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產假延長，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延長婚假十天、延長產假六十天、男方享受三十天護理假、在子女六周歲前，每年給予夫妻各十天育兒假……11月19日，安徽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安徽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訂草案表決稿）》（以下簡稱條例）。《條例》將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延長產假六十天，男方享三十天護理假

   《條例》規定，提倡適齡婚育、優生優育。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夫妻現有三個子女，有子女經鑒定為殘疾且醫學上認為可以再生育的，可以再生育。依法收養子女的夫妻或者再婚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

   值得關注的是，在獎勵與社會保障方面，《條例》規定，符合法律規定結婚的職工，在享受國家規定婚假的基礎上，延長婚假十天。婚假期間，其享有的工資、獎金、福利待遇不變。對符合本條例規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應當給予以下獎勵：女方在享受國家規定產假基礎上，延長產假六十天；男方享受三十天護理假；在子女六周歲以前，每年給予夫妻各十天育兒假。職工在前款規定的產假、護理假、育兒假期間，享受其在職在崗的工資、獎金、福利待遇。

   鼓勵、支持幼兒園提供延時托管服務

   《條例》規定，婦女妊娠、生育和哺乳期間，享受國家規定的特殊勞動保護。各級人民政府應當為因生育影響就業的婦女提供就業服務，保障婦女就業合法權益。鼓勵用人單位制定有利于職工平衡工作和家庭關系的措施，依法協商確定有利于照顧嬰幼兒的靈活休假和彈性工作方式。

篇2

今年春天，旅居美國的朋友聊起在美國頗受歡迎的一種血糖儀，這種家庭型儀器從手指取出一小點血，通過配套的試紙可以每天動態監測血糖指標狀況，從而指導日常飲食。該血糖儀配套的試紙價格較貴（每天兩條試紙，共人民幣8元），但它比通過尿液來檢測的同類儀器更為準確，還能給痛苦的糖尿病人解決科學、適度控制飲食的問題，是糖尿病人理想的家庭診斷儀器。我國的糖尿病人有3000萬，即使按萬分之一的市場份額，其市場空間仍是可觀。于是，我激動地把經銷國外血糖儀的“點子”告訴了一位做醫療儀器的朋友，說服他們從日本進口了100臺這種血糖儀，并竊喜賺錢的時候來了。

春去夏來，血糖儀的銷路并不如所預測的樂觀，寥寥幾臺的銷售“業績”，并沒有給我們帶來預期的利潤。我開始反思，難道是市場預測出了問題？

——貴州　趙思為

編者：市場預測四大通病

中國是具有幾千年模糊文化傳統的國家，市場經濟剛剛起步，市場預測工作呈現出主觀與客觀，科學與迷信多種方式并存的奇特現象。在中國，95%的新產品上市，在九個月的時間里就會失敗，每天約有一千萬以上的資本為新產品而損失。何謂預言家？按照魔鬼詞典的定義，就是能夠解釋預言為什么沒有發生的人。市場預測如果憑借預言家式的直覺，判斷的錯誤會導致慘痛的結局。事后諸葛亮的預言家們即使能夠解釋又有何意義？

市場預測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對未來的經營活動與決策有重要意義的各種不肯定因素和未知事件，為決策提供可靠的依據。 趙先生提出的問題是普遍存在的，就目前而言，我們國內的企業在市場預測中，存在以下四大通病：

1. 異想天開：某家著名的藥品企業到江浙一帶推廣其公司新的補腎產品，其老總預測，當年的銷售額不會低于5000萬。預測的依據是“我以為應該能做到這么多?！壁w先生的錯誤應屬異想天開，結果天不遂人愿。

2. 簡單類比：許多企業管理者、經營者，經常提到的說法是某企業投入1個億做到了3個億的銷售，我投入3000萬，應該能做到1個億。這種簡單類比雖然直觀，易于操作，但是除了是否具有可比性的考慮外，還忽略了很多影響因素的變化，犯了刻舟求劍的錯誤，時過境遷，類比很多情況下沒有意義。

3. 經驗之談：許多企業經理，經常把自己在以前某某企業的做法提出來，并把結果作為這種做法的必然結果。如：我以前在某某企業中進行了某某形式的推廣，三個月回款多少萬。許多成功的企業家，也在試圖將自己當年的成功經驗復制到新的產品上。因此，他們預測新的產品也將與老產品一樣快速成長。

4. 數據粗測：隨著企業的逐漸成熟，許多已經開始進行市場調研，收集二手數據作為預測的依據。但是，由于缺乏科學模型的指導，對于數據來源的真實性、條件性，以及數據的使用方法不了解，許多企業只是將數據進行簡單組合，即提出預測。如簡單地使用市場總量、銷售曲線等進行一些比較，把一個動態的、實踐性的問題，試圖轉化為簡單的數學公式，這種預測是非常普遍的。比如，某種治療心血管疾病藥物的市場預測，最為常見的做法是將患病人數乘以每個病人每年平均用藥劑量，再乘以一個可能獲取的市場份額的系數（如，萬分之一），作為該項目的市場空間和生產規模的設計依據，并進行技術經濟分析。這種方法的實質是把人口以外的因素對市場需求的影響全部融入這個系數之中，這個系數往往在十分之一到萬分之一這樣的區間范圍內變動，變化的彈性和主觀性較大，所以，容易使項目生產規模的確定有失全面和準確。

以上企業預測的四種通病，雖然從表面上看，形式、依據各不相同，而從本質上都屬主觀加賭博式的預測。第四種由于帶有一定數字量化，算命披上科學的外衣，使其更具欺騙性。正如計算一道習題，如果一個數字或符號有問題，結果差之毫厘，繆之千里。

診斷：修正預測之繆

市場預測是投資項目分析中的關鍵內容，需要進行市場需求影響因素分析、市場預測方法選擇和獲取相關數據三個方面的工作。

市場預測的需求函數可以表示為Y＝f （X1，X2，X3，……）。其中Y代表市場需求， X1、X2、X3、……代表影響市場需求的各種因素，包括人口、收入、價格、氣候、消費習慣、互補品和替代品的價格等多種因素。但是，人們往往將此需求函數簡單化。

趙先生的血糖儀市場預測是對市場需求的影響因素的分析不夠全面，具體表現在沒有看到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其居民的收入結構、消費水平、保健消費習慣和文化背景上與發達國家的差異，從而對我國家庭保健診斷市場進行了非全面的判斷。

近年來，家庭保健診斷逐步興起，并在發達國家廣泛應用，但發展中國家對家庭保健診斷尚處于“吆喝”階段。原因是多方面的：

從收入結構上，美國貧富如紡錘型分布，即大部分為中等收入的小康階層，而特別富有和特別貧窮的人口僅占一小部分。占美國人口大部分的小康階層是美國的消費主流，他們具有接受家庭保健診斷的消費能力。而我國主流的消費階層與美國主體消費的小康階層的消費能力尚存距離。我國居民用于保健消費的費用較低，對于中國普通收入的大部分消費者來說，每天在試紙上花費8元錢來檢測血糖的具體指標，該消費還不現實。

如果我們將產品的目標市場定位在高收入的糖尿病患者，是不是就可以爭取到這部分消費者呢？不一定。中美在家庭保健診斷的消費習慣和文化背景還有不同之處：家庭保健診斷在美國已有時日，并已經為消費者所認同和習慣。美國的糖尿病患者樂于每天在家里檢測血糖的指標，以動態指導飲食。中國還沒有家庭保健診斷的意識，即使高收入的消費者也傾向于認為“每天檢查有什么用？反正知道自己有糖尿病?！敝灰俪曰蛘卟怀砸恍┖秦S富的食物，按醫囑吃藥就行了，沒有必要每天花8元錢買試紙和扎一小針來定量檢測血糖的指標。

家庭保健診斷在我國尚處于引導階段，還屬于較為前衛的消費。一方面其市場潛量大，另一方面，投資該類產品需要有充分的實力去引導消費者，說服消費者，需要有一流的銷售隊伍，有強大的實力在市場引導期大量投入去引導市場。

處方：目標條件優選

目前寶潔公司推出的產品成功率幾乎達到100%，無論是什么產品，都可以在一定時間內成為市場的領導者。世界跨國公司帶著美元來到中國之前就充分地分析了我國的消費結構和特點，他們對市場需求預測的影響因素的分析是全面的深刻的。

我們把這種預測方法歸納為目標條件優選法，即根據市場發展規律，確定若干種達到目標的方法，再依據企業的資源狀況，選出最合適的一種方案。目標條件優選法的原理基于：消費者是理性的，并追求在交易中利益最大化的公理假設。也就是大多數消費者/客戶只會選擇他們主觀認為可以負擔的性價比最高的產品。依據此假設，建立的數學模型為：

S=f (A，D，P，T，Ms)

S:銷售額； A：客戶態度指數； D：渠道指數　P：性價指數　T：銷售時間　Ms:市場總量

此公式可近似為：

S=A×D×P×Su×Ms×(T/TA)

TA：1年； Su：為轉換系數

下面我們用案例來說明一下：

某小食品企業要推出一個酸奶花生產品，上市第一年，決策層期望回款7000萬元，利潤10%，以上這個目標可有幾種方式實現：

P

A D P Su Ms S

1 50 40 1 0.01% 3.5億 7000萬

2 20 100 1 0.01% 3.5億 7000萬

3 10 100 2 0.01% 3.5億 7000萬

從三種方式來看，渠道指數D達到100幾乎是不可能的，而P指數達到2基本利潤將接近零。A指數在上市一年內，正常值不會大于20，因此比較合理的選擇是：

A D P Su Ms S

15 40 1.5 0.01% 3.5億 3150萬

因此經過了綜合考慮，企業第一年目標為3150萬，再經財務核算，利潤為5%左右，雖然看起來有點悲觀，但這才是市場發展的現實狀況。

以上公式具體值，目前是未知的，但存經驗指標。首先設定若干個銷售額指標，如：1億，5千萬，2千萬，根據指標推算各參數需要達到的數值，再根據各參數的數值與企業現有操作能力進行對比，找出與企業現狀相匹配的銷售指標，作為對市場發展的預測。

以上的模式在預測市場的同時，確定未來多項的目標。它的理論假設是，如果能達到各項工作的量化指標，就一定會達到銷售的目標。這種模式要求在計劃實施中，不斷對各項工作指標進行監測，發現未達標的，要立刻解決，直至達標為止。因此，它不是一個算命式的預測，而是一個動態條件的預測。

篇3

關鍵詞：徐長卿；加工方法； 質量

中圖分類號：S567.23+9 文獻標識號：A 文章編號：1001-4942（2014）03-0049-02

AbstractTo study th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processing techniques on the quality of Cynanchum paniculatum （Bge.） Kitag.，different drying and cleaning methods were compar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quality of medicinal materials would not be decreased by washing quickly and then drying. Drying at lower temperature was better than traditional drying method. The optimum processing method was washing quickly and then gradually drying at 40℃，50℃ and 60℃.

Key wordsCynanchum paniculatum （Bge.） Kitag.； Processing technique； Quality

徐長卿為蘿科植物徐長卿（Cynanchum paniculatum （Bge.） Kitag.）的干燥根及根莖，具有溫經通絡、祛風止痛、抗菌消炎等作用。它含有大量揮發油，其主要成分是丹皮酚（Pseonol），此外還含有多種氨基酸、黃酮、多糖等成分[1～3]。

目前徐長卿的采收加工多是將植株挖出后曬至半干，扎成小把，再曬干成商品。藥材多不清洗，常黏附較多的泥沙，含量可達10%～20%。水洗可使藥材潔凈并利于保存，但尚未見對有效成分影響的報道。為考查不同加工方法對徐長卿藥材質量的影響，在山東蒙陰徐長卿規范化種植基地進行了產地加工工藝的研究。

1材料與方法

1.1材料與試劑

藥材均采自徐長卿種植基地，經鑒定為蘿科植物徐長卿。

試驗儀器為日本島津UV-265FW分光光度計；丹皮酚及D-無水葡萄糖對照品均購自中國藥品生物制品檢定所，批號分別為708-9704、0833-9501；所用試劑均為分析純。

1.2試驗設計

1.2.1不同清潔方法對藥材質量的影響進行如下試驗：鮮藥材不經清洗直接曬干或陰干；清洗后再干燥；干燥后再清洗。

有效成分的含量測定：丹皮酚的測定采用水蒸氣蒸餾-紫外分光光度法；多糖采用水提醇沉法提取，苯酚-濃硫酸法測定含量。

1.2.2不同干燥方法對藥材質量的影響將鮮藥材搶水清洗后分別在不同條件下干燥：①陰干；②曬干；③分別在40、50、60、70、80℃條件下烘干，每30 min鼓風5 min；④40℃50℃60℃程序升溫烘干，每30 min鼓風5 min，每一溫度保持2 h。記錄干燥時間，計算出干率，有效成分含量測定方法同上。

2結果與分析

2.1不同清潔方法對藥材質量的影響

表1顯示，搶水洗后曬干與直接曬干藥材質量無顯著性差異，搶水洗不會影響藥材的質量。但浸洗時間過長后，丹皮酚及多糖含量均減少。浸洗后如干燥不及時或堆積過厚，藥材易生熱發霉，顏色加深，藥材表面產生許多霉斑，丹皮酚及多糖含量也下降。干燥后再水洗，一是不易洗凈，再者藥材易碎斷，丹皮酚的含量也略有降低。

所以徐長卿最好在產地直接清洗干燥加工成飲片，可減少加工工序，提高產品質量。

2.2不同干燥方法對藥材質量的影響

從表2看出，不同加工方法其干燥時間差別很大，3.1～105.0 h不等，陰干法耗時最多，80℃干燥僅需3個多小時。從出干率上看，幾種干燥方法無明顯差異，藥材外觀形狀變化不大，均呈現黃白色，唯藥材氣味濃淡上略有差異，80℃干燥的藥材味較弱。從有效成分含量上看，以程序升溫干燥，即40℃50℃60℃的干燥方法較好，丹皮酚含量最高。70℃、80℃干燥時，丹皮酚在較高溫度下易揮發，含量明顯減少。各種干燥方法對多糖含量無明顯影響。

自然干燥的曬干及陰干法比較，以曬干法略好，干燥時間短，有效成分較高。

3結論與討論

3.1規范化的產地加工工藝是保證藥材質量的一項重要措施。對徐長卿而言，應該進行藥材的清潔處理，盡量減少根中攜帶的大量泥沙，提高藥材的潔凈度，減少污染與蟲蛀的機會。

3.2徐長卿含大量丹皮酚等揮發性物質，適宜的干燥方法極為重要。高溫干燥可縮短干燥時間，但丹皮酚含量也下降很多。傳統的曬干及陰干法均可采用，但如遇陰雨連綿的季節，最好采用烘干法。40℃50℃60℃梯度升溫、每個溫度梯度保持2 h，可較大限度地保留有效成分，較普通曬干法又能縮短時間，是一種較好的干燥方法。

3.3鮮藥材水洗后直接加工成飲片干燥的方法要優于藥材先干燥、切制之前再水洗的方法，后者在加工過程中藥材易碎斷，造成浪費，同時干藥材也不易洗凈，反復處理丹皮酚損失較多。洗凈鮮藥材上的泥土不會影響藥材質量，但清洗過程必須迅速，長時間浸泡會造成徐長卿中丹皮酚損失。

參考文獻：

[1]國家藥典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一部[S].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0：952.

篇4

長效硅鉀肥是以鉀礦石為主要原料，經一定工藝生產出的一種富含硅、鉀、鈣并含有鐵、錳等多種微量元素的礦質化學肥料，是枸溶態無氯長效肥料。具有無毒、無嗅、無腐蝕性和不易流失特性。主要用于缺鉀土壤的各種作物，具有明顯的增產效果和改善品質，改良土壤的功能。其不同于可溶性鉀肥的主要特點是；1、長效硅鉀肥中的鉀可緩慢分解釋放，不易隨水流失，利用率高，不對土壤構成污染和破壞。2、長效硅鉀肥使作物增產幅度達5%―20%。3、長效硅鉀肥具有復合營養作用。4、長效硅鉀肥可提高作物的抗旱、抗澇、抵御低溫等惡劣氣候的影響，還可提高對各種病蟲害的抗低能力，從而可減少農藥的使用量。5、長效硅鉀肥可使土壤疏松，防止土壤板結，是一種優質的土壤改良劑。

1 試驗目的

此試驗在氮、磷用量相同的情況下，通過對幾種不同類型的長效硅鉀肥分別在水稻生產上應用，視其產量效果的大小的比較，為找出本地適應生產水稻所用最佳處理的長效硅鉀肥種類提供科學依據。

2 試驗地基本情況

試驗地設在八五九農場水稻田。該地前茬為水稻，土質為草甸型水稻土，PH值在6.5左右，大棚育苗，水稻品種為龍稻5號。

3 試驗處理及方法

采用簡單對比法，不設重復，五個處理，使用水稻專用復混肥，N、P、K含量相同，但鉀肥要進行不同方法處理，即：

處理1、N、P、K含量不變，K肥采用長效硅鉀肥。

處理2、N、P、K含量不變，K肥采用酸化長效硅鉀肥

處理3、N、P、K含量不變，K肥采用酸化沸石長效硅鉀肥。

處理4、N、P、K含量不變，K肥采用硫酸鉀硅鈣肥。

處理5、水稻專用硫酸鉀復混肥，含量N、P、K與上述四處理等量。

五處理均在水整地前施入土壤中。其他生產環節按水稻生產技術操作規程正常管理。

設置見示意圖： 北

肥料來源于黑龍江省倍福肥業、黑龍江省鑫洋肥業，水稻品種來源于省農科院。

5 結論

5.1 從生育期調查表可見，各處理在各生育期全過程中表現無差異。表明水稻生產采用長效硅鉀肥于對照（采用硫酸鉀）速效鉀肥比較一致，并沒因為長效硅鉀肥釋放速度慢而延誤水稻的生長發育。

5.2 從產量上看，各處理產量都比對照增產。處理5為對照區，施用的是倍福牌水稻專用肥，其中的K為硫酸鉀，為速溶鉀肥，其他四處理的鉀肥為枸溶態，釋放即溶解速度緩慢。處理5對照區的實收產量為501.9Kg/畝，其他四個處理即處理1為長效硅鉀肥，處理2為酸化長效硅鉀肥，處理3為酸化沸石長效硅鉀肥，處理4為硫酸鉀、硅鈣肥，它們的產量分別是：597.8Kg/畝，572Kg/畝，和513.6Kg/畝.分別比對照增加產量95.9Kg/畝、70.1kg/畝、47.5kg/畝和11.7kg/畝。提高幅度分別為19.1% 、14.0% 、9.5%和2.3%。

增產因素從試驗中可以看出：有以下三點，一是前四個處理的千粒重都比對照處理5的千粒重多0.3---0.9個百分點，二是單穗粒數除處理4外，其他三個處理也都多于對照區。三是穗粒數和成實度幾組數字幾乎全部優于處理5對照區。

篇5

【關鍵詞】球團精粉；燒結；試驗

1.前言

為進一步提高煉鐵入爐品位和降低成本，實現冶煉精料方針，韶鋼從巴西進口了球團精礦粉在燒結廠進行為期一個多星期的配加試驗，目的在于探索進口球團精礦的使用規律，尋找合理的配礦比,以提高燒結礦的品位,降低Al2O3含量。達到既有利于高爐高產順行,又不影響燒結礦的產、質量的目的。

2．巴西球團精粉的理化性能

巴西球團精粉屬赤鐵礦類，為滿足特定的造塊方式需要，其粒度組成明顯不同于燒結精粉，其粒度組成較均勻但粒度細,-200目占有率達86.6%,與在用的混勻礦平均粒度相比相差甚遠，含水量在5%～6%之間。巴西精礦品位高達66%，比現用混勻礦品位高出近9個百分點，SiO2含量適中，P、S等有害雜質含量少,特別是Al2O3含量僅0.7%,對提高燒結礦品位降低爐渣Al2O3含量是十分有利的。

3．試驗方案

試驗目的在于開辟進口精礦資源，優化配礦組合，提高燒結礦品位，降低生產成本。

3.1試驗形式：采用在線的大生產試驗方法。以5%、10%、15%、20%的球團精粉替代相應量的燒結混勻粉，每一配比試驗時段為2天。

3.2試驗工藝參數

混合料混勻時間：1.7min 點火負壓：7800～11000Pa

制粒時間：1.8min 點火溫度：1000±150℃

料層厚度:：500～550mm 試驗堿度：R=2.00倍

點火時間：1min

3.4數據收集

3.4.1生產過程各配比下工藝參數的變化，包括混合料加水量、上料量、燒結過程負壓、大煙道溫度、垂直燒結速度、生產率等。

3.4.2燒結礦粒度組成、轉鼓強度以及篩分指數等。

3.4.3燒結礦的低溫還原粉化率、還原度等。

4．試驗過程及其效果

試驗從1月17日開始，歷時12天，球團精粉配比變化如表（1）。隨著試驗配比的增大，生產中出現明顯的變化。

4.1燒結料性能的變化

球團精粉由于近似粉狀，反映在混合料混勻造球上，隨配給量的增大，合適的加水量也隨之增加，如以基準期加水7.5%，則在球團精粉配入量為15%時，加水量要增加至8～8.5%；隨配給量的增大，燒結料透氣性隨之下降（未做燒結料粒度組成比較檢測，但從燒結的負壓可看出），說明在現有的混勻制粒設備條件下，配入球團精粉將惡化燒結料透氣性。

4.2燒結生產率的變化

燒結料水量增加、透氣性下降，反映在燒結過程，垂直燒結速度下降，機速減慢，燒結上料量隨精粉配量的增加而減少，從基準期的58kg減至54kg，燒結利用系數明顯降低, 返礦率增加。如表（2）

表2 不同配比的巴西球團精粉對燒結生產率的影響

參數配比 上料量(kg/s) 臺時產量(t/h) 利用系數(t/m2.h)

0% 58 56.1 2.08

5% 58 55.3 2.05

10% 57 55.9 2.07

15% 55 53.49 1.97

20% 54 52.65 1.95

4.3燒結礦質量的變化

從表（3）可以看出，隨著球團精粉配量的增加,燒結礦品位呈上升趨勢,燒結礦中SiO2、Al2O3隨著配比的增加而下降。盡管實驗結果與理論數值有所差異,但其變化趨勢十分明顯。各配比對燒結礦轉鼓強度的影響不大。

4.4燒結礦熱性能的變化

在配入5%球團精粉的基礎上，隨著配量增加，燒結礦低溫還原粉化情況顯著改善，中溫還原性能降低。RDI+3.15從90.47%上升到95.80%，其原因是由于配量的增加，燒結礦中SiO2比例下降，以CaO．SiO2和2CaO．SiO2形態存在的礦物減少，2CaO．SiO2在溫變過程中產生相變，它是燒結礦低溫粉化的根源，其含量相對下降，將減弱了低溫粉化程度。在900℃還原度試驗中，隨配量增加，還原度降低5～6%（20%配比未做，從趨勢估算），可以認為是由于燒結料透氣性變差，燒結過程還原氣氛較強，鐵以較難還原的形態存在，事實上，從燒結礦中FeO的含量比較亦可看出。如表（4）

5.結束語

6.1 巴西球團精粉品位高,有害雜質少,有利于提高高爐入爐品位,降低爐渣Al2O3含量。

6.2 巴西球團精粉粒度極細,配加后對燒結礦強度影響不大，燒結生產率、產量隨配量增加而逐步下降（主要是制粒時間短所致）。

篇6

關鍵詞 小家電 轉型升級 人性化

一、小家電產品特點分析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改善型需求日益增長，消費者對小型家用電器產品的科技性、節能性、環保性的要求也逐漸增長。智能小家電的發展方向已然成為未來小家電產品發展的趨勢。

隨著居民二套改善性住房需求的增長，更多居民將會在近年內遷入新居，這將引導小家電產品的升級換代的行業變革。今后每年約有200萬個以上的廚房家用電器面臨更新換代。一般情況下，小型家用電器的使用壽命在8年以內，根據不同產品略有不同。因此，作為智能家居產品重要組成部分的智能小家電產品將會迎來一次革命。

二、國內家用小家電市場發展現狀分析

（一）國內小家電市場發展優勢和劣勢

與跨國公司家電生產商不同，國內有一定規模的家電企業同時依托企業自身工廠和代工廠制造，生產能力強。有的企業在廣東順德地區的代工廠進行批量成品采購，繼而進行OEM、ODM貼牌銷售，縮減了生產周期，減少了自身的生產壓力，而一些也在企業自身的工廠進行核心產品的生產，既對新產品的保密性有所保障，又保證了產品質量。

根據市場公開數據顯示，目前國內有64家家用電器行業的上市公司，在其公開披露的2015年中期報表中顯示營業收入超過100億的公司有7家。在營業收入相比去年有所增長的上市公司中，小家電領域的上市公司居多?？v觀市場上的公開數據，整體來看，這些上市公司的營業收入和凈利潤保持著健康發展的勢頭。

國內小家電市場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于近幾年進入了瓶頸發展階段，發展速度趨緩。部分銷售小家電產品的大型家電制造企業，如蘇泊爾、美的集團、九陽股份等先發制人，在資本市場實現融資，借此機會擴大產能，保持了較平穩的發展趨勢。另一部分小型家電企業，由于產能升級速度較慢，不能迎合市場需求，加之企業規模較小，資信水平較低，融資困難，從而導致生產經營遇到阻力。加之外資大型家電制造品牌企業，如飛利浦、LG等，在國內也占有相當一部分市場份額，更加導致競爭的嚴峻，部分國內小家電制造商的發展業績甚至出現0增長的情況。

目前，有些制造商仍然固守傳統的銷售渠道，利用線下經銷商和代銷商進行銷售，少量甚至沒有利用互聯網渠道進行營銷和推廣，直接導致對經銷商管理難度加大、營銷費用較高、存貨周轉率較低等現象，從而制約了利潤的增長。另外，促銷手段傳統，缺乏新意，定價方法不系統，價格體系混亂，都是目前國內小家電市場發展的劣勢。

（二）小家電市場銷售情況分析

目前多數小家電廠商都能實現“線上+線下”的傳統渠道銷售和互聯網平臺銷售結合的銷售方式。隨著“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很多優秀的電商網站如京東、天貓、1號店等，都為小家電的垂直銷售實現了扁平化，有的電商平臺，如京東，還實現了物流和倉儲的一體化，使得銷售渠道更加順暢。

部分大型的制造企業，如TCL等，逐漸依托自身的銷售網絡，擺脫對外部經銷商的依賴，加強終端市場的建設，提高鋪貨率和周轉率，最大程度上理順廠商關系。

在部分制造型企業中，有些能力較強的業務員在銷售過程中積累了大量客戶，由于管理的疏漏，有些業務員私下與客戶決定銷售價格，導致公司資產的流失。公司應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和相應的激勵政策，加強對銷售人員的管理。

三、未來發展趨勢探討

（一）國外品牌全產品鏈進軍我國小家電市場

國內小家電市場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從迅速發展到如今遭遇瓶頸期，其中仍然蘊藏了大量機會。國外的品牌公司，如歐美的飛利浦，日本韓國的三星、東芝、LG等，仍然利用其在研發方面常年積累的經驗，不斷推陳出新，其產品覆蓋從微波爐、電水壺、電烤箱，到近幾年出現迎合中國人口味的烤涮鍋、空氣炸鍋、電餅鐺等，產品鏈齊全，應有盡有，充分體現了國外品牌商認可中國消費者的消費水平及小家電產業升級帶來的良好未來預期。

（二）市場競爭日益激烈

本土家電生產企業不斷提高其研發、生產和銷售能力，加之國外品牌商的大舉進攻，小型家用電器的市場競爭日趨白熱化，競爭手段多樣，市場空間幾近飽和。一方面，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有助于督促企業通過資本市場等途徑提高融資能力，擴大產能，增強銷售能力，謀求自身變革，迎合市場需求，對增強小型家用電器企業的競爭力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一些規模較小的企業的市場占有率將會進一步被擠壓，如不能與時俱進地進行自我變革，市場空間將會進一步被競爭對手擠壓。

（三）產品將更具人性化和智能性

如今的小家電消費市場，消費者對產品的智能化、環保性、功能性、個性化的需求相比以前大大提高，迫使企業淘汰落后的設計理念和生產方式，而從消費者的需求出發。未來小家電產品的研發生產方向，將從單一的實用主義，逐漸向個性化、可定制化發展，使得其成為帶有消費者個性的家居用品，而非簡單的家電產品。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小家電產品將會更多嵌入具有互聯網功能的模塊，實現WIFI聯網、云端菜譜下載、實時上傳菜品圖片等。

篇7

關鍵詞：產前超聲；胎兒；胸腔異常；肺囊腺瘤；回顧性研究

近年來隨著超聲技術的飛速發展，超聲檢查已成為篩查胎兒畸形的重要手段。產前超聲診斷胎兒胸腔異常屢見報道，但孕婦是否可以繼續妊娠一直是產科醫生困擾的難題。湖南省婦幼保健院是湖南省產前超聲診斷中心，胎兒異常樣本量相對較大，本研究對2013年湖南省婦幼保健院經超聲檢查發現胸腔異常的111例胎兒超聲聲像圖及臨床隨訪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旨在總結經驗，為進一步提高產科醫生的臨床處理提供幫助。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2013年1月～12月在我院行產前超聲檢查的孕婦83624例，納入發現胸腔回聲異常的111例。

1.2儀器與方法 儀器為GE V730及Aloka SSD4000型彩色多普勒診斷儀，探頭頻率3.5～5.5 MHz。首先全面檢查胎兒頭面部、胸腹部、四肢及臍帶、羊水、胎盤等結構。如果發現胸腔存在可疑病灶，則重點通過胎兒四腔心切面、胸部、腹部矢狀切面及冠狀切面詳細地了解異常病灶的聲像圖特征，包括其大小、位置、內部回聲、是否壓迫周邊的肺組織、心臟是否移位，是否合并胸腔或心包積液等，并用彩色多普勒血流顯像觀察病灶的血供來源，同時察看胎兒是否合并其他結構異常。

1.3追蹤隨訪 發現胎兒胸腔內異常者囑咐孕婦2～4 w后復查或行MRI觀察病灶變化。在追蹤過程中出現病灶增大、心臟或縱膈移位或胎兒全身水腫等情況，孕婦要求終止妊娠的，其引產的胎兒尸檢病理結果和超聲結果進行比較分析；對活產的新生兒進行追蹤了解其預后情況。

2結果

2.1產前超聲檢查結果胎兒胸腔異常者共計111例 先天性肺囊腺瘤畸形35例、隔離肺21例、先天性膈疝53例、先天性高位氣道閉鎖1例，先天性左肺發育不良1例。

先天性肺囊腺瘤畸形35例，病灶位于左側22例，右側13例。超聲表現為肺內單純囊性、囊實混合性或強回聲腫塊，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顯示腫塊的滋養血流均來自肺動脈。其中I型6例，肺內病灶液暗區最大的2.7×2.2 cm；II型10例，病灶液暗區最大的1.8×1.4 cm；III型19例，病灶增強區最大的為5.6×4.2 cm；合并羊水過多16例（I型2例；II型3例；III型11例），心臟移位11例（向右移位9例，向左移位2例），室間隔缺損2例，側腦室增寬2例，1例全身水腫；16例因腫塊大且合并有并發癥，孕婦及其家屬主動要求引產，尸檢的病理檢查結果證實為先天性肺囊腺瘤；4例在孕28～35 w先后自然流產；6例隨訪至37 w肺部腫塊有縮小趨勢，出生后1月行MRI檢察證實為先天性肺囊腺瘤，目前生長發育正常；3例在隨訪過程中完全消失，分娩后新生兒MRI檢查未見肺部有異常；1例孕婦及其家屬要求保胎并足月剖宮生產，胎兒在新生兒期死亡；5例為外省孕婦在我院檢查，出生后失訪。

隔離肺21例，病灶位于左側15例，右側6例，位于胸腔18例，腹腔3例。超聲表現為胸腔或腹腔內局部增強回聲包塊。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顯示病灶滋養血流來自體循環。合并羊水過多6例，心臟移位4例（均向右移），1例胸腔積液；8例孕婦及其家屬要求引產，尸檢的病理檢查結果證實為隔離肺；2例分別于26 w、32 w自然流產；6例病灶范圍較小且在隨訪過程中腫塊逐步好轉，無其他合并癥，足月生產，新生兒存活，行MRI檢查為證實此病；2例病灶于37周前消失，產后新生兒結局好；3例失訪。

先天性膈疝53例，42例位于左側胸腔，11例位于右側。超聲表現為腹腔內臟器進入胸腔內，同側肺部受壓，心臟均有不同程度移位。合并羊水過多25例，單臍動脈5例，側腦室增寬2例，腸梗阻1例，主動脈弓狹窄1例，室間隔缺損2例，復雜性先心病1例。其中48例孕婦在超聲發現膈疝后要求引產，引產后行尸檢病理結果或CT檢查證實；2例自然流產，3例單純膈疝孕婦孕足月生產，產后行膈疝修補術，3例新生兒均存活。

先天性高位氣道閉鎖1例，此孕婦超聲檢查顯示雙肺異常增大，呈對稱性，心臟被雙肺擠壓變小，左右兩條主支氣管擴張，合并雙側胸腔積液及左側腹腔積液。孕婦要求引產，尸檢結果為喉-氣管閉鎖。

先天性左肺發育不全1例，此孕婦在24 w行四維超聲檢查時發現右肺異常增大，心臟左移明顯，左側肺內肺組織較少。引產后尸檢為左肺發育不全。

2.2胸腔異常胎兒臨床結局 超聲檢查中胸腔異常111例胎兒中引產74例（66.67%）；自然流產8例（7.21%）；在隨訪中胸腔異常腫塊變小或消失17例（15.32%）；產后行手術4例（3.60%）；新生兒死亡1例；嬰幼兒存活20例（18.02%），失訪8例（7.21%），見表1。

3討論

胎兒肺囊腺瘤畸形是一種先天性肺組織錯構畸形，是由支氣管末端異常增生，導致正常肺泡缺乏而在肺實質內形成病變。目前臨床上將肺囊腺瘤分為3種類型：Ⅰ型為大囊型，直徑多為2～10 cm，超聲表現為肺實質內一個或數個圓形無回聲區；Ⅱ型即中囊型，病灶內可見多個小囊腫，單個囊腫的直徑均不超過2 cm，超聲表現為肺內囊實混合性包塊；III型即微囊型，病灶內分布有大量密集地小囊腫，單個囊腫直徑均小于0.5 cm，超聲表現為邊界清晰的均質增強回聲包塊[1]。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顯示腫塊的滋養血流均來自肺動脈。本組35例先天性肺囊腺瘤畸形胎兒中，Ⅰ型6例占17.14%，Ⅱ型10例占28.57%，III型19例占54.29%，左側多于右側，III型最為多見，III型中合并羊水過多、心臟移位、胎兒水腫等其他畸形最多，預后相對較差，與國內外學者報道的結果一致[2-3]。6例（II型3例；III型3例）無其他合并癥，在超聲隨訪過程中肺部腫塊逐漸變小，3例（I型2例；II型1例）隨訪中腫塊消失，足月分娩新生兒未見異常，預后良好。本組35例先天性肺囊腺瘤畸形胎兒中有10例（28.57%）孕婦沒有選擇引產，而是繼續妊娠，足月生產的9例新生兒情況良好，僅1例在新生兒期死亡，此孕婦為38歲高齡，4年未孕，此次懷孕為珍貴兒，孕22 w首次發現肺內強回聲區，大小約1.8×1.4 cm，每隔4 w復查，增強區持續增大且出現羊水過多、胸腔積液及全身水腫，孕36 w時為肺內腫塊達4.3×3.5 cm，但孕婦仍堅持剖宮生產，產下一活嬰，18 d后死亡。所以并非所有先天性肺囊腺瘤畸形胎兒都需引產，對孕婦進行連續性動態觀察很重要。每隔2～4 w復查，如果肺部腫塊變大，造成心臟移位，并繼而出現胸腹水、胎兒水腫或羊水過多等可致肺部受壓，肺發育不良，胎兒預后可能不佳，則應終妊，但如果胎兒僅發現肺部異常而無其他合并癥，且追蹤過程中腫塊有不同程度的縮小，則可以讓其繼續待產觀察。I型和Ⅱ型先天性肺囊腺瘤畸形要注意與先天性膈疝的鑒別，疝入到胸腔的胃泡、腸管與肺囊腺瘤的囊腫相似易混淆。胃泡壁稍厚，且其在短時間內有大小變化，如為腸管疝入胸腔，可仔細查看是否有蠕動現象來區別。

隔離肺又稱肺隔離癥或副肺，是由胚胎的前原腸額外發育的氣管和支氣管肺芽形成的無功能肺組織，目前將其分為葉外型和葉內型，胎兒大多為葉外型，葉內型較少見。超聲表現為胸腔或腹腔內均質增回聲的包塊，形狀大多為葉狀，三角形，邊界清楚，80%～90%位于左肺基底部[4]。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示腫塊內滋養血流來自胸主動脈和腹主動脈等體循環系統。動態觀察50%～70%的包塊隨孕周的增加而部分或完全萎縮[5]。本組21例隔離肺中8例引產，2例自然流產，6例產前超聲提示病灶范圍小且無其他合并癥，足月生產，嬰兒存活，2例在超聲隨訪過程中腫塊消失，新生兒MRI檢查肺部正常，3例失訪。即本組有8例（38.10%）胎兒存活，故對于不合并胸水、縱隔及心臟移位的病例，也應繼續隨訪，包塊縮小則臨床不應采取干預措施。隔離肺與III型先天性肺囊腺瘤畸形超聲圖像均為回聲均勻的增強回聲，不易鑒別，可通過察看滋養腫塊的血流來源區別。先天性肺囊腺瘤畸形的滋養血管均來自肺動脈，而隔離肺的滋養血管通常為體循環。

先天性膈疝是膈肌發育缺陷導致腹腔內容物疝入胸腔。據國外資料報道其發生率1/10 000～4.5/10 000，多發生于左側。產前診斷的先天性膈疝預后極差，圍生期死亡率可高達80%[6]。超聲檢查很難直接觀察到膈肌的缺損，但可通過觀察胸腔內異常占位造成肺、心臟及縱隔等臟器受壓移位間接診斷膈疝。左側膈疝多見胃泡，小腸或脾臟疝入胸腔，超聲表現為在心臟四腔心切面水平探及胃泡或蠕動的囊狀無回聲結構，心臟多有右移，腹腔內未見胃泡聲像；右側膈疝多為肝臟疝入胸腔，超聲顯示為均勻一致的團塊實性回聲。本組53例先天性膈疝，左側42例，右側11例，合并羊水過多25例，單臍動脈5例，合并其他心血管及神經管等畸形共6例。其中48例孕婦在超聲發現膈疝后主動要求引產，其實隨著小兒外科手術水平的不斷提高，一些輕型的先天性膈疝可在出生后即行手術修補來提高存活率，本組中就有3例單純膈疝孕婦孕足月生產，產后行膈疝修補術，3例新生兒均存活。但大多孕婦出于優生優育的考慮仍選擇終妊。

先天性高位氣道閉鎖甚為罕見，一般為喉嚨近段氣管閉鎖或狹窄或因隔膜而引起氣道梗阻。超聲表現為雙肺對稱性極度膨脹，回聲均勻增強，心臟被擠壓變小，居中，膈肌受壓呈扁平甚至反向，突向腹腔。因心臟受壓出現嚴重心功能不全常合并水腫、心力衰竭，胎兒預后差。如果未及時發現和治療，幾乎所有的胎兒在生后幾分鐘內因呼吸道梗阻而死亡。

先天性肺發育不全也為罕見畸形，在臨床上可分為：①肺缺如，由于肺芽發育停頓而致肺不發育，一側或雙側肺完全缺失，無支氣管、肺血管、肺實質跡象；②肺發育不全，盲端支氣管殘留但無肺血管和肺實質；③肺發育不良，有少許肺的形態存在，但氣道、血管和肺泡大小和數量均減少。

通過對胎兒胸腔異常聲像圖回顧性的分析，可以看出超聲檢查是篩查胎兒畸形的可靠方法，只要熟練掌握病變超聲特征，準確診斷胸腔內病變不難。動態隨訪觀察對判定胎兒臨床預后及轉歸很重要，本文中9例先天性肺囊腺瘤、8例隔離肺及3例先天性膈疝胎兒預后良好，其余合并胎兒心臟移位、全身水腫或其他心血管畸形則預后差。超聲檢查對于優生優育有重要意義，是其他產前檢查所不能替代的。

參考文獻：

[1]鐘惟娜，鄧學東.超聲在診斷胎兒先天性肺囊腺瘤畸形中的應用[J].中國血液流變學雜志，2012，22（1）：161-162，180.

[2]陳佩嘉，郁衛群，施衛平.彩超診斷胎兒先天性肺囊腺瘤樣病變[J].實用醫學影像雜志，2009，10（2）：122-124.

[3]Nagata K，Masumoto K，Tesiba R.Outcome and treatment in an antenatally diagnosed congenital cystic adenomatoid malformation of the lung[J].Pediatr Surg Int，2009，25（9）：753-757.

[4]陸紅妤，黃安茜，谷瑩.胎兒常見胸腔病變產前超聲診斷與鑒別診斷[J].現代實用醫學，2010，22（12）：1 361-1 362.

篇8

關鍵詞：房價；基本面；租金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10-000-01

房價是否被高估或房地產市場是否存在泡沫是房地產價格研究的主要方面。住宅作為房地產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其特殊性。首先，住宅價格的高低直接影響家庭對住宅的需求和消費。其次，住宅作為一種資產，通過比較住宅與其他投資品的回報率，投資者會作出不同的決策。研究房地產價格波動的相關文獻根據研究角度的不同，分為了供給需求與資產定價兩方面。

一、 供給需求角度

（一）國外相關研究

國外相關研究學者們從供給需求角度對房價進行的研究中，把房價與一些影響供給和需求的因素聯系起來。Poterba（1984，1991）指出均衡價格是收入、供給和利率等因素的函數。Abraham and Hendershott （1993，1996）使用橫截面數據發現建筑成本、就業率、收入增長等因素的變化都會影響房地產價格。

Case（1993）以收入作為因素，分析了房價與家庭收入的趨勢。McCarthy and Peach（2004）房價的波動實際反映了收入和名義按揭利率的變動，美國房地產市場不存在泡沫。Gallin（2003）通過基本面變化與房價變化的關系來研究房地產泡沫。他引入的基本面因素包括房價、個人收入等。通過對美國房地產市場的估計，他的結論是基本面的變化無法解釋美國2000年后的房價增長。

（二）國內相關研究

國內從供給需求角度對房價波動進行的研究，較多是運用房價與反映宏觀經濟因素的模型進行協整檢驗，從而分析房價與因素之間的長短期均衡關系，考察經濟因素對與房價的關聯。

周京奎（2005a）采用誤差修正模型分析中國4個直轄市住宅價格與貨幣政策、銀行貸款之間的關系，得出住宅價格上漲與寬松的貨幣政策有緊密關系。周京奎（2005b）度對中國14城市的房價波動進行研究，通過數據分析，認為可支配收入對房地產價格沒有顯著影響的結論。

二、資產定價角度

從資產定價的方面，房地產價格進行分析是對比較租、買房的成本和收益來確定房價的高低或比較投資房地產與其它資產的收益。有效的市場，資產的基本價格相當于資產未來預期收益的現值和。在房地產市場中，這一關系體現為租金和房價之間的關系。

（一） 租金與房價的關系

國內外從資產定價角度出發研究房地產價格的文獻中，租金都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對于租金與房價之間的關系，學者們進行了相關的研究，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Gallin（2004）用簡單的ADF檢驗說明租金與房價之間具有協整關系，當兩者偏離其歷史均值時，租金與房價的單獨調整或兩者的同時變動會使其回復均衡狀態。孔煜、任宏等（2006）認為房地產價格由持有者房屋收益流的貼現值決定，房價與租金之間有密切關系。梁云芳等（2007）提出了租金是住宅的使用者成本。余華義、陳東（2009）基于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利用我國1997年1季度至2007年2季度的房價、地價和房屋租金的定基數據對文章的理論假設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出房價與租金之間存在雙向的正向影響關系。

（二）租金房價比指標

租金房價比作為房地產投資的收益率，對投資者的決策有重要的影響。人們經常使用租金房價比指標來判斷未來房價走勢，從而制定購房策略。Mankiw and Weil（1989）利用時間序列數據說明當期的租金房價比指標與未來房價增長之間存在反向關系，但該回歸方程的擬合性較差，統計并不顯著。Plazzi， Torous and Valkanov （2006） 檢驗租金房價比是否能預測商業房地產部門的預期收益與預期租金增長。他們得出，租金房價比不能預測住宅，零售物業和工業物業三個部門未來的租金增長。

三、小結與展望

（一）房產價格可能繼續下跌，房屋新建步伐放緩

中國的房地產價格正在經歷十多年來最大跌幅。在70個主要城市中有69個城市房價下跌，每平方米價格較2013年3月的峰值下降約5%。

（二）住房新建步伐明顯放緩

目前房屋新建步伐明顯放緩，房屋開工率呈現負增長，住房完工率在短期內很有可能會呈增長狀態。目前，住房開建面積比建成面積多58億平方米，而去年的建成面積為15億平方米，照這個進度，如果未來幾年內停止新建住房，目前的建設將會持續4年左右。

（三）房產投資增長率將繼續下降

住宅和商業用房投資已經明顯減少，寫字樓投資處于五年來的最低水平?？傮w投資增長率自去年以來已經下降一半，并且自2009年信貸泛濫以來持續下降（除2012年以外）。目前，中國經濟方緩，這一趨勢很可能在近期持續。

四、房地產市場調整的歷史啟示

（一）房地產泡沫的負面影響

房地產泡沫對于房產占家庭財產的一大部分的多數家庭具有破壞性。以2007年美國為例，財富底端四分之一的家庭房產在財產凈值中占比至少為50%。這嚴重破壞了家庭資產負債表，導致了長期的消費者債務償還去杠桿化過程，減少了消費，刺激了儲蓄。通過對23個國家（發展中國家為主）的分析發現，當家庭資產負債表的組成發生快速變化時，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通常伴隨著長期顯著的經濟增長下滑。

（二）中國房價增長低于可支配收入增長

中國的房價指數十分不穩定，運用主要的70個城市指數來計算，自2005年至2010年中國的房地產價格上升了21%。然而，我們設計了另一個能夠彌補主要指數缺陷的指數，運用這一指數來計算，得出房地產價格上升近80%。而從2005年至2010年，家庭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了99.7%。

（三）房地產市場將會面臨長期調整

篇9

【關鍵詞】 礦產資源； 生態價值計量； 生態價值補償

引 言

礦產資源是人類社會的寶貴財富，是經濟、社會、生態系統運行的主要動力，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能源基礎和源泉，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保證。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社會對礦產資源的需求量大幅增加，開采強度也越來越大，致使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如何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關系已經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的重大問題。當前我國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生態環境破壞日益成為制約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國外理論界對礦產資源開發中生態價值計量及補償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對我國礦產資源開發過程中生態價值計量與補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生態價值概念研究

礦產資源的生態價值來源于開發過程中的負外部性。負外部性是指由經濟活動導致的并由于各種原因而沒有由經濟主體承擔的不良后果，最終表現為社會福利的減少。開發礦產資源會影響并破壞生態環境、損害居民的身體健康，從而使人們獲得的效用減少，因此，環境的破壞者應進行相應的生態補償。最早提及“外部經濟”（External Economy）概念的是馬歇爾（Marshall，1890），庇古（A.C.Pigou）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深入研究，1920年庇古（A.C.Pigou）在《福利經濟學》中對社會成本和私人成本之間的差異進行分析，指出必須通過政府干預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對于正的外部效應，政府應予以補貼；對于負的外部效應，應處以罰款，以使外部性生產的私人成本等于社會成本，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水平。

在此之后，眾多學者就生態補償問題展開了深入研究，國外學者Cuperus（1996）認為生態補償是采取修復和重建受損生態系統使得生態價值損失得以彌補的過程。Lofo Resource Focus認為生態補償是一種生態補償主體對補償客體進行補償以維護生態系統長期安全的行為，補償主體為生態系統服務受益者，補償客體為生態功能服務的提供者。Noordwijk（2005）提出生態（環境）服務功能付費概念，即生態（環境）服務功能受益者對生態（環境）服務功能提供者進行付費，以經濟手段來替代國家生態（環境）保護的行政管制，具有交易自愿性、生態系統服務確定性和買賣者對應性等特點，其實質相當于生態補償。

此外，部分學者還認為生態價值包括使用價值和非使用價值兩部分。其中使用價值是指可直接供人類消費的產品價值，包括直接使用價值和間接使用價值；非使用價值最早是由約翰·克魯蒂拉（John V.Krutilla，1967）將其引入經濟學文獻的，獨立于對它使用的產品價值，相當于資源環境的總價值與其使用價值的差額，包括選擇價值、存在價值和遺傳價值等。

二、礦產資源生態價值計量研究

礦產資源生態價值計量主要服務于兩個方面：一方面服務于國家經濟核算體系；另一方面服務于企業或市場對生態價值的評估。在經濟核算體系方面，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期，詹姆斯·托賓和威廉姆·諾德豪斯（James Tobin & William D.Nordhaus）等人就通過閑暇時間的減少、資源耗減、污染加劇等問題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產生的負外部性問題進行了研究，提出了修改經濟核算賬戶的思路，并在GDP核算的基礎上構造了“凈經濟福利”指標。該指標的提出引起了許多學者對資源環境計量問題的關注，并提出諸多方案來研究經濟活動對資源環境質量的影響，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赫費德爾和尼斯（Hoffe Del & Kniss，1970）通過計算污染與控制污染的費用所提出的修正核算GDP的方法。1976年諾德豪斯（Nordhaus）與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在該指標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調整，并將“凈經濟福利”指標定義為：家務勞動價值、閑暇、地下經濟創造價值以及環境成本四個方面。

服務于企業或市場對生態價值評估方面的計量研究，目前國外主要有三種分類觀點：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迪西（J.A.Dixon，2001）所提出的二分法包括客觀評價法和主觀評價法；三分法則是基于生態環境市場的預設，包括直接市場法、替代市場法和意愿調查法等；米歇爾和卡森（Mitchell & Carson，1989）提出的四分法包括直接觀察法、間接觀察法、直接假設法、間接假設法等。

目前，直接市場法的具體評價方法主要包括生產率變動法、人力資本法、機會成本法、重置成本法和防護費用法等；替代市場法的具體評價技術包括旅行費用法、特征價格法、特征工資法和生產函數法等。在上述方法中，應用最廣、最容易被理解的價值評估技術是直接市場法。

由于有些環境變化無法直接用市場價格計量，于是出現了替代價值法，如由霍特林（Hotelling，1947）最早提出的旅行費用法。旅行費用法是由霍特林給美國公園服務局的一封信中提出的，后經克勞森（Clawson，1959）、克勞森和科耐徹（Clawson & Knetsch，1996）發展形成，現已發展出三個模型：克勞森和科耐徹的分區模型、布朗（Brown，1973）的個體模型和弗里曼（Freeman，1993）的隨機效用模型。

在環境的變化不能直接通過市場價格來度量又難以用其他價格來替代時就出現了意愿調查法（contingent valuadon method，CVM）。CVM是應用較為廣泛的一種陳述性偏好方法，是在假想的市場條件下，調查人們對改善環境效益的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或者接受環境損失的賠償意愿（Willingness to Accept，WTA），以WTP或WTA來計量改善環境或破壞環境的經濟價值。戴維斯（Davis，1963）將其應用于緬因州濱海森林宿營、狩獵的娛樂價值研究。布魯克賽爾（Brookshire，1976）對CVM進行改進，使之成為被廣泛接受的評估方法。哈尼曼（Hanemann，1984）建立了CVM與隨機效用最大化原理（RUM）的有效聯系，為CVM奠定了經典經濟學基礎。1986年，美國內務部把CVM確定為用于計量“綜合環境反應、賠償和責任法案”的費用效益分析方法，并推薦CVM作為評價資源和環境的存在價值和遺產價值的基本方法。米歇爾和卡森（Micthell & Carson，1989）、漢利和斯帕什（Hanley & Spash，1993）以及貝特曼和威利森（Bateman & Willistion，1995）等對該方法進行了推廣。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CVM的應用研究得到了迅猛發展，研究案例和著作呈指數形式增長，卡森（Carson，2003）經過統計發現，1995年圍繞CVM研究發表的論文達2 000余篇，截至2001年相關文獻已達5 000余篇，評價對象遍布100多個國家。

隨后，在上述基本方法基礎上衍生出效益轉移法，該方法既簡單、直觀，又省時、省錢，但轉移誤差較大。有些學者和政府機構還提出了資源等價分析法（REA）。資源等價分析的最初表現形式是棲息地等價分析，后來進化為資源等價分析的普遍方法，且變成了計算污染事件損害的主導方法。由于該方法以資源服務（實物損失），而不是市場價值來衡量損失，所以有學者懷疑它不能提供基于經濟福利原則的精確補償。針對上述問題，Mattew zafonte和Steve Hampton（2007）提出了一個基于貨幣化的REA模型，并與傳統REA進行比較，結果發現基于貨幣化的REA模型的福利偏差較小。

三、礦產資源生態價值補償研究

對礦產資源開發中生態價值進行補償是人類對生態系統本身的補償，是人類社會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目前關于礦產資源的生態價值補償研究，國外主要集中在生態價值補償的理論基礎研究和生態價值補償機制研究方面。

（一）生態價值補償的理論基礎研究

從理論上看，生態補償是促進資源開發中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的一種經濟手段。目前，國外提出的補償理論主要有環境資源利用的不可逆性、產權理論、外部性理論、生態資本化理論和公共物品理論等，這些理論已經成為生態補償政策的重要理論依據，得到了國內外理論界普遍認可。

不可逆性是資源開發中生態補償的生態學基礎。從人類社會幾乎無限增長的需求看，自然資源環境——社會系統的物質能量交換關系的表現為不可逆，它從本質上規定了資源的“單流向”特征，自然資源環境作為供體總是被消耗的。因此，艾倫·科特雷爾（Alan Cottrell，1981）提出：“資源是會枯竭的，必須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給資源制定價格，以便限制消耗和給予保護和關心?！?/p>

產權論是開展補償的法理基礎。產權論認為任何人都具有平等地保護生態平衡的義務和平等地獲取和享受生態服務功能的基本權利。界定環境資源產權主要可以確定誰應該負有補償的責任，誰應該具有被補償的權利。科斯（Coase，1960）運用交易成本理論分析了法律制度對資源配置的影響，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為零，無論如何界定初始權利，只要可以自由交易，資源都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得到有效配置。

福利經濟學創始人庇古（Pigou，1920）用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從福利經濟學角度系統論述了外部性理論，提出外部性可以分為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某一經濟主體的生產或消費使其他經濟主體受益而又沒有得到后者補償；負外部性是指某一經濟主體的生產或消費使其他經濟主體受損但是沒有補償后者。正外部性和負外部性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分別指受償主體和補償主體的受償和補償狀況。

生態資本化論為確定補償標準提供了理論依據。戈德斯坦（Goldstein，1993）認為除了傳統的加工資本、金融資本、人力資本以外，還存在第四種形式的資本即自然資本，其是由自然資源、生命系統和生態所構成。自然資源環境的外部性是某個經濟主體在利用自然資源、損害生態環境的過程中，對其他經濟主體所產生的外部影響，這種影響未能通過市場交易和價格機制反映出來。生態補償就是要把這種外部性進行內部化，使其成為一種可計量的資本。

公共物品理論最早是由保羅·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1955年提出的，薩繆爾森認為公共物品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物品如果由市場提供，則每個消費者都不會自愿掏錢去購買，而是等著他人去購買，自己順便享用它所帶來的利益，造成“搭便車”問題，導致公共物品的供給不足。自然資源環境及其所提供的生態服務所具有的公共物品屬性決定了其面臨供給不足、擁擠和過度使用等問題，應給予補償。

（二）生態價值補償機制研究

生態價值補償機制是以保護生態環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為目的，根據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生態保護成本、發展機會成本，綜合運用行政和市場手段，調整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相關各方之間利益關系的環境經濟政策。目前生態價值補償機制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態價值補償標準、生態價值補償對象和生態價值補償途徑等方面。

1.生態價值補償標準研究

國外學者基于生態價值補償的基礎理論，逐漸展開了對礦產資源開發中生態價值補償的定量研究，其中如何確定補償標準一直是生態價值補償研究的重點和難點問題。1985年美國建立保護與儲備計劃，該計劃是長期由政府資助、農場主自愿參加的退耕計劃。美國學者安德魯·普蘭丁格（Andrew J.Plantinga，2001）等針對該項目進行了研究，推算出不同地區在不同補助條件下人民愿意退耕的供給曲線，并提出了相應的補償標準。1999年，Hamndar運用線性規劃和靈敏度分析對確定農民退耕的機會成本進行了深入研究，并通過與機會成本比較給出了可能的補償水平；2007年，Peralta通過對礦山環境修復變量建立回歸模型，以復墾成本為依據核算了礦山生態環境的補償標準；此外，Junjiewu（1999）、Morana（2007）和Cooper（2007）等也提出了生態補償標準模型。

2.生態價值補償對象研究

關于生態價值補償的對象，即外部性的受害者，國外目前存在以下三種不同的觀點：以庇古為代表的福利經濟學家主張受害者因遭受損失而應得到補償；以科斯的觀點為代表，認為當生態資源的產權界定清楚、市場機制完善時，外部性的受害者就會自動與外部性的制造者進行有效協商，通過市場交易的方式解決好外部性問題；鮑莫爾等人認為如果以帕累托最優為目標，對于受害者既不應該征稅，也不應該補償，因為外部性對受害者造成的損害水平能夠引導受害者采取有效的自我保護，而對受害者的任何補償或征稅則容易導致受外部性影響的個人作出無效率的反應。

3.生態價值補償途徑研究

國外提出的生態價值補償途徑主要有四大類：庇古稅、補償型交易、居民環境權的保障和開展跨區域補償。庇古（Pigou，1920）將外部性視為市場失靈的表現，并認為當邊際私人收益（成本）與邊際社會收益（成本）背離時，政府應該對外部效應的制造者征收庇古稅。庇古稅成為環境稅的雛形，之后眾多學者在此基礎上對環境稅展開了研究（Jorgenseand Wilcoxen，1996；Goulder，1995；Tullock，1967）?？扑梗–oase，1937）則認為外部性是由產權不清引起的，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情況下，雙方可以通過自愿協商、談判與交易來自動達到帕累托最優?？扑沟倪@一思路被戴爾斯（Dales，1968）引入資源環境領域，以運用市場手段、通過污染權的交易，來提高環境資源的利用效率。薩格森（Segerson，1987、1989）對環境損害責任制度進行了經濟學與法學研究，該研究從法律的角度提出了如何保障居民的環境權以及如何有效補償居民因資源開發利用造成的損失。之后，學者們針對礦產資源開發中對土地、水源和環境造成的污染的補償問題也展開了深入研究（W.D.Watson，1999；Helena McLeod，2000；David Gerard，2000）。關于跨區域補償問題，一些區域經濟學家和資源環境經濟學家把國家—區域經濟關系模型和能源部門的能源—環境關系模型聯系起來研究，提出了經濟—能源—環境一體化模型，如SEAS模型、MORSE模型等，為研究礦產資源的跨區域補償提供了方法。

四、研究文獻評述

（一）生態價值計量研究評述

針對生態價值計量的方法，雖然國外學者從多學科角度提出了多種測算方法，但目前還沒有形成統一的、規范的能夠準確評價外部環境成本的方法標準和技術路線。目前國外主要推崇的方法依然有其局限性，也經常受到批評。關于生態價值計量的理論和方法研究具體存在以下問題：

1.在選擇具體生態價值評估方法的時候存在很大的主觀性，對同一環境現象可以采用不同評估方法，結果導致計算結果常常大相徑庭。

2.在生態價值評估的過程中，忽視外部環境影響的時空差異性、影響的連續性與復雜性等，對影響經濟價值評估的因素重視不足，造成計算結果不全面、不精確。

3.目前的研究主要側重于評估使用價值，而對非使用價值如生態環境的審美價值、生物多樣性的選擇價值、遺傳價值、存在價值等進行估算的成果很少。

（二）生態價值補償研究評述

現階段礦產資源開發的價值補償研究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總體來講，研究成果比較少，而且不夠系統。具體存在以下不足：

1.補償模式缺乏全面性，可操作性差。提出的補償模式沒有能夠綜合考慮各種影響因素，全面涵蓋所有的價值損失，且很多補償手段實際操作性不強。

2.價值評估缺乏不確定性分析。礦產資源價值補償的影響因素較多，存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量化比較困難，目前尚沒有一種較為成熟的理論和方法，而且很多的補償額沒有與生態價值切實聯系在一起。

3.動態價值補償研究較少。有些學者研究了不同開發階段的特點，但在研究價值補償時很少考慮不同的開發階段價值補償的差異，沒有針對不同階段對補償模式進行設計。

五、結論及啟示

現階段礦產資源開發的生態價值計量與補償研究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果，證明了生態價值計量與補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國外研究的計量與補償方式大多以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為對象，并假設生態補償為由市場機制解決，將其放在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框架內進行分析，缺乏對資源環境空間負外部性的各種現象的科學研究和系統分析，并且它們還使過度開發利用礦產資源和污染排放合理化、合法化，明顯不適用于市場機制不完善、監測和量化生態價值技術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有待于進一步深化。

因此，在深入分析和借鑒國外研究現狀的基礎上，結合礦產資源開發的實際情況，研究礦產資源的價值計量方法，探討價值補償的有效途徑，將市場機制和行政手段相結合，通過市場機制和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把經濟增長的外生因素轉化為內生因素，研究準確衡量礦產資源價值的方法以及模型，探討可行的補償途徑。這對建立和完善礦產資源開發和使用過程中的補償機制，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資源的使用效力、效果都是十分必要的。

【參考文獻】

[1] Marshall，A. Principles of Economics[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1890.

[2] Pigou， A.C.，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1920.

[3] Cuperus R.， K.J. Canters， A.G Piepers.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the impacts of a road [J].Ecological Engineering， 1996（7）：327-349.

[4] Noordwijl M.， Chandler F.， Tomich T.P.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nceptual Basis of RUPES [M]. ICRAF Working Paper，2005.

[5] V. Krutilla.Conservation Reconsidered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4）： 777-786.

[6] Willian D. Nordhaus， James Tobin. IS Growth Obsolete？[J].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lath， 1973 （38）：499-535.

[7] Paul A. Samuelson， William D. Nordhaus. Economics [M].McGraw-Hill Higher Education，1972.

[8] J.A Dixon et al.Economic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M].London： Earth scan Publication Ltd，2001.

[9] Mitchell， R.C. and Richard T.Carson.Using surveys to Value public goods：the com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R]. Washington， D.C.：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1989：74-87.

[10] Wiktor L.Adamowicz. What’s it worth？ An examination of historical trends and future directions in environmental valuation [J].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4，48（3）： 419-443.

[11] Clawson，Knetsch.Leisureandtourism：TyPesofleisureandtourism[M].USA：Haworth Press，1999.

[12] Davis. Robert K. Recreation Planning as an Economic Problem [J]. 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 1963 （3）：239-249.

[13] Brookshire，David S.The valuation of aesthetic preferences[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976 （3）：325-346.

[14] Mitchell R，Carson R.Using surveys to value public goods：the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M]. Resources for the Future，1989.

[15] Hanley N， Spash C.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the environment[M]. Aldershot：Edward Elgar，1993.

[16] Bateman I， Willistion K.Value environmental preferences：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17] Carson R. Contingent valuation：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 and history[M].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2003.

[18] Brouwer， R. Environmental value transfer：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prospects [J]. Ecol.Econ.， 2000， 32：137-152.

[19] Thompson， DB.Valuing the environment：Courts’s truggle With the natural resource damages[J]. Environmental Law， 2002，32：57-89.

[20] Dunford，R.W.，Ginn，D. C.，Desvousges，W.H.The use of habitant equivalency analysis in natural resource damage assessments[J]. Ecological Econon1ics，2004，48：49-70.

[21] Mattew zafonte，Steve Hampton. Exploring welfare implications of resource equivalency analysis in natural resource damage assessments[J].Ecological Economics，2007，61 ：134-145.

[22] Alan Cottrell.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M].The Com-mercial Press，1981.

[23] Coase， R.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3）： 122-134.

[24] Goldstein . Interests and American Trade Policy [M].Ithaea： Com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25] Samuelson， P. A. Diagrammatic Exposition of a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5，11：34-54.

[26] Andrew J. Plantinga， Douglas J. Miller. Agricultural Value and Value of Rights to Future Land Development [J].Land Economics， 2001，2：56-67.

[27] Hamndar， B. An efficiency approach to managing Mississippi’s marginal landbased on the conservation reserve program[J].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1999（2）：15-24.

[28] Peralta，A. Development of a cost estimation model for mine losure[D].United States： Colorado School of Mines，2007.

[29] Pagiola S.Payments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in Costa Rica[J].Ecological Economic，2008（33）：712-724.

[30] R.H，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Economica.1937，11（4）：386-405.

篇10

關鍵詞：大腸桿菌；C型產氣莢膜梭菌；毒力試驗

中圖分類號：S85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73X（2013）03-0029-03

仔豬紅痢和黃痢是新生仔豬最常見的兩種傳染病，主要發生于出生后1周內的新生仔豬，發病急、死亡快，常常給養豬業造成非常巨大的經濟損失[1]。

仔豬黃痢主要是由致病性大腸桿菌（EPEC）引起發病， EPEC不侵入上皮細胞，而是利用一種或多種菌毛粘附因子，如F4（K88）、F5（K99）、F6（987P）或F41和F42吸附在新生仔豬小腸黏膜上繁殖并產生腸毒素。該病常發生于出生后1周以內的仔豬，以1～3日齡最常見，7日齡以上很少發生，同窩仔豬發病率可達到90%以上，死亡率極高，甚至全窩死亡，給養豬生產帶來極大的危害。仔豬紅痢是由C型產氣莢膜梭菌引起的，該菌為革蘭氏陽性有莢膜不運動的厭氧大桿菌，可產生致死毒素，引起仔豬的腸毒血癥，壞死性腸炎。該病主要侵害出生后3 d以內仔豬，病程短促，有些在生后3 d內全窩死亡，最急的臨床癥狀多不明顯，一發現癥狀即迅速死亡，發病率可達40%～50%，病死率可高達100%[2]。

國內外對于仔豬紅痢和黃痢的主要預防措施是進行免疫接種。目前用于預防這兩種疾病的疫苗有仔豬紅痢氫氧化鋁膠滅活疫苗及大腸桿菌病油乳劑滅活疫苗和基因工程苗，這些疫苗均為單聯疫苗或多價苗，在實際應用過程中受到很大限制，鑒于此，本研究室開展了新生仔豬大腸桿菌病和C型產氣莢膜梭菌病二聯滅活疫苗的研究。在二聯疫苗效力試驗中，為了準確掌握動物的攻毒劑量，保證疫苗的免疫效果，開展了仔豬大腸桿菌和C型產氣莢膜梭菌對仔豬的毒力以及C型產氣莢膜梭菌對家兔的毒力研究，現報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菌種

大腸桿菌制造和檢驗用菌種為大腸桿菌C83549（K88）、C83644（K99）、C83710（987P）菌株；C型產氣莢膜梭菌制造和檢驗用菌種為C59-2菌株，均由中國獸醫藥品監察所鑒定、保管和供應。

1.2 試驗動物

1.2.1 初生仔豬 經間接血凝試驗檢測其血清大腸桿菌K88、K99、987P纖毛抗體效價均不高于1∶8，經血清中和試驗檢測C型產氣莢膜梭菌毒素抗體陰性的未免疫健康初胎懷孕母豬所產18～24 h仔豬，由武漢金鷹牧業有限公司提供。

1.2.2 家兔 1.5～2.0 kg健康家兔購自武漢市萬千佳禾實驗動物養殖場。

1.3 大腸桿菌攻毒菌液的制備

按3%～5%的接種劑量將大腸桿菌C83549（K88）、C83644（K99）、C83710（987P）菌株接種Minca湯培養基，在36～37 ℃條件下培養7 h，收獲菌液，細菌計數。調整細菌濃度為100×108 CFU/mL。

1.4 C型產氣莢膜梭菌攻毒毒素的制備

將C型產氣莢膜梭菌C59-2菌株按1%～2%接種厭氣肉肝湯，培養16～18 h，收集菌液，離心，取上清，測定毒素液對小白鼠最小致死量（MLD）。調整毒素含量為100 MLD/mL。

1.5 大腸桿菌對仔豬的毒力測定

分別用100×108 CFU、150×108 CFU、200×108 CFU、250×108 CFU的大腸桿菌C83549（K88）、C83644（K99）、C83710（987P）口服攻毒出生18～24 h的仔豬5頭，根據每組仔豬發?。ǜ篂a和死亡）情況，確定各血清型大腸桿菌引起仔豬發病的最小的菌數含量。

1.6 C型產氣莢膜梭菌毒素的毒力試驗

1.6.1 C型產氣莢膜梭菌對家兔毒力試驗 分別用60 MLD、65 MLD、70 MLD、75 MLD、80 MLD和85 MLD 靜脈注射1.5～2.0 kg家兔5只，觀察24 h家兔的死亡情況，確定毒素對家兔的最小發病劑量。

1.6.2 C型產氣莢膜梭菌對仔豬毒力試驗 分別用60 MLD、65 MLD、70 MLD、75 MLD、80 MLD和85 MLD 靜脈注射 18～24 h仔豬5頭，觀察24 h仔豬的死亡情況，確定引起仔豬死亡的最小梭菌毒素含量。

2 結果與分析

2.1 大腸桿菌對仔豬的毒力測定結果

用不同菌數的大腸桿菌C83549（K88）、C83644（K99）、C83710（987P）培養物分別口服攻毒出生18～24 h仔豬，結果（表1）顯示每頭仔豬經口灌服150×108CFU大腸桿菌，可引起仔豬100%發病，確定150×108CFU為大腸桿菌引起仔豬發病的最小劑量。

2.2 C型產氣莢膜梭菌毒素的毒力試驗結果

2.2.1 C型產氣莢膜梭菌對家兔毒力試驗結果 用不同劑量（小鼠MLD）的C型產氣莢膜梭菌毒素靜脈注射體重為1.5～2.0 kg健康家兔，每只注射80倍MLD可引起家兔100%死亡，確定C型產氣莢膜梭菌引起家兔發病死亡的最小毒素含量為80倍MLD（表2）。

2.2.2 C型產氣莢膜梭菌對仔豬毒力試驗結果 用不同劑量（MLD）的C型產氣莢膜梭菌毒素靜脈注射出生18～24 h內的新生仔豬，每頭注射75倍MLD可引起仔豬100%死亡，確定C型產氣莢膜梭菌引起仔豬發病死亡的最小毒素含量為75倍MLD。

3 小結與討論

（1）新生仔豬紅?。ù竽c桿菌病）和黃痢（產氣莢膜梭菌?。┦切律胸i最常見的兩種腸道傳染病，主要引起出生后1周內的新生仔豬腹瀉，由于發病急、死亡快，給養豬業造成很大的經濟損失。因此為了防止該病的發生，最好的辦法是制備疫苗對母豬進行免疫接種，初生仔豬通過吸吮母乳來獲得被動免疫[3]。我們用含K88、K99、987P纖毛抗原的大腸桿菌和C型產氣莢膜梭菌分別接種于適宜培養基培養、制備了仔豬大腸桿菌病、C型產氣莢膜梭菌病二聯滅活疫苗，為了檢驗疫苗的效果，需要對動物進行免疫攻毒試驗，掌握好攻毒的劑量是影響疫苗效力的關鍵，因此，本研究對豬大腸桿菌和C型產氣莢膜梭菌的毒力開展了研究，由于疫苗的效力檢驗中涉及用家兔替代本動物做效力檢驗，因此也進行了C型產氣莢膜梭菌毒素對家兔的毒力試驗。

（2）大腸桿菌不同纖毛抗原菌株對18～24 h初生仔豬具有較強的致病性，其致病性的強弱與感染菌數有很大關系，研究結果表明，150×108 CFU的大腸桿菌K88、K99、987P菌株均可引起仔豬100%發病。C型產氣莢膜梭菌可引發仔豬紅痢，該型菌的主要致病毒素是α和β外毒素，對仔豬具有非常強的致死性，在C型產氣莢膜梭菌感染治病的過程中，外毒素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4]，研究表明，C型產氣莢膜梭菌毒素引起初生仔豬100%死亡的劑量是75個小鼠MLD，80個小鼠MLD可引起家兔100%死亡。

參考文獻：

[1] 張紅英，楊 霞，盧中華.魏氏梭菌腸毒素研究進展[J].中國畜牧獸醫，2004，31（9）：35-37

[2] 劉澤文，熊忠良，楊克禮，等.新生仔豬紅黃痢二聯滅活疫苗的研制與應用Ⅰ―C型魏氏梭菌生物學特性研究[J].安徽農業科學，2008，36（21）：9063-9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