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體制的改革的目標，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考核對象

縣（市）區及市直有關部門黨政領導班子。

二、考核內容及標準

（一）重視經濟體制改革工作（30分）

1、統攬改革工作全局（10分）。縣（市）區和市直有關部門對本地、本系統的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有規劃和年度安排。每年12月底前制定本地、本系統下一年度經濟體制改革工作安排，包括重點任務目標、責任主體、主要措施等，報經市發展改革委與全市經濟體制改革工作銜接后，納入本地、本系統年度重點工作之一統籌實施。

2、定期研究改革工作（6分）。將改革工作納入各縣（市）區和市直有關部門重要議事日程，主要領導主持和參與研究本地、本系統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問題。

3、建立起較完善的經濟體制改革統籌協調工作機制（6分）。縣（市）區建立了經濟體制改革工作議事協調機構，發展改革局有專司經濟體制改革的內設機構，配備高素質工作人員，改革職能落實到位。市直有關部門明確負責專項改革的牽頭處室和分管領導。

4、情況溝通及信息反饋工作（8分）。積極參加全市的經濟體制改革工作。及時溝通工作情況，至少每半年書面上報一次本地、本系統經濟體制改革進展情況、存在問題及建議。

（二）采取有效措施，積極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工作（20分）

1、改革導向方面（10分）。認真貫徹落實國家、省、市有關改革的政策措施。及時出臺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相關文件，政策措施操作性強，符合國家改革方向及當地實際。

2、實際運作方面（10分）。推進改革工作方式、方法靈活，切合實際，工作有創新、有突破。

（三）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成效顯著（50分）

1、目標任務完成情況（30分）。縣（市）區全面完成年度安排、石家莊市經濟體制改革工作指導意見和省、市部署的改革目標任務得30分，少完成一項視情況減1―5分。市直有關部門全面完成承擔的專項改革目標任務得30分，未完成年度全部目標任務的視專項改革工作進展情況得5―20分。

2、注重調研工作（10分）。每完成一個調研課題得5分，獲市以上優秀調研成果獎或被當地政府采納付諸實施，每項得5分，最高不超過10分。

3、加強改革宣傳工作（10分）。經濟體制改革經驗材料被省體改簡報、市發展改革動態等省、市內部刊物刊用的，每篇分別得3分，被國家、省、市報刊刊用的，每篇分別得10分、8分、5分（最高不超過10分，且不重復計分）。

（四）其它（增減分）

1、每一專項改革工作受到國家、省表彰的加10分。

2、因改革工作操作失誤，處置不當，引起集體上訪等不穩定事件或受到省、市通報批評的每起減5分。引起重大突發性不穩定事件，造成嚴重影響的減20分，并一票否決，不評為優秀檔次。

三、考核評價檔次

縣（市）區和市直有關部門分別按總得分排序。評價檔次為優秀、較好、一般和較差四檔。優秀比例掌握在50%左右。

四、考核辦法

考核評價采取平時考核與年終考評相結合的方式，遵循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進行。

（一）平時考核

由市發展改革委（市經濟體制改革聯席會議辦公室，下同）根據平時檢查、聽取匯報等掌握的情況，依據本辦法實施日常考核，建立日常考核檔案。

（二）年終考評

各縣（市）區和市直有關部門根據本辦法進行自查、自評，寫出總結材料。市考核辦和市發展改革委依據本辦法，根據各縣（市）區和市直有關部門自查、自評和市發展改革委日常考核情況，進行綜合分析，評出檔次。考核評價檔次為優秀的縣（市）區和市直有關部門，確定為全市經濟體制改革先進單位，予以表彰和獎勵。同時，考核評價檔次納入市委對縣級黨政領導班子的綜合評價。

各縣（市）區和市直有關部門要高度重視經濟體制改革考核評價工作，如實按規定上報有關數據和情況，積極配合考核考評工作。

篇2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二次調節所有制改革轉型發展道德調節

引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厲以寧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厲以寧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

4.《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1

5.《關于經濟問題的通信》，厲以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經濟漫談錄》，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7.《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厲以寧著，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

8.《經濟·文化與發展》，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6

9.《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篇3

顯然，我國以往對行政體制改革目標的界定，非常重視與市場經濟體制的適應性，在改革實踐中，比較注意處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的關系。這一點，毫無疑問是非常正確的。但在改革目標中，迄今沒有提及行政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關系，在改革實踐中，對于一些與政治體制改革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也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更缺乏科學的制度設計和有效的改革措施，從而導致行政體制改革在某些方面沒有突破性進展。

行政體制與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緊密地連結在一起，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因此，在行政體制改革中，只強調行政體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只注意處理行政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的關系是不夠的。還必須處理好行政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的關系，行政體制改革必須與政治體制改革相協調、相配套。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已經十分明確，即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此外，還應看到，今天的政府管理與“階級斗爭為綱”的時代已經大不相同。在那個年代，政府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是為階級利益服務的。而今，政府是社會公共利益的代表，是為社會公共利益服務的。加入WTO以后，中國行政體制的改革和運作，不僅要符合中國的實際，同時還必須符合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因此，在加人WTO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國行政體制改革的目標應界定為：建立和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與民主政治建設相配套，既符合國際規則又兼顧中國實際的公共行政體制。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要求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與民主政治建設相配套的公共行政體制。所謂公共行政體制，即代表公共利益，執行公共意志，行使公共權力，制定公共政策，管理公共事務，生產公共物品，提供公共服務，維護公共秩序，滿足公共需求的行政體系和管理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要求政府轉變職能，從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務中退出來，集中主要精力，管好公民、企事業單位和社會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而又必須管的事務，即社會公共事務，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滿足社會的公共需求。加入WTO，要求政府政務公開、公平施政和依法行政。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體制，依法明確規定各級政府的職責權限，有利于政府轉變觀念，轉變職能，轉變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風，適應加入世貿組織的需要，更加有效地保障和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篇4

一.單選題

1.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

A.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B.是計劃調節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商品經濟

C.是資源配置以市場為基礎，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的商品經濟

D.是具有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的商品經濟

E.企業是獨立的市場主體，宏觀調控間接化，市場管理法制化

2.市場機制是價值規律作用的機制，其體系中最基礎的是

A.供求機制

B.競爭機制

C.優勝劣汰機制

D.調節機制

E.價格機制

3.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要求

A.發展和完善商品市場

B.發展和完善產權市場

C.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D.規范市場行為和秩序，創造平等競爭環境

E.加強宏觀調控，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4.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

A.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基礎

B.實現社會總量資源配置

C.供給和需求達到平衡

D.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

E.充分保護勞動人民的合法權益

5.確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間是

A.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

B.1982提黨的十二大

C.1986年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

D.1992年黨的十四大

E.1996年黨的十五大

二、多選題

1.社會主義經濟之所以也是市場經濟，是由以下因素決定的

A.內部因素的制約

B.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和社會分工

C.經濟利益的差異

D.改革開放

E.實踐證明，市場經濟是一種有效的經濟形式

2.社會主義條件下，市場機制功能的發揮呈現如下兩個特點：

A.實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

B.資源配置中市場機制的作用與政府導向結合在一起

C.在經濟利益調節中市場機制的作用與社會協調結合在一起

D.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E.健全的宏觀調控體系

3.我國進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探索和偉大實踐，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A.改革的性質和方向問題

B.改革的目標問題

C.改革的前途問題

D.改革的道路方法論問題

E.改革的方法論問題

4.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特點：

A.是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

B.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

C.與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結合在一起，實行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目標

D.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E.經濟的發展服從社會主義發展的大目標

5.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顯著增強。具體表現在：

A.農村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

B.國有企業改取得重大進展

C.國民經濟市場化程度有了迅速提高

D.經濟調控方式發生了重大較變

E.對外開放逐步擴大，對外貿易快速發展

參考答案：

篇5

［論文摘要］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是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綱領性文件。《決定》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和任務，指明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上有許多突破與創新。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綱領，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許多方面都有所突破與創新。這些突破與創新，對我們順利完成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明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與目標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總結了黨的十四大以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經驗，提出了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和目標，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內容。

《決定》指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是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企業的活力和競爭力，健全國家宏觀調控，完善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證。主要任務是：“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形成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機制；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行政管理體制、經濟法律制度；健全就業、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機制。”《決定》明確了制度、體制、機制的建立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地位，表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認識已經從基本框架深入到了基本內容，實現了從形式到內容的有機統一。

二、提出了發展的“統籌性”，形成了新的社會主義發展觀

實現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和全面進步是我們黨的一貫主張。這就是說，我們強調的發展不僅僅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而且是增進全體人民的福祉；不僅僅是推動生產力快速發展，而且是實現社會和諧和全面的進步。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堅持和強調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把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構建在“統籌”的基礎上，強調：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

統籌就是兼顧，就是不放棄任何一個方面和領域，協調好改革進程中的各種利益關系，實現所有領域和所有地區的共同發展和共同進步。在統籌的基礎上實現全面發展，在全面發展中貫徹統籌的觀念和理念。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同穩定的關系，在深化改革和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基礎上，實現并促進經濟、政治和文化，東部地區、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決定》提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統籌性”，豐富了發展的內涵，從而形成了全新的發展觀。

三、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黨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一切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和組織形式都可以大膽利用。并對股份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強調：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這就在股份制與公有制之間搭起了暢通的橋梁。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進一步肯定了股份制在公有制實現中的地位，而且把它看成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指出：要適應經濟市場化不斷發展的趨勢，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一方面，標志著我們對股份制的認識更加深刻，更加與時俱進；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將加大股份制改造的力度，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將走向股份化，國有資產的戰略性調整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造也將進入內涵建設階段，逐步形成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要求的，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督機構和經營管理者之間相互制衡的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四、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和作用予以科學定位

改革開放以來，非公有制經濟逐漸進入社會經濟領域，成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和“重要補充”。黨的十五大恢復了非公有制經濟的本來面目，解決了非公有制經濟的歸屬問題，承認它是不同于公有制經濟的“其他所有制經濟”，強調“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非公有制經濟進入的范圍和領域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肯定了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給以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同樣的身份和待遇，允許非公有制經濟進入各個行業和領域，鼓勵、支持和引導其發展壯大。《決定》指出：“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促進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消除體制性障礙。放寬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共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

非公有制經濟不但與公有制經濟處于平等的地位，而且享有同樣的權利和同等的待遇，使人們更加明確：非公有制經濟不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它的存在和發展必將為我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使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都得到充分涌流。

五、明確了產權的含義和現代產權制度的特征

產權明晰是現代企業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征。但何為產權，則是理論界一直爭論的問題。可以說，產權的含義不明確是制約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理論問題之一。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從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角度，詳細闡述了產權的含義及現代產權制度的特征。

《決定》指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包括物權、債權、股權和知識產權等各類財產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必須建立完善的現代產權制度。現代產權制度具有“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等主要特征。

明確了產權的含義和現代產權制度的特征，有利于解決和明確以產權為核心的各種權利歸屬問題，既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也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加快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發展。有利于確定和明確各類資產所有者的主體地位，真正體現出誰投資、誰決策、誰受益、誰承擔風險的原則，使所有者和經營者的各項權利都得到保護和保障，增強企業和公眾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礎和市場秩序，加速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與完善。

篇6

關鍵詞：企業財務管理

1財務管理體制概述

財務管理是對企業資金運動和價值形態的管理，它貫穿于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以財務管理為中心，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特別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如何有效地加強財務管理，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以適應國內外市場競爭的需要，已成為我國企業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外，企業財務管理作為企業整個運行機制的重要一環，直接受制于企業的經營目標。企業經營目標簡單地說，就是合理利用投入企業的資源創造財富，并使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能滿意，使投資者投入的資本盡可能實現最大的增值。要實現這一目標，企業財務管理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財務管理體制正是企業管理財務活動的內容、組織和制度的總稱，是企業完成財務工作、處理財務關系、實現財務目標的載體。財務管理體制包括國家與企業之間的財務管理體制和企業內部財務管理體制兩部分內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展，現代企業制度的實施與完善，都要求國家給予企業更多的經營自，這也就使得企業必須注重財務管理體制的建立與完善。

2建立健全企業財務管理體制

企業建立財務管理內控體系既要以《會計法》、《會計基礎工作規范》等法律法規為依據，又要結合企業的具體情況，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方案，以便于企業有效增強內部管理，防范經營風險，保護國家、企業和職工三者利益，增強企業效益。具體來講要符合以下原則：合法性原則；整體性原則；針對性原則；一貫性原則；適應性原則；經濟性原則；適用性原則；發展性原則。

3我國財務管理體制的演變過程

財務管理體制形式取決于經濟體制形式。建國以來，我國經濟體制經歷了兩次改革：一是由計劃經濟體制轉換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二是由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轉換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之相對應，我國的財務管理體制也由過去的國家統收統支、統負盈虧逐步轉換為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3.1計劃經濟體制與統收統支、統負盈虧的財務管理體制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有關生產、分配甚至消費決策都由政府計劃權力機構做出。資金由國家供應，企業無籌資權；資金運用由國家安排，企業無投資權；成本費用開支報國家有關部門審核，企業無成本費用開支權；收入按國家計劃分配，企業無定價權與分配權。企業財務管理的職責是如何按國家財務會計制度規定搞好成本核算，向國家報賬；如何按財經制度，監督企業領導與內部單位合理使用資金、合理開支費用、及時上交稅金與利潤，保證完成各項財政上交任務。這種統收統支的集權型財務管理體制在我國工業基礎薄弱，資金、物資、技術力量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對于集中財力、物力和人力，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起了重要作用。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其弊端也逐漸顯露出來，改革這種財務管理體制勢在必行。

3.2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與利潤包干上交的財務管理體制

在這一階段，財務管理體制改革主要圍繞規范國家與企業的利潤分配關系，明確企業財務管理責任，擴大企業理財的權利，將商品經濟的利益機制、競爭機制和約束機制引入財務管理活動而進行的。比如，改統收統支、統負盈虧制為利潤包干上交、留利自管制；企業留利按國家規定建立積累基金、消費基金與后備基金；資金以國家供應為主，但可經批準發行債券、股票等方式籌資；企業資金部分可以自行安排使用，等等。這次改革對于增強企業活力，轉換企業經營機制，促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商品經營者，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是，此時的財務管理體制仍然存在較大問題：不同形式的企業財務制度不統一，財務管理制度規定過細、過死，而且沒有體現資本保全原則，既造成企業盈虧不實，又難于保證投資者資本的完整，不利于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不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主體多元化的發展趨勢。

3.3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財務管理體制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確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國有企業開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企業對出資者投入的資本金、企業內部積累和債權人借給的資金擁有法人財產權，并以法人財產承擔民事責任。國家作為企業的投資者，擁有投入資本金及其相應權益的終極所有權，并以投入的資本為限承擔有限責任。企業擁有籌資權與投資權。在遵守國家成本管理法規的前提下，企業擁有成本費用開支權。企業收入在補償成本費用、交納稅金后的利潤，可以對外進行分配。企業可按國家規定以一定年限的稅前和稅后利潤彌補虧損，保證再生產的進行。這次的財務管理體制改革是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緊密相連的，可以說，財務管理體制發生了質的變革，但從一定意義上說，目前的財務管理體制仍存在一些問題，有些方面還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改革和完善。

4．現行財務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

一方面，從宏觀財務管理體制方面看：我國現行財務管理體制是比較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但是，國家有關法律體系還不夠完善，有些法規急需制定，特別是作為企業財務管理重要組成部分的成本管理，其規定大都散見于不同的法規、制度中，尚無一部系統的法規可依。另一方面，微觀財務管理體制方面企業內部財務管理體制也必須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但目前微觀企業財務管理體制中還存在諸多問題。比如，財務組織機構一元化，企業的財務管理和會計工作高度統一，兩者的決策主體重疊，使機構運行低效；股份制企業中，國有股權不規范，表現在：國有股權代表缺位，弱化了監督機制，同時，國有股權同股不同利等；企業內部財務管理基礎不扎實，表現在：財務管理制度不健全，財務管理人員素質較差，企業領導也不重視財務管理工作等；企業資金的投向不合理，資金運用低效等等。另外，隨著企業改革的深化，大型企業集團不斷涌現，企業集團內部財務管理體制問題也成為急需解決的重要問題。

5．深化財務管理體制改革的具體策略

5.1．大力推行會計人員委派制

現行的財務管理體制存在的許多弊端，必須進行改革。而改革的關鍵即全面實行會計人員委派制度，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一是規范會計工作秩序，提高會計信息質量；二是健全企業內部約束和外部監督機制，為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奠定基礎；三是促進反腐倡廉，加強廉政建設；四是促進一系列財會改革措施的貫徹落實。

5.2強化企業財務人員整體素質的培養

加強企業財務管理必須不斷提高財務人員自身素質，以適應內、外部環境變化。企業財務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著企業的經營效益，處于財務管理核心的財務管理人員要不斷提高自身素質。從財務管理環境的變化來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財務人員必須不斷學習有關的法律、法規，才能依法理財。企業可以采取多種形式，組織各類培訓，拓寬財務人員知識面。針對企業中一些財務人員生產知識較為匱乏等實際情況，可以采取不定期到生產一線蹲點、整理生產工藝流程簡本等方式，使財務人員了解生產工藝過程，熟悉生產工藝流程，切實提高財務人員的綜合素質。

5.3細化核算單位，做到降本增效

篇7

現實中的諸多矛盾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所謂的市場機制“缺陷”

就如何正確認識體制問題,本刊近日采訪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博導、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高尚全。

正確認識體制轉軌期的問題

人民論壇：針對發展中存在和積累的矛盾，有部分人動輒把問題歸咎于體制原因，對此如何認識？

高尚全：回顧中國28年來改革開放的歷程，人們有充分理由為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社會進步而感到鼓舞，這是堅定繼續深化改革信心的基礎。同時“也存在不少影響社會和諧的矛盾和問題”，這并不能構成否定改革成就和道路選擇的依據，但卻足以說明中國改革依然任重而道遠。

人民論壇：如何正確認識體制轉軌期的問題，以及由于改革進展的不平衡積累的深層次矛盾？

高尚全：如何通過改革的繼續深化，構建和完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體制基礎，是一個更為緊迫而艱巨的課題。28年來中國改革與發展的經驗證明，體制改革與社會發展始終是一個互動過程。

改革本質上是利益關系的調整，但是，這種調整不是人為地重建和固化一種新的利益格局，而在于形成一種公平、富有效率的利益調節機制。然而，在利益分化導致社會分層的過程中，由于傳統體制某些重要環節改革的滯后，制約了公平、有效的利益調節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并在相當程度上成為影響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體制性因素。

我國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不是對社會主義的放棄。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重大決策。28年來，我國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充分證明了我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是完全正確的。但由于改革進展的不平衡，目前社會的確積累了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對此應予以高度重視，但這些矛盾不能構成否定市場經濟選擇的基本方向。“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走向市場經濟的道路也不可能是一馬平川。我們必須看到，目前一些社會矛盾中，更為主要的還是源于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完善。

行政性壟斷，是體制轉軌期的特殊現象

人民論壇：下一步如何深化行政性壟斷部門的改革？

高尚全：行政性壟斷使權力直接介入市場，不僅難以通過市場力量來打破，而且往往構成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的主要障礙。我國供給“瓶頸”的周期性出現，重復建設以及壟斷產品和服務質次價高，基本都與行政性壟斷相聯系。特別是在經濟市場化的進程中，行政性壟斷企業行為已經有所變化，其追求利潤和降低勞動成本的動機已經無異于私營企業，但卻沒有形成有效的內部資本約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行政性壟斷只應存在非營利性公共產品和服務領域，其評價不是來自“市場”，而是來自社會。

行政性壟斷，是體制轉軌期的特殊現象。衡量行政性壟斷企業改革成功與否的標準，主要不是利潤的多寡，而是投入和管理成本控制與接受產品服務的對象滿意程度之間的比較。對于這類企業部門的改革，關鍵是形成完善、有效的政府、法律和社會監督機制。而行政性壟斷，完全屬于體制轉軌期的特殊現象，應通過規范的企業改制、擴大民營成分的市場準入，形成公平的市場競爭。近年來，政府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擴大市場準入范圍以及壟斷部門決策引入聽證程序等改革，對于打破行政性壟斷已經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但依然還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對行政壟斷企業評價、監督和制約的有效機制仍有待于進一步規范和完善。

人民論壇：如何認識經濟轉型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的關系？

高尚全：總體而言，經濟轉型中的政府與市場關系遠不像成熟市場經濟體中那樣基本“定型”，而是一個市場關系逐步發展與政府職能轉變的互動過程。但是，只要走向市場經濟，就必須確立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基礎地位，這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在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這個歷史背景下，市場經濟發育不成熟是必然的。現實中的諸多矛盾更主要的是由于市場經濟不成熟、市場機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所謂的市場機制“缺陷”。在轉軌經濟中，“權錢交易”和公共領域的“缺失”恰恰是市場經濟不成熟的表現，是市場“邊界”不清的結果，不能作為指責市場經濟或市場機制的依據。應特別強調公民基本權利平等的社會價值觀，妥善處理各種社會利益關系。

人民論壇：如何正確認識體制轉軌期的社會利益關系？

高尚全：要建立以利益調節為核心的社會整合機制。經濟轉軌必然引起社會利益結構和思想觀念方面的分化和整合。與改革前那種以平均主義為基礎的階級斗爭統攝社會的狀況相比，這種分化和整合無疑是巨大進步。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形成合理和有效的利益調節機制，避免、抑制和化解社會利益關系方面的過度失衡和矛盾。當前，應特別強調公民基本權利平等的社會價值觀，建立規范的利益表達、對話和協商機制，引導各個利益群體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達利益訴求，妥善處理各種社會利益關系。進一步調整政府與公民、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擴大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空間，發展和完善社區自治、民間救助和慈善團體，使公民在廣泛參與社會治理過程中形成新的和諧關系。

體制轉軌期的政治體制改革

人民論壇：改革28年來，政治體制改革為經濟體制改革奠定了基礎，但相對經濟體制改革天翻地覆的變化，人們對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進一步急迫了。如何理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一樣，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下一步如何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內容有哪些？

高尚全：要在憲法框架內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是改革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經濟基礎的部分或環節，這些部分或環節的不適應本身就包含了不穩定因素，影響甚至危及社會的長期穩定。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一樣，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絕不是某些人理解或主張的政權更迭。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一樣，要有政府和公民的廣泛參與才會逐漸取得成效。政治體制改革也不同于歷史上的政治運動，而是應按照憲法精神和框架穩步、有序地進行。歷史已經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攜手并進，政治體制改革才能真正取得實質性進展和成功。中國改革已經進入全面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中后期，社會不同層面的政治訴求需要新的整合機制，社會要求新的基本價值觀，執政黨的執政方式、對政府權力與責任的有效監督、以個人產權保護為基礎的公民基本權利的切實保障，正在成為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內容。

篇8

關鍵詞：第二次轉型期； 群眾體育； 運行模式； 群眾體育運行

中圖分類號：G8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315（2013）1-169-001

中國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回顧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歷程后指出：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和趨勢來看，至少應包括兩次大的轉型與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開啟的經濟體制改革，其主線是經濟體制轉軌，目標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和做大經濟總量；第二次轉型的主線是發展方式轉變，目標是形成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的體制機制，走向富民強國。這關系到未來幾十年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局。在這個大背景下，“十二五”將是中國發展方式歷史轉折的關節點，也是第二次轉型與改革的歷史起點。[1]

群眾體育是體育的重要部分，它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它依托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社會的分化、社會的變革，促進社會的不斷發展，也促進了群眾體育的不斷發展。同時它又對社會的發展起促進作用。

一、相關概念

1.群眾體育運行

是指群眾體育自身的運動、變化和發展，其運行大體包括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縱向運行是指群眾體育自身的變化、發展，橫向運行指群眾體育發展的某一階段上，群眾體育諸要素、系統與社會諸系統的交互作用。

2.群眾體育運行模式

是指國家運用行政的、法律的或社會的等手段對群眾體育的運行進行調節和控制的方式。

3.第二次轉型期

為區別以1978年開啟的，其主線是經濟體制轉軌的經濟體制改革，本文所指的第二次轉型期是指以“十二五”為歷史起點的，以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為主線的經濟體制改革。

二、其他國家群眾體育運行模式比較

1.以社會指導和市場調節為主的運行模式

這種模式主要以美國、巴西、德國為代表。這種模式不是運用行政手段予以干預，而是通過法律、法規等手段進行宏觀調控，從總體上規定群眾體育運行的方向，建立運行框架和基本準則。它運用經濟政策改變群眾體育市場運行條件來誘導群眾體育符合宏觀計劃目標。

2.以政府行政干預為主的運行模式

這種模式典型的國家有加拿大等。這是一種比較集中的群眾體育管理模式，國家集權行政直接干預群眾體育的運行，社會組織和市場只起到輔助調控作用。

3.以政府行政干預與社會組織干預相結合的運行模式

這種模式的典型國家有法國、日本和韓國等。群眾體育在政府和社會兩股力量的調控下，在既集權又社會化的中間狀態下運行。

三、第二次轉型期之前的群眾體育運行模式分析

1.改革開放前計劃經濟時期群眾體育運行模式分析

計劃經濟時代，我國的體育發展主要強調國家的需要和一元化管理，體育事業曾長期被當作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的內容列入政府工作計劃。采用由國家對體育統一計劃、統一管理、統一撥款、統一發展的運行模式，這種模式是傳統國家行政垂直管理模式，是在當時生產力低下，經濟極其落后的情況下集國家有限的人力、財力、物力來最大限度地發展體育事業，這種集中力量辦體育拿金牌的以競技體育為中心的體育運行模式與我國當時的國情基本相符。

2.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群眾體育運行模式分析

改革開放初期1980年至1986年間，國家體委確定的體育改革的重點依然是發展競技體育，當然這與所處的歷史有關。1986年的《國家體委關于體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草案）》提出推進體育社會化的改革，但是在“現行的領導體制基本上是可行的”前提下提出的，突出體委系統的主要行政領導地位，即強調國家的行政干預，倡導體育是全民的事業，各行各業體育工作應由其主管部門負責。

四、群眾體育運行模式選擇依據

1.社會經濟基礎條件

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基礎制約著群眾體育的發展。當一個國家社會經濟基礎低下，國民溫飽尚待解決時，社會是無法也無力發展群眾體育時，政府就成為群眾體育運行的主要承擔者和支持者。當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到相當水平，國民富裕，具備群眾體育運行的經濟和物質環境時，才能談得上群眾體育社會化。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不斷完善，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國家政府到老百姓個人，對體育健身的重視程度逐步加強。為群眾體育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群眾體育工作正逐步走向社會化，但也存在不同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群眾體育發展不平衡。經濟發達地區、城市的群眾體育開展廣泛、社會性強，產業化、市場化程度較高，而有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特別是農村的群眾體育發展緩慢。

2.群眾體育自身的社會基礎狀況

群眾體育的自身社會基礎狀況包括群眾體育自身的性質與發展程度。群眾體育的自身性質是群眾體育的社會功能和對國民和國家的影響，群眾體育自身的性質對其運行模式的選擇是關鍵性的。

五、第二次轉型期群眾體育運行模式選擇建議

綜上所述，第二次轉型期中國群眾體育運行模式是政府干預為主的模式，逐步向以政府行政干預與社會組織干預相結合的運行模式發展，并將最終走向以社會指導和市場調節為主的運行模式的道路。由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群眾體育的社會化不可能一步到位，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因此，我國群眾體育運行模式的選擇不能一概而論，應具有多元性，對于社會經濟基礎好，群眾體育自身社會基礎好，群眾體育開展廣泛，社會化、市場化較高的地區、城市，可采用社會投資，社會指導和市場調節的運行模式。對于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群眾體育發展落后地區、農村，可采用政府投資和行政干預的運行模式。

參考文獻：

[1]楊軍.經濟發展方式如何轉變——專訪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J]南風窗，2010，（21）：31-33

篇9

“路徑依賴”是制度經濟學中關于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變遷中，由于存在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得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強化，即在制度選擇過程中，初始選擇對制度變遷的軌跡具有相當強的影響力和制約力，人們一旦確定了一種選擇，就會對這種選擇產生依賴性，這種選擇本身也具有發展的慣性，具有自我積累放大效應，從而不斷強化這種初始選澤。本文從制度經濟學的這一基本理論出發，來探討我國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的慣性特征。

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分析

地方稅制是在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框架中明確提出的。財政管理體制作為劃分各級政府之間財權和財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國家治理結構的制約。在國家的治理結構中，一般來說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兩級政府構成的，由于國情的差異，各個國家的治理結構呈現出多樣性。在中國國家治理結構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國家的主導，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盡管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逐步相應的擴大，利益的獨立性獲得提高，但這一格局并未獲得實質性的改變。作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約束，這種約束體現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體性安排的約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財政管理體制的約束；第二，地方政府籌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約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選擇集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無權制定新的制度規則。在這些既定的約束下，地方稅制改革呈現以下幾個方面的路徑依賴特征：

（一）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特征對地方稅制改革的決定性影響。選擇財政制度改革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這是由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內在決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種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標是什么，對于治國者來說，可能是不確定的。為了維護改革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治國者選擇“試錯法”，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通過在實踐中摸索出未來制度框架。因而，就決定了治國者從它最為熟悉的地方開始，這就是治國者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積累的調動微觀經濟主體積極性的經驗——通過權力下放來調動微觀主體的積極性，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這一改革構成了中國20年財政體制改革的主導。從財政管理體制來看，主要表現為通過不斷調整地方的收入基數和上繳的比例來調動地方政府理財的積極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決定權。無論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為核心的“分灶吃飯”體制，還是1994年的分稅制框架，都體現出中央政府對收支的決定權和調整權。這種決定權和調整權對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過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稅種的調整而獲得在財政收入分配份額中的絕對優勢，也就是說，在于不確定性、技術因素等作用下，當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額下降的時候，它可以通過調整而重新獲得這種優勢。這是因為中央政府作為改革的發起者和推動者，在整個杜會經濟的轉型還沒有完成之前，通過對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數或增收的上繳比例的調整，保障中央政府對收入的整體控制，是實現經濟體制改革的平穩順利推道和經濟發展的整體性要求的根本保證。從改革后財政收入的實際情況來看，自從放權讓利的改革推行以來，中央本級組織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中央收入嚴重依賴于地方上解，而財政承包制所體現出的累退性，使得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為了改變這一現狀，提高中央政府的財力，通過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財政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獲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從1996年起地方組織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經出現地方財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財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勢頭發展下去，中央本級的財力下降，而影響到改革的進一步推行時，新一輪的調整就勢在必行，這種調整包括對地方稅種的調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數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調整。因此，在經濟轉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集權和分權，沒有隨著經濟形式的發展而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決定權將會加強和強化。由于地方稅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籌集地方財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稅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這種路徑依賴特征，從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動機的地方政府，就有著隱瞞收入的真實水平，并傾向于將財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強烈動機。

（二）地方稅制改革作為中國財政制度改革的一個內在環節，它也表現出中國財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徑依賴持征。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財政支出的不斷擴大上來。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性特征，決定了國家投資所創造出來的效益和財政收入不斷萎縮，從而使得財政收入的增長不能滿足曰益擴大的財政支出要求。財政收支之間的缺口，有著曰益擴大的趨勢，當國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會契約所賦予的職能時，其義理性水平就會下降。為了提高或者維持其義理性水平，就迫使國家對既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做出自我調整，因而，財政壓力是中國經濟體制的直接原因(張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通過計劃和財政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這種調整主要是表現在逐步放松對資源的管制，以及國家不斷退出原有的特權領域，概括的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就是通過對產權規則的調整而達到國民收入增長的新的制度安排過程。在這一改革過程中，由于社會經濟制度發生了變遷，必然要求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做出相應的變遷。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主要是通過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夠直接控制著社會剩余，那么，在放松對社會資源的管制后，社會資源配置將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觀主體來完成的，國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會資源的配置，這就意味著，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須適應這種變化而進行相應的調整。因此，作為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一方面，財政制度變遷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通過對財政制度的改革來推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另一方面則又是通過對國家籌措歲入制度的重構而構成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然而，在轉型過程中，一方面由于財政支出的剛性，另一方面對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會財富，由于歲入籌措機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時籌集足額的收入以滿足國家的需要，財政壓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緩解，同時，國家一旦推行改革，維護改革的穩定性和合法性則是國家義理性支持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改革的過程是一個利益相互沖突的過程，為了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而不至于反對改革或阻撓改革，國家就會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來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損者，這又進一步增加了財政支出的壓力。盡管從長期來看，通過改革會形成經濟和財政之間的良性循環，但是，在改革的過渡期內，財政壓力則表現得更直接、更明顯。現實的財政壓力也迫使國家倚重于強調收入的稅制。因而，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下，將會選擇那些能籌集收入?畬蠡乃笆罩貧勸才牛綣騁恢炙爸瓢才拍芪掖詞杖氳淖畬蠡敲矗謁婧蟮母母鎦校庵種貧勸才啪突岬玫角炕5胤剿爸譜魑醒胝謨璧胤匠锎朧杖氳鬧貧勸才牛竊詮儀康魘杖氳鬧貧勸才瘧塵跋攏蚨諍星康魘杖牘δ艿墓咝蘊卣鰲?nbsp;

（三）在放權讓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機制也有著強化的趨勢。從地方稅制來看，它僅僅是獲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稅種的使用權、管理權、征收權，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稅種的確立、稅收制度的決定權在中央政府，當地方政府面對發展的需要而籌集一定的收入的時候，面對“菜單”選擇卻沒有“菜”可選。由于不能創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對于地方政府而已，則將既定的和舊體制內所創立的規則在特殊情形下多樣化，并且拓展這些規則的邊界。這個舊體制內的規則就是預算外的收費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各種收費、集資、攤派等多種形式的地方收入機制。對于地方政府的這種行徑，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財力拮據而不能完全滿足地方政府的財力要求，而只給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資源和制度知識信息資源(只給政策、不出錢)，允許地方政府或者基層組織在制度創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動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賴于地方政府來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杜會的穩定發展，從而將改革的風險分散化，來達到風險最小化的目標。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間內，既維護體制改革的穩定和順利進行，同時地方經濟又取得相當的發展，中央政府就會容忍和默認地方政府所從事的制度創新活動。

然而，收費制度一經在地方政府的運用，并經過上級政府的默認，它就有一種自我強化的傾向，這種自我強化的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質決定的。地方政府作為人，其目標函數與作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標函數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國者所控制的，其目標函數是維持其治理國家的長期性和穩定性，而由地方官員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標函數是地方官員的晉級、名譽、聲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這樣，地方官員的個人利益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員通過發展地方經濟而獲得上級的提拔，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發展地方經濟就要求有強大的收入來支持；地方官員通過預算支出追求個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貼、住房、豪華的辦公用品等，這是不一致的地方。無論是一致，還是不一致，都有著追求收入的動機。

此外，隨著中央政府將財權和相應的事權下放給地方政府的同時，而地方政府的職能并未獲得實質性的調整，這樣地方政府實質上就相當于一個范圍縮小的權力中心，它在職能和職責上與中央政府是重構的。由于收費制度比較簡便和運作成本低，能及時為地方政府籌集發展某些項目的經費需要，最為根本的在于收費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繳收入的約束，從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個地方政府或一個部門使用了收費制度，它就會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門迅速學習和模仿，而很快推演開來。同時，收費制度在部門利益和地方官員個人利益的驅動下，就會逐步成為他們“尋租”的最為合法化的渠道。這也會推動收費制度的進一步強化。

上述分析的路徑依賴特征，給地方稅制改革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負面影響。1．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資源而獲得社會剩余的方式，轉向通過國家政治權力向微觀經濟主體征收稅負，即通過稅收制度來重構國家歲入的轉型過程中，強調收入的功能是其內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現實的財政壓力使得一旦走上強調收入的制度路徑，就有著強化的趨勢，從而使得稅收制度對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社會公平、以及國家對社會經濟運行的間接調控缺乏應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對稅種和收入的決定權的強化，一方面，忽視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重構中的內在作用。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中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對制度創新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創造出新的有效的稅收制度；另一方面，則導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為，首先，在稅制存續的有效期內，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將某一稅種推至極端，而不顧該稅種對地方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其次，當地方政府預期到中央政府的調整時，可能會通過收取過頭稅等形式虛增收入來擴大收入的基數；最后，將財源和財力轉移至非稅收部門，從而為非規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溫床。3．在既定的體制約束下，對?輾閻貧鵲穆肪兌覽擔溝玫胤秸簿馱嚼叢揭樂厥輾閻貧齲災劣詵⒄溝鉸沂輾選⒙壹省⒙姨傻木車兀夥垂矗蜓現厝怕伊斯宜耆脛貧戎毓溝慕獺M保髦中問降氖輾延旨又亓宋⒐劬彌魈宓母旱＃怕伊俗試磁渲玫男剩泳緦松緇岵還揭蛩兀傭膊煥諫緇嶂饕迨諧【酶母锏納罨?nbsp;

對地方稅制改革路徑依賴的思考

上還分析表明，以放權讓利為基本特征的第一階段的財政稅收制度改革的適應性效率已經遞減，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所決定的。因此，新一輪的制度創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為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財政稅收制度的制度創新工作是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實現的根本性的制度創新問題。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構建公共財政框架之際，為中國財政稅收制度創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機。在新一輪的制度創新過程中，要強調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創新中的作用，要賦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創造新的制度規則的自。因為，首先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新歲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為制度創新的參與者、支持者、協調者、聯結者，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創新作用(楊瑞龍，1998；張杰，1998；黃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級微觀主體之間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系。因而有著更廣泛的制度創新信息，從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訂的收入制度規則有著直接的現實性和針對性。從中國制度創新活動的主體來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因而，地方政府對國家歲入制度的創新活動同樣應該構成中國制度創新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而予以確認。

當然，要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創新自，必須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范圍來確定地方政府的事權范圍為前提。更進一步，是要根據各級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范圍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在此基礎上來確定各級政府的財權，并將各級政府的這種基本關系通過法律框架規范起來，這樣，一方面，形成對各級政府的外在約束，而不至于產生單純追求收入而不顧經濟發展的效率等問題，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各種權責關系，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強化調整與反調整的路徑依賴關系，從而也有利于各級政府發揮各自的職能。不僅如此，通過對各級政府事權的范圍來確定財權，同樣也有利于打破現行各級政府因職能不分而產生的對收入制度的路徑依賴，從而使得在國家歲入的重構過程中，發揮出稅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調節社會公平、調控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等功能。

主要參考文獻：

1．盛洪張宇燕主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

2．楊瑞龍《我國制度變遷方式轉換的三階段論》我《經濟研究》1998年第1期

3．黃少安《制度變遷主體角色轉換假說及其對中國制度變革的解釋》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1期

篇10

“路徑依賴”是制度經濟學中關于制度變遷的一個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變遷中，由于存在自我強化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得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強化，即在制度選擇過程中，初始選擇對制度變遷的軌跡具有相當強的影響力和制約力，人們一旦確定了一種選擇，就會對這種選擇產生依賴性，這種選擇本身也具有發展的慣性，具有自我積累放大效應，從而不斷強化這種初始選澤。本文從制度經濟學的這一基本理論出發，來探討我國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的慣性特征。

地方稅制改革的路徑依賴分析

地方稅制是在1994年的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框架中明確提出的。財政管理體制作為劃分各級政府之間財權和財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國家治理結構的制約。在國家的治理結構中，一般來說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兩級政府構成的，由于國情的差異，各個國家的治理結構呈現出多樣性。在中國國家治理結構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國家的主導，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盡管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權和財權逐步相應的擴大，利益的獨立性獲得提高，但這一格局并未獲得實質性的改變。作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約束，這種約束體現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體性安排的約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財政管理體制的約束；第二，地方政府籌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約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選擇集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無權制定新的制度規則。在這些既定的約束下，地方稅制改革呈現以下幾個方面的路徑依賴特征：

（一）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路徑依賴特征對地方稅制改革的決定性影響。選擇財政制度改革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這是由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內在決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種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標是什么，對于治國者來說，可能是不確定的。為了維護改革的合法性和穩定性，治國者選擇“試錯法”，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通過在實踐中摸索出未來制度框架。因而，就決定了治國者從它最為熟悉的地方開始，這就是治國者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積累的調動微觀經濟主體積極性的經驗——通過權力下放來調動微觀主體的積極性，來促進經濟的發展和財政收入的增長。這一改革構成了中國20年財政體制改革的主導。從財政管理體制來看，主要表現為通過不斷調整地方的收入基數和上繳的比例來調動地方政府理財的積極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決定權。無論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為核心的“分灶吃飯”體制，還是1994年的分稅制框架，都體現出中央政府對收支的決定權和調整權。這種決定權和調整權對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過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稅種的調整而獲得在財政收入分配份額中的絕對優勢，也就是說，在于不確定性、技術因素等作用下，當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額下降的時候，它可以通過調整而重新獲得這種優勢。這是因為中央政府作為改革的發起者和推動者，在整個杜會經濟的轉型還沒有完成之前，通過對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數或增收的上繳比例的調整，保障中央政府對收入的整體控制，是實現經濟體制改革的平穩順利推道和經濟發展的整體性要求的根本保證。從改革后財政收入的實際情況來看，自從放權讓利的改革推行以來，中央本級組織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現出逐漸下降的趨勢，中央收入嚴重依賴于地方上解，而財政承包制所體現出的累退性，使得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為了改變這一現狀，提高中央政府的財力，通過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財政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比重獲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從1996年起地方組織的財政收入的增長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經出現地方財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財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勢頭發展下去，中央本級的財力下降，而影響到改革的進一步推行時，新一輪的調整就勢在必行，這種調整包括對地方稅種的調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數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調整。因此，在經濟轉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集權和分權，沒有隨著經濟形式的發展而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決定權將會加強和強化。由于地方稅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籌集地方財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稅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這種路徑依賴特征，從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動機的地方政府，就有著隱瞞收入的真實水平，并傾向于將財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強烈動機。

（二）地方稅制改革作為中國財政制度改革的一個內在環節，它也表現出中國財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徑依賴持征。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財政支出的不斷擴大上來。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長方式的粗放性特征，決定了國家投資所創造出來的效益和財政收入不斷萎縮，從而使得財政收入的增長不能滿足曰益擴大的財政支出要求。財政收支之間的缺口，有著曰益擴大的趨勢，當國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會契約所賦予的職能時，其義理性水平就會下降。為了提高或者維持其義理性水平，就迫使國家對既有的政治經濟體制做出自我調整，因而，財政壓力是中國經濟體制的直接原因(張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通過計劃和財政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這種調整主要是表現在逐步放松對資源的管制，以及國家不斷退出原有的特權領域，概括的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就是通過對產權規則的調整而達到國民收入增長的新的制度安排過程。在這一改革過程中，由于社會經濟制度發生了變遷，必然要求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做出相應的變遷。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主要是通過將社會資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夠直接控制著社會剩余，那么，在放松對社會資源的管制后，社會資源配置將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觀主體來完成的，國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會資源的配置，這就意味著，國家籌措歲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須適應這種變化而進行相應的調整。因此，作為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一方面，財政制度變遷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邏輯起點，通過對財政制度的改革來推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行，另一方面則又是通過對國家籌措歲入制度的重構而構成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然而，在轉型過程中，一方面由于財政支出的剛性，另一方面對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會財富，由于歲入籌措機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時籌集足額的收入以滿足國家的需要，財政壓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緩解，同時，國家一旦推行改革，維護改革的穩定性和合法性則是國家義理性支持的一種新的表現形式。改革的過程是一個利益相互沖突的過程，為了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而不至于反對改革或阻撓改革，國家就會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來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損者，這又進一步增加了財政支出的壓力。盡管從長期來看，通過改革會形成經濟和財政之間的良性循環，但是，在改革的過渡期內，財政壓力則表現得更直接、更明顯。現實的財政壓力也迫使國家倚重于強調收入的稅制。

（三）在放權讓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機制也有著強化的趨勢。從地方稅制來看，它僅僅是獲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稅種的使用權、管理權、征收權，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稅種的確立、稅收制度的決定權在中央政府，當地方政府面對發展的需要而籌集一定的收入的時候，面對“菜單”選擇卻沒有“菜”可選。由于不能創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對于地方政府而已，則將既定的和舊體制內所創立的規則在特殊情形下多樣化，并且拓展這些規則的邊界。這個舊體制內的規則就是預算外的收費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各種收費、集資、攤派等多種形式的地方收入機制。對于地方政府的這種行徑，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財力拮據而不能完全滿足地方政府的財力要求，而只給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資源和制度知識信息資源(只給政策、不出錢)，允許地方政府或者基層組織在制度創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動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賴于地方政府來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杜會的穩定發展，從而將改革的風險分散化，來達到風險最小化的目標。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間內，既維護體制改革的穩定和順利進行，同時地方經濟又取得相當的發展，中央政府就會容忍和默認地方政府所從事的制度創新活動。

然而，收費制度一經在地方政府的運用，并經過上級政府的默認，它就有一種自我強化的傾向，這種自我強化的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質決定的。地方政府作為人，其目標函數與作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標函數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國者所控制的，其目標函數是維持其治理國家的長期性和穩定性，而由地方官員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標函數是地方官員的晉級、名譽、聲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這樣，地方官員的個人利益與“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員通過發展地方經濟而獲得上級的提拔，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發展地方經濟就要求有強大的收入來支持；地方官員通過預算支出追求個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貼、住房、豪華的辦公用品等，這是不一致的地方。無論是一致，還是不一致，都有著追求收入的動機。

此外，隨著中央政府將財權和相應的事權下放給地方政府的同時，而地方政府的職能并未獲得實質性的調整，這樣地方政府實質上就相當于一個范圍縮小的權力中心，它在職能和職責上與中央政府是重構的。由于收費制度比較簡便和運作成本低，能及時為地方政府籌集發展某些項目的經費需要，最為根本的在于收費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繳收入的約束，從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個地方政府或一個部門使用了收費制度，它就會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門迅速學習和模仿，而很快推演開來。同時，收費制度在部門利益和地方官員個人利益的驅動下，就會逐步成為他們“尋租”的最為合法化的渠道。這也會推動收費制度的進一步強化。

上述分析的路徑依賴特征，給地方稅制改革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負面影響。1．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資源而獲得社會剩余的方式，轉向通過國家政治權力向微觀經濟主體征收稅負，即通過稅收制度來重構國家歲入的轉型過程中，強調收入的功能是其內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現實的財政壓力使得一旦走上強調收入的制度路徑，就有著強化的趨勢，從而使得稅收制度對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社會公平、以及國家對社會經濟運行的間接調控缺乏應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對稅種和收入的決定權的強化，一方面，忽視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重構中的內在作用。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中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對制度創新所起到的積極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創造出新的有效的稅收制度；另一方面，則導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為，首先，在稅制存續的有效期內，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將某一稅種推至極端，而不顧該稅種對地方資源配置效率的影響；其次，當地方政府預期到中央政府的調整時，可能會通過收取過頭稅等形式虛增收入來擴大收入的基數；最后，將財源和財力轉移至非稅收部門，從而為非規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溫床。3．在既定的體制約束下，對地方稅制改革路徑依賴的思考

上還分析表明，以放權讓利為基本特征的第一階段的財政稅收制度改革的適應性效率已經遞減，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所決定的。因此，新一輪的制度創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為一種財政主導型的經濟體制，財政稅收制度的制度創新工作是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實現的根本性的制度創新問題。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構建公共財政框架之際，為中國財政稅收制度創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機。在新一輪的制度創新過程中，要強調地方政府在國家歲入制度創新中的作用，要賦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創造新的制度規則的自。因為，首先地方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結構的組成部分，它同樣是新歲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為制度創新的參與者、支持者、協調者、聯結者，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創新作用(楊瑞龍，1998；張杰，1998；黃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級微觀主體之間有著更為直接的聯系。因而有著更廣泛的制度創新信息，從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訂的收入制度規則有著直接的現實性和針對性。從中國制度創新活動的主體來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因而，地方政府對國家歲入制度的創新活動同樣應該構成中國制度創新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而予以確認。:

當然，要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創新自，必須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范圍來確定地方政府的事權范圍為前提。更進一步，是要根據各級政府提供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范圍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在此基礎上來確定各級政府的財權，并將各級政府的這種基本關系通過法律框架規范起來，這樣，一方面，形成對各級政府的外在約束，而不至于產生單純追求收入而不顧經濟發展的效率等問題，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間的各種權責關系，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強化調整與反調整的路徑依賴關系，從而也有利于各級政府發揮各自的職能。不僅如此，通過對各級政府事權的范圍來確定財權，同樣也有利于打破現行各級政府因職能不分而產生的對收入制度的路徑依賴，從而使得在國家歲入的重構過程中，發揮出稅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調節社會公平、調控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等功能。

主要參考文獻：

1．盛洪張宇燕主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

2．楊瑞龍《我國制度變遷方式轉換的三階段論》我《經濟研究》1998年第1期

3．黃少安《制度變遷主體角色轉換假說及其對中國制度變革的解釋》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