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消費稅的基本概念，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本文結合工業企業的生產業務流程，簡要分析在不同流程中應用納稅籌劃技術的要點。

 

一、納稅籌劃的基本概念和必要性

 

談到納稅籌劃，或者被定義為高端業務，或者被假想為偷漏稅。其實納稅籌劃需要在法律框架內，運用稅法允許的納稅方法和納稅確認條件，依據企業實際業務的內容和類型，合理地安排稅款的確認時間和金額，是一種正常的、科學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即不高端也不違法。

 

納稅籌劃對于工業企業來說非常重要，工業企業一般資金占用量大，周轉較慢，在創新能力不足的前提下，利潤率也不高。那么合理避稅以及科學安排納稅時間就會為企業贏得利益，獲得生存的優勢。所以，工業企業需要積極研究稅收的規則內容，利用稅法制度的合理“漏洞”，優化企業的活動方式和管理模式，獲得納稅籌劃的效益。

 

二、工業企業流程下的納稅籌劃應用

 

工業企業的流程大體上可以分為產、供、銷以及投融資管理等幾個部分，從稅收角度來看，每個部分涉及的稅種是有區別的，工業企業按流程進行納稅籌劃，能更有針對性，節稅方案設計的也更實際。

 

(一)采購階段的納稅籌劃

 

采購階段有三個重要的內容可以進行納稅籌劃。第一，供應商納稅人身份選擇。這里面涉及到的是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的采購成本和稅負比較問題，小規模納稅人有價格優勢但不能進行抵扣，而一般納稅人可以進行增值稅進項抵扣但成本相對較高。

 

我們按照一般稅率來計算稅負，那么，當一般納稅人的銷售價格是小規模納稅人銷售價格的1.19倍時，兩者的稅負是相同的，如果前者高于后者，我們應當選擇小規模納稅人進行采購，反之選擇一般納稅人進行采購，這樣就給采購活動提供了納稅方向性的選擇。第二，運費抵扣選擇，稅法規定只有購買商品由購買方支付的運費才能作為增值稅進項抵扣。

 

所以，在購進貨物時，如果由采購方負擔運費，應當要求運輸企業單獨給企業開具運費發票，這樣就能夠進行增值稅抵扣，減輕增值稅稅負。第三，采購發票取得時間及合同的優化，這個環節是供需雙方降低綜合稅負的過程。一方面，采購企業可以利用進項稅進行抵扣以及成本控制，另一方面，供貨方要按照銷售進度和貨款的支付節奏來繳納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這樣在采購合同中，按照兩方的經營狀況，合理規定供貨進度和貨款的支付結構，實現雙方綜合稅負的最小化。

 

(二)生產階段的納稅籌劃

 

生產階段涉及到的可以有效籌劃的稅種主要是消費稅。根據消費稅的納稅規定，企業生產應稅消費品應當納稅，按照生產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幾個納稅模式，一種是自產自銷應稅消費品，在生產完畢之后征收消費稅，另一種是委托加工后直接對外銷售，這種是在委托環節進行納稅，還有一種是委托加工以后用于連續生產，是在最后環節納稅，但是可以扣除以前繳納的消費稅。

 

既然存在三種生產應稅消費品的模式，就給納稅籌劃提供了機會。一般來說，自產自銷形成的利潤較少，形成的消費稅負擔也較重，而采用委托加工后直接銷售相比再加工形式，稅負也要較低些。但是，這里有個前提就是在自產和委托加工的成本相差不多的情形下。所以，在應稅消費品生產環節，企業財務人員可以根據當前企業自產和委托加工兩種方式形成的三種生產模式中，綜合進行成本大小的考量，選擇最為適合企業的消費稅納稅籌劃方法。

 

(三)銷售階段的納稅籌劃

 

工業企業銷售環節使用的手段和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不同的方式會產生不同的銷售效果，同時，也會帶來不同的稅負負擔，也給工業企業創造了納稅籌劃的機會。在銷售渠道選擇上，在不同渠道銷售策略下產生的銷售方式的稅負比較結果為，平銷模式實物返利稅負最高，然后依次為代銷模式、經銷模式或者平銷模式現金返利。那么，作為工業企業應多多地選擇經銷方式和平銷模式現金返利將有助于降低企業的稅負，獲得必要的收益。

 

在促銷策略的選擇上也存在稅負差異，當銷售毛利率小于54.25%時，稅負較小的促銷方式是贈送商品和返還現金;當銷售毛利率大于54.25%，時，稅負較小的促銷方式是打折促銷和返還現金。那么，我們可以認為，返還現金方式具有較大的企業獲利優勢，同時還可以兼用贈送商品或者打折促銷來進一步地推動商品的銷售，實現企業銷售階段綜合稅負的降低。

 

(四)投融資階段的納稅籌劃

 

投融資活動是財務管理的重要內容，對于廣大財務人員并不陌生，其中納稅籌劃方案也是基于不同類型的金融活動所產生的。除了傳統籌資方式中債務籌資可以運用財務杠桿效應，積極地進行納稅籌劃發揮抵稅效應外。在當下新常態中，利用較為發達的金融衍生工具，同樣也能起到納稅籌劃和降低企業籌資風險的作用。如企業利用自有資金對外投資或者購買長期一次還本付息的債券，相比較購買短期債券可以延緩收益納稅的時間，在平衡年度間的利潤水平上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在新常態下的企業投融資活動中，納稅籌劃活動會有更多的選擇和想象空間，會有更多的機會來實現降低企業稅負，從而獲得最大收益。

 

(五)其他管理活動的納稅籌劃

 

除了以上幾項工業企業基本活動內容外，還有諸如人員工資的合理避稅、科技研發費的加計扣除、固定資產的借款費用化和資本化等可以進行納稅籌劃的內容。這些內容在方法上相對較為成熟，稅法方面也都有一定的規范。應用這些納稅籌劃技巧，最為重要的就是掌握在稅法上的應用條件，并努力使企業的活動符合條件，并且與會計核算相互配合，才能正確、準確地制定出納稅籌劃的方案，否則將會承擔偷漏稅的風險。

 

綜上，工業企業的納稅籌劃工作要求高，涉及的內容多，技術操作復雜。企業財務人員可以根據生產流程，逐項分析各業務內容的納稅特點和納稅規則，并結合企業自身的經營特點，設計適合本企業的納稅籌劃方案，為企業節約成本，獲得市場競爭力，促進企業的長期發展。

篇2

【關鍵詞】 注冊會計師； 稅法； 核心考點； 學習方法

2007年全國注冊會計師《稅法》考試全國合格率為11.08%，北京合格率為13.05%。2007年，《稅法》合格率雖然偏低，但難度比較穩定。預計2008年《稅法》試題仍將保持前五年的難度水平，考試合格率仍將在15%上下，廣大考生應當有充分的心理準備，從難、從熟、從快地要求自己。考題難度雖不會明顯增加，但綜合性將進一步加強，混業經營如何納稅是趨勢。特別是小稅種與小稅種，小稅種與主要稅種，主要稅種之間的綜合命題，考題將適當與財務會計相結合并涉及征納雙方的權利義務。增值稅法、消費稅、營業稅、土地增值稅、印花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稅收征收管理法，仍將占70%左右的分值；今年教材新增加的內容應當重點掌握，特別是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法的新內容，更要充分重視。企業所得稅與增值稅、消費稅、關稅、土地增值稅、土地使用稅、房產稅的結合，將使該章題目的難度增加；個人所得稅與流轉稅的結合出題也不能輕視。

綜上所述，由于命題的專家來自政策研究制定部門、會計師事務所和高等教育院校，因此命題的基礎性、全面性、綜合性、實務性仍將是今后《稅法》考試的方向。

一、全書重點節次和核心考點

《稅法》教材總計十七章的內容，每章都有重點節次，掌握重點節，就會大大壓縮所復習范圍，突出考試的重點；這并非要求考生只看重點，而是要求考生在已經全面復習的基礎上，主要精力放在重點節次和核心考點上，能夠事半功倍。表1給大家列出的是各章的重點節次與核心考點，供復習參考之用。

以上，是為考生精心挑選的60個核心考點，濃縮了《稅法》教材考試內容的精華。考生在了解了每章的重點節次后，對每章中的核心考點要明確，對這些核心考點要認真學習，熟練掌握，輔之以適量的練習，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把握住這些重點就能贏得本章的最大的分值，考試輕松過“關”！

二、學習方法及解題思路點撥

下面，進一步談談如何學習《稅法》這門課程。要學好《稅法》這門課，簡單地說就是要“三從”、“四得”。今年，“兩稅”合并給《稅法》考試帶來一些懸念，在各章分值分布、考試內容、主客觀題的比例上存在著不確定性。這就要求廣大考生要“三從”，即“從難、從熟、從快”要求自己，掌握好每一章的知識點，以不變應萬變；做到“四得”，即：得聽好課、得掌握重點、得做一定習題、得分析歷年考題。

首先，應當通讀教材。

通讀教材應按照主講教師的要求去做，有主有次。比如，通讀增值稅時，幾種經營行為的稅務處理、出口退稅的適用范圍就可以一帶而過，增值稅的征稅范圍、一般納稅人應納稅額的計算、小規模納稅人的計算、出口退稅的計算、發票的管理等則應仔細閱讀。對消費稅而言，重點閱讀征稅對象、計稅依據、自產自用應稅消費品和委托加工應稅消費品，粗讀納稅人、納稅義務發生時間和納稅地點等內容。營業稅應當重點閱讀納稅義務人、代扣代繳義務人、征稅范圍，了解幾種經營行為的稅務處理，納稅義務發生時間。

對于城市維護建設稅、關稅、資源稅這三個稅種，重點看它們的計稅依據的規定，了解它們的稅收優惠政策；房產稅、土地使用稅和車船稅，可以結合起來掌握，重點研讀納稅義務人、稅收優惠政策和納稅義務發生時間，在上述方面三稅具有共性，了解納稅人、征稅對象；將土地增值稅、印花稅、契稅結合在一起掌握，他們屬于同一經濟業務鏈，重點閱讀納稅義務人、征稅對象和稅收優惠政策，納稅地點，了解納稅義務發生時間。

對個人所得稅，則針對個人綜合收入應納個人所得稅，承租承包經營者應納個人所得稅和個人獨資企業應納個人所得稅的計算，學習相關政策。其中，個人綜合收入應納個人所得稅可與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房產稅、印花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結合出計算題；承租承包經營者應納個人所得稅可以和流轉稅、企業所得稅、稅收征管法結合出綜合題。外籍來華人員應納的個人所得稅通常以單選性的計算題出現，而稅收優惠政策主要是選擇題或與計算題相結合。

其次，精讀重點章節和重點內容。

《稅法》課程中，增值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是第一個層次的稅種，約占50％的分值；土地增值稅、消費稅、印花稅和稅收征管法是第二個層次的稅種，約占20％左右的分值；針對這八章必須認真研讀，反復推敲，認真領會稅法的政策精神。

稅法的學習應當注意掌握生產經營知識和生產過程及資金周轉的過程。學員認為稅法難學，死背的東西多。這是一種誤解，實質上是對某項經濟業務不了解，進而對稅法不理解，認為難學。解決的方法是：一方面，課上認真聽講；另一方面，可上網查詢該業務過程是怎樣做的。

比如，“打包債權”的政策規定。考生應當先了解什么是“打包債權”；然后學習稅法對“打包債權”的政策規定，才能真正學進去，理解好，自然就不存在死記硬背的情況。“打包債權”是指將若干個債權，合成一個拍賣標的。盡管這些資產或債權變現效果不好，但是因為目前國家對處理不良資產方面沒有任何限制性政策，雖然有風險存在，可投資的機會也很大。所以有不少有實力的大公司或個人愿意以低價購入這些變現價值不靈活的資產或債權，然后通過自己的經營、轉讓這些資產或這些債權項目的上級主管部門來取得一定的財產轉讓收益。

例如：王某在一次不良資產拍賣會上以800萬元取得“打包”債權，包括：某國有銀行公司對某市屬A公司的債權1 400萬元，對房地產公司的債權800萬元，并支付相關手續費8萬元。王某取得這些不良資產后，煤氣公司上級主管部門，要求其上級部門代為償還本金1 200萬元及利息350萬元，后來經雙方協商，煤氣公司的上級主管部門除償還現金300萬元后，還從其下屬公司中分離出部分優質資產（某幢座落于縣內的四層辦公樓，評估價值約1 250萬元）償還給A，共發生相關訴訟費5萬元、審計評估費用7萬元、契稅37.5萬元（當地契稅稅率3％）；將房地產公司的債權800萬元以500萬元現金轉讓給某公司。王某應納個人所得稅為：

“打包債權”共支付相關債權成本支出800萬元，相關手續費、稅金等支出共計57.5萬元（8+5+7+37.5）；通過司法程序或轉讓所取得的收入為現金800萬元，非貨幣性資產1 250萬元。

王某應納個人所得稅為：（2 050-800－57.5）×20％＝238.5萬元。

《稅法》教材一般只明確政策法規，不加解釋，這樣不利于自學。因此，考生課前要預習，課上要認真聽講，課后要抓緊復習重點內容，并及時作一些練習題加以鞏固是必需的。

《稅法》還與涉稅會計有所結合，這也是考生感到困難的問題。因此，對考試涉稅會計處理擇其重要的要掌握一些。如：“應交增值稅”、“固定資產清理”、“待處理財產損溢”、“營業外收入”、“營業外支出”等。

例如：某企業接受捐贈固定資產一臺，價值100萬元，由受贈企業支付運費1萬元，則應當期納稅。

①接受捐贈時：

借：固定資產 101

貸：待轉資產價值－非貨幣資產捐贈 100

銀行存款 1

固定資產的運費不能抵扣增值稅進項稅金。

②當期納稅時：

借：待轉資產價值－非貨幣資產捐贈100

貸：營業外收入 75

應交稅費-所得稅 25

③當年提折舊時，假設年折舊率5%：

借：制造費用5.05

貸：累計折舊 5.05

接受捐贈是所得稅的重要考點，給出會計處理可以使考生從另一個角度看清接受捐贈問題的三個考點。

再次，加強解題訓練。

針對各章重點考生應當選做一定量的習題，其一，鞏固已學知識，達到熟練掌握；其二，提高解題速度，一些考生事后反映題目不是不會做，而是做不完題目，這與平時訓練不夠有很大關系。解決的辦法是：固定做題時間和題目數量，逐漸增加題量，不要一邊做題一邊看答案，或者松松垮垮地做題，這樣沒效果。

另外，一般建議考生先做客觀練習題，通過這種題型把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識掌握準確，不然一些考生就不能明辨是習題答案錯誤，還是自己相關知識沒掌握好，時間長了負面影響比較大。在充分掌握基礎知識以后再多做主觀題，提高自己的綜合解題能力。

最后，研究歷年考題和選做考前沖刺題。

篇3

關鍵詞 電子商務 稅收 關稅 互聯網 網上交易

1引言

當國際互聯網(Internet) 在中國呈爆炸式發展的時侯，與之俱來的電子商務如潮起云涌般擠占在各個網站上。目前，國內電子商務網站已達600多個。據統計，1999年網上總交易額達到2億元，比1998年增長了1倍以上。據預測，到2002年將達到100億元( 《電子商務：21世紀稅收的最大敵人？》 )。1999年美國的網上銷售額比上一年增長4倍多，11月26日至12月26日期間，網上銷售定單為3600萬份，銷售額為33．5億美元，而1998年同期的定單數僅為840萬份，銷售額為7．3億美元。雅虎公司1999年節日期間的網上定貨量增加了5倍，就連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也趕起了時髦——在網上購買圣誕禮物(周文林.電子商務立法浮出水面.市場報. 2000年6月22日第七版）。

20世紀末，電子商務迅速增長，人們把它看成是21世紀最有潛力的搖錢樹。電子商務促進了全球化貿易的發展，產生了新的廣大的稅源，但是同時也給傳統稅收體制及稅收管理模式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由此而滋生的一系列稅收問題甚至有點讓人措手不及。有人驚呼道：電子商務是21世紀稅收面臨的最大的敵人。

2電子商務及其稅收的種類

現代商業經歷了3次偉大的革命，第一次是現代化大商場的崛起，第二次是跨區域連鎖經銷的迅速發展，第三次就是20世紀末的電子商務的出現。

2.1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EC）是通過電子信息網絡進行的生產、營銷、銷售的活動。它不僅指基于INTERNET上的交易，而是指所有利用電子信息技術來解決問題、降低成本、增加價值和創造商機的商務活動，包括通過網絡實現從原材料查詢、采購、產品展示、訂購到出品儲運以及電子支付等一系列的貿易活動。

電子郵件和20多年前開始的EDI，都可以說是電子商務的某種形式。但只有在INTERNET上的電子商務才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它將是電子商務的主要形式。利用INTERNET、INTRANET、EXTRANET以及其它廣域網、局域網來解決交易問題，降低成本，增加商業價值并創造新的商機的所有商務活動，都是EC。

電子商務是依托Internet 的迅猛發展和普及而興起的一種新型貿易方式，其最終目標是實現貿易活動各環節的電子化，達到網上商流、物流、貨幣流和信息流的統一。這種新型的商務活動已經突破了傳統商務的時空國界的限制，徹底改變了傳統商務的交換方式和交易方式，極大地提高了商務活動的效率。從這個意義來說，電子商務是一場革命，它代表著一種先進的生產力，代表著未來貿易發展的方向。

2.2 電子商務稅收的種類

按照商務活動的性質，可以將電子商務稅收分為三類。

A 以互聯網作為交易媒體的實體商品交易，如電子購物和網上市場交易等。這一類商務活動和傳統的商務活動在本質上沒有大的區別，完全可以也應當按照傳統的征稅方式進行征稅，而不應由于交易方式的變化使企業承擔額外的稅賦，或讓國家損失大量的稅金。例如，一個網上購物商場，可以像普通商場一樣，根據其營業額和利潤等進行征稅，無須考慮電子商務交易的營業方式。

B 伴隨著電子通訊手段的進步而發展起來的一些新興的信息服務業。這類商務活動在商家和消費者之間并不進行任何有形物的交換，提供信息的商家通過把信息在自己服務器上等待消費者來查詢，或者按照一定的原則和約定把信息定期發送給特定的消費者；例如，一些咨詢公司、收費的網站和電子報刊等。消費者--需要接受咨詢、查詢信息和閱讀電子報刊的人通過支付一定數額的電子貨幣后才能瀏覽到服務器上的信息。雖然這類信息商品的買賣是無形貿易方式，但伴隨著信息商品的流轉，同時也有現金的流轉。這類活動的征稅，可以根據現金流量的大小確定一個合適的標準。

C 第三類是數字化信息產品（digitized information）。比如，通過互聯網銷售計算機軟件、書籍、音樂、圖片、音像資料等。這種交易所得，應屬于"特許權費（royalty）"。這是產品銷售收入還是服務收入？這個問題，從計算機軟件業興起后就一直在討論之中，到目前為止各國還沒有達成非常一致的意見。

3電子商務模式下稅務征管的現狀

3.1 傳統稅法存在漏洞

隨著現代科技的日新月異和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以計算機及其網絡為核心的信息技術越來越廣泛地應用到商業領域，電子商務方興未艾，從而使稅務征管在以下幾個方面受到巨大的沖擊：

其一，互聯網具有的信息服務與傳輸功能打破了時空和地域限制，電子商務沒有國際國內之分，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通過互聯網交易，這在加速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同時，也給國際稅收基本概念帶來巨大沖擊，使國家間關稅的征管變得十分復雜。稅收中某些基本概念的外延乃至內涵發生了變化，需重新認定。例如：增加了電子商務類及境外的納稅人；生產經營形式及實現生產經營的時間、空間的變化，使納稅義務、納稅環節、納稅地點無法確定；課稅對象與計稅依據越來越難以把握。

其二，在電子商務這個獨特的環境下，交易的方式采用無紙化，所有買賣雙方的合同，作為銷售憑證的各種票據都以數據電文形式存在，如電子貨幣、電子支票、網上銀行的出現和發展，這些無紙化操作的隱蔽性加大了稅務征管的難度，稅務部門難以掌握納稅的憑據，現行稅法還不能對網上交易的偷逃稅行為產生威懾作用。

其三，國家間稅收管轄權問題引起爭議。所謂稅收管轄權是指一國政府對一定的人或對象征稅的權力。世界上不同的國家之間確定稅收管轄權的標準主要有兩個：屬地原則與屬人原則。屬地原則指將稅務繳納給供應商國家或安裝有服務器的國家。根據這種模式，消費者把稅及成本價繳給供應商或服務器國家，再由供應商向供應商所屬國或服務器所屬國的稅務機關辦理納稅手續。屬人原則指將稅繳納給消費發生國。根據這種模式，供應商被認為是消費者國家的進口商。

電子商務帶來國際電子商務稅收中管轄權確定的困難主要是由于世界各國所采取的確定稅收管轄權的標準不同引起的。比如，傳統的消費稅主要是以商品供應地為基礎而享有管轄權。在網絡空間，從事電子商務的主要服務器的固定地可以被認為是服務地，消費者所在的國家被認為是消費地，貨物與服務在互聯網上的交易降低了物理位置的重要性，同時，也使消費稅的征收管轄權變得模糊起來。如果消費者在A國，有關該產品信息的數據庫服務器安裝在B國，而擁有財產清單的電腦商店屬于C國，供應國間沒有協議，稅收也依然可以根據每個國家的稅法區分開來。消費者通過在不同國家擁有的網絡商業中心采購時，關于哪個國家有權征收消費稅的問題就會顯現出來。而且，目前美國采用了銷售稅體系而歐共體和其他國家包括中國采用增值稅稅系，在國家間不同稅系的環境下，互聯網上的國際貿易就會導致雙重征稅或者逃稅。

其四，國際避稅問題進一步復雜化，電子商務的易變性使得稅務部門難以稽查。互聯網上的交易雙方可以隨意在電腦中填制購銷商品情況，而且又可以不留痕跡地輕易修改，也可用多層密碼加以隱蔽，使得稅務部門難以收集納稅人的交易活動情況，難以鑒定交易性質和確定稅種和稅率。而且，由于網址是虛擬化地址，可以經常變動，使納稅人變得難以確定。這一切均可能導致國家課稅受到制約，國際避稅與反避稅斗爭將更趨復雜化。

其五，國際間的稅收協調面臨著嚴峻挑戰。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蓬勃發展以及商品、勞務、技術和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貿易國際化和納稅人國際化等已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特征，各國間因稅收爭議而引發的矛盾與摩擦日益明顯與復雜化，這就在客觀上要求國際間進一步加強國際稅收協調與合作，而互聯網電子貿易的出現和飛速發展對這種協調與合作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這種協調將不再局限于關稅、所得稅等稅制和消除雙重課稅等方面的內容，還可能要求各國在對電子貿易征稅時采取協調一致的步驟與策略；另一方面，不僅要求各國在稅收制度、政策和立法上要相互協調，還要求在稅收征管稽查的技術、手段、信息交換等方面緊密合作，而這種征管、稽查的技術和手段又由于各國在經濟發展和文化習慣等方面存在差異而難以趨同。

3.2 國家稅金流失嚴重

在不久前發表的一項研究中，稅務經濟學家田納西大學教授Donald Bruce 教授稱：2003年會因為在線交易而使全美各州失去約100億美元的稅金，佛蒙特州損失的國家稅金至少達1710萬美元，加利福尼亞州損失達14.9億美元；加上其它行業的漏稅，在2003年全美稅金流失會高達240億美元。

Bruce說各州減少稅金流失的傳統辦法只有增加稅率。他的研究表明到2003年要增加0.5-1.0%稅率才能彌補流失的稅金空缺。

德克薩斯審計辦公室的稅務主任Jesse.Ancira說德州的稅收有55%來自銷售市場，在1999年的電子商務中流失稅金5000萬美元。Ancira說德克薩斯正在努力想法使稅收平等，無論是電子商務還是傳統貿易都得平等納稅（天極網 《美在線銷售稅金流失110億》 。

美國是電子商務最發達的國家，1997年，美國網上購物的金額就達60億美元，到1998年底已達310億美元，美國的電子商務活動約占全球電子商務活動的4／5。著名的芯片制造商Intel公司的財政報告顯示，該公司1999年第一季度的收入為71億美元，其中約30億美元來自在線銷售。這意味著Intel公司每月的在線銷售額平均達10億美元之多。

此外，網絡界的巨頭Cisco公司在1999年第四季度的網上銷售收入則超過了20億美元，而個人電腦制造商Dell公司平均每天在線銷售達1000萬美元的電腦產品。 21世紀初，電子商務將成為國際商務往來的主流。Forester公司預測，2002年通過網絡完成的商業貿易將達8427億美元。最新的預測表明，到2005年世界電子商務將達1萬億美元。從以上數據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網上交易會給各國帶來巨大的的稅金損失 (于清文. （國家信息中心研究員）.電子商務立法研究 ，各國有關部門和國際組織應該采取強有力的措施應對電子商務的發展給稅收征管帶來的嚴峻挑戰。

3.3 利益爭奪日趨激烈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環境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電子商務方面必然存在著利益沖突，圍繞如何制定“游戲規則”和應當遵守什么樣的“游戲規則”等原則問題也必然會進行力量和智慧的較量。

比如美國政府極力主張“Internet零關稅”。1998年2月，美國貿易大使向世界貿易組織提交了一份旨在規范電子商務稅收，對網上貿易實施“零關稅”的提案。趁著尚沒有哪個國家在網上收稅，發達國家未雨綢繆。如果全球網上貿易實行零關稅，那么發展中國家的關稅堤防將不攻自破。埃及代表就曾兩次向世界貿易組織進言，警告說發展中國家很可能將無法從網上貿易中得到預期的好處，而世界貿易組織貿易發展委員會也正在對此進行研究，考慮如何在電子商務時代里代表發展中國家的利益。

我國現行稅制還尚未對網上交易作出明確規定，但是考慮到電子商務在全球的發展，特別是如果互聯網零關稅持續下去的話，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則意味著保護民族工業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關稅保護屏障將完全失效。為促進我國電子商務的健康發展，更長遠地講為了在電子商務中更有效地扶植和保護我們的民族工業，迎接信息時代的挑戰，應盡快制訂出符合我國利益的Internet稅收政策，當然包括一些稅收優惠政策。電子商務帶來的變革也必然會引發各方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各國對利益的爭奪將更加激烈。

4 完善稅收政策的建議

稅收是一個國家經濟主權的最基本的體現，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經濟結構和發展戰略的不同，必然導致稅收政策的不同，一國不能將其國內政策簡單地推行于域外，也不能無視電子商務無國界的新特點而將稅收法律完全游離于互聯網現實之外。

4.1 網上稅務征管困難產生的原因

（1）在虛擬的市場中進行交易，無紙化操作的快捷性、交易參與者的流動性，使得對納稅主體、客體、納稅環節、納稅地址等基本環節的界定陷入了困境。

（2）無紙化的操作導致交易憑證不復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審計的基礎。在互聯網上，電子商務的賬簿和計賬憑證是以網上數字信息形式存在的，而且網上憑證又有隨時被修改而不留痕跡的可能，使稅收征管失去可信的審計基礎。

（3）交易主體是無形的，交易與匿名支付結合在一起，沒有有形的合同，同時，保密技術的發展使得我們很難確認納稅人的身份及交易的細節。

（4）與互聯網交易相應的稅務征管體系尚不完善，稅收征管人員的素質不高，網絡的應用能力不強，稅收征管稽查的技術和手段落后，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

4.2關于電子商務課稅的建議

（1）對于電子商務這種以深刻改變社會經濟結構的新生事物，在其發展的初期通過一定的政策優惠的方式來促進其發展，遵循網上交易的稅率至少應低于實體商品交易的稅率的原則，保障電子商務的健康、快速發展；這種做法正如某些高科技園區對高科技企業采取的所得稅"二免三減"等優惠辦法一樣，是十分必要的。但在電子商務發展到比較成熟的階段之后，對其稅務征管上的優惠政策應該逐漸取消，因為作為一個朝陽產業、高回報的產業，不應長期靠免稅來減少虧損或實現高利潤。否則，隨著電子商務逐漸普及，國家的稅收將逐漸減少，這樣會給國家的財政收入造成嚴重損失，國家將無法維持對電子商務的正常財政投入從而不能實現其良性循環，這對國家、對行業、對電子商務本身的發展將十分不利，

（2）網上稅收手續應簡便易行，便于稅務部門管理和征收；同時應當具有高度的透明度，有利于互聯網用戶的了解和查詢。

（3） 對在互聯網上進行的電子商務的課稅應與國際稅收的基本原則相一致，應避免不

一致的稅收管轄權和雙重征稅。

(4) 必須加強國際間的合作，維護我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堅持我們的基本立場，因為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極力鼓動的零關稅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會帶來不利影響。

(5) 電子商務稅收對策應以現行稅制為基礎，以避免較大的財政風險，并將遵循不單獨開征新稅、保持稅制中性的原則，以避免稅收負擔的不公平和影響市場對資源的合理配置。

(6) 建立健全電子商務稅務征管系統，建立各級稅務網站。“電子征稅”包括：“電子申報”和“電子支付”兩個環節，該方式用以實現納稅人遠程申報及繳納稅款。對稅務機關而言，除了能減少數據錄入的龐大工作量、大幅度降低差錯率之外，能縮短稅款在途滯留時間。 加強稅務機關的自身網絡建設，盡早實現與互聯網全面連接以及與銀行、海關、網上商業用戶的連接，實現真正的網上監控與稽查，并加強與其他國家稅務機關的網上合作，防止稅收流失，打擊偷稅逃稅。

(7) 應加快科技投入和人才培養。電子商務與稅收征管、偷逃與堵漏、避稅與反避稅，都將是技術和人才的競賽。稅務部門應在依托現有的計算機網絡、加大科技投入，在提升硬件檔次的同時，提高稅務人員的專業素質，迅速培養一批通曉稅收專業知識和稅收法規、通曉英語、通曉計算機網絡技術的高素質“三通”人才，使稅務征管的軟硬件發展走在電子商務發展的前列，以便對電子商務中稅務的征收和管理能夠進行有效地監控。

5結論

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給稅收工作帶來了巨大的挑戰，立法部門應盡快制訂出相應的稅收政策、法規，對電子商務進行政策規范和法律約束。各級稅務部門應迅速適應這種新形勢，改變傳統的征管觀念，將電子商務的稅收征管列入重要議事日程，建立健全稅務征管系統，提高稅務人員的專業素質，采用現代化的稅收和稅務稽查技術手段，使電子商務在公平、有序的稅收環境中發展，最大限度地杜絕偷稅漏稅，充分發揮稅收的宏觀調控和為國聚財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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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宏林.美國互聯網商務立法概況及基本特點.網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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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電子商務　稅收　征管　對策

我國現行稅收征管活動的主要法律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這部法律是在1992年制定，歷經1995年第一次修改和2001年第二次修改，是我國稅收征管的基本法。此部法律對于加強稅收征管，保障國家收入、改善征管環境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隨著近年來電子商務的迅猛發展，現行稅收征收管理體制暴露出一些不適應。工信部數據表明2009年我國電子商務整體市場交易額突破3.4萬億，較2008年增長40％以上，未來10年中國將有70％的貿易通過電子商務來完成，可見電子商務時代即將到來。尋求有效的稅收征管方法既能夠鼓勵電子商務的發展，又能解決稅收流失問題，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　電子商務對稅收征管的影響

(一)電子商務對稅務管理的影響

1　對稅務登記的影響

按照我國現行的稅收管理體制規定，納稅人在辦理工商登記之后必須依法向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登記手續。稅務登記是稅務機關對稅源進行監控的基礎，稅務機關以此確定納稅人以及對納稅人進行監管。而我國現行稅務登記的基礎是工商登記，但是電子商務交易范圍具有虛擬性和無限性，交易主體具有流動性和隱匿性，不需要事先經過工商部門批準，因此傳統的稅務登記管理方法不再適用于電子商務交易主體。另外，隨著計算機加密技術的成熟，納稅人可以采用加密、授權等方式掩藏其交易信息，使得稅務機關掌握納稅人身份及交易信息的難度加大，不利于稅務機關對稅源的有效監控。

2　對賬簿、憑證管理的影響

我國現行的稅收征管模式是以審查企業的各種票證和賬冊為基礎，并以此作為課稅依據，而電子商務交易實行的是無紙化操作，各種信息都是以電子形式存在，而且電子數據具有隨時被修改且不留痕跡的可能，這就使得稅務征管中失去了最直接可靠的實物性憑據，稅務部門難以利用傳統的發票管理作為稅務管理的著手點。

(二)電子商務對稅務稽查的影響

傳統貿易方式下，稅務機關可以依據真實的合同、發票、憑證等進行審核，而電子商務方式下，沒有發票、賬簿等作為檢查依據，以網頁形式存在的財務信息可以輕易變動，這就為交易價格的認證帶來困難，特別是在C2C領域，買賣雙方幾乎都形成了不要發票的共識，以降低各自成本，這種無賬可查的狀況，加大了稅務稽查的難度。同時，電子商務交易的發展刺激了電子支付系統的完善，電子貨幣支付系統以及聯機銀行的充分使用，使得網絡交易無法追蹤，加大了稅務機關通過銀行的支付交易進行監控的難度。另外電子商務的交易環節減少，很多中間環節被省略，這就使得傳統的交易方之間代扣代繳更為困難，代扣代繳所發揮的避免偷逃稅款的作用也大大削弱，為稅務稽查增加了難度。

二　完善我國電子商務稅收征管的建議

(一)改善現行稅收政策和法規

我國現行稅法是建立在有形交易基礎之上的，無法完全解決電子商務的稅收問題，因此針對電子商務衍生的稅收問題，對現行稅法條款進行修訂、補充和完善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傳統交易方式下的一些基本概念需要修訂，比如“居民”、“常設機構”、“商品”、“勞務”、“特許權”等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需要進行準確界定，以便于明確電子商務的征稅對象、納稅人、稅目等要素，從而有利于電子商務的稅收征管。其次，需要明確界定電子商務交易活動的所得類型，明確不同類型應適用的稅種和稅率，在現行的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所得稅、關稅等主要稅法中增加電子商務稅收方面的規定，將電子商務的稅收征管切實納入稅收征管體系中。最后，從長遠來看，對電子商務交易還應開征新的稅種，如對電子商務以字節數為計稅依據計算應納稅額等，否則勢必造成對某些電子商務交易不征稅或漏征的情況，稅收的中性原則、公平稅負原則也不能得到體現。總之，通過改革和完善現行稅收政策和法規，使稅收工作做到有據可依，有理可循，減少電子商務稅收征管中不必要的分歧與矛盾，使得稅收工作規范化，也將有利于電子商務稅收征管工作的順利開展。

(二)建立科學的稅收征管機制

1　建立專門的電子商務稅收登記制度

一方面，稅務部門應在現有的稅務登記制度中增加關于電子商務的稅務登記條款。聯合信息產業部門共同建立電子商務登記制度，規定納稅人在辦理上網交易手續后要到主管稅務機關辦理電子商務的稅務登記，為以后的交易納稅活動提供相關材料。納稅人應填報電子商務稅務登記表，提交企業網址、電子郵箱、網銀賬號以及計算機密鑰的備份等有關網絡資料，同時稅務機關對填報事項進行嚴格審核，在稅務管理系統中進行登記，賦予納稅人電子商務稅務登記專用號碼，并要求納稅人將稅務登記號永久地展示在網站上，不得刪除。另一方面，作為稅務機關，也要做好納稅人信息的保密工作，設計稅務登記密鑰管理系統，保障納稅人的重要信息不外泄，不遺漏，最大范圍地將網上交易納入稅收管理中。

2　研制開發電子發票

電子商務具有無紙化的特點，因此傳統的發票、憑證只有實現電子數據化，電子商務稅收問題才能得到有效的解決。可以考慮研制開發電子發票，每一筆交易達成后，必須開具電子專用發票，通過網絡發給銀行，才能進行電子賬號的款項結算。如同傳統發票一樣，電子發票的發行權應掌握在稅務部門手中，為保證其存在的唯一性和不可復制性，須對電子發票進行數字加密。納稅人可以在其硬盤上保存電子發票，作為完稅憑證。這樣，每一筆交易都有處可循，電子發票的牽制作用才能有效堵塞稅收漏洞，提高征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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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養老保險基金積累及其影響因素

首先，我們應該明確養老保險的范疇，養老保險，廣義上應包括三支柱，也有一些論文直接將其默認為是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即第一支柱;文章取一個折中，將其界定為第一、二支柱，也就是基本養老保險和企業年金。商業養老保險暫時不做考慮。

養老保險基金積累涉及以下三個環節：籌資、運營、支出。養老保險的籌資，主要體現為籌資模式，具體通過覆蓋面、繳費水平、收繳效率、籌資渠道等等得以體現;養老保險基金的運營，我們主要從投資收益和直接從基金中列支的運營成本兩方面進行分析;養老保險支出：養老保險的給付水平主要受到兩方面影響，主要體現為開源、節流兩方面。第一，“開源”――繳費參保的激勵作用，即給付水平越高，民眾參保繳費的積極性就越高，有利于擴大覆蓋面，擴大籌資;第二，“節流”，養老金的支出意味著積累基金的減少）、給付承諾的兌現（體現舉辦主體的信用，和上一點一樣影響參保繳費積極性）。

以上是對于影響養老保險基金積累的一些淺層次因素的分析，而其中的每一個因素，都可以追溯至層次更深的原因，譬如投資收益，它與一個國家資本市場的完善狀況、投資運營機構的運作效率以及宏觀經濟狀況相關，而其中資本市場完善狀況又會受到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經濟發展的程度和階段的影響……也就是說每一個因素都可以向后不斷的追溯。這里僅列出最直接的影響要素，因為，稅收政策對養老保險基金積累的影響，往往是通過影響以上這些因素的某一些來實現的，也就是說，這些因素是研究過程中的橋梁。

（二）稅收政策

稅收政策，是政府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請確定的，指導制定稅收法令制度和開展稅收工作的基本方針和基本準則，其核心和最直觀的表現是主體稅種的選擇和各稅種稅率的確定。

比較常見的幾大稅種有：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增值稅、社會保障稅、消費稅。這些稅種的絕大多數都和養老保險的基金積累相關，并且涉及到關鍵問題，譬如：在征收所得稅時，對已經繳納養老保險稅或養老保險費的這部分收入是否還要征收所得稅;以及經常被熱議的稅費之爭，即養老保險籌資時收稅還是收費;以及每當討論解決空賬問題的時候，都會作為拓寬籌資渠道的對策提出來的，征收消費稅充實養老金賬戶……等等。

1.稅收的經濟效應

所謂稅收的經濟效應，是指納稅人因國家課稅而在其經濟選擇或行為方式方面做出的反映，或者從另一個角度講，是指國家課稅對消費者的選擇乃至生產者決策的影響，即稅收的調節作用。

稅收的經濟效應表現為稅收的收入效應和稅收的替代效應兩個方面。稅收的收入效應：是指稅收將納稅人的一部分收入轉移到政府手中，使得納稅人的收入下降，降低了商品購買量和消費水平;稅收的替代效應：是指稅收對納稅人在商品購買方面的影響，表現為當政府對不同商品實行征稅的區別對待時，會影響商品的相對價格，是納稅人減少征稅或重稅商品的購買量而增加無稅或輕稅商品的購買量，即以無稅或輕稅商品替代征稅或重稅商品;稅式支出，即稅收優惠，意思是指政府出于特定的目的對某些特定的課稅對象、納稅人或地區給予的稅收鼓勵和照顧措施，是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比如，如果對參保人繳納養老保險的這部分收入減征或免征所得稅，那么實質上就是對繳納養老保險的收入和其他收入做了有差別的征稅處理，從而鼓勵民眾參保繳費。這其中，稅收的替代效應發揮了作用。

2.稅收原則

稅收公平原則，就是政府征稅，包括稅制的建立和稅收政策的運用，應確保公平，遵循公平原則。它體現為受益原則和負擔能力原則，即受益越多，能夠承受的稅負越多，納稅越多稅收的公平原則要求條件相同者繳納相同的稅（橫向公平），而對條件不同者應加以區別對待（縱向公平）。研究公平問題，必須要聯系由市場決定的分配狀態來看。倘若由市場決定的分配狀態已經達到公平的要求，那么，稅收就應對既有的分配狀態作盡可能小的干擾;倘若市場決定的分配狀態不符合公平要求，稅收就應發揮其再分配的功能，對既有的分配格局進行正向矯正，直到其符合公平要求。公平這是稅收的基本原則。

稅收效率原則，就是政府征稅，包括稅制的建立和稅收政策的運用，應講求效率，遵循效率原則，它要求政府征稅有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機制的有效運行，提高稅務行政的管理效率。它可以分為稅收效率原則和稅收本身的效率原則兩個方面。稅收不僅應是公平的，而且應是有效率的，這里的效率，通常有兩層含義：一是行政效率，也就是征稅過程本身的效率，它要求稅收在征收和繳納過程中耗費成本最小;二是經濟效率，就是征稅應有利于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或者對經濟效率的不利影響最小。

二、稅收政策對養老保險基金積累的影響

（一）稅收優惠政策的影響――以企業年金為例

1.不同稅收政策的影響比較

涉及兩個變量：稅收優惠環節和稅收優惠比例

①企業年金的繳費、累積、領取階段涉及不同稅種

繳費階段 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

累積階段 增值收益稅、利息稅

領取階段 個人所得稅、遺產稅、贈與稅

每個環節可以分為征稅（taxing，T）和免稅（exepting，E）兩種情況。經過組合，一共有八種稅收政策。見下表225

種類 企業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企業繳費+個人繳費）

1 T T

2 T E

3 E T

4 E E

而在繳費階段的征稅情況又可分為四種。TTT表示在各個環節全部征稅，沒有稅收優惠，整體來看也不合理，因為在繳費和領取環節的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時被重復收取的，實質上是一種對企業年金的懲罰措施，對企業年金起一直作用。同樣存在重復征稅問題的還有TET。因此，這兩種是不可取的。其余六種制度，我們直觀上理解，免稅的環節越多，納稅額就越少，吸引企業和職工參保繳費的激勵作用也越明顯。

經測算，納稅總額的排列次序為（由低到高）。

1 2 3 4 5 6 7

EEE TEE和EET ETE TET TTE ETT TTT

其中，EET模式是應用最為廣泛的，并且為眾多專家學者所提倡。

2.EET激勵作用分析

對企業職工而言：可以遞延支付所得稅――在累進稅制制度下，可以從高稅率的賦稅想低稅率的賦稅轉移。職工在職是收入一般高于退休后的收入，因此稅率會降低，從其一生來看，納稅總額減少;可以確保享受稅收優惠，不必擔心未來支取階段稅收政策的變動。激勵明顯

對企業而言，為員工所交企業年金可以免收所得稅，很大的降低成本，樂于將其作為一種激勵人才的手段。

當然，除了免稅環節的不同，還存在稅收優惠比例的差別，即只有在職工工資一定比例內的企業年金才能享受稅收優惠，超過規定比例的依然要正常納稅。顯而易見，優惠的比例越大，企業和職工就越有動力提高繳納年金的金額，從而擴大年金的積累。

3.現狀比較

政策：通過解讀2009年12月出臺的《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個人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關于我國當前企業年金的稅收政策的幾點總結：

TEE模式：企業繳費和個人繳費部分均需繳納個人所得稅;

模糊：對基金收益和領取環節是否征稅沒有明確說明，所以未來是否會收稅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稅收優惠比例小：在員工工資5%以內的企業繳費免收企業所得稅，雖然比原來提高1%，力度還是不夠。（英美這一比例是15%，加拿大18%）

發展現狀：2005年中國與部分OECD國家年金資產占GDP 比重與年金覆蓋率比較。

上述國家中絕大多是實行的是EET模式，葡萄牙和新西蘭實行TTE，也就是對繳費和投資收益兩個環節征稅，而且新西蘭投資收益稅率高達33%這兩個國家的年金資產規模比較小，瑞典實行的是ETT模式，但是企業年金具有強制性，所以資產規模和覆蓋面都遠遠領先。澳大利亞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對投資收益和領取兩個環節征稅，但是年金資金規模和覆蓋面都比較高，這可能和投資收益稅率不高以及在支取環節征稅但有一定的稅收優惠有關。當然，這里受一些稅收政策以外的因素影響。

我國實行EET模式：國家稅務局所得稅司負責人――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和稅務機關的征收能力。

（二）開征社會保障稅對養老保險基金積累的影響

1.提高征管效率，保證足額收繳

稅收具有強制性，稅務機關征收經驗更加豐富，所以征稅比收費更能保證基金的籌資。國家規定社保費由稅務機關代收，正是由于這個原因。

稅務機關代收社保費實行初期顯著成效：2000年開始試點。全國19個試點省份負責征收社會保險費的稅務機關年年超額完成了征收任務，保持了較高增幅。2003年，浙江、河北、江蘇、湖北等地的社會保險費收入均比上年增長30%以上。2004年，云南、廈門等地因全面實施稅務機關“五費統征”（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女職工生育保險），其社保費收入比上年增長40%以上。2001年-2005年，年均增幅達到30.33%。稅務機關全責征收社保費亦能在最大程度上促使一些企業為其員工辦理社會保險，而且清欠力度也很大，據資料統計，2004年，我國稅務機關共計清理社會保險費欠費160.73億元，其中清理陳欠88.27億元，清理新欠72.46億元，占全年社保費收入的7.7%，占全年社保費增收額的39.85%。

2.便于建立監督機制，減少濫用挪用

社保基金的濫用挪用可是為運營過程中的不合理成本，不利于基金積累。以稅代費可有效減少。兩種籌資方式形成不同的資金運功路徑及監督管理機制：繳費方式下，社保資金收支由社會保險機構一手經辦，存在浪費挪用;通過稅收方式籌集，開征社會保障稅有利于建立稅務機關征收、財政部門管理、社保部門支出的管理體制，三位一體，相互制約，相互監督，保證資金安全。

3.有利于提高統籌層次

有利于全國聯網，建立統一征收體系，為異地續繳和支取提供可能，吸引流動人口參保，擴大覆蓋人口。

（三）政策建議

加強個人、用人單位在養老保險籌資中的責任。根據從基本險種到新險種、從主題費用到補充費用，從企業所得稅到個人所得稅...的順序，多方面完善相關稅收政策，并以稅收優惠為政策的核心途徑。

明確給予稅收優惠的險種及費用的優先順序根據在養老保險體系中的重要程度和政策實施的便利程度。優先實施稅收優惠政策的基本順序依次為：基本養老保險中的用人單位繳費部分――基本養老保險中的個人繳費部分――企業年金中的個人繳費部分――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經辦的團體性個人儲蓄型養老保險――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經辦的個人型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其他個人商業養老保險。

逐步構建覆蓋養老保險各環節的稅收政策。當前，要在確保繳費足額、及時的前提下，建立健全養老保險以下環節的稅收政策：基本養老保險退保環節，企業年金的投資、領取環節，以及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的所有環節，尤其首先是個人儲蓄型養老保險的繳費環節。

篇6

【關鍵詞】 碳稅 節能減排 稅收制度

隨著丹麥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峰會的召開,節能減排與發展低碳經濟再次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為促成全球達成氣候減排協議,中國政府決定到202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40%―50%,并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盡管由于各方的爭議最終未能達成有約束性的減排協議,但發展新能源技術和低碳經濟卻成為各國的共識。美國政府推出了“美國復蘇和再投資計劃”和《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英國于2009年了《英國低碳轉換計劃》國家戰略白皮書。在我國,發展低碳經濟也已得到政府與學術領域的普遍認同,認為發展低碳經濟是在氣候變化背景下我國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并于2004年和2005年分別頒布了《節能中長期專項規劃》和《可再生能源法》。

作為促進節能減低和發展低碳經濟的一項重要舉措,碳稅已開始在部分國家開征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那么,什么是碳稅?國外碳稅是如何實施的?開征碳稅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有什么樣的影響?如何從我國實際出發設計有效的碳稅制度?我國在開征碳稅過程應注意什么樣的問題?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重要課題。基于此,本文擬對此進行分析。

一、碳稅基本問題概述

碳稅是二氧化碳排放稅的簡稱,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為目的,對化石燃料(如煤炭、天然氣、成品油等)按照其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種稅,其最初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庇古的《福利經濟學》,它與能源稅以及硫稅、氮稅、污水稅等一起構成環境稅體系。碳稅的開征是和二氧化碳的排放日益增長和全球氣候不斷惡化的現實聯系在一起,其具有以下特點:第一,碳稅開征的目的主要是通過對二氧化碳征稅使二氧化碳的生產與消費所產生的外部成本內部化,以減少碳的排放,從而減緩全球氣候變暖的現實。第二,碳稅是一種間接稅。由于碳稅是在生產或消費過程中征收,具有固定的稅率,因此并不改變分配結構,對經濟發展的負面作用較小。第三,碳稅具有調節作用。碳稅作為一種調節稅,能夠發揮激勵作用,促進節能,促使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的推廣使用,以實現經濟可持續的發展,通過碳稅征收所獲得的收入還可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而使更多的人享受到氣候變化帶來的補償。第四,碳稅機制具有管理的方便性。由于稅收有嚴格的征管制度與經驗,只需做較少的工作就可以實現。第五,碳稅機制具有價格可預測性。碳稅直接影響價格,是可以預測的。而“限額―交易”計劃則通過限定排放量來推動價格,而配額又會加強能源價格的波動,從而影響商業投資和家庭消費決定。

二、國外的碳稅實踐

碳稅作為一種新型稅種,已在國外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實踐中得到有效的運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碳稅最早于1990年由芬蘭開征,隨后丹麥、瑞典、荷蘭、挪威等國相繼開征了碳稅,美國、日本等國家也正在醞釀有關控制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相關稅收制度。

全球最早開征碳稅的國家是芬蘭,1990年芬蘭開征碳稅,并相應降低了所得稅和勞務稅的稅率,以減少碳的排放和鼓勵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碳稅的稅率也不斷提高,到1995年時碳稅稅率達到38.30芬蘭馬克/CO2。通過開征碳稅有利地促進了芬蘭的節能減排工作,據估計,1990―1998年間,芬蘭因為征收碳稅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減少了約7%。挪威政府自1991年起開始對家庭和部分企業征收碳稅,但為了保證企業的競爭力,碳稅的部分收益將返還給企業,一部分用于獎勵能源利用效率提高的企業,一部分用于獎勵用于解決就業的企業。挪威的碳稅制度也取得良好的效果,據估計,碳稅的開征使挪威工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20%左右,家庭機動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約3%左右。瑞典于1991年對能源稅體系進行了改革,改革后的能源稅體系以二氧化碳稅和對燃料征收的能源稅為基礎,而且對燃料征收的能源稅不與燃料的含碳成分掛鉤。開征二氧化碳稅的同時,一般能源稅的稅率下降了50%。為避免對于瑞典工業的國際競爭力產生影響,工業部門的稅率低于私人家庭,對于一些能源密集型的產業則給予進一步的減免。通過開征碳稅,瑞典在1990―2006年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了9%,大大超過《京都議定書》所規定的發達國家減排目標,而瑞典經濟也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

總的來看,通過合理的碳稅制度設計,以上國家在不減弱企業競爭力的同時,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控制,取得了生態和經濟效益的雙贏。

三、碳稅的影響

關于碳稅開征的影響,國內外學者進行了分析與探討。Goto(2005)通過一個簡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碳稅對宏觀經濟和工業部門的影響。Floros和Vlachou(2005)研究了碳稅對希臘制造業以及能源相關行業二氧化碳排放的影響,結果顯示碳稅能夠有效地減緩氣候變暖。Lee(2008)分析了碳稅和排污權交易對不同工業部門的影響,結果顯示僅征收碳稅對GDP有負面影響,若同時實施排污權交易則會拉動GDP增長。

從國內的研究來看,高鵬飛和陳文穎(2002)通過建立一個MARKAL-MACRO模型研究了碳稅對我國碳排放和宏觀經濟的影響,發現碳稅的開征將導致較大的國外生產損失,但存在減排效果最佳的碳稅。張明文等(2009)利用1995―2005年我國GDP、能源消費和資源稅樣本數據,通過構建基于面板數據的計量模型,分析了開征碳稅對我國28個省、直轄市和自治區的經濟增長、能源消費與收入分配的影響,結果發現征收碳稅能夠提高我國大部分地區的經濟規模,同時對東部地區的能源消費具有抑制作用,但會擴大大部分地區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的收入分配差距。

總的來說,碳稅的開征會在短期內會加重企業和個人的負擔,但從長遠的角度來說必將促進環境狀況的好轉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且,通過設計良好的碳稅制度可以將其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四、我國開展碳稅的制度設計

碳稅的開征不僅會影響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且會對企業和家庭產生重要的影響,對企業的競爭力和居民的負擔有重要的影響,因此,要使碳稅的開征達到理想的效果,就必須在借鑒國外碳稅先進經驗的基礎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設計合理的碳稅制度,要綜合考慮碳稅的課稅對象、征稅環節與納稅人、稅率、稅收優惠等要素。

就碳稅的課稅對象來說,由于碳稅的開征以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為目標,其課稅對象自然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是,由于現階段測量技術的不發達與成本問題,可以考慮將產生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如煤炭、天然氣、成品油等的含碳量作為課稅對象,等測量手段提升后再直接以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作為課稅對象。此外,為鼓勵清潔能源的發展應用,對二氧化碳排放量明顯減少的替代能源應免征碳稅。

關于碳稅的征收環節與納稅人,可以選擇在生產環節上征收,即就煤炭、天然氣、成品油等化石燃料的生產向生產企業征收碳稅,生產企業再通過提高經石燃料價格的方式轉嫁給消費者。也可以選擇在消費環節征收,即以煤炭、天然氣、成品油等化石燃料的消費向消費都征收。兩個環節的征收各有利弊,在生產環節征收可以實現稅款的源頭扣繳,減少偷逃稅的機會,從而保證稅款的及時、足額征繳;在消費環節征收有利于強化消費者減少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的意識,但該模型也存在化石燃料消耗量難以掌握的難題。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在開始階段在生產環節征收可能更具操作性,可以降低制度運行的成本。

關于碳稅的稅率,顯然需要從量征收并采取定額稅率,并根據不同化石燃料的含碳量實施差別稅率。就碳稅的具體稅率,需根據環保部門對化石燃料的含碳量測算結果確定,并考慮其對環境的危害程度及減少其危害的成本以及我國現行稅制中對該種化石燃料征收的具體情況。此外,為不影響企業的競爭力,在碳稅開征初期,稅率不宜更高,對企業和個人應分別采取不同的對策。

關于碳稅的優惠制度,需要考慮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照顧能源密集型基礎產業,盡可能減少碳稅的開征對其產生的負面影響。對一些高能源的企業,如鋼鐵企業和傳統電力企業,由于其自身的規律和其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與作用,在實施碳稅過程中應對其提供適當的優惠政策。國外在這方面也有此規定,如芬蘭對電力行業免稅;瑞典對工業企業的碳稅的征收優惠一半等。二是為鼓勵清潔能源的消費和技術進步,對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低于政府規定的標準甚至能實現逐年減排的能源消耗應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此外,為減輕個人和企業負擔,對低收入人群和困難企業應給予一定的政策優惠。

五、我國開展碳稅應注意的問題

由于碳稅的征收會涉及到很多方面,如企業和家庭的負擔、企業的競爭力、產業結構的導向等,因此,開征碳稅必然審慎考慮各方面的因素,注意各方面的問題,爭取在實現節能減排目標的同時,將其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應注意從我國國情出發設計碳稅。我國目前關于節能減排的約束主要是通過收費的方式征收,關于稅收的規定較少且零星分布于資源稅、消費稅與增值稅等規定中。因此,通過開征碳稅將顯著降低我國溫室氣體的排放。但由于我國工業技術基礎還較薄弱,創新能力不強,因此,碳稅的開征也會對我國企業的競爭力產生顯著的影響。此外,我國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的發展很不平衡。因此,如果需要開征碳稅,就必須考慮這些因素,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應采取差別稅率,且初始稅率也設定較低。而且通過碳稅獲得的稅收收入應納入一般財政收入,并實行專款專用,主要用于清潔能源的開發與利用,以降低我國溫室氣體的排放。

應注意完善相關的碳稅優惠減免政策。由于碳稅的征收會加重企業的負擔,因此會影響其在市場的競爭力。國外實施碳稅的國家為此都制定了相應的減免返還等措施。不加重微觀經濟主體的稅負也是其他在實施環境稅過程中所奉行的原則。因此,在開征碳稅的同時,必須有相應配套的碳稅優惠制度,以免對我國經濟發展造成過大的負面影響。通過實施優惠政策,使企業和個人等建立節能減排和有效利用環境的意識,鼓勵企業發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

盡管可以采取相應的替代措施,但碳稅的準確實施涉及到二氧化碳排放的測量,因此必須加強污染源的監測和相關的專業人員的培養和先進的監測設施的構建。通過培養大量的專業技術人和研發新型的監測設施,并在相關企業中進行推廣,有助于對二氧化碳的排放形成有效的監測,從而保證碳稅的準確有效實施。

最后,為保證碳稅的開征達到預期的結果,還需要加大宣傳力度,建立公眾基礎,相關的政府部門也應起到應用的推動作用。通過積極宣傳,使公眾明確碳稅的概念、目的和主要內容,以獲取群眾的支持和理解。政府相關部門也應加強與企業以及非政府部門的合作,以喚醒公眾的環保意識并與其建立良好的互動,潛移默化地改變企業和個人對節能減排的態度,從而推動碳稅的實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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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魏濤遠、格羅姆斯洛德:征收碳稅對中國經濟與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8).

篇7

習慣形成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及其說明

本部分首先給出了習慣形成的一般性分析框架，而后分別介紹了習慣形成是如何引入效用函數以及習慣是如何形成的。在此基礎上，給出了與習慣形成相關的幾個關鍵概念的區分。

(一)基準的分析框架習慣形成框架對Ramsey模型中代表性個體的偏好作了拓展，代表性個體的目標函數為:min∫+∞0u(c，h)e－ρtdt(1)其中，c表示消費，h表示習慣存量(habitstock)，ρ表示時間偏好率(rateoftimeprefer-ence)。uc(c，h)＞0，消費越多，效用水平越高;uh(c，h)≤0，習慣存量越大，效用水平越低。同時，代表性個體面臨如下兩個預算約束方程:k•=f(k)－c(2)h•=?(c，h)(3)方程(2)是代表性個體的預算約束方程;方程(3)表示習慣存量的動態積累方程。根據上述設定，習慣形成框架相當于是在傳統框架的基礎上增加了一個變量，即在方程(1)的效用函數中增加了習慣存量，習慣存量可以影響代表性個體的福利水平。我們通過構造如下現值的Hamiltonian方程來求解上述優化問題:H=u(c，h)+λ1(f(k)－c)+λ2?(c，h)(4)其中，λ1，λ2為協狀態變量(co-statevariable)，分別表示物質資本和習慣存量對應的影子價格。通過求解上述優化問題，我們可以得到如下的最優性條件:Hc=uc(c，h)－λ1+λ2?c(c，h)=0(5)Hk=λ1f'(k)=ρλ1－λ•1(6)Hh=uh(c，h)+λ2?h(c，h)=ρλ2－λ•2(7)和橫截性條件:limt→+∞λ1ke－ρt=limt→+∞λ2he－ρt=0(8)根據方程(2)、(3)、(5)、(6)、(7)和(8)，我們便可求解上述優化問題。需要說明的是，習慣形成框架通常得不到現實解，現有的研究主要是通過數值方法求解該優化問題的。

(二)關于效用函數的說明

相對于傳統框架而言，方程(1)中引入了習慣存量。現有的文獻研究主要是通過比值形式(multiplicative)、可減形式(subtractive)或是貼現因子的方式將習慣存量引入效用函數的。1．比值形式的效用函數Carrolletal．(2000)，Alvarez-Cuadradoetal．(2004)等通過如下的形式將習慣形成引入效用函數:u(c，h)=(c/hγ)1－σ－11－σ(9)其中，c表示消費，h表示習慣存量，σ是相對風險規避系數，γ∈［0，1)刻畫了習慣形成的重要性。若γ=0，效用水平取決于絕對消費量，這對應時間可分的效用函數;若γ=1，效用水平取決于相對消費(c/h);若0＜γ＜1，效用水平同時取決于絕對消費量和相對消費量。這是因為，c/hγ=c1－γ(c/h)γ。若γ＞1，則均衡狀態的效用水平隨消費的增加而遞減，這與現實經濟不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與時間可分的效用函數不同，習慣形成框架下消費跨期替代彈性與相對風險規避系數并不互為倒數。具體地，在比值形式的效用函數中，習慣形成并不影響相對風險規避系數，σ仍表示相對風險規避系數。根據Carrolletal．(2000)，方程(9)對應的消費跨期替代彈性為1/(γ(1－σ)+σ)。2．可減形式的效用函數Constantinides(1990)，CampbellandCochrane(1999)通過如下的形式將習慣形成引入效用函數:u(c，h)=(c－γh)1－σ－11－σ(10)其中，γ∈［0，1)刻畫了習慣形成對效用水平影響的重要性;γ越大表示習慣存量對效用水平的影響越重要。c－γh=(1－γ)c+γ(c－h)，從而個體的效用水平取決于絕對消費c和相對消費(c－h)。根據上述設定，可減形式效用函數將效用水平定義為消費的絕對差值，而比值形式效用函數將效用水平定義為消費相對比。在可減形式的效用函數中，若消費低于習慣形成指標，則效用函數沒有定義;而在比值形式的效用函數中，即使消費低于習慣形成指標，仍可以定義效用函數。根據Rozen(2010)，上述兩種效用函數的一個重要區別是，相對風險規避系數是否依賴于消費的大小。可減形式效用函數對應的風險規避系數是時間可變的，取決于消費水平和習慣存量;而在比值形式的效用函數中，相對風險規避系數為常數。值得注意的是，習慣形成引入效用函數的形式不同，模型的結論也差別較大。例如，Wendner(2003)研究發現，若習慣形式是可減的，則習慣力量越強，儲蓄越少;若習慣形式是可除的，則習慣力量越強，儲蓄越多。3．貼現因子形式的效用函數類似與Uzawa偏好的設定，我們還可以通過內生化貼現率的方式將習慣形成引入效用函數。例如，ShiandEpstein(1993)給出了如下的效用函數:u(c，h)=∫+∞0u(c)e－∫+∞0β(h)dsdt(11)其中，β(h)＞0，β'(h)＞0。值得注意的是，現有的研究主要是通過比值形式和可減形式將習慣形成引入效用函數的，而通過貼現因子方式將習慣形成引入模型的研究卻相對較少。#p#分頁標題#e#

(三)關于習慣形成的說明

現有的文獻假設習慣形成是過去消費(個人消費或是社會平均消費)的加權平均:h(t)=e－ath(0)+b∫t0ea(s－t)c(s)ds(12)h(t)=e－ath(0)+b∫t0ea(s－t)c珋(s)ds(13)其中，c(s)表示代表性個體的消費，c珋(s)表示社會平均消費。方程(12)對應內部習慣形成(internalhabit)，代表性個體的消費形成習慣;方程(13)對應外部習慣形成(externalhabit)，即社會平均消費形成習慣。a≥0表示平均的記憶長度(averagememoryspan)，其刻畫了不同時期消費對習慣形成的相對權重，a越大表示近期消費的權重越大。b≥0表示習慣形成的強度。就方程(12)和(13)分別對時間t求導數，我們可以得到習慣存量的動態積累方程:h(t)•=bc(t)－ah(t)(14)h(t)•=bc珋(t)－ah(t)(15)Alvarez-Cuadradoetal．(2004)認為習慣形成同時取決于代表性個體自身消費以及社會平均消費，他們給出了如下的習慣形成函數:h(t)=e－ath(0)+b∫t0ea(s－t)c(s)?c珋(s)1－?ds(16)其中，0≤?≤1反映了個體消費和平均消費對習慣形成的相對重要性。若?=0，則為外部習慣;若?=1，則為內部習慣;若0＜?＜1，則習慣形成是由自身消費和社會平均消費同時決定的。就方程(16)對時間t求導，我們可知:h(t)•=bc(t)?c珋(t)1－?－ah(t)(17)值得注意的是，外部習慣形成與內部習慣形成框架下，模型得到的結論有時差別很大。例如，Denis(2008)認為，內部習慣形成或是外部習慣形成對經濟周期特征的影響差別不大;而Nutahara(2010)則認為，習慣形成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經濟周期的作用機制，內部習慣是產生經濟周期的原因，而外部習慣卻不能產生經濟周期。

(四)幾個重要概念的區分

“與瓊斯保持一致”(keepingupwiththeJoneses)的概念，其含義是，當期社會平均消費使得當期個體消費的邊際效用增加，對應u12(c，c珋)＞0;DuporandLiu(2003)首次提出了“遠離瓊斯”(runningawayfromtheJoneses)的概念，其含義是，當期社會平均消費使得個體當期消費的邊際效用下降，其對應u12(c，c珋)＜0。此外，Abel(1990)首次提出了“追趕瓊斯”(catchingupwiththeJoneses)，其含義是，過去社會平均消費可以提高當期個體消費的邊際效用。我們通過Alonso-Carreraetal．(2004)給出的效用函數來更好地識別上述幾個基本概念:u(ct，ct－1，c珋t，c珋t－1)=(ct－γct－1－αc珋t－1－θc珋t)1－σ1－σ(18)其中，σ＞0，γ∈［0，1)，θ＜1。若α=θ=γ=0，則效用函數是時間可分的;若γ＞0，且α=θ=0，則對應內部習慣形成的情形;若θ＞0，且γ=α=0，則社會平均消費水平越高，個體的福利水平越低，從而個體是嫉妒型的;由于社會平均消費水平越高，其消費的邊際效用越高，從而是“與瓊斯保持一致”的。若θ＜0，且γ=α=0，由于社會平均消費越高，其效用水平越高，從而個體是利他類型的;由于社會平均消費越高，其消費的邊際效用越低，從而也是“遠離瓊斯”的。若α＞0，且γ=θ=0對應“追趕瓊斯”的情形。

習慣形成與消費—儲蓄理論

與時間可分的效用函數不同，在習慣形成框架下，代表性個體不僅關注消費的絕對量，而且關心消費的相對改變量，其平滑消費的意愿更強烈。在習慣形成框架下，習慣形成同時影響消費和儲蓄。例如，AlessieandLusardi(1997)認為，代表性個體的消費不僅取決于其永久性收入以及收入風險，而且取決于之前的消費;儲蓄不僅取決于收入變動，而且取決于過去的儲蓄。從而，我們可以通過習慣形成框架更好地分析消費儲蓄問題。

(一)習慣形成與消費之謎

1．消費的過度平滑之謎(excesssmoothnesspuzzle)根據永久收入理論，若各期收入正相關，則消費增長比收入增長的波動更大，而現實經濟中消費增長比收入增長的波動更小，總量消費的方差要小于收入的方差，也即存在消費的過度平滑之謎。LettauandUhlig(2000)在Hansen的真實商業周期經濟中(RBC)引入習慣形成，其認為個體通過調整消費和勞動供給以應對技術沖擊。習慣形成使得代表性個體更加規避風險，從而使得個體的消費跨期替代彈性下降，消費對技術沖擊的反應不敏感。Furer(2000)的研究發現，習慣形成的力量越強，代表性個體平滑消費的意愿越強烈，從而消費對收入沖擊或是利率沖擊的反應越平緩。若經濟中不包含習慣形成，收入沖擊使得消費迅速增加，而后又逐步減少，收入沖擊對消費并不能產生駝峰狀的(humpshaped)影響。Pagano(2004)同樣認為，在習慣形成框架下，收入沖擊使得個體緩慢調整消費，原因是，過快調整消費會形成較高的消費習慣，從而影響其未來的福利。此外，Pagano(2004)的研究發現，永久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很小，從而初始消費到均衡狀態是一個長期的收斂過程。

2．消費的過度敏感之謎(excesssensitivitypuzzle)根據生命周期—永久收入理論(LC-PIH)理論，個體的消費主要取決于永久性收入，而對當期收入的變動不敏感。但實證結果發現，當期消費對當期收入以及前期的收入非常敏感，也即存在消費的過度敏感之謎。需要說明的是，在傳統的Ramsey框架下，消費增長對收入的變動不敏感，而對利率的變動很敏感。例如，通過求解Ramsey模型可知，消費增長率取決于利率與時間偏好率的差，其中利率的系數為消費的跨期替代彈性，消費增長率與收入水平無關。Boldrinetal．(2001)在一個兩部門的RBC模型中通過引入習慣形成從而可以解釋消費的過度敏感之謎。與傳統的Ramsey模型不同，在習慣形成框架下，歐拉方程中同時包含當期消費增長、過去消費增長以及預期消費增長的因素，消費增長與收入增長高度相關。同時，在習慣形成框架下，消費跨期替代彈性變小，從而消費增長對利率變動不敏感。

3．消費的過度增長之謎在標準的Ramsey框架下，若實際利率很低，時間偏好率接近于零，則消費增長率應接近于零。實證研究發現，盡管實際利率很低(接近于零)，時間偏好率接近于零，但消費增長率卻嚴格為正，也即存在消費的預期增長率過高之謎。Seckin(2000)研究發現，非預期性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預期性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與習慣形成正相關。相對于時間可分的模型而言，在習慣形成框架下，永久收入變動對消費的影響較小，消費的增長率更高。Angelini(2009)在一個有限期限框架下考察了習慣形成對消費選擇的影響。研究發現，習慣形成對效用的影響力度越大，從既定消費中獲得的效用越低，從而在年老時期個體的消費增長越快。事實上，若個體能預測到這一情形，理性的決策者會在年輕時期選擇較少的消費，而對應消費的增長率卻較高。#p#分頁標題#e#

(二)習慣形成與儲蓄

1．習慣形成對謹慎性儲蓄(precautionarysaving)的影響

與收入的不確定性相同，習慣形成也可能是導致謹慎性儲蓄的重要原因。Diazetal．(2003)在一個新古典框架下考察了習慣形成對謹慎性儲蓄的影響。研究發現，相對于時間可分的模型而言，習慣形成使得預防性儲蓄增長。原因是，在包含習慣形成的框架下，消費者更注重消費的平滑性，從而會持有更多的資產。通過定量分析發現，在習慣形成的框架下，謹慎性儲蓄是時間可分框架下儲蓄的2—3倍。習慣形成對謹慎性儲蓄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習慣形成是否具有可持續性(persistent)。習慣形成的持續性越強，謹慎性儲蓄越多。這是因為對于給定的消費變動，習慣持續性越強，則習慣存量越高，從而消費者的謹慎性儲蓄越多。當然，也有學者認為習慣形成可能使得謹慎性儲蓄減少。例如，Smith(2002)認為習慣形成使得消費波動的方差減小，這又進一步使得謹慎性儲蓄減少。Angelini(2009)在一個有限期限的框架下引入習慣形成，研究發現，習慣形成對謹慎性儲蓄有負面影響。原因是，在習慣形成框架下，家庭從勞動收入以及總資產中的消費更少，從而使得非謹慎性儲蓄增加，謹慎性儲蓄減少。

2．儲蓄引致增長，還是增長導致儲蓄?

根據經驗研究，儲蓄與經濟增長嚴格正相關，高經濟增長引致了高儲蓄率，而不是高儲蓄引致了高經濟增長，這種現象在東亞國家尤為普遍。需要說明的是，在標準的增長框架下很難得到上述結論。原因是，在標準框架下，經濟增長率越高，前向預期(for-ward-looking)的消費者感覺自己未來會更富裕，從而選擇增加消費和減少儲蓄。Carrolletal．(2000)在標準框架下引入習慣形成，研究發現，經濟增長引致儲蓄，從而可以解釋高經濟增長導致高儲蓄率問題。原因是，習慣形成意味著個體不僅關注消費水平，而且關注消費水平的變化。為平滑消費，對于任何收入沖擊，個體的最優選擇是較多的儲蓄和較少的消費。Alvarez-Cuadradoetal．(2004)在一個新古典增長框架下，通過數值模擬同樣得到了上述結論。

習慣形成與經濟周期理論

近年來，習慣形成也被用來分析經濟周期問題，這些研究主要是在真實經濟周期框架以及新凱恩斯框架下考察技術沖擊、貨幣政策沖擊、財政政策沖擊等對模型經濟周期影響的。一個重要結論是，引入習慣形成可以使得模型更好地擬合現實經濟。需要說明的是，這些研究除包含習慣形成外，還包含其他扭曲性因素，例如，投資的調整成本、生產利用率(capacityutilization)等。

(一)實際經濟周期理論(RealBusinessCycleTheory)

我們可以通過RBC模型考察外生沖擊對經濟內生變量的影響，但RBC模型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在標準的RBC模型中，外生沖擊并不能使得產出產生持續的駝峰狀的影響，從而與現實經濟存在一定的差異。為此，經濟學者在標準的RBC模型中引入習慣形成，從而使得RBC模型得到的結論更好地擬合現實經濟。

1．單部門框架的分析

LettauandUhlig(2000)在Hansen的真實商業周期經濟中(RBC)引入習慣形成，考察了外生技術沖擊對消費、勞動選擇、產出以及投資的影響。研究發現，消費對于技術沖擊更平穩。原因是，習慣形成使得代表性個體更加規避風險。由于個體可以決定勞動/休閑選擇，對于技術沖擊，他們會選擇更多的休閑，而不需要通過調整消費來實現。FrancisandRamey(2002)在一個新古典增長框架下對比了時間可分與習慣形成框架下技術沖擊對經濟內生變量的影響。研究發現，在習慣形成框架下，產出、投資和消費對技術沖擊的反應更平滑，而勞動和工資的反應卻更劇烈。習慣形成框架下各內生變量的變化與現實經濟更一致。Letendre(2004)在一個小型開放經濟框架下引入習慣形成和資本利用率，從而考察了技術沖擊以及政府公共支出沖擊對經濟的動態影響。研究發現，資本利用率使得產出、投資、勞動的波動與現實經濟更一致，而習慣形成使得消費的動態特征與現實經濟更一致。

2．兩部門框架的分析

Boldrinetal．(2001)在一個包含消費品生產部門和投資品生產部門的兩部門經濟中引入習慣形成。通過參數校準和數值模擬發現，習慣形成可以更好地改善標準RBC模型的結論。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可以較好地解釋產出的持續波動;(2)可以解釋就業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的流動;(3)消費增長相對于產出增長的過度敏感性;(4)可以解釋利率與過去產出的正相關性以及未來產出的負相關性。Gershun(2010)同樣在一個同時包含消費品和投資品的兩部門經濟中引入習慣形成。研究發現，相對于傳統的單部門模型而言，兩部門模型可以較好地解釋現實經濟周期，經濟中的消費波動、產出波動、投資波動以及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與現實經濟更一致。

(二)新凱恩斯框架下(NewKeynesianEconomics)的分析

與新古典框架的設定不同，新凱恩斯框架假定市場不是完全競爭的。例如，假設價格黏性和工資黏性，壟斷競爭的廠商等。在新凱恩斯框架下引入習慣形成，可以更好地分析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沖擊對經濟的短期影響。例如，根據經驗研究，貨幣政策沖擊對消費的影響是駝峰狀的。在不包含習慣形成的框架下，政策沖擊使得消費很快達到峰值，而后又收斂到長期均衡值。若在新凱恩斯框架下引入習慣形成則可以更好地擬合上述特征事實。Christianoetal．(2005)在一個新凱恩斯框架下引入習慣形成，研究發現，通過該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釋貨幣政策沖擊對美國經濟的動態影響。貨幣政策沖擊可以引起通貨膨脹慣性，并對產出產生持續的駝峰狀影響。貨幣政策沖擊對投資、消費、就業的影響也均是駝峰狀的。此外，他們還發現，工資黏性而非價格黏性對于政策沖擊對經濟的影響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若只是引入黏性工資，則模型擬合結果與現實經濟一致;若只引入黏性價格，則模型擬合結果較差。Bouakezetal．(2005)在一個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框架下引入習慣形成和投資的調整成本，考察了貨幣政策沖擊對經濟周期的影響。研究發現，貨幣沖擊使得產出、消費以及勞動時間是持續的駝峰狀關系，這與現實經濟更一致。貨幣供給沖擊可以解釋50%的短期產出波動和27%的長期產出波動，技術沖擊可以解釋71%的長期產出波動。習慣形成使得個體更緩慢地調整勞動供給，相對于時間可分的效用函數而言，習慣形成使得個體的消費更平滑和持續。#p#分頁標題#e#

習慣形成與經濟增長理論

根據內生增長理論，生產外部性是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原因。習慣形成相當于是消費的外部性，其盡管不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但卻可以影響經濟增長的動態特征。例如，在簡單AK經濟中，若效用函數是時間可分的，則經濟中沒有轉移動態(transitionaldynamics)。原因是，在基本的AK模型中，利率始終為常數，從而消費增長率立刻從初始狀態收斂到均衡狀態。若在效用函數中引入習慣形成，則即使在簡單AK經濟中也可以產生轉移動態。

(一)習慣形成與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

Weder(2000)在BenhabibandFarmer(1996)的兩部門模型中引入習慣形成，研究發現，在包含習慣形成的框架下，即使生產的外部性很小，也能產生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Aurayetal．(2005)在一個標準的貨幣先行(CIA)框架下引入習慣形成。研究發現，若習慣形成的強度足夠大，則經濟中越可能產生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原因是，習慣形成使得個體跨期替代的動機減弱。Chenetal．(2010)在一個單個部門的經濟中內生化勞動力供給，假設習慣形成取決于上期的消費，從而考察了模型的動態特征。研究發現，習慣形成是產生經濟增長不確定性的重要原因。2．習慣形成與經濟增長的全局不確定性Chen(2007)在一個AK經濟中假設代表性個體的消費可以形成消費習慣，習慣形成又可以影響代表性個體的福利水平。研究發現，經濟中存在兩條平衡增長路徑:第一條收斂路徑對應較高的消費和習慣以及較低的經濟增長率，第二條收斂路徑對應較低的消費和習慣以及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兩條平衡增長路徑均是鞍點穩定的。經濟中之所以能夠產生多重均衡點是因為習慣形成會對消費產生跨期互補效應，即當期消費可以通過影響未來消費進而影響社會福利。需要說明的是，對于給定的初始狀態，一個小的擾動可以使得經濟收斂到另一條平衡增長路徑。

(二)不同增長框架下的習慣形成

現有的研究主要是在新古典增長框架以及簡單AK框架下考察習慣形成對經濟影響的。這些研究初步考察了習慣形成對經濟的均衡狀態以及轉移動態的影響。新近的研究開始在兩部門和多部門的框架下引入習慣形成，從而更好地分析不同增長源泉下習慣形成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1．新古典增長框架下的習慣形成

RyderandHeal(1973)首先在一個新古典增長框架下引入了習慣形成，并考察了習慣形成框架下模型的動態特征。研究發現，若效用函數是時間可分的，均衡狀態的消費僅取決于人均資本存量，且從初始狀態出發，經濟單調收斂到均衡狀態;若效用函數中包含習慣形成，則從初始狀態到均衡狀態的動態特征是不確定的，經濟中有可能產生極限環(limitcycle)。Alvarez-Cuadradoetal．(2004)在一個新古典增長框架下，分別考察了時間可分效用函數、內部習慣以及外部習慣框架下模型的動態特征以及經濟收斂速度問題。研究發現，在新古典增長框架下，習慣形成和資本的報酬遞減會同時影響經濟的轉移動態過程。他們同時考察了生產率沖擊以及初始資本存量減少對經濟的動態影響。研究發現，時間可分效用函數與習慣形成框架下的結論差別很大，而內部習慣與外部習慣框架下的結論差別不大。TurnovskyandMonteiro(2007)在一個新古典增長框架下同時引入習慣形成與生產的外部性，進而考察了習慣形成和生產外部性相互作用對經濟的影響。研究發現，習慣形成對經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勞動力供給彈性與否。若勞動供給是外生的，則相對于社會計劃者經濟而言，分權經濟下的資本存量和產出水平較低，而產出資本比和消費產出比卻較高。若勞動供給是內生的，則相對于社會計劃者經濟而言，分權經濟下的資本存量、勞動供給、產出以及消費水平更高。此外，習慣形成可以影響經濟的轉移動態特征。

2．簡單AK框架下的習慣形成

Carrolletal．(1997)在AK框架下考察了習慣形成對經濟的影響。研究發現，習慣形成框架下的結論與時間可分框架下的結論差別很大。例如，在時間可分效用函數的框架下，資本的負向沖擊并不影響儲蓄率和經濟增長率;而在習慣形成框架下，資本的負向沖擊使得轉移動態過程中的儲蓄率和經濟增長率均下降。相對于內部習慣形成框架而言，外部習慣框架下技術沖擊對經濟的影響更大，同時外部習慣框架下經濟的收斂速度更快。原因是，在內部習慣形成框架下，代表性個體效用函數的曲率更大。此外，外部習慣形成對應的效用要低于內部習慣框架下的效用。Alonso-Carreraetal．(2005)在AK經濟中考察了習慣形成對經濟的影響。研究發現，習慣形成使得經濟增長率上升。原因是，習慣形成使得個體將消費推遲，從而增加儲蓄。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古典增長框架下與AK框架下，模型的動態特征差別很大。若生產函數為y=Ak型，經濟的轉移動態過程是單調的，且轉移路徑依賴于初始資本與初始習慣存量的比值;若生產函數為y=Ak+Bkα型，轉移動態過程是非單調的，且轉移路徑依賴于初始資本與初始習慣存量。此外，外生沖擊對經濟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于模型框架的設定。

3．Uzawa-Lucas框架下的習慣形成

Hiraguchi(2011)在一個同時包含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的Uzawa-Lucas經濟中按照比值形式引入習慣形成，進而考察了習慣形成對經濟動態特征的影響。研究發現，盡管效用函數是非凹的，經濟中仍存在一條最優路徑使得經濟收斂到均衡狀態。在人力資本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型中，習慣形成使得經濟的收斂速度降低。此外，習慣形成的重要性越大，經濟增長率越高。Hiraguchi(2011)認為，我們可以通過消費產品種類以及習慣形成力度的差別來解釋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收入水平以及經濟增長的差距。

4．R＆D驅動經濟框架下的習慣形成

DoiandMino(2008)在一個水平創新的R＆D驅動經濟中引入習慣形成。研究發現，習慣形成可以顯著影響平衡增長路徑以及經濟的轉移動態特征。相對于時間可分的效用函數而言，在習慣形成框架下，經濟增長的規模效應、R＆D補貼對經濟的影響以及最優狀態差別很大。若習慣形成的外部性為負，則經濟中存在唯一的平衡增長路徑，且均衡狀態是鞍點穩定的。若習慣形成的外部性為正，則平衡增長路徑可能是完全不穩定的。相對于時間可分的效用函數而言，若習慣形成的外部性為負，則經濟增長率更高;若習慣形成的外部性為正，則經濟增長率更低。

習慣形成與宏觀經濟政策#p#分頁標題#e#

過去的消費形成消費習慣，消費習慣又會影響代表性個體的最優化行為，而宏觀經濟政策又通過影響代表性個體的最優化行為從而對經濟產生影響。與時間可分效用函數相比，習慣形成框架下代表性個體的最優化行為不同，從而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的影響也差別較大。

(一)習慣形成與貨幣政策

Faria(2001)在Sidrauski包含貨幣的新古典經濟中引入習慣形成，考察了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研究發現，在包含習慣形成的框架下，貨幣是超中性的，弗里德曼法則(FriedmanRule)仍是貨幣供給的最優法則，而貨幣需求卻比Sidrauski模型得到的貨幣需求更大。在包含習慣形成的框架下，代表性個體的最優貨幣需求對于通貨膨脹率和名義利率更敏感。值得注意的是，Faria(2001)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效用函數的形式，若效用函數是可減形式的，則習慣形成框架下的貨幣需求要比Sidrauski模型的貨幣需求更小。AmatoandLaubach(2004)在一個黏性價格的一般均衡框架下考察了習慣形成對最優貨幣政策的影響。習慣形成可以在預期IS曲線以及新凱恩斯菲利普斯曲線中引入內生的持續性，其通過影響總需求和總供給進而影響模型的動態特征。研究發現，貨幣政策的優化目標與福利極大化、產出穩定以及通貨膨脹穩定等目標是一致的，利率法則(interestraterule)可以實現社會福利最優化。習慣形成框架下，最優貨幣政策對應的產出波動和利率波動的方差上升。MansoorianandMichelis(2005)在一個包含貨幣的AK經濟中引入習慣形成，其假設貨幣需求也可以形成習慣，從而考察了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研究發現，當經濟處于轉移動態過程中時，通貨膨脹率上升使得持有貨幣真實余額的成本上升，為實現既定的消費習慣，代表性個體的儲蓄減少，從而使得經濟增長率降低。需要說明的是，通貨膨脹率只能影響轉移動態過程中的經濟增長率，在長期中，經濟又回到均衡狀態，通貨膨脹率不影響經濟增長。在傳統的凱恩斯框架下，并不能產生流動性效應(liquidityeffect)，即擴張性貨幣政策并不能使得名義利率降低。這是因為，擴張性貨幣政策使得預期通貨膨脹率上升，同時使得實際利率上升。綜合上述兩種作用，擴張性貨幣政策使得名義利率上升。Edge(2007)在一個新凱恩斯模型中引入習慣形成。研究發現，擴張性貨幣政策使得實際利率下降的幅度要比預期通貨膨脹率上升的幅度更大，從而擴張性貨幣政策使得名義利率降低，經濟中可以產生流動性效應。

(二)習慣形成與財稅政策

LjungqvistandUhlig(2000)在一個“追趕瓊斯”的經濟中考察了最優稅收政策設定。研究發現，稅收政策通過消除消費外部性以實現社會最優，社會最優稅率與生產率沖擊正相關。若由于生產沖擊使得經濟過熱，則可以通過提高稅率使得個體減少消費實現社會最優;若經濟處于蕭條狀態，則可以通過降低稅率使得個體增加消費從而實現社會最優。“追趕瓊斯”框架下的最優稅收政策設定與凱恩斯強調的需求管理政策強調是一致的，盡管兩者在作用機制上差別較大。Abel(2005)在一個新古典經濟中引入消費的外部性，假設個體的效用不僅取決于自身的絕對消費量，而且還取決于自身消費相對于基準(benchmark)消費的比率。Abel(2005)假設基準消費量等于其他個體消費量的加權平均，研究發現，社會最優的平衡增長路徑可以通過修正的黃金法則(modifiedgoldenrule)以及代際之間的消費配置來實現。我們可以通過社會保障體系和資本收入稅使得分權經濟復制社會計劃者經濟。若社會計劃者(socialplanner)比個體更有耐心，則最優的資本收入稅率嚴格為正。Alonso-Carreraetal．(2005)在一個包含習慣形成的內生增長模型中考察了最優消費稅率和最優收入稅率設計。研究發現，平衡增長路徑上的最優收入稅率為零，而轉移動態過程中的最優收入稅率不為零;平衡增長路徑上的最優消費稅率為常數，轉移動態過程中的最優稅率有可能是遞增或是遞減的。若生產函數為y=Ak型，最優稅率依賴于初始資本與習慣存量的比值;若生產函數為y=Ak+Bkα型，最優稅率依賴于初始資本與習慣存量，且是非單調的。Gomez(2006)在一個外部習慣形成的AK經濟中考察了如何通過消費稅率使得分權經濟復制社會計劃者經濟的問題。研究發現，最優消費稅率的動態特征取決于習慣存量的影子價格與資本影子價格的大小對比。若習慣存量的影子價格高(低)于資本的影子價格，則最優消費稅率是遞增(減)的。Gomez(2010)在一個包含習慣形成的內生增長框架下引入政府生產性公共支出，假設生產性公共支出是通過收入稅實現的，且生產性公共支出存在擁擠效應。研究發現，增長極大化的稅率正好等于生產性公共支出的產出彈性。此外，若生產性公共支出中存在擁擠效應，則分權經濟可以復制社會計劃者經濟。

(三)習慣形成與匯率政策

Mansoorian(1996)在一個包含習慣形成的小型開放經濟中考察了匯率政策對經濟的影響。研究發現，若經濟中包含習慣形成，則個體總要達到習慣形成的消費水平。本幣貶值使得個體減少儲蓄，增加短期消費。短期貨幣需求減少幅度要比長期貨幣需求更小，這導致本國經常賬戶赤字。當經濟處于轉移動態過程時，消費和貨幣需求均是遞減的。根據經驗特征事實，消費和匯率是緩慢調整的，但在標準的框架很難擬合這一結論。Uribe(2002)認為，在時間可分的框架下，匯率升值使得消費迅速增加，總量支出的增加又使得匯率迅速上升，匯率和消費支出之間并不是緩慢調整的過程。在習慣形成框架下，匯率升值并不能使得消費迅速上升，這是因為消費上升形成的消費習慣使得未來消費的邊際效用增加，從而不是最優的。個體消費支出的增加會引起匯率的緩慢上升，從而產生匯率與消費支出的緩慢調整。

習慣形成與股權溢價之謎

習慣形成不僅用來分析宏觀經濟問題，而且也被廣泛用于分析金融問題，例如資產定價理論等。當然，廣義上講，這些也都屬于宏觀經濟學研究的范圍。這方面最經典的研究主要是通過習慣形成框架來解釋股權溢價之謎(EquityPremiumPuzzle)。MehraandPrescott(1985)通過美國資本市場1889—1978年的數據研究發現，短期債券的年均回報率為0．8%，而股票市場的年均回報率為6．98%，股權溢價為6．18%。他們在一個完備市場的模型中引入時間可分的效用函數研究發現，在合理的參數環境下，模型校準得到的股權溢價要遠低于現實經濟的數據，這就是股權溢價之謎。他們認為若要使理論模型得到的股權溢價與現實經濟相一致，則代表性個體的相對風險規避系數需遠高于現實經濟的合理參數值。Abel(1990)通過比值形式的將習慣形成引入效用函數，從而考察了外部習慣和內部習慣框架下的資產定價問題。研究發現，相對于時間可分的效用函數而言，習慣形成框架可以更好地解決股權溢價問題。Constantinides(1990)在一個理性預期的模型中引入內部習慣形成。研究發現，相對于時間可分的效用函數而言，包含習慣形成的框架能較好地解釋風險溢價之謎，這主要是因為習慣形成框架下消費者的相對風險規避系數與消費跨期替代彈性并不僅僅是簡單的互為倒數的關系，習慣存量在兩者之間增加了一個“楔子”。CampbellandCochrane(1999)引入可減形式的習慣形成，其將效用函數表示為u(ct，ht)=(ct－ht)1－σ/(1－σ)，從而相對風險規避系數為σct/(ct－ht)。可以看出，與時間可分的效用函數不同，在習慣形成的框架下，相對風險規避系數不為常數，而是取決于消費以及習慣存量的大小。他們的研究發現，若習慣形成是消費的80%—90%，且σ在合理的參數區間內取值，則可以解釋股權溢價之謎。與Constantinides(1990)不同，CampbellandCochrane(1999)假設習慣形成是消費的非線性函數。此外，Dai(2000)通過隨機(stochastic)習慣形成來解釋股權溢價之謎，他認為相對于確定性的習慣形成框架而言，隨機習慣形成框架可以更好地解釋股權溢價之謎。MeyerandMey-er(2005)認為，若相對風險規避系數關于消費是遞減的，且相對風險規避系數大于1，則可以解釋股權溢價之謎，習慣形成為該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條途徑。事實上，我們可以就引入習慣形成后為何更有利于解釋風險溢價之謎給出一些更加直觀的解釋。在包含習慣形成的框架下，個體不僅關注消費流量，而且關注消費的相對變化，個體平滑消費的意愿更強烈。持有風險資產使得收益和消費波動更大，因此，相對于無風險資產而言，風險資產必須有較高的風險溢價。當然，也有一些學者就習慣形成能否解決風險溢價問題提出了質疑。例如，Cham-pan(2002)認為在1948年前后消費增長率的變化很大，1889—1948年，消費增長的年均標準誤是4．51%，1949—1978年，消費增長的年均標準誤是1．13%。習慣形成模型可以較好地解釋1948年以前的現實;而以1949—2000年的數據考察時，習慣形成模型并不能較好地解釋現實經濟中的消費增長以及資產回報率的差異。Champan(2002)在一個連續時間模型中通過1949—2000年的數據研究發現，相對風險規避系數需為10．75才能擬合現實經濟，且這一結果不會隨著習慣形成參數的改變而降低。Otroketal．(2002)認為在習慣形成框架下，股權溢價主要取決于高頻波動(high-frequencyvolatili-ty)，消費波動率的微小變動可以導致股權溢價的大幅變化。通過參數校準和數值模擬發現，習慣形成框架下股權溢價下降了2500個基準點(basis-point)，無風險利率上升了1600個基準點;而現實經濟中股權溢價上升了200個基準點，無風險利率下降了200個基準點。理論模型并不能擬合現實經濟，因而習慣形成能否解釋股權溢價之謎還有待商榷。#p#分頁標題#e#

結語

篇8

(一)一般系統論的基本原理

1.系統與系統論的概念

1925年，奧地利生物學家貝塔菲（L.V.Bertalanffy1901-1971）創立了系統論。系統是“由若干要素按一定關系組合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其中要素又稱為子系統”。系統論是研究系統的一般模式、結構和規律的學問。它研究各種系統的共同特征，用數學方法定量地描述其功能，尋求并確立適用于一切系統的原理、原則和數學模型，是具有邏輯和數學性質的一門科學。[1]（P55）系統是普遍存在的。由于構成要素不同，要素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方式不同，系統可分為不同的類型。按自然屬性，可分為自然系統和人造系統；按物質屬性，可分為實體系統和概念系統；按運動屬性，可分為動態系統和靜態系統；按系統與環境的關系，可分為開放系統、封閉系統和孤立系統；按反饋屬性，可分為開環系統和閉環系統；[2]（P128-129）按規模，可分為小型系統、中型系統、大型系統和巨型系統；按復雜程度，可分為簡單系統、復雜系統、超復雜系統；按狀態，可分為平衡態系統和非平衡態系統。對系統進行分類，是為了把系統的抽象性與具體的客觀事物聯系起來加以研究。實際上，現實系統常常是以上幾種典型類型的綜合體，例如，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經濟系統都是非平衡態的超復雜巨型系統。

2.系統論的基本原理

作為系統論研究對象的“系統”，是現實世界的形形的系統的抽象。人們抽去了實際存在的物質系統或概念系統的具體屬性，考察和肯定了它們共同的系統方面的特征和性質。系統的這些性質的客觀存在構成了系統論的基本原理。它們包括：⑴整體性原理。系統是由若干要素組成的具有一定新功能的有機整體，各要素一旦組成系統整體，就具有獨立要素所不具有的性質和功能，形成了新的系統的質的規定性，其諸構成要素的特定狀態的最佳組合秩序構成系統的整體最優化，即系統的整體功能大于系統各要素功能的迭加。⑵層次性原理。由于組成系統的諸要素的種種差異，從而使系統組織在地位與作用，結構與功能上表現出等級秩序性，形成了具有質的差異的系統等級，即層次。⑶開放性原理。系統具有不斷地與外界環境進行物質、能量、信息交換的性質和功能，系統向環境開放是系統得以向上發展的前提，也是系統得以穩定存在的條件。⑷目的性原理。系統在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中，在一定的范圍內，其發展變化不受或少受條件變化或途徑經歷的影響，堅持表現出某種趨向預先確定的狀態的特性。⑸有序性原理。系統內部按一定的規律運行，各要素在系統中的位置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系有一定的秩序，能夠使系統產生一定的功能。⑹動態性原理。一切系統都處于不斷變化、發展之中，絕對靜態的系統是不存在的；任何系統的正常運轉，不但受到系統本身的條件限制和制約，還受到相關系統的影響和制約，所以，隨著系統內外條件的變化，加快了系統內外條件的組合和重新組合，從而激化了系統運動的動態性。此外，系統論還包括:相似性、相關性、穩定性、慣性和負反饋原理等。

（二）信息論的基本內容與方法

1.信息的概念與特征

信息是宇宙中除物質和能量外的第三種“要素”。三者都極為重要，如果沒有物質，宇宙就會變得虛無飄渺；如果沒有能量，宇宙就會失去演化的動力；而如果沒有信息，宇宙就會變得雜亂無章。可見，信息的重要性絕不亞于物質和能量。[3]所謂信息，就是人們能夠識別的、具有新內容的消息。1948年，美國數學家申農（C.E.Shannon）創立了信息論，他提出：信息是系統不確定性的減少，或者說是對事物運動狀態或存在方式的不確定性的描述。在物理學中，信息就是有序化的程度，因此信息就是負熵（物理熵表示的是系統無序化的程度，即系統的無序量；而負熵表示的是系統有序的程度）。[4]（P27-28）在任何一個信息流通系統中,都有發出信息的發送端(信源)、接收信息的接收端(信宿)、以及信息流通的通道(信道)。[5]（P4-6）信息具有可識別性、可轉換性、可存貯性、可傳遞性、可擴充性、可壓縮性和可共享性等特征。這些特征，使信息論和信息方法在循環經濟中的運用成為可能。

2.信息論的含義

信息論是關于信息的基本理論，是研究信息的本質，并用數學方法研究其計量、交換、傳遞和儲存的學科。信息論可分為狹義信息論與廣義信息論。狹義信息論又稱申農信息論，它是以數學方法研究通訊技術中關于信息的傳輸和變換規律的一門科學。它給出了各種條件概率下的信源信息量、信道容量、信息傳遞和交換、噪聲與濾波、調制等的計算方法和公式，對信息的規律進行定量處理。廣義信息論也稱信息科學,它超出了通訊技術的范圍來研究信息問題，它以各種系統、各門科學中的信息為對象，廣泛地研究信息的本質和特點，以及信息的取得、計量、傳輸、儲存、處理、控制和利用的一般規律。

3.信息方法

廣義信息論的發展為人們提供了一種研究系統功能的方法——信息方法。所謂信息方法，就是運用信息的觀點，把對象作為系統，完全脫開其具體運動形態，將其運動過程抽象成為一個借助信息的傳輸和變化，實現其目標的運動過程的研究方法。通常用反饋信息作為實現系統目標的控制手段。信息方法不同于傳統的經驗方法。它具有綜合性的特點。它從系統對信息的接收和使用過程來研究對象的特征，研究對象系統與外界環境之間的信息輸入與輸出關系，從而可以把不同的對象加以類比研究。同時它又是用聯系、轉化的觀點，綜合研究系統運動的信息過程。通過這樣的方法對復雜事物進行研究，就不需要像通常那樣去解剖分析整體結構，而是直接從整體上綜合考察信息的流程，由此獲得有關的知識。這對于認識和揭示事物的復雜性、系統性和整體性，是大有裨益的。[6]（P45-46）信息方法具有較高的普遍意義和較大的適用范圍，不但適用于廣泛的自然科學領域，而且也可以應用于部分的社會科學領域，如現代經濟學、生態科學、環境科學中。

（三）控制論與控制論方法

1.控制論的基本概念

1948年，美國著名數學家維納（N.Wiener，1894～1964），創立了系統的控制論。控制是按照給定的條件和預定的目標，對一個過程或一系列事件施加影響的一種行動。也有人認為，控制是為了改善某個對象的功能或發展，需要獲得并使用信息，以這種信息為基礎而選出的加于該對象之上的作用。控制論是研究各類系統之間共同的調節和控制規律的科學，也可以說，控制論是研究系統的控制規律以實現優化目標的科學。它利用系統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和信息傳遞，將整個系統組織成為能自動地合乎要求的運動機制。

2.控制論的信息方法

控制論的基本概念是信息和反饋。維納指出，我們用來控制環境的命令，都是我們給予環境的信息。任何組織能夠保持自身的穩定性，是由于它具有取得、使用、保持和傳遞信息的方法。所以，信息和控制是不可分離的，信息論是控制論的基礎。信息的變換過程“信息—輸入—存貯—處理—輸出—信息”中便存在著“反饋”信息。所謂“反饋”，就是把施控系統的信息（又稱給定信息）作用于被控系統（對象）后產生的結果（真實信息）再輸送回來，并對信息的再輸出發生影響的過程。維納稱反饋是控制系統活動的一種方法，是信息傳遞和返回的過程，其特點就是根據過去的操作情況去調整未來的行為。因此，控制論里所說的反饋，主要指的是信息反饋。反饋可分為兩類，即正反饋和負反饋。如果反饋信號是增強系統輸入效應的，即控制系統的給定信息與真實信息的差異傾向于加劇系統正在進行的偏離目標的活動，那么它就使系統趨向于不穩定狀態，乃至破壞穩定狀態，這就稱為正反饋。相反，如果反饋信號是減弱系統輸入效應的，即控制系統的給定信息與真實信息之差傾向于反抗系統正在偏離目標的運動，那么它就使系統趨向于穩定狀態，這就是負反饋。正反饋使系統的輸出量變得越來越大，往往可用來提高系統的靈敏度；而負反饋則可以補償系統內部的某些因素變化而產生的影響，使系統的穩定性增加。在控制系統中，一般是用負反饋來調節和控制系統的機制。

3.控制論的黑箱方法

黑箱方法是控制論的一個常用方法。它是將一個未知的事物看作一個黑箱——封閉的箱子，其內部構造和機能尚不很清楚，在輸入刺激和干擾的作用下，其行為反映在有指示的輸出端，通過外部觀測所獲得的信息數據，便能辨識其系統結構和功能。黑箱可以是任何系統，所有的事物實質上都是或曾經是黑箱。黑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是相對于人的認識主體而言的。人的認識總是從不知到知、從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對于不同的人，同一對象既可能是黑箱，也可能是“白箱”，即有的人尚未認識而有的人已經認識。人的認識又是逐漸積累、不斷深化的過程。有的事物目前完全不了解，是個黑箱；有的則會有部分了解，它便是個不完全的黑箱，是有“部分黑”又有“部分白”的“灰箱”。當我們認識和掌握了系統的內部結構，它便成為“全知的黑箱”或“白箱”。維納認為，把白箱即某些具有已知結構的物體的結構關系，按一定的關系式表達出來，就是“白箱網絡”。通過這種“白箱網絡”，就可以對系統進行再認識，或者控制系統以后的過程和預測系統的未來行為。白箱方法要求同時觀測和辨識系統的運動狀態和內部結構，具有更大的預測性，因而在現代控制論中受到更多的重視。

4.控制論的功能模擬法

所謂功能模擬法，就是根據模型和原型之間的相似關系來模擬對象，通過模型來間接地研究原型的規律性的實驗方法。控制論的模型大致有兩類：一類是實體模型或實物模型；另一類是理想模型，即形象或符號模型。功能模擬法不同于傳統的模擬法，它不著眼于對象內部的具體物質組成和結構形態，也不著眼于對象的運動形態和能量特征，而是以功能或行為的相似性、代表性和外推性為條件，在系統與系統之間進行對比和模擬。由于這種功能或行為的相似性，在生物和機器以至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因而功能模擬法適用的范圍更為廣泛。功能模擬法可以運用黑箱理論從功能上描述復雜系統對環境影響的反應方式，而無需分析系統內部的物質基礎和個別元素，不追求模型的結構是否與原型相同，從而揭示原型的復雜機制和基本功能。比如，電腦撇開人腦的復雜的結構和組成，從功能方面模擬人腦。功能模擬法注重信息在控制和自組織系統中所發揮的功能，并不意味著它完全撇開結構談功能。不同的結構可以有相似或相同的功能，從這些相似或相同的功能中去揭示和確定它們各自的結構特點，就必須研究功能與結構之間更為復雜和細致的關系。功能模擬法建立在功能和結構是辯證的統一這種認識的基礎之上。正是在對模型的行為和結構的內在聯系進行研究的條件下，它可以發現和揭示新的尚未被認識的系統原型的特點和屬性。[6]（P98-112）

（四）系統的自組織理論

自組織是現代非線性科學和非平衡態熱力學的最令人驚異的發現之一。從系統論觀點看，自組織是指一個系統在內在機制的驅動下，自動從簡單向復雜、從粗糙向細致方向發展，不斷提高自身的復雜性和精細度的過程。從熱力學觀點看，自組織是指一個系統通過與外界交換物質、能量和信息，不斷降低自身的熵含量（熵產），提高其有序度的過程。從統計力學觀點看，自組織是指一個系統自發地從最可幾狀態向幾率較低的方向變化或移動的過程。從進化論觀點看，自組織是指一個系統在“遺傳”、“變異”和“優勝劣汰”等機制的作用下，其組織結構和運行模式不斷地自我完善，從而不斷提高其適應環境能力的過程。[1]（P58-61）自組織的過程就是系統的各子系統的狀態變量相互作用，形成一種統一的力量，使系統發生質變的過程。從這一特點出發，哈肯提出了序參量的概念。序參量是描述系統有序程度的量，它是指在系統處于無序狀態時，其值為零，隨著系統由無序向有序轉化，其值從零向正有限值變化或由小向大變化的一個或幾個變量。它可以用來描述系統的有序程度或自組織狀態。一系列系統理論，對于深入認識系統的自組織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這其中包括前面談到的主要以既成系統為研究對象的一般系統論、信息論和控制論。也包括20世紀60～70年代興起的，以系統的發生、發展為重點，探討系統自組織演化問題的耗散結構理論、協同理論、超循環理論、突變理論、混沌理論和分形學。

1.耗散結構理論

比利時科學家伊里亞．普里高津（I．Prigogine）在研究某些遠離平衡態并且包含多基元多層次的開放化學系統時，發現這些系統通過耗散運動（與外界進行的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運動），在系統內部漲落（局部的起伏偏差）的觸發下，可以自組織地形成某種動態穩定的時空上有序的結構，稱之為耗散結構。生命系統、社會經濟系統都是耗散結構，具有豐富的層次和結構。這些系統內部不斷產生正熵，使系統趨向于混亂。為維持自身在空間上、時間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狀態，系統就要不斷地從外界引入負熵流，進行新陳代謝過程。

2.協同理論

德國理論物理學家赫爾曼．哈肯于1977年發表的《協同理論導論》，建立了協同理論的理論框架，標志著這門學科的誕生。協同理論研究各種完全不同的系統在遠離平衡時通過子系統之間的協同合作，從無序態轉變為有序態的共同規律。任何一個系統都是由大量的子系統組成的，系統的整體行為取決于系統內子系統間的相互作用，當子系統間的相互作用較大，而其獨立性較小時，系統的整體在宏觀上顯示出結構特征，這樣的系統是有序的。反之，當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較小，使子系統的獨立性占主導地位時，它們便處于雜亂無章的“熱運動”狀態，使系統在宏觀上沒有一個穩定的結構，這樣的系統就是無序的。由此可見，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是有序的起因，熱運動是無序的根源。協同導致有序。協同理論用序參量來描述一個系統宏觀有序的程度。一個系統內部的子系統之間的協同合作產生了序參量，序參量之間的合作與競爭形成自組織結構。因此，協同是自組織結構的內在依據。這種序參量之間的協同合作與競爭決定著系統從無序到有序的演化進程，是協同理論的精髓所在，也是協同理論中協同的真正意義。

3.超循環理論

超循環理論是關于非平衡態系統的自組織現象的理論。由德國科學家M.艾肯在20世紀70年代直接從生物領域的研究中提出。他認為：在生命現象中包含許多由酶的催化作用所推動的各種循環，而基層的循環又組成了更高層次的循環，即超循環，還可組成再高層次的超循環。超循環系統即經循環聯系把自催化或自復制單元連接起來的系統。在此系統中，每個復制單元既能指導自己的復制，又能對下一個中間物的產生提供催化幫助。艾肯在分子生物學水平上，把生物進化的達爾文學說通過巨系統高階循環理論，進行數學化，建立了一個通過自我復制、自然選擇而進化到高度有序水平的自組織系統模型，以解釋多分子體系向原始生命的進化。超循環理論對于生物大分子的形成和進化提供了一種模型。對于具有大量信息并能遺傳復制和變異進化的生物分子，其結構必然是十分復雜的。超循環結構便是攜帶信息并進行處理的一種基本形式。這種從生物分子中概括出來的超循環模型對于一般復雜系統的分析具有重要的啟示。如在復雜系統中信息量的積累和提取不可能在一個單一的不可逆過程中完成，多個不可逆過程或循環過程將是高度自組織系統的結構方式之一。超循環理論已成為系統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對研究系統演化規律、系統自組織方式以及對復雜系統的處理都有深刻的影響。

4.突變理論

突變論的創始人是法國數學家雷內托姆。他于1972年發表的《結構穩定性與形態發生學》闡述了突變理論。突變理論的主要特點是用形象而精確的數學模型來描述和預測事物的連續性中斷的質變過程。突變論是一門應用科學，當它作為一門數學分支時，它是關于奇點的理論，可以根據勢函數對臨界點分類，并且研究各種臨界點附近的非連續現象的特征。突變論認為，系統所處的狀態，可以用一組參數描述。當系統處于穩定態時，標志該系統狀態的某個函數應取唯一的值。當參數在某個范圍內變化，該函數值有不止一個極值時，系統必然處于不穩定狀態。雷內托姆指出：系統從一種穩定狀態進入不穩定狀態，隨參數的再變化，又使不穩定狀態進入另一種穩定狀態，那么，系統狀態就在這一剎那間發生了突變。突變論給出了系統狀態的參數變化區域。

5.混沌理論

氣象學家洛淪茲（EdwardLorenz）1963年率先提出了混沌的概念。這里的所謂混沌并不意味著無序，也不是有序的對立面，而是有序的“前兆和伙伴”；是包含于無序中的有序模式，它隨機出現但卻包含著有序的隱蔽結構和模式，即在混沌中隱含著局部隨機整體穩定。混沌理論具有以下三個關鍵（核心）概念。對初始條件的敏感性：即著名的“蝴蝶效應”。理解它的一個很好的比喻是：“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動翅膀可能會在美國得克薩斯引起一場龍卷風。”混沌系統對初始條件是非常敏感的，初始條件的輕微變化都可能導致不成比例的巨大后果。分形（fractals）：分形是著名數學家曼德勃羅特（Mandelbrot）創立的分形幾何理論中的概念，意為系統在不同標度下具有自相似性質。自相似性是跨尺度的對稱性，它意味著遞歸，即在一個模式內部還有一個模式。由于系統特征具有跨標度的重復性，故可產生出具有結構和規則的隱蔽的有序模式。分形具有兩個普遍特征：第一，它們自始至終都是不規則的；第二，在不同的尺度上，不規則的程度卻是一個常量。奇異吸引子：這是系統被吸引并最終固定于某一狀態的性態。有三種不同的吸引子控制和限制物體的運動程度：點吸引子、極限環吸引子和奇異吸引子（即混沌吸引子）。點吸引子與極限環吸引子都起著限制的作用，以便系統的性態呈現出靜態的、平衡的特征，故它們也叫做收斂性吸引子。而奇異吸引子則與前二者不同，它使系統偏離收斂性吸引子的區域而導向不同的性質。它通過誘發系統的活力，使其變為非預設模式，從而創造出了不可預測性。

從總體上看，耗散結構理論對于理解系統演化的前提條件有基本的重要性。協同理論闡述了子系統之間的競爭和協同，推動系統從無序到有序的演化，總體上推動了我們對系統自組織演化內部機制和動力的認識。超循環理論指出相互作用構成循環，提出了循環等級學說，從低級循環到高級循環，不同的循環層次與一定的發展水平相聯系，揭示了系統自組織演化發展采取了循環發展形式。突變理論與系統自組織演化的相變理論①密切聯系在一起，揭示原因連續的作用有可能導致結果的突然變化，揭示出相變的方式和途徑、相變的多樣性。對混沌和分形的研究，使得我們對于系統自組織的復雜性、系統自組織的發展的整個過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于是這些系統自組織理論使我們認識到，充分開放是系統自組織演化的前提條件，非線性相互作用是自組織系統演化的內在動力，漲落成為系統自組織演化的原初誘因，循環是系統自組織演化的組織形式，相變和分叉體現了系統自組織演化方式的多樣性，混沌和分形揭示了從簡單到復雜的系統自組織演化的圖景。[7]（P69-82）

二、基于系統科學的循環經濟系統分析

作為20世紀人類認識理念上的革命，系統科學理論為我們科學地分析循環經濟的系統構成及其演化規律，提供了科學基礎。在這里本人僅以自身對系統科學的有限理解為基礎，嘗試著對循環經濟系統進行初步的系統分析。

（一）循環經濟系統的復雜性

系統論思想要求人們從一種分散地、孤立地、簡單地看待世界和事物的機械論理念轉變為一種聯系地、有機地、整體地看待世界和事物的理念。這種理念啟發人們把循環經濟看作是一個復雜的巨系統。所謂復雜巨系統是由大量相互作用或相互分離的子系統結合在一起，是不同優先級的、各種可變化的子任務要同時滿足或依次滿足性能指標的系統，所有表示系統環境的外部作用對系統的影響是本質的，這種系統具有非線性的、混沌或事先不確定的動態行為。[8]（P1-3）復雜系統的本質特征在于它的復雜性：從定量上講數學模型是高維的，具有多輸入多輸出；從定性上講系統具有整體性、非線性、層次性、動態性，有復雜的和多重的控制目標。具體來說，循環經濟系統的復雜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循環經濟系統是復合的有機整體

循環經濟系統不同于以經濟、社會、自然三維分裂為特征的傳統經濟系統，它是一個“經濟—社會—自然”三維一體的復合系統和有機整體，經濟系統只是其中的一個子系統。循環經濟系統的整體目標是要實現社會、經濟系統與自然系統之間的動態均衡。作為有機整體，這個巨系統有復雜的多重目標。經濟子系統不能只追求自己的分目標，實現自身的有序發展（經濟效益的最大化），而加劇其它子系統（自然系統）的無序化程度（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等），從而影響系統整體的有序發展和整體目標的實現。發展循環經濟就是要從系統整體的角度著眼，綜合調節和控制循環經濟系統整體和部分的關系，統籌整體功能和局部利益，在追求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動態平衡中達到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最大化，實現“經濟—社會—自然”大系統的整體優化。

2.循環經濟系統是非線性系統

循環經濟是指物質和能量梯次、閉環流動型經濟，本質上是一種與環境友好的生態經濟。它是運用生態學規律指導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回歸人類社會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物質循環運動的本質屬性，按照物質循環運動的規律利用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實現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生態化和綠色化轉向，實現人類社會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良性循環。循環經濟與傳統經濟最根本的區別在于：傳統經濟將經濟系統看作完全孤立、封閉的系統，把經濟增長看作是物質財富的線性增加過程，追求的理想目標是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從物質流向看，這種模式的特點是“資源—產品—廢棄物”的物質單向流動，從自然生態系統提取物質和能源，還給自然生態系統污染和廢物，通過把資源持續不斷地變成垃圾來實現經濟的數量型增長。而循環經濟模式則克服了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相互割裂的弊端，要求恢復經濟、社會與自然生態系統作為一個大系統的完整性，回歸人類社會-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物質循環運動的本質屬性，將經濟系統組織成“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強調構筑“經濟食物鏈”和修復循環鏈，在社會生產、流通、消費和產生廢物的各個環節循環利用資源，對廢棄物進行回收利用、無害化及再生，以提高資源的利用率，使所有的物質和能源在不斷的循環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把人類的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等對自然環境的影響降低到盡可能小的程度。循環經濟系統內部的經濟、社會、自然子系統之間相互進行著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換，目的是要改變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中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越來越強，分解者越來越弱，引發越來越嚴重的資源、環境危機的現狀，遵循“人類向自然的索取必須由人類對自然的回饋相平衡”的核心原則，實現“生產者、“消費者”和“分解者”之間的有機匹配與合理銜接，從根本上恢復和重建“自然—經濟—社會”的合理規則和運行路線，形成良性的循環互動。

3.循環經濟系統是多層次系統

循環經濟系統是一個多層面、多角度的耦合體。從物質流動的角度看，它涵蓋了自然、社會、經濟三大系統，在更廣泛的空間尋求物質流、能源流配置效用的最大化。它要求以“經濟—社會—自然”三維系統作為支撐，針對資源存量、環境容量、生態閾值的綜合約束，以緩解資源環境壓力、滿足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為目標，研究物質流、能源流、價值流的運行機理、方式、技術、效率、機制等，追求三維整合或者說是三維協調發展的理想目標。倡導人類的發展活動所創造的經濟價值必須與其所造成的社會價值和環境價值相統一的新的發展觀，要求在提高經濟效益的同時,必須兼顧資源環境效益和社會效益。從系統構成的角度看，它應包括：①循環型生產系統。它由若干生態工業園、特色工業園和多條生態工業鏈組成，企業、產業和園區之間，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的模式，構筑生態工業鏈，建立物質交換關系，使系統中的物質和能源都得到充分的利用，形成共生組合，實現整個生產系統的循環化和生態化轉向。②循環型流通服務系統。就是將循環經濟的減量化、再使用、再循環的原則落實到流通服務業的各行業各部門，大力發展廢舊物資回收產業。③循環型消費系統。就是在消費領域倡導適度消費、綠色消費，逐步形成循環型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④循環型基礎設施系統。就是按照循環經濟理念建設和改造公共基礎設施系統，如通過實行城市污水集中分類處理，構建水資源循環利用體系等。⑤生態循環系統。它是指在人工系統中建立起像自然生態系統那樣的自我平衡機制，扭轉人類社會發展中缺少對生態因素關注的現象。⑥循環型社會系統是將循環經濟理念注入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實行綠色采購；醫院實行醫療廢棄物無害化處理；學校、社區創建綠色學校、綠色社區等。[從實施的層級和規模看，可分為：①企業（個人）層面的微觀循環，即企業內部的物質循環。企業推行清潔生產，選擇清潔生產工藝，實行產品生態設計，建立生產全過程的環境管理系統，減少產品和服務中物料和能源的消耗量，實現最終排放廢物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②區域層面的中觀循環，即企業之間的物質循環。若干互相關聯的企業或行業間建立生態產業群落，建立共生的工業園區，上游企業的副產品或廢棄物用做下游企業的原料，形成企業間的工業代謝和共生關系，從而形成較大的鏈式循環。③社會層面的宏觀循環，或稱社會循環。即在全社會的生產、流通、消費之間建立廢棄物回收系統，實現重復利用。逐步建成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10]（P27-30）

4.循環經濟系統是一個動態系統

由于循環經濟系統是多層次的復雜系統，因此，其中任何子系統的正常運轉，不但受到系統本身的條件限制和制約，還受到相關子系統的影響和制約；任何一個子系統發生變化都可能對其它子系統產生短期或長期的影響。所以，隨著子系統內外條件的變化，加快了系統內外條件的組合和重新組合，從而激化了整個系統運動的動態性。循環經濟系統是在傳統經濟系統的基礎上，通過不斷地對其實行循環化和生態化轉向，實現“經濟—社會—自然”系統的三維整合，來達到三維協調發展的整體目標。因此，循環經濟系統處于不斷變化、發展、完善之中，是一個長期進化的動態過程。循環經濟系統在其發展的不同階段，經濟子系統需要不斷與自然、社會子系統發生物質、能量、信息交換，吸收外部資源加以完善、創新，做到生產和消費“效益最大化、污染最小化、廢物資源化和環境無害化”，以實現社會經濟系統與自然系統之間的動態均衡。同時，循環經濟系統的整體優化過程，實質上是其系統構成中各個組成部分的不斷發展和完善的動態過程。循環經濟系統的健康發展和日益成熟，取決于其內部各個要素之間所具有的穩定關系，以及這些關系的互相作用、互相制約與互相影響，最終產生出系統整體效益的最大化，以及其中的物質流、能量流的平穩運行與流暢互補。

（二）循環經濟系統的信息分析

信息方法為研究“經濟—社會—自然”三維結合的復雜循環經濟系統提供了新的思路。可以說正是由于自然生態系統不斷向人類發出的反饋信息（資源枯竭、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等），才使得人類認識到自然生態系統存在著承載力極限，傳統經濟系統的發展模式突破了這一極限，加劇了自然生態系統的無序化程度，于是，人類才開始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導致循環經濟這種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的新經濟發展模式的產生。在循環經濟系統產生的過程中，自然生態系統被看作主要的信息來源（信源），各種自然現象及其監測手段就是信息的通道（信道），從事循環經濟的研究者、決策者、管理者、生產者和參與者都是信息的接收者（信宿）。根據信息論的基本原理，人們只有對循環經濟系統發展的即時狀況進行充分的了解，才能通過反饋的方式對其做出決策，進而產生影響。由于循環經濟系統的復雜性，決定了循環經濟系統在其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中，如果仍然以從事循環經濟的研究者、決策者、管理者、生產者和參與者等做為信息的接收者（信宿）的話，那么，信息的來源則很多，可以來自自然、社會、經濟子系統，也可以來自循環型生產系統、流通服務系統、消費系統、社會系統、基礎設施系統以及生態循環系統等，還可以來微觀循環系統、中觀循環系統和宏觀循環系統。信源發出的信息的種類也很多，資源環境狀況、能源供需情況、產品價格變動、經濟增長、社會進步等各項指標都能成為反映循環經濟系統運行狀況的重要信息。循環經濟系統的信息獲取，可以通過觀察、調查、查詢、監測、數據統計等多種手段。對獲取的信息進行分析，也可以采用多種方法,歸納法、對比法、統計法、評價法等，在這里我們重點介紹其中的一種方法——指標評價法。為了便于對復雜的循環經濟系統的錯綜復雜的信息進行科學的、綜合的分析、處理，我們可將這些復雜的信息抽象成為一個綜合反映循環經濟發展狀況和發展趨勢的指標體系。所謂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是對一定時期內循環經濟系統各層次、各環節的發展水平和發展趨勢進行全面、系統地測定和計量，并進行綜合評價的一系列指標的總稱。依據循環經濟的內涵和目標，我們構建了循環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包括目標層、準責層、指標層3個層次。目標層：循環經濟綜合評價指數是我們通過測算所要得到的最終結果，這一結果橫向可與其他國家（地區）進行同期比較，縱向可與本地不同時期進行比較，通過比較可以反映循環經濟系統整體發展水平和發展趨勢。總指數的計量來源于準責層的6個子模塊。準責層：由6個子模塊構成。經濟增長指數用于評價系統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趨勢；科技進步指數用于評價系統的社會進步、科技進步狀況；資源消耗指數用于評價系統中資源消耗的水平和趨勢；廢棄物排放指數用于評價系統廢棄物排放的水平和趨勢；資源利用效率指數用于評價系統資源利用效率水平；循環利用指數用于評價系統中資源循環利用的水平和趨勢。6個子模塊指數的計量分別來源于指標層相對應的指標。指標層：有36個指標。①經濟增長指數包括13個指標。其中：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工業總產值、財政收入、進出口商品總額，反映綜合經濟發展規模和增長水平；資源密集型產業產值比重減少率、高新技術產業產值比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靜脈產業占GDP比重增長率、資源密集型產品凈出口比重，反映經濟結構水平和趨勢；全員勞動生產率、萬元投資回報率、固定資產產值率，反映經濟效益水平和趨勢。②科技進步指數包括7個指標：科技進步貢獻率、科技費占GDP比重、綠色技術占新技術比重、有毒有害產品淘汰率、有毒有害原料淘汰率、落后工藝技術設備淘汰率、綠色能源使用比率。③資源消耗指數包括5個指標：萬元GDP能源終端消費量減少率、萬元GDP消耗不可再生資源減少率、萬元GDP耗水量減少率、萬元GDP占用土地減少率、產品物料流失（損失）量減少率。④廢棄物排放指數包括4個指標：單位GDP廢氣排放量減少率、單位GDP廢水排放量減少率、單位GDP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減少率、單位GDP城市生活垃圾排放量減少率。⑤資源利用效率指數包括2個指標：能源利用率、原材料利用率。⑥循環利用指數包括5個指標：污水處理率、廢水循環利用率、工業固體廢棄物循環利用率、包裝物回收利用率、城市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率。[11]

（三）循環經濟系統的控制

循環經濟系統的控制就是按照經濟、社會、生態效益最大化的整體目標，以獲取的信息為基礎，不斷調控系統內部不利于系統整體優化的組分，通過注入有利于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生態修復、協調發展等方面的負反饋信息，推進自然資源的梯級循環利用，增加系統中的負熵流，使經濟發展在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和彈性恢復能力的限度之內，保證經濟、社會、自然生態系統之間的動態平衡，實現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循環經濟系統的控制應該是全方位、多角度的。信息顯示的系統發展中存在的任何不利于系統整體優化的因素，都應成為系統調控的對象。比如：針對認識問題，應通過廣泛的宣傳教育，使公眾認識到，發展循環經濟不僅是物質流動形式的轉變，更是一場經濟運行方式的革命和人類生存方式的巨大變革；全社會要堅持科學發展觀，倡導并確立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價值觀；企業要樹立綠色生產、清潔生產觀；公眾要樹立綠色消費和適度消費觀等。針對管理問題，應成立專門的領導和管理機構，成立以各級黨政主要領導任組長,計委、經委、財政、城建、規劃、環保、水利、綠化等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各級循環經濟系統發展協調領導小組，對循環經濟系統發展工作實施統一領導和布署；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由上述部門組成，負責日常組織協調工作；要用超前性理念和系統工程思想，制定循環經濟系統發展總體規劃、專門規劃和分階段、分步驟實施規劃等。循環經濟系統的控制應該依靠制度創新。根據系統信息顯示的現有的制度體系中存在著不利于系統發展的制度障礙，如：自然資源和環境成本的使用價格過低，成本外部化，形成系統發展的成本障礙；價格形成機制不科學，構成系統發展的價格障礙；法律法規建設滯后，循環經濟法律法規較缺乏，不能滿足系統發展的需要；相關政策支持不利，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政策較少且效率不高，對系統發展的激勵作用不夠等。循環經濟系統應該通過制度創新，注入負反饋信息，消除系統發展的制度障礙。

①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逐步取消自然資源開發利用補貼制度,使資源價格反映其真實的生態學、經濟學價值。對環境容量等共有財產使用者征收高稅費，提高生產和消費環節的排污和廢棄成本，促使環境成本內部化,解決循環型生產環節的成本障礙。②建立基于資源全部成本的完全價格體制。該體制不可能通過市場自發建立,需政府有規劃的組織生態學家、經濟學家對資源價值進行貨幣化評估,計算出其真實價值,并以稅收形式計入產品或服務的市場價格,通過市場機制和價值規律消除循環經濟發展的價格障礙。③健全循環經濟法律體系。以《循環經濟促進法》為框架法，以《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為基本法，包括《綠色消費法》、《包裝物再生利用法》、《家電再生利用法》、《食品再生利用法》、《建材再生利用法》、《汽車再生利用法》、《節能法》、《廢棄物處理法》及相關子法。制定城市垃圾處理、水和大氣污染治理的監管條例，將責任主體和監管部門的行為置于法律規范之下。制定可持續發展認證體系，產品質量標準體系、環境標志和標準體系等。④完善循環經濟激勵政策。征收資源稅，實現資源有償使用，限制不可再生資源的開采和使用、限制資源型產品出口；征收廢棄物處理費、垃圾填埋和焚燒稅，推動垃圾分類處理，促進其減量化、資源化；以廢棄物為原料的企業，可獲相關廢棄物處理費的補償；對環境有害的技術和產品，在銷售環節加征環境附加費，使其在成本效益選擇中更樂于采用潔凈技術、生產潔凈產品；將循環技術納入科技創新體系，在風險投資基金中劃出一定比例支持循環型技術研發；對循環經濟項目，給予財政補貼、貸款擔保與貼息、低息貸款、優先貸款、延長信貸周期、減免稅收或稅前還貸等支持；通過傾斜的產業政策，支持其到資本市場融資；對清潔汽車、能源及獲環境標志和能源效率標志的產品，減征消費稅；對原污染型生產設施，折舊率可以提高到30%以上等。⑤健全循環經濟保障制度。包括有利于循環經濟的資源、產權、市場和產業等經濟制度；循環經濟核算、會計、審計、生產、消費、貿易、包裝和回收等規范制度；有利于循環經濟的財政、金融、稅收和投資等激勵制度。

總之，要考慮資源環境成本，通過價格、稅收等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使資源環境價值納入生產和消費成本，引導人們通過成本——效益核算，選擇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生產和消費方式。[12]循環經濟系統的控制應該借助物質流分析法。循環經濟的系統控制要求在一定自然資源投入的情況下，使總產出最大化，使排出廢棄物最小化，使資源環境影響最低化。因此，有必要借助物質流分析法。物質流分析(MaterialsFlowAnalysis，簡稱為MFA)是指在一定時空范圍內，用物理的重量單位(通常用t)對特定系統中物質流動和貯存的系統性分析。主要涉及的是物質流動的源、路徑及匯。根據質量守恒定律，物質流分析的結果總是能通過其所有的輸入、貯存及輸出過程來達到最終的物質平衡。[13](P368)物質流分析的基礎是對物質的投入和產出進行量化分析，建立物質投入和產出的賬戶，以便進行以物質流為基礎的優化管理。它主要衡量的是系統的物質投入、產出和物質利用效率，確定物質在系統流動路徑的影響因素，并為系統內的物質流動路徑和模式的調控提供定量基礎。通過物質流分析，可以控制有毒有害物質的投入和流向，分析物質流的使用總量和使用強度，為環境政策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視角。物質流分析的基本觀點是，人類活動所產生的環境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進入經濟社會系統的自然資源和物質的數量與質量，以及從經濟社會系統排入環境的廢棄物的數量與質量。前者產生對環境的擾動，引起資源的耗竭和環境的退化；后者則引起環境的污染。物質流分析從實物的質量出發，通過追蹤人類對自然資源和物質的開發、利用及遺棄過程，研究可持續發展問題，即通過對自然資源和物質的開采、生產、轉移、分配、消耗、循環、廢棄等過程的分析，揭示物質在系統內的流動特征和轉化效率，找出環境壓力的直接來源，作為系統發展的可持續性指標，進而提出相應的減少環境壓力的解決方案，為系統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制定提供科學依據。[14](P60-64)

（四)循環經濟系統的自組織

循環經濟系統作為非線性、非平衡態的復雜系統，其演化必然要遵循自組織原則。循環經濟系統內部各子系統之間、各產業、各企業、各個社會基本單元之間，互相聯系、相互作用，協同合作，從而使系統內部組織和結構，經歷從簡單到復雜、從相對分離到互相依賴、從封閉到開放、從無序到混沌到突變再到有序的演化過程。循環經濟之所以能夠保持經濟、社會、生態的可持續發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系統內部經過有效地演進和互動過程，使系統整體產生了特有的新質，釋放出新的倍增的能量，具有自覺適應環境而不斷自我更新和自我發展的功能機制。所以，循環經濟在人類社會化生產中表現出勃勃生機。循環經濟要求系統內部通過自組織，形成包含串聯耦合和并聯耦合的物質循環系統。由于現行經濟運行體系是按產品流向構造的，即具有前向、后向關聯的產品之間構成產業鏈和產品鏈；而缺少按物質流向構造的循環鏈，即上游產品、企業、產業的廢料，成為下游產品、企業、產業的原料……。因此，循環經濟系統要正常運行，就必須通過自組織，建立包含串聯耦合和并聯耦合的物質循環系統。串聯耦合是指甲企業的產出成為乙企業的投入；而乙企業的產出成為丙企業的投入；最后，丙企業的產出又成為甲企業的投入。并聯耦合則是指一個企業要輸入多個企業的產品，又要把本企業的產品輸往多個其他企業，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并聯回路。循環經濟要求不僅在企業產品方面，而且在廢棄物利用方面，在企業之間實現交叉輸配的串聯回路和并聯回路，最終形成多重耦合的物質代謝網狀結構。產品輸出串聯企業越多，生產效率越低；而廢棄物輸出串聯企業越多，資源利用效率越高。

篇9

關鍵詞：稅收 慈善 二律背反

慈善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慈善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快發展慈善事業，對于新形勢下調節利益分配、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公平、增進社會和諧，提高公民社會責任意識、營造良好社會風氣、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增強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國慈善事業的發展歷程中，稅收一直貫徹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體現國家鼓勵和發展慈善的意志。稅收政策對企業做慈善的減免和優惠起著鼓勵和扶持的作用，然而在這幾年的慈善事業中，稅收的作用不盡如人意，甚至受到詬病，呈現出明顯的二律背反現象。二律背反是18世紀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提出的哲學基本概念，指對同一個對象或問題所形成的兩種理論或學說雖然各自成立但卻相互沖突或自相矛盾。稅收中出現的這種二律背反的命題是由哲學中的二律背反衍生的，即：我國稅收是鼓勵和促進慈善基金會和慈善事業的發展，在實踐中稅收是抑制和阻礙慈善基金會和慈善事業的發展。下面予以分析：

一、稅收鼓勵和促進慈善基金會和慈善事業的發展

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稅收政策一貫秉承國家鼓勵慈善的理念和導向。從1993年頒布的《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就規定了納稅人用于公益、救濟性的捐贈，在年度應納稅所得額3%以內的部分，準予扣除。1999年出臺的《公益事業捐贈法》第二十四、二十五條規定：公司和其他企業依照本法的規定捐贈財產用于公益事業，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享受企業所得稅方面的優惠。自然人和個體工商戶依照本法的規定捐贈財產用于公益事業，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享受個人所得稅方面的優惠。這些法律在稅收政策的制定和貫徹中都充分得到體現。

二是稅收優惠政策和措施充分發揮了促進慈善的作用。《企業所得稅法》第五十三條規定，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不超過年度利潤總額12%的部分，準予扣除。《個人所得稅法》和《實施條例》規定，個人將其所得通過中國境內的社會團體、國家機關向教育和其他社會公益事業以及遭受嚴重自然災害地區、貧困地區的捐贈部分，從應納稅所得中扣除。這些優惠政策和措施都在實際執行中。

三是對紅十字會的稅收優惠政策體現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公益慈善事業。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企業等社會力量向紅十字事業捐贈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01]28號）規定：捐贈給紅十字會及其“紅十字事業”，捐贈者準予享受在計算繳納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時全額扣除的優惠政策。這一政策極大地鼓勵企業等社會力量向紅十字事業的捐贈，2012年紅十字會接受捐贈 11719萬元，2008年曾達到153797萬元。

四是從網上查詢近三年的中國慈善排行榜數據顯示，2013年04月27日“2012中國慈善排行榜”上榜慈善家311位，捐贈總額約70.99億元；上榜慈善企業有627家，捐贈總額近95億元，榜單合計捐贈總額超165億元。“2011年中國慈善排行榜”入榜慈善家231位，捐贈總額約81億元；上榜慈善企業605家，捐贈總額104.47億元。榜單合計捐贈總額超185億元。據此測算，每年對慈善的稅收優惠至少可以達到20億元以上。

從上述分析來看，無論是慈善稅收優惠政策還是實際執行都充分體現了稅收鼓勵和促進慈善事業的發展。

二、稅收抑制和阻礙慈善基金會和慈善事業的發展

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稅種設置上：我國慈善稅收政策不盡合理，針對富人的稅種嚴重缺失，稅收沒有起到劫富濟貧的作用，反而在逆向調整。中國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嚴重缺失，富人喜歡給自己和后人遺留盡可能多的財富，主動捐贈的自然就少。我國法律關于捐贈的稅收優惠主要體現在《企業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此外，在契稅、土地增值稅、印花稅、關稅等稅種的相關規定中，也涉及到一些關于捐贈行為的稅收優惠，只是數量很少，調控力度不大。而在西方國家開征有遺產稅、物業稅、奢侈品消費稅等稅種。這些稅的作用就是鼓勵富人多捐贈做慈善，減少奢侈浪費，并且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二是扣除比例設置上：在企業所得稅中，一般性稅收規定是按12%比例稅前扣除，少數幾項特殊稅收規定允許100%全額扣除，如當時企業為汶川、玉樹地震災后重建、舉辦北京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等特定事項的捐贈；在個人所得稅中，一般性稅收規定是按30%比例稅前扣除，少數幾項特殊稅收規定允許100%全額扣除。在國外許多國家實行的是稅前全免，有的國家是按照50%減免，有的國家按照30%減免，我國只有在企業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才準予稅收減免扣除，導致企業感覺捐贈越多反而還要增加納稅，嚴重抑制了企業捐贈的積極性。下面舉一例也許會更易于理解企業家們的怨言：倘若一個企業年利潤為1000萬元人民幣，按照25%的企業所得稅繳納標準，上交給國家250萬元的稅收；如果這家企業想從這1000萬元的利潤中捐款300萬元給慈善機構，按照12%的比例上限作為稅前扣除，稅前準予扣除的金額為120萬元，這樣企業還需要為自己捐贈的300萬元中的180萬元納稅，即按照180萬元的利潤來繳納企業所得稅45萬元。這就形成了善款的“重復繳稅”。這樣就打擊了很多想要多做公益捐助的企業積極性。

三是免稅待遇和抵扣制度上：在我國公益慈善組織在免稅待遇上大相徑庭，同樣是“官辦”的公益慈善組織也分三六九等，民辦的公益慈善組織更不用奢盼了。《關于企業等社會力量向紅十字事業捐贈有關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00]30號規定，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等社會力量，通過非營利性的社會團體和國家機關（包括中國紅十字會）向紅十字事業的捐贈，在計算繳納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時準予全額扣除。同時《關于企業等社會力量向紅十字事業捐贈有關問題的通知》財稅[2001]28號又規定，劃分“完全具有受贈者、轉贈者資格的紅十字會”和“部分具有受贈和轉贈資格的紅十字會”。這些限制把大量的非營利公益慈善組織享受稅收優惠待遇拒之門外。可以從一組報載數據看看非營利慈善組織在稅收優惠上的爭取難度之大，截至2012年9月，在廣州市登記的社會組織共3116個，而廣州地稅局資料顯示，2011年公布獲得免稅資格的僅27個；全省登記的社會組織33176個，2011年僅有187家獲得免稅資格。因此，普遍認為我國慈善稅收減免待遇的缺陷和免稅額的不合理是抑制和阻礙慈善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 慈善稅收優惠政策二律背反現象產生的原因分析

（一）稅收的功能與慈善的理念差異是二律背反的直接動因

稅收是國家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稅收也是國家與納稅人之間的征納博弈，國家想征更多的稅收保障國家機器有效運行，而納稅人卻想納最少的稅收，享受最好的社會福利。我國慈善捐款的稅收減免主要是所得稅即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所得稅是我國第二大稅種，據2012年統計資料顯示，企業所得稅占19.5%，個人所得稅占5.8%，所得稅在整個稅收收入“大盤子”中的比例占到25.3%左右，一旦針對企業和個人捐贈的稅收優惠額度提高，勢必會對國家的整體稅收收入有所影響。而人們把慈善作為社會財富的第三次分配，講的是社會責任和無償奉獻，當富人們在自愿的基礎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財富，幫助窮人改善生活、教育和醫療條件的同時，還要承擔交納稅收的義務而無法接受捐款還要交稅，會嚴重挫傷行善人的積極性。于是，社會各界紛紛質疑和發難慈善稅收優惠政策的合理性。

（二）人們的慈善熱情高漲與慈善組織體系不健全是二律背反的現實成因

中國的慈善事業尚處于初級階段，而人們對慈善事業的向往和期盼由來已久，熱情高漲的心情和完美無瑕的崇高設想，使人們對待慈善事業容不得半點的瑕疵。然而，這幾年一哄而上的基金會井噴式的發展，規模急劇膨脹，截至2013年3月底，全國共有基金會3080個，其中公募基金會1327個，非公募基金會1753個。一方面是社會長時間的積淀釋放，另一方面也是人們實踐和諧社會的美好向往。經過幾年的實踐操作，人們才發現光有一腔熱血和良好的初衷要做好慈善事業還是遠遠不夠的，更多的慈善基金會正處在既無奈又無所適從的困境當中。慈善機制遠遠落后于整個社會的慈善熱情。基金會中心網于2012年8月推出了中基透明指數FTI，其中滿分129.4分，合規分48.8分，截至到2013年8月28日，滿分的基金會全國只有35家。民政部最早成立的“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中基透明指數FTI只有87.75分。若按地區劃分，浙江省排名第一，平均得分只有69.4分，作為主管部門的民政部排名第二，平均得分只有67.07分，排名最后第32的甘肅省平均得分只有8.51分。社會公信力不高、制度不健全、操作不規范、財務不透明、資金運用效率低下等等，這些問題既反映了當前我國慈善基金管理和使用中存在問題的現狀，也反映出我國慈善基金會管理的困難和無奈。在這種時機不成熟時如果加大稅收優惠政策，推行稅收“普惠制”必將給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機。

（三）人們對稅收和慈善的認識誤區導致二律背反趨勢越發明顯

稅收是社會財富的第二次分配，核心價值就是調節社會收入差距，削峰平谷，促進社會公平。一直以來，人們對生產經營所創造的財富交納稅收是無可厚非的，交稅是一種義務，具有無償性、強制性和固定性的特征，無法講求回報，也沒有特別的褒獎。因此，對企業而言，除了應該交納的稅收以外，決不會再多交納一點，哪怕是善款的“重復繳稅”也會遭受質疑。人們對稅收的態度是懼怕和無奈，涉及稅務事項也很低調，然而面對慈善卻大相徑庭。在當今網絡信息時代，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公眾形象是關系到企業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只有承擔社會責任，用先富帶動后富，才能長久地發展；反之，不承擔社會責任，一味地收斂聚集財富，很容易被社會所仇視，對企業自身發展也極為不利。所以，深知社會輿論重要性的企業家們，會從企業自身考慮，在實際付出與回報中權衡，會選擇輿論效益最大化，而做慈善則是輿論效益最大化的集中體現。慈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低調務實的慈善理念和實踐源遠流長，然而當今高調做慈善的大有人在，雖然無可厚非，動機和心態也可窺見一斑。

（四）社會的信用體系缺失也是二律背反的成因之一

社會的信用體系與慈善稅收的政策制定、征收管理緊密聯系，正是在當前社會信用普遍缺失的大環境下，信任危機，造假盛行，企業假賬泛濫，偷稅漏稅嚴重，假捐贈假報道頻頻出現。這些信用缺失造假的現象又反向影響著慈善稅收政策，會擔心企業假借“慈善募捐”之名行“偷稅漏稅”之實，表面捐款，實際上很大一部分通過免稅又回到了企業自己的口袋。因此，勢必會從嚴掌握，加強管理。所以人們又會抱怨：我國慈善稅收對公益事業的界定范圍太小，只有在法律涵蓋范圍內的公益、救濟性的捐贈才能夠享受扣減的稅收優惠政策；對捐贈方式限制得過于嚴格，直接向捐贈對象進行捐贈，不能享受任何稅收減免，而必須通過我國境內的非營利的社會團體、國家機關進行捐贈，才能享有稅收減免的資格；捐贈程序規定非常嚴格，稅收減免手續非常繁瑣，使許多人只能望而卻步等。

這種現象有點如同“木桶效應”，“木桶效應”是指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決于最長的那塊木板，而恰恰是取決于最短的那塊木板，也可稱為短板效應。一只木桶只要有一塊短板，即使其他所有的木板再長也于事無補。稅收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往往都是針對“短板”，不可能因為其他“長板”的叫屈而改變。但是，往往許多“長板”的鳴冤也會形成社會同情和共鳴，影響著慈善稅收的政策和形象。

四、當前慈善稅收優惠政策的思考和建議

稅收政策是風向標，反映出國家鼓勵或抑制某個行業或產業發展的導向；稅收政策也是杠桿，可以撬動某個行業或產業的發展。目前正是我國慈善事業剛剛起步發展階段，慈善捐贈的稅收優惠政策就顯得尤為重要。稅收已經成為當今中國慈善捐贈社會矛盾的焦點，凡是與慈善稅收有關的政策，無不牽動著人們敏感的神經。當人們普遍把我國慈善事業落后的原因歸咎于我國的稅收政策時，應該引起決策者們的高度重視。如何避免慈善稅收成為矛盾的焦點，本文提出如下思考和建議：

（一）適當提高所得稅的扣交比例

人們從事慈善活動，相當于企業或公民個人幫助政府承擔了部分社會福利責任，也應該獲得政府的免稅待遇。如何在向企業和富人征稅的同時，又不會影響他們做慈善的熱情。英國經濟學家哥爾柏說過：“稅收這種技術，就是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這種“拔鵝毛的理論”同樣適用于慈善稅收的優惠政策。精通于這門技術并運用好，能使慈善稅收的優惠政策發揮的更好，消除稅收在慈善中的負面形象。其實企業和富人都不希望公眾把“為富不仁”、“缺乏善心與社會責任感”的帽子戴到自己的頭上，當企業和富人在稅收和慈善中權衡、糾結時，適當提高一點企業所得稅的扣交比例，會大大減少怨氣，提高企業慈善捐款的積極性。提高個人所得稅的扣交比例，會大大激發全社會慈善捐款的熱情，減少對慈善稅收優惠政策的非議。如果老百姓捐款還要交稅，會嚴重挫傷他們的積極性。當人們看不到稅收“削峰平谷”、消弭貧富差距的作用，如果還讓他們從兜里捐款又納稅，即使稅負很低也是不可能被接受，在非自愿的前提下必然會感覺到捐款和納稅之“痛”。而老百姓也不再是普通的百姓，而是學者、專家、名人、富人等等，作用不可小覷。

（二）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

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被公認為是“劫富濟貧”的最有效的稅收措施，也得到絕大多數人的支持和擁護，非議最少效果最好。稅收應該要多盯著有錢人，多“照顧”中低收入者和弱勢群體，發揮稅收的經濟杠桿作用。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調整收入差距成為國家稅收的主要職能時，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并對慈善捐贈實行稅收抵扣優惠，有利于社會和諧。對遺贈人將自己的財產通過正規渠道贈與社會公益慈善組織或依法設立慈善基金會的，允許從遺產中全額扣除并給予免征各項稅收的優惠待遇。這樣做，一方面可以增加稅收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極大地刺激遺贈人的公益捐贈積極性，促進我國慈善捐贈事業的發展。

（三）公平抵扣制度

對所有非營利公益慈善組織和基金會的慈善捐贈在稅收抵扣制度和免稅資格上應該一視同仁，不應區分公募與私募，“公辦”與“民辦”，做慈善應該不分機構大小人員多少，公平對待。可是目前的狀況是等級分明，待遇也大為不同。紅十字會的稅收優惠政策是全抵扣，雖然曾經信用危機，但還是全部保留。接著是“官辦”也叫“公辦”慈善組織，“官辦”也分全國和地方二類，下面才是“民辦”慈善組織。在稅收方面，同為非營利組織的民辦非企業單位，日子最難過。這類機構的每一筆收入（包括捐款和政府購買服務收入）都需交納營業稅，年終有余要交企業所得稅，接受捐款開具的發票無法讓捐款人享受免稅，與企業沒有區別。國家對非營利組織的稅收優惠政策，在民辦非企業單位里完全沒有體現。

另外，還有一些特例的捐贈，稅收抵扣政策也應該體現特事特辦，如：裸捐或捐財產等。不能由于一個行善之人，在走到生命的盡頭，把一生的財富捐給慈善事業，最后還要背著拖欠國家稅款的罪名，這于法于理于情都說不過去。捐財產也是一樣，當年曹德旺先生在捐了35億福耀玻璃的股權，反而還欠著國家6.72億元稅款，這能讓人們接受嗎？這些特例數量雖然很少，卻能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廣受爭議。針對這些特例的捐贈，應該采用個案審批制，即涉及到企業或個人裸捐和捐贈財產的，抵扣稅款額在100萬元以下，由省稅務局個案審批，抵扣稅款在100萬元以上的，由國家稅務總局審批，各負其責，不得越權。

（四）改變慈善捐贈的宣傳口徑

在市場經濟中，企業始終是以盈利與增值為目的，因而對于企業慈善捐贈問題的重點在于如何在稅收政策的硬性環境下既能最大程度的實現企業自身的利益又能兼顧對社會的回饋與奉獻。事實上企業對支出的每一分錢都看的很重要，在慈善捐贈中也會對名聲與利益權衡。下面算一筆賬：假定一個企業一年有10億元利潤，愿意捐贈1.2億元，按照《企業所得稅法》計算，該企業可免交該筆款項25%，即3000萬元的所得稅，雖然實際只拿了9000萬元，卻得了捐1.2億元的名聲。如果該企業一次性捐10億元，其中8.8億沒有完稅，還需補稅2.2億元，一共需付出12.2億元，卻得到捐款10億的名聲。含稅捐贈的宣傳口徑，既可以滿足企業和富人的善舉之意，也不會減少稅收收入。

五、結束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