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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霧霾；時空分布特征；自然因素；社會因素；PM2.5；PM10；石家莊市

中圖分類號：X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7）09-1652-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7.09.013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Haz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Shijiazhuang City

LIU Zheng， CUI Ze-jia

（Department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35， China）

Abstract：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M2.5 and PM10 concentration that derived from air quality monitoring stations of Shijiazhuang city in the whole year of 2015 were analyzed，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fine particulate matter and each of meteor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wind speed， rainfall， temperature， pressure， and social economy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M2.5 and PM10 presented a periodic trend， mainly concentrated in autumn and winter season， and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was not balance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M2.5 and PM10 included natural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and social economic factors， meteorological elements were important impact factors that led to smog concentration， transfer and diffusion，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elements were funda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frequent haze in Shijiazhuang. So， the management of haze lies in the adjustment of energy structure.

Key words： haze；temporal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natural factors；social factors；PM2.5；PM10；Shijiazhuang city

霾是由餿芙漢推體污染物造成的一種城市和區域性空氣污染現象[1]。霧霾天氣主要是因為空氣中含有可吸入顆粒物、SO2、氮氧化物等，其中衡量霧霾指標的污染物是可吸入顆粒物，即粒徑小于2.5 μm的細顆粒物。PM2.5、PM10濃度增加時直接導致霧霾天氣的產生，致使大量有害污染物產生，其發生時能見度明顯降低，空氣質量惡化，威脅人體健康，嚴重阻礙人們的日常生活。

從國外來講，西方工業發達的國家在20世紀已經經歷過現階段中國的霧霾天氣，尤其是20世紀50年代的倫敦霧霾事件釀成災難，英國人自此大力整治環境，并實現產業轉型，打造生態社會[2]。時至今日，倫敦蛻變為藍天白云的“生態之城”。其污染治理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治理工業污染和取暖污染，主要措施有關閉城內電廠；工業企業建造高大的煙囪；大規模改造城市居民的傳統爐灶等[3]。第二階段為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交通污染取代工業污染成為倫敦空氣質量的首要威脅，因此主要是抑制交通污染[4]。此外，倫敦市在城市建設大型環形綠地，在街道使用鈣基黏合劑治理空氣污染，微粒下降了14%。第三階段為20世紀90年代至今，英國制定了國家空氣質量戰略，近一步提升空氣質量[5]。

從國內來看，研究多關注區域和城市范圍的霾變化趨勢、形成機制、時空變化特征以及低能見度天氣的主要成因及其與氣候的關系等[6-8]。且霧霾形成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氣象因素，而關于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涉及較少。近年來，關于石家莊市霧霾天氣的研究有所增加[9-13]，但對于其時空分布特征及其影響因素研究較少。本研究分析了石家莊市霧霾的時空分布特征，進而從自然、社會、經濟方面分析其影響因素，提高對霧霾的認知度，以期為防治霧霾提供參考依據。

3）降雨量。圖9為2015年石家莊市雨雪天數月均分布圖，對照霧霾天數月均分布圖來看，霧霾多形成在降水量小的天氣。因為降水對霧霾天氣中污染物起到很好的沖刷作用，削減污染物的濃度。進一步利用SPSS軟件對2015年全年PM2.5、PM10日均濃度與年降水量做相關性分析，得出年降水量與PM2.5、PM10濃度呈負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073、-0.076，相關性不顯著。

4）濕度。相對濕度較高有利于霧霾的形成，氣溶膠粒子中含水溶性成分時，相對濕度大時，可溶性氣溶膠更易吸收水汽而變大，從而使散射作用增加，能見度降低，加劇霾的產生。由表1可知，濕度與PM2.5日均濃度呈顯著正相關，與PM10日均濃度呈正相關，但不顯著，表明濕度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小粒徑污染物的產生。

5）大氣壓。由表1可知，大氣壓與PM2.5、PM10日均濃度呈極顯著正相關，相關系數分別為0.334、0.297，說明大氣壓也是影響石家莊市霧霾天氣形成的原因之一。冬季冷空氣下沉，地表空氣相對增多，即氣壓升高，不利于城市上空空氣的流動，進而使得污染物無法擴散，空氣中的微小顆粒聚集，漂浮在空氣中，增加了可吸入顆粒物的濃度，此情況下，霧霾天氣極易形成。

綜上可知，石家莊市形成霧霾的直接因子PM2.5、PM10的濃度受自然氣象因子平均風速、氣溫、大氣壓的影響較大，濕度對PM2.5有一定的影響，降水量對霧霾的產生影響不大。

2.2.2 地形因素 圖10是石家莊市的地形，可以看出石家莊市西依太行山脈有兩條明顯的輸風帶，一條是從邯鄲市磁縣到石家莊市的匯聚風帶，另外一條是從天津市到石家莊市的匯聚風帶[16]，而兩條匯聚風帶的交匯正好處在石家莊市。受此影響，石家莊市上空的污染物濃度非但沒有降低，輸風帶還給石家莊市上空帶來了新的污染物，使得污染物濃度增加，空氣質量下降，易形成霧霾天氣。因此，地形也是影響石家莊市霧霾天氣形成的因子之一。

2.2.3 社會經濟因素 石家莊市是新型工業城市，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逐漸增多，城市規模逐漸擴大，工礦企業入駐也越來越多，致使空氣質量下降。

1）產業布局。石家莊是以鋼鐵產業為主，同時還兼有制藥、化工、冶金、印染、紡織等的新型工業城市。石家莊市的工業區主要分布在東北、西北、南部和西南，部分產業靠近市中心，甚至還有的在石家莊市常年風向的上風向，布局的不合理是導致石家莊市霧霾天氣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9]。

石家莊市PM2.5濃度的高低與第二產業具有較大的關系，尤其是第二產業中的工業。通過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產值和能耗進行分析，排名前十的行業占了全部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70.5%，但是平均產值能耗也較高，為0.535 t（標準煤）/萬元，高于全市平均水平0.221 t（標準煤）/萬元。

由于石家莊市排污量較大的企業在市區的空間分布不盡合理，外加石家莊市地形的影響，部分市中產業新建廠區已經外遷至三環外，但是位于市區內的老廠區仍然沒有停產，依然會加劇市區空氣的污染。

2）揚塵。揚塵是石家莊市霧霾污染物的主要來源之一，是PM10的首要來源。據有關資料顯示，其對PM10和PM2.5來源的分擔率分別為0.375和0.225[17]。隨著石家莊市城市規模的擴大，各種建筑施工、道路施工以及機動車揚塵量劇增，也成為大氣的主要污染源之一。

3）機動車尾氣。在造成石家莊市大氣污染的各因子中，機動車排放的尾氣也是造成霧霾的重要因素之一。汽車排放尾氣主要污染成分有CO、CH、NOx、SO2、HCO及可吸入顆粒物[16]，其中，可吸入顆粒物所占百分比為48.9%，占污染物總量將近一半。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逐漸提高，機動車的數量也在逐年提升，據統計，石家莊市民用汽車保有量為107.52萬輛，尾氣的排放量隨著機動車數量的增加而上升，每天向大氣中排放污染物量（CO）在7 500 t左右[15]。

4）城市能耗。石家莊市是一座“煤煙型”城市，主要燃料是燃煤。據歷年統計資料顯示，能源消費燃煤6 100萬t，其中冬季采暖和熱電廠發電仍然是煤炭消耗的主要途徑。燃煤會產生大量的SO2及顆粒物，對石家莊市的霧霾天氣有一定影響，而且燃煤的利用率不高，低效的除塵、脫硫設備以及低效燃煤工藝都是促成霧霾天氣形成的原因。

3 討論

3.1 自然因素

石家莊市是河北省霧霾嚴重的區域之一，特殊的地形和氣象條件是石家莊市霧霾天氣形成的自然因素。西依太行山脈，東邊是華北平原，地勢西高東低，呈現“馬蹄形”避風港地形，從東面過來的大氣污染物遇上太行山脈不利于擴散，淤積在石家莊城市上空。此外，兩大輸風帶無疑給石家莊市大氣輸送了更多的大氣污染物，再加上石家莊市常年風速低，降水量小，干燥的氣候以及城市熱島效應導致市區各種大氣污染物淤積而不擴散，最終使得石家莊市空氣質量狀況降低，給霧霾天氣的形成創造了條件[12]。

3.2 社會因素

石家莊市經濟的迅速發展帶來的污染是霧霾形成的根本原因。石家莊市霧霾天氣已經逐步由自然現象演變為一種城市災害性天氣。

石家莊市的工業區主要分布在東北、西北、南部和西南，部分產業靠近市中心，甚至還有的在石家莊市常年L向的上風向，不合理的產業布局以及污染物的高排放是石家莊霧霾天氣形成最主要的污染源頭；外來工礦企業的加入、城市生態建設的先天不足、城市交通運輸業的發展迅速等也是石家莊市霧霾形成的因素。

石家莊市的霧霾形成的三大因子[6]分別為燃料燃燒、工業生產過程、交通運輸。通過對石家莊市年消耗燃料量、工業生產環保措施效率以及機動車保有量和其年排放總量的分析，得出大氣污染的三大因子所占比例分別為70%、20%與10%，對石家莊市霧霾的空間分布及霧霾強度有著根本性的影響。

4 小結

石家莊市PM2.5、PM10在時間上具有演變規律，主要集中在秋冬季節，在空間上具有分布不均衡的現象，分析其時空變化規律有助于其成因分析。根據對石家莊市霧霾天氣影響因素的分析，得出石家莊市霧霾天氣形成的因素主要包括自然氣象和社會經濟兩大因素，其中，燃煤、交通、工業生產是石家莊市污染的主要來源，氣象要素是霧霾集聚、轉移與擴散的重要影響因子，而社會經濟要素是影響石家莊市霧霾頻發的根本性原因。

應對霧霾天氣，需要采取相應的應急措施，提高空氣質量的監測力度，大力整改污染企業，優化綠化設施、生態系統，提高空氣質量狀況。本研究成果對石家莊市乃至全國空氣污染治理、霧霾天氣的形成與防治有理論借鑒和實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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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采礦工程;綠色開采;技術分析;運用策略

隨著對資源不斷開采，在資源緊缺的大環境下，傳統開采工藝技術的不合理急需進行完善。近年來，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前提下，技術開發與應用越來越成熟，礦山環境保護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采礦工程中應用綠色開采技術，合理地開采資源，對環境和礦山進行了一定的有效保護，此種舉措對于促進采礦行業的發展和提升也是十分有意義的。

1采礦作業中應用綠色開采技術的作用與意義

礦山開采工程中的綠色開采技術對保護環境，改善采礦和保護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等多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在傳統的礦山開采中，采用綠色采礦開采技術，可以有效減少水土的各種不必要的流失和地表的各種沉陷等問題，對環境保護工作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而且礦區的地表沉陷嚴重、生態水資源遭到破壞、水土流失比較嚴重，會影響到礦山開采的穩定性［1］。

1．1有效減少對礦山周邊的環境污染和破壞

在淺埋煤層開采的過程中，科學采礦可以保護礦山周邊的水資源，對促進礦山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也可以減少因礦山開采造成的各種財力浪費。在減少資源浪費的同時，可以重新利用經過處理后的廢礦石作其他用途，例如:將廢矸石制作成建筑材料，實現廢矸石的回收與利用，避免廢矸石對環境造成污染，起到環境保護的作用，減少對礦山周圍生態環境的破壞。對于在生產過程中容易出現的各種有毒物質需要采用科學充填、保水開采等技術將廢矸石填充在沉陷區，減少地表裂縫。

1．2綠色開采技術為經濟增長提供條件

煤炭資源的開采一旦不合理，就會很大程度上影響周邊居民的生產與生活，不可避免地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在礦山開采行業，只有人們提高環境保護意識，采用綠色安全的開采技術，才能避免各種對環境造成的污染，相關的科研人員要不斷創新和學習各種有利于環境的采礦技術，利用專業技術優勢，更好地解決好礦山開采、資源浪費和污染等破壞環境的相關問題，控制好其中的資源平衡，促進礦山開采的綠色環保和可持續發展性。在大力發展經濟的同時，國家也要大力提倡保護環境，保護家人的“綠水青山”，倡導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并重，提高礦產資源過度開發造成的環境污染的發展意識，逐步引起了重視，先后出臺相關政策，采用科學綠色采礦新技術，實現未來礦產資源和環境資源的可持續發展［2］。

2傳統采礦技術的不足之處對環境造成的不良影響

2．1浪費和破壞土地資源

在傳統的開采淺埋煤層的過程中，一旦沒有做到綠色開采，就會產生各種大量的固體廢棄物，在礦山的周邊堆積，很容易造成土地沙化，給礦山周邊的自然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破壞，影響人們的生命財產安全。此外，礦山開采使土地植被與水資源遭到不可逆破壞的同時，由于長時間堆積的廢棄物沒有得到有效清理，加上外界自然環境的風化、雨水的沖刷等，容易污染環境，影響周圍植被的正常生長，也會造成大量的土地資源浪費，有時還會演變為礦區周圍環境的污染［3］。

2．2破壞水資源

在礦山不斷被開采的過程中，很多開采的地下煤炭資源都會有一個比較獨立的空間，從而形成一定的開采空間，很多礦山周圍的地表會有不同的水位線，很多矸石的充填不充分，很容易讓附近地下水的徑流出現塌陷，變礦區周圍導致礦區地下水位，很大程度上都在不斷下降，很多井下開挖的地表，由于開采力度過大，很不安全，導致開采煤礦過深，厚度太厚，造成礦區周邊的地下水位條件發生改變，破壞水資源，很容易破壞基巖或者松散層的含水層，對附近居民的生活有嚴重影響，周圍的礦區環境急劇下降，地下水位線很不穩定，水資源嚴重遭到破壞，對周圍的植被生長造成威脅。

2．3空氣污染

在煤礦開采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瓦斯、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等有毒氣體，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多廢棄的氣體一旦沒有及時處理，就會產生溫室效應，影響周圍的環境。在傳統煤礦開采技術中，由于技術的不成熟，會有很多有毒氣體進入空氣對人體造成傷害，破壞原有的地下水位，嚴重影響空氣質量，造成很多不安全因素，影響開采作業人員與當地居民的正常生活。此外，有毒的粉塵物質吸入人體或進入水資源中，而固體廢棄物質在經過長時間堆積中，再被雨水淋濕后，一旦被風吹起，會形成粉塵進入空氣中，將增加人或動物患病的概率［4］。

2．4噪聲污染

煤礦開采過程中噪聲污染主要是由于各種機械設備產生的，而生產、運輸、洗選、檢修等大型設備必不可少，由于煤礦井下的工作場所狹小，噪聲也很大，很多高強度的噪聲與礦石開采發出的雜聲疊加在一起，對人們的身體健康有嚴重的危害，而且噪聲太高還會掩蔽各種安全警報信號，造成事故。3采礦工程中綠色開采技術的應用

3．1保水開采技術的應用

綠色開采技術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技能，在具體的采礦過程中，應對產生的廢水進行比較集中和統一的處理方式，對采礦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污水要進行一定的安全處理，井下污水要在水倉內進行統一處理，采礦單位采用先進開采工藝，在礦山開采過程中，可以有效降低對礦區周圍地下水的污染，不會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并配合地面或井下充填系統，能夠保護礦區的水資源，改善周圍的生態環境，保障采礦人員和設備的安全，在礦區開采用水中，遵守“一水多用”原則，利用水資源處理礦山時，采用洗水閉路的循環方式，不斷提高水資源的使用率。對于緊缺的水資源除了要保護外，也不能浪費，要在開采過程中，時刻全面考慮，嚴格把控補水標準，減少水資源的污染，對于采礦的過程一定要嚴格規劃好，采用補水的方式，保證礦區周圍的地下水位不會發生變化，加強對礦井用水的統籌與規劃，結合水源狀況、礦井生活與生產用水情況，采用污水處理系統，減少水資源的損耗，重復利用開采技術利用率，在資源利用方面統籌規劃，加強對于開采就熟的管理和應用，避免頂板在開采過程中產生裂縫或者大范圍下沉，造成水資源流失等，保證各種用水都符合相關規定與標準，保水開采技術屬于綠色開采技術的一種，防止廢泥水外排，開采單位在地面生產系統中，保證水資源的重復利用。

3．2填充開采技術的應用

在淺埋煤層開采過程中，作為采礦工作人員，一定要利用專業技術，實現技術的更新和完善。采用綠色填充技術，在礦山開采過程中遵循邊采邊充的原則，有效減少礦區的采礦。在利用填充技術時，除了要保障礦區人員的自身安全，更要善于利用綠色填充技術注意分析，期間發生坍塌事故的緊急情況中做出應急措施，施工人員在開采過程中要注意對于填充物的放置，保證采空區在填充后，不會發生沉陷等問題，在順槽填充輸送帶上，有效提高填充穩固性的同時，也能減少后期地下水文變化造成地表沉陷的情況。此外，利用綠色填充開采技術對大范圍的采空區域進行填充，利用膠結的方式對于一些原材料進行各種有效開發，在矸石中添加一定量的河沙、工業爐渣等，有效防止礦區不良開采過程中造成的地下水位變化，可以防止地面塌陷、地面裂縫或者房屋損壞等問題的發生。

3．3固體廢棄物的利用

在礦山開采過程中，統一利用與開發固體廢棄物，提取其中的可用資源，挖掘廢棄物的利用價值，減少對礦區環境的污染和浪費，作為開采人員，在綠色無公害的基礎上，結合再利用固體廢棄物，實現對廢棄物的回收和再利用的可持續發展，達到各種采礦技術的資源利用，有效提升固體廢棄物的經濟價值，將廢棄礦石直接回填到開采區域，改變廢棄固體礦石的形狀，也可以減少采空區沉陷，對廢棄固體礦石進行生態處理，回收利用是非常不錯的創新操作。采用物理或者化學的方式，利用綠色開采技術減少礦山開采區域廢棄物堆積，在堆放廢棄礦石的區域利用植被發揮出廢棄物的價值，它們主要隨著礦產資源的開采被帶上地表，對于固體廢棄物一般都沒有太多的利用價值，作為開采人員，要善于利用這些廢棄物，恢復礦區生態環境，做打地基用或者做其他用處。

3．4煤與氣體資源共采

在礦區開采過程中，針對其他可利用的氣體資源，采取類似的方法，將綠色開采技術引入采礦工程中。在煤炭開采過程中，對于產生的大量有害氣體瓦斯，如果直接進行排放必然污染周圍空氣，此時，作為開采人員就要利用其專業技術，回收利用瓦斯，降低氣體對環境的污染，提高環境保護效果。在開采過程中，如果對空氣中的廢棄物不進行有效科學的處理，便會嚴重影響到居民的健康，對環境造成永久性破壞。在煤炭被采出后，往往會出現很多比較有害氣體，會釋放瓦斯氣體，嚴重影響人們的生活安全，作為開采技術工作人員，要采用煤炭技術，提前做好保護設施，在瓦斯技術的應用中，針對不同的有害氣體，及時找到應對方式，實現瓦斯與煤炭資源共同開發，達到煤炭資源和瓦斯分別開采的目的。

4結語

淺埋煤層開采技術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作用，利用科學充填、土地復墾等先進采礦技術，采用創新的技術，改變原有的粗放開采方式，進行綠色健康的開采，凸顯了淺埋煤層的綠色開采，提高礦區開采過程中的資源利用效率，避免引發地表沉陷、水土流失、生態環境破壞、地下水資源污染等諸多問題，在淺埋煤層開采的過程中，在減少環境污染的同時，帶動煤炭企業經濟的綠色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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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財政支出；環境質量；經濟增長；直接效應；間接效應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169（2014）04004408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城鄉環境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程度評估及均等化路徑研究”（11&ZD04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2012105010209）

作者簡介：盧洪友，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 武漢 430072）；田丹，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財政支出政策是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財政支出政策效應研究一直是公共部門經濟學的重要主題。傳統經濟學對財政支出政策效應的研究往往強調其對總需求、失業、通貨膨脹等的影響，而忽略了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在環境問題凸顯的今天，將環境質量納入宏觀經濟體系，研究財政支出政策對于環境質量的影響，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同時對建立“綠色財政支出”體系，提高環境質量具有重要意義。

環境宏觀經濟學建立以來，財政支出政策對環境質量的影響逐漸引起學者們的關注。西方學者Heyes最早將財政支出、經濟增長和環境質量納入一個框架，建立理論模型說明三者之間的關系。此后Lawn、Sim等不斷對模型進行擴展，其基本觀點認為，理論上存在一條環境均衡曲線，反映經濟發展的環境限制，在這條曲線上，經濟發展所消耗的環境資源的量恰好等于環境自身能夠提供的量，而不同類型的財政支出政策，會影響“產品市場―貨幣市場―資源環境市場”中均衡點的位置＼。這些理論研究表明，環境質量這一公共品的特殊性在于其內生于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與整個經濟的發展方式密切相關。因此，不僅與環境直接相關的財政支出也會對環境質量產生影響，政府的財政支出行為也會作用于整個經濟社會系統，對環境質量產生間接影響。也就是說，財政支出可以通過兩條途徑影響環境質量：一是財政支出影響經濟增長間接影響污染物排放，即“財政支出―經濟增長―環境質量”，這是財政支出對環境質量影響的間接效應；二是財政支出直接影響污染物排放，即“財政支出―環境質量”，這是財政支出對環境質量影響的直接效應。那么，中國財政支出對環境質量有何影響？本文將利用中國省際面板數據進行經驗檢驗并回答這一問題。

二、文獻綜述

關于財政支出對環境質量影響的研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分別研究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以及經濟增長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另一類是直接研究財政支出對環境質量的影響。

對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始于Arrow和Kurz，此后國內外大量學者對這一主題進行了探討。Afonso等、BajoRubio、Barro認為政府支出存在政府低效率、稅收扭曲、激勵不足等問題，會擠出私人投資，從而損害經濟增長＼＼。Folster等研究發現在政府規模較大的國家，財政支出對私人部門勞動生產率的貢獻更小。Bergh等、Afonso等也研究認為政府支出對經濟增長有消極影響＼。與上述研究相反，Ghali研究發現政府支出通過調節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沖突，引導最優的增長方向和彌補市場失靈等方式促進了經濟增長。在國內，莊子銀等研究認為在考慮了調整成本的條件下，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總體效應下降，甚至出現負向影響。張明喜等研究發現我國財政支出有利于經濟增長，并對中國的最優財政支出規模進行了研究。金戈等構建了一個包含多種類型公共支出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探討了多種類型公共支出促進經濟增長和提高社會福利的機制。付文林等基于協整分析的方法，對中國公共支出相關變量的長期增長效應進行分析，研究發現實際經濟增長率與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呈反向變動關系。嚴成諾仍諞桓鼉哂心諫化勞動選擇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中考察了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我國生產性公共支出并不一定總能促進經濟增長，生產性公共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

另一方面，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早已成為環境經濟學家關注的熱點問題。彭水軍等基于1996―2000年中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6類環境指標的面板數據，通過構建包括產出方程與污染方程在內的聯立方程組綜合考察，認為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之間存在雙向互動機制，并提出了能夠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雙贏”的政策策略選擇。杜婷婷等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及衍生曲線作為研究出發點，探討了中國經濟發展與CO2排放量的函數關系。張紅鳳等基于山東經驗數據，通過建立計量經濟模型進行實證檢驗，認為系統而有效的環境規制政策將對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形狀和拐點位置產生影響，要想實現污染物排放量的減少，必須將產業結構調整政策與環境規制政策相結合。

關于財政支出與環境質量的關系的研究最近幾年剛剛興起。在理論方面，Heyes、Lawn、Sim對經濟增長、政府支出以及環境質量之間的作用機制進行了研究＼＼。在實證方面，Frederik等研究了政治和經濟自由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響，發現政府規模對污染水平的影響程度與政府的初始規模相關，在政府規模較小的國家，提高經濟自由度會減少污染，在政府規模較大的國家則會增加污染。Bernauer等認為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與空氣污染水平正相關，與政府質量無關。López等強調政府支出結構的重要性，研究結果表明偏重于社會和公共服務的政府支出結構有利于減少污染。同時，在不改變支出結構的前提下，增加政府支出對環境質量沒有促進作用。

上述文獻為深入探討財政支出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提供了一定的邏輯思考和借鑒，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1）已有研究全部以國別數據為基礎進行，對中國財政支出政策環境效應的評估極其罕見；（2）國內研究較少考慮財政支出對環境質量的直接效應，更鮮有綜合考慮“財政支出―經濟增長―污染物排放”和“財政支出―污染物排放”兩條路徑的環境效應。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財政政策具有很強的經濟調控能力，而財政支出政策是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現階段對于中國財政支出政策環境效應的研究在國內較少。本文擬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研究中國財政支出對環境質量的影響。

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以下三步：一是檢驗收入水平和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財政支出對環境污染水平的直接影響；二是檢驗財政支出通過影響收入水平進而對環境質量的間接影響；三是將財政支出對環境質量影響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相加得到總的效應。

三、模型構建、數據來源與變量說明

（一）計量模型設定

為了得到財政支出政策影響環境質量的經驗事實，本文建立以下模型：一是加入了財政支出因素的傳統的EKC曲線方程，二是財政支出和其他因素對收入水平的影響方程，兩個方程相結合來檢驗中國財政支出對環境質量影響的直接效應、間接效應以及總效應。

方程（1）是污染物排放方程，其中ln（P/c）it為環境質量變量，代表第i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第t年的環境質量；ln（GDP/c）it為收入變量，代表第i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第t年的收入水平。Xit代表第i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第t年影響環境質量的其他變量，μi是省份的固定效應，ξt是時間效應，ζit是干擾項。

對于環境質量指標，在研究環境質量與收入變化關系的經驗文獻中，較多地采用以下三類變量來度量：污染集中度、污染物排放量、資源開采量。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同時，避免結果受到地區位置和氣候條件的影響，我們選擇污染物的排放量作為環境質量的衡量指標。其中污染排放物又可分為：工業廢水排放量、工業廢氣排放量、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煙塵排放量、工業粉塵排放量和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六類污染指標。本文以人均固體廢棄物排放量（Solid）和人均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SO2）為代表性污染物排放量進行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相對于綜合指標而言，單項指標更能精確反映財政支出對于不同污染物排放影響的異質性。固體廢棄物與二氧化硫是兩個具有不同性質的環境污染物，兩者相比，SO2更容易擴散，污染范圍較大，外溢性較強，而固體廢棄物的污染是局部性的，外溢性較弱。

收入變量用人均GDP指標來度量，與總量GDP相比，人均GDP更能反映真實收入水平變化對環境質量的影響，而且收入變化影響環境質量的需求偏好效應主要體現在個人收入變化方面。為了關注環境質量與收入水平之間是否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在方程（1）中引入收入變量的平方項。

財政支出水平（Goveshare）用第i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第t年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表示。

此外，在方程（1）中，本文還引入了以下控制變量。消費支出（consumption）用居民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用來控制收入效應對污染物排放量的影響；本文借鑒莊子銀等用固定資產投資與GDP的比值來衡量各省區的投資率（investment）用來控制資本對污染物排放的影響；腐敗（corrupt）用案件立案數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用來控制制度因素對污染物排放量的影響，相關文獻研究表明清廉民主的政府更傾向于采取有利于環境保護的政策措施，而腐敗專制的政府更有可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換取經濟增長及相關利益；貿易開放度（tradeopeness）用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來衡量，用來控制對外開放程度對污染物排放量的影響；Grossman等首先指出了人口規模對污染排放的影響，某一地區人口規模越大，意味著該地區與環境污染相關的生產、消費活動也相應越多，即人口規模對污染排放存在正的規模效應，因此本文引入人口特征變量――人口密度（density），用人口總數占該地區面積的比例來度量衡量人口密度，控制人口特征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產業結構（industry）用第二產業生產總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表示，控制產業結構對污染物排放量的影響。

方程（2）借鑒了廣泛應用于增長領域的文獻中Barro與Mankiw等的索羅模型，將經濟增長表示為政府支出和其他變量的生產函數＼。其中，Goveshareit是第i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第t年的財政支出水平，與方程（1）一致用第i個省份在第t年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表示。lnZit代表影響產出水平的其他控制變量，γi是省份的固定效應，εt是時間效應，υit是干擾項。

影響產出的要素投入及控制變量主要包括：資本投資率（investment）與方程（1）中所用指標一致；人力資本水平（human），本文遵循以往文獻研究的慣例，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各省的人力資本水平；人口因素（density），用人口密度來衡量人口規模對產出水平的影響；開放性水平（tradeopeness），用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來衡量貿易開放度對產出水平的影響。

（二）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運用中國1998―2010年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面板數據。由于自治區的部分指標難以獲得原始數據，故本文的分析不包括自治區。表1列出了各變量的名稱和描述性統計。

（三）估計方法選擇

財政支出、環境污染和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通常情況下，由于環境稅費的存在，財政支出隨著污染程度的加重而逐漸提高，政府部門經常改變其支出規模和結構以熨平經濟周期的影

響。為了處理可能存在的雙向因果關系，我們采用控制了動態效應和內生性的動態GMM估計方法進行估計。該方法通過引入解釋變量的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可以有效控制內生性問題。本文估計使用的軟件為Stata120，軟件的估計過程采用了xtabond2程序包。

在方程（1）中將滯后一期的因變量，財政支出和收入水平視為內生變量，其余視為嚴格的外生變量。同時，將其他省份的加權平均財政支出（weighgov）作為工具變量。由于使用的是污染水平而不是濃度，其他省份的滯后的加權平均財政支出將不會直接影響某一省份的排污水平，但是會通過影響該省份的財政支出水平和收入水平進而影響污染物排放量，符合工具變量的條件。在方程（2）中，將財政支出視為內生變量，其余視為嚴格的外生變量，進行估計。

（四） 財政支出對環境質量影響分析

（一） 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表2匯報了不同估計方法下的估計結果。無論使用何種估計方法，在樣本期間內，中國財政支出都顯著促進了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列是OLS方法估計的結果，估計系數是0082，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中第二列是面板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中國財政支出對人均GDP的影響系數為0082，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中第三列采用動態面板固定效應模型（DFE）估計結果，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最后一列運用ArellanoBond 兩階段GMM估計方法，結果顯示中國財政支出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促進了經濟增長。此外，估計結果顯示，人均財政支出滯后一期的系數t值為-2053，說明應考慮模型的動態效應。從表中可以看出系統GMM方法通過了Sargan檢驗和差分方程中的誤差項一階序列相關、二階序列不相關的原假設。控制變量的符號與預期一致。投資對促進經濟增長有積極影響，并在1%的水平上顯著。人口密度與經濟增長水平負相關，對外開放度與經濟發展水平正相關。

（二）環境質量方程的估計結果分析

表3列示了方程（1）的估計結果。在本文的模型中，通過Hausman檢驗確定固定效應模型優于隨機效應模型。因此，對于每一類污染物，下表報告了DFE和系統GMM兩種方法的估計結果。GMM模型通過了Sargan檢驗和差分方程中的誤差項一階序列相關、二階序列不相關的原假設。

對于固體廢棄物（Solid）排放量，第一列和第三列結果表明，在經濟發展水平一定的情況下，中國財政支出對固體廢棄物的排放沒有直接的顯著影響，說明中國財政支出對于固體廢棄物減排的直接效應尚未得到有效發揮。從動態固定效應模型和動態GMM模型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中國人均GDP的提高增加了固體廢棄物的排放量，人均GDP的平方項對污染物排放量的影響系數為負，說明人均GDP與兩類污染物的排放存在倒U型關系。

對于SO2的排放量，估計結果基本相似但略有不同。動態固定效應模型表明，在經濟發展水平一定的情況下，中國財政支出對SO2排放量有抑制作用，并在10%的水平上顯著，但GMM模型估計結果則表明中國財政支出對SO2排放量的影響不顯著，由于GMM估計方法考慮了模型的動態效應和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因此我們將GMM方法下的估計結果作為后文分析的主要依據。同樣，中國人均GDP的提高增加了SO2的排放量，人均GDP的平方項對污染物排放的影響系數為負，說明人均GDP與SO2的排放量同樣存在倒U型關系。這也與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所描述的經濟現象相吻合，對于模型中的其他變量，符號與預期基本一致。

（三）財政支出的環境效應評估

由上述模型分析可知，在方程（1）中，人均GDP以及人均GDP的平方項回歸系數均顯著，在方程（2）中，財政支出的估計系數也顯著，這說明財政支出對環境質量影響的間接效應確實存在，中國財政支出通過影響經濟發展水平，進一步作用于環境生態系統。依據上文回歸結果計算得到，中國財政支出對環境質量的間接效應對不同的污染物是有差別的。中國財政支出降低了固體廢棄物的排放量，增加了二氧化硫排放量。可能的解釋是，固體廢棄物的治理收益外溢性較弱，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污染狀況更容易得到改善，而SO2的治理收益外溢性較強，治理難度大，污染的負面影響不易短期內被人察覺，因此，隨著經濟活動強度的加大，污染水平加劇。

另一方面，在方程（1）中，財政支出水平對污染物排放量影響的回歸系數在模型中并不顯著，說明理論上存在的財政支出總量對環境質量影響的直接效應在中國表現并不明顯。

（四）中國財政支出影響環境質量直接效應的進一步分析

為進一步探索中國財政支出影響環境質量的直接效應，本文分別用中國各省教育科技支出占GDP的比重（education），作為教育科技支出的衡量指標；中國各省衛生支出占GDP的比重（health），作為醫療衛生支出的衡量指標；中國各省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socialsecurity），作為社保支出的衡量指標；環境保護支出占GDP的比重（environment），作為環保支出的衡量指標（由于數據所限，樣本區間為2007―2010年）；中國各省基礎設施建設支出占GDP的比重（infrastructure），作為基礎設施建設支出的衡量指標（由于數據所限，樣本區間為1998―2006年）來替代財政支出（Goveshare）對方程（1）進行估計，實證分析結果。

從各項財政支出對環境質量的直接影響來看：（1）中國教育支出有利于減少固體廢棄物的排放量，這與國內外經驗研究的結論一致。教育能夠提高居民的環境意識，而環境意識的提高有利于減少污染物排放量；（2）中國基礎設施建設支出對固體廢棄物排放量有正向影響，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支出惡化了中國的環境質量；（3）中國環境保護支出、醫療衛生支出和社會保障支出對污染物排放量的影響并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是中國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快速推進，環境問題集中式爆發，同時中國逐步進入老齡化社會，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以及環境保護支出的缺口較大，導致這三類支出對環境質量改善的直接效應在樣本期間并不顯著。

由上可知，中國財政支出影響環境質量的直接效應并不顯著的可能原因在于：中國式分權背景下，中國生產性支出（如基礎設施建設支出）對環境質量改善有消極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公共服務支出（如教育支出）對環境質量改善的積極作用。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篇4

北京外國語大學 北京海淀 100089

[摘要]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的增強，我國在貿易領域與他國的爭端也成正比增加。在WTO爭端解決案件中，我國以“原材料”案與“稀土”案的敗訴得到了深刻的教訓，兩個案件均是由于中方對他國出口的限制而導致的爭端，訴訟爭議的焦點集中于對出口限制的依據以及合理性的辯論，最終中方均以不同程度的敗訴收場。本文旨在通過對“原材料”案與“稀土”案敗訴原因的分析，從當前我國行政機關的工作改進角度進行思考，并指出我國行政機關將如何應對今后WTO領域的發展。

[

關鍵詞 ]WTO；出口限制；職能轉變；部門合作

WTO中爭端解決案件之DS394、DS395、DS398分別為美國、歐盟、墨西哥訴中國的限制原材料出口案，同時DS431、DS432、DS433又分別為美國、歐盟、日本訴中國的限制稀土、鎢、鉬的出口案。以下分別簡稱“原材料”案 與“稀土”案，其中“稀土”案發生在“原材料”案之后。

兩個案件均是由于中國對出口的限制而導致的爭端，訴訟過程中的爭議焦點當然就集中于對出口限制的依據以及合理性的辯論。在兩個案件中，中方運用GATT20條b款、g款的一般例外原則作為抗辯，認為這種出口限制是“與國內限制生產與消費的措施相配合，為有效保護可能用竭的天然資源的有關措施”，因此中方都是竭盡所能在說明自己對于原材料、稀土、鎢、鉬的出口限制是屬于一般例外規定的范圍，故而對其的出口限制是在WTO框架中受到允許的，但對方堅決反對中方的這一抗辯，認為GATT20條b款、g款的一般例外原則在此不能予以利用。而最后不管是專家組還是上訴機構都未支持中方的請求，盡管對于部分條款適用的解釋上訴機構與專家組有出現不一致的情況，但總體都對中方援引20條作為抗辯不予支持。

“原材料”案 與“稀土”案敗訴原因的分析

“原材料”案與“稀土”案的敗訴都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便是中國的出口關稅措施違反了《中國加入WTO議定書》中的減讓承諾，以及我國相關政策只限制國外企業而未限制國內企業從而導致無法援引GATT20條環保例外條款。《中國加入WTO議定書》中的減讓承諾即超WTO義務，是我國在入世之初與西方發達國家在談判時的妥協產物，其中的11.3條款規定了中國除本議定書附件六中規定的產品外，都應取消對出口產品的全部稅費。然而原材料中的絕大多數材料以及稀土都未在附件六的除外產品清單上，因此中國的出口關稅措施違反了該減讓承諾義務。同時WTO規定成員國以保護環境為目的而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應該在國內國外同等適用，而在這兩個案件中都是只針對國外企業適用限制，而對國內企業則不加以同等的干預，從而就不能讓人信服這些措施是真正的為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

從時間上來說，“稀土”案發生在“原材料”案之后，因此應該更加具有針對性的做出有力抗辯與反駁，但兩個案件都是以中方敗訴為結果，也就是說中國在意識到“原材料”案的教訓后，仍然沒有采取實質的改變，故而無法援引更為有力的證據。之所以“稀土”案在“原材料”案之后沒有實質突破，筆者認為這與當前我國行政機關在WTO領域相關工作的管理密切相關，中方在意識到“原材料”案的教訓后，各行政機關并沒有改變管理觀念以及管理的措施，仍然采用單獨限制國外企業來達到保護環境的目的，被國外批評者指出這只不過是給這些限制措施套上了“綠色”的外衣而已①。因此，筆者希望在吸取“原材料”案與“稀土”案的教訓后，今后不會再出現類似的對即將枯竭的原材料資源進行限制卻不能援引環境保護條款作為抗辯的情況。

從“原材料”案 與“稀土”案得出的行政機關在WTO領域相關工作的改進

如前所述，面對“原材料”案與“稀土”案敗訴的教訓，我國行政機關也應該從自身工作出發，轉變管理觀念，加強工作管理，改進工作方法。

首先，從管理觀念上說，必須糾正“WTO事項就是商務部的事”這種錯誤的管理觀念。我國當前的行政機關絕大多數都與WTO領域有著絲縷的聯系，上到中央國家機關，下到地方政府機構，但往往一提到WTO，幾乎所有行政機關都一致認為是商務部的事情，與自己毫無干系。給許多行政機關造成這一印象的原因有很多，或許是因為當初在入世談判之時，商務部是起主要作用的部門，或許是因為在產生WTO爭議之時，往往也都是商務部前往協商談判，所以不得不說商務部在我國與WTO領域的工作中是最為重要、最為聯系緊密的部門，但絕對不是唯一的部門。因此首先需要解決的便是管理觀念的問題，必須糾正這種觀念上的認識錯誤。

縱觀國務院當前的機構設置，商務部、外交部、環保部、財政部、發改委等國務院組成部門都與WTO領域相關事項有著密切聯系，比如在“稀土”案中，環保部于2011年公布了《稀土工業污染物排放標準》，該法規通過設置對稀土對空氣污染物及水的排放標準，來限制稀土出口，同時體現其限制稀土出口的環境保護目的②；而海關總署、稅務總局、工商總局、知識產權局等國務院直屬機構也對WTO領域相關事項產生重要的影響，比如在“原材料”案中，外方指控的征收出口關稅就是由海關總署實施的；在地方政府，各地方行政機關由于擁有管理地方企業的職權從而也影響到WTO領域的相關事項。因此WTO領域的事情絕對不是商務部一個部門的事情，商務部既不是事前預防爭端產生的唯一部門，也不是事后解決爭端的唯一部門，必須將各部門聯系起來形成統一的整體去處理爭端。

在現行的國家體制下，對于WTO事項最為直接接觸的肯定是商務部，但其他行政機關，諸如前面所述的外交部、環保部、海關總署、稅務總局等也都和WTO事項有著密切的聯系，而往往在糾紛出現時，只有商務部是在全身心地投入解決爭端，其他行政機關頂多也就算得上一個配合作用，完全沒有去主動解決糾紛的意愿。當然這里面有著復雜的行政關系的平衡，這點我們無法改變，但至少也應該讓其他行政機關真正參與到爭端的解決中來，不僅僅是被動地去配合商務部提供相應的數據、法規，而更應該從本部門制定相關政策法規的歷史背景、目的、意義、應對措施等本質上的事項進行分析，從容應對對方提出的尖銳問題。比如在“稀土”案中，對于稀土出口關稅制度，中方是以保護環境為目的作為抗辯理由從而符合例外規定，但是稀土出口關稅制度是由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每年公布關于調整部分商品進出口暫定稅率的通知以及關于關稅實施方案的通知的方式來實施的，這些文件的文本中并沒有體現保護環境的目的，也就難以證明其環境保護的說法。

實際中，一旦在WTO領域出現爭端糾紛，基本是完全交由商務部來負責，這樣由于商務部對其他行政機關頒布的政策法規不具有掌控性，從而使得商務部在應訴時就處于一個非常被動的地位，因此必須糾正這種在當前行政機關中形成的管理觀念。

其次，從管理措施上說，明確做到各機關、各部門信息公開、信息共享的透明化。各機關、各部門加強合作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但必須落實到具體的責任上。比如在WTO領域的相關工作上做到迅速、及時地信息公開、信息共享、信息查詢，讓各機關在第一時間就能知道具體的與WTO相關工作的政策、法規以及相應措施，同時最好能在制定與WTO相關工作的措施時，向各機關、各部門進行意見征求或公告，聽取其他機關的意見，匯集其他部門的看法，這樣最終制定出各機關都比較了解的政策法規，即使該政策法規被訴，也不會讓商務部措手不及，而是從容地應對。我們知道，在行政法的程序性原則中，有行政公開這一原則，即行政機關將行政權力運行的依據、過程和結果向相對人和公眾公開，使相對人和公眾知悉的原則，那么同樣應該將這一原則運用到各機關處理WTO相關工作事項當中。并且這種公開的程度應該是超越行政公開原則中的公開程度的，可以這樣理解，因為這些的公開都是在行政機關內部的公開，所以其對公民的保密性在此可以降低，從而第一時間讓各機關、各部門去了解其制定相關政策法規的初衷。

同時，信息公開、聽取其他部門的意見這一做法還能就即將實施的措施在事前就做好防止被訴的風險。也就是說，將本部門意欲實施與WTO相關事項的措施放到各部門聽取意見，不僅能夠完善措施的不足性，同時也能在措施頒布之前就將其可能會涉及到的與WTO爭端相關事項進行列舉，從而逐一檢驗被訴風險。比如海關在對相應貨品進行稅收征收制定稅率時，就可以聽取稅務總局、商務部、外交部、發改委等部門的意見，這些意見不應該只是稅率過高或過低的簡單陳述，而是應該利用以往WTO類似貨品出現關稅爭端的案例進行陳述，從而得出一個在合理風險范圍內的稅率。當然海關在自己制定稅率時就已經考慮到了以往的關稅爭端案例，但那只是針對海關自己相關的案例，而涉及到其他部門的案例則不在考慮范圍當中，這就會形成海關本身制定的關稅稅率沒問題，但是結合到其他部門時就有可能被訴。所以各機關、各部門在制定與WTO相關事項的措施時應該多聽取其他部門的意見，進而降低被訴的風險。

不難發現，在“原材料”案中，我國被訴管理措施主要包括出口關稅、出口配額、出口許可證、最低出口價格四項管理措施③。該四項措施與海關總署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但同時也與很多其他部門有著交集，比如稅務總局、商務部等，如果當時海關總署在制定這些措施時能夠與其他部門進行協商，聽取其他部門的一些意見，完善這些措施的不足之處，盡可能降低其被訴風險，規避與WTO規定不相符的義務，那么或許“原材料”案就不會輸得如此徹底。

最后，從管理實施上說，要不斷加強中央與地方的聯系、行政機關與企事業單位的聯系。自古以來，中央與地方都有著微妙的關系，高度的中央集權直到今天仍未改變，這也是導致地方政府幾乎不參與到與WTO相關的爭端中來的原因之一。其實在筆者看來，地方政府與WTO的關系更為緊密。如果說中央政府是管理全國范圍內與WTO相關的事項，那么地方政府則是管理每一個與WTO相關的具體事宜。理論上說，地方政府在執行中央政策時而制定的地方法規更加具有當地特色，更能具有針對性地管控地方與WTO領域相關的事項，所以必須加強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比如中央部門制定了某一產品的出口指導價，允許地方機關根據地方實際情況在一定幅度范圍內進行調整，那么此時地方機關就會結合自身情況進行調整定價，當發生爭端時，理所當然是地方機關更能了解自己為什么會調整出該價格。但實際情況往往是一味地只讓中央部門按照自己總體規劃的意圖去解釋，沒有結合地方機關的特殊意圖，難免有些牽強，不易具有說服力。

同時筆者還認為各機關、各部門還應該多聽取企事業單位的意見和建議，無論是國企還是私企或者個體戶，都有發表自己在與WTO相關事項中造成的損失或得到的利益的權利，而這些損失或利益正是行政機關在參與WTO爭端解決的寶貴經驗。因此可以以調查報告的形式多聽取企事業單位的意見和建議，以此對一些重點行業進行細微的調查，并運用這些細微的調查作為具體的數據來應對可能產生的與WTO相關的爭議，從而在今后涉訴WTO案件的抗辯中，或者在制定國內相應政策法規時都能有重要的參考依據，有時甚至是實例的證明。所以在不斷加強中央與地方的聯系的同時，還應該加強行政機關與企事業單位的聯系。

我國行政機關應對今后WTO領域的發展

近些年我國不斷與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區協定，我國在世界貿易范圍內的影響力在不斷增強，今后在WTO領域的爭端糾紛定會不斷涌現。面對這一趨勢，我國行政機關在轉變管理觀念、改進管理工作的同時，也需要應對今后WTO領域新的發展。從“原材料”案與“稀土”案不難得出，今后在制定相應政策法規時，必須遵循“內外平等”的原則，即針對國外企業的限制措施也應當適用于國內企業。也就是說，今后針對這種“內外不平等”制度的被訴可能性要盡量減少，至少要在表面上給人以“內外平等”的印象。同時在制定相關措施時要盡量做到具體化和量化的規定，而不是一般性的概括規定，從而使得我國在WTO爭端解決中處于主動地位，而不再是被動地應訴。

雖然WTO領域屬于經濟貿易范圍內的事項，但是由于WTO的國際性，便為其摻雜了許多政治因素，所以即使做好了經濟方面的全方位準備，也必須不適時宜地結合政治、外交手段進行博弈。尤其是面對今后新的發展，各國已都基本熟練掌握WTO的規則，所以我國行政機關除了做好當前與WTO領域相關工作的改進外，還應該積極運用政治手段進行爭端糾紛的處理，努力從經濟上、政治上做好準備以應對WTO領域新的發展。

作者簡介

崔龍（1988— ），男，土家族，貴州沿河人，北京外國語大學，2014級國際法碩士在讀，國際經濟法方向。

注釋

①張彬、李麗平：《稀土案給我們哪些啟示》[N]，載《中國環境報》2014年4月11日第0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