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對宏觀經濟政策的看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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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宏觀經濟

一、引言

宏觀經濟政策（macro-economic policy）是政府為達到一定經濟目標而制定的指導原則、做出決策和采取的措施。宏觀經濟短期分析的基本內容是經濟波動，而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盡可能地平抑波動，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維持適度的經濟增長。與首要目標相關的其他三個目標分別是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

二、近年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歷史回顧及效果分析

1.1994年-2012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回顧

1994年-1997年，面對我國由經濟轉軌而帶來的嚴重通貨膨脹問題，我國采取了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通過“雙緊”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使宏觀經濟在快車道上穩剎車，并最終順利實現了軟著陸。1998年-2003年，為了實現經濟增長目標我國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其中積極財政政策適度的拉動了經濟增長，但是“積極”的貨幣政策作用相當微弱。2004年-2007年，我國采取的是穩健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并達到了穩定物價和抑制通貨膨脹的預期目標。2008年-2012年，我國采取的是穩健到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到穩健的貨幣政策，以應對金融危機對我國的負面影響，刺激經濟復蘇。

2. 1994年-2011年宏觀經濟政策實施效果的定量分析

由上圖可知，財政收入、M2增速對GDP增長率的影響為“兩頭高、中間低”的狀態，呈現“微笑曲線”分布。這說明無論對于財政收入還是M2增速來說，都存在一個閾值，超過閾值之后，兩者對GDP增長率的影響為正向促進，而在未超過閾值時這一影響為負向。這體現了財政收入和貨幣M2政策在實際操作中，欲對GDP增長率產生正向影響。此外，由FR2系數值較M22相比更大來說，所反映出的實際情況是財政政策在1994-2011年間對我國GDP增長率的影響更大。

三、我國宏觀經濟發展展望

總結過去的2013年，經濟發展的總體態勢還是不錯的。去年上半年整體經濟下滑的壓力較大，而在下半年經濟有所回暖。展望2014年，我們還需從多方面加以努力才能保持經濟的穩步增長。

1.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2014年，我國應該繼續采取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以促進經濟穩固增長。財政政策減少財政預算赤字，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推進結構性減稅，繼續嚴控“三公”支出，同時保證與民生相關的支出如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教育支出等平穩增長。而貨幣政策方面同樣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既不放松也不收緊，綜合運動數量、價格等多種貨幣工具組合適時適度預調微調，以保持適度的流動性。

2.深化改革，充分發揮市場調節作用。全國兩會強調“向深化改革要動力”是2014年需要把握好的原則和政策取向之首。當前我國仍然存在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因素，比如經濟體制機制的弊端，產業結構的不合理，自然資源的流逝，環境污染的隱患，資源分配不均，城鄉貧富差距明顯等。只有通過深化改革，加大改革力度，利用國家宏觀政策調控與市場自身調節相結合，才有可能把這些制約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解決好，以推動國家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3.積極貫徹“走出去”戰略，發展對外貿易，擴大外需。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立足于國情發展需要的基礎上，不斷面向世界市場與國際接軌，對外貿易與經濟發展水平與層次大幅提升，“走出去”戰略的提出正是在國家外匯儲備不斷提高、企業競爭力大幅提升以及國內市場和資源受到限制等宏觀經濟背景下所提出，是我國經濟發展特別是經濟全球化深化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走出去”戰略的貫徹實施亦能促進經濟發展水平與層次的提高：通過“走出去”戰略，我國企業可以獲得更多資源和廣闊的市場、在獲得先進技術和資金的同時不斷完善自身競爭力，更好地參與國際競爭；通過對外投資和引資的相互配合，能夠促進提升我國在國際產業鏈的地位，逐漸扭轉我國“世界工廠”的加工地位，進而優化國家經濟和產業結構、調整對外貿易發展方式，這都是提升我國經濟發展層次與水平的有力措施。

參考文獻：

[1]原毅軍主編.宏觀經濟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2]宋立.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幾點看法與建議[J].宏觀經濟管理，2011（09）.

[3]林紅斌.聶良.試析目前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J].審計與理財，2011（03）.

[4]叢明，朱乃肖.2009年經濟形勢與2010年宏觀調控政策取向分析[J].財貿經濟，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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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穩增長；宏觀經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引言

2012年中國宏觀經濟不僅延續了2011年逐季回落的趨勢，而且在多重因素的持續作用下呈現出加速回落的態勢。這迫使政府進行宏觀經濟政策再定位，“穩增長”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各類刺激政策開始重返。但從去年5月份出臺“穩增長”措施以來，宏觀經濟并沒有明顯回升的跡象，反而呈現進一步回落的趨勢。這種下滑趨勢的持續要求我們應當對當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反思。

一、宏觀經濟分析

我國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為粗放型增長，是由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拉動的，而我們主要是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消費相對比較薄弱。長期以來，我國最終消費增長滯后于經濟增長，在GDP中的比例逐漸下降。查詢相關資料，我國的最終消費率在“一五”時期為75%左右，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65%左右，但過去20年中加速下降，到2007年降到48.8%。同期，資本形成率從80年代中期的35%左右上升到42.3%，凈出口從0左右上升到8.9%，形成了經濟增長嚴重依賴投資和凈出口拉動的局面。一定范圍內的高儲蓄、低消費能夠促進投資，有利于經濟增長；一定限度的貿易順差能增加外匯儲備，改善一個國家的經濟地位和抗風險能力。但當消費率過低、儲蓄率過高時，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于投資和凈出口拉動，會導致明顯的結構失衡。

目前由于世界經濟危機，歐美市場萎縮，我國出口產業已經受到嚴重打擊，而且今后更長時期也不可能恢復到出口超高速增長、靠不斷擴大凈出口來拉動經濟的狀態。 因此，當前的啟動內需，實際上是經濟結構的一次深刻調整，關鍵在于調整消費、出口和投資結構，促進消費增長，提升消費比重。“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構建擴大內需長效機制，促進經濟增長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

二、宏觀政策分析

我們要貫徹穩中求進的總基調，正確處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貨膨脹預期三者的關系，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把穩增長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時，要根據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有針對性地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及時適度預調微調，擴大內需，穩定外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積極財政政策：其一，財政支出要更加強調優化支出結構，重點投向前期重大投資項目的后續建設，確保項目建設順利進行。加大在教育、就業、社會保障、保障房建設、公共醫療衛生、公共文化等民生方面的支出，確保“三農”、戰略性新興產業、節能環保、西部開發、自主創新等領域的財政投入。其二，加大結構性減稅力度，逐步降低宏觀稅負，增強微觀主體的經濟活力和競爭力。為穩定增長、促進就業和結構轉型，出臺針對微小企業、節能減排、研發創新、生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稅收減免優惠政策，調整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推進服務和運輸行業營業稅轉增值稅。通過降低稅負支持私人部門消費和投資需求，既有一定的逆周期擴張作用，又有利于長期結構調整。其三，在抑制通脹的供給方面精準著力，通過投資、稅收、補貼、獎勵等手段調節短期供給，從而使其價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

穩健貨幣政策：在堅持穩健貨幣政策基本取向不變的前提下，進一步提高貨幣政策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引導貨幣信貸平穩適度增長，更加注重滿足實體經濟的需求；加強金融監管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改善信貸投放能力，保持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暢通有效；進一步優化信貸結構，切實做到有保有壓，加大對國家重點在建續建項目的信貸投放，加大對小型微型企業的信貸支持，切實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對近幾年連續調高存款準備金率造成貨幣緊縮，去年是近三年來首次下調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是政府調控市場上貨幣流通量的有效途徑，去年的調低存款準備金率表明市場上資金短缺，中央政府有意在放出資金。2012年年初廣義貨幣M2增速的目標確定為14%，但從1—4月份的數據來看，新增貸款只有31420億元，新增外匯占款約為2400億元。鑒于構成M2的主要是信貸和外匯占款，這表明在新增外匯占款規模急劇萎縮的情況下，只有擴大信貸規模才不至于讓M2增速遠低于預定目標。于是央行2012年5月12日宣布，從5月18日起，下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采取了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

三、結論

經濟減速增長可能會給人們帶來恐慌情緒，但是政府出臺“穩增長”政策以及根據當前情況進行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相結合的宏觀調控，將重點由出口，投資轉移到消費而實施的一系列措施，對宏觀經濟產生了積極效果。

參考文獻：

[1]統計局網站

[2]劉元春.短期宏觀經濟政策及其調整，中國金融，2012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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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我國宏觀經濟運行不僅對自己有重要的影響，而且對世界經濟運行也有重要影響。這是各方面高度關注我國經濟運行的一個根本原因。當前對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存在的不同看法，客觀地說，相當多的判斷主要建立在宏觀經濟指標的趨勢性分析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中國作為轉型大國，市場化改革正處于關鍵時期，在判斷宏觀經濟的走勢時，如果忽略改革紅利的釋放，有可能造成戰略性的誤判。

經濟增長下行壓力還處于比較高的水平。無疑，當前我國經濟正面臨比較大的壓力。大家經常使用GDP增速下降以及產能過剩的指標來衡量經濟情況。我們還可以從另外一個指標看，這就是CPI與PPI的缺口。CPI反映了中下游行業的景氣情況，而PPI則反映了上游行業的景氣情況。兩者之間的缺口，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個經濟結構扭曲程度。從宏觀經濟趨勢看，如果結構扭曲進一步加劇，恐怕宏觀經濟總體表現也很難好轉。從CPI和PPI的缺口看，2013年7月達到5%，比6月份的5.4%有所下降，但仍然是這幾年比較高的水平。從2012年的情況看，CPI與PPI的缺口一直處于4%-5.5%這樣一個比較高的水平，表明宏觀經濟下行的壓力確實一直存在。

改革紅利釋放使三季度經濟企穩可能性在加大。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隨著今年以來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推進，相關的改革紅利將逐步釋放，這將有助于化解宏觀經濟的結構性扭曲。比如，行政審批改革已經三次下放或者廢除相關行政審批事項，并且還將繼續推進；營轉增加快推進；貸款利率已基本實現市場化；小微企業政策扶持加大；公共服務社會購買改革啟動推進。正如宏觀經濟政策有一個政策時滯，改革措施對增長的促進也存在一個時滯。從歷史經驗看，改革紅利釋放的時滯應該不會超過貨幣政策的時滯（6個月左右）。這些改革政策從3月開始推出，應該陸續在9月份開始發揮效用。這就是我們認為第三季度宏觀經濟有可能企穩的一個重要原因。需要注意的是，與過去投資拉動的穩增長有明顯的不同，這輪增長的穩定將主要來源于改革紅利的逐步釋放。

地方能否有效推進改革成為宏觀經濟比較大的不確定因素。當然，需要客觀看到，當前制約經濟潛力釋放的體制機制性因素還相當多。尤其是上半年推出的改革能否完全實施到位，還取決于各級地方政府的改革進展。在各地均面臨較大增長壓力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如果過于注重“穩增長、穩財政、穩投資”，不能自覺地把改革放在首位，形成改革的“腸梗阻”，這將極大地增大宏觀經濟的不確定性。我們在基層調查時發現，這個風險無法忽略，有的地方“以增長取代改革”的傾向還相當明顯。如何調動地方政府的改革積極性，恐怕是宏觀經濟調控中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

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巨大，對此各方并沒有太大分歧。但要使中國增長潛力能夠得到充分釋放，則取決于市場化改革的突破。由此可能需要我們進一步明確宏觀調控的基本思路：以推改革來調結構，以調結構來促增長。只要把“推改革”放在首位，只要改革紅利不斷釋放，我們的增長就有不竭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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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息仍需進一步觀察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助理易綱

在近日舉行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觀察論壇上，易剛對加息作出回應。

對于近期CPI的持續上漲，易綱解釋到，由于去年國際糧食產量減產，造成當年國際糧價提高，繼而影響到中國的糧食價格在去年的后兩個月出現上漲，“我認為由于糧價上漲造成目前的CPI上揚是暫時的。中國糧食連續3年獲得豐收，已經從3年前較低水平增長到去年的較高水平，未來糧價持續大幅上漲的可能性比較小。”

易綱表示，盡管CPI是衡量通貨膨脹最重要的指標，不過，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和進口商品價格等其他指標也是央行所關注的，“央行堅定不移地實行穩健貨幣政策，是否加息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現無加息必要

――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

2006年12月CPI的漲幅遠超過預期，主要原因是糧食價格上漲，但并沒有可持續性。另外，不斷加快的人民幣升值步伐對通貨膨脹會產生抑制作用。CPI走勢已進入下降過程，因此，現在并沒有加息的必要。宏觀經濟政策從戰略上應該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適當加快人民幣升值的步伐，技術操作上可繼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并增強商業銀行的穩健性。

已到加息時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

如果CPI觸及2.5%，就應該加息。因為目前中國的存款利率扣稅后只有2%左右，實際利率為負。這會帶來諸如鼓勵低回報投資、增大銀行風險、催生資產價格泡沫、拉大貧富差距等問題，對產業結構調整、資本市場發展乃至整體國民經濟都非常不利。

CPI連續高位可加息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副所長趙錫軍

如果CPI漲幅連續兩個月保持在3%以上，央行有必要通過利率手段對宏觀經濟進行微調。就目前的物價指數而言，春節之前央行加息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未來的數據顯示出通脹壓力加大、糧食和原材料價格上漲，可能影響央行的加息決策。

加息未必抑制股市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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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不管是主張財政學具有何種學科性質，西方財政論著都必須對財政問題進行大量經濟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影響，必然或遲或早地按照已變化了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來修正與重構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英語財政學專著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上的“邊際革命”已經發生，邊際效用價值論很自然地成為西方財政學的價值論基礎。道爾頓的《公共財政學原理》鮮明地體現了這點。他在該書第三章第二節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應遵循的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也應運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來，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義以外，公共當局并不是一個人，難以象一個人那樣預計各種支出的邊際效用。但政治家們據以開展行動的總原則仍是相同的。對于公共當局來說，各種公共支出的邊際效用應該相等。從理論上看，既定支出總量在不同項目之間分配就是這樣決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財政學研究》一書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個私人應當通過在不同支出類別之間保持平衡，從而以其收入獲得更大的滿足一樣，作為一個共同體通過其政府的活動也應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著還運用這些原則，去解決公共部門如何決定哪些公共服務應予提供的難題，指出“支出應當用于戰艦還是用于濟貧，應按此種明智的方式，即由它們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產生的相同的真實報酬來決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這一方式可用來得出某一精確的社會平衡點，即如果共同體是一個統一的存在體，“支出就應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這一點，此時花費的最后一先令所獲得的滿足，應等于由于政府服務而相應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損失的滿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這一模型被稱為皮古模型，是現代西方財政學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個。這樣，皮古就從邊際效用價值論出發，在理論上界定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最佳點。

不過，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財政學的，是當時通行的可測度的、可比較的、同一的基數效用函數。這一效用函數在本世紀30年代，隨著帕累托新福利經濟學取代了皮古的舊福利經濟學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個人評價的序數效用函數，等效用曲線等帕累托概念也被運用到財政學上來。其后西方財政學對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模型問題的分析，對于稅收以及其他各種財政效率問題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無差異曲線上了。

這樣，私人經濟分析所能適用的價值理論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運用到公共經濟分析上來了，公共財政學不再是與經濟學的其他分支相抵觸的一門學說了。與西方經濟學在價值論上的統一，無疑為西方財政學在本世紀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條件。

西方財政學理論基礎分析的借鑒意義

第一，財政學從根本上看是一門經濟學，但又具有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

關于財政學僅是經濟學分支，還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問題，我國財政理論界也曾有過類似爭議，即關于“財政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問題的爭議，這是本世紀60年代初由于財政本質問題爭議而引發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國財政理論界結合著新的歷史背景舊話重提，又一次以財政本質問題為中心形成了對此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議大致形成了三大類不同的觀點：（1）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僅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認為只能從經濟的角度去分析財政問題；（2）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但又兼有上層建筑的性質，或者主張財政既是經濟基礎又是上層建筑。這就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3）主張財政屬于上層建筑。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持第三種觀點的人數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種觀點，并且第一種觀點還有逐步占據優勢的趨勢。但如同財政本質問題一樣，這一爭議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純學術的探討，經過那兩次爭議之后，至今已極少有人問津，除了在高校教學中作為一種理論問題介紹外，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了。在實踐中，人們則是將財政作為經濟工作來對待的。

然而，財政作為政府的分配活動，它采用的不是市場自愿等價交換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強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場為媒介和通過市場渠道來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國家預算的形式下，通過政治程序的安排與運作來展開的。這樣，財政的運作過程就直接表現為是對市場的否定，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和因素。對于計劃經濟來說，由于其本身就否定著市場，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財政這種非市場性與計劃經濟本質上是相通的，只提財政的經濟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即不影響人們實際上從經濟和政治兩重角度去考慮財政問題。

但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不同。由于此時政企必須分開，這樣財政所包含的兩重屬性合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財政作為一種分配，它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但作為通過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此時如果只談論財政的經濟性，其結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財政活動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權力憑籍財政分配介入和干預企業正常市場活動的可能性，這顯然是不利于根據財政的特性去指導財政實踐的。

我國財政理論否定政治程序是財政活動的內容之一，在實踐上導致了忽視乃至否定建立科學規范合理的財政制度與程序的結果，使得我國實際財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規范、制衡與監督。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由于缺乏自我約束能力的政治權力本身的不規范行為，導致了我國財政新老問題和弊端的急劇膨脹與擴大，是目前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分配秩序嚴重混亂，腐敗浪費低效猖獗的關鍵原因所在。因此，承認基本上是一門經濟學的財政學，具有一定的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正視財政活動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質與內容，在實際的財政工作中相應地從整頓規范與財政相關的政治程序和規則入手，使之從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基點轉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點上來，才是對癥下藥之舉。為此，在以經濟學為基礎理論的同時，也有必要從政治學角度來開展我國的財政研究。

第二，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包括著宏觀經濟學的內容

關于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問題。我國財政學從未討論過這一問題，但由于我國財政理論強調財政是國家作為社會中心組織進行的一種分配，是從整個社會角度進行的活動，因而人們理所當然地視財政為一種宏觀經濟活動，而否定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在最近的政府機構改革中，財政部被列入宏觀部門之內，就充分地說明了這點。對此，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下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當時正是以否定企業的獨立自主性和以國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直接安排國民經濟活動為體制特征的，并且此時的財政是國家從整個社會角度安排經濟建設資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場經濟下則不同。此時社會的經濟單位已不再是國家而是企業了，此時財政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盡管是其極為重要的內容，但尊重企業的獨立市場運營主體地位，確保國家不干預企業正常的市場活動，則是我國政府和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學會的嶄新內容。

西方財政學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待財政問題，對我國是具有重要借鑒作用的：

1.西方財政學從微觀角度分析財政問題，是隱含著這么一種涵義的，即此時的政府參與社會資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即企業和個人是處于市場有效運行領域的活動主體，而政府則是處于市場失效領域的活動主體，它們進行的都是同等的資源配置活動。這樣，它們之間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稅納稅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預，而不能是國家凌駕于企業和個人之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干預它們的市場正常活動。

2.財政活動除了作用于宏觀經濟的內容之外，僅就其本身對于社會資源的配置來看，則應視為是一種微觀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界定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否則的話，將財政活動等同于宏觀調控，而財政干預企業市場活動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活動，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政府的宏觀調控又是必要的，其結果實際上是為政府和財政隨心所欲地干預企業的微觀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些年來，人們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總會情不自禁地干預和插手企業的正常市場活動，其理論根源就在于此。這點，在防止政府和財政隨意干預企業問題上，是可資借鑒的。

3.在財政僅是一種宏觀經濟行為的思想指導下，我國迄今為止在稅收和財政支出的具體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則來取得和配置歸政府支配的資源方面，其研究是相當薄弱的。這也是我國現實財政工作缺乏效率和嚴重浪費的關鍵原因之一。這與西方財政學所進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觀經濟分析，是形成鮮明對比的。為此，借鑒西方財政學的微觀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國的財政問題，也是我國財政研究亟須開展和加強的領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爾（Bastable，C.F.）出版《公共財政學》以來，百余年間西方財政學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在其理論基礎問題上則始終存在分歧。本文認為，財政學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學內容，是經濟學與政治學的交叉學科；財政活動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觀經濟活動，但也包含著派生的宏觀經濟內容。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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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總體政策取向上配合適當。

    2004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出了財政政策轉型的決定,宏觀調控由“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過渡到“雙穩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實踐表明,財政貨幣政策的基本取向均為穩中偏緊,總體上配合較為協調。

    從財政政策來看,2005年財政預算赤字由3198億元減少到3000億元,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將由2004年的2.5%減少到2005年的2%;長期建設國債的發行額由1100億元減少到800億元,減少了300億元。財政預算執行情況也反映了財政政策的穩健取向。2005年1~6月,財政收入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全國財政收入累計完成16392億元,比2004年同期增長14.6%,高于經濟增長率5個百分點。此外,財政支出結構也得到進一步優化,2005年1~6月的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教育支出分別實現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長;全國實施糧食直補的29個省份安排糧食直補資金預計也會實現13.8%左右的大幅增長。財政政策在總量上向中性回歸的過程中著力調整了支出結構。

    貨幣政策總體上也屬于穩中偏緊型。(1)央行已連續第二年調低貨幣供應量增長的目標,2003年初制定的廣義貨幣M2年度增長率目標為21%(年中調低至18%),2004年初定于17%,2005年進一步調低至15%.(2)2005年前5個月的廣義貨幣M2增長率一直穩定在14%左右,狹義貨幣M1還曾經一度下降到9.8%,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全年增長目標。(3)央行調整了商業銀行自營性個人住房貸款政策,取消了對住房貸款的優惠利率,對住房貸款利率實行同檔次的商業貸款利率。(4)信貸增長率也較上年有所回落,2005年8月末全部金融機構各項貸款本外幣并表余額為20萬億元,同比增長13.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3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下半年開始,M2增速開始穩步提升,但M1呈下降趨勢,兩者的差距在拉大。雖然從M2看貨幣供給比較寬松,但M1和貸款增長情況表明貨幣政策穩中偏緊。

    (二)具體政策措施配合有待改進。

    雖然2005年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在總體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一些具體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協調的情況。以住房貸款為例,雖然在中央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大背景下,財政、貨幣政策都采取了相應措施抑制房地產市場的過度投資和房價的過快上漲,但在具體操作上還沒有做到有效的配合和相互促進。

    人民銀行調控房地產市場的政策早在2003年就出臺了,當時的“121文件”曾引起房地產業的一片反對聲,在國務院18號文件下發后實際上沒有產生效果。隨后的一系列緊縮措施都是對總量和幾乎全部行業的調控,專門針對房地產業的措施直到2005年才出臺。從2005年3月17日起,人民銀行將住房貸款優惠利率調高到同期貸款利率水平,實行下限管理,商業銀行法人可根據具體情況自主確定利率水平和內部定價規則。這樣,從2003年的“121文件”到2005年的調高房貸利率經歷了2年的時間,決策時滯較長,而且調控的力度也不是很大。5年期以上個人住房貸款的利率下限為5.51%(貸款基準利率6.12%的0.9倍),比廢止的優惠利率5.31%僅高0.20個百分點,實際影響比較有限。盡管央行同時還決定,對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的城市或地區,個人住房貸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20%提高到30%,但這一規定的約束力很弱。

    在貨幣政策調控能力有限的情況下,迫切需要更適合結構性調控的財政政策大力配合,然而后者的決策時滯更長,執行效果也不能令人滿意。2005年5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建設部等部門《關于做好穩定住房價格工作意見的通知》下發,比央行利率調整晚了近兩個月。該通知規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對個人購買住房不足2年轉手交易的,銷售時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額征收營業稅;對個人購買非普通住房超過2年(含2年)轉手交易的,銷售時按其售房收入減去購買房屋的價款后的差額征收營業稅。該通知體現了財政政策中稅收手段的行業調控功能,目的是抑制投機和高檔住宅投資。但它調整的僅有營業稅一項,契稅、土地增值稅、個人所得稅的優惠政策仍繼續執行。而且,房地產業的營業稅屬于地方稅種,房地產投資過熱地區的經濟增長往往依靠的正是房地產業,這樣就很難保證該通知在實際執行中得以切實貫徹。

    (三)制度安排局部缺失。

    在具體政策措施配合不順暢的背后,是一些相關制度安排的不完善、甚至是缺失,其中亟待解決的是國債發行體制、財政增收管理體制以及財政貨幣兩部門溝通機制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基點,短期國債應該是貨幣政策日常操作的最主要工具,但目前國債余額管理尚未正式啟動,嚴重制約了短期國債的發行。2005年前9個月,財政部共發行了10期記賬式國債,實際發行總額為3291.1億元。其中,跨市場發行比重為100%,比上年同期提高22.5個百分點;1年期品種占比由16.8%大幅提高到29.9%,5年期以上的中長期品種占比已經降到50%以下。1年期國債發行比重大幅上升有助于增加人民銀行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跨市場發行有助于打破國債市場分割局面,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這都反映出財政部門與央行相協調的努力。但最適合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的、期限在1年以下的短期國債發行仍是空白,這歸因于現行國債發行管理體制,沒有實行國債余額管理。只有實現余額管理,才能真正實現國債的滾動發行,從而完善人民銀行所持債券資產的品種結構和期限結構。

    財政增收管理體制也與貨幣政策密切相關。2003年以來,政府存款較大幅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公開市場操作及央行票據發行的壓力,起到了對沖基礎貨幣投放的作用。近年來我國財政收入增長較快,基本上都能實現超過預算的水平。按照慣例,有關財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會在當年的11月份做出,12月份開始支付,這就造成了幾乎每年的第四季度財政在人民銀行的存款余額都會下降。也就是說,前三季度起回籠基礎貨幣作用的政府存款會在第四季度出現反向變化,成為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渠道,給公開市場操作帶來更大的壓力。而無論超收的收入如何使用、何時使用,這都是人民銀行不能決定的,央行的操作只能根據實際情況相機抉擇。2005年前7個月,財政在央行的存款增加了3000億元以上,在同期國際收支順差大幅增長的情況下有力地緩解了人民銀行的基礎貨幣的投放壓力。但是,如果第四季度財政集中花錢的情況不能改變的話,將不利于年底的公開市場操作正常開展。

    財政增收收入的使用和管理問題的背后反映出財政、貨幣兩部門信息溝通機制的不完善。實際上,作為綜合研究擬訂經濟和社會發展政策、進行總量平衡、指導總體經濟體制改革的宏觀調控部門,國家發改委下設的財政金融司,負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財政、金融體制改革問題的研究,負責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執行情況并提出建議,這本身就是財政貨幣政策協調的專門機構。此外,中國人民銀行設立的貨幣政策委員會的職能中也有“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的內容,而且其委員中有財政部副部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等高級官員,也構成了財政貨幣政策相協調的基礎性機制。但在實際經濟管理中,財政貨幣兩部門的溝通往往不夠及時,貨幣政策委員會每個季度只召開一次例會,這不利于發揮貨幣政策實施監測經濟運行的長處,不能及時交換兩部門對有關問題的看法和意見,制約了現有財政貨幣政策協調機制發揮作用。

    二、2006年:在宏觀經濟政策注重結構調整背景下如何協調財政貨幣政策

    (一)財政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發揮主要作用。

    2006年是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開局之年,科學發展觀的進一步貫徹落實將是這一年的重要特點。要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必然要求宏觀經濟政策的重心由總量調控轉向結構調整,財政政策的長處就在于對經濟結構的調節。

    財政政策將延續2005年的著力點,繼續保持穩健態勢,政策方向不會有大的改變,仍著重于鞏固前一階段宏觀調控的成果。在宏觀調控中發揮主要作用的具體方向應該是對社會公平的維護和對經濟增長機制的調整。一方面,會繼續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促進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會繼續堅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進教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收入分配等四項改革,促進公平與和諧;會繼續改革個人所得稅相關制度,加強稅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擴大;另一方面,將適當減少長期建設國債發行規模,轉變主要依靠國債項目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將適當調整財政支出結構,以此改善投資消費關系;將深化稅制、財政管理體制和出口退稅制等方面的改革,為市場主體和經濟發展創造一個相對寬松的財稅環境,建立有利于經濟自主增長的長效機制。

    我國經濟運行中出現的新的結構性問題也值得關注。比如2005年凈出口超常增長,上半年出口3423億美元,進口3027億美元,貿易順差達396億美元;而1~8月累計創下608億美元貿易順差紀錄,預計全年貿易順差將突破1000億美元。這種巨額順差的背后實際上是超高的居民儲蓄率。因此,2006年財政政策的宏觀調控還應該著力于提高消費率,實現我國經濟的健康持續增長。

    (二)貨幣政策著眼于保持宏觀經濟穩定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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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 經濟增長 財政支出 固定資產投資 國內生產總值

財政政策是一種宏觀經濟調控手段，它可以用來調節總需求，應對嚴重的通貨緊縮或者通貨膨脹，避免經濟周期出現較大波動，在不同經濟時期實施不同的財政政策能起到保持或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明確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問題，對當前我國政府制定符合國情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相關文獻綜述

財政政策是在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基礎之上發展而來的，凱恩斯主義主張政府對經濟積極干預，在總需求不足情況下，如果增加政府支出總需求就會增加，突出了政府赤字支出對總需求擴張作用。薩謬爾森在該理論基礎上, 強調稅收既是經濟的“自動穩定器”，又是政府掌握的穩定經濟的“人為穩定器”，他認為財政政策是一種管理和控制稅收及公共開支的政策。

國內一些專家學者對我國財政政策提出了獨到見解。樊綱（1998）強調,應根據國內外經濟狀況變化，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經常性適時微調。陳松青（2001）認為，制定財政政策，要立足于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國情，公共支出應投向農村和農業，其“乘數效應”才是最大的。但邱華炳、蔣經法、李齊云等（2002）指出：積極財政政策效果沒有預期那樣大，乘數效應較小。滑冬玲（2010）分析了積極財政政策有效性不足問題，建議謹慎使用財政政策，同時結合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在實證研究方面，李永友（2006）的研究表明經濟波動和財政政策波動之間存在不完全雙向因果關系。王樹華、方先明（2006）經過分析后得出：總體來看，中國財政政策從其宏觀效應來分析是有效的，但存在擠出效應，且時滯較為明顯。鐘永紅（2007）檢驗了1978～2006年間我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有效性的差異性特征，認為積極財政政策僅在短期內有效，長期內呈現負效應且隨時間推移逐漸顯著。

綜上所述，大多數文獻只注重財政政策有效性研究，或者是比較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有效性差異，而很少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來分析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關聯性。因此，本文正是在該基礎上進行實證分析，然后得出相關結論。

實證分析過程

（一）變量選取及樣本來源說明

財政政策主要調控手段包括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財政收入主要是稅收收入，但稅收本身并不能準確反映財政政策松緊程度；財政支出中的轉移性支出能夠直接影響投資，進而影響GDP，所以它能通過乘數效應對經濟產生很強的擴張作用。固定資產投資一直被當做宏觀經濟調控重要工具之一，有分析指出，固定資產投資水平和實際GDP之間體現出較強當期相關性，它仍然是驅動我國經濟增長主要動力之一。所以本文將財政支出（GE）和固定資產投資（FAI）作為財政政策代表變量，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經濟增長代表變量。樣本區間為1990～2009年，采用年度數據，原始數據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為了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異方差現象，分別對各個變量取自然對數，處理后的時序變量分別記為LGE、LFAI、LGDP。

（二）實證檢驗及結果分析

1.數據的ADF檢驗。為了證明所用時序數據是平穩的，避免出現偽回歸問題，在進行協整分析前，需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樣本數據和其一階差分項的ADF檢驗結果見表1。

由表1可知，變量LGE、LFAI、LGDP都為非平穩序列，而經過一階差分后分別在1%、5%顯著水平下都是平穩的，故上述變量均為一階單整，記為I（1），所以可以運用協整方法進一步檢驗這些變量之間協整性。

2.數據的Johansen檢驗。協整檢驗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同階單整非平穩時間序列線性組合是平穩時間數列，則這些變量之間關系就是協整的。上述檢驗結果顯示三組時間序列是一階穩定的，故這些變量之間可能存在著一種長期穩定線性關系。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見表2。

從表2中可以看出，只有第一個似然比統計量大于5%水平下的臨界值，表明LGDP與LGE、LFAI之間在5%顯著水平上有且僅有一個協整關系，協整關系式為：

et=LGDP-0.5124LGE-0.2857LFAI-3.5544

（1）

則各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為：LGDP=0.5124LGE+0.2857LFAI+3.5544

（2）

（0.1580） （0.1525）

以上協整關系式中，兩個解釋變量彈性系數都為正值，說明在長期內GDP與GE、FAI之間存在正相關性，即GE、FAI對GDP具有明顯正向推動作用；且GE影響力較大（彈性系數為0.5124），而FAI影響力相對要小些（彈性系數為0.2857），說明GE對GDP貢獻率要大于FAI。

3.Granger檢驗。經過上述協整關系檢驗，各變量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之間就一定存在因果關系，且因果關系方向也不明確。為此，本文運用因果關系檢驗方法來分析GDP與GE、FAI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王文博認為，Granger因果檢驗對滯后期長度較為敏感，最好是多選幾個不同滯后期進行檢驗，若結果一致，則認為檢驗較可信。本文將以該原則進行因果關系檢驗，具體過程如表3。

由表3可知：除滯后期取3時，GE都是GDP的Granger原因；而滯后期取1～4時，GDP都不是GE的Granger原因。當滯后期取1～3時，FAI是GDP的Granger原因，取4、5時，FAI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此時說明FAI對GDP影響消失；GDP始終不是FAI的Granger原因。綜上，GE、FAI和GDP具有正向變動關系，但GE對GDP影響時間更持久。

4.脈沖響應函數。接下來運用脈沖響應函數分析GE、FAI對GDP動態影響，圖1、圖2分別是我國GDP增長對GE、FAI脈沖響應函數圖。

由圖1可以看出，當本期給LGE一個沖擊后, 會引起GDP迅速增長，并在第6期達到最大（0.044），持續時間較長，隨后效果開始逐漸減弱，但減弱速度較慢。由圖2可知，當本期給LFAI一個沖擊后, 也會引起GDP迅速增長，并在第5期達到最大（0.11），持續時間較短，隨后效果開始逐漸減弱，但減弱速度較快。綜上得出，GE、FAI對GDP動態沖擊影響存在明顯差異：GE對GDP影響速度相對較慢，效果較弱，但持續時間較長；FAI對GDP影響速度相對較快，效果較強，但持續時間較短。

結論及啟示

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投資與GDP之間體現出較強相關性，三者存在一種長期均衡關系，而且驅動機制主要表現為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投資對GDP拉動作用。雖然財政政策效應發揮具有一定時滯性，對經濟增長正向影響卻是顯而易見的。

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投資與GDP之間具有影響關系上的非對稱性，財政支出對GDP具有單向強Granger因果影響，固定資產投資則與GDP之間存在單向弱Granger因果關系。這說明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可以通過調整財政支出和投資率增長率來引導未來經濟走勢，但同時需注意遵循適度原則。

我國當前財政政策與經濟增長之間尚未形成一種長期穩定的內在調節機制。從趨勢上看，財政支出對GDP貢獻明顯大于固定資產投資，但是固定資產投資對GDP影響速度明顯快于財政支出。因此，在今后一段時期內，應注意合理優化財政政策結構，使政策各要素之間互相適應和協調，以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我國財政政策短期調控效果顯著，但對經濟增長影響不夠深遠。從實證研究結果可以看出，財政支出、固定資產投資對GDP的脈沖作用并不持久，說明經濟自身內在發展動力不足，所以當前財政政策并不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長久之計，亟待進一步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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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鐘永紅.中國貨幣財政政策有效性的比較檢驗[J].北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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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布雷頓森林體系；國際貨幣經濟機制；制約因素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1-0022-02

在20世紀70年代，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核心的國際貨幣經濟機制①解體之后，各主要國家之間為自己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不斷相互競爭，摩擦不斷，雖偶有合作但持續性不長，國際貨幣經濟也時常陷入動蕩不安之中，國際社會也曾試圖協調各國政策，重新建立穩定的世界貨幣經濟秩序，但困難重重。因此，通過這些困難說明，以及相關對策的分析，有助于看清該問題乃至提出更好地解決方案。

一、布雷頓森林體系

在經歷了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經濟大蕭條的滿目瘡痍，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性破壞之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亟須建立穩定的世界貨幣經濟秩序。

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會議，就是負責建立這樣一個穩定的世界經濟秩序。會議決定的兩項重要規定――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并保持固定匯率，以及會后成立的兩大執行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共同構成了以美元為核心的新的國際貨幣經濟體系。該體系極大地穩定了當時的國際貨幣經濟秩序，避免了破壞性民族主義的重來，對世界經濟相當長時間的良性運轉和發展不可或缺。

但是由于該體系蘊藏著的兩個不協調的矛盾，②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全球性持續性通貨膨脹的蔓延，又加之70年代初美元的突然大幅度貶值和石油危機，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主國際貨幣經濟機制走向解體。

二、國際貨幣經濟新體制建構的制約因素

1.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其他國家不具備足夠的實力來建立新的國際機制

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是基于二戰后美國強大的綜合國家實力。當時經歷二戰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滿目瘡痍，而美國則一躍成為資本主義頭號強國，經濟實力空前強大，是建立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貨幣經濟機制強大的物質基礎，再加上其強大的軍事實力，提供了強大軍事保障。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西歐聯合體、日本的逐漸復蘇，實力不斷提高，特別是經濟實力，逐漸形成了資本主義世界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充其量此種格局只是在經濟層面的，西歐、日本的復蘇是建立在美國的軍事保護之下的，在美國的軍事保護之下，它們保持較少的國防開支，將更多的資源用到經濟發展之上。而且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了，美國在國際貨幣經濟機制的地位受到挑戰，但這種挑戰不足以威脅其主導地位，黃金儲備和國內生產總值仍是世界第一。西歐和日本雖然逐漸復蘇，國內生產總值躍居世界前列，但西歐是一個國家聯盟，內部沖突不斷，難形成統一的對外政策，日本的崛起則依靠出口，嚴重依賴外部市場，本身資源匱乏。

2.國際機制的機制慣性

舊有機制的慣性，也就是既有機制的價值。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的重要性，意味著維持機制比建立機制更容易。國際機制的建立可能需要一個霸權國家的積極努力，在沒有霸權國家參與的情況下，突發的嚴重危機的壓力，也會促使機制的建立。但是即使在存在互補利益的情況下，要克服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也是極為困難的[1]101。

然而，一旦一個國際機制被建立起來，它會從其產生的相對高水平和對稱的信息中獲益，通過這些，還使支持機制的談判協議更容易達成。把國際機制看成是提供信息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實體，而非一個半政府性質規則的制定者[1]101，這有助于解釋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國際貨幣經濟得以有效運轉的原因。有效的國際機制促進官方非正式的接觸和交流。從歷史標準來看，由于是戰后的國際機制制度化水平很高，在執行層面的官員間形成了復雜而有效地網絡，因此，可以期望在美國霸權的衰落和國際機制的崩潰之間間隔很長，已建立機制的慣性相對來說非常大。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美國霸權衰落之后、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仍然存在并為國際貨幣的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3.成本與收益的關系

這里的關系是，在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對已建立起來的國際機制規則視而不見甚至是破壞、違背，去為自己謀私利的過程中，其所付出的成本與其得到的收益之間的對比關系。在某一既定議題上違背自己的承諾，追尋自己的短視利益，將會相應的影響他國在其他問題上的行動選擇。各國這樣做可能會在短期內獲得一定的收益，但這樣做不僅會遭到其他國家的負面評價，而且也會引發其他國家的報復，以及使自己聲譽受損，影響其以后與其他國家的短期以及長期的合作，長此以往成本遠大于收益。

三、對策及可行性分析

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核心的國際貨幣經濟機制解體后，世界各國政府開始不愿將其宏觀經濟政策服從于國際經濟合作的目標，結果各國政策經常不斷地相互影響，造成通貨膨脹和衰退的循環，國際貨幣經濟體系陷入動蕩之中。圍繞建立新的國際貨幣經濟機制，不同人主張的對策不同[2]139。

純粹經濟學家主張，上策是恢復金本位的自動調節機制。根據其主張，國際貨幣經濟不穩定的實質是現代福利國家缺乏社會紀律。龐大的政府福利計劃的發展，通過預算赤字為政府融資的極端傾向，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中固有通貨膨脹的強大壓力，都是政府新發現的控制貨幣供應的能力造成的。恢復金本位制，廢除“政治貨幣”，將會消除現代政府抱有的通貨膨脹不放的固執念頭。國際準則將重新牢固約束走入歧途的政治家。然而，無論這種解決方法在經濟上有多大好處，沒有一個國家自愿放棄對貨幣供應的控制和國內政策自。

對于政治家而言，政策集中是最佳方案。它認為，種種困難基本上是其他國家方向錯誤的政策和經濟結構派生出的，因此要集中處理好國內政策。這意味著各國經濟政策聯合起來減少通貨膨脹，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監督其執行，以及其他國家采取擴張經濟政策，以減少本國貿易赤字[2]140。其實質是其他國家的政策向本國政策靠攏。但是，在當時幾乎沒有任何國家準備接受。

第三種解決方案是協調國際貨幣經濟政策。隨著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每個國家政府在制定自己貨幣經濟政策時，不得不考慮其他國家的行動以及可能的反應。因此，很多經濟學家主張制定一種世界性宏觀經濟政策――政策協調。盡管長遠來講這種協調的上策是依靠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者是建立一種像特別提款權的共同世界貨幣，但大多數人認為，中策是國際政策合作[2]141。根據全球貨幣供應的交換收縮和擴張是國際貨幣經濟通貨緊縮性和通貨膨脹性動蕩的原因的分析，世界主要的經濟實力中心協商一致，為世界貨幣的增長確定目標，在協調全球貨幣供應的同時，防止各國貨幣政策同步收縮或擴大。

四、政策協調的可行性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雖然在某些國家和某些領域方面形成了相互依賴的局面，也存在基于共同利益的相互合作，但是由于整個世界的無政府狀態，各國都會追求相對利益的最大化。盡管提出在一個多元國家體系中，沒有霸權國的存在就不能實現國際政策協調是缺乏合理性的，可是輕視國際政策協調的復雜性也大謬不然。關于國際政策協調在理論基礎、經濟上的可取性和政治上的可行性，都存在不容易解決的問題[2]149。

第一個問題是理論基礎。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礎是，各國對匯率的基本決定因素看法一致。而隨著該體系的解體，全球金融市場日益一體化，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相互依賴，以及凱恩斯主義統治地位不再，而其他學說也未能取代的情況下，許多理論在一些經濟理論問題上爭執不休。

第二問題是經濟上的可取性。以國際貨幣為例，由于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的關系，如果不改變名義匯率，匯率的調整則必須通過國內政策的改變來實現。①但是，由此引發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可能比聽任匯率變動更有害。影響政策協調在經濟上可取性更大的困難，在于建立預先確定的或者自動調節的規則。但預測這個問題的性質本身就是一個麻煩事，又加之該方案需要各國經濟同步收縮或擴張，就更為不可能了。

第三個問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是政策目標上的沖突。要點是，各個國家特別是擴張的經濟大國之間對經濟和政治目標是否已經取得充分一致的意見，從而使短期利益服從于長期合作的利益？根本問題在于世界經濟高度相互依存，各國經濟廣泛相互聯系，但對整個體系卻沒有任何集中的政治控制。

五、結論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圍繞建立新的國際貨幣經濟體制，世界各主要經濟大國無力甚至也不愿去牽頭，因為這不但要求其要有無比強大的經濟實力，要付出難以想象的成本，承擔萬一失敗的風險。而且要去協調眾口難調的各國政策，特別是在這個無政府世界上，各國都在追求其自身相對利益的最大化，對自主性的定位高于一切。

因此，對于世界各國，或許理性的做法就是，各國之間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相互交往、溝通，實現充分的信任，最大程度的調整彼此的利益預期的符合度，協調相互的政策，增加共同利益的契合點，在制定政策措施時充分考慮其他國家的反應。

參考文獻：

篇9

實際上，這一觀點從根本上混淆了匯率靈活性和資本賬戶自由化二者之間的關系, 把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與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性簡單地等同起來。

所謂“完全可兌換性”，是指本國貨幣在經常賬戶下和資本賬戶下的所有交易都可與外幣自由兌換，資本可跨境自由流動；而匯率靈活性，則指即期匯率水平基本上由外匯市場供需與宏觀經濟基本面變量決定，可以隨著供需雙方的變化而相應地上下浮動。

資本賬戶的開放程度，無疑會影響到匯率以及既定匯率制下一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效果。但是，匯率制本身的安排與資本賬戶并無必然的直接關系。

有彈性的匯率制度完全可以和封閉的資本賬戶在一個市場體系內并存；換言之，走向靈活匯率制，并不要求以資本賬戶自由化作為前提條件。

反過來，如果一國的資本賬戶業已開放，資本跨境流動性很強，那么其固定匯率制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到資本流波動性的干擾。

當宏觀經濟政策與基本面和固定匯率的要求不一致時，或者當受到沖擊（比如世界利率水平、國際油價等）時，固定匯率制將面臨尖銳的挑戰。在嚴重的情況下，它將遭遇所謂“投機性攻擊”，最終可能瓦解。

為了維持宏觀與金融穩定，保障貨幣政策自，降低原油、鐵礦石等初級產品進口成本等等，中國確有必要改變現行的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大大增加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

最近兩三年的國內外經濟環境，為中國走向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良機。

遺憾的是，中國未能根據自身的最大利益，抓住機會主動調整，卻抱殘守缺，在國內宏觀經濟周期性和美國等貿易伙伴國政治上的雙重壓力下，不得不被動防守一個已經不合時宜的匯率制度。

為了在國際收支盈余下保持名義匯率穩定，政府對經常賬戶交易項目的外匯使用進一步放松，如減少強制結匯、提高居民換匯額度等，并破天荒地針對資本賬戶采取了一系列的“減壓”措施，以各種方式鼓勵境內企業和機構對海外投資。

這些放松外匯與資本管制的嘗試本身極有價值，因為它們有助于提高資本配置效率，符合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終極目標，條件一旦成熟自應穩步推進。

但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措施的出臺有急功近利之嫌，純粹著眼于減少當前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即使它們真是資本賬戶自由化的前奏曲，也需要慎重思考，即匯率靈活性、金融改革和實現人民幣資本賬戶可兌換性這三者的操作，究竟應有什么樣的相對順序。

誠然，銀行體系的不健全是中國經濟的最大隱憂，但增加匯率靈活性不會額外增加中國銀行體系的風險。中國的銀行機構的對外凈負債很小，僅匯率的波動并不會使其平衡表更趨惡化。匯率浮動本身也不會造成居民擠提銀行存款，威脅銀行的穩定安全。

相反，增加匯率靈活性可以幫助抑制信用膨脹，避免經濟過熱，實現宏觀穩定，防止新一輪不良貸款高企。而且人民幣匯率浮動后，境內企業和金融機構將有誘因對沖匯率風險，從而刺激境內外匯遠期市場和外匯衍生工具的發展，促進金融深化和金融穩定。所以，銀行問題雖大，卻并不應成為拖延向浮動匯率過渡的理由。

中國政府正在投入大量資源重組國有銀行，推進包括財務重組、業務重組、公司治理、內控和風險管理等全方位的改革。

如果這些措施真正到位，中國的銀行體系有望在三五年內化險為夷。在銀行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之前，中國仍有必要繼續維持適當的資本管制。

自由的資本流動對于不穩健的銀行可能造成實質性的威脅，而自由的資本流動、脆弱的銀行體系 加上固定匯率制，則成為了一個隨時可以引爆的炸彈。

篇10

市場在短時間內大幅下挫，超出了投資者的預料。5月17日，兩市股指雙雙跌破整數大關，滬指跌破2600點，深成指跌破萬點大關。市場處于較為悲觀的態勢中。

擔憂宏觀經濟

目前的下跌主要原因是，投資者對于宏觀經濟面的擔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各國都實施的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后遺癥也開始顯現，對中國來說內外夾擊的通脹壓力和海外經濟可能的“二次探底”后對出口的再次打擊是目前大多數人最擔心的問題。

海富通基金認為，持續擴張的貨幣政策必然會帶來經濟的“虛脹”，海外的“虛脹”會加劇對我國輸入性通脹的壓力，而一旦全球流動性收緊，又會使我國的出口再次面臨打擊。

而國內超預期地產調控政策短期內密集出臺，各地的政策嚴厲程度次第攀升，進一步加速了近期的市場下跌趨勢。

不過，市場人士注意到，總理近日在天津指出“要注重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配合，既形成調控整體合力，又要防止多項政策疊加的負面影響，始終合理把握政策力度”的講話，針對了當前國內外復雜而不確定的環境。據此推測，前期市場擔憂的某些緊縮政策出臺的概率在降低。這意味著目前或許就是政策緊縮預期最嚴厲的時候了。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政策過緊以致拖累經濟的擔憂。

市場何時轉折

“今年影響市場的最核心因素將是政策，只有在政策回歸正常化以后，市場才會迎來轉折點。”華泰柏瑞量化先行股票基金擬任基金經理、華泰柏瑞投資部總監汪暉表示。

汪暉認為，2010年下半年將呈現先抑后揚的態勢。“先抑”。主要是因為當前一些數據仍處于歷史均值以上很多，如MI增速、4月信貸增速等。在政策的著力點仍在管理流動性、管理通脹預期的情況下，政策緊縮的效應還將繼續發酵，悲觀預期之市場反應仍可能會繼續深化。

而“后揚”是因為，首先，信貸緊縮效應將在到達階段性底部后得到實質性弱化。其次，在美元上漲的背景下，人民幣升值的逼近或加息的落地將有效地緩解國內的物價壓力，進而緩解進一步緊縮的政策壓力。還有，當前全市場的靜態估值處在歷史中值水平以下，2010年的盈利增速超過25％也是大概率事件，所以估值有支撐。

嘉實價值優勢擬任基金經理陳勤表示，滬深300指數PE水平未來12個月是13倍，歷史平均是19倍；滬深300靜態市凈率是2.2倍，歷史平均是2.6倍。所以從估值的角度來講，離市場的底部已經不遠了。但是從全年來看，在整個宏觀經濟大背景下，包括資本市場流動性收縮，后續的再融資壓力，使得市場缺乏系統性機會，但是并不缺乏結構性機會。

陳勤認為，至少在四季度之前，市場缺乏系統性的上漲機會，大盤藍籌股或者權重板塊在三季度之前難有比較好的表現。盡管今年中小盤個股目前估值水平比較高，面臨估值的調整，但是從全年來看，中小盤相對于權重股和大盤股會有超額收益。

陳勤表示，在最近的調整之中，中小盤個股也出現了明顯分化，那些有明確業績支撐的、有明確增長前景的、管理層執行能力強的、利益和股東一致的、符合國家未來經濟增長以及產業結構調整方向的個股，下跌空間相對來說也是有限的，而且也是未來資金流向的一個熱點。

私募看法分歧

除了公募基金看法謹慎外，私募基金對后市的看法各異。部分私募持續看空，理由主要足，對基本面預期悲觀；全流通下解禁股減持，融資功能的強化，將持續造成股票供大于求的局面；小盤股的市盈率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與大盤股之間的兩極分化巨大，擔心中小盤股的調整。

也有部分私募持比較樂觀的態度，認為市場蘊含著投資機會。因為權重板塊已經連續3個季度滯漲，估值水平處于歷史低位，進一步下跌空間有限；連續大跌會促使政府出臺利好措施來補救。另外，對經濟復蘇充滿信心，認為下半年經濟數據出現好轉是大概率事件。

申銀萬國發表的市場策略報告認為，目前A股市場進入了筑底階段，盡管筑底過程的完成還需要時間，需要等待一些調控效果的顯現以及一些政策細則的明確，但建議大資金借助恐慌情緒逐步增加倉位(配置估值偏低的大股票和擁有競爭壁壘的小股票)。

短期來看，前期跌幅偏大的品種可能出現超跌反彈。然而，考慮到不少投資者情緒還不穩定、經濟數據的降溫和政策的微調還需要時問，因而筑底過程也需要時間。

在市場低迷時發行新基金，無疑是對基金公司提出很大挑戰。“求規模可能是非常困難，但對新基金建倉卻十分有利。從歷史經驗看來，市場低迷時發行的新基金往往能給投資者帶來意外收獲。”汪暉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