社會凝聚……推進經濟和社會進步、充分就業……”，第158條款（原130a條）規定：“為了促進共同體的全面平衡發展，共同體應當制定和采取行動，以求強化共同體的經濟社會凝聚。共同體尤其應當旨在減少各區域之間發展水平不平衡以及包括農村地區在內的處于最不利地位區域或者島嶼的落后。”歐盟地區政策通過對經濟落后地區的援助，實現成員國之間的公平性，增強一體化的凝聚力，是促進歐盟經濟社會凝聚最主要的政策之一。歐盟的結構基金是地區政策主要政策工具，占地區政策預算總額的90%；⑩此外，還有歐洲團結基金（conhesion fund），主要為收入最低的國家而設立的，約占總額的10%。?輥?輯?訛結構基金加上團結基金，是歐盟層面上用于地區政策的主要工具，是歐盟預算的第二大用途，約占歐盟總預算的35%。

此外，歐洲各成員國通過各種形式的社會保障制度，減少社會排斥，降低社會成員間不平等程度，促進社會團結，也是歐洲經濟社會凝聚的重要政策之一。歐洲現代福利國家制度是隨著西歐社會資本主義工業化、城市化以及大眾的民主化和民族國家建設的過程逐漸演變的。[12]在整個20世紀，特別是二戰結束后的半個多世紀中歐洲工業發達國家形成了不同的社會政策組合和不同模式的社會保障制度，歐洲人將他們在社會保障制度上的共同特征叫做“社會團結”或“福利國家”。歐洲福利國家的共同特征包括：以國家立法和國家行政為主要工具，通過稅費實施大規模的社會再分配對市場分配進行補充和修正，將社會政策當做國家的基本職能，不同程度的將養老、扶貧、失業、工傷和醫療健康看做國家的責任。

綜上所述，歐洲模式的特征包括經濟憲法規定的宏觀經濟穩定（簡稱穩定）以及社會公平為基礎的經濟社會凝聚（簡稱凝聚），因此歐洲模式下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以穩定和凝聚為基礎的經濟增長。

三、歐洲模式：穩定、凝聚與經濟增長

（一）歐洲宏觀經濟穩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分析

1.宏觀經濟穩定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

價格穩定和財政紀律是歐盟基本條約所規定的，這也是歐洲模式的重要特征。高度的宏觀經濟穩定是否會威脅到歐洲經濟增長？對此，歐盟官方的觀點如下：

“保持價格穩定（即低水平的通貨膨脹率）有利于在中期內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也有助于降低產出和通貨膨脹的波動程度。政策組合的不平衡對產出和通貨膨脹的波動程度有負面影響。增加國民儲蓄有利于鼓勵私人投資，實現經濟增長。健康的公共財政是避免政策組合失調、實現國民儲蓄增加的必要條件。低赤字、低債務、低利率，有利于實現更高的公共投資、更有效率的公共支出、更低水平的稅收負擔。此外，價格穩定和財政紀律通過各種途徑相互促進：一方面，嚴格的財政紀律支持歐洲中央銀行為維護價格穩定所做的努力；另一方面，謹慎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能夠有效避免政策引起的沖擊，以及其它擾動對經濟波動的不利影響。”[13]

有大量的實證研究支持了歐盟官方的觀點。巴羅（barro，1996）通過研究1960年~1990年間100多個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關系，發現兩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年均通貨膨脹率提高10個百分點，人均gdp年均增長率降低0.2個~0.3個百分點。安德斯（andrés et al.，2000）等發現，工業化國家一旦陷入通貨膨脹，人均收入的增長將難以改善，且會逐步惡化。費爾德斯坦（feldstein，1999）所作的案例分析中，將名義稅收體系對資源配置的扭曲效應考慮在內，價格穩定的工業化國家將享受到非常顯著而持久的福利。此外，也有研究結果與歐盟官方的觀點相左。阿克羅夫（akerlof， 2000）等研究表明，由于工資的名義剛性，低通貨膨脹率時的菲利普斯曲線非常平緩，也就是說，太高的通貨膨脹率對經濟明顯有害，而太低的通貨膨脹率則會導致產出的損失和失業率的持續上升，因此確定合適的通貨膨脹率非常重要。

2.歐洲宏觀經濟穩定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

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洲經濟增長速度趨緩，而宏觀經濟穩定程度大大改善，那么歐洲宏觀經濟穩定和經濟增長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替代關系？

為了符合加入歐元區的經濟貨幣趨同標準，歐盟許多成員國采取了財政緊縮的政策，降低財政赤字，扭轉債務爆炸式增長的趨勢。財政緊縮短期內壓縮總需求，因而暫時降低經濟增長率；但是，公共債務狀況的改善產生信譽效應（credibility effect），降低了長期利率，反過來對私人需求產生積極的擴張效果，從而抵消了短期的收縮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洲的經驗表明，上述兩種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存在的，而對于那些長期利率較高的國家來說，緊縮財政的信譽效應更加明顯。而財政緊縮對經濟增長的中期影響如何呢？從理論上來說，財政緊縮可能導致高稅率或者低政府支出，從而對經濟增長不利。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洲財政赤字的降低主要來自于低利率造成的債務降低，政府支出的降低幅度非常有限；而財政緊縮會降低利率，從而有利于私人投資，促進長期經濟增長。財政強化通過避免可能發生的債務危機，提高對未來的經濟預期，從而對長期經濟增長產生有利影響。此外，在對政策的不完全信任以及粘性工資和價格的情況下，1980年以來歐盟采取的反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可能導致暫時的成本。國際證據表明，旨在維持價格穩定的貨幣政策有利于在中期取得更高的增長率(vi?觡als, 1998 )。

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盟宏觀經濟穩定不利于短期的經濟增長，但有利于促進長期經濟

增長。

（二）歐洲經濟社會凝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分析

1.歐洲經濟社會凝聚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機制分析

從理論上講，經濟社會凝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比較復雜，既有制約作用，又有促進作用。首先，為了保持和增加經濟凝聚，政策干預措施可能會減弱極化效應，降低市場一體化的效率和增長收益。歐盟層面上實施的地區政策大多是通過財政資源的再分配，促進落后地區的快速發展。如果落后地區資源投入的效率低于發達地區，那么歐盟經濟凝聚程度的提高會影響歐盟整體的經濟增長。歐盟各成員國實施的旨在強化社會凝聚的再分配政策，也會影響歐洲整體的經濟增長。比如，歐盟成員國某些保護養老金和其它權利的政策可能干擾勞動力的跨國流動和跨區流動，從而降低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程度，降低經濟增長的潛力。其次，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保持社會可以接受的最低程度的凝聚，有利于社會和諧，消除不穩定的根源，從而增加創新和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率的提高。

從實證上講，1955年庫茲涅茨（simon kuznet）提出經濟增長和收入差距之間存在倒u型曲線的關系，即隨著經濟增長的發生，收入差距先上升，后下降。1975年奧肯（arthur okun）提出在平等和效率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即不平等程度可以促進資源使用的效率，產生不斷增長的產出。安德烈·薩帕爾2005年在《全球化與歐洲模式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按照效率和公平的不同組合，歐洲內部存在四種不同的社會模式：北歐模式、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大陸模式和地中海模式，對四個模式比較發現，效率和公平并不必然存在替代關系。[14]詹姆斯·伽布瑞斯（james k. galbraith，2008）將工資不平等程度作為社會凝聚的指標，失業率作為競爭力的指標，結果表明凝聚和競爭力并不存在明顯的替代關系；王鶴（2007）通過利用基尼系數和全球競爭力指數對歐盟國家的效率和公平狀況進行綜合比較，表明效率和公平之間并不存在此消彼長的替代

關系。

2.歐洲經濟社會凝聚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

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洲經濟增長速度減緩，而經濟社會凝聚程度仍然保持較高水平。我們以歐盟各成員國為研究對象，分析經濟社會凝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將各成員國nuts2行政區人均gdp的離散程度作為經濟社會凝聚程度的衡量指標，離散程度越大，表明收入差距越大，凝聚程度越低，人均gdp年均增長率作為經濟增長的衡量指標。?輥?輰?訛

首先，基于上述凝聚和增長之間的機制分析，建立如下模型：

yit=β0it+β1itxit+εit

上式中， yit表示人均gdp增長率，xit表示人均gdp的離散程度，β0it和β1it分別是待定系數， εit是隨機誤差項。如果β1it為正值，表明凝聚程度越高，離散程度越低，經濟增長率越低，即凝聚制約了經濟增長；反之，β1it為負值，凝聚促進了經濟增長。

其次，為避免偽回歸，對yit和xit分別進行單位根檢驗。原假設是存在單位根，表1表明， yit和xit均通過llc、adf-fisherχ2和pp-fisherχ2檢驗，拒絕原假設，yit和xit不存在單位根，是平穩序列，不存在偽回歸問題。

第三，建立面板數據模型。根據f檢驗和hausman檢驗結果，采取固定效應模型。分析結果如下：

yit=0.10-0.003xit

（5.71***）（-4.27***）r2=0.53

上式中，第二行括號內數字分別表示相應系數的t值，在1%的統計水平上拒絕了系數為零的假設。由此可以看出，人均gdp離散程度下降1個單位，經濟增長率提高0.003個百分點，即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洲凝聚程度的提高促進了經濟增長。

綜上所述，歐盟經濟社會凝聚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可以歸結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從理論上講，兩者之間既有制約關系，又有相互促進關系。用于促進經濟社會凝聚的歐盟地區政策、成員國的福利政策等，都屬于歐盟財政資源的再分配；如果落后地區資金利用效率低下，勞動力市場僵化，將有可能影響到經濟增長。然而，凝聚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提高社會和諧程度，降低不確定性，通過增加創新和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率的提高。其次，從實證上看，筆者利用1995年~2006年間歐盟14個成員國的數據建立固定效應模型，結果表明，凝聚和經濟增長之間并不存在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而是存在相互促進關系，即歐盟凝聚程度增加，有利于經濟增長率的提高。

四、歐洲模式對

其次，凝聚程度提高促進長期的經濟增長，公平和效率并不必然存在替代關系，而是相互促進。通過建立固定效應模型對歐盟凝聚和增長間關系的實證分析，凝聚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歐盟長期內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歐盟采取地區政策和收入再分配政策，提高經濟社會凝聚程度，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的做法，是正確處理公平和效率關系的典范。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