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論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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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共識”(BeijingConsensus)。2004年，時任高盛公司高級顧問的喬舒亞•庫珀(JoshuaCooper)在向英國倫敦外交政策中心提交的一份調查報告中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識”的表述。其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幾點:①創新經濟理論。即將創新視為經濟發展的原動力②經濟指標多元化。即國內生產總值(GDP)不再是衡量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和分配公平問題亦更為重要。③經濟安全理論。即國家經濟秩序的維護依賴于獨立的政策決定權和金融自。

既然我國采取漸進式的經濟轉型模式，那么我國的經濟轉型則呈現出階段性發展的特點。一方面，從宏觀上講，我國經濟轉型大致經歷了兩次歷史選擇。第一次是由舊中國脆弱落后的市場經濟向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轉型，從而奠定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工業基礎。

第二次是由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的轉型，從而在國際化、現代化的浪潮下，順應了時代的需求，并兼顧著本國的實際。同時，從經濟轉型的績效上看，中國沒有走蘇聯的老路，而是逐漸摸索并探索出了一套特有的經濟轉型模式。事實上，“中國模式”也好，“北京共識”也罷，問題的關鍵便在于中國的經濟轉型沒有受到西方傳統觀念的束縛，而是扎扎實實地建立一套可行的經濟轉型模式。最后，我們可以看到，我國的經濟轉型不僅僅彰顯了本土特色，還為世界經濟提供了學習和借鑒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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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社會基本矛盾；公平效率；機械模型；駕車理論；依法治國；市場經濟

中圖分類號：D920.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03-000-01

社會主義的產生、發展必然是公平與效率雙重目標之和諧實現；否則，雙重目標少了哪一個都無法和資本主義同臺競爭、都不能稱其社會主義；二者和諧運動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機制動力，是社會主義基本矛盾運動規律在經典政治經濟學上的“基本適應”的體現。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深化改革方向，是依法治國；這是擺脫擺脫改革開放前后時期互相對立，互相否定的根本出路；經濟學家吳敬璉早在年就呼吁，建立法制化的市場經濟.這是社會效率與社會公平，從此不再糾結對立的法制道路.

一、公平"革命性"，保障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從”襁褓”中長大走出的”社會主義基因”

從歷史發展脈絡看，公平是以一定的歷史關系（經濟關系）為前提，又以一定的歷史關系（變化后經濟關系）為目的。因此，社會改造設計安排的生產關系必須保持它的動態范疇，而不至于產生惰性；生產關系不能總靠“吃”（消滅私有制和私有財產）出來，要“干”（發展生產力和積累社會財富）出來的。生產關系的變化如果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或容納發展生產力的預留空間，社會公平必然要體現出動態“革命性”。

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猶如一個"產房"，它是社會主義嬰兒誕生的地方，但是不鼓勵“被安排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發展變化，窒枯這種生產關系、鉗制其中的人性和利益，意識（側重從政治考量）狹隘地將它放入保險箱（作為政權穩固的基礎），社會主義在里面能長大嗎？

公平的動態范疇，要求生產關系一波推動一波發展變化，實現生產力水平階梯而上。如果這一點“拾級而上”動態沒有機制保證，任由變革社會關系的革命觀念的慣性，沖撞、傷害生產關系中的人性，生產力只能萎縮，裹足不前。縱觀對比中外歷史，爆發推動社會革命或社會改革，在實現新舊政權交替或社會重大變革時，能否牢牢控制政權與如何保護生產力，還真不是同一個層次的理論問題。

做一個縱貫中外橫向對比的深入研究。

一個政權的建立，安撫新的生產關系，只能是“短期特殊”的經濟政策；如果僵化此種生產關系可能產生的社會惰性又與上層建筑中的控制經濟意識而非全面發展經濟意識相吻合，由此導致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而產生不適應性，與社會制度建制和政府行政的機制失衡，必然存在某種雙向的關聯性，從而對社會制度的平衡設置產生致命的傷害。

社會主義革命實現政權交替或社會改革開放時，或黨的十深化改革目標，無一例外，都要適時適當保持“公平革命性”，這也是對其上位政治經濟體制的客觀要求，至少不能是一個僵化的體制框框，這是社會建制面臨的一大問題；打碎一個舊社會經濟關系，建設一個新社會經濟關系，要求"革命性"體現為"制度性"，革命性和制度性的辯證關系，舊經濟關系打碎的科學、無私和新經濟關系的無私、科學建立，只有這兩面同時兼備，稱之為法制化市場經濟。在2007年9月出版的《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一書中，吳敬璉教授指出：“全世界搞市場經濟的國家很多，真正走上健康發展道路的卻寥寥可數。這些現實迫使我們思考：市場經濟是不是也有好壞之分，什么是壞的市場經濟和好的市場經濟的主要分野？在這種探索過程中，經濟學家們提出了法治問題。許多經濟學家指出，市場經濟應當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是‘法治的經濟’”。吳敬璉在2008年9月3日接受《中國經濟時報》采訪時更是大聲疾呼：“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沒有退路可尋”。這與十八屆四中全會依法治國主題，是吻合的.此乃公平"駕車理論"之于法制化市場經濟之精髓意義.

二、公平與效率"駕車理論"，在社會主義改造之后，仍能保持社會建設時期，生產關系能適時動態改變，為社會生產力發展預留空間；引導中國經濟發展走向法制化市場經濟

社會思潮在改革開放前后之間巡回游弋，或者社會公平和效率這兩只腳，一左一右，交替出現走路不和諧，導致改革開放前之經濟發展停滯或改革開放后之社會發展巨大不平衡狀態；可見，公平與效率，少了哪一個都不行.

研究公平與效率理論，不能討巧回避對這一理論上位體制的正面剖析和科學提煉，陷入做理論有框架無良心。如果“公平和效率”在社會主義雙重實現的理論是不真實的，是值得懷疑的，那么在中國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中公平和效率的和諧實現的特例，顯然可以消除這種懷疑；同時，改革開放的顯著變化，提升國力，又是事實。那么，科學駕馭社會發展的出路，在哪里？

本文提出掌控公平和效率動態關系的可操作性理論――“駕車理論”：掌控公平與效率關系，如開車一樣，初學手動擋車，都是左右腳慌忙來回動，不是停車就是抖車；技術熟練后，下意識操作非常簡單，重心在右腳上，左腳輔助，效率（車速）主，公平（離合）從；主控效率，公平有自動修正機制；像汽車的“離合”一樣，適時到位，鋪墊“啟動某種力量（社會利益）”或摘除“某種超負荷力量社會利益）”，自如“離合”各種力量（平衡利益關系），社會不至于發生震動或熄火停滯；這是機制大于人的因素掌控社會公平的機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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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結合；運行機制

中圖分類號：D92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11-00000-01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重要性

在新時期，推動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進程是促進中國特色經濟穩步、健康發展的有效手段。政府主導計劃經濟，并進行宏觀調控，而市場經濟中以消費者為指導。如果國家經濟運行中缺少政府的宏觀調控，則會出現經濟疲軟的局面，市場經濟發展迷失方向，最終導致經濟的滯后和隨意，美國經濟危機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如果缺少消費者的指導，完全由政府負責，權利過于集中，也會出現市場疲軟、企業發展過程中動力不足，進而阻礙了經濟的穩步、健康發展。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應加強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

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運行機制的探析

（一）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目標

在傳統計劃經濟體系中，徹底改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雜亂無章的局面，進而實現計劃經濟的穩步發展是其主要經濟目標。然而大量實踐活動表明，傳統計劃經濟沒有考慮到市場經濟的競爭性和靈活性，為此，我國在改革開放時期，制定了新的經濟發展目標，即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變革市場和市場經濟方式，這不僅充分調動了群眾的經濟主動性，還獲得了理想的效果。由于市場經濟體制中借鑒了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相關理論，導致在具體的市場經濟運行中一些問題凸顯。十會議后，我國強調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在計劃經濟宏觀調控的基礎上，通過市場經濟提高經濟積極性，進而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需求。

（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科學性

國際經濟強調經濟的整體性，而國內經濟注重經濟的和諧性與合理性。單純的市場經濟中缺少對經濟從整體層面上的掌控，十分容易出現整體經濟崩潰的湖面。而單純的計劃經濟中市場主觀能動性不足，制約了經濟的穩步發展。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體系的構建和不斷完善，大量的實踐活動表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具有一定的科學性，這不僅能夠讓國家宏觀調控經濟發展，還能促進經濟的穩步、健康發展。

（三）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內涵

自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運行體系雖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是在具體的運行過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問題。單純的市場經濟的運行中，存在較多的負面性，有時甚至會引發經濟危機。結合現階段我國經濟建設的具體需求，我國應進一步控制經濟的負面影響，借助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的優點，增強我國經濟抵抗風險的能力。旨在通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實現優勢互補，有效彌補這兩者的缺陷，創新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模式，進而為和諧社會的構建奠定扎實的基礎。

（四）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亮點

分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可知，這兩者經濟運行體制均存在一定的問題，其中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主要體現在經濟體系內部。為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發展需求，我們應進一步優化和完善經濟體系。充分利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中的優點，并將此二者有機結合，進而更好地滿足新時期經濟發展需求。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具有宏觀調控能力，可有效消除市場經濟運行中的隱患或者降低危害，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打下了基礎。

（五）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社會意義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結合我國經濟的獨特性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求，我國實施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運行機制。分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運行過程中可知，這兩者有著各自的優缺點。為構建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應合理應用這兩種經濟體制，取長補短，在計劃經濟宏觀調控的基礎上，以市場經濟的調控能力為核心，不斷優化我國經濟結構，并促進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三、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注意事項

為更好地滿足中國特色社會經濟建設需求，加快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然而在該運行體制的發展過程中應注意以下問題：

1.更新經濟決策部門的思想觀念，加強對相關理論知識的學習；

2.在社會主義理論的基礎上，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核心，緊密結合新時期國際經濟發展態勢，以此來明確我國經濟發展目標；

3.增加計劃經濟的科學性，不斷規范、優化經濟管理條例，推動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進程，真正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穩步、健康發展。

四、結語

現階段，我國正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期，為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需求，在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選擇性地應用了計劃經濟，為促進這兩者的有機結合，應更新經濟決策部門的思想觀念，加強對相關理論知識的學習，依據新時期國際經濟發展走向來明確我國經濟發展目標，合理應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充分利用其激勵作用，進而促進我國中國特色經濟的穩步、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李桂芬.淺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結合的運行機制[J].黑龍江科技信息，2013（32）：282.

[2]胡留洲.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文獻綜述[J].中國商貿，2012（21）：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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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經濟”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問題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內容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關鍵詞：商品經濟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1]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取決于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當生產力的發展十分低下時，人類只能依靠“人的依賴關系”來戰勝自然，滿足自身的需要，這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自然經濟”時期；當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社會分工，同時伴隨勞動成果有了剩余而產生私有制以后，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形式上，即人們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來實現滿足自身的需要，隨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形式也就進入了“商品經濟”發展時期；當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使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勞動將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隨之消亡，個人得到全面發展，那時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就不需要通過“交換”的形式來實現，也就不需要“價值”插手其間，而是以“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從而進入“產品經濟”的發展階段。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因此，“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簡單商品經濟”也稱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復雜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市場”已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樞紐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可見，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5]“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8]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9]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篇5

內容摘要：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的商業經濟理論，研究方法表現為，社會制度的本質決定以馬克思經濟理論分析和探索流通領域的社會生產關系。計劃經濟的轉軌決定以歷史的方法，根據中國國情研究商業發展規律。

關鍵詞：商業經濟商業理論立場歷史方法

經濟理論的研究方法是建立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獨特的研究方法可以形成一個學派或流派。從分析方法的角度分類，經濟理論以及有著內在的邏輯關系的諸理論組成的理論體系或經濟學，大體上包括三大類別：靜態分析與動態分析的區別；均衡分析與非均衡分析的區別；純經濟分析與制度、結構分析的差別。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是計劃經濟時期商業的傳承，同時在社會制度方面有別于資本主義，決定了商業經濟理論的研究方法是世界觀，歷史觀和發展觀的辨證統一。

商業經濟理論研究的立足點

當前我國商業經濟理論的危機，表現在西方經濟理論的涌入，反映西方經濟思潮的市場營銷學替代了商業經濟學，而市場營銷學主要研究流通領域人和物的關系，忽視了流通領域生產關系的研究。在揭示生產關系的運行規律方面，由于社會制度的不同，商業經濟理論只能是以為指導的，解決我國實際問題的，中國式的商業經濟理論，是西方經濟理論無法取代的。我們認為，作為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征的商業經濟學研究對象是生產方式，首先要研究流通產業所有制結構、國有商業的地位、商業勞動的地位、商業企業人與人的關系，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科學發展觀就是以人為本的發展觀，也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需要。

政治經濟學與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對立，在于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對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成分表現在它提出了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類似的理論命題。但是，它不能揭示勞動價值是創造商品價值的惟一源泉。發展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根據“新的活勞動價值一元假設”以及馬克思關于勞動創造為市場交換而生產的商品價值的觀點，商業勞動價值同樣也是商品流通領域創造商品價值的惟一源泉。我國社會主義的性質決定流通產業要充分肯定商業勞動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地位，保護和解放勞動者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固有職責和根本任務。必須尊重勞動，尊重勞動者，不斷提高商業勞動者的素質和勞動效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商業，承認商業企業獨立商品經營者的地位，同樣也承認商業資本追逐剩余價值的本性和在增進社會財富的作用，不論是國有企業，還是私有制企業都表現為企業人格化資本的特征。也必須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正確處理好勞資雙方的利益關系，切實保障商業勞動者在分配領域的合法權益。

比較的動態分析的歷史方法

歷史和現實的比較是總結經驗、展望未來的重要分析方法。安崗（2005）的研究表明歷史方法的重要地位：中國經濟學界的首要問題是了解國情，發現經濟學研究中的問題，找到問題的結癥，并尋求解決問題的思路。這就需要我們應特別重視歷史方法，從實際出發來研究問題。不容否認，計劃經濟時期的商業結構模式存在許多缺陷，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商業理論，離不開計劃經濟商業的歷史背景，一味否定并不是歷史辨證的觀點，既然是計劃經濟時期商業的傳承，就要定性和定量的比較相結合。既吸收歷史的長處，又展望未來。我國公有制為基本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發展歷程經歷了計劃經濟、轉型經濟、市場經濟三個階段。計劃經濟時期的商業，從總體上說，符合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對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在轉型時期表現出來的企業小型化、極度競爭等問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補課”，是邁向市場經濟過程中生產力水平低下的反映。是對計劃經濟流通模式的第一次否定，是極不成熟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建立以后，商業的競爭必然走向商業的壟斷則是第二次否定。經過否定之否定，是計劃經濟時期流通模式的揚棄。計劃經濟時期的大流通觀點，經過所有制改造以后拓展為國際市場商品流通之勢。

篇6

【摘要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關鍵詞】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問題是當代世界最為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由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當代主流經濟學面臨的一個嶄新問題（Grosfeld,1990）。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一門比較成熟的關于市場運行和資源配置的學說，但從總體上來說，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并沒有一套現成的“過渡”理論或“轉軌”理論用來指導經濟體制國家改革的重大實踐。這意味著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而且這個實踐本身就是對理論的重大發展和貢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呢？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就是整個社會的共產（共同占有和共同生產）、整個社會的自由聯合勞動、商品生產和競爭的消除、階級的消滅等等。顯然，這樣的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形式是不能結合的。但是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科學社會主義，即共（論文庫）產主義而言的。而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由發達資本主義脫胎的科學社會主義（共（論文庫）產主義）是兩種不同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正是基于當代實踐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最高形態共（論文庫）產主義。就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言，我們的基本定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對我國現階段社會性質的根本定位。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做了科學的界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確切地說，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4］。一些學者在討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中，總是把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形態的特征同市場經濟的要求聯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僅僅歸結為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會主義，較低生產力水平意義上的按勞分配實際上必然導致平均分配。這樣來理解社會主義實質上降低了社會主義的標準，模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種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種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私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多元的產權關系、包含著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存在的條件。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多元產權主體的存在提供了市場經濟生成與發展的社會環境。

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藕合有其客觀依據和歷史必然性。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得以共同存在的一個前提。從歷史上看，商品經濟的生成確實是同私有制聯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并沒有演化為以市場為中心在社會范圍的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這說明市場經濟的存在是以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為前提的，而分工越發達，單個私人資本容納社會生產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會分工與社會生產力這一矛盾的解決，一是通過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度，實現生產資料占有、使用的社會化，二是通過生產要素組織方式的變革實現財產占有與運作的社會化來解決的。從社會制度的角度來看，我們選擇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國家則是通過選擇了股份公司等企業組織形式來解決這一矛盾的。但問題的關鍵是，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沒有消除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必然性，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因財產一定形式的社會化運作而使其經濟體制演變為計劃經濟體制，因此筆者認為把市場經濟區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不科學的。市場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聯系的或調節的對象是生產要素或財產的組織單位——企業，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場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樣的生產要素或財產組織形式使企業既能適應財產社會化運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場價格信號組織生產和經營的經濟主體。歷史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法人產權獨立于所有權，所有權與法人產權分離與制衡機制的創立，曾使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適應社會化生產要求，在社會范圍內組織生產。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對公有制財產組織方式的創新和所有制社會結構的調整，為市場經濟的運行創造條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與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的相藕合，也與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經濟低效率直接相關。本來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是以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前提的，全部社會生產都要有組織地進行，社會對全部勞動和資源都要有計劃地配置和調節，商品也就隨之自動消失了。從理論上來說，計劃經濟同科學社會主義意義上的共（論文庫）產主義是相同的。從計劃經濟的現實來看，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實踐中的計劃經濟，共同特點都是排斥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其運行機制是通過國家的統一計劃和行政手段來調節，計劃經濟運行的基礎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質是支配與強制，即國家對社會經濟實行全面壟斷和政（論文庫）府的超經濟強制，因而是一種“統制經濟”、“命令經濟”，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單純理解為一種配置資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有三個最為基本的特征：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這與計劃經濟的基礎和本質是根本對立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借以產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礎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良出市場經濟。事實上無論是理論意義上的計劃經濟還是實踐意義上的“統制經濟”都是同市場經濟相根本對立的。如果不是這樣來理解，那么就意味著不進行徹底的產權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種模煳認識是非常有害的。作為一種經濟制度，真正的計劃經濟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歷史任務完成之后才會出現，而“統制經濟”實際上是超越客觀實際、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制度選擇。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還有著一種與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相適應的世界性背景和意義。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沒有國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場經濟的這種屬性必然要求打破國家或地域的限制，從而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生產和經營，跨國公司的出現正是市場經濟這種本質屬性的外在表現。因此，世界經濟國際化、一體化的趨勢，無疑使中國經濟隔離于世界市場的“經濟魯賓遜”式的設計最終歸于夢想。世界需要中國，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側面，如同一枚硬幣有正反面一樣，問題的另一面是：中國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行為主體是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企業，而不是政（論文庫）府。因此，我國高度集中體制下的傳統的經濟模式中，政（論文庫）府作為一個超級的“經濟托拉斯”來與國外企業發生經濟利益關系和競爭，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導致經濟的X非效率。因此中國建立與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的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相接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便有了理論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據。我們把對市場經濟體制的選擇置于國際大背景的坐標之中，就會看到市場經濟體制也是我們在市場經濟的總體氛圍的條件下的現實選擇。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我們可以說，中國加入WTO的實質是同市場經濟制度接軌。

二、市場化及其標準

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特別是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市場化改革就成為中國社會的共識和價值取向。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不少學者也對改革的市場化進程和改革的績效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于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基本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提出：我國已經進入由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時期。這就提出了一個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即市場化及其判斷標準問題。

筆者認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場化；二是市場化有無標準；三是市場化的研究方法問題。

市場化是一個與市場經濟直接相聯系的范疇。國內學者和研究機構對市場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國家計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課題組認為，市場化是指資源配置方式由政（論文庫）府行政配置向市場調節的轉化，具體說，就是“取消或放松國家對商品生產要素供求數量及價格的管制”。而較早系統研究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市場化進程是市場機制在一個經濟中對資源配置發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對市場機制依賴程度的不斷加深和增強的演變過程。市場機制包括供求、競爭、價格、風險、利益機制等，是市場化理論含義的延伸［3］。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的過程這個定義非常符合新古典經濟學的正統規范，但是忽略了市場經濟中作為市場主體的人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見物不見人。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自從19世紀末新古典主義的創始人馬歇爾等分析供給與需求以來，資源配置問題就成為經濟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經濟學沒有分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供給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為市場主體的行為，因此現代經濟學把市場過程更多地理解為市場主體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另外把市場化單純理解為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會偏離市場化的本質。已如前述，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把市場經濟理解為市場機制調節配置資源的過程，是有一定的理論假設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個完全競爭和市場化已經完成的經濟中，在私有財產和經濟自由已成為既定前提的條件下，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場配置資源了，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市場經濟才被稱為由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制度或經濟形式。經濟市場化就其本質來說，首先是經濟主體的經濟自由權利的確立、實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過程。經濟自由權既包括個人的財產所有權，也包括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市場化的實質就是經濟自由化。市場主體在明確的產權關系和平等互利的條件下，自主從事交易活動，交易雙方不僅能夠從中獲得利，而且還能夠創造合作剩余，這樣就使原來我們認為并不增加社會財富的交易活動具有了生產性，市場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也因此凸現出來。

第二個問題，關于市場化有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問題，專家學者們也是有不同的觀點。多數研究者認為市場化進程有絕對的標準。這種觀點最有代表性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要判斷和評價體制改革是否達到目標，就必須對測度市場化程度的標準作出界定，盡管這是一個難以統一的復雜問題，但是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就不可能作出統一的結論。所以，他認為，應以100％作為完全的市場化的標準，以0％作為完全計劃化的標準。其理由是由于各個市場經濟國家中政（論文庫）府干預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個國家對不同領域的干預、在不同時期的干預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來界定完全的市場化（盡管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市場化程度達到100％），而以某一個市場發達國家的市場化程度作為對比的基礎或參照系，那么，不同國家的比較就失去統一的標準，同一個國家的不同領域或不同時期的比較也會發生困難。當然，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市場化沒有絕對的標準，只有相對意義［8］。持這種觀點的專家學者認為，計算或測度市場化程度的絕對值不是一個科學的方法，也不能從絕對值的意義上去理解市場化程度。說一個國家的市場化達到一個百分數，會給人一個錯覺，好像世界上存在一個100％市場化的國家，而這樣的國家并不存在；即使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調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別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市場化的內涵也相應改變，所以，不存在一個靜態不變的市場經濟標準。因此，對市場化進程的絕對評價是無意義的，而只能進行不同地區之間進程快慢的相對比較，即以名次之類的順序尺度進行衡量。

筆者認為，市場化不僅在性質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場化的過程在本質上可以看做是經濟自由化的過程，而且在標準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說市場化的含義是雙重的，既包含過程，也是指一定的標準，嚴格來說它是指市場經濟發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從過程的角度來看，假設一個國家的市場化水平是從5％向10％過渡，我們就不能認為這個國家或地區是市場化了。這就意味著市場化不能單純是指過程而言的。其次對于標準來說，它是從靜態的角度對市場化的程度的一個限定，即規定了市場化的最低標準，比如說5％就不能說是市場化了。至于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經濟交易越來越突破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范圍而在全球范圍組織經濟活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以及對不同地區之間的市場化程度只能進行相對比較等觀點，并不能說明市場化本身是不能測定的，而只是說明市場化的測度的研究方法問題。

關于市場化程度的判斷標準，一般認為，市場化程度在15％以下可稱為非市場經濟或墳墓經濟，市場化程度在80％以上可稱為成熟或標準的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60％—70％之間可稱為準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40％—50％可稱為轉軌中經濟，市場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稱之為接近準市場經濟或轉軌中經濟。國內學者對我國目前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斷，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種估計，高位估計是65％，中位估計是55％—60％，低位估計是60％［7］。正是基于我國市場化程度已經基本達到或已經接近60％的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五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指出：我們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新世紀5—10年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時期。我認為關于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基本上是比較準確的，國外的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說明這一點，據世界遺產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利用50多個經濟指標對世界150個國家的經濟自由化程度的評價結果，中國市場化程度大致相當于美國的50％，考慮到可存在的人為的偏差，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程度估計至多達到美國的60％—65％，處于這樣的水平，我們可以認為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對于十五期間，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卻有相當的難度。從西方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英國、美國和日本來看，英國大體上用了250年使英國成為標準的市場經濟國家；美國用了100年左右的時間成為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我國封建制度幾千年，計劃經濟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一場深刻的長期的社會革命，對此，我們還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如生產要素市場化問題、市民社會的建構問題等等，對此我們應當有科學的判斷和充分的思想準備。

市場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斷，需要建立科學的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國內學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標體系主要有：江曉薇、宋紅旭［5］提出的測算指標是：（1）企業自主度：包括企業的14項自，即生產經營權、產品勞務定價權、產品銷售權、物資采購權、進口權、投資決策權、稅后利潤分配權、資產處置權、聯營兼并權、勞動用工權、人事管理權、工資資金分配權、內部機構設置權、拒絕攤派權；（2）市場國內開放度：包括農業生產、工業生產、物資流通、商業流通、價格調節、投資管理；（3）市場對外開放度：包括進口依存序、非關稅壁壘，直接投資實際額；（4）宏觀調控度：包括稅收負擔、政（論文庫）府補貼、貿易管理、社會消費、信貸管理；國家計委課題組［6］是從商品市場（包括生產環節和流通環節）的市場化和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入手進行測算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實際上就是國家已經放開、主要由市場進行調節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場的比重。顧海兵［7］則是從要素市場化方面進行研究。他提出的測度指標包括：（1）勞動力市場化，包括農村勞動力市場、城鎮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戶口管理體制及城鎮、城鄉的戶口封閉體制；（2）資金市場化，包括資金市場的主體結構、資金結構、利率結構；（3）生產市場化，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產三產業；（4）價格市場化，包括重要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和公用事業價格、房地產價格、醫療價格。陳宗勝［3］認為，對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的測度，最好按經濟體制自身的構成，即企業、政（論文庫）府、市場三方面展開分析。徐明華［8］則從8個方面進行了測算，這8個方面包括：（1）所有制結構：包括工業總產值中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非公有制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等5項具體指標；（2）政（論文庫）府職能轉變和政（論文庫）府效率：包括GDP與政（論文庫）府消費之比、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等6項具體指標；（3）投資的市場化：包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非公有經濟投資的比重、基建投資中非國家預算內資金的比重等3項指標；（4）商品市場發育：包括出口總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商品銷售額與工農業產值之比等3項指標；（5）要素市場發育：包括合同制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每萬人職業介紹機構數等5項指標；（6）對外開放：包括外貿依存度和人均實際利用外資2項指標；（7）經濟活動頻度：包括每萬人商業網點數、每萬人工業企業單位數等3項指標；（8）人的觀念：包括每萬人個體戶數、每萬人私營企業投資者數等4項指標。筆者認為，運用不同的指標體系來探索研究市場化的程度判斷本身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事實上每個指標體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實地反映市場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運用不同指標體系判斷市場化程度的差異，而是對市場化進程的基本趨勢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筆者認為應當結合借鑒美國遺產基金會的研究方法，該基金會的經濟學家首先把經濟自由化定義為“對于政（論文庫）府在生產、分配、消費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們對經濟自由化指數的測量也是針對政（論文庫）府對于經濟所施加的束縛程度進行考察，因此這種考察的具體對象主要是政（論文庫）府的相關政策。這種考察是對影響經濟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產出”方進行考察；該機構共設置50項變量或指標，采用分值測度的方法進行“打分”和評估。這種方法的實質是考察制度因素對經濟自由化的影響及影響程度。當然影響一個和地區的市場化程度的差異還有人口素質、技術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慮進一步補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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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盛洪.關于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過渡過程的研究［J］.經濟研究，19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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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是生產管理的一種有效手段

在計劃經濟時代，計劃是生產管理的一種有效手段，而在市場經濟建設中，有人就不以為然。他們把計劃經濟中所有的失誤與弊端都歸咎于計劃，以此，他們對計劃理直氣壯地說"不〃其實這是矯枉過正，一葉障目，不見泰山。20世紀30年生的經濟危機，使西方經濟學家束手無策，美國總統羅斯福果斷出面進行計劃干預，成功地扭轉了危機進一步漫延的局面，遏制了這場災難的縱深發展。這是人們熟知的典型的以計劃干預市場的例子。在現在的市場經濟時代，計劃起著調節市場的作用，尤其在宏觀方面，它所起的管理作用是無與倫比的。它克服了過去的那種弊病，彌補了市場的不足，緩和了市場的剛性，使市場煥發出勃勃生機和活力。應當認識到，計劃和市場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優勢互補。沒有計劃，生產就會陷入混亂，就會產生生產過剩或不足，引發經濟危機。只有計劃才能使生產有條不紊，使經濟秩序井井有條,不致發生紊亂。當然，調節經濟秩序也可以通過市場規律進行，但那是在經過慘痛教訓后的亡羊補牢。雖然并不是說計劃是完美無缺的，但是用不好也會成為阻礙生產發展的因素。

事實上，現在計劃、市場和生產已形成了如下的三角關系：

由上圖可知，由市場產生計劃，同時計劃又指導和調節著生產活動，而生產活動中的一些新問題又反饋到計劃部門，作為調整和修定計劃的依據。生產出來的產品投入到市場，再由市場反饋信息給計劃。從這個圖中也能充分看出計劃在市場經濟管理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計劃應具有預見性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銷售工作處在龍頭位置。所有生產活動的價值最終都由銷售工作予以確認。因此，生產出適銷對路的產品應當是生產者的希望，也是企業的追求。古人曾說“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在市場競爭如此激烈的現在，不但要"預”，還要充分"預”，高質量的"預”。什么樣的產品有市場？什么樣的產品有潛在市場？什么樣的產品已經成了明日黃花？而有需求的產品其市場前景究竟有多大？其市場需求定位在一個什么樣的位置？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又何在？對于這一系列的問題在做計劃前應該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在市場疲軟、產品處在低價位時，如果生產的產品所占的市場份額不大，遠不能達到壟斷的程度，那么計劃就應當相應的壓縮產量，不能做賠本賺吆喝的生意，同時要義不容辭的肩負起振興市場、維護本行業利益的重任。千萬不能做低價傾銷的事，當然那些具有壟斷野心想通過壓價擠垮其他同行的企業除外。在市場前景看好時，計劃就要相應地調整，加大產品產量計劃，組織高負荷生產。只有這樣，了解了產品的市場前景，才能有的放矢，做出具有科學價值的計劃，做出具有促進生產發展性質的計劃，做出一個合格的計劃。這樣一個計劃，也是現代企業所夢寐以求的。當然這些市場情報應當有專門的機構提供，而不一定非要計劃人員去四處搜集，畢竟他們的主要工作是計劃。

計劃應具有前瞻性

    僅僅根據市場信息還不能制定出完整的計劃，否則計劃就是銷售部門的事了。從前面的"計劃、生產、市場關系圖"中，〃計劃一市場"、〃市場一生產"兩重關系都是單向的，唯有"計劃_生產"之間的關系是雙向的。計劃用來指導生產，同時生產又反作用于計劃。也就是說，計劃要不斷吸納生產所反饋回來的信息，不斷考慮生產實際和企業的未來發展之路。所以，計劃應在洞悉市場發展變化的基礎上，并結合本企業生產目標（包括近期的和長期的）來制定。計劃要具有前瞻性，不但要總結過去，正視現在，還要規劃未來，充分考慮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問題。計劃要把企業引入何方？不能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才考慮如何去修路。也就要求計劃應具有連貫性和整體性，要透過每月或每年的生產計劃就能反映出企業的發展動態。矚目計劃，看到的不是冷冰冰的數字，而應當是充滿活力、充滿朝氣的一個不斷發展、不斷超越自我、走向輝煌的鮮活的企業的形象。

計劃應具有可操作性

具體到計劃的制定，應特別注意計劃要具有可操作性，這應當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直接關系到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什么叫計劃應具有可操作性呢？首先，這個計劃應當是可行的，即是可以實現的。如果計劃實現不了，無論制定得多么宏偉、多么誘人，都等于失敗，那是馬歇爾計劃。計劃能夠實現，則大家才會有信心，才能去努力、去奮斗、去拼搏。如果計劃無論付出多大努力都不能實現，則會挫敗大家的積極性。這樣脫離實際的計劃所產生的效果是很惡劣的，它容易使人產生自甘落后的消極頹廢情緒，顯然是不可取的。這個計劃也不是不費吹灰之力唾手可得的，是必須要經過一定的努力，付出艱辛的勞動才能實現的。如果計劃很容易實現，人們的生產積極性也不會太高，不用使勁，不去努力，計劃就可以很輕松地完成，那還要去奮斗什么？這樣的計劃是培育懶惰的溫床，制造平庸的培養液,只能使人不思進取、不求上進，最終導致企業生產效率低下。

要制定出一種具有可操作性的、切實可行的計劃，首先，要深入生產現場，了解生產實際，與生產實際相結合，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其次，要全面熟悉全廠的生產工藝、掌握生產條件、明白生產現狀，這樣才能做到胸中有數、知己知彼。同時還需要了解生產的季節特點、環境條件和歷史情況，還要預知未來可能要發生的事，這樣才能做到有備無患。當然沒有人會未卜先知，要知道未來可能要發生的事，就必須要廣泛搜集信息，如一些檢修方面時間表、基建方面的規劃等等。千萬不能閉目塞聽、閉門造車，缺乏可操作性的計劃，對生產不會有利。

在市場經濟中計劃是指導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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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對于經濟轉軌過程中的生態環境效應研究比較少，主要有李國柱、馬樹才從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國經濟體制轉軌與生態環境質量的關系[10]；侯偉麗從定性角度分析中國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的效應[11]；季斌、沈等從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效應[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經濟轉軌帶來的生態環境效應，對于區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續發展機制有重要的意義。

經濟體制的基本類型和特征

張春霖認為經濟體制是人類為解決資源配置和動力問題而確定的一組機制，包括決策、信息、激勵、約束的機制，強調所有制和協調機制并不是經濟體制的構成要素，進而又把上述四種機制分為兩組，即決策—信息機制和激勵—約束機制[13]。張仁德認為經濟體制是借助于經濟體制實行資源配置的一整套經濟系統，或者說是對資源配置作出決策和執行這一決策的一整套組織安排[14]；樊綱、光認為經濟體制是一定的經濟制度或者生產關系所采取的具體組織形式和運動方式，包括社會組織和管理經濟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經濟運行機制[15]。上述定義從不同角度揭示了經濟體制的特征，筆者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對經濟體制的含義進行重新界定。經濟體制主要是指資源配置的方式，這種方式也可以認為是在一系列機制運作下的制度安排，不僅僅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和企業所有制結構，還包括整個國民經濟的管理體系和制度，主要分為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兩種。計劃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政府在整體的宏觀調控、總量控制、結構調整、經濟布局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計劃成為配置資源的基本方式、國家通過指標的方式直接管理企業、國家所有制是經濟體制的基礎、強調國家利益等[16]；市場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市場在微觀經濟領域、日常生產經營活動和有關資源配置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場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高效率地配置資源，生產者和消費者是決策的主體，追求個人、企業利益是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力[17]。

計劃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公地悲劇”的產生馬歇爾•戈德曼（MarshallGoldman）曾對這個問題有過簡練的描述，計劃經濟形成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經濟的偏離，由于不存在資源的私有產權，工廠經濟不必為其使用的土地和資源付費，這就導致了對資源的過度使用。從理論上講，計劃經濟體制可以避免外部性問題，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處置資源時，真正的“公地悲劇”才會產生。整個社會或者多個單位共同占有公共資源，公共資源的產權清晰而使用權模糊，經濟主體往往可以以較小的成本就可以獲取公共資源，最終會使公共資源枯竭[18][19]，計劃體制對資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業將追求利潤作為經濟業績，也浪費了大量的資源和污染了生態環境。此外，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生態環境政策、制度、觀念不完善，往往導致資源的過度使用和生態環境污染。另外，國家作為社會成本的承擔者和強制執行者，僅具有純理論的意義，企業使用資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企業運營機制和價格機制也加速了資源的過渡利用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力度；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制定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也對資源生態環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重工業為重心的工業建設、和化運動造成了資源的大量浪費、“大三線”和“小三線”建設使得錯誤的工業布局引發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以鋼為綱”、“以糧為綱”方針忽視生態規律，造成生態生態環境的極大破壞。

（二）重工業優先發展趕超戰略的負作用由于當時的國際背景和國內背景，迫切需要盡快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盡快實現工業化，我國采用蘇聯的工業化發展戰略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道路，然而重工業這種資金、資源密集型產業并不符合我國的優勢，因此重工業的發展必須在扭曲的宏觀政策中得以生存和發展。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業結構是生態環境效應的主要因素，是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主要驅動因子[20]。縱觀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計劃經濟時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國重工業化時期大致分為五個時期，即1949年～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重工業優先、“一五”期間的重工業化、“二五”期間的“”對重工業的強化、1961年～1964年對“”的糾正、1965年～1978年備戰和三線建設對重工業優先的再次強調[21]。長久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形成了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的畸形產業結構，重工業的發展不僅消耗了大量的資源，而且使生態環境破壞嚴重。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研究員認為重工業一般具有兩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傳統的重工業發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發展道路，重工業的過度發展造成本來已經很脆弱生態生態環境加速破壞；二是資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業的加速發展必然使得本來已經非常短缺的水、土、煤、電、油等基本資源高度緊張，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群眾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負效應的影響[22]。

市場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正效應

1.市場機制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市場經濟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場機制或稱為價格機制，市場機制在反映資源稀缺性、提高資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微觀層面上，企業對于市場上的價格信號能夠做出靈敏的反應。市場價格的波動，及時地反映出市場對各種產品的需求，以及各種資源的稀缺程度，通過企業的自發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動，經過一定的過程，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23]。宏觀層面上，由于堅持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宏觀調控，價格信息真正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導向作用，市場經濟體制資源配置實現較計劃經濟體制高的效率。以水資源為例，研究表明，市場發育程度越高，水資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無償供水或者低價供水，城市生活和工業用水的價格也是嚴重扭曲，極為嚴重浪費水資源[25]。由于水資源的無價或低價，使用者很難通過技術創新來減小成本，據調查灌溉農田比噴灌、滴灌分別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劇了水資源的浪費，還造成了土地鹽漬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態生態環境問題出現。市場經濟體制下水資源有償使用法律、辦理辦法等明確規定了各類用水全面實行有償使用[26]，不僅使供水單位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而且對節水工作的開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經濟杠桿的作用。另外，市場機制促進了非國有企業的發展，集體、三資、私營等各種產權類型的企業大量出現，這些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開了競爭。市場機制的引入建立了資源市場，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擴大。

2.市場化有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全要素增長率和產出增長的貢獻率遠高于傳統經濟時期，這將有利于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及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由來已久，政府多次強調轉變經濟方式卻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學者樊綱認為歸根結底這不是認識、管理、政策問題，也不是發展戰略問題，而是體制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國外延式發展的問題不可能根治[28]。劉國光學者也認為，相比較而言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對經濟增長方式制約性更大，這種制約性不僅反映在微觀層次的企業經營機制上，而且體現在宏觀層次的經濟調控體系和調控手段上[29]。劉傳江學者認為傳統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因其忽視個人利益和經濟激勵、排斥市場制度與市場機制，因而不僅會因為缺乏技術創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勵和動力機制而內生出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而且還決定了這種增長方式的鎖定狀態[27]。上述觀點表明，經濟體制轉變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應該是同步的，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市場化可以通過三個渠道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第一，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形成靈活、準確反映各類自然資源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逐漸替代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資源價格體系，從而為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和優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價格幾乎全部決定市場上供需變動的產品，受指令性價格影響的工業品占工業總產值的份額較低；第二，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調整產業結構，通過市場調整，形成有別于計劃經濟體制的高度化和協調化的產業結構；第三，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促進企業研發和采用新技術以在競爭中保持優勢，以增進資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態環境污染程度。

3．市場化有利于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生態環境政策是協調發展與資源生態環境之間矛盾的手段，同時也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延伸和實現其發展目標的重要調控手段[30]。生態環境政策包括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生態環境法規制度、生態環境公眾參與等三個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態環境經濟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費、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資源生態環境稅收等方面，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對于降低生態環境保護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減少政府補貼、擴大財政收入以及提高公眾生態環境意識諸多方面起到了較好的效果。在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漸進的改革時期，這些帶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生態環境政策與市場經濟手段相結合，比較有效地緩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兩種手段，一種是政府干預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環境資源稅、環境污染稅或排污收費、環境保護補貼、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種是市場機制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自愿協商制度、污染者與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權交易制度等。近年來國家積極推進環境稅費改革、環境價格和收費改革、綠色資本市場完善、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排污交易市場的試點、綠色貿易和綠色保險的實現、環境污染責任強制保險、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綠色信貸和銀行綠色評級、企業環保債券等體現了我國環境管理的市場手段更加健全，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建設日臻完善，注重市場機制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作用。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負效應

市場經濟相對于傳統經濟體制在經濟發展、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市場經濟體制的調節有以下缺點：①只能解決微觀經濟平衡問題，不能解決宏觀經濟平衡問題；②市場機制只能反映現有的生產結構和需求結構，而不能反映國民經濟發展的長遠的目標和結構；③市場機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競爭為前提的，而現實條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壟斷等因素下難以實現充分競爭；④許多社會消費的公共產品難以通過正常的市場價格機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態環境資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屬性使得市場經濟并不能解決所有的生態環境問題，相反有些資源生態環境問題反而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變得更加惡化。一方面生態環境和資源往往屬于公共財產，破壞生態環境、浪費資源將會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但卻可以降低生產者的邊際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費者的邊際私人效應。換句話說，對于外部性的生態環境和資源問題來說，市場機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場機制往往只能反映眼前和局部利益，難以解決長遠和整體利益，因此市場經濟難以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32]。另一方面，我們的經濟體制轉變僅僅30年的時間，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轉變卻用了上百年的時間，我們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在制度方面還有很多不足之處，由于生態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往往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卻能給企業和消費者帶來眼前與局部利益，然而企業和消費者行為的不規范就表現為生態環境和資源的惡化。以海洋漁業資源為例，隨著水產品價格不斷升高，以及資源保護、維持水產品資源再生能力的意識極為淡薄，缺乏資源持續利用的觀念，20世紀70年代后期隨著漁業市場的迅速發展，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近海捕撈過度，水產資源嚴重衰退，傳統的底層魚類資源衰退最嚴重，形成了“見有就補，越捕越少、越少越捕”的惡性循環[33]。又如農村資源生態環境具有一定的“公共屬性”，幾乎沒有有效的經濟手段對農業生產中的社會收益大于私人收益中的部分給予一定補償，對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費用。這實際上鼓勵了農村居民采用掠奪式生產方式。由于生態環境保護尤其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本身是一項公共事業，屬于責任主體難以判斷或責任主體太多、公益性很強、沒有投資回報或者投資回報率較小的領域，對社會缺乏資金吸引力。同時由于農村生態環境保護資金利用率較低，有限的農村環保資金沒有產生出最大的生態環境效益。目前在實施農業和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建設項目上，還存在著資金分散、重復建設和“自上而下”的決策現象，資金分散到多個部門，難以達到協調統一效果[34]。綜上所述，市場機制并不能解決所有的生態環境問題，由于資源生態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市場體制也有不能企及之處，因此必須充分發揮政府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市場建設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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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經濟職能的轉變

我國政府宏觀調控模式有效運行的條件之一就是解決它將對“什么”發揮作用，即宏觀調控的對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政府經濟職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即由計劃經濟時以對微觀經濟為中心的調控轉變為以對宏觀經濟為中心的調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政府經濟職能的這種轉變具有以下特點：

（一）我國政府經濟職能“定位”的恰當性。我國政府經濟職能不是原來計劃經濟時期那種完全拋棄市場的作用，政府壟斷性的調控，而是市場和政府職責合理分工，二者職能互補。市場和政府都是配置社會資源的工具，凡是市場配置資源能發揮作用的地方如效率、競爭力、活力等市場都發揮作用。同時，由于市場又不是萬能的，凡是市場失靈的地方，政府應充分行使其職能，主要表現為：（1）市場機制既無法控制宏觀經濟總量平衡又無法控制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和通貨膨脹等同題。制定和執行宏觀調控政策是政府的經濟職能之一；（2）公共物品具有“消費的非排他性”和成本高、效益低等特點，這使以價格機制為核心的市場機制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失靈。這樣，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的經濟職能之二；（3）經濟活動產生的“消極外部性”，即對他人產生不利影響，將部分成本強加于他人而無需支付代價，如企業造成的環境污染等。僅靠市場機制無法吸引企業自覺控制污染，消除消極的外部性。政府應責無旁貸承擔排除經濟外部性的職能，這是政府的經濟職能之三：（4）人所共知，雖然市場機制能有效解決效率問題，但不能解決社會公平問題。調節社會分配，縮小收入差距是政府的經濟職能之四。（5）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在于法律規范的保障。因此，建立法律體系，維護市場秩序是政府的經濟職能之五。這五項基本政府經濟職能是政府與市場相互配合、協調互補的產物，表明政府經濟職能“定位”的恰當性。

（二）政府經濟職能“定位”的科學性。經濟的發展有其內在規律性，人們遵循其規律就會成功。否則，就會遭到懲罰。掌握經濟規律的關鍵是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對經濟發展相互作用的關系。這一點已為中外經濟發展的歷史所證明。在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由于我們完全忽視市場的作用，一味強調政府的作用，政府的經濟職能無所不包，其結果使我國國民經濟幾乎崩潰。以來，特別是十四大以后，我們逐步突破計劃經濟的樊籬，實行市場經濟，轉換政府職能，充分發揮市場和政府二者協調作用，使我國國民經濟高速、健康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世人矚目。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初期，一些國家接受亞當·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把政府僅僅置于“守夜人”的地位，弱化政府經濟職能，完全讓市場來調節經濟的運行，其結果造成了20世紀30年代“最深刻、最持久、最廣泛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于是，各國紛紛拋棄自由放任思想，而接受凱恩斯的經濟干預思想，政府由“守夜人”轉變為積極“干預者”，強化政府職能，經濟活動由政府來調節，削弱市場機制的作用，其結果再一次導致了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滯脹”。為此，各國紛紛總結經驗，積極探索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采取了政府和市場相結合的“混合型”經濟模式，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協調作用，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綜上所述，中外政府在探求政府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作用，即合理確定政府經濟職能時，都因沒有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職責關系而產生失誤，這充分證明了我國政府經濟職能“定位”的科學性。

二、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轉變

所謂政府宏觀調控行為就是宏觀調控主體——政府為了實現其經濟職能而實施的行為。一般有三種形式：一是強制，即政府依靠法定的強制力實現其經濟職能的行為，如行政命令等；二是獎酬，即政府通過給予各種經濟主體（公司、企業）一定的經濟利益的方式來使其自覺接受政府的調控，進而實現經濟職能的行為，如產業政策和部分財政及金融政策等。這些政策的實施不是靠強制性的行政命令而是政策本身所含有的經濟利益，經濟主體為了得到經濟利益而自覺貫徹執行政府的這些政策，即接受獎酬；三是輿論，即政府通過輿論宣傳作用把其意圖施加于經濟主體實現經濟職能的行為，如政府對經濟主體進行的各種精神獎勵等。這些精神獎勵（輿論）只是一種榮譽的稱謂同樣不具有強制性，它們的實施同樣靠經濟主體的自覺接受。由于我國實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發生了重大轉變：即由計劃經濟時期單一性的強制向以獎酬和輿論為主兼顧強制的轉變。這種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轉變具有以下特點：

（一）政府強制的弱化。就是指政府依靠強制實現其經濟職能的程度弱化。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政府運用指令性計劃這一行政命令調控經濟活動的減少。據有關部門統計，農業生產在1985年就已全部取消了指令性計劃，在農產品方面，1984年國家收購和調撥的商品只有糧食、棉花和某種中藥材等10種；工業生產中，政府實行指令性管理的產品已由1980年的120種，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45％，減少到1994年的33種，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4.5％。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中，政府定價僅占5％，在農業出售的農產品總額中占12％，在工業企業銷售的生產資料總額中占18%.以上表明，政府的強制在數量、范圍等方面出現了弱化的趨勢。另外，政府強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其效力的強弱大大受市場的制約，因為，市場經濟主體的經濟活動以市場規律為準繩，一切行為均以獲取利益為目的，為了利益可以置政府強制——行政命令而不顧，最近一段時期，各種走私活動的猖獗以及其他各種“有禁不止”現象的存在都是政府強制在市場經濟大潮中失靈的佐證。

（二）利益是實施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基礎。政府宏觀調控行為是否有效取決于三種宏觀調控行為所含利益在多大程度上被經濟主體吸收。如果利益所產生的誘因足以吸引經濟主體自覺接受政府宏觀調控行為，這表明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產生了效力。反之，其無效或效力弱化。就強制而言，雖然，可以憑借自己法定的強制力迫使經濟主體服從，如企業接受政府的指令性計劃。但是，如果強制——指令性計劃不能使企業因認真貫徹執行指令性計劃而得到滿意的經濟利益，那么，就會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情況。強制因經濟主體按市場規律，追求最大經濟利益而效力減弱。就獎酬性和輿論而言，因自身沒有強制力，經濟主體是否接受這一行為完全取決是否有利可圖，這就決定了利益是獎酬行為的重中之重。目前，嚴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其特點是投資大、效益低，一般經濟主體不愿投資建設。針對這種狀況，政府實施了諸如優惠產業政策、金融政策、稅收政策等一系列獎酬，通過在資金、稅收等方面的優惠，使經濟主體的經濟利益得到保證，吸引它們投資建設，實現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突破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另外，政府有關部門也開展一系列精神文明活動，授予一些經濟主體諸如“雙文明單位”、“消費者滿意單位”的稱號。通過實施這些輿論，使經濟主體意識到榮獲這些榮譽稱號對于提高自己的知名度，開拓市場具有重大意義。因此，積極參加政府開展的精神文明活動。經濟主體參與這一活動的過程就是貫徹執行輿論的過程，也就是輿論發生效力的過程。

（三）市場交換是實施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方式。如前所述，利益是經濟主體是否接受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前提，而通過什么方式把政府宏觀調控行為和經濟主體之間連接起來，也就是說以什么為中介把政府宏觀調控行為所含的利益被經濟主體吸收進而實現其效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個中介只能是市場交換。政府用宏觀調控行為所含的利益與經濟主體的服從相交換，進而達到交換雙方的目的，即政府由于付出一定利益而換取了經濟主體的服從，使宏觀調控行為發生效力；經濟主體則因服從宏觀調控行為而換取了利益，達到了作為一個經濟人的目的。由此可見，即便是強制，如果不把其實現效力的方式建立在與經濟主體進行交換的基礎上，那么這種強制的效力，在一定程度就會因經濟主體無利可圖而消極服從、弱化或化為烏有。如前所述，社會上大量存在的“有禁不止”現象就是政府強制失靈的突出表現。對于獎酬和輿論，其效力是否實現或效力的強弱則完全取決于它們所含利益與經濟主體服從二者之間市場交換是否成功成交換效果的好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優惠招商引資政策（獎酬），吸引了大量外資，促進了我國經濟建設的發展。這是由獎酬所含利益與外商之間成功進行交換的結果。也是政府獎酬成功案例之一。而最近一段時期，有些政府部門開展的亂評比活動（輿論），各種榮譽稱號多于牛毛，遭到了企業的抵制。其根本原因就是這些評比活動僅僅是為了某些部門謀取利益，導致這種輿論行為不含經濟主體所需利益因素，無法與企業進行交換。這也是政府輿論失敗的案例之一。

三、政府宏觀調控關系的轉變

所謂政府宏觀調控關系是指政府與經濟主體間內在的本質聯系。這種關系一經形成便具有長期穩定性。宏觀經濟調控關系和宏觀調控行為的關系是二者互為前提，宏觀調控行為必然導致一定的宏觀調控關系；穩定的宏觀調控關系又產生相應的宏觀調控行為。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采取行政命令等強制行為實現其經濟職能；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則采取以獎酬和輿論為主，強制為輔來實現其經濟職能。因此，政府宏觀調控關系相應也發生了明顯轉變：即由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向服務和被服務的關系轉變。這種宏觀調控關系具有以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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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經濟轉型正處于攻堅階段

盡管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已在我國經濟結構中居于主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也已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可以說我們已經基本上完成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初步建成了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但許多困擾和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矛盾還沒有解決,經濟轉型正處于攻堅階段,改革的任務十分艱巨。

我國的經濟轉型就包含著兩種體制上的轉變:一種是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另一種就是二元經濟結構的轉變,這兩種轉變交織在一起并且互相影響。這一特殊的二元經濟結構決定和影響著我國當前和今后很長一段時間經濟發展的狀態和過程。破除計劃經濟的阻礙,最終實現市場經濟;加快工業化和信息化進程,最終消除城鄉差距,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也是必經過程。

二、現階段經濟轉型對我軍裝備建設的影響

由于受到雙嵌合二元經濟結構特別是雙軌經濟制度的影響,我軍裝備建設領域呈現出諸多不協調的現象,裝備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還不相適應,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裝備建設轉型的順利推進。現階段經濟轉型對我軍裝備建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裝備建設思想與管理模式、裝備科研生產和采購以及裝備保障等方面。

(一)裝備建設思想與管理模式

作為時代產物的裝備建設思想以及裝備管理模式,必然要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軍事形態、武器裝備發展水平等多重因素的作用和影響。在我國市場經濟轉型仍為完成的情況下,非市場經濟特別是計劃經濟的裝備建設思想和管理模式,與部分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裝備建設思想和管理模式并存,在正反兩個方向上共同影響著我軍裝備建設的歷史進程。具體表現在:一方面,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觀念、行為模式已經日益成為我軍裝備建設的主流和發展方向,如:裝備建設必須要依托整個國民經濟,用市場而不是行政命令來優化裝備建設資源配置,裝備采購、管理和保障必須走市場化、社會化的路子等等。另一方面,由于我國曾長期處于計劃經濟時代,傳統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仍然存在于國民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的各個領域,如長官意志、注重指令計劃,不尊重市場經濟規律、不注重裝備建設效益等思想和做法在裝備建設領域仍然存在,在某些方面還相當普遍和嚴重。

(二)裝備科研生產和采購

高科技武器裝備特別是信息化武器裝備,科技含量高、研制生產的風險和維修保障的難度大,在很多方面都對裝備發展和科研決策提出了比機械化武器裝備更高的要求,如必須要用系統的思想看待武器裝備的全壽命過程,在武器裝備的研制階段就必須要考慮其保障性、可靠性和維修性,系統配套以及經濟可承受性等等。而我們的工作與這些要求還存在諸多不適應。在我軍一些高技術武器裝備發展的過程中,曾經出現過過分重視武器裝備的戰術技術性能、而忽略了裝備的保障性、可靠性和維修性;過分重視單件武器裝備的先進性,而忽略了配套裝備的研制;研制生產不注重經費使用效益等情況,導致耗巨資研制出來的新裝備長期無法形成戰斗力和保障力,這方面的教訓是深刻的。

在國防工業生產上,經過近30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國軍工企業在管理體制、技術創新能力等方面都有了長足進步,但國防工業自成體系,缺乏充分競爭,管理體制僵化的情況依然嚴重,計劃經濟時代的管理思維、管理模式和組織體制仍然存在并發揮影響,這些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約了我國國防工業的發展壯大和創新能力的提高。

在裝備采購方面,盡管我軍早已把市場化的采購模式作為改革的方向,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指令計劃型采購和生產依然是我軍裝備采購的主要形式;在裝備采購的管理上,不利于資源優化的多頭管理、條塊分割的狀況依然存在等等。

(三)裝備保障

世界范圍內的新軍革,是把工業時代的機械化軍事形態改造成信息時代的信息化軍事形態的過程,其主要標志是信息化武器裝備逐漸成為戰斗力構成的關鍵物質因素,基于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成為戰斗力的基本形態。當前,我軍裝備建設正處于從機械化半機械化向機械化信息化轉型的關鍵階段,如何將機械化和信息化建設有機的統一起來,實現裝備建設各種資源要素的有效整合和良性互動,是我們必須認真面對和加以解決的重要課題。

在裝備保障方面,發達軍事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市場經濟和信息化戰爭條件下,軍民融合、后裝一體是合理配置裝備保障資源的最有效方式,但是,受到長期計劃經濟的影響,我軍裝備保障在體制機制和建設觀念上仍處于后裝分離的狀態,條塊分割現象嚴重,裝備保障的社會化、市場化程度低,裝備管理水平和保障能力亟待提高。

三、對策與建議

(一)轉變觀念,創新裝備建設思想

要打破保守僵化、思維定勢、思維慣性和思維封閉,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信息化時代的要求,不斷確立與科學發展觀相符合的發展理念和創新思維,構建具有時代特色的裝備理論體系并指導我軍裝備建設實踐。

要在客觀認識現有的裝備管理體制、模式和方法的基礎上,堅持以實際問題為中心,緊緊圍繞裝備建設和發展中的重大現實問題,深入研究武器裝備建設的階段性特點,不斷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環境中和信息化條件下武器裝備建設的特點規律,摒棄不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特別是計劃經濟的思想觀念,用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思想和觀念來指導裝備建設實踐,最大限度的利用市場配置實現裝備建設資源優化,統籌機械化與信息化建設,走復合式發展的道路。

要特別注意防止以下兩種情況的出現:一是繼續沿用和堅持計劃經濟時代曾經行之有效的裝備管理模式;二是在舊有模式失靈的時候,不客觀全面地分析我軍裝備建設的實際情況,盲目照搬先進國家的武器裝備管理模式。

(二)依靠科技創新,走軍民融合的發展道路

克服和突破我國經濟轉型期社會經濟結構對裝備建設的不利影響,就必須要堅持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推進武器裝備建設的戰略基點,加快建立軍民融合的裝備創新體系。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國防科技工業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與發達國家相比,一是武器裝備研制創新能力還存在一定的差距;二是軍民結合產業創新能力存在較大差距;三是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發展存在差距,不適應持續和跨越發展的要求。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已經成為制約我軍高新武器裝備發展、裝備管理保障水平進一步提高,裝備建設順利實現轉型的關鍵性因素。

構建軍民融合的裝備創新體系,關鍵要解決體制分割問題,要創建統一的國家科技創新體系和工業體系,將目前軍民兩支相對獨立的科研生產隊伍融合起來,形成統一的力量。不僅有利于打破軍民分割、自成體系的格局,降低資源重復配置所造成的嚴重浪費,而且還可以發揮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實現國家科技的重大創新,大大提高科研和生產的效率和效益。要積極推進全方位軍民融合建設,徹底改變過去軍民分體化建設模式,把我軍裝備建設深深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之中,不斷提高我軍裝備建設的自主創新能力和裝備保障的市場化水平。

(三)加強制度建設,為裝備建設轉型提供有力保障

裝備建設轉型是一個伴隨著裝備建設水平不斷提高而進行的結構轉換的過程,是一個制度變遷的過程。推進和實現裝備建設轉型,僅僅依靠思想觀念的轉變和科技創新是不夠的,還必須不斷創新裝備管理制度和運行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