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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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亞里士多德所作的學科劃分，理論哲學的目的在于求知，實踐哲學的目的在于行動。最高的理論哲學即形而上學研究的是關于“存在之為存在”（being as being）的知識，而實踐哲學研究的則是何為最高的人類之善即幸福以及如何求得幸福。按照這種劃分，似乎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不論在對象上還是概念上都沒有內在的聯系。因此，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中，理論與實踐、理論學科與實踐學科以及理論知識與實踐知識的區分成了無可置疑的前提。既然理論哲學的根本主題是“存在”（being，或“是”），實踐哲學的根本主題是“善”（good），那么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根本區分就在于這兩個概念的根本區分。近代以來的實踐哲學盡管在很多方面與亞里士多德實踐哲學大相徑庭，但在區分“是”與“善”的問題上，元不遵循亞里士多德，將“是”與“應該”、知識與價值、科學與道德、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截然分開。

事實真的如此嗎？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在亞里士多德傳統的分科體系中真的只能分而不能合嗎？它們之間是否存在著某個結合點，使得理論哲學能夠為實踐哲學提供一個可靠的規范性基礎呢？實際上，這種亞里士多德式的劃分只是事情的一方面，被劃分開的雙方的確存在著結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過這個結合工作并非由亞里士多德自己而是由中世紀的亞里士多德主義者托馬斯·阿奎那完成的。那么，阿奎那是如何論述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在最根本的問題上，即在分別作為兩者核心概念的“是”（存在）與“善”上存在著溝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呢？

一、亞里士多德區分“是”與“善”的理由及其問題

亞里士多德對“是”與“善”的區分主要是基于對柏拉圖的批判。他認為，實踐哲學所考慮的“善”，應該只是“屬人的善”（human good），是人類可實踐的善，而非那超越一切的善的理念。

柏拉圖提出，善的理念高于一切可知的事物，也就是高于“是”。事物之所以能夠以“是”相稱，也是由于善。只有理解了善本身，才能理解諸事物之“是”，然后才能按照事物各自的“是”安排其次序，以成就實踐中的正義。“作為最高的倫理學和形而上學原則——同時是世界上最好的和最真的事物——善的相允諾了對哲學家統治的確證。那些把握了尋求現象后面最一般的原則的哲學家實踐的人，最終會達到這個實質，這個實質能夠解釋每個事物的善是由什么構成的。沒有關于這個相的知識，人們就不能連貫一致地思考道德問題，當然也不能為人生設計一種道德樣式。”由于善的理念決定了諸事物的“是”，把握善的理念及其下屬諸理念的知識，作為哲學家所特有的知識，就涵蓋了對事物的實踐的知識。如果有所謂的實踐知識，它必然從屬于對理念的理論知識。這樣，實際上不存在一門專門的實踐哲學，因為它跟認識理念的理論哲學別無二致。

因此，要想論述一門特殊的實踐哲學，首先必須清除掉善的理念對于實踐知識的優先性。實踐哲學研究的善，不是那個產生諸“是”的善的理念，而是在諸“是”中所包含著的“諸善”，或者說是諸善中那個“最高的（或最重要的）善”。亞里士多德對善的理念論的批判在于看到善的理念所隱含的一與多的矛盾。首先，如果善的理念是一，但按照范疇論，“善”可以述說所有范疇，那么它就不可能是一個單一的概念。其次，如果善的理念是唯一的自在的善，但存在著各種不同的自在的善的事物，如榮譽、智慧、快樂，因此善的理念也不是那個唯一的善。這樣，不論在范疇關系上還是在價值關系上，善的理念都不能作為普遍的、唯一的善。相反，與人的實踐相關的善是多種多樣的，實踐哲學所要研究的那個可以實行的最高的善，即作為所有實踐之目的的、完善的和自足的幸福。由于理論哲學所研究的“是”的問題與實踐哲學研究的“善”的問題不可統一，實踐哲學就獨立地作為一門學科與理論哲學區分開來。

亞里士多德否認了存在一個單一的善的理念，但并沒有否認善的普遍性。善并不局限于任何范疇，而是超越于所有范疇，如“是”一樣具有類比意義上的同一性。但他并沒有說這個類比的意義是什么，只說這個問題是另一門哲學即形而上學研究的東西，而他又明確將形而上學與倫理學區分開。我們不禁要問，如果不說明善在何種意義上可以述說所有的善的事物，那么倫理學中所討論的屬人的善如何可以與其他類型的善相比較。因為他在討論何為屬人的善時，明確地運用了類比的方法，一方面將各種技師的善類比于人本身的善，另一方面又將其他生物的特殊的善類比于人的特殊的善。那么，如果不事先說明“普遍的善”的話，這些類比的依據是什么呢？

實際上，要說明何為“普遍的善”，就離不開“是”的問題。要說明實踐哲學的核心問題，就離不開理論哲學的核心問題。托馬斯·阿奎那明確地完成了這個說明，并且按照“普遍的善”與“屬人的善”的關系，以關于善的形而上學為基礎，引出了關于善的實踐哲學即倫理學。

二、普遍的善：阿奎那“是與善的可互換性”論證

在形而上學與倫理學相銜接之處，有一點必須明確：形而上學中所談的善必須是可實踐的，即既要保證普遍善的優先性與超越性，又要保證它在人的行為中的可行性。面對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兩大傳統，阿奎那一方面雖然承認善在范疇上的多義性，但更強調善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在承認善的超越公共性（transcendental commonness）的同時，否認善具有單一的形式或本質。

在《（尼各馬可倫理學）評注》中，阿奎那把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善如同存在一樣擁有多義性”解釋為，善與存在兩者可以互換（bonum eumente convertitur），即二者具有同義性。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善在范疇上的多義性使得對善的研究應該分為不同的科學，作為實踐科學的倫理學只能研究對人而言的善。阿奎那利用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有人認為，萬物均以善為目的”，強調盡管萬物所欲之善不是同一個善，但就善的本質在于其為萬物本性之所欲而言，善就不能再被還原為其他實在，它本身必須是第一實在（the primary entity）。由此，善就是超越性的，它超越了一切范疇或種屬的差別，成為萬物共有的超越屬性，這樣就出現了“普遍的善”（thegood in general）。對這個超越性的普遍善，與“是”一樣，只能用一般的科學，即其對象為“是之為是”的科學——形而上學來研究。這一步是阿奎那改造亞里士多德關于善的觀念走出的關鍵一步，使得他的倫理學出發點不再是對流行意見進行辯證探究，而是關于善的形而上學。

在《神學大全》中，阿奎那首先討論了善與存在的可互換性的問題。他的論證可以簡單分為這幾個步驟：（1）以可欲性（desirability）來定義善的概念；（2）將可欲性等同于完善性，因為完善是事物的目的之所在；（3）事物之完善在于使其存在實現（actual），因為其潛能尚未實現的事物是不完善的；（4）由此，善與是在實在中同一，因為是（to be，esse）就是事物的實現（actual-ity，actualitas）。這樣，阿奎那完成對“是即善”這個命題的論述，下面對此做進一步說明。

阿奎那拋棄了柏拉圖把善作為萬物模仿的唯一理念的說法，但也沒有陷入亞里士多德只研究屬人之善的狹隘范圍。盡管萬物各有其善，但這些善有著超越的共同性。與“是”一樣，善本身是類比的概念，但這并不意味著必須分門別類地研究善的問題，阿奎那通過“善——可欲性——完善性——實現——存在”這樣的鏈條將善與是串在一起。善表現為是的超越屬性，就是可以在意義上與是互換的存在論之善（ontological good-rleSS）。但存在論之善必須是可實現的，而不僅僅是一種超越性的原則。關于這一點，阿奎那論證，存在與善盡管在實在中為一，但在概念上不同（善表現的是存在的可欲性方面），所以在表述一個獨立事物時有所不同。存在有一個潛能到現實的發展過程：首先是一事物作為“某種”東西而單純地存在（t0 have being simply），當它的個體特質獲得進一步的實現，使其成為相對地存在（to have be，ing relatively），即獲得其本質的完滿。善也是如此，但其表述恰好相反：單純的善指的是事物的終極完滿狀態，而相對的善則指事物的最初存在，即單純擁有某種存在的狀態。用兩個等式來表示：單純存在=相對善；相對存在=單純善。在經院哲學中，事物之實現分為兩個層次：一物所賴以形成的特殊的形式（the specific form）為它的第一實現（the first act）或初級實現（initial actualiza-tion）；該物之特殊能力或稟賦得到充分發揮，從而實現自身的完善，此之謂第二實現（the secoHdact）或完整實現（complete actualization），第一實現以第二實現為目標。也就是說，單純存在（即相對善）作為第一實現，為第二實現提供了基礎，有待進一步發展為相對存在（即單純善）。這樣，一事物的善就內在于其自身存在與實現之中。

這樣，阿奎那完成了存在與善的可互換性的說明。作為形式和本質之實現的存在，并不是理念意義上的存在，而是具體事物的自身完善。而且，這個實現和完善是在從單純存在到相對存在、從相對善到單純善的發展過程中完成的。這個說明一方面堅持了柏拉圖主義中善與存在的關系，樹立起善的本體地位，另一方面又充分考慮到存在的實現過程，體現了亞里士多德主義在善的問題上的實踐性原則，這可以說是對善與存在關系問題的一個完美的解決。這是阿奎那的元倫理學的核心命題。但是，確立起以形而上學為基礎的元倫理學并不意味著倫理學的完成，關于人的實踐之善的問題還有待說明。

三、阿奎那論普遍的善到人之善的過渡

阿奎那在討論屬人的善時，一開始就把人的善涵括在事物的善之中。他說：我們必須像討論事物的善惡那樣來討論行為（ac-tions）的善惡，因為事物之所是，也就是它所產生的行為（act，實現）。因此，人的存在就在于人的本質的實現，也就是人的本質，人只有在行為中實現自身的完善。由于存在與善的可互換性，人之善就在于獲得其存在。必須注意，阿奎那已經區分了人的行為（acts of a humanbeing）與人（human acts），只有后者才是真正屬人的行為，才是倫理學討論的對象。

在《神學大全》中，阿奎那集中討論了人的善惡問題。在這里，“存在與善可以互換”這個形而上學和元倫理學中的核心命題，被拿來作為將人與事物的存在、人的善與事物的善相比擬的依據。以下簡要說明阿奎那如何將存在論上對善的討論應用到倫理學上來。

（1）除了上帝，萬事萬物的存在與善都是多樣的，而非單一的。任何事物若擁有其應有的存在之完滿即善，否則即為缺乏善，也就是惡，盡管它擁有某一方面的存在。由于存在與善的可互換性，任何行為就其實在性而言都擁有存在，就意味著擁有某種善，但是由于它尚未盡有其應有的存在之完滿，即為缺乏某種善，即是惡的或有缺陷的。可見，行為的善惡，同自然事物的善惡一樣，都在于是否擁有其應有的存在。這是對行為之善惡的存在論上的說明。

（2）關于行為善惡的源頭，阿奎那同樣運用存在論的結論作為論證行為善惡的依據。如同自然事物的善就是它所欲求的對象，人的行為的善也在于其對象。事物存在之完滿的首要條件就是擁有其“種”（species），即事物的形式，而行為的種則來自于其對象；正如自然事物的善來自形式，行為的善就來自它的適當對象；正如自然事物首要惡在于沒有實現它的特殊形式（specific form，種的形式），那么，行為的首要惡也來自其不適當的對象，這種惡被稱為“屬上的惡”（evil in its genus）。

（3）既然自然事物的整體完善不只在于其實體形式（substantial form），也在于那些必要的附屬偶性，正如人的完善與其形體、能力等相關，這些偶性如果不成比例，也會產生惡，行為也是如此。行為的善不僅僅在于它的種即對象，還在于個別行為所涉及的特定的附加物，即行為的適當環境，缺乏其所要求的適當環境的行為就是惡的。這一步對于善的可實踐性至關重要，因為它考慮了個別行為所發生的具體境遇，而不僅僅抽象談論行為的類型。

（4）對于非獨立存在的事物，它的存在有賴于動力因和形式因，而它的善則有賴于目的因（final cause）。人的行為，與其他事物一樣，它的善依賴于他物，判斷其善的標準則來自行為者有意的目的（the end intended）。

阿奎那總結了人之善的要素：（1）就行為是一個現實的存在而言，即具備了屬的（ge-nerlc）善；（2）行為的適當對象，即行為的種的（specific）善的來源；（3）行為的環境，是它的偶性；（4）行為的目的，即其善的目的因。這里所列舉的要素中，首要的是作為存在的行為。根據存在與善可以互換的原理，任何行為，只要是個“存在”，就具有某種善，這種善是存在論上的而非實踐上的善。因為實踐行為是意愿的行為（voluntary act），它的首要因素應該是行為的對象，所以實踐的善由行為的種（species）所確定，這種善不同于存在論上的善，也不能還原為后者。很明顯，在論證實踐行為的善惡問題時，阿奎那根據人與自然事物之間的對應關系，運用了類比的方法，正如在Q.18，A.1開頭的那句話：我們必須像談論事物中的善惡那樣來談論行為中的善惡，因為人的實踐行為也是一種存在。他根據兩者共有的屬、種、偶性與目的來同樣界定事物與行為的善惡。可見，這里關于人善惡的倫理學論證，是關于存在論上的善即超越性的善的說明和存在與善的可互換性論證的應用。

至此，在實踐哲學的核心概念“善”的問題上，阿奎那鋪設了將形而上學命題應用到倫理學之上的道路。一般認為，阿奎那關于善的理論為道德理論提供了基礎，而他的道德理論通過對自然的屬人的善（natural human good）的說明為道德規范提供了基石。所以，只要我們知道了人性（humanity）的特殊結構，就可以通過洞悉何種行為符合或者不符合它，而對實踐行為做出評判。理論思考與道德實踐所共有的超越性基礎（即存在）表明了形而上學與倫理學之間的關聯，倫理學作為一門科學并不建基于關于道德實踐的實際經驗，它要求對實踐基礎進行哲學的反思。這樣，理論哲學與實踐哲學的根本原理在“是”與“善”這兩個概念的結合中溝通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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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管理哲學；管理實踐；整合

中圖分類號：C93-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6）03-0031-03

“管理哲學既囊括管理學知識，又涵蓋了哲學知識，是一門交叉性很強的新興邊緣學科。”[1]具體而言，管理哲學是以管理學基礎理論為主框架，以相關哲學理論為分支的一門學科。我國管理哲學研究起步較晚，一方面基于我國傳統哲學理論為藍本，構建了中國式的管理哲學；另一方面借鑒國外管理哲學內容，結合我國政治、文化、經濟、制度等國情，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哲學。盡管中國管理哲學是構建在中國企業適宜的土壤之上，但在實際應用中仍然面臨各種各樣的困境。

一、中國管理哲學解構

哲學實質上是研究世界觀與方法觀的問題，探討事物本質及其運行的相關法則。中國哲學產生于春秋戰國的軸心時代，是中華民族思想靈魂的基石，早已在人們思想意識里根深蒂固。它制定了人們的行為規范，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制度等框架的基礎，構成了社會結構的方方面面。而管理作為維持社會秩序、規范人們行為的基本手段，必須遵循哲學思想。也就是說，哲學所研究的是管理方法與管理原則問題。“故中國管理是從中國哲學中分離出來的。”[2]中國管理研究必須植根于中國哲學的豐腴土壤。

（一）中國管理哲學的演進

研究管理哲學必須植根于基本國情與歷史文化，特別是中國這樣具有璀璨歷史文明的國家，適宜中國的管理哲學必定帶有濃郁的中國特色。研究當代中國管理哲學的思想、觀點，必先追溯中國古代管理哲學思想起源。

我國古代管理哲學思想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有的學者也將這一時期命名為我國哲學思想的“軸心時代”[3]。這一時期我國哲學界呈現了百家爭鳴的景象，對后世影響較深遠的儒、道、墨三家哲學思想皆出于這個時代。一是“重倫理、施仁政”的管理哲學思想成為后世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基本原理，也奠定了“人情”在我國社會的特殊作用，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哲學現象；二是大行“中庸”之道的管理哲學理念，成為后世標榜的行為準則，其“致中和”“時中”等哲學思想深深影響了中國管理哲學的發展；三是“無為”管理哲學為中國式管理哲學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四是“德政”管理哲學衍化為“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為管理藝術提出了更高境界。

（二）中國管理哲學的使命

中國管理哲學作為時代玉成的智慧結晶，在推動管理哲學學科建設、促進社會發展方面肩負重要使命。

首先，中國管理哲學應作為管理實踐工作的思想和靈魂。管理本身應尊重人性和人的尊重，融入哲學理念可使管理更貼近人的思想，突出“人”在管理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另外，管理關系本身是一對矛盾體，即“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管理者”作為管理活動的發起人和承載者，具有主動性；而“被管理者”作為管理活動的被承載者，缺乏主動性。運用哲學思想來實施管理，可有效消除矛盾，使“管理”與“被管理”之間充滿人性化。現代管理已不再是管理技術的革新，更需要管理文化、管理藝術的融入，而這些恰恰是哲學思想的范疇。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管理哲學已承載了管理實踐工作的指導職能，是管理實踐工作的靈魂。

其次，中國管理哲學促進管理科學建設與發展。縱觀歷史，管理思想的演進是以管理哲學革新為標志的，凝聚了管理哲學創新的智慧結晶。可以看出，管理哲學不僅僅是管理科學發展的點綴，而是管理科學發展的柱石，管理哲學為管理藝術的發展搭建了橋梁，而管理藝術是提高管理科學與管理實踐工作的軟實力。所以，中國管理哲學不僅推動了管理學科的建設，更是管理實踐方法革新的源動力。

（三）中國管理哲學的內涵

當代中國管理哲學是以哲學為內核來構建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的；而傳統管理哲學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基石，也將作為當代中國管理哲學的理論積淀。

具有中國特色社會的管理主體是人民群眾。也就是說，中國管理哲學研究的主體是“人”，研究客體是“人”“財”“物”“信息”和“技術”等社會元素。中國管理哲學的理念基礎是“人性論”，這一點也與中國傳統管理哲學思想中“性善論”與“性惡論”有一定的繼承性。

二、中國管理哲學面臨困境

隨著經濟發展，人們對管理的認識越來越強，已從管理科學向管理哲學時代邁進，管理方法中融入哲學思想已成為必然趨勢。研究中國管理哲學，一是要解決管理理論與管理實踐的沖突問題，二是要解決盲目借鑒、硬性照搬國外先進理論經驗的問題，三是解決傳統管理哲學的繼承與發揚問題。

（一）理論與實踐的沖突

任何理論都需實踐活動的磨礪來檢驗，而任何實踐活動都需要以理論為指導。因此，理論與實踐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國管理哲學也不例外。從學科內在因素分析，一方面理論知識往往是實踐經驗的總結，是以實踐經驗為依據的，故理論知識多滯后于實踐活動；另一方面中國管理哲學是基于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屬性的理論知識，無太多可借鑒之處，故在學科建設上屬于“摸著石頭過河”，出現理論與實踐的沖突在所難免。

從外在環境來看，我國正處于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社會轉型期，傳統管理理論受到來自新形勢、新環境的挑戰。外在大環境正在迫使中國管理哲學發生變化。這是通過實踐活動促使理論革新的時代。一些優秀企業的成功經驗說明實踐已經走在了理論前面，反過來迫使理論發生變革，進而形成了理論與實踐的沖突。

（二）古為今用的沖突

我國古代璀璨的文化寶庫確實值得今人好好繼承與發揚。特別是中國古代管理哲學所形成的年代，正是我國哲學史上著名的“軸心時代”，是后世我國社會思想體系構建的核心。繼承傳統管理哲學理論的觀點是毋庸置疑的，但怎樣繼承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當前中國式管理中提出了很多傳統管理哲學思想，諸多理論被應用于管理實踐活動中，但在實踐工作中不難發現很多盲目繼承、盲目套用的現象。一是“重倫理、施仁政”的管理哲學原則產生于自然經濟條件下，與當代市場經濟環境具有一定的差異，企業生存的本質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重義輕利”容易導致企業過度重視社會效益，出現所謂“面子工程”現象。二是“人情”作為具有中國特色管理哲學思想的典型代表，但在管理實踐中過度重視“人情”會弱化管理制度，使管理形成漏洞。三是“中庸”成為中國人行事的行為準則，已滲入骨髓，根深蒂固。但“中庸”思想高深莫測，現代人很難理解琢磨，照貓畫虎地有樣學樣，結果只能是“衍生出很多變味兒的‘中庸’思想、甚至與原著相背離的行為模式”[4]。四是“德政教化”為導向的管理哲學思想，容易滋生執法不嚴現象。

（三）盲目崇拜國外經驗的沖突

在管理哲學學科建設和實踐經驗方面，我國較國外先進理論和實踐經驗存在一定的差距。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處于模仿借鑒的學習模式。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一些突發狀況的發生，單純的模仿與借鑒已無法滿足我國社會需求，由此產生的理論與實踐錯位及沖突越來越多。

一方面，社會體制不同形成的沖突。很明顯，我國是社會主義體制，盡管當前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但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明顯不同。然而，管理哲學理論研究與實踐經驗較為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基本上都實行資本主義體制，資本主義的核心是剝削剩余價值，而社會主義的核心是為人民服務，一取一幫，存在本質上的區別。從我國管理哲學演進過程來看，借鑒國外先進理論與經驗是必經之路，但無可避免地出現了盲目崇拜國外經驗的現象，由于體制與國情的差距，導致了矛盾沖突的出現。

另一方面，哲學理念不同形成的沖突。哲學是社會思想意識產生之源。每個國家或地區，受社會制度、政治、體制、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影響，其哲學理念也各不相同。且我國管理哲學理念是以傳統管理哲學理論為基礎的，這是我國特色，盲目借鑒國外經驗，往往會忽視我國自有特色，導致沖突出現。

（四）人本管理未到位

在我國管理哲學的理論與實踐中，雖然管理者越來越重視人本管理，但其缺失的現象仍然嚴重。

一是形而上學的人本管理。人本管理具有先進性，但在管理實踐中，被很多管理者作為追求政績的手段，喪失了以人為本的管理特性；還有一些管理者片面地將人本管理理解為關心群眾或給員工相當大的自由空間，這些做法原本無可厚非，但管理者沒有全面理解人本管理的真諦，對員工的要求和管理過于放松，反而使管理形成了一盤散沙，造成懈怠工作等現象。

二是過猶不及的人本管理。有管理失位的現象，也會有管理過度的現象。有些管理者為員工考慮周全，比如密集的培訓計劃、簡單的人本主義、薪酬不等，這些現象已脫離了人本管理的本質，也是一種人本管理不到位現象。

三、中國管理哲學出路探究

中國管理哲學作為新興學科，面臨諸多發展困境是學科建設的必經之路。要探尋當前學科發展困境的出路，先要回歸學科建設的初衷，即使之成為提升當代我國管理軟實力的指導思想。那么，探尋困境的出路，即要結合我國國情，繼承傳統管理哲學理論的基礎上，堅持馬列主義和四項基本原則，以實現“中國夢”作為學科建設的宏觀目標，以完善管理方法、提高管理藝術水平為方向，逐一攻破中國管理哲學發展中遭遇的困境。

（一）用哲學觀點調節理論與實踐的沖突

理論聯系實踐是哲學的基本原理之一。首先，運用哲學觀點來調節中國管理哲學中理論與實踐的沖突，其根本目的在于強化理論與實踐的聯系，并盡可能地實現理論與實踐的同步，甚至通過實踐經驗積累和數據分析，提出具有超前意識的新理論。

其次，之所以運用哲學觀點融入中國管理學中，不僅因為我國的國情體制，更重要的是哲學具有先進性，其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原則，可幫助我們甄別實踐經驗和歷史教訓中哪些可以汲取、哪些需要摒棄。同時運用哲學觀點可保障中國管理哲學在社會主義轉型期“走對路”，避免中國管理哲學走向歧路，從而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特色的管理哲學體系。

（二）“去粗取精”，甄別繼承

對于中國古代管理哲學理論不能一以概之、全面否定，也不能全面繼承。一方面將古代優秀的管理哲學思想，如“天人合一”“德主刑輔”等思想，與當代社會現狀和我國基本國情相結合，采取“去粗取精”的方式，有甄別、有批判、有總結地繼承和發揚。

另一方面，應當以科學發展觀的觀念繼承古代優秀的管理哲學理念，即真正實現“古為今用”。比如“重義輕利”觀念的運用應當適度，企業做到“e矩”之道，用正當競爭的方式獲取經濟效益是值得鼓勵的；再如正確運用“人情”觀念，“以人為本”并非放松管理制度，而是以“被管理者”的切身利益、長遠發展為管理制度制定的標準；再如在“無為”的基礎上，也應“無不為”，管理哲學需因時、因勢而變。唯有正確理解、使用古代管理哲學理念，才能避免盲目套用現象。

（三）在共性基礎上借鑒國外經驗

無論從國家體制、基本國情，還是從管理哲學理念上來看，盲目借鑒國外先進理論與成功經驗，照搬復制的方法都是不可取的。一是借鑒社會體制相似或適宜我國社會主義體制的先進理念與經驗，比如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借鑒前蘇聯管理哲學的先進理念與經驗，兩國同屬于社會主義大國，歷史文化也存在很多交集，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再如當前西方國家、亞洲發達國家所采取的企業管理哲學，對于我國迅速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融入國際經濟具有良好的借鑒作用。

二是尋求相似的哲學理念，對于與中華民族同源或文化背景相似的國家，可借鑒其管理哲學先進理論與實踐經驗，從文化同源方面來看，這些國家的管理哲學更適宜我國國情。

（四）科學發展觀下的人本管理

人本管理并不僅僅是把人管好這么簡單，它是管理藝術的體現，是管理者個人能力的體現。人本管理是中國管理哲學中應用最廣、卻最難完善的體制。做好人本管理的前提，一方面要結合社會制度、政治、文化和歷史；另一方面要運用科學發展觀的視角看待人本管理。

一是在倫理道德觀念的基礎上，構建人本管理體制。作為我國這樣一個具有豐富歷史文化積淀的國家，傳統哲學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承認傳統，才能爭取更多共識，有了共識是做好人本管理的基礎。二是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的關鍵時刻，人們思想活躍是必然現象，運用科學發展觀進行人本管理，可充分調動被管理者的主觀能動性，也使人本管理與社會發展相結合，將被管理者的價值觀與社會發展相結合，使人本管理成為中國管理哲學體系的基礎。

總之，在管理哲學研究方面，我國較西方發達國家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但我國管理哲學是以哲學為理論指導的，從思想意識的先進性方面具有一定優勢；且我國具有享譽世界的傳統哲學思想做底蘊，再結合國外先進的管理哲學理念和經驗，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當代管理哲學，可謂水到渠成。

參考文獻：

[1] 呂霞云. 探析四項基本原則與中國夢的實現[J]. 赤峰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4（06）：106-107.

[2]沈文苑. 人力資源管理中以人為本管理模式的構建方法[J]. 人才資源開發， 2015（08）：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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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題】理論縱橫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W.Hegel，1770～1831）指出，“哲學認識本質”[1]。哲學歷來是人們認識自然、社會和思維現象本質的思想武器。圖書館現象是一種社會現象，對圖書館現象本質的把握自然也離不開哲學思維。為了認識和把握圖書館現象的本質，我國圖書館學研究者們也進行了長期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期，形成了一股持續的“圖書館哲學研究熱”。本文就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狀況的綜合述評。

1　關于圖書館哲學研究的起源及其發展

是誰在什么時間第一個提出“圖書館哲學”這一命題，這是一個很難考證的問題。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這一提法至遲在1934年就出現，其根據是丹頓（J.Periam Danton）于1934年就著有《呼喚圖書館哲學》一文[2]。據臺灣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圖書館學之父——阮岡納贊》一文介紹，阮岡納贊于20世紀30年代就著有《圖書館分類哲學》一文[3]。據臺灣沈寶環教授《在“圖書館哲學”的竹籬外徘徊》一文介紹，英國的包得菲（A.Broadfield）于1949年著有《圖書館哲學》（A Philosophy of Librarianship）一書[4]。這說明，圖書館哲學研究至少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

在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起源于何時，也是一個較難考證的問題。蔣永福認為，20世紀30年代杜定友等人的圖書館學思想中就包含有較明顯的哲學思考的痕跡[5]。不過，從現在能查到的文獻資料看，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我國還沒有人明確提出“圖書館哲學”這一術語或提法。在我國大陸，1990年蔣永福在《黑龍江圖書館》發表《試論三種哲學形態的圖書館》一文[6]，其副標題是“圖書館哲學思考之一”，這可能是在大陸圖書館界最早提出“圖書館哲學”（library philosophy）一詞的文獻。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一個鼎盛期，在這一時期里，較早對圖書館現象作哲學思考的人有劉迅、劉烈、陳一陽、莊義遜等人。劉迅于1982年著有《論圖書館學情報學理論的共同基礎——關于波普爾世界3理論的思考》一文[7]；劉烈于1985年著有《論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一文[8]，陳一陽于1985年著有《關于圖書館學的哲學思考》一文[9]，于1988年著有《關于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一文[10]；莊義遜于1985年著有《圖書館學的哲學研究述評》一文[11]。另外，卿家康、詹新文于1987年譯有J·H·謝拉的《圖書館哲學》一文[12]。在這一時期，臺灣的圖書館哲學研究也蓬勃發展，高錦雪教授于1985年就著有《圖書館哲學之研究》一書。令人遺憾的是，在上述研究者中，除高錦雪外，其余研究者無一是以圖書館哲學為自己主要研究領域的，因此他們的上述著文也都是“偶發之作”，其研究廣度和深度都很有限，而且他們各自的圖書館哲學研究也都未能繼續下去。

到了20世紀90年代至今，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的研究者主要有蔣永福、何長青、呂斌、周文駿、周慶山、胡先媛、張廣欽、劉君、馬恒通、李明華、鄭全太、王梅等。在這一時期，臺灣的圖書館哲學研究持續呈活躍狀態，沈寶環、賴鼎銘、高錦雪、梁君卿、盧荷生等著名學者的研究已達到了較專深的境界，其中，賴鼎銘教授的《圖書館學的哲學》（1993年印行）一書可謂是視角極其獨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13]。在大陸，蔣永福和鄭全太是以圖書館哲學為主要研究領域的研究者，兩人的研究成果也最豐，而其余的研究者們似乎仍屬于“偶爾一發”之列。值得一提的是，蔣永福先生從1990年起致力于圖書館哲學研究，一直持續至今，是目前我國大陸圖書館哲學研究領域持續研究時間最長、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該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應該說他為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

從上述可知，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其歷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正式起步時期，在這一時期里，“圖書館哲學”一詞正式見諸有關文獻。20世紀9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發展時期，較之80年代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研究隊伍逐漸壯大起來，研究成果也達到了一定的數量，由此奠定了圖書館哲學研究在我國圖書館學領域中的顯著地位。

2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概念及其內涵

何長青認為，“圖書館哲學是運用哲學研究圖書館現象領域的一般（或本質）規律的科學，是指導圖書館學應用研究和圖書館實踐的基礎理論和思想方法論”[14]。

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是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層面上展開評論的理性之學”，“圖書館哲學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學，而是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者對待‘圖書館’的態度、理論表現形式”[15]。

周文駿指出，“圖書館哲學是關于圖書館本質規律和方法論的學科。它一方面是圖書館實踐和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總結、提煉和升華，另一方面也是哲學原理在圖書館領域的應用。所以可將其視為介于哲學和圖書館學之間的一個學科或者一個層次”[16]。

黃宗忠認為，圖書館哲學也就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在本質上是一回事[17]。

周慶山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理論基礎。他在《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是一種比圖書館學大而又能指導圖書館學的理論，事實上這里指的便是圖書館哲學”[18]。

呂斌和李國秋認為，“圖書館哲學”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圖書館事業的宗旨和目標，第二層含義是指圖書館學領域的基本理論問題，第三層含義是指圖書館和圖書館學涉及到的哲學問題[19]。

蔣永福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人深思圖書館現象時獲得的一種思維深處的感悟與理解[20]。他在《圖書館哲學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圖書館哲學就是專門揭示和解釋圖書館現象本質的部門哲學”，“圖書館哲學是一種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圖書館現象本質的綜合思維方式”，“所謂圖書館哲學，就是對圖書館現象的哲學關懷。這種哲學關懷，體現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21]。

胡先嬡在《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研究述評》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是把哲學的根本原理應用于圖書館學，研究圖書館活動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它既要受到哲學的雨露浸潤，又要取得圖書館實踐的支撐，它處于哲學和思想學的中間層，研究的是圖書館活動及這一社會現象中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探求的是圖書館學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并將哲學思想體現在圖書館學研究中”[22]。

李明華指出，“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實踐、對圖書館的認識，對圖書館精神與圖書館文化的高度提煉與升華，研究圖書館哲學實際上是對圖書館實踐活動和圖書館學理論成果作出高度的抽象和系統的概括”[23]。

劉君、易長蕓認為，“圖書館哲學是以圖書館和圖書館學提出的各種哲學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的學科”[24]。

鄭全太和孫淑文在《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的關系研究》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是系統化、理論化的圖書館價值觀和圖書館學方法論”[25]。鄭全太和石友榮在《試論作為實踐哲學的圖書館哲學》一文中又指出，“圖書館哲學是關于流變不息的圖書館實踐的價值和意義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詮釋”[26]。

另外，馬恒通還專門著文論述了“圖書館學哲學”（philosophy of library science）問題。他指出，“圖書館學哲學是運用哲學研究圖書館學發展規律的科學，是指導圖書館學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和方法論”[27]。劉君和易長蕓認為，“與圖書館哲學相反，‘圖書館學的哲學’強調的是哲學理論在圖書館領域的應用。……與圖書館哲學不同，圖書館學的哲學的出發點是哲學，落腳點是圖書館和圖書館學”[28]。

由上述可知，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概念的內涵的認識還很不一致。這說明圖書館哲學研究目前尚處于“前科學”階段，還很不成熟。不過，從上述諸說法中我們還是能夠梳理出一些異中之同的看法：（1）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的產物；（2）圖書館哲學研究探討的是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的本質問題，或者說，圖書館哲學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的深層理解、感悟和詮釋；（3）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理論思維方式，是一種價值觀和方法論。

3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性質、任務和意義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性質，何長青認為，“圖書館哲學既是這些范疇的一門具體應用哲學或部門哲學學科，又是圖書館學的基礎理論學科”[29]。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并不是哲學的分支學科，而是具有濃烈圖書館學個性特征的圖書館學分支學科的內容，是研究圖書館學高級理論形態的圖書館學研究方向”[30]。蔣永福指出，“圖書館哲學就是專門揭示和解釋圖書館現象本質的部門哲學”，“圖書館哲學實質上就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所進行的反思性關懷，因而也可稱之為圖書館科學的‘元理論’，……（它）試圖從整體上把握圖書館現象的本質，而一般不涉及或不直接描述圖書館現象中的個別環節或過程，具有明顯的理論性、抽象性和思辯性”[31]。鄭全太認為，圖書館哲學屬于具體的經驗科學，屬于圖書館理論思維科學[32]；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精神科學，它在本質上具有實踐哲學的性質[33]；圖書館哲學是一種人文科學，所以它不可能達到自然科學理論那樣的客觀性、確定性和可驗證性[34]。王梅和李蕓在《論圖書館哲學的人文內涵》一文中批評當前的圖書館哲學研究缺乏人文內涵，指出：“圖書館哲學，首先我們肯定一點的是，它是人學，圖書館學與哲學的關系本質上的聯系，是人文的相通，那么，圖書館哲學就不應該在人文的竹籬外徘徊”[35]。其實，蔣永福早在1991年就批評過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缺乏人性的問題，并呼吁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的人性的復歸[36]。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性質的認識還有一些分歧，如圖書館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還是兩者皆是？再如，有的學者認為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經驗科學、應用科學、實踐哲學，而有的學者又認為圖書館哲學是理論科學、思辯科學，這兩種看法相矛盾嗎？等等。這些問題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澄清。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任務或目的，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樹立人文主義的圖書館學精神”[37]。蔣永福認為，“‘我是誰’，亦即圖書館現象的本質是什么？這是圖書館哲學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38]。周慶山也指出，“透過圖書館具體機構認識圖書館現象的本質，這正是圖書館哲學追求的目標”[39]。鄭全太從“圖書館哲學在本質上是實踐哲學”這一立論角度認為，圖書館哲學“所要解決的是來自圖書館實踐中的有關什么是圖書館、圖書館的價值，什么是圖書館精神的問題”[40]，“圖書館哲學作為實踐哲學是以圖書館智慧（或稱圖書館精神）為知識目標的”[41]。劉君和易長蕓從哲學的功能推斷圖書館哲學的任務“就是通過圖書館學與哲學的結合，充分發揮兩門學科優勢，通過對圖書館問題的哲學研究，揭示出對圖書館發展的規律性認識”[42]。周文駿教授也指出，“圖書館事業建設中的種種問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屬性和規律沒有正確地把握。而這種正確把握正是圖書館哲學的任務”[43]。可見，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任務或目的的看法較為一致，即圖書館哲學追尋的是圖書館現象中的本質問題。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意義，周慶山指出，“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科學精神、職業理想和學術境界，是我們不懈追求的目標”，“圖書館員忽視理念和思想而偏倚于實務和技術，是與他們對圖書館認識上的機構化、實體化及操作具體化有一定關系的。這正是圖書館哲學對于他們的重要意義所在，即它可以讓圖書館員充分意識到其工作的意義、目標、原則、合理性和整體價值取向”[44]。張廣欽指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助于提高圖書館學的學科地位，增強圖書館學理論的解釋力；二是有助于增強圖書館人的理論觀念[45]。鄭全太和石友榮認為，圖書館哲學的功能價值在于用“圖書館智慧”指導圖書館實踐，他們指出，“圖書館哲學并不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技能和方法，從而在圖書館實踐中直接應用，它要擺脫具體的事實和眼前的功利，與現實隔開一段距離，從而能夠超越現實，以敏銳的理性的眼光去洞察、透視圖書館實踐，對圖書館實踐進行哲學的判斷，以它的理性的洞察力和規定性，形成對圖書館實踐及其與人生實踐、社會實踐的關系的圖書館智慧，真正地用智慧參與到圖書館實踐中去”[46]。可以看出，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意義的認識大同小異，可以概括為：圖書館哲學是觀察圖書館現象的智慧之學，它能夠為人們提供觀察圖書館現象的理論視野、價值觀和方法論，能夠為圖書館實踐提供哲學指導。

4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范疇體系和內容結構

4.1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范疇體系

作為一種哲學層次的理論思維，圖書館哲學必須指導圖書館學建立自己的邏輯范疇體系。建立一種理論的邏輯范疇體系，主要是確定該理論的邏輯起點、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劉烈以“圖書館”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并循著“圖書館——圖書館的矛盾——圖書館的規律”這樣的邏輯順序闡述了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47]。陳一陽認為，圖書館在本質上是“固化信息中心”，于是他以“固化信息”為邏輯起點，演繹出圖書館學的10個基本范疇，依次是“固化信息”、“存儲”、“分類”、“目錄”、“資料”、“情報”、“檢索”、“讀者”、“圖書館員”、“圖書館”[48]。何長青則以“文獻”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認為“文獻”是圖書館現象領域最簡單、最抽象的元素形式，它包含著圖書館現象領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49]。蔣永福一開始也認為“文獻”是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50]，后來他經過進一步的深思熟慮，改變了自己的這一觀點，他根據“文獻的實質是客觀知識的載體”這一論斷，認為“客觀知識是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知識組織是圖書館學的邏輯中介，人是圖書館學的邏輯終點”[51]。從現在能查到的文獻資料看，蔣永福可以說是在我國圖書館學界第一個完整地提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的學者。因為在這之前人們討論的范圍局限在邏輯起點問題上，而基本沒有涉及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問題。而且，他的“客觀知識論”觀點正符合當前圖書情報學“知識化”的趨勢。相反，目前主張“圖書館論”和“文獻論”的人似乎越來越少。

4.2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內容結構

周文駿教授在1996年指出，“我國至今還沒有建成圖書館哲學的內容體系”[52]。正因如此，目前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內容結構的討論分歧也最大。臺灣的高錦雪在《圖書館哲學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之研究，應自圖書館史與圖書館思想史雙方面著手”，她對自己著作的內容體系作了如下安排[53]：“圖書館的本質與功能之哲學觀”、“圖書館教育之哲學觀”、“圖書館選擇之哲學觀”、“分類與建筑之哲學觀”、“參考服務之哲學觀”。何長青設計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內容包括三方面[54]：（1）圖書館規律。包括圖書館現象的社會本質及功能、圖書館現象的內在運行機制及其矛盾關系。（2）圖書館認識規律。包括圖書館認識方法，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與圖書館實踐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的繼承、發展與創新、變革的矛盾運動。（3）圖書館指導規律。即研究指導圖書館實踐的各種辯證法問題。呂斌和李國秋則從圖書館哲學的本體論、圖書館哲學的認識論和圖書館哲學的方法論三方面展開了他們的研究內容[55]。張廣欽根據圖書館學理論主要涉及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事業發展理論和圖書館各項業務工作理論，認為圖書館哲學的內容體系可劃分為圖書館學哲學、圖書館事業哲學和圖書館業務哲學3個方面[56]。關于圖書館學哲學的研究內容，馬恒通認為主要包括三方面[57]：圖書館學發展規律、圖書館學研究規律和圖書館學的理論價值觀。從以上關于圖書館哲學內容的界定中我們可以看出，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研究內容如何界定問題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所以，如何科學界定圖書館哲學的研究內容及其體系，將是今后圖書館哲學研究首先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不過，在圖書館哲學研究內容及其體系整體確定之前（這將是一個漫長過程），對圖書館哲學的某些局部或個別問題進行哲學意義上的研究是極其必要的。其實，一些學者早就做了這方面努力，如鄭全太著有《略論圖書館評價的哲學范疇》、《圖書館學研究體系的哲學探析》等文[58～59]，武三琳、金高尚著有《關于圖書館引入管理心理學的哲學思考》一文[60]，李明杰著有《關于圖書館學方法論的哲學思考》一文[61]，陳思玲著有《哲學范疇的圖書館價值論》一文[62]，劉君君、周進良著有《關于讀者管理的哲學思考》一文[63]，等等。

5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幾個關系范疇

5.1　關于哲學與圖書館哲學

圖書館哲學固然是哲學與圖書館學結合的產物。把圖書館哲學視為哲學體系中的一個部門哲學或專業哲學，應該說是無可置疑的事情。但有的人只把圖書館哲學視為哲學原理、方法在圖書館學中的移植和應用，從而稱圖書館哲學只是一種應用哲學，則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認識。這里，他們沒有認識到部門哲學、專業哲學和應用哲學的區別。部門哲學、專業哲學是對某一部門或專業領域問題進行哲學思維而產生的一種哲學門類，而應用哲學則是哲學原理、方法在某一領域中應用而產生的一種哲學門類。可見，部門哲學、專業哲學和應用哲學是依據不同分類標準產生的哲學門類。圖書館哲學既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而產生的哲學門類，又是哲學原理和方法在圖書館學領域中應用而產生的哲學門類。所以圖書館哲學既是一種部門哲學或專業哲學，又是一種應用哲學。

5.2　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哲學”

“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哲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它們都是哲學與圖書館學結合的產物。哲學和圖書館學的結合有兩個方向：一是“哲學圖書館學”，即哲學原理和方法在圖書館學中的應用；二是“圖書館學哲學”，即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前一個方向形成的是“圖書館學哲學”，后一個方向形成的是“圖書館哲學”。也就是說，圖書館學哲學是以“圖書館學”（理論）為對象，而圖書館哲學則以“圖書館現象”為對象。而所謂“圖書館現象”又可包含實踐和理論兩個維度，所以廣義的“圖書館哲學”可包含“圖書館學哲學”。狹義的“圖書館哲學”是指抽掉“圖書館學哲學”內容的剩余部分內容。目前，在理論界存在混淆或不區分“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哲學”的現象，應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紹了圖書館學哲學的研究情況，就是從廣義的“圖書館哲學”角度考慮的。

5.3　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基礎理論

有的人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兩者在涵義上是相同的。從兩者的產生時間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肯定先于圖書館哲學研究，如果兩者在涵義上相同，那么圖書館哲學研究就可說成是一種重復的或多余的研究。顯然，現在的事實不是這樣。我們知道，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屬于理論圖書館學范疇，而理論圖書館學和應用圖書館學的研究成果都是圖書館哲學的“研究資料”。也就是說，圖書館哲學的研究范圍要比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寬泛，層次也高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學基礎理論是對圖書館實踐的一般性理論概括和總結，而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實踐和理論兩個維度進行哲學意義上的抽象和批判的產物。

5.4　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理論基礎

有的人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理論基礎。這種判斷恐怕很難被大多數人們所認同。到目前為止，關于圖書館學理論基礎問題眾說紛紜，遠沒有達成共識。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那就是，能夠成為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的理論肯定是圖書館學之外的某一種或某幾種理論（如波普爾的“世界3”理論）。因此，如果把圖書館哲學當做圖書館學理論基礎，就等于把圖書館哲學認定為圖書館學之外的一種理論。顯然，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圖書館哲學當做圖書館學之外的一種理論。那么，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理論基礎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目前很難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看來這一問題也是以后圖書館哲學研究首先且必須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

參考文獻

1　[德]黑格爾著；賀麟等譯.哲學史講演錄（一）.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2，15，30，37，45，56　張廣欽.試論圖書館的哲學內涵.圖書情報工作，2000（5）

3　胡述兆.印度圖書館學之父——阮岡納贊.臺灣：圖書與資訊學刊，1996（8）

4　沈寶環.在“圖書館哲學”的竹籬外徘徊.圖書館論壇，1996（1）

5，21，31，38，51　蔣永福.圖書館哲學是什么.圖書情報工作，2001（10）

篇4

【摘要題】理論縱橫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W.Hegel，

1770～1831）指出，“哲學認識本質”[1]。哲學歷來是人們認識自然、社會和思維現象本質的思想武器。圖書館現象是一種社會現象，對圖書館現象本質的把握自然也離不開哲學思維。為了認識和把握圖書館現象的本質，我國圖書館學研究者們也進行了長期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期，形成了一股持續的“圖書館哲學研究熱”。本文就是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狀況的綜合述評。

1關于圖書館哲學研究的起源及其發展

是誰在什么時間第一個提出“圖書館哲學”這一命題，這是一個很難考證的問題。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這一提法至遲在1934年就出現，其根據是丹頓（J.PeriamDanton）于1934年就著有《呼喚圖書館哲學》一文[2]。據臺灣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圖書館學之父——阮岡納贊》一文介紹，阮岡納贊于20世紀30年代就著有《圖書館分類哲學》一文[3]。據臺灣沈寶環教授《在“圖書館哲學”的竹籬外徘徊》一文介紹，英國的包得菲（A.Broadfield）于1949年著有《圖書館哲學》（APhilosophyofLibrarianship）一書[4]。這說明，圖書館哲學研究至少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

在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起源于何時，也是一個較難考證的問題。蔣永福認為，20世紀30年代杜定友等人的圖書館學思想中就包含有較明顯的哲學思考的痕跡[5]。不過，從現在能查到的文獻資料看，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我國還沒有人明確提出“圖書館哲學”這一術語或提法。在我國大陸，1990年蔣永福在《黑龍江圖書館》發表《試論三種哲學形態的圖書館》一文[6]，其副標題是“圖書館哲學思考之一”，這可能是在大陸圖書館界最早提出“圖書館哲學”（libraryphilosophy）一詞的文獻。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的一個鼎盛期，在這一時期里，較早對圖書館現象作哲學思考的人有劉迅、劉烈、陳一陽、莊義遜等人。劉迅于1982年著有《論圖書館學情報學理論的共同基礎——關于波普爾世界3理論的思考》一文[7]；劉烈于1985年著有《論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一文[8]，陳一陽于1985年著有《關于圖書館學的哲學思考》一文[9]，于1988年著有《關于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一文[10]；莊義遜于1985年著有《圖書館學的哲學研究述評》一文[11]。另外，卿家康、詹新文于1987年譯有J·H·謝拉的《圖書館哲學》一文[12]。在這一時期，臺灣的圖書館哲學研究也蓬勃發展，高錦雪教授于1985年就著有《圖書館哲學之研究》一書。令人遺憾的是，在上述研究者中，除高錦雪外，其余研究者無一是以圖書館哲學為自己主要研究領域的，因此他們的上述著文也都是“偶發之作”，其研究廣度和深度都很有限，而且他們各自的圖書館哲學研究也都未能繼續下去。

到了20世紀90年代至今，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的研究者主要有蔣永福、何長青、呂斌、周文駿、周慶山、胡先媛、張廣欽、劉君、馬恒通、李明華、鄭全太、王梅等。在這一時期，臺灣的圖書館哲學研究持續呈活躍狀態，沈寶環、賴鼎銘、高錦雪、梁君卿、盧荷生等著名學者的研究已達到了較專深的境界，其中，賴鼎銘教授的《圖書館學的哲學》（1993年印行）一書可謂是視角極其獨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13]。在大陸，蔣永福和鄭全太是以圖書館哲學為主要研究領域的研究者，兩人的研究成果也最豐，而其余的研究者們似乎仍屬于“偶爾一發”之列。值得一提的是，蔣永福先生從1990年起致力于圖書館哲學研究，一直持續至今，是目前我國大陸圖書館哲學研究領域持續研究時間最長、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該研究領域的“核心作者”。應該說他為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做出了突出貢獻。

從上述可知，我國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其歷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20世紀8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正式起步時期，在這一時期里，“圖書館哲學”一詞正式見諸有關文獻。20世紀90年代是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發展時期，較之80年代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研究隊伍逐漸壯大起來，研究成果也達到了一定的數量，由此奠定了圖書館哲學研究在我國圖書館學領域中的顯著地位。

2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概念

及其內涵

何長青認為，“圖書館哲學是運用哲學研究圖書館現象領域的一般（或本質）規律的科學，是指導圖書館學應用研究和圖書館實踐的基礎理論和思想方法論”[14]。

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是在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層面上展開評論的理性之學”，“圖書館哲學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學，而是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者對待‘圖書館’的態度、理論表現形式”[15]。

周文駿指出，“圖書館哲學是關于圖書館本質規律和方法論的學科。它一方面是圖書館實踐和圖書館學理論研究的總結、提煉和升華，另一方面也是哲學原理在圖書館領域的應用。所以可將其視為介于哲學和圖書館學之間的一個學科或者一個層次”[16]。

黃宗忠認為，圖書館哲學也就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在本質上是一回事[17]。

周慶山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理論基礎。他在《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學的理論基礎是一種比圖書館學大而又能指導圖書館學的理論，事實上這里指的便是圖書館哲學”[18]。

呂斌和李國秋認為，“圖書館哲學”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圖書館事業的宗旨和目標，第二層含義是指圖書館學領域的基本理論問題，第三層含義是指圖書館和圖書館學涉及到的哲學問題[19]。

蔣永福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人深思圖書館現象時獲得的一種思維深處的感悟與理解[20]。他在《圖書館哲學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圖書館哲學就是專門揭示和解釋圖書館現象本質的部門哲學”，“圖書館哲學是一種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圖書館現象本質的綜合思維方式”，“所謂圖書館哲學，就是對圖書館現象的哲學關懷。這種哲學關懷，體現為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21]。

胡先嬡在《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研究述評》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是把哲學的根本原理應用于圖書館學，研究圖書館活動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它既要受到哲學的雨露浸潤，又要取得圖書館實踐的支撐，它處于哲學和思想學的中間層，研究的是圖書館活動及這一社會現象中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探求的是圖書館學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并將哲學思想體現在圖書館學研究中”[22]。

李明華指出，“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實踐、對圖書館的認識，對圖書館精神與圖書館文化的高度提煉與升華，研究圖書館哲學實際上是對圖書館實踐活動和圖書館學理論成果作出高度的抽象和系統的概括”[23]。

劉君、易長蕓認為，“圖書館哲學是以圖書館和圖書館學提出的各種哲學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的學科”[24]。

鄭全太和孫淑文在《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的關系研究》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是系統化、理論化的圖書館價值觀和圖書館學方法論”[25]。鄭全太和石友榮在《試論作為實踐哲學的圖書館哲學》一文中又指出，“圖書館哲學是關于流變不息的圖書館實踐的價值和意義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詮釋”[26]。

另外，馬恒通還專門著文論述了“圖書館學哲學”（philosophyoflibraryscience）問題。他指出，“圖書館學哲學是運用哲學研究圖書館學發展規律的科學，是指導圖書館學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和方法論”[27]。劉君和易長蕓認為，“與圖書館哲學相反，‘圖書館學的哲學’強調的是哲學理論在圖書館領域的應用。……與圖書館哲學不同，圖書館學的哲學的出發點是哲學，落腳點是圖書館和圖書館學”[28]。

由上述可知，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概念的內涵的認識還很不一致。這說明圖書館哲學研究目前尚處于“前科學”階段，還很不成熟。不過，從上述諸說法中我們還是能夠梳理出一些異中之同的看法：（1）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的產物；（2）圖書館哲學研究探討的是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的本質問題，或者說，圖書館哲學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的深層理解、感悟和詮釋；（3）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理論思維方式，是一種價值觀

和方法論。

3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性質、任務和意義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性質，何長青認為，“圖書館哲學既是這些范疇的一門具體應用哲學或部門哲學學科，又是圖書館學的基礎理論學科”[29]。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并不是哲學的分支學科，而是具有濃烈圖書館學個性特征的圖書館學分支學科的內容，是研究圖書館學高級理論形態的圖書館學研究方向”[30]。蔣永福指出，“圖書館哲學就是專門揭示和解釋圖書館現象本質的部門哲學”，“圖書館哲學實質上就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所進行的反思性關懷，因而也可稱之為圖書館科學的‘元理論’，……（它）試圖從整體上把握圖書館現象的本質，而一般不涉及或不直接描述圖書館現象中的個別環節或過程，具有明顯的理論性、抽象性和思辯性”[31]。鄭全太認為，圖書館哲學屬于具體的經驗科學，屬于圖書館理論思維科學[32]；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精神科學，它在本質上具有實踐哲學的性質[33]；圖書館哲學是一種人文科學，所以它不可能達到自然科學理論那樣的客觀性、確定性和可驗證性[34]。王梅和李蕓在《論圖書館哲學的人文內涵》一文中批評當前的圖書館哲學研究缺乏人文內涵，指出：“圖書館哲學，首先我們肯定一點的是，它是人學，圖書館學與哲學的關系本質上的聯系，是人文的相通，那么，圖書館哲學就不應該在人文的竹籬外徘徊”[35]。其實，蔣永福早在1991年就批評過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缺乏人性的問題，并呼吁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的人性的復歸[36]。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性質的認識還有一些分歧，如圖書館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還是兩者皆是？再如，有的學者認為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經驗科學、應用科學、實踐哲學，而有的學者又認為圖書館哲學是理論科學、思辯科學，這兩種看法相矛盾嗎？等等。這些問題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澄清。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任務或目的，張廣欽認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樹立人文主義的圖書館學精神”[37]。蔣永福認為，“‘我是誰’，亦即圖書館現象的本質是什么？這是圖書館哲學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38]。周慶山也指出，“透過圖書館具體機構認識圖書館現象的本質，這正是圖書館哲學追求的目標”[39]。鄭全太從“圖書館哲學在本質上是實踐哲學”這一立論角度認為，圖書館哲學“所要解決的是來自圖書館實踐中的有關什么是圖書館、圖書館的價值，什么是圖書館精神的問題”[40]，“圖書館哲學作為實踐哲學是以圖書館智慧（或稱圖書館精神）為知識目標的”[41]。劉君和易長蕓從哲學的功能推斷圖書館哲學的任務“就是通過圖書館學與哲學的結合，充分發揮兩門學科優勢，通過對圖書館問題的哲學研究，揭示出對圖書館發展的規律性認識”[42]。周文駿教授也指出，“圖書館事業建設中的種種問題，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對客觀事物的本質屬性和規律沒有正確地把握。而這種正確把握正是圖書館哲學的任務”[43]。可見，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任務或目的的看法較為一致，即圖書館哲學追尋的是圖書館現象中的本質問題。

關于圖書館哲學的意義，周慶山指出，“圖書館哲學是一種科學精神、職業理想和學術境界，是我們不懈追求的目標”，“圖書館員忽視理念和思想而偏倚于實務和技術，是與他們對圖書館認識上的機構化、實體化及操作具體化有一定關系的。這正是圖書館哲學對于他們的重要意義所在，即它可以讓圖書館員充分意識到其工作的意義、目標、原則、合理性和整體價值取向”[44]。張廣欽指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助于提高圖書館學的學科地位，增強圖書館學理論的解釋力；二是有助于增強圖書館人的理論觀念[45]。鄭全太和石友榮認為，圖書館哲學的功能價值在于用“圖書館智慧”指導圖書館實踐，他們指出，“圖書館哲學并不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技能和方法，從而在圖書館實踐中直接應用，它要擺脫具體的事實和眼前的功利，與現實隔開一段距離，從而能夠超越現實，以敏銳的理性的眼光去洞察、透視圖書館實踐，對圖書館實踐進行哲學的判斷，以它的理性的洞察力和規定性，形成對圖書館實踐及其與人生實踐、社會實踐的關系的圖書館智慧，真正地用智慧參與到圖書館實踐中去”[46]。可以看出，目前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意義的認識大同小異，可以概括為：圖書館哲學是觀察圖書館現象的智慧之學，它能夠為人們提供觀察圖書館現象的理論視野、價值觀和方法論，能夠為圖書館實踐提供哲學指導。

4關于圖書館哲學的范疇體系和內容結構

4.1關于圖書館哲學的范疇體系

作為一種哲學層次的理論思維，圖書館哲學必須指導圖書館學建立自己的邏輯范疇體系。建立一種理論的邏輯范疇體系，主要是確定該理論的邏輯起點、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劉烈以“圖書館”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并循著“圖書館——圖書館的矛盾——圖書館的規律”這樣的邏輯順序闡述了圖書館學的范疇體系[47]。陳一陽認為，圖

書館在本質上是“固化信息中心”，于是他以“固化信息”為邏輯起點，演繹出圖書館學的10個基本范疇，依次是“固化信息”、“存儲”、“分類”、“目錄”、“資料”、“情報”、“檢索”、“讀者”、“圖書館員”、“圖書館”[48]。何長青則以“文獻”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認為“文獻”是圖書館現象領域最簡單、最抽象的元素形式，它包含著圖書館現象領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49]。蔣永福一開始也認為“文獻”是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50]，后來他經過進一步的深思熟慮，改變了自己的這一觀點，他根據“文獻的實質是客觀知識的載體”這一論斷，認為“客觀知識是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知識組織是圖書館學的邏輯中介，人是圖書館學的邏輯終點”[51]。從現在能查到的文獻資料看，蔣永福可以說是在我國圖書館學界第一個完整地提出圖書館學的邏輯起點、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的學者。因為在這之前人們討論的范圍局限在邏輯起點問題上，而基本沒有涉及邏輯中介和邏輯終點問題。而且，他的“客觀知識論”觀點正符合當前圖書情報學“知識化”的趨勢。相反，目前主張“圖書館論”和“文獻論”的人似乎越來越少。

4.2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內容結構

周文駿教授在1996年指出，“我國至今還沒有建成圖書館哲學的內容體系”[52]。正因如此，目前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內容結構的討論分歧也最大。臺灣的高錦雪在《圖書館哲學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圖書館哲學之研究，應自圖書館史與圖書館思想史雙方面著手”，她對自己著作的內容體系作了如下安排[53]：“圖書館的本質與功能之哲學觀”、“圖書館教育之哲學觀”、“圖書館選擇之哲學觀”、“分類與建筑之哲學觀”、“參考服務之哲學觀”。何長青設計的圖書館哲學研究內容包括三方面[54]：（1）圖書館規律。包括圖書館現象的社會本質及功能、圖書館現象的內在運行機制及其矛盾關系。（2）圖書館認識規律。包括圖書館認識方法，圖書館學理論研究與圖書館實踐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的繼承、發展與創新、變革的矛盾運動。（3）圖書館指導規律。即研究指導圖書館實踐的各種辯證法問題。呂斌和李國秋則從圖書館哲學的本體論、圖書館哲學的認識論和圖書館哲學的方法論三方面展開了他們的研究內容[55]。張廣欽根據圖書館學理論主要涉及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事業發展理論和圖書館各項業務工作理論，認為圖書館哲學的內容體系可劃分為圖書館學哲學、圖書館事業哲學和圖書館業務哲學3個方面[56]。關于圖書館學哲學的研究內容，馬恒通認為主要包括三方面[57]：圖書館學發展規律、圖書館學研究規律和圖書館學的理論價值觀。從以上關于圖書館哲學內容的界定中我們可以看出，人們對圖書館哲學的研究內容如何界定問題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所以，如何科學界定圖書館哲學的研究內容及其體系，將是今后圖書館哲學研究首先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不過，在圖書館哲學研究內容及其體系整體確定之前（這將是一個漫長過程），對圖書館哲學的某些局部或個別問題進行哲學意義上的研究是極其必要的。其實，一些學者早就做了這方面努力，如鄭全太著有《略論圖書館評價的哲學范疇》、《圖書館學研究體系的哲學探析》等文[58～59]，武三琳、金高尚著有《關于圖書館引入管理心理學的哲學思考》一文[60]，李明杰著有《關于圖書館學方法論的哲學思考》一文[61]，陳思玲著有《哲學范疇的圖書館價值論》一文[62]，劉君君、周進良著有《關于讀者管理的哲學思考》一文[63]，等等。

5關于圖書館哲學的幾個關系范疇

5.1關于哲學與圖書館哲學

圖書館哲學固然是哲學與圖書館學結合的產物。把圖書館哲學視為哲學體系中的一個部門哲學或專業哲學，應該說是無可置疑的事情。但有的人只把圖書館哲學視為哲學原理、方法在圖書館學中的移植和應用，從而稱圖書館哲學只是一種應用哲學，則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認識。這里，他們沒有認識到部門哲學、專業哲學和應用哲學的區別。部門哲學、

專業哲學是對某一部門或專業領域問題進行哲學思維而產生的一種哲學門類，而應用哲學則是哲學原理、方法在某一領域中應用而產生的一種哲學門類。可見，部門哲學、專業哲學和應用哲學是依據不同分類標準產生的哲學門類。圖書館哲學既是人們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而產生的哲學門類，又是哲學原理和方法在圖書館學領域中應用而產生的哲學門類。所以圖書館哲學既是一種部門哲學或專業哲學，又是一種應用哲學。

5.2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哲學”

“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哲學”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它們都是哲學與圖書館學結合的產物。哲學和圖書館學的結合有兩個方向：一是“哲學圖書館學”，即哲學原理和方法在圖書館學中的應用；二是“圖書館學哲學”，即對圖書館現象進行哲學思維。前一個方向形成的是“圖書館學哲學”，后一個方向形成的是“圖書館哲學”。也就是說，圖書館學哲學是以“圖書館學”（理論）為對象，而圖書館哲學則以“圖書館現象”為對象。而所謂“圖書館現象”又可包含實踐和理論兩個維度，所以廣義的“圖書館哲學”可包含“圖書館學哲學”。狹義的“圖書館哲學”是指抽掉“圖書館學哲學”內容的剩余部分內容。目前，在理論界存在混淆或不區分“圖書館哲學”和“圖書館學哲學”的現象，應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紹了圖書館學哲學的研究情況，就是從廣義的“圖書館哲學”角度考慮的。

5.3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基礎理論

有的人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兩者在涵義上是相同的。從兩者的產生時間看，圖書館學基礎理論研究肯定先于圖書館哲學研究，如果兩者在涵義上相同，那么圖書館哲學研究就可說成是一種重復的或多余的研究。顯然，現在的事實不是這樣。我們知道，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屬于理論圖書館學范疇，而理論圖書館學和應用圖書館學的研究成果都是圖書館哲學的“研究資料”。也就是說，圖書館哲學的研究范圍要比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寬泛，層次也高于圖書館學基礎理論。圖書館學基礎理論是對圖書館實踐的一般性理論概括和總結，而圖書館哲學是對圖書館實踐和理論兩個維度進行哲學意義上的抽象和批判的產物。

5.4關于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理論基礎

有的人認為圖書館哲學就是圖書館學理論基礎。這種判斷恐怕很難被大多數人們所認同。到目前為止，關于圖書館學理論基礎問題眾說紛紜，遠沒有達成共識。但是，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那就是，能夠成為圖書館學理論基礎的理論肯定是圖書館學之外的某一種或某幾種理論（如波普爾的“世界3”理論）。因此，如果把圖書館哲學當做圖書館學理論基礎，就等于把圖書館哲學認定為圖書館學之外的一種理論。顯然，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圖書館哲學當做圖書館學之外的一種理論。那么，圖書館哲學與圖書館學理論基礎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目前很難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看來這一問題也是以后圖書館哲學研究首先且必須回答的一個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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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李明華.大眾圖書館哲學探討.中國圖書館學報，1999，25（2）

篇5

摘 要 準確把握和西方哲學的關系，對于與中國社會相結合、把握中國特色主義社會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淺述近現代西方哲學發展的基礎上與哲學進行比較。

關鍵詞 近代西方哲學 現代西方哲學 哲學

一、近現代西方哲學概述

（一）近代西方哲學概述

近代西方哲學是伴隨著人類的自由思想的逐漸形成和神學的沒落逐漸發展起來的。其發展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5至17世紀初，即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和自然主義是這一階段研究的中心，并形成了人文主義和自然哲學兩股互相聯系又有一定區別的思潮。

第二階段是17世紀初至18世紀末，在這個階段資本主義獲得了了進一步的發展，自然科學著重分門別類的研究，哲學的興趣則集中在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問題上。以笛卡爾和萊布尼茨為代表的唯心主義唯理論認為，只有在一個完全清楚明白無可懷疑的公理的基礎上，經過理性認識能力進行清楚明白、準確無誤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識。

第三階段是18世紀至19世紀。自然科學在這個時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學發展到了最高階段。這一時期，逐漸形成了以康德、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唯心派別。德國古典唯心派別認為哲學的任務就是在思維第一性的基礎上，力求使存在與思維、主體與客體統一起來。

（二）現代西方哲學的概述

現代西方哲學的特點是新流派眾多、思想方式變化深刻、與現代科技與人文眾學科的關系密切、與未來哲學的發展息息相關。現代西方哲學的特點：

1．現代西方哲學較近代西哲而言，更為關注語言問題、符號意義和交往問題。現代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承認語言哲學并不以形而上學或認識論為基礎，相反的則是形而上學、認識論和任何其他哲學學科必須以語言哲學為基礎，而且只有通過語言的分析和闡明才能夠研究、澄清或解決任何哲學問題。

2．現代西方哲學不再像傳統哲學家一般崇拜絕對權威或者絕對真道理、規則。在哲學界占有統治地位的不再是一頭獨大；每一個流派都有自己的追求，或科學或形而上學，現象學與分析哲學可以相互對立，甚至彼此不同。

（三）現代西方哲學對近代西方哲學的超越

1．從排斥、批判形而上學到“回歸”形而上學

近現代西哲的區別重要標志之一為對形而上學的態度，現代西方哲學流派絕大多數對形而上學進行了批判甚至是排斥。這種排斥對于現代西方哲學轉換思維方式，促進學科發展、進一步解放思想有著積極地作用。但也要看到，現代西方哲學在破舊后并沒有立新，在他們簡單的批判形而上學后，他們的理論相續陷入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困境，他們的理論、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成為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現代西哲流派提出回歸形而上學。德國當代哲學家哈貝馬斯指出自康德之后，人類便步入了一個“后形而上學”的時代。在后形而上學時代，哲學必須放棄對整體、大全和作為“這個世界”意義來源的超驗本體的尋求①。

2．從抽象思辨轉向現實生活

現代西方哲學對近代西方哲學的超越有一部分實現由抽象思辨轉向現實生活。許多現代哲學家都將現實生活作為其理論的出發點或歸宿。胡塞爾提出哲學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爾強調“在世的在”的意義，維特根斯坦轉向日常語言，杜威強調經驗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為了使哲學轉向現實生活。

3．理清哲學與科學的關系

哲學家們重新思考哲學與科學之間的關系，并提出了許多新穎的觀點。例如作為生活和行為方法或科學的方法論，作為對意義的澄明和解釋，對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終極關懷的探究，作為超形而上學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學或“后哲學文化”，作為對智慧的訓練，等等②。

4．關注領域的轉變

譬如從反形而上學、反基礎主義、反主體主義、轉向對向語言的關注，對境域的關注，等等，這些都極其豐富了哲學的內容和開辟哲學領域的新天地。哲學的這些轉變，使得哲學與其他新興學科之間有了一定得交叉和滲透。這些交叉邊緣更是建立了一定的邊緣學科，例如科學哲學，環境倫理學，醫學倫理學等等。

二、馬克思哲學對近代西方哲學的超越

（一）馬克思哲學對近代西方哲學的超越

1．以實踐為基礎的哲學超越了以抽象理性為基礎的近代西方哲學

近代西方哲學繼承了古希臘哲學的傳統，探討的依舊是抽象本體論，更為關注的是虛無的宇宙或者一些無法求證的抽象概念，并試圖尋求世界的本原。這些在文藝復興打破宗教勢力有著積極的作用。在反對宗教神本位的時候，哲學家的使命就是運用理性工具去發現普遍、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則，并加之以宣傳，使之成為打破神本位的有力武器。在具體的建構過程中，這種抽象的理性就表現為脫離了人們的實際生活和實踐活動的形而上學的“實體” ③。

哲學的基礎是實踐。哲學提出意識之所以源于物質，此過程離不開主體的社會歷史活動，離不開實踐。馬克思關注的不是脫離人的實際活動、社會物質條件的抽象理性，而是實踐過程中、物質生活得社會。哲學有了嶄新的實踐觀，才有其自然觀等其他各種觀點。

2．實現哲學主題的轉換

近代哲學由于其歷史局限性使其具有的思辨形而上學和二元對立等缺陷，同時近代西方哲學主張現實的人與其實踐相脫離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絕對化的精神世界。哲學革命性地實現哲學主題的轉換，關注人的價值、自由和解放，并注重于改造世界。“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④”。哲學從創立到成熟，，是一個不斷的批判傳統西方哲學思辨形而上學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學的主客二元分離的過程，最終實現了哲學史上的偉大變革。

3．哲學在哲學研究對象上的超越

哲學以包括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在內的整個世界的最一般規律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第一，哲學將世界發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規律作為哲學的研究對象，從而正確地解決了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關系問題；舊哲學將哲學看成是凌駕于各門具體科學之上的“科學之科學”，所以未能正確解決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關系問題。第二，哲學實現了唯物論與辯證法的統一，自然觀與歷史觀在唯物辯證的基礎上的統一；舊哲學為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唯物論與辯證法分離，同時其自然觀是唯物的，歷史觀則是唯心的。第三，哲學在實踐的基礎上實現了科學性與革命性的統一，認為哲學不僅僅是要解釋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4．哲學在哲學立場的超越

馬克思叫傳統哲學而言更強調抽象思維，主張人們通過感性的實踐去理解一切事物。實踐思維方式使哲學從根本上擺脫了近代哲學的桎梏，宣告了新哲學的誕生。

（二）馬克思哲學與近現代哲學的異同

馬克思源于近代西方哲學，其思維方式、社會背景均來自西方社會，如何把握哲學與現代哲學關系，對于中西學者而言是一個重要的命題。所以，在此筆者將二者做一定的比較：

1．多數現代西方哲學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圖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為出發點，以建立關于世界的本源、本質的理論體系為目標，以基礎主義、本質主義等為理論特征的近代哲學，使哲學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從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絕對化的觀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現實生活世界。

馬哲學不僅比現代西方哲學更加徹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學的二元分立、基礎主義、本質主義和思辨形而上學等傾向，而且為西方哲學的進一步發展指明了現實的道路。這具體表現在馬克思不是簡單地揚棄一切舊哲學，而是力圖徹底打破它們由以出發的前提。他所關注的不是建立關于整個世界的嚴密完整的理論體系，而是直面人的現實生活和實踐。他由此把實踐觀點當作其哲學的首要的、基本的觀點；主張通過實踐來充分發揮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促進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馬克思正是通過對人的實踐的意義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闡釋徹底地實現了對近代哲學的超越，實現了哲學上的革命變革。

2．現代西方哲學建立在近代西方哲學的基礎上，沒有完全脫離。譬如在形而上學，他們一方面批判近代西哲的形而上學理論，但同時又發現自己的理論脫離了形而上學無法得到論據，所以又以新的形態去構造同樣具有片面性的某種形而上學。它們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種種弊病，特別是使人對象化和物化（異化）的弊病，強調發揮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然而卻由此走向了無視客觀實際的主觀主義。較之哲學而言，哲學提出的實踐觀點，使其跳出了傳統的哲學方式。

3．哲學從根本上擺脫了現代西方哲學的階級基礎，更為符合現代社會的前進方向，其以無產階級為其理論的階級基礎，從而擺脫了現代西方哲學的階級偏見。較之現代西哲而言，馬哲更有革命性，其根本目的即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建立新的政權，即社會主義社會，從而根本解放無產階級及全世界人民。同時，馬哲是一個開放的、在實踐中前進并豐富的哲學體系。現代西方哲學的階級基礎還是資本主義，其思維的局限性和偏見始終如一的存在，他們的哲學始終是為了維持資本主義的統治，然而資本主義的總總危機已經顯示出了他們的制度的缺陷。哲學從根本上而言是完全符合現代社會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哲學，是惟一能克服各種類型的西方近現代哲學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的這種或那種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哲學⑤。

4．馬克思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把生活和實踐的觀點當作其哲學的基本觀點，克服了西方哲學家在轉向生活和實踐道路上的唯心主義傾向。現代西方哲學并沒有脫離唯心。實際上大多數現代西方哲學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質或精神本源為目標、以心物相互獨立和主客完全分離為理論前提的傳統的哲學思維方式，從而除了反對唯物主義以外，也明確要求反對唯心主義。他們之反對唯物主義，并不是為了宣揚唯心主義，而是使哲學不局限于傳統意義上的唯物唯心之爭，而轉向具有自主個性的人及其所牽涉的世界，轉向人的現實生活和實踐。這種轉向并不意味著籠統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認為這個世界如果不與人發生牽涉，就不能成為人的現實生活和實踐所及的對象（客觀）世界。

注釋：

①閔仕君."形而上學"新解.青海社會科學.2004(5).

②劉放桐.對西方哲學近現代轉型的歷史與理論分析.學海.2000(05).

③賴海燕,徐春林.略論哲學對近代哲學的超越.求實.2002(2).

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120).

⑤劉放桐.當代哲學走向:與現代西方哲學的比較研究.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2]石元康.當代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論.上海三聯出版社.2000.

[3]侯惠勤.與當代人文精神.紅旗文稿.2006(7).

[4]劉放桐.對西方哲學近現代轉型的歷史與理論分析(學海).2000(05).

[5]閔仕君."形而上學"新解.青海社會科學.2004(5).

篇6

只有扎根于社會實踐,傾聽實踐的呼聲,汲取實踐的智慧,接受實踐的檢驗,周而復始,才能不斷開拓創新。哲學研究的根據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唯物辯證法作現實的哲學,要求對民族、國家和人類前途命運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從純粹概念出發去構建林林總總的哲學體系,不是哲學的出路。

一、的文本研究是哲學創新的基礎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最根本的理論特征。的具體結論和問題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哲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在總體上是無法超越的,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會過時。我們不但要研究馬克思究竟“說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馬克思是“怎么說出來的”,研究馬克思面對歷史和現實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種種結論。因為時代已經變遷,我們面臨著全新的社會環境,不可能拘泥于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體問題和具體語境。的基本問題仍然存在于現代社會的結構之中,的方法論依然蓬勃地活在現代社會里,是現代社會客觀存在的一支強勁的影響力和支配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學創新的基礎,我們要加強經典文本的研究。經典文本盡管不可能給我們直接提供針對現代社會發展現實情境的理論,但它提供了蘊涵著馬克思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寶藏。脫離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學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的基本理論與方法。要全面而透徹地解讀創始人的著作,把哲學的本真與其他人所理解的哲學區別開來,挖掘那些蘊涵在哲學經典著作中極具價值卻未具體展開的論述,澄清以往甚至現在被誤讀的思想。展開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堅持歷史性原則。杜絕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

結合作者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理解文本對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文本研究要求我們一定要努力貫徹歷史性原則。對于我們而言,要想真正按照歷史性原則研究馬克思文本,就要通曉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歐洲資本主義的歷史。阿爾都塞提出,要真正歷史地進入到馬克思自身的問題與思想深處,回到馬克思當年思考與提出革命性理論的具體語境中去,研究馬克思如何從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唯心主義襁褓中掙脫出來、走向現實的科學的視野,必須承認真實歷史對意識形態本身的影響,而不能內在目的論式地研究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觀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貼到馬克思身上。在理論研究的進程中,存在過和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粘貼現象”,使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極大的誤解和扭曲。只有堅持歷史性原則,盡力杜絕教條主義地理解馬克思文本,我們才能避免走進理論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歷史地理解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問題對話一視域融合”的解讀模式

伽達默爾指出:“我們可以這樣來規定處境概念,即它表現了一種限制視覺可能性的立足點。因此視域(Horizont)概念本質上就屬于處境概念……誰具有視域,誰就知道按照近和遠、大和小去正確評價這個視域內的一切東西的意義。因此,詮釋學處境的作用就意味著對于那些我們面對流傳物而向自己提出的問題贏得一種正確的問題視域。”贏得“問題視域”是在更普遍性意義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條件。在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釋者必須重視“問題視域”的存在,努力贏得問題視域,融匯自己的問題視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問題視域,實現與馬克思文本的對話,詮釋出文本的鮮活意義,開拓理論有效應用于社會實踐的領域。顯然,“問題對話——視域融合”解讀模式比起極具針對性、指向性的帶著某一或某些具體問題的文本解讀擁有較為寬廣的視界、較為宏大的問題容量和因此產生的較高的回答社會實踐提問的效率,這對于我們成功應對當前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提出的問題與挑戰具有重要意義。

二、在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基礎上將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結合起來

有人認為傳統的文本和在當代已失去了理論價值,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割裂了與當代實踐有機統一的關系。背棄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放棄了的指導,使社會主義事業終歸瓦解。我們進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所選擇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是以作為指導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們繼承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結合我國國情,建構了中國化的的新形態,我們的事業才獲得成功。

哲學是一種科學世界觀和生成性思維,其基本精神是回歸現實生活,哲學的創新更要以回歸現實生活為依據。不斷地制造“新”名詞、“新”概念不是哲學的創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現實、深刻反思中國問題才是哲學創新的根本出路。我們應當從正在研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出發,對經典文本進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闡釋和新的運用。離開了現實問題的關注,對經典文本進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釋,并把自己的詮釋說成“真正的”、“正宗的”,這不是真正的所倡導的作風。

文本研究的對象是文本的理論,但研究的指向卻是現實的實踐。文本研究的問題非常廣泛,哪些問題需要密切關注、迫切說明是由時代的主題、社會實踐和人民群眾的需要決定的。我們主張在研究當代現實特別是當代中國實踐的新問題中,通過對嶄新實踐的科學概括和現當代科學成就的提煉,實現哲學的創新和發展。哲學只有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時代特征和時代精神,對時代的重大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凝煉出富于建設性、創造性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現實研究的互動中成功地發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論,由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解讀者理解的深度和廣度可能大不一樣。哲學理論的深刻內涵往往會通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與調整而得到進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調整和切換,主要依據是對現實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的關注與思考。哲學的創新,不僅要關注我們正在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而且應該胸懷世界,充分考慮到當代世界的變化、當代科學技術的新發展以及國外哲學和西方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問題,促進哲學與其他哲學和文化的溝通與交流,吸納人類新的優秀文化成果,進一步推進我們的研究。

三、尋求文本研究與現實研究的互動與平衡學界有兩種代表性

關于加強哲學研究的主張:其一,主張加強對經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馬克思,重新理解馬克思;其二,主張面向當代社會實踐,加強對現實問題的研究。凸現哲學的當代性。這兩種主張都是形而上學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分別看成純文本的學理探討和無根的現實關切,背離了兩方面研究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的辯證關系。簡單地“回到馬克思”,導致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誘發新的本本主義,喪失哲學應有的現實精神。只有準確而深刻地把握住哲學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國的現實社會生活的變化實際,才能對現存的眾多問題進行深刻的剖析,對哲學作出符合時代要求、體現中國社會變化的理論成果來,從而實現哲學的創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之間合理的互動,尋求二者之間平衡點,把“回到馬克思”與“回到現實中來”結合起來,是推進哲學研究創新的正確途徑。

四、哲學創新需要注意的原則

(一)堅持哲學的開放性

哲學的開放性是針對哲學與各門具體科學、哲學的各形態之間、哲學與西方哲學的關系說的。堅持哲學的開放性就必須走出哲學,又返回哲學,進而發展哲學。的發展不僅應當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為基礎,而且應當在與自由主義理論的對立與互動中發展。之所以能與自由主義實現對立與互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識形態,除了它具有的維護特定的階級與利益集團的辯護功能(價值—信仰層面)以外,它還具有知識的功能(認知一解釋層面)與實施(目標一策略層面)的功能,從而同時也是人類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強化哲學的現實品質

哲學研究克服危機、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徑就是恢復哲學與現實的本真關系。哲學研究不能脫離現實,不應逃避政治。哲學研究不要成為那種徘徊于概念和范疇問的純邏輯推演式的學問,也不能淪為那種對現實生活世界漠不關心的、踏上純粹思想自我構造道路的文字游戲。必須突破那種對學術的純形式主義理解,特別是要掃除將學術與政治、學術與現實對立的陋識,注重從當代世界和當代中國的現實、特別是從全球化和中國現代化的實踐中獲取真正的資源,才能實現哲學創新。脫離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偉大實踐,“思想的閃電”偏離“人民園地”,哲學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學不是游離于現實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維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時代,哲學研究則是時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學對于現實是一種要投入更要超越的關系,假如我們能夠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出現的這樣那樣的新問題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對實踐予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我們的哲學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篇7

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中基礎上的實踐哲學主張——詮釋學是哲學，而且作為哲學，它是實踐哲學。——，正是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的“現實性”之維。最近的中國學術界的相關研究者發現和試圖深化這種“現實性”。邵華在研究伽達默爾的實踐觀念時以伽達默爾哲學發展史為坐標指出“對實踐問題的思考貫穿了伽達默爾整個學術生涯,構成了他哲學思想的起點和歸宿。實踐哲學不僅影響了他的哲學解釋學思想的形成,而且他還將哲學解釋學應用于實踐問題,發展出解釋學的實踐哲學。實踐哲學和解釋學在他的思想發展中是一種互動的、相互啟發的關系。他對實踐哲學和解釋學的融合,可分為三個階段。早期他通過對柏拉圖的政治思想研究關注到理解和相互理解問題,此外海德格爾對《尼各馬可倫理學》的闡釋使其注意到實踐智慧概念。在中期的代表作《真理與方法》中他通過實踐智慧概念闡明解釋學的應用問題。后期他通過將哲學解釋學應用于對現代社會的反思,尋求對實踐合理性的理解,希望以此來引導人們的生活,避免技術文明對人造成的異化。對實踐哲學和解釋學的融合體現伽達默爾作為一個人文知識分子的現實關懷,對于我們思考現代人的生存處境具有重要啟發意義”i。在稍后的近期學術文章中張能為更加明顯的指出了伽達默爾實踐哲學的現實性。，他認為“伽達默爾通過其解釋學的實踐哲學公開明確地表明了解釋學與實踐哲學的必然聯系，闡明了解釋學作為實踐哲學的必然性與必要性，指出了實踐哲學的轉向，這正是現代解釋學的時代意義與理論價值之所在。因為將人的生活世界經驗的基本性作為解釋學普遍性之根據，這就為解釋學走向時代現實生活提供了前提，也為解釋學確立了處理當代哲學問題時的特有位置。以實踐哲學作為解釋學的思想綱領，作為其理論的落腳點與歸宿，這是現代解釋學的新變化、新特點，也是伽達默爾全部哲學思想的一條值得人們重視與回味的中心線索。”ii

再有，洪漢鼎在2001年九月出版的《詮釋學——它的歷史和當展》中已經有了相當詳細的論述。伽達默爾在《作為理論和實踐雙重任務的詮釋學》（1978）、《實踐理性問題》（1980）直接論述了詮釋學哲學上的實踐哲學觀念。

伽達默爾的實踐哲學是哲學詮釋學的最新發展趨向，正是他實現了詮釋學與實踐哲學的真正統一。從詮釋學到實踐哲學,是伽達默爾哲學詮釋學的必然的一步,這不僅因為實踐問題是伽達默爾一向關注的問題,還因為,實踐哲學本來就是哲學詮釋學題中應有之意,二者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必然聯系。伽達默爾自稱是在主觀唯心主義的圈子中生長起來的，是從新康德主義思想中走出來的哲學家，他的基本哲學態度是現象學的，他力圖重新批駁“先驗主體”理論那種要求構建世界知識的理論體系，把哲學的反思態度置于人們的世界經驗這種源始的存在狀態，對人的存在形式和存在意義作出哲學的理解，即要把哲學重新還原于人類存在的基本經驗，只有這些人類存在的基本經驗才能解釋一切歷史主義。因此，胡塞爾與海德格爾共同強調的“生活世界”理論和人的基本存在思想帶給伽達默爾最大思想沖擊與震動，正是這一思想給西方哲學的發展確立了新的理論生長點和思想發展路向。在伽達默爾看來，人的存在過程就是一種理解過程，理解是人的存在形式，是人的基本存在經驗，也是人的存在意義的最核心問題。伽達默爾認為精神科學中的本質性東西并不是客觀性，而是同對象的先前的關系。作為以匯總闡釋的實踐，解釋學總是牽涉到如何理解文本、藝術品或音樂作品的問題。他在對現實的人的生存環境的研究中，逐漸把眼界回復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回到他哲學研究的起點。實踐智慧概念作為伽達默爾后期實踐哲學思想的核心。在他后期發表的有關實踐哲學的文章中,除了用實踐知識、道德知識表示實踐智慧以外,更多地使用實踐理性、實踐合理性或實踐合理性的德性來刻畫實踐智慧概念。在伽達默爾看來,亞里士多德針對理論和理論哲學的理想而提出實踐哲學,把實踐提升到獨立的知識領域,這充分考慮到了實踐領域的獨特性。實踐不是行為模式,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對生活方式的理想模式的期望，不可避免面的，他要將哲學詮釋學的眼界投向還未成為現實的未來的世界秩序中去。

注釋：

篇8

學界普遍認為中國哲學是以“實用理性”為其存在形態的，或者“實踐理性”與“實用理性”在指中國哲學時并不完全加以區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李澤厚先生在其歷史本體論中所表明的觀點。李澤厚認為，“實用理性”乃是經驗合理性的概括和提升，人類的經驗來源于實踐。實踐是使用-制造工具的勞動操作活動，人類在生產勞動中不但產生了區別于任何其他動物群體的社會語言、文字、藝術，還形成了系統的相關的理論體系。[1]李澤厚聲稱，他的“實用”是以實踐論為基礎，是在價值層面而非純理性層面。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和源泉，認識不但從實踐中產生，并且為生產實踐服務，而認識的正確與否，還要回到生產實踐中去檢驗。可見，李澤厚的“實用理性”和馬克思的實踐論，無論是認識的來源，還是認識的目的幾乎都是吻合的，所謂的“理性”，不過是感性經驗的思維抽象，即人類對感性的認識。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李澤厚和馬克思的實踐論是相一致的。不過，馬克思實踐論更多強調的是生產和社會生活的實踐，而中國古典哲學雖然也不反對人類的理性認識來自“格物致知”，但它更注重的是人的精神上的修養和人格理想的塑造。可見，“實用”和“實踐”在這里并不能劃等號。因此，李先生稱中國哲學為“實用理性”有它的實際問題。還有一部分人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景和傳承的角度，通過“實用理性”與“實踐理性”的對比分析，認為“實用理性”是中國傳統思想自身性格具有的特色，反對理論界用康德的“實踐理性”對中國哲學作詮釋，認為這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實用理性的一種誤讀”[2]。這種說法同樣是以的“實踐”為參照，并與“實用”相等同，但與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實踐”相區別。后者是正確的，正如鄧曉芒先生分析的那樣，康德的實踐理性“跟感性世界沒關系，涉及物自體的問題，是人的自由、人的實踐能力、人的意志、人的欲望等問題。人本身不是從認識出發，不需要積累大量的經驗，然后才有意志，才有欲望，而是一開始就有的”[3]。也就是說，人的實踐認識是先天就具備的，而不是后天從感性或經驗中獲得。這一點與柏拉圖的絕對的“理念”和中國宋明時期理學家的“理”的范疇倒有幾分相似。那么中國哲學的特性是“實用理性”還是具有“實踐理性”？本文試以中國哲學基本概念的本源性為視角，通過“實用理性”和“實踐理性”本身及相關的概念及范疇的梳理和分析，并從歷史的角度解讀其內涵價值層面的意義，借助史與思、理與邏輯的結合，還原兩者所蘊含的內在本質，以期對此問題有個客觀實在的解答。

一、理論與理性

就根本含義而言，“理”，指的是客觀事物自身運作的次序、事物或事件存在的根本規律;“論”則有分析判斷之義。理論就是社會實際生活中關于自然界和社會實踐有系統的認識通過思維的綜合上升而形成的認知結果，它是以形而上的方式存在的。因此，李澤厚先生所說“理性”其實就是“理論”，因為他給“實用理性”所作的解釋就是人們對現實社會生產生活活動的一種有系統的概括。但這種“實用理性”和我們所說的哲學意義上的理性具有本質區別。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對理性的分析有兩種基本的解釋，首先，他把理性分為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或者稱為純粹理性和一般理性[4]：理論理性不是通過實踐的反思而成，亦非推理而得出，在康德看來，它實際是人先天具備的，類似部分儒家學者對心的本然之性的認識，“心生而有知”，“凡以知，人之性也”[5]。“知”是心本然的一種認知能力。可見，康德的理性并不等于理論。不過，理性和理論不可截然分開。沒有理性的存在，理論是無法形成的，沒有理論，理性自身存在的開顯也成了問題。其次，如果說李澤厚的理性具有實用主義色彩的話，那么康德的理性卻隱含著對人類知識發展的一種導向，引導著人們對知識的無限訴求，同時內藏著對人生未來的一種向往，因而精神價值上的意義是凸顯的。這也正是康德的實踐理性理論出現的原因所在，它回答了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就哲學方面所提出三個問題之第二個問題所涉及的：“我應該做什么？”即人類的實踐。由于它出自個體本性的自覺，不需要外在強制力的驅使或約束，這種理性的內容應該是先天的，行動出于個體的自愿，因此它應該是道德的實踐。也就是說，康德的實踐理性不過是人的先天意志在社會生活中的實際應用而已，人的本性意志即是實踐理性。由此可以看出，康德所說的理性和李澤厚先生所說的理性的含義是有巨大差別的。李澤厚的“實用理性”本質是把生產生活高度系統抽象的結果，就是一種實用理論，是在社會經驗中后天獲得的。康德所說的理性則是人的一種能力或者本然意志，二者并沒有根本上的共同之處。不過，康德的實踐理性雖然超越了社會生活實踐，但并沒有脫離它們，它所反映的恰是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由于種種原因暫時還無法實現的社會理想或目標的理論前提。從中國古代哲學來看，無論是儒家還是道家，他們亦是從人的本性出發，把人天生的自然本性作為指導社會實踐的理論基礎與對社會人生的美好向往。比如儒家“以仁愛性善作為做人的標準，其理想人格是圣賢，所追求的是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6]。道家則以人的自然本性為基礎，主張效法天道，順物性而為，從而達到“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齊一”[7]的理想。這樣，儒道的“仁愛性善”、“自然本性”與康德的實踐理性在理論來源與功能和作用上無疑有著較多的一致性。從哲學的根本任務來說，哲學是對人的生命意義總體上的思索和追問，而不具體涉及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思想行為。因此，把哲學與“實用”理論聯系起來并不完全妥當。

李澤厚的實用理性即實用理論，或者說，理性等同理論，但康德的理性表示的則是一種意志或能力，當它和實踐聯系在一起時，其表示的價值內涵與中國哲學的思想理論表現出同一思維理路。從哲學的角度看，實用理性與實踐理性相比較，后者更能全面地反映中國哲學的特質。當然，它所體現的內容和實質與康德意義上的實踐理性的區別也是明顯的，這是必須認識到的。

二、實用與實踐

“實用理性”中的“實用”一詞，首先從字面上來理解，無非是說中國哲學的理性重具體的價值層面的作用或功能，輕理論的思辨。正如李澤厚所說：“先秦各家為尋求當時社會大變動的前景而授徒立說，使得從商周巫文化中解放出來的理性，沒有走向閑暇從容的抽象的思辨之路，也沒有走向厭棄人世的追求解脫之途，而是執著于人間世道的實用探求。”[8]其次，“實用”也明顯受到西方“實用主義”派別思想的影響。“實用主義”的原意就是行為或行動，它在哲學上強調立足現實生活，注重行動本身，一切理性都要用實踐去引導、規范，甚至用來塑造人的情感和欲望。因此，“實用主義”又稱“行動哲學”、“生活哲學”和“實踐哲學”。這和“實用理性”中的實用原則是不謀而合的。最后，“實用”理論與中國小農社會的實際生產生活狀況是符合的，在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情況下，人們更關心的是其行動的現實價值。因此，恩格斯說：“在一切實際事務中……中國人遠勝東方其他民族。”[9]實際上，中國哲學理論的產生并不來自下層勞動人民，而是來自貴族、士、儒，哲學和現實的生產生活并不具有直接的關系，并且，他們之間也不存在完全重合的社會理想和價值取向。以“實用”和“實踐”為例：實踐的日常意義和哲學意義并不相同，人們往往把一切人類的行為活動都看作實踐。實際上的“實用”包括了生產生活及日常行為等行動，生產勞動等僅僅在于滿足人的生理上的生存和欲望。但哲學意義上的實踐不同于生產勞動，它涉及更多的是人生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實踐的自身就是目的，實踐不是維持生命的生物活動和生產活動，不是人與自然之間的活動，而是人與人之間廣義的倫理行動和政治行動。[10]亞里士多德的這種解釋和我國古代對倫理道德的態度一致，踐履、踐行指向倫理行為和道德行為的實行，沒有人會把掙錢、做工與實踐或者踐履聯系在一起。[10]

雖然實踐和生產活動在哲學意義上有著根本的區別，但它們又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關聯，它們都需要人類作為主體去執行。在日常生活的語言中，人們不會在意去區分哲學中的實踐活動和日常生活中實踐的含義，通常指的都是第二個含義。不過在關系到一些基本問題的時候，作為哲學的實踐與社會日常中實踐的區別顯然就會有它的根本性的意義。哲學中的實踐是人的自由意志選擇的行動，而生活中的實踐則是由社會具體環境決定的，人是受當下自然、社會的規律支配的;哲學上的實踐注重人生的意義和價值，而生產的實踐卻只是關心生理上的需要和滿足;哲學意義上的實踐對象是我們人類自己，而生產意義上實踐的對象主要偏重物質。把哲學意義上的實踐和生產意義上的實踐如果混同，無疑是對哲學中實踐上的人的意義和價值的消弭，哲學存在的基本意義或者說哲學的真正對象和任務就會引起人們的質疑和猜測。

不但在日常生產生活中“實用”和“實踐”的含義和界限含混不清，即使是一些學者，對實踐含義的理解也出現了類似問題。的實踐不但指的是人對自然物質能動的生產活動，而且還反映人際之間的行動，它的一個最基本的條件就是要考慮他者的存在，這里就涉及人的行動和自由的關系，因此實踐不再是一種比較低級的生產活動之類的具體行動，而是在更高意義上人的思想上的應用。

通過對“實用”和“實踐”的分析和對比，哲學意義上的“實用”和“實踐”有著不同的含義和價值指向，用“實用”的概念實際是體現不了哲學的基本任務和精神的，因此，把中國哲學的特質歸結為“實用”不但根本反映不了中國文化思想發展的軌跡，而且用“實用”也難以清晰地梳理出中國文明演進的精神脈絡。

三、超驗與經驗

馬克斯?韋伯在《中國宗教――儒教和道教》中說：“中國哲學本身沒有一種沉思性和系統性的特點……中國哲學沒有一種理性的形式主義特點，不像西方的法理學那樣。……中國哲學沒有產生經院哲學，因為它在職業上就不專注于邏輯，邏輯概念本身對中國哲學來講是絕對陌生的。中國哲學只關注經文的書寫，它不是辯證的，而是保持著對純實踐問題和世襲官僚身份利益的傾向。”[11]以韋伯的理解，中國的哲學就是一種經驗性的，缺少超經驗的理性的思辨和理論的形而上學。由此，包括他在內的一些西方學者斷言，中國的哲學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哲學，或者更有甚者說中國基本沒有哲學。如果以形而上的角度看，中國哲學從先秦道家的“道”、“一”至魏晉玄學的“無”、“有”，一直到宋明理學的“理”、“欲”，以西方哲學的理性解釋方式，無不充滿了決定精神和理念的特點。這些概念的提出，無論其背景或根源如何，僅從其表現形式來看，體現了人類思維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而很難找到它們在現實世界相應的實體，就像西方上帝的概念一樣。[12]如果從系統性和思辨性的視域來看，中國哲學在“天人合一”的大的系統下，有無之辯、名實之辯、性理之辯以及天人之辯、理欲之辯、義利之辯等，充分說明了中國哲學對自然世界和社會人生全面的、深沉的、系統化的思考，它們所彰顯的發展維度和內在張力是中國哲學的厚重所在。如果以經驗和超經驗之分來判斷中國哲學的特質（即實用理性還是實踐理性），僅從儒家的一些主要概念來看就可以回應西方哲學對理性的解釋方式。在儒家的倫理道德中，其概念并不缺乏在超驗領域豐富的思辨玄想，也不缺少超越世俗的價值取向和倫理訴求。如儒家的“大同”理念、關于“圣人”的人格理想等。顯然，這些思想具有理想性、超驗性，而并非韋伯說的只有“純實踐”。正是用這些超驗思想指導客觀的、實際的世俗生活，才使得中國人民在面對任何苦難和困境時，都能保持高尚的人格和不屈不撓的積極進取精神，而這些品質絕非能以“實用”或經驗得來。

篇9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最根本的理論特征。的具體結論和問題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哲學作為科學的方法論在總體上是無法超越的，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會過時。我們不但要研究馬克思究竟“說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馬克思是“怎么說出來的”，研究馬克思面對歷史和現實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種種結論。因為時代已經變遷，我們面臨著全新的社會環境，不可能拘泥于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體問題和具體語境。的基本問題仍然存在于現代社會的結構之中，的方法論依然蓬勃地活在現代社會里，是現代社會客觀存在的一支強勁的影響力和支配力，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學創新的基礎，我們要加強經典文本的研究。經典文本盡管不可能給我們直接提供針對現代社會發展現實情境的理論，但它提供了蘊涵著馬克思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寶藏。脫離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學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的基本理論與方法。要全面而透徹地解讀創始人的著作，把哲學的本真與其他人所理解的哲學區別開來，挖掘那些蘊涵在哲學經典著作中極具價值卻未具體展開的論述，澄清以往甚至現在被誤讀的思想。展開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堅持歷史性原則。杜絕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

結合作者所處的具體歷史條件來理解文本對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文本研究要求我們一定要努力貫徹歷史性原則。對于我們而言，要想真正按照歷史性原則研究馬克思文本，就要通曉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歐洲資本主義的歷史。阿爾都塞提出，要真正歷史地進入到馬克思自身的問題與思想深處，回到馬克思當年思考與提出革命性理論的具體語境中去，研究馬克思如何從德意志意識形態的唯心主義襁褓中掙脫出來、走向現實的科學的視野，必須承認真實歷史對意識形態本身的影響，而不能內在目的論式地研究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觀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貼到馬克思身上。在理論研究的進程中，存在過和存在著較為嚴重的“粘貼現象”，使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極大的誤解和扭曲。只有堅持歷史性原則，盡力杜絕教條主義地理解馬克思文本，我們才能避免走進理論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歷史地理解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問題對話一視域融合”的解讀模式

伽達默爾指出：“我們可以這樣來規定處境概念，即它表現了一種限制視覺可能性的立足點。因此視域(Horizont)概念本質上就屬于處境概念……誰具有視域，誰就知道按照近和遠、大和小去正確評價這個視域內的一切東西的意義。因此，詮釋學處境的作用就意味著對于那些我們面對流傳物而向自己提出的問題贏得一種正確的問題視域。”贏得“問題視域”是在更普遍性意義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條件。在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釋者必須重視“問題視域”的存在，努力贏得問題視域，融匯自己的問題視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問題視域，實現與馬克思文本的對話，詮釋出文本的鮮活意義，開拓理論有效應用于社會實踐的領域。顯然，“問題對話——視域融合”解讀模式比起極具針對性、指向性的帶著某一或某些具體問題的文本解讀擁有較為寬廣的視界、較為宏大的問題容量和因此產生的較高的回答社會實踐提問的效率，這對于我們成功應對當前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提出的問題與挑戰具有重要意義。

二、在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基礎上將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結合起來

有人認為傳統的文本和在當代已失去了理論價值，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割裂了與當代實踐有機統一的關系。背棄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放棄了的指導，使社會主義事業終歸瓦解。我們進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所選擇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是以作為指導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們繼承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結合我國國情，建構了中國化的的新形態，我們的事業才獲得成功。

哲學是一種科學世界觀和生成性思維，其基本精神是回歸現實生活，哲學的創新更要以回歸現實生活為依據。不斷地制造“新”名詞、“新”概念不是哲學的創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現實、深刻反思中國問題才是哲學創新的根本出路。我們應當從正在研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出發，對經典文本進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闡釋和新的運用。離開了現實問題的關注，對經典文本進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釋，并把自己的詮釋說成“真正的”、“正宗的”，這不是真正的所倡導的作風。

文本研究的對象是文本的理論，但研究的指向卻是現實的實踐。文本研究的問題非常廣泛，哪些問題需要密切關注、迫切說明是由時代的主題、社會實踐和人民群眾的需要決定的。我們主張在研究當代現實特別是當代中國實踐的新問題中，通過對嶄新實踐的科學概括和現當代科學成就的提煉，實現哲學的創新和發展。哲學只有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時代特征和時代精神，對時代的重大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凝煉出富于建設性、創造性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現實研究的互動中成功地發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論，由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解讀者理解的深度和廣度可能大不一樣。哲學理論的深刻內涵往往會通過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變換與調整而得到進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視野和視角的調整和切換，主要依據是對現實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的關注與思考。哲學的創新，不僅要關注我們正在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而且應該胸懷世界，充分考慮到當代世界的變化、當代科學技術的新發展以及國外哲學和西方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問題，促進哲學與其他哲學和文化的溝通與交流，吸納人類新的優秀文化成果，進一步推進我們的研究。三、尋求文本研究與現實研究的互動與平衡

學界有兩種代表性的關于加強哲學研究的主張：其一，主張加強對經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馬克思，重新理解馬克思；其二，主張面向當代社會實踐，加強對現實問題的研究。凸現哲學的當代性。這兩種主張都是形而上學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分別看成純文本的學理探討和無根的現實關切，背離了兩方面研究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的辯證關系。簡單地“回到馬克思”，導致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容易誘發新的本本主義，喪失哲學應有的現實精神。只有準確而深刻地把握住哲學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國的現實社會生活的變化實際，才能對現存的眾多問題進行深刻的剖析，對哲學作出符合時代要求、體現中國社會變化的理論成果來，從而實現哲學的創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現實問題研究之間合理的互動，尋求二者之間平衡點，把“回到馬克思”與“回到現實中來”結合起來，是推進哲學研究創新的正確途徑。

四、哲學創新需要注意的原則

(一)堅持哲學的開放性

哲學的開放性是針對哲學與各門具體科學、哲學的各形態之間、哲學與西方哲學的關系說的。堅持哲學的開放性就必須走出哲學，又返回哲學，進而發展哲學。的發展不僅應當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為基礎，而且應當在與自由主義理論的對立與互動中發展。之所以能與自由主義實現對立與互動，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識形態，除了它具有的維護特定的階級與利益集團的辯護功能(價值—信仰層面)以外，它還具有知識的功能(認知一解釋層面)與實施(目標一策略層面)的功能，從而同時也是人類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強化哲學的現實品質

哲學研究克服危機、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徑就是恢復哲學與現實的本真關系。哲學研究不能脫離現實，不應逃避政治。哲學研究不要成為那種徘徊于概念和范疇問的純邏輯推演式的學問，也不能淪為那種對現實生活世界漠不關心的、踏上純粹思想自我構造道路的文字游戲。必須突破那種對學術的純形式主義理解，特別是要掃除將學術與政治、學術與現實對立的陋識，注重從當代世界和當代中國的現實、特別是從全球化和中國現代化的實踐中獲取真正的資源，才能實現哲學創新。脫離無產階級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偉大實踐，“思想的閃電”偏離“人民園地”，哲學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學不是游離于現實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維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時代，哲學研究則是時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學對于現實是一種要投入更要超越的關系，假如我們能夠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出現的這樣那樣的新問題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對實踐予以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指導，我們的哲學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篇10

[關鍵詞]圖書館哲學；問題研究

圖書館哲學研究的興起和發展，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的必然趨勢，又是圖書館實踐深入和理論提高的迫切需要，圖書館哲學問題研究是一項具有重要意義的研究課題。認識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提出以問題研究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圖書館哲學為目標，探討問題研究的特征、程序、內容和意義。這為開創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新局面，發揮其指導作用和時代價值，正確引導圖書館事業發展，繁榮哲學社會科學，提高全民科學文化素質，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具有理論和應用的現實意義。

1　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

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起源于20世紀30年代，正式起步于80年代，逐步形成研究局面。正如北大教授吳慰慈發表的論文《圖書館基礎理論研究述評》：“圖書館哲學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引起我國圖書館界的關注。有關研究主要集中于圖書館哲學的內涵進行探討，關于什么是圖書館哲學。從目前國內發表的有關圖書館哲學的論文來看，其理論體系的框架也不十分清楚。因此應致力于探討圖書館哲學的基本問題：研究對象、體系結構、相關學科和研究方法，這才符合科學發展的綜合與分化的規律。”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狀況和存在的問題，并且指出當前研究的任務和方向。圖書館哲學研究是圖書館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本課題具有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圖書館工作實踐和理論發展中，存在具有哲學意義和研究價值的問題，例如：圖書館是什么，圖書館精神是什么，圖書館哲學是什么，圖書館的本質和規律是什么，圖書館存在與意識的關系問題，圖書館物質與精神的關系問題，圖書館實踐與理論的關系問題，圖書館與人和社會的關系問題，圖書館的知識觀、學習觀、價值觀、人文觀、科學觀、管理觀和發展觀等問題。這類問題與圖書館的存在和發展，與圖書館人的前途和命運都密切相關，需要我們去探究和解決，因此我們選題為圖書館哲學的問題研究。提出以問題研究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圖書館哲學為目標，探討問題研究的特征、程序、內容和意義。在問題研究的過程中，以哲學思想為指導，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反思我國的研究狀況和問題。在我國圖書館實踐的基礎上，總結經驗、升華理論、抽象概括，理解圖書館哲學概念及其內涵、明確學科性質及其研究對象、組織體系結構、把握相互關系、運用科學方法、合理邏輯論證，在提出、分析和解決問題過程中，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

2　問題研究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

問題研究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方法，是圖書館哲學方法論的組成部分。問題是認識論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是現實與目標之間差距上的障礙和矛盾，在認知主體頭腦中的反應而形成的，具有未知性、導向性、系統性和建構性的特征。問題研究屬于方法論范疇，是向往目標而進行的認知方式，其程序包括提出問題、假說生成、檢驗論證和應用發展。建立問題研究的運行機制，發揮其功能作用，達到建構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的目標。

2．1問題研究的特征

問題研究具有未知性特征。圖書館哲學是新興的研究領域，在未知通往已知的道路上，存在許多問題需要發現、提出和解決。問題引起人們關注和思考，產生好奇心理和探究動力。問題是新知識的生長點，科學理論始于問題研究，其發展和完善在于不斷發現、提出和解決問題的進程中，從未知達到已知，又從已知向往未知，不斷地進步、不斷地豐富、不斷地積累、不斷地創新，從而獲得關于圖書館哲學研究領域的知識理論。

問題研究具有導向性和系統性的特征。問題作為研究的起點，它似觸角伸向研究領域各個方面，探尋前進的方向、目標和道路，擴展研究的范圍，進行有序性、相關性和連貫性的研究活動，具有導向和系統的功能作用。問題研究的進程是從一個問題的提出，到這個問題的解決，又引導出相關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展現出問題的問題的研究走向，形成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獨立、相互作用的問題研究系統。

問題研究具有建構性特征。它把研究對象、經驗事實、理論觀念、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等各種要素進行協調組織，把理論與實踐、思維與經驗、認識與發展等各種關系進行相互聯結，在問題研究中發揮具有組織功能的作用，形成一項主動建構的認知活動。在已有理論基礎上對問題進行研究，采取觀察判斷、比較分析、邏輯推理、反思評價、綜合概括等一系列思維方法，獲得新的認識、形成新的認知結構，實現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的建構。

2．2問題研究的程序和功能

我們設定問題研究的目標是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設計程序為提出問題、假說生成、檢驗論證和應用發展等四個階段，形成組織有序性、連貫協調性、互動促進性、整體優化性的運行機制，具有階段性、周期性和循環優化性的功能作用。

提出問題：通過有目標地觀察圖書館的現象，發現和提出有研究意義和價值的問題。由此進行解析性思維，確立研究的主題，明確其核心概念。假說生成：根據科學原理和已知理論對問題的論題，進行假定性說明。開展理論陳述和邏輯推理活動，經過由抽象到具體、模糊到清晰、高層向低層進行分解、擴展和轉化的過程，產生新的觀念、理論和模型，是一項富有建構性的思維活動。檢驗論證：對提出的問題和生成的假說進行科學實踐的檢驗和邏輯分析的驗證過程。這需要搜集證據材料，進行理性思考和判斷，獲取分析結果，正確和準確地表述生成的觀念、思想和理論，形成關于解決問題的科學結論，達到假說生成的合理性、正確性和完整性。應用發展：經過驗證的假說，其合理性和真理性不斷提高，上升為科學理論。理論的最大價值在于指導實踐，應用于實踐，并且在應用中發展，以提高理論的高度、廣度、精度和系統度，發揮建構和完善科學理論體系的功能作用，達到問題研究設定的目標。

3　圖書館哲學問題系統的研究

在圖書館哲學問題系統研究過程中，各個問題之間存在著時序性、層次性、從屬性、邏輯性和整體性等關系。這要求我們從整體上把握各個問題之間的聯系，確定研究的具體內容，提出和解決問題的順序、途徑和方法。我們設定問題研究的目標為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確定研究對象是圖書館及其具有哲學意義的問題，主要研究圖書館哲學本體論、圖書館價值論和圖書館發展論等問題，它們相互獨立、聯系和作用，形成圖書館哲學理論的體系結構，其具體問題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內容。

3．1本體論問題

圖書館哲學本體論問題是關于圖書館存在與意識的關系問題，它屬于認識論范疇，這是關系到圖書館哲學命題自身成立的根本問題。我們認為圖書館哲學產生與圖書館實踐和圖書館學科理論發展的需要，與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擴展的需要，存在密切的關系作用。圖書館哲學生成是這兩種需要協調發展的必然結果，具有客觀性、合理性和科學性，從而進一步認識和理解圖書館哲學的概念定義及其內涵、研究對象、學科性質、體系結構及其研究內容等問題，是解決本體論根本問題的有效的途徑。

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圖書館哲學思想是圖書館存在和發展的客觀事實在人們頭腦中的意識反映，經過認識的飛躍、理論化、抽象化和系統化而逐步形成的。以歷史事實為依據，分析我國圖書館實踐和理論的發展，聯系與圖書館關系密切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從他們的人生經歷和思想觀念中，尋找我國圖書館哲學思想的源頭和發展的歷史脈絡，認清其思想觀念，發揮其時代價值，建構有中國特色的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具有客觀性和真實性。

從科學發展的觀點看，科學分化和綜合的發展形成既有層次又有交叉的科學體系。具體學科：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教育學、管理學和圖書館學等，是從哲學逐步分化出來的，為了解決本學科實踐和理論發展中具有哲學意義的問題，它們上升層次與哲學聯系和結合；同時，哲學也需要各具體學科提供成果促進自身發展，并且給予指導和關懷，出現學科分化和綜合的發展態勢，產生了部門哲學學科群，這是哲學和具體學科互動發展、共同需要的結果。圖書館哲學與歷史哲學、社會哲學、教育哲學和管理哲學等同屬一類，都是哲學的部門哲學，具有哲學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是各自具體學科及其含有哲學意義的問題。在科學體系的層次上，它們都低于哲學層次而高于各自具體學科的層次。在學科功能上，它們對各自的學科提供具體的指導和發揮特有的應用性功能作用，并在應用中自我發展和完善，同時為哲學母體的需要，直接地提供研究成果。圖書館哲學的產生是圖書館實踐和理論發展與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擴展的共同需要和互動促進的結果，具有合理性和科學性。

我們運用哲學的原理、觀點和方法，在圖書館實踐活動的基礎上，在“學”和“問”的互動促進過程中獲得豐富的經驗知識，提高到哲學層面上進行理論化、抽象化、概括化和系統化，形成一系列圖書館觀念，集合為圖書館觀，它們有機地結合構成圖書館哲學的學問。我們定義圖書館哲學概念為“關于圖書館觀的學問”，它是探索圖書館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的科學，是關于圖書館認識論、價值論、發展論和方法論的理論體系。

3．2價值論問題

圖書館價值論問題是關于圖書館物質價值、圖書館精神價值和圖書館人的價值關系作用的問題，它屬于價值評價范疇。人和社會的需要和滿意程度是評價圖書館價值的標準。圖書館價值論是圖書館物質、精神和圖書館人的價值轉化及其圖書館整體價值生成發展規律的理論體系，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重要問題。

圖書館是社會進步的產物、人類知識的寶庫，是一種文化組織機構，它符合人類和社會發展需要而存在，必須為人類和社會服務而發展。文化是圖書館根本屬性，圖書館物質是圖書館文化內涵的物化形態，包括圖書館建筑、文獻、設備、環境等要素，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是圖書館價值的基礎，文獻是其價值的核心要素，文獻的知識是圖書館的本質屬性。圖書館精神是圖書館文化內涵的意識形態，它包括圖書館價值觀、知識觀、學習觀、教育觀、管理觀、服務觀、人文觀、科學觀和職業道德觀等要素，體現圖書館哲學的思想觀念，對圖書館物質基礎建設和圖書館人的活動具有指導和規范的價值作用，是圖書館價值的上層建筑，知識服務觀是圖書館價值的核心觀念。圖書館人是圖書館價值中最活躍的要素，在圖書館物質和精神之間發揮著中介的價值作用。圖書館人指具有圖書館相關的知識、技能、信念和品格的人，并能運用一定的物質手段和精神手段，從事圖書館實踐和科學認知活動的主體。在圖書館工作實踐與研究中，發揮著圖書館物質和精神的價值轉化和促進的中介作用，其價值具有潛在性特征，體現在開發組織文獻知識和促進文獻知識利用，轉化為現實的個人價值和社會的價值中。同時，樹立圖書館精神、共同的信念和理想，正確認識人生價值的取向，體現個體與群體、圖書館與社會相統一的價值觀，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圖書館物質、圖書館人和圖書館精神相互關系作用的協調統一，形成圖書館價值轉化運行機制，產生和提高圖書館整體的價值性，是社會價值體系的組成部分，發揮不可代替的作用。圖書館價值論問題是一個具有哲學意義和實踐意義的問題。

3．3發展論問題

圖書館發展論是關于圖書館發展觀、發展目標、發展道路、發展策略和發展規律的理論體系。圖書館發展論是根據圖書館過去和現在的實踐活動和理論研究狀況，預見它的發展趨勢和思考在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圖書館發展與人和社會的關系問題是圖書館發展論的核心問題，圖書館可持續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策略觀是圖書館發展論的重要觀念。堅持走中國特色圖書館發展道路，在提出和思考問題的過程中，創新觀念、明確目標，制定策略，逐步認識圖書館發展的規律性和正確方向，逐步建立圖書館發展的科學理論。

人和社會的需要是圖書館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條件，圖書館發展實踐和發展理論的創新是圖書館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因素和主要動力。圖書館發展要符合人和社會發展的要求，圖書館必須代表先進文化的時代精神，保持健康發展的狀態，促進人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圖書館發展趨勢表現在圖書館文獻以藏為主的“書本主義”向以用為主的“人本主義”觀念發展，局部范圍開放向社會全面開放發展，加快步伐向合作協調化、資源共享化、法律保障化、服務平等化、管理科學化和科學技術應用化的方向發展。在圖書館發展過程中存在一系列相關的問題：圖書館與人和社會發展需要的關系問題，圖書館實踐與理論發展的關系問題，圖書館與科學技術發展的關系問題，知識與載體形態發展變化的關系問題，客觀知識和主觀知識的關系問題，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的關系問題等，這些問題都是圖書館發展論研究的主要內容。樹立圖書館可持續發展觀，做好可持續發展策略準備，以保證圖書館進入最佳的發展狀態。

4　圖書館哲學問題研究的意義

4．1理論意義

針對我國圖書館哲學研究現狀與問題，提出問題研究是圖書館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分析問題研究的特征、設計程序、建立運行機制，發揮其建構圖書館哲學理論體系的功能作用。問題研究方法是圖書館哲學方法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獲取科學認識、建構理論體系的功能作用。

提出問題系統的研究思路和方案，取得圖書館哲學研究的初步成果。理解和把握圖書館哲學研究的目標、性質、特征和內容，對其本體論、價值論和發展論等主要問題進行探討。以哲學原理、歷史唯物觀和科學發展觀，論證圖書館哲學命題成立的合理性和科學性，明確了圖書館哲學的概念定義及其內涵、研究對象、學科性質、體系結構、研究內容及其研究方法。在問題研究過程中，提出一系列的概念、范疇、觀念和理論，采取“抽想到具體”的研究方法，初步形成圖書館哲學理論的體系結構，明確研究思路、研究方案、研究內容和研究方向，展現出圖書館哲學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