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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正式提出了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也逐漸成為我國改革的重點內容。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協調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成為當前社會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因此，本文對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進行分析，并重點探究如何協調兩者的關系，以促進我國的快速發展。

一、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

（一）政治體制改革以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

為了適應經濟基礎發展需要，就要進行上層建筑改革?？v觀我國改革的路程可知，經濟體制改革深入后才會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在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中，就會引起新一輪行政體制的改革。通過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了社會生產力，但為了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政治體制也要進行改革，以促進社會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例如：在1993年以后，政治體制的改革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基礎的。

（二）政治體制改革為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重要保障

眾所周知，上層建筑的核心部分就是政治，政治以其特有的職能和功能，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政治對國家的發展方向具有決定性作用，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極大的反作用，在某種條件下，甚至占據首要位置。政治能夠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進行調控和管理。政府作為我國經濟改革的推動者，對市場經濟的建立起著關鍵性作用。因此，只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為經濟體制順利改革提供重要保障。

（三）兩者相輔相成，是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

經濟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政治體制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保障，兩者是一個有機結合的整體，相互促進，不能分割。兩者要緊密結合，相互影響，要協同發展，任何一方都不能明顯滯后于另一方的改革。只有這樣，才能發揮兩者相互促進的作用，為社會發展打下堅實基礎?，F階段，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在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中，如何協調好兩者改革的關系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內容，因為，只有兩者的改革關系相適應，并進行不斷的改革，才能促進我國政治經濟的發展和繁榮。

二、如何協調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

（一）為什么協調兩者的關系

第一，社會基本矛盾決定兩者必須協調發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解決兩者的矛盾依賴于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影響生產力發展，這是根本矛盾，只有改變生產關系，并變革上層建筑，只有這樣才能解決矛盾。第二，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決定兩者必須協調發展。任何一個國家的改革，都涉及到很多方面，諸如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及文化教育改革等，它們之間相互促進，密不可分，必須協調發展。經濟體制的改革，使社會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混亂的經濟秩序、日益嚴重的經濟犯罪等，這是因為政治體制改革不完善所致，因此，只有深化政治體制改革，使兩者發展相適應，才能使市場經濟活而不亂，充滿生機。第三，兩者的關系決定了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協調發展。政治體制改革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保障，只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把握市場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經濟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只有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才能促進政治體制改革。兩者關系密切，不能分割。

（二）如何協調好兩者的關系

1.堅持目標模式協調發展

現階段，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明確目標，使政治體制改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相適應，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去考慮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作為政治制度制定的重要依據。立足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實際，進行創造性思考，借鑒先進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經驗，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對社會管理職能進行研究。

2.確保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現狀的協調

現階段，要對我國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的現狀進行研究和掌握，分析兩者的運行機制、相互作用機制，并分析現階段的政治體制在哪些方面阻礙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并商討改革的方案，促進兩者的協調發展。

3.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步驟要協調

政治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順利進行的保障，而經濟體制又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兩者相互促進，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要確保改革步驟的協調，任何一方都能嚴重滯后于另一方，保持動態中的協調發展，但并不是絕對的平衡推進，要正確把握保持協調、平衡的度。政治體制在改革的某方面，變動更大，時間更長，因此，要合理把握兩者改革的協調性，做好各項改革的方案，并進行排列組合，以確保改革順利完成。

4.加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

當前，最大的危險是腐敗，消除腐敗的措施就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解決人民的怨氣，要努力實現收入分配公平，確保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縮小貧富差距。同時還要解決教育、醫療等資源分配不公的現象，要想實現這一切，必須加強兩者改革的協調性。改革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體制，因此，需要相應的體制改革。統籌好經濟體制改革及政治體制的各項工作，統籌兼顧改革中涉及的各項內容，形成推進改革的整體合力。通過經濟體制改革，為經濟發展提供極大的動力，增強我國經濟實力。通過政治體制改革，為社會經濟管理提供保障，促進經濟、政治的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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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改革試點；第三方評估；評估方法

一、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特點

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是突破性的，更是探索性的。需要試點的先行和推進，從而對改革試點的評估提出了新的挑戰。第一，經濟體制改革的細節突破性要求評估具有極強的專業性和科學性，促進改革有效突破已有的經濟體制障礙。第二，經濟體制改革的動態探索性需要基于流程和過程的動態評估，同時要求評估具有極強的公正性。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時代要求，是有效推進中國經濟全面發展的歷史使命，而對于這一改革進程中試點的有效評估更是我國面臨的重要課題。

同時，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推進具有強烈的探索性、動態性及過程性。首先，經濟體制的深化改革是探索性的，需要改革試點的先行和推進，從而為改革政策的全面實施做好基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鼓勵地方、基層和群眾大膽探索，加強重大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目前我國已建立了12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和部署了若干重大經濟體制改革政策的試點工作。經濟體制改革試點是新時期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行之有效的重要方式，有利于探索路徑、積累經驗、防范風險、提供示范。其次，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是動態的，會面臨各種復雜要素的關系和不確定。最后，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是過程的，要經歷試點前的準備、試點中的管理及試點后的經驗總結等環節的全過程。

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試點第三方評估的方法

1.基于互動過程的動態評估方法

由于改革試點的先行和推進是探索性的，歷時發展的思維成為必然要求，時間因素必須考慮?！搬槍ρ芯吭O計中的時間問題，研究者有兩種主要的選擇：截面研究和歷時研究，截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是對一個代表某一時間點的總體或現象的樣本或截面的觀察。歷時研究（longitudinal study）是一種跨時段觀察同一現象的研究方法。”（巴比，2009）不可斷然認為經濟體制改革試點評估要拒絕截面研究方法，但是，可以肯定其更側重于歷時研究方法，關注互動過程。

因此，本研究主張選用“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其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策略進行評估。質性研究“強調社會現實的建構性，強調研究者與他（她）所研究的對象之間的密切關系，強調研究問題受情境的限制”。質性研究者“強調研究的價值承載性質”。而量化研究“強調變量間因果關系的測量和分析，而不是過程?！保ㄠ嚱颍挚希?007）側重于過程的探索性改革試點工作，質性研究策略是最適宜的。

（1）扎根研究

在質性研究層面，以理論構建著稱的研究方法是最早由Glaser和Strauss（1967）提出的扎根研究方法，“提倡在基于數據的研究中發展理論，而不是從已有的理論中演繹可驗證性的假設。”（Charmaz，2006）扎根理論的提出進一步奠定了質性研究的根基（Charmaz，2006）。扎根理論研究方法給予了第三方評估有效的啟發，及評估需要扎根于改革試點的過程數據進行評估。

（2）案例研究

案例本身是活動、事件或問題的集合，通常是按時間序列對能夠反映活動或問題的一系列現實事件的描述（Dooley，2002）。從而，案例研究強調一系列事件、條件及其之間的關系研究，關注歷時性、動態性數據（Eisenhardt，1989），過程性地對現象與情境綜合分析，通過對案例數據的挖掘與分析發現其存在的問題，解決“為什么？怎么樣？”等之類的探索性研究。案例研究是一種社會研究方法，對某一個體/群體/組織/事件等進行描述性、探索性或解釋性的分析，理解情境下的動態過程（Eisenhardt，1989）?！鞍咐芯孔钪匾膬r值在于：突出情境、展示過程和揭示關系。首先，案例研究對情境的關注有助于解答‘為什么’的問題，有助于研究者深入聚焦于管理現象，進而有助于理解并應用學術研究的成果。其次，案例研究對過程的展示突出了歷史因素和時間因素的重要性，有助于實踐者進行過程設計。此外，案例研究有助于揭示深藏于演化的、復雜的現象之后的各種關系，而截面式研究則難以挖掘這些關系?！保S江明，李亮和王偉，2011，p.119， 引用Elsbach的觀點）

改革試點的運行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案例，運用案例研究的思想對其進行評估能夠有效發現試點過程中的問題、經驗、創新及其影響。

2.基于政策仿真平臺的改革試點評估研究

當前復雜的經濟形勢給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宏觀財政貨幣政策的制定帶來了很大難度，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合理性和定量性對于提高我國決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經濟體制改革試點第三方評估的核心內容之一即是模擬改革試點政策實施效果，但是現行的政策評估工具門類龐雜，不同的政策仿真工具基于不同的理論背景，具有不同的適用條件。通過資料收集，總結現行的主要宏觀經濟政策仿真模型，歸納不同模型的適用條件及其應用領域，梳理不同政策仿真工具之間的關聯關系，構建宏觀經濟體制改革第三方評估政策仿真平臺。

（1）改革試點政策仿真平臺。政策決策的科學性推動著以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為代表的政策仿真模型的快速發展以及在現實問題中的廣泛應用。例如，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被廣泛應用于財政改革政策分析，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被廣泛應用于金融貨幣改革政策分析。傳統宏觀經濟仿真模型具有成熟的經濟學基礎和豐富的國外應用案例，如何將現有的政策評價模型與中國經濟本身具有的獨特性相結合，實現現有政策仿真平臺的本土化是政策仿真模型在評估第三方應用的過程中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2）改革試點政策仿真情景設計。我國經濟正在經歷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隨著經濟步入新常態，我國財政也進入了新常態。以財政政策為例，財政收入由高速增長轉為中低速增長，財政支出從建設型財政向服務型財政過渡，財稅體制改革由局部試點向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第三方評估機構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面臨的關鍵問題是政策仿真情景設計如何全面反映中國經濟固有特征以及經濟新常態背景下的時代特征。要在歸納總結我國經濟經濟特征的基礎上，重點論述政策仿真情景設計對于第三方評估機構得到的政策模擬效果的影響。

（3）改革試點政策仿真平臺。政策仿真模型的應用是保證改革試點方案決策科學性的重要保障，第三方評估機構一方面要普及政策仿真平臺的廣泛應用，一方面要確保政策仿真平臺的合理應用，確保最大限度發揮政策仿真平臺相應的政策輔助功能。但是政策模擬過程采用了大量的研究假設以及情景設計，均會對模擬結果產生影響，如何在第三方評估過程中合理應用政策仿真結果，即為決策過程提供科學依據，又不盲從于模擬結果，是政策仿真平臺在應用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本課題重點研究政策仿真平臺模擬結果在第三方評估過程中合理運用問題，明確政策仿真結果對于第三方評估的重要意義以及局限性。

3.基于大數據理論與技術的試點實施效果評估研究

近幾年來，評估理論與方法發展十分迅速。在指標體系的構建和指標權重的確定方面，更加強調節能、環保、創新等價值導向功能；在信息融合和評估結果的應用方面，更加強調可信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面向證據不完全可靠、概率不完全可知條件下的證據推理規則等新方法獲得了廣泛的應用。在互聯網與大數據時代，隨著移動智能終端、社會媒體、電子商務平臺和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產生了具有規模性、高速性、多樣性和重要價值的大數據資源，這為基于大數據的評估理論與方法研究提供了寶貴的數據源，也為提高各類評估的時效性、客觀性和科學性提供了重要保障。大數據資源既可以作為傳統評估數據的重要補充，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傳統評估理論與方法，也可以作為獨立的數據資源，推動建立新的評估理論與方法。

新一代的交互式互聯網技術的普及應用為第三方評估理論帶來了巨大變革。大數據時代，數據已經滲透到當今每一個行業和業務職能領域，同樣深刻影響著宏觀經濟體制的變革方案的實施過程。對還海量數據的挖掘和運用，預示著傳統第三方評估理論及方法已經無法滿足現實的需求，需要新的評估理論及方法的產生。課題組在總結原有第三方評估理論框架的基礎上，基于大數據時代背景創新原有評估理論和方法，為第三方評估機構適應時代變化提供參考。

因此，總結和分析國內外互聯網技術在第三方評估應用方面已取得的進展，重點分析國內外網絡技術在第三方評估領域應用存在的差異，分析差異的來源及提高國內第三方評估效用的途徑，總結現有網絡技術在第三方評估典型應用過程中存在的經驗及教訓，為我國基于大數據理論的第三方評估有效規避風險提供政策支持。重點研究在不同改革方案試點領域國內外基于大數據的第三方評估應用情況，結合國內外經驗教訓及國內實際情況，為我國全面、深入地推廣互聯網技術在第三方評估領域的應用提供建議。

三、結語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推進具有強烈的探索性、動態性及過程性，對第三方評估的方法提出了訴求。要求第三方評估需要采用基于互動過程的動態評估方法，并借用仿真平臺和大數據技術進行有效的評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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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isenhardt， K. M.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14（4）：532-550.

[6]Dooley， L. M.. Case Study Research and Theory Building[J]. Advances in Developing Human Resources， 2002，4（3）：33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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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企業命運的是市場綜合實力不是“所有制”

在討論國有經濟與私有經濟二者關系的時候，特別是在討論國有企業與私人企業二者關系的時候，要淡化“所有制觀點”。不能孤立抽象地對二者進行“退”與“進”的判定。實際上，在真正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其經營結果，都會有盈有虧，有得有失，有的企業發展壯大，有的企業虧損破產，有死有活，這是市場競爭的必然結果，與企業的所有制性質，沒有直接的必然的聯系。

真正決定企業命運的，是其在市場競爭中體現出來的綜合實力。而企業的綜合競爭實力，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科技創新能力，一是制度創新能力。在經濟管理體制，企業管理體制很不合理的情況下，企業的綜合競爭力，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制度因素，即受制于經濟管理體制。經濟管理體制決定經濟運行機制，經濟運行機制決定企業活力。

說得具體點，企業活力，決定于企業的動力機制與壓力機制，是動力與壓力的結合。而動力機制與壓力機制，是由經濟管理體制決定的。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需市場主導資源配置

所以，我們要認真研究的，是怎樣加快國有經濟管理體制改革，而不是抽象地去爭論，到底是應當做大做強國有企業，還是人為地對國有經濟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甚至用行政手段，通過政府有關職能部門制定規劃，層層落實，命令國有經濟從部分市場競爭領域“退出”。

當前，特別是最近幾年，在采取應急措施，對付世界金融危機的過程中，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特別是財大權大的央企，在市場競爭中，表現出巨大優勢，而這些優勢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政府的特殊支持政策，來源于無所不在的行政壟斷權力。這種不正常情況下發生的“國進民退”現象，是很不公正的。這樣的“國進”這樣的“民退”，折射出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即在做大做強有國經濟的口號下，計劃經濟體制，重新成為資源配置的主導因素，計劃經濟“進”了，市場經濟“退”了，這才是當前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所急需解決的深層次問題。

國有經濟運行出現弊端根源是政企、政資不分

但是，應當明確，當前國有經濟運行中出現的這種種弊端，特別是行政性壟斷，其根源在于政企不分，在于政資不分，在于計劃經濟色彩濃厚的經濟管理體制，而不是國有經濟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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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社會問題，要響亮的提出“發展是為了人民”的口號，要讓社會成員更好、更多的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社會和其他領域都發生了大的變化。生產力水平得到了極大地提升；經濟制度也從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社會形態隨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

改革開放前，我國人民生活水平普遍較低，實行的是平均主義分配。古人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伴隨著三十多年的經濟大發展，我國居民貧富差別距離逐漸拉大，基尼系數不斷增高，因此帶來一些社會問題。

現在，我國社會結構已從緊密型社會向松散型社會轉型。所謂緊密型社會是指在計劃經濟時代，每個人都打上一個“符號”，都從屬某一個社區或某一個農村，或者是某一個單位，也叫“單位人”。那個時候，社會公權力或政府公權力通過城鄉基層社區或農村、通過各個單位，對公民進行非常有效的管理。整個社會就像一臺機器，每個人就像這臺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經過多年的發展，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把人從城鄉基層社區或農村、從對單位的依附關系中逐漸釋放了出來。這是社會的進步，但又給社會帶來很多的新問題。相對自由獨立的“社會人”身份，給社會帶來了新的變化，給社會的穩定性帶來了巨大的沖擊。

因此，加強社會建設，特別是加強城鄉基層社區及農村的社會建設更具有迫切性?？h級黨委、政府在今后一段時期要把社會領域的改革定為核心任務，要把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擺在同等重要的“兩個核心”位置。

社會建設的范疇很寬廣。至少包括以下三項內容：一是以民生為重點；二是以社會服務為基礎；三是以社會管理及其創新為特色。解決社會問題，要響亮的提出“發展是為了人民”的口號，要讓社會成員更好、更多的分享改革和發展的成果。

社會建設的目標是以“政社分開”為前提，厘清政府與社會、以及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構建一個與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相匹配的社會體制，從而建設成熟和諧社會。

成熟和諧社會不能單純用政府權力也叫公權力把社會管理起來，而是借助公權力和社會力量，通過充分調動“社會協同”和“公眾參與”，實現社會的有序、穩定和可持續發展。要徹底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全能政府”管理形式，通過行政體制改革構建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型社會治理結構。

過去，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通過“政企分開”，厘清了政府和市場，以及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系，構建了一個日趨成熟的市場。我們常說，經濟是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同樣，有什么樣的經濟體制，決定了我們有什么樣的社會體制、行政體制和文化體制。因此，社會體制改革必須服從并服務于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也就是說，社會領域的改革，必須堅持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

社會建設與自然科學不同，自然科學可以通過千萬次的實驗來驗證，但社會體制改革不能瞎折騰，關鍵是改革的方向感要強，同時能清醒地認識到我們面臨的形勢和條件。改革不會一蹴而就，會受物質條件、人的思想和認識等因素的限制，我們應提倡循序漸進的改革。車開得太快，會有超速翻覆的危險。

社會改革的重點、難點是行政體制的改革。重點應注意以下三點：一是政府有所不為，必須從大量的公共事務、公共領域中退出。只要可以不管的，哪怕現在管的還不錯，但社會組織能做的，我們就要創造條件交給社會去做，為社會成長提供舞臺。二是政府要承擔諸如基本公共服務等社會責任，不斷加大社會建設的投入，并通過購買社會服務的形式提高服務質量和減少服務成本。三是建設法制政府，依法行政，規范政府行為，自上而下地對公民和社會事務進行有序管理與服務。逐漸增強社會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修復、自我服務、自我完善的自治功能，充分調動社會成員參與社會管理和公共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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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依賴”是制度經濟學中關于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變遷中，由于存在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得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強化，即在制度選擇過程中，初始選擇對制度變遷的軌跡具有相當強的影響力和制約力，人們一旦確定了一種選擇，就會對這種選擇產生依賴性，這種選擇本身也具有發展的慣性，具有自我積累放大效應，從而不斷強化這種初始選澤。本文從制度經濟學的這一基本理論出發，來探討我國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的慣性特征。 

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分析 

地方稅制是在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框架中明確提出的。財政管理體制作為劃分各級政府之間財權和財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國家治理結構的制約。在國家的治理結構中，一般來說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兩級政府構成的，由于國情的差異，各個國家的治理結構呈現出多樣性。在中國國家治理結構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國家的主導，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盡管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逐步相應的擴大，利益的獨立性獲得提高，但這一格局并未獲得實質性的改變。作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約束，這種約束體現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體性安排的約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財政管理體制的約束；第二，地方政府籌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約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選擇集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無權制定新的制度規則。在這些既定的約束下，地方稅制改革呈現以下幾個方面的路徑依賴特征： 

（一）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特征對地方稅制改革的決定性影響。選擇財政制度改革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這是由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內在決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種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標是什么，對于治國者來說，可能是不確定的。為了維護改革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治國者選擇“試錯法”，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通過在實踐中摸索出未來制度框架。因而，就決定了治國者從它最為熟悉的地方開始，這就是治國者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積累的調動微觀經濟主體積極性的經驗——通過權力下放來調動微觀主體的積極性，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這一改革構成了中國20年財政體制改革的主導。從財政管理體制來看，主要表現為通過不斷調整地方的收入基數和上繳的比例來調動地方政府理財的積極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決定權。無論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為核心的“分灶吃飯”體制，還是1994年的分稅制框架，都體現出中央政府對收支的決定權和調整權。這種決定權和調整權對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過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稅種的調整而獲得在財政收入分配份額中的絕對優勢，也就是說，在于不確定性、技術因素等作用下，當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額下降的時候，它可以通過調整而重新獲得這種優勢。這是因為中央政府作為改革的發起者和推動者，在整個杜會經濟的轉型還沒有完成之前，通過對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數或增收的上繳比例的調整，保障中央政府對收入的整體控制，是實現經濟體制改革的平穩順利推道和經濟發展的整體性要求的根本保證。從改革后財政收入的實際情況來看，自從放權讓利的改革推行以來，中央本級組織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中央收入嚴重依賴于地方上解，而財政承包制所體現出的累退性，使得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為了改變這一現狀，提高中央政府的財力，通過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財政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獲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從1996年起地方組織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經出現地方財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財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勢頭發展下去，中央本級的財力下降，而影響到改革的進一步推行時，新一輪的調整就勢在必行，這種調整包括對地方稅種的調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數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調整。因此，在經濟轉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集權和分權，沒有隨著經濟形式的發展而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決定權將會加強和強化。由于地方稅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籌集地方財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稅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這種路徑依賴特征，從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動機的地方政府，就有著隱瞞收入的真實水平，并傾向于將財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強烈動機。 

（二）地方稅制改革作為中國財政制度改革的一個內在環節，它也表現出中國財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徑依賴持征。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財政支出的不斷擴大上來。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性特征，決定了國家投資所創造出來的效益和財政收入不斷萎縮，從而使得財政收入的增長不能滿足曰益擴大的財政支出要求。財政收支之間的缺口，有著曰益擴大的趨勢，當國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會契約所賦予的職能時，其義理性水平就會下降。為了提高或者維持其義理性水平，就迫使國家對既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做出自我調整，因而，財政壓力是中國經濟體制的直接原因(張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通過計劃和財政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這種調整主要是表現在逐步放松對資源的管制，以及國家不斷退出原有的特權領域，概括的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就是通過對產權規則的調整而達到國民收入增長的新的制度安排過程。在這一改革過程中，由于社會經濟制度發生了變遷，必然要求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做出相應的變遷。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主要是通過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夠直接控制著社會剩余，那么，在放松對社會資源的管制后，社會資源配置將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觀主體來完成的，國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會資源的配置，這就意味著，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須適應這種變化而進行相應的調整。因此，作為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一方面，財政制度變遷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通過對財政制度的改革來推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另一方面則又是通過對國家籌措歲入制度的重構而構成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然而，在轉型過程中，一方面由于財政支出的剛性，另一方面對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會財富，由于歲入籌措機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時籌集足額的收入以滿足國家的需要，財政壓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緩解，同時，國家一旦推行改革，維護改革的穩定性和合法性則是國家義理性支持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改革的過程是一個利益相互沖突的過程，為了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而不至于反對改革或阻撓改革，國家就會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來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損者，這又進一步增加了財政支出的壓力。盡管從長期來看，通過改革會形成經濟和財政之間的良性循環，但是，在改革的過渡期內，財政壓力則表現得更直接、更明顯?，F實的財政壓力也迫使國家倚重于強調收入的稅制。因而，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下，將會選擇那些能籌集收入最大化的稅收制度安排，而如果某一種稅制安排能為國家帶來收入的最大化，那么，在隨后的改革中，這種制度安排就會得到強化。地方稅制作為中央政府授予地方籌措收入的制度安排，是在國家強調收入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因而它內含有強調收入功能的慣性特征。 

（三）在放權讓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機制也有著強化的趨勢。從地方稅制來看，它僅僅是獲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稅種的使用權、管理權、征收權，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稅種的確立、稅收制度的決定權在中央政府，當地方政府面對發展的需要而籌集一定的收入的時候，面對“菜單”選擇卻沒有“菜”可選。由于不能創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對于地方政府而已，則將既定的和舊體制內所創立的規則在特殊情形下多樣化，并且拓展這些規則的邊界。這個舊體制內的規則就是預算外的收費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各種收費、集資、攤派等多種形式的地方收入機制。對于地方政府的這種行徑，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財力拮據而不能完全滿足地方政府的財力要求，而只給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資源和制度知識信息資源(只給政策、不出錢)，允許地方政府或者基層組織在制度創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動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賴于地方政府來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杜會的穩定發展，從而將改革的風險分散化，來達到風險最小化的目標。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間內，既維護體制改革的穩定和順利進行，同時地方經濟又取得相當的發展，中央政府就會容忍和默認地方政府所從事的制度創新活動。 

然而，收費制度一經在地方政府的運用，并經過上級政府的默認，它就有一種自我強化的傾向，這種自我強化的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質決定的。地方政府作為人，其目標函數與作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標函數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國者所控制的，其目標函數是維持其治理國家的長期性和穩定性，而由地方官員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標函數是地方官員的晉級、名譽、聲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這樣，地方官員的個人利益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員通過發展地方經濟而獲得上級的提拔，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發展地方經濟就要求有強大的收入來支持；地方官員通過預算支出追求個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貼、住房、豪華的辦公用品等，這是不一致的地方。無論是一致，還是不一致，都有著追求收入的動機。 

此外，隨著中央政府將財權和相應的事權下放給地方政府的同時，而地方政府的職能并未獲得實質性的調整，這樣地方政府實質上就相當于一個范圍縮小的權力中心，它在職能和職責上與中央政府是重構的。由于收費制度比較簡便和運作成本低，能及時為地方政府籌集發展某些項目的經費需要，最為根本的在于收費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繳收入的約束，從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個地方政府或一個部門使用了收費制度，它就會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門迅速學習和模仿，而很快推演開來。同時，收費制度在部門利益和地方官員個人利益的驅動下，就會逐步成為他們“尋租”的最為合法化的渠道。這也會推動收費制度的進一步強化。 

上述分析的路徑依賴特征，給地方稅制改革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負面影響。1．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資源而獲得社會剩余的方式，轉向通過國家政治權力向微觀經濟主體征收稅負，即通過稅收制度來重構國家歲入的轉型過程中，強調收入的功能是其內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現實的財政壓力使得一旦走上強調收入的制度路徑，就有著強化的趨勢，從而使得稅收制度對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社會公平、以及國家對社會經濟運行的間接調控缺乏應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對稅種和收入的決定權的強化，一方面，忽視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重構中的內在作用。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中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對制度創新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創造出新的有效的稅收制度；另一方面，則導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為，首先，在稅制存續的有效期內，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將某一稅種推至極端，而不顧該稅種對地方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其次，當地方政府預期到中央政府的調整時，可能會通過收取過頭稅等形式虛增收入來擴大收入的基數；最后，將財源和財力轉移至非稅收部門，從而為非規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溫床。3．在既定的體制約束下，對收費制度的路徑依賴，使得地方政府也就越來越依重收費制度，以至于發展到亂收費、亂集資、亂攤派的境地，這反過來，則嚴重擾亂了國家歲入制度重構的進程。同時，各種形式的收費又加重了微觀經濟主體的負擔，擾亂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加劇了社會不公平因素，從而也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化。 

對地方稅制改革路徑依賴的思考 

上還分析表明，以放權讓利為基本特征的第一階段的財政稅收制度改革的適應性效率已經遞減，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所決定的。因此，新一輪的制度創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為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財政稅收制度的制度創新工作是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實現的根本性的制度創新問題。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構建公共財政框架之際，為中國財政稅收制度創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機。在新一輪的制度創新過程中，要強調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創新中的作用，要賦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創造新的制度規則的自主權。因為，首先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新歲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為制度創新的參與者、支持者、協調者、聯結者，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創新作用(楊瑞龍，1998；張杰，1998；黃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級微觀主體之間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系。因而有著更廣泛的制度創新信息，從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訂的收入制度規則有著直接的現實性和針對性。從中國制度創新活動的主體來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因而，地方政府對國家歲入制度的創新活動同樣應該構成中國制度創新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而予以確認。 

當然，要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創新自主權，必須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范圍來確定地方政府的事權范圍為前提。更進一步，是要根據各級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范圍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在此基礎上來確定各級政府的財權，并將各級政府的這種基本關系通過法律框架規范起來，這樣，一方面，形成對各級政府的外在約束，而不至于產生單純追求收入而不顧經濟發展的效率等問題，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各種權責關系，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強化調整與反調整的路徑依賴關系，從而也有利于各級政府發揮各自的職能。不僅如此，通過對各級政府事權的范圍來確定財權，同樣也有利于打破現行各級政府因職能不分而產生的對收入制度的路徑依賴，從而使得在國家歲入的重構過程中，發揮出稅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調節社會公平、調控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等功能。 

主要參考文獻： 

1．盛洪 張宇燕主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 

2．楊瑞龍《我國制度變遷方式轉換的三階段論》我《經濟研究》1998年第1期 

3．黃少安《制度變遷主體角色轉換假說及其對中國制度變革的解釋》載《經濟研究》 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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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中的諸多矛盾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所謂的市場機制“缺陷”

就如何正確認識體制問題,本刊近日采訪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博導、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高尚全。

正確認識體制轉軌期的問題

人民論壇：針對發展中存在和積累的矛盾，有部分人動輒把問題歸咎于體制原因，對此如何認識？

高尚全：回顧中國28年來改革開放的歷程，人們有充分理由為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社會進步而感到鼓舞，這是堅定繼續深化改革信心的基礎。同時“也存在不少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這并不能構成否定改革成就和道路選擇的依據，但卻足以說明中國改革依然任重而道遠。

人民論壇：如何正確認識體制轉軌期的問題，以及由于改革進展的不平衡積累的深層次矛盾？

高尚全：如何通過改革的繼續深化，構建和完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體制基礎，是一個更為緊迫而艱巨的課題。28年來中國改革與發展的經驗證明，體制改革與社會發展始終是一個互動過程。

改革本質上是利益關系的調整，但是，這種調整不是人為地重建和固化一種新的利益格局，而在于形成一種公平、富有效率的利益調節機制。然而，在利益分化導致社會分層的過程中，由于傳統體制某些重要環節改革的滯后，制約了公平、有效的利益調節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并在相當程度上成為影響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體制性因素。

我國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不是對社會主義的放棄。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決策。28年來，我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充分證明了我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是完全正確的。但由于改革進展的不平衡，目前社會的確積累了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對此應予以高度重視，但這些矛盾不能構成否定市場經濟選擇的基本方向?！傲_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走向市場經濟的道路也不可能是一馬平川。我們必須看到，目前一些社會矛盾中，更為主要的還是源于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完善。

行政性壟斷，是體制轉軌期的特殊現象

人民論壇：下一步如何深化行政性壟斷部門的改革？

高尚全：行政性壟斷使權力直接介入市場，不僅難以通過市場力量來打破，而且往往構成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的主要障礙。我國供給“瓶頸”的周期性出現，重復建設以及壟斷產品和服務質次價高，基本都與行政性壟斷相聯系。特別是在經濟市場化的進程中，行政性壟斷企業行為已經有所變化，其追求利潤和降低勞動成本的動機已經無異于私營企業，但卻沒有形成有效的內部資本約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性壟斷只應存在非營利性公共產品和服務領域，其評價不是來自“市場”，而是來自社會。

行政性壟斷，是體制轉軌期的特殊現象。衡量行政性壟斷企業改革成功與否的標準，主要不是利潤的多寡，而是投入和管理成本控制與接受產品服務的對象滿意程度之間的比較。對于這類企業部門的改革，關鍵是形成完善、有效的政府、法律和社會監督機制。而行政性壟斷，完全屬于體制轉軌期的特殊現象，應通過規范的企業改制、擴大民營成分的市場準入，形成公平的市場競爭。近年來，政府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擴大市場準入范圍以及壟斷部門決策引入聽證程序等改革，對于打破行政性壟斷已經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但依然還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對行政壟斷企業評價、監督和制約的有效機制仍有待于進一步規范和完善。

人民論壇：如何認識經濟轉型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關系？

高尚全：總體而言，經濟轉型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遠不像成熟市場經濟體中那樣基本“定型”，而是一個市場關系逐步發展與政府職能轉變的互動過程。但是，只要走向市場經濟，就必須確立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地位，這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在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這個歷史背景下，市場經濟發育不成熟是必然的。現實中的諸多矛盾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所謂的市場機制“缺陷”。在轉軌經濟中，“權錢交易”和公共領域的“缺失”恰恰是市場經濟不成熟的表現，是市場“邊界”不清的結果，不能作為指責市場經濟或市場機制的依據。應特別強調公民基本權利平等的社會價值觀，妥善處理各種社會利益關系。

人民論壇：如何正確認識體制轉軌期的社會利益關系？

高尚全：要建立以利益調節為核心的社會整合機制。經濟轉軌必然引起社會利益結構和思想觀念方面的分化和整合。與改革前那種以平均主義為基礎的階級斗爭統攝社會的狀況相比，這種分化和整合無疑是巨大進步。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形成合理和有效的利益調節機制，避免、抑制和化解社會利益關系方面的過度失衡和矛盾。當前，應特別強調公民基本權利平等的社會價值觀，建立規范的利益表達、對話和協商機制，引導各個利益群體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訴求，妥善處理各種社會利益關系。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公民、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擴大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空間，發展和完善社區自治、民間救助和慈善團體，使公民在廣泛參與社會治理過程中形成新的和諧關系。

體制轉軌期的政治體制改革

人民論壇：改革28年來，政治體制改革為經濟體制改革奠定了基礎，但相對經濟體制改革天翻地覆的變化，人們對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進一步急迫了。如何理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一樣，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下一步如何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內容有哪些？

高尚全：要在憲法框架內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是改革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經濟基礎的部分或環節，這些部分或環節的不適應本身就包含了不穩定因素，影響甚至危及社會的長期穩定。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一樣，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絕不是某些人理解或主張的政權更迭。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一樣，要有政府和公民的廣泛參與才會逐漸取得成效。政治體制改革也不同于歷史上的政治運動，而是應按照憲法精神和框架穩步、有序地進行。歷史已經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攜手并進，政治體制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實質性進展和成功。中國改革已經進入全面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中后期，社會不同層面的政治訴求需要新的整合機制，社會要求新的基本價值觀，執政黨的執政方式、對政府權力與責任的有效監督、以個人產權保護為基礎的公民基本權利的切實保障，正在成為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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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歷程 啟示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關系到經濟體制改革的全局，認清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的阻力因素有利于走好今后改革之路。這些問題不解決好，就很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完善的社會主義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就難以形成。

一、傳統行政文化和政治觀念致使市場缺乏成熟的運行機制和政府轉型困難

本質上，市場經濟是制度經濟?，F代市場本該是競爭與合作并存、遵循價值規律的市場。而中國兩千多年積淀的“權本位”“官本位”、人情觀念根深蒂固的封建殘余思想以及建國后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所暴露的弊端容易出現兩個極端，一是使部分官員認為政府是萬能的，以至于對市場不該管的事管了，該管的事不管或者亂管，出現“地方保護主義”“越位、錯位、缺位”的亂象，二是全盤否定和排斥政府，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中國真正的危險在于認為市場經濟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即我所說的‘市場原教旨主義’”[1]。這種傳統行政文化和政治觀念致使市場缺乏成熟的運行機制和政府轉型困難。

二、政府權利格局、利益格局難打破是阻礙市場化進程的根本原因

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就是要轉變政府職能，建立有限權利政府，“這是政府角色的根本轉變和市場主體結構的位移，是利益的調整或某種權力的失落”[2]這必然要觸動一些政府部門及其公職人員的利益?！爱攤€人由市場中買者或賣者轉為政治過程中的投票者、納稅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員時，他們的品行不會發生變化”[3]當經濟活動被個別官員主導時，社會利益和市場規則并不總是他們制定政策的首要考量，個人利益最大化，升遷、政績無疑成為重要的影響因素。

打破政府權利格局、利益格局，不僅要求政府及其公職人員必須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氣，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而且需要相應的反腐、反不正當壟斷制度支持，堅決打破背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權力格局和利益格局，“打勝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場硬仗”[4]。這就要“進一步明確審批范圍，減少審批事項，堅決取消一批、下放一批、向社會轉移一批行政審批事項”。同時，要減少并規范自由裁量權并加強行政審批的監管，讓政府政務處于陽光下運行。

三、市場經濟機制本身發育不成熟

由于我國的市場化進程是摸著石頭過河，以政府主導漸進式方式，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致使市場經濟機制本身發育不成熟。

（一）理論上對市場經濟的理論探索尚處于初級階段

我國與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相比，對市場經濟的理論探索尚處于初級階段，更多的是一種價值層面的倡導，而對頂層設計和具體制度的研究相對不足。雖然人們已經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達成了共識，但這種經驗型“摸著石頭過河”建設模式的選擇從一開始就缺乏理論的自覺，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特征和模式設計都沒有比較一致的說法。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

當前，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不斷走向成熟，但仍然存在市場體制不完善，問題就在于我國的市場經濟是政府推動的，這種推動是建立在GDP和自然資源消耗基礎上的，它沒有完全遵守市場價值規律。這就出現了所謂的“兼具三個發展階段（即政府從市場外部進入到市場內部、政府從輔助功能轉變為主導功能、政府的職能從微觀層次上升到宏觀層次）特征”的怪異現象。

再加上我國市場經濟起步晚，基礎薄弱，在社會主義市場進程中，尚來不及從制度層面去完善相關制度并依據市場競爭規則、等價交換原則和自愿讓渡規則的內在要求，去健全市場有序運行所必需的市場主體規則。政企不分，社會、政府、市場關系沒有理順，宏觀調控體制亟待完善，技術、勞動要素、信息、產權等生產要素市場化程度過低，社保體系急需建立，法制體系仍需健全，個別地方保護主義嚴重，以"小政府、大社會"為特征的服務型政府沒有真正地建立起來，暗箱操作時有發生。這些缺陷表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處在一個缺乏穩定成熟的經濟基礎中，如果市場主體缺乏獨立性，也缺乏規則和自由交換精神，市場交易的內在價值規律就會受到破壞，造成市場秩序容易混亂，更談不上市場資源的高效配置。

四、各項改革的配套跟不上

轉變政府職能，需要有相應的承接主體來承接政府轉移出的職能，這就需要及時統籌兼顧各項配套改革特別是需要事業單位改革、社會公共組織改革等各項配套改革能夠及時轉接好，否則容易引起社會混亂。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工程，它由國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市場體系建設、社保、金融改革等諸方面的改革項目依據一定的組織、目標形成的統一整體。新舊體制交替中產生的摩擦和矛盾，單純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難以解決的，而要各項改革的配套跟上也是一項難題。

參考文獻：

[1]斯蒂格利茨.斯蒂格利茨問診中國經濟[J].望東方周刊.2004（31）：35

[2]夏書章：行政管理學[M].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3）：383

[3]布坎南 .憲法經濟學[M].北京：三聯書店1996：341

篇8

 

農墾企業農業經濟體制改革在起步階段實行的是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在改革不斷深入的情況下，建立了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這不僅有交物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而且充分的調動起了職工生產的熱情，實現了土地的有效利用，為農墾企業的持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農墾企業農業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原則和主要方向

 

農墾企業在農業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兼具了農村改革的特點，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還需要對農墾企業自身的特點有效結合，做到統籌兼顧、標本兼治、上下聯動及點面結合，確保改革的穩定推進。而且在改革過程中需要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進一步對體制進行創新，在改革不斷深入過程中將農墾企業打造成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現代化農業企業集團。而且在改革過程中還要將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作為核心內容，以推進農場企業化及墾區集團化作為改革的主線。并做到以農為本，適度規模經營，有效的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將農墾企業打造成為國家糧食的主產區，同時還要加大農產品生產基地的建設工作，打造特色的農業現代化示范區，加快發展農產品加工流通業，使農墾企業在當前現代農業和區域經濟發展中起到有效的示范帶頭作用。

 

促進農墾企業農業經營體制改革深入的具體措施

 

進一步完善雙層經營體制。針對當前部分農場土地承包不完善的問題，需要進一步健全土地承包關系，進一步完善雙層經營體制，確保土地承包合同制度能夠得到有嚴格的執行，而且對于農場的土地，農場職工具有優先承包權和經營權，而且在承包過程中能夠對土地合同承包期限進行延長，從而有效的實現土地流轉的規范化。在農墾企業農業經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過程中，還要進一步強化農場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充分的利用現代化手段和技術來促進農場統一經營的實現，農場需要為家族農場生產和提供市場化信息，加快發展農場社會化服務組織，有效的提升家族農場組織化程度，確保農場整體服務水平和質量的全面提升。另外，還要對家庭農場經營行為進行規范，做好農場內的各項管理工作，加強對農場職工進行技能培訓，提高職工的農業生產技術水平，為農墾企業的健康有序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深化農業產業化經營機制。農墾企業在現代化發展進程中，需要進一步深化農業產業化經營，建立健全農業產業化經營機制，從而為農業經營體制改革指明方向。特別是在當前新形勢下，農墾企業更需要加快農業產業化的發展進程，重視龍頭企業的培育，建立各種專業化的合作經濟組織，提高產業的整體競爭能力，實現農墾企業的豐產增收，為農墾經濟的發展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

 

創新農業經營體制。首先，利用職工的身份田和招標田試點工作，將原農場職工的身體打破，加快其向社會人的過渡，使農場職工真正成為市場經營的主體。同時利用招標田將承包經營改為租賃經營，有效的調動起職工的積極性，打破了平均分配的格局，使一部分不愿意從事土地活動的人脫離出來，有效的促進二、三產業的發展。其次，抓好模擬股份制試點工作，利用農場控股、合資種田、統一管理、按股受益、風險共擔的原則來進行農場土地經營。而且生產和產品銷售上采取統一的模式，實現農墾企業的產業化規模生產，集約化管理。

 

重視農業機械化，促進農墾企業現代農業的發展。首先，進一步提升農墾農機裝備水平。當前農墾企業需要落實好農機購置補貼政策，充分的調動起職工、企業及其他經營主體的積極性，并加大投入力度，根據自己農場的實際情況來及時購置和更新農機設備，確保農機設備的數量充足，進一步提高農機裝備的質量，對農機裝備結構進行優化，打造農墾系統現代農業示范區，并積極的引進新機具和新技術，加快新機具及新技術的推廣工作，加快促進農墾企業農機化發展的進程。其次，加強科技創新，積極推動農機農藝信息融合。在當前農墾企業農機科技創新工作中，需要緊緊圍繞提高土地產出率、勞動生產率及資源利用率這一核心，充分的將農機技術與農藝技術、信息技術進行結合，從而有效的提高農墾企業農業機械化的科技含量。再次，強化標準化管理，進一步提高農機化工作質量。充分的結合各農場的實際情況，制定科學合理的農機技術、管理和工作等標準，并構建農機化標準體系，做好落實工作，在農機工作的全過程中實施標準化管理，有效的提高農機化工作的質量。最后，加快體制創新，提高農墾農機專業化社會化服務水平。繼續深化農機經營機制創新改革，堅持多種農機經營形式并存，根據不同墾區、不同農場的實際情況，可采取多種經營形式，鼓勵、引導家庭農場應用先進、高效、節能的現代農機裝備。要充分發揮農墾農機化的優勢，培育農機化服務產業，更好地發揮農墾農業機械化的示范帶動作用。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速度較快，內外部環境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也使農墾企業發展面臨著嚴竣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農墾企業需要深入農業經濟體制改革，加快農業經營體制改革的創新，有效的提高農業經營效率。對于農墾企業的發展，國家需要加大扶持力度，各金融機械也要對農業改革給予適當的支持，加快推動農墾企業規?；图s化發展，為農墾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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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德布洛姆的漸進決策理論概述

1.1 理性決策模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政策科學在西方學術界逐漸興起,在政治和行政決策領域中產生最大影響的是理性決策理論。理性決策模型起源于傳統經濟學的理論,以“經濟人”的假設為前提,“決策者知道所有與具體問題有關的目標、信息,能辨別并有意義地評估所有選擇,繼而從所有可行方案中挑選出最好的一種。”[1]

然而社會現實不等于理論假設,理性決策模型的假設條件遭遇到諸多障礙。它遭許多學者特別是查爾斯·林德布洛姆與赫伯特·西蒙的強烈批評?！傲值虏悸迥分赋?決策者并不是面對一個既定問題,而只是首先必須找出和說明問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認識與看法。比如物價迅速上漲,需要對通貨膨脹問題做出反應?！盵2]

1.2 漸進決策模型

為了跳出理性決策模式的框架,彌補其中的不足,美國政治學家和政策科學家林德布羅姆提出了漸進決策理論。林德布洛姆在1953年所著的《政治、經濟及福利》中提出了“漸進主義”概念;在1959年發表與《公共行政評論》春季號的《“漸進調適”的科學》論文中,他又提出了“漸進調適的科學”的概念;1963年,林德布洛姆在《決策的策略》中講其政策分析模型稱為“斷續漸進主義”;至此,林德布洛姆的漸進決策理論基本形成。

該模型的基本假定是,決策者的資源(時間、信息、金錢)有限、決策者能力有限、目標與手段的相對性、過去決策的正當性與當前決策的不可預測性、沉淀成本、政治上的可行性,所以,公共政策乃是過去政策的調整,按部就班原則、積小變大原則和穩中求變原則是漸進決策模型需要遵循的三個原則。

漸進模型有其自身的特點:漸進模型要求決策者必須保留對以往政策的承諾。政策制定要以現行政策為基礎,不能重打鼓另開張;漸進模型注重研究現行政策的缺陷,并不強調有所創新,也不是無所作為,只是注重對現行政策的修改與補充,以彌補現行政策的缺陷;漸進模型強調目標與方案之間的相互調適,不是一勞永逸,要注意反饋調節,在試探和摸索中前進。

2.從漸進決策理論看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2.1 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采取漸進式改革的必然性

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選擇的是漸進決策模式,首先取決于我國的特殊國情:各地政府的行政水平發展極不平衡,行政觀念差距大,因此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只能采取漸進模式,通過不斷嘗試來得到行政管理改革的最終成功。其次,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關鍵是要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在穩定的前提下積極推進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總體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只能選擇漸進決策模式。再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漸進性決定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漸進性。每一次大規模的機構改革都以適應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建設的進程為主要目的,適應發展市場經濟需要的政府管理體制、管理職能、管理機構和管理方式,也只有經過不斷探索、實踐,才能逐步建立起來,這也決定了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只能選擇漸進決策模式。

2.2 漸進決策模型在我國改革中的運用解析

經濟發展、社會結構變遷,乃至人民的生活方式都在不斷發生急劇變化,因而對政府結構與運行模式也不斷提出新的要求,進而對我國行政機構的設置和管理方式也不斷提出新的挑戰。

(1)1982年政府機構改革,從“精兵簡政”到“廢除干部終身制”。這次改革主要是精簡機構、裁減人員,最終提高機構的運行效率,沒有觸動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沒有轉變政府職能。

(2)1988年政府機構改革——從提出轉變職能到開創“三定”局面。這次改革的歷史性貢獻是首次提出了“轉變政府職能是機構改革的關鍵”這一命題。但是這種機構改革仍然是為了適應當時計劃經濟為主的經濟體制,這就決定了當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政府機構必須進一步改革。

(3)1993年政府機構改革——從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到政企分開。中國政府首次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即為了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著重轉變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并明確提出根本途徑是政企分開。

(4)1998年政府機構改革——從建設中國特色行政管理體制到大刀闊斧改革。1998年這次大刀闊斧的改革,國務院組成部門由40個減少為29個,政府機構和人員得到大幅度的精簡,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政企不分的組織基礎。[3]

(5)2003年政府機構改革——從進一步轉變職能到提高政府管理水平。這次改革主要在于抓住當時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突出問題,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另外以改革重點為突破口,完善政府機構設置也是這次改革重要內容。

(6)2008年政府機構改革——從大部制改革到注重民生的服務型政府角色的構建。改革中對漸進決策模式的運用,首先體現在政府機構改革方法步驟的選擇方面。其次是在轉變政府職能這一改革重點上,思路逐漸明朗化。

2.3 深化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路徑選擇

(1)整體上繼續推進漸進式改革,注意改革的連續性,適當拉大改革的周期,同時與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相銜接。以“要抓緊制定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總體方案,著力轉變職能、理順關系、優化結構、提高效能,行程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理的行政管理體制”為指導,塑造公共服務型政府。

(2)堅定地以政府職能轉變作為政府機構改革的基礎,但要加強對轉變政府職能工作和機構改革工作的分類、分層次指導。從以往的歷史經驗來看,機構改革的重點和難點在于精簡。[4]十七大提出的大部門制改革應該是一種比較好的選擇。需要注意的是,在論及轉變政府職能的時候,要區分不同層次的政府,實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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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經濟在快速發展過程中逐漸顯露出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長期粗放擴張型發展帶來的資源環境的瓶頸制約越來越突出，經濟轉型、結構調整的要求越來越迫切。多年的實踐告訴我們，經濟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是一個困難重重的過程，要依靠深化改革，形成激勵經濟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的體制機制。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全面改革決策，用體制機制的變革來保證經濟持續健康增長，符合現代經濟發展的要求。

對市場認識更明確

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時，提出了“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2002年，十六大進一步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2012年十更進一步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十八屆三中全會不再提“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改提“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反映出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上，以前的問題是政府直接配置資源過多，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過多，特別是事事都要審批，有些地方還搞行政壟斷，導致市場缺乏公平競爭的環境，影響資源配置效率。這次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強調市場對資源的配置作用，比“基礎性”作用更鮮明，明確了下一步改革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說在資源配置中政府就什么事都不干，政府也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中央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搞好宏觀調控，地方政府主要是實行市場監管，提供公共服務，搞好社會管理，保護好環境，而不是直接去配置資源。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新提法，是對20多年來沿用的“基礎性作用”這一提法的繼承和發展，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不斷深化的結果。這一新提法，能夠更加確切地反映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支配作用，反映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價值規律的內在要求。

國企的重點是管資本

談到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得不提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此次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實際上，將國資上繳公共財政的比例提高到30%，也是向國際通行做法靠攏。從1980年到2000年，世界上有幾十個國家的國有企業平均利潤分紅均提升至30%左右。另外，提高國有企業上繳公共財政的比例也合情合理，回應了廣大老百姓的訴求。因為國有企業既然是全民所有，就應該為老百姓服務，其利潤就應該更多地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今后對國有資本提出的改革，最重要的一條是未來國有企業的重點不是管企業，應該是管資本。三中全會明確提出，“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若干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即要成立資本運營公司和投資公司，通過管資本來管企業，而不是自己來管企業，這是非常重要的思路轉變，可能會對中國的未來有著深遠影響。

因此，我們需要很好地界定國有資本的職能?？偟膩碚f，國有資本可以分為公益性和收益性兩大類。公益性資本主要投資于提供公共服務和保障領域，包括基礎設施、基礎產業中普遍服務部分；收益性資本主要投資于重要競爭性產業和技術創新等領域，包括投資于引領科技進步、具有國際競爭力、進入世界500強的大型企業和跨國公司。

房產稅將是地方財政主要稅種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有一大亮點是要深入財稅體制改革，因為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