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名人學徒，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文/路英

曹雪芹，清代著名文學家。所著《紅樓夢》前80回為我國古典長篇小說的杰作。他善飲酒，自稱“燕市酒徒”。《紅樓夢》中年節酒、中秋酒、賞燈酒、生日酒、祝壽酒、餞行酒、賞花酒、賞雪酒等29種不同類型的飲酒場面，以及酒詩、酒令、釀酒之道，成為紅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曹雪芹能唱，能彈，能寫，能畫，是個多才多藝的作家。他性格豪放，嗜酒成性，這在與好友張宜泉及敦誠、敦敏兩兄弟的頻繁交往中可以看出。張宜泉是個教書館的私塾先生。他父母雙亡，家境清寒，過著坎坷窮愁的生活，但傲骨壯懷，詼諧放達，尤好吟詩喝酒，這和在北京西郊賣畫為生的曹雪芹，無論在經濟上或性格上，都有某些相通之處。于是兩人成了知心朋友。曹雪芹在山村中，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他以賣畫為生，掙的錢除了維持一家“食粥”以外就去買酒喝。沒有錢時，就要像唐代的鄭廣文那樣，向人乞討酒錢。此外，他還常到酒店賒賬。賒了酒回家，一個人坐在地上喝個滿意，到了一定期限，就賣畫，得些錢，再到酒店還債。

據說，在臥佛寺東南佟峪村的關圣廟前，有一爿小酒店，雪芹時常到這里款斟慢飲，論古談今。雪芹只有一個愛子，是前妻所生，特別珍惜，不想得了痘疹死了。雪芹悲痛萬分，每天都要到墳上瞻顧俳徊，傷心流淚，酒也喝得更兇了。

明清那些“食貪”

文/葉輕馳

明清兩代的御膳房，是個富得流油的“單位”。

明朝隆慶年間，發生過一件趣事：隆慶帝還沒當皇帝時，他就喜歡吃果餅，經常到街上買剛出爐的果餅。后來當了皇帝，嘗遍了山珍海味，卻仍對此念念不忘。于是，管伙食的太監便想出了一個主意，將大廚拉到街上，跟炸果餅的攤販學藝。炸果餅本來就是簡單的活兒，哪能難得倒大廚？沒幾下，大廚就將炸果餅的技術學到家了。

就這樣，隆慶帝吃上了熱乎乎的炸果餅。后來有一次報價，管伙食的太監開出了幾十兩的價碼。哪知，隆慶帝得意地舉著果餅，告訴他們，在外頭，只要花五錢，就可以買到一大盒這樣的果餅！

這下，太監和內臣們都心虛了。就這樣，一個廉價的果餅，經過宮里宮外的層層揩油，到了皇帝這一層，已經搖身一變，成了幾十兩的天價果餅！隆慶帝脾氣好，加上天天吃著果餅，心情更好，當時只是笑了笑，沒有追究。

到了清朝，御膳房的盤剝之風愈演愈烈，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架勢。據記載，慈禧一年消耗的蘋果，就將近十六萬個。溥儀后來也回憶，在他六七歲的時候，每天就要“吃”掉幾百只雞。很顯然，蘋果也好，雞腿也罷，不僅皇帝、太后在吃，太監大廚們，宮里宮外的“有關部門”，也個個“吃”得不亦樂乎！

這種“食貪”，顯然不是橫空出世，更不是個別現象。倒霉的光緒帝，也碰到過這種事兒。光緒帝喜歡吃雞蛋，每天要吃掉四個。可根據御膳房的報價單，這區區四個雞蛋，采購價高達紋銀三十兩！而根據當時的市價，一兩紋銀能買到四百個雞蛋。這么一來，光緒帝所吃的天價雞蛋，比市價貴了三千倍！天曉得，這是“神馬”母雞下的蛋！

腐敗的朝代或無能的皇帝在位時，“食貪”自然更加肆無忌憚。不過，圣明一點兒的皇帝，也未能幸免。康熙晚年已不太吃葷菜，可根據御膳房的采購記錄，他每天還是要吃掉十斤肉！當然，跟那些天價雞蛋或果餅比起來，這十斤的油水，已經是很客氣了。

篇2

【關鍵詞】CAD制圖 任務驅動 編輯命令

如何提高AutoCAD的教學效果，進而培養高職學生的能力，已經引起了教育界廣泛的思考和探索。對于CAD教學的探索目前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比較空泛、缺乏新意、缺少實踐性等。筆者結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實際教學經驗，舉例演示如何利用任務驅動法進行CAD教學，具體講述任務驅動下CAD制圖中編輯命令的教學實施，在教學過程中提高高職學生自己探索學習CAD以及其他軟件的能力，開發學生的潛能，使學生能適應不同的工作崗位，為學生成為應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奠定基礎。

一、基于任務驅動的教學模式

（一）設計任務

基于任務驅動的教學模式中，設計明確而合理的任務是關鍵環節。任務的實施直接影響著知識和能力的獲得，成就感和自信心的形成。因此，任務設計以激發興趣為前提，以真實性為依據創設情境，所設計的任務要明確，具有層次性、遞進性、代表性、探究性，由簡單到復雜，由單一到綜合，使學生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在不斷循環、反復的過程中得到提高和強化，引導學生觸類旁通，活化創新思維。

（二）分析任務

分析任務就是教師對任務進行有效的示范講解，是順利完成任務的前提。分析任務就是對完成本任務的解析，包括作圖步驟、作圖方法、知識要點，引導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三）評價任務

學生通過自己的努力完成任務后，在具有喜悅和成就感的同時非常渴望老師的點評。這是完成任務的重要環節，要對學生容易出現的問題做出糾正和強調，并給予個別指導，仔細演示完成任務的過程和注意事項以及知識的拓展。對學生完成作業的情況及時把握，肯定其成績并指出不足，記錄平時成績，鼓勵學生在良好的心理狀態下不斷學習、進步。

二、任務驅動下CAD制圖中編輯命令的教學實施過程

在講解編輯命令時，共有17種命令，知識點復雜煩瑣，要將其知識點像珠子一樣穿起來，使學生能夠很好地駕馭這些知識點，由量變達到質變，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夠舉一反三、融會貫通，激活創新思維，不僅掌握本版autoCAD軟件的使用，還能使用其他版本的autoCAD軟件。

編輯命令有刪除、復制、鏡像、偏移、陣列、移動、旋轉、縮放、拉伸、延伸、修剪、打斷于點、打斷、合并、倒角、圓角、分解。要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有效地掌握這些命令，老師的項目任務很重要。本人設計了如下任務，將17種命令一氣呵成，不斷地提高學生的探索興趣和學習激情。

圖1

在講刪除命令前首先用圖1先講解選擇對象，對線條進行選擇，有點取方法、選擇窗口選擇對象、選擇線選擇對象、對話框選擇對象等。在選擇好對象后（對象以高亮形式顯示），再進行編輯命令。（當然，如果先執行編輯命令，然后選擇要編輯的對象，這兩種方式的執行效果相同）。利用圖1我們講解刪除和復制命令。

任務1

利用圖1運用鏡像命令完成任務1，教師首先引導學生對此任務進行分析，再提示引導學生完成任務1要用鏡像命令并講解鏡像的含義，然后由學生自己動手摸索完成，最后教師對此任務進行講解點評，強調其重點和難點。所有編輯命令都由這四步來完成，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鍛煉學生的動手能力，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軟件的開發應用能力以及自學能力。

圖2 任務2

完成任務2，分析任務2是由圖2進行偏移編輯命令所得。

任務3 任務4 任務5

任務3是對任務2圖形進行陣列編輯命令所得。任務4、任務5是由任務3圖形進行移動、旋轉編輯命令所得。

任務6 任務7

任務6、任務7分別是由任務5、任務4進行縮放和拉伸編輯命令所得。

圖3 圖4 任務8

任務8是由圖4通過修剪編輯命令完成的，而圖4是由圖3進行陣列所得。任務8也可以由圖4通過打斷于點或打斷結合刪除編輯命令來完成。教師應該提示學生綜合地應用繪圖技巧，用最正確快捷的方式繪圖，繪圖的方法靈活多樣，但是要快捷、高效、準確。

任務9

任務9用到的繪圖方法很多，是一個綜合性很強的題目。可以用直線命令繪圖，也可以用矩形命令繪圖;可以畫四分之一圖進行兩次鏡像，也可以畫二分之一圖進行一次鏡像。此任務主要用到的編輯命令是倒角和圓角命令，此編輯命令應用不同的參數繪圖非常便利，在本任務中就能很好地體現出來，也對學生所學的知識進行歸納總結，加深了所學知識和技能的記憶和理解，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建構。

從任務1到任務9由簡到繁，由淺到深，循序漸進，便于掌握、復習、理解、記憶，將編輯命令連成一氣。當然，這些任務的具體完成時間因人而異、因材施教，根據本班學生的能力確定，本人在具體的教學實踐中沒有超過6課時。

三、總結

為了培養應用型、復合型、技能型人才，不斷創新人才培養模式， “以任務為主線，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的任務驅動教學創造了以學定教的新型學習模式。實踐證明，任務驅動的學習方法能夠很好地應用在CAD制圖的教學中，不僅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求知欲，而且培養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對于培養應用型、復合型、技能型人才有著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李宏儉.基于行動導向教學的高職建筑CAD制圖課程開發[J]. 廣西教育，2013（3） ：78-80.

[2]陳春惠.高職建筑CAD課程教學方法探討科技信息[J].2013（17） ： 303-304.

[3]周韜. 如何培養高職建筑類學生CAD的軟件思維能力[J].福建建筑，2014（4）：118-120.

[4]朱明華.基于任務驅動《環境工程制圖與CAD》課程改革與實踐[J].林區教學，2013（8）：64-66.

[5]吳天鳳.基于“任務驅動”的CAD教學方法探討[J].安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5（3）：105-108.

篇3

關鍵詞：徐潤；早期近代化；開端

中圖分類號：K20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723X（2014）01-0120-06

徐潤，廣東珠海北嶺村人。珠海毗鄰香港、澳門，近代以來，率先經歷了歐風美雨的洗禮。古老的海洋文明與近代特定的時代背景，鑄就了徐潤與中國早期近代化的特殊關系。早年，徐潤到上海寶順洋行當學徒，后一邊給洋人當買辦，一邊自己經營茶棧、絲綢等，同時徐潤還是上海的房地產大王，對上海開埠時期經濟發展貢獻不小。后來，徐潤被李鴻章看中，委任為上海輪船招商局會辦，他和珠海另一大買辦唐廷樞一起創建了中國最早的現代企業典范――輪船招商局；后又與唐廷樞共同致力于中國礦業的發展。在中國早期近代化的歷程中，徐潤用自己的行為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徐潤一生的境遇，同時也反映了中國早期近代化的艱難歷程。

一、順應時代潮流，充當買辦

香山在遠古時代只是珠江口外一個較大的島嶼，因該島“多奇花異卉”“神仙茶叢生焉，色香俱絕”，故稱香山。①近代的香山，因緊鄰香港、澳門，澳門又早于香港300多年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西洋文化與本土香山文化發生碰撞。以后，隨著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與履行，在近代中國一個新的經濟因素――買辦隨之產生，而近代的香山更是以“買辦搖籃”的姿態出現。徐潤便出生于此種大環境，在此環境中成長，并與此大環境相互作用、相互影響。

香山買辦在近代中國作為一個群體出現，并異軍突起，絕非偶然，它是內外因相結合、遠近因相互推動的結果。香山人從遠古發展到近代，逐漸形成了一個移民社會，生活在移民社會中的人們，接受多元文化的熏陶，這就決定了香山人比內地省份的人更易接受外來新事物，視野較為寬廣，思路較為開闊，具有強烈的開放務實精神，加之長期的海洋文明與近代歐風美雨的洗禮，決定了香山人的重商意識，這些都構成了香山買辦在近代中國形成的文化基礎和社會經濟條件。

徐潤于1838年生于香山（今珠海）北嶺村老屋，據《香山徐氏宗譜》記載徐潤祖上是中原河南陳留人，宋末家遇戰亂，由中原避亂到廣東南雄、番禺，最后定居到香山前山寨，后來徐潤祖上的一支自前山分居到北嶺，徐潤便出生于此地。②到徐潤出生，其家族已融入香山這個移民社會中。徐潤8歲入私塾，啟蒙塾師為書先生，從小徐潤接受的便是中原文化與移民文化的熏陶，這就造就了徐潤一方面較容易接受外來文化，同時中國傳統文化在他的骨子里也根深蒂固，這種復雜的文化基礎在后來徐潤的人生中明顯體現，同時也奠定了徐潤以后能成為買辦的文化因素。

前，中西方之間的商事活動“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貨物買辦，銀錢收、付，陸地居住，生活供應等問題，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語言隔閡、制度兩歧、商情互異、貨幣不同的困難。既要貿易，又要管理，于是就出現了既是貿易交往中不可缺少的中間商人，又是貿易管理中承上連下的環節人物――行商、通事、買辦、銀師”。[1]（P176）以后，中國雖然受到不平等條約的約束，但是在具體的經濟活動中，中外商人共同面臨的都是錯綜復雜的經濟、政治、文化環境，外商擁有新辟的口岸，面對的卻是陌生的市場，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復雜的方言和陌生的環境，成為西洋商人與中國進行商貿活動的障礙，所以，西洋商人在當時的環境下必須借助一個中間力量即我們通常所說的買辦來開拓自己的市場。對此，英國怡和洋行的大班F?B?約翰遜在一封信中就說：“在學會說中國話以前，外國人也許沒有能力應付困難，留意一下洋行的未來，我相信，那些要追隨我們的人能在中國取得成功的話，將在不小程度上依賴他們對本地語言的掌握。”[2]（P27）但事實上，買辦“對中國和西方的商人都是一把雙刃劍”[3]。盡管如此，在上海和通商口岸貿易往來中，買辦仍然被認為是花錢但最省事最省心的“人”。尤其是在19世紀中后期，香山買辦的精明強干、務實誠信，更增強了西方商人堅持買辦制度的信心。香山買辦有著從商的精明頭腦和重商的文化氛圍，他們熟悉對外貿易，了解西方人的欲求和文化性格，樂于與洋商打交道，也希望在中外貿易中增強自己的實力，在洋行需要更多的買辦時，他們也就自然而然地首先為他們的同鄉做擔保。這樣，香山買辦在整個19世紀相互擔保逐漸形成了以唐氏（唐廷樞）家族、徐氏（徐潤）家族、莫氏（莫仕揚）家族、鄭氏（鄭觀應）家族為核心的買辦群體。其中，徐氏家族中第十七世徐潤就是在其叔父徐榮村的引薦下成為英寶順洋行的買辦。15歲的徐潤放棄家鄉私塾的學習，隨四叔徐榮村乘英輪由香港去上海。本想習文，但由于語言不通，只得放棄。徐潤的伯父徐鈺亭認為“既不讀書，當就商業，因留寶順行學藝辦事，師事曾寄圃”[4]（P4）。徐潤在寶順洋行當學徒，跟隨看絲師英國人韋伯和看茶師西麥學習看絲看茶。韋伯氏“見余之勤也，許為志不可量，深相契重”[4]（P5）。16～18歲，徐潤主要是在寶順洋行充當絲茶學徒，薪水由10元、20元增到28元。19歲升任“幫賬上堂兼充各職”[4]（P8）。1861年，即徐潤24歲那年，曾寄圃師去世，韋伯大班派徐潤“主賬上堂督理各職”[4]（P14），并囑咐：“以后行中之事，由君一手做去”“今君乃總行中華人頭目，如有差錯捺報，惟君是問”。[4]（P15）徐潤在24～26歲接任主帳以來，寶順行生意“實一時之盛，洋行中可首屈一指者也”[4]（P17）。從27歲開始，徐潤在自敘年譜中流露出“行中各路生意稍差”[4]（P25），“行中生意漸覺收縮”[4]（P26）。到29歲時，徐潤直接記載“行中生意極清”[4]（P26），他也分析了寶順行這幾年獲利頗難主要是因為“南北花旗開仗后各埠生意頗清，東洋、長江、上海、香港、福州各埠又復洋行林立，生意四通八達，無可收拾，更值該行股東拆股，到處收束”[4]（P27），在這種情況下，徐潤“蓄意離行”[4]（P27）。31歲的徐潤最終決定離開寶順洋行。

從16歲進入寶順洋行學徒，到31歲最終離開，徐潤在寶順洋行共經歷了16年的買辦生涯，這16年，徐潤之所以能一路走來，一方面是當時的商貿形勢所需以及族人親戚的擔保提攜，另一方面更離不開徐潤本人的因素，徐潤祖上也算是殷實之家，從小感受著香山文化的熏陶，有著靈活的經商頭腦，加之到寶順洋行當學徒時非常勤奮，所以深得賞識。

徐潤的買辦經歷和買辦群體的經歷一樣，備受著爭議，被很多人說成是“洋奴”，是“漢奸”。他們的行為在19世紀的中國，常為大多數人所不齒。但在香山人眼里，幫外國人做生意，在洋行充當買辦，甚至是自己經商，這些做法都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香山這里較早地接觸西洋文明，對西方文明的排斥性也沒有內地明顯。盡管在近代社會中，香山人在與西洋人打交道時，也表現出種種疑懼，但這并不影響他們與西方人的商貿往來。其實，以徐潤為代表的一批香山人在近代紛紛進入洋行充當買辦，這一現象本身也說明香山人在面對近代強大的西洋文明沖擊時，所表現出來的不是刻意地回避，更不是敵對和抗拒，而是正視現實，積極主動地接受西方商業文明的挑戰，率先融入近代資本主義文明大潮中。

二、買辦資本向民族資本轉化

以徐潤為代表的香山買辦在率先感受近代西方文明的沖擊過程中，對西方近代文明做出的一種積極反應就是，比同時代人更清楚地看到了呈現在他們面前的工商業在西方社會中的原動力作用。香山買辦鄭觀應“習兵戰不如習商戰”的思想就是最好的印證，他在《商務》中強調：“商務者國家之元氣也，通商者舒暢其血脈也”。[5]（P604）對于他們為什么會有這種認識，學者郝延平認為，他們對于商業和工業的能動作用以及對新興商人地位合理化的強調，這些知識不能由研讀儒家經典獲得，相反，這是他們作為買辦商人同外國人交往的結果。[2]（P257）

香山買辦在看到“商戰”原動力作用的同時，也親自感受到了西方“商戰”對中國的危害，逐漸將買辦資本向民族資本轉化，他們更傾向于投資近代新式工商業，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成為民族資本或官僚資本家，改革中國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制度，培養實用人才，增強國家和民族的活力。就買辦轉化而言，主要有幾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是向工商企業轉化，即投資新式企業成為民族資本家；一種是向官僚階層轉化，即納資捐官，成為封建官僚。作為香山買辦而言，其轉化主要是以買辦資本為依托向官僚資本轉變。鄭觀應曾說自己“初學商戰于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香山買辦轉化的大致經歷，即先任職買辦，后參加官督商辦企業。以徐潤為代表的香山買辦后都因捐資而擁有了道臺官銜就是其生動體現。當然，這種轉化還有一個過程。

香山買辦在給洋人當買辦的同時，還自己經營生意，這種做法一方面緣于香山人本身強烈的經商意識，另一方面也是買辦這個職位提供了便利。他們一邊拿著洋行的工資，同時又能經商賺錢，這種做法在當時的中國為大多數人所不齒，但香山買辦認為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正是因為這樣，為他們日后投資新式工商業提供了資金，對于香山買辦徐潤亦是如此。

22歲的徐潤便開始“與曾寄圃師、蕓軒兄三人合開紹祥字號，包辦各洋行絲、茶、棉花生意”[4]（P9）。從內地收購生絲、茶葉和棉花，然后轉賣給上海各洋行。接著，“試辦潤立生茶號于溫州白林地方”。[4]（P10）同年，“合股續開福德泉、永茂、合祥記等于河口、寧州各處，又與汪乾記合辦茶務”。[4]（P11）兩年后，徐潤又“與蕓軒兄在二馬路合做寶源絲茶土號。又在法界開設立順興川漢各貨號，以煙葉、皮油、白蠟、黃白麻、各種桐油為大宗”[4]（P18）。徐潤除經營絲、茶、棉外，還與人“合股開設敦茂錢莊”[4]（P10），“與友人合開協記錢莊”[4]（P25），辦理存放款，開發莊票和兌換業務。在寶順洋行任職期間，徐潤也開始涉足房地產經營，“在上海、天津、鎮江等都買了不少土地，曾在天津塘沽車站兩邊造屋500余間收取租息，在上海建造余慶里、青云里等里弄房屋出租取息。另外，還將舊屋翻新，以提高租金收入。如老介福房屋翻造前，年租金為3600～3700兩，翻造后可收年租7000余兩，增加近一倍。至光緒九年，他擁有未建房的地產2900余畝，已建房的地產320余畝，共造洋房51所又222間，住宅2所，當鋪房3所，樓平房、街平房、街房1890余間，每年可收租金122980余兩，地畝房產共合成本2236940兩。”[6]據徐潤自述，在清光緒九年（1883）年時，“擁有土地3200余畝，共建房屋2000余間，年可收租金122980余銀兩”，[6]是晚清上海著名的房地產經營者，人稱“地產大王”。

徐潤此時經營的茶棧、錢莊等方式屬于舊式商業，但也讓徐潤擁有了資金這個前提可以向民族資本轉化。離開寶順洋行的第五年，徐潤被北洋大臣李鴻章委任為上海輪船招商局會辦，這是徐潤人生轉折的重要一年，后又被委任為開平礦務局的會辦，這兩件事對徐潤人生經歷來說至關重要，下節專門論述。

入主輪船招商局后，徐潤的人生就經歷著買辦資本向民族資本轉化的過程。徐潤與當時香山另一著名買辦唐廷樞共同經營輪船招商局和開平礦務局，運用的是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經營管理方式，屬于新式企業。在招商局任職期間，大家商量，“與其分任洋商，利自外溢，不若統歸公局，利自我收。”[7]（P127） 徐潤與唐廷樞倡議成立保險局，在任內與人合辦仁和水險公司、濟和水火險公司，保險公司采取集資入股成立。在商局任職第11年，徐潤被迫離開招商局，后一直專心礦務。在考察礦務的過程中，緣于商人的商業敏感，徐潤又倡議建立灤州土產商務公司，并提出具體方案；65歲的徐潤又“入股香邑同益欖園種植公司，股本銀1000元”[7]（P432）；同年冬天，徐潤“與吳氏合創景綸紡織廠于上海虹口”[4]（P202），亦是采取合股形式。徐潤后期經營生意基本上都是采取招商募股這種現代公司的形式。

在創辦現代企業的同時，徐潤還積極參與與現代企業發展相伴隨的行業協會、公所等。1904年，徐潤被委任為上海總商會協理，上海總商會是中央政府聯系上海商界的紐帶。次年，徐潤“奉北洋大臣袁札開辦公債會”[4]（P230）。徐潤在以前就曾擔任過上海絲、茶、房地產等行業同業公會的會長，在此期間，徐潤同時又是上海商學會、立憲公會、尚賢堂、青年會、育才書院、廣肇學堂等社會團體的董事。由此可見，徐潤在上海商界頗有名望，其對上海開埠初期經濟的發展是有突出貢獻的。

從入主輪船招商局開始，徐潤就開始慢慢將自己通過當買辦以及經營舊式商業掙得的資金，以入股的方式參與創辦現代企業，實現買辦資本向民族資本的轉化。徐潤以中介人的身份參與了中國早期的工業化。在創辦新式企業的過程中，也不盡如人意。與人合創的景綸紡織廠生產的汗衫曾銷往南洋，南洋華僑“遂知有上海景綸汗衫廠矣”[4]（P209），應該說是紅極一時，但“經營數載仍無起色”[4]（P210），亦只好退出。徐潤入股創辦的新式企業很多，但成功者卻很少。可見，在近代中國，處于外國資本侵入與封建官僚資本夾擊下的中國實業發展艱難。

三、入主輪船招商局，經營礦務

1873年，北洋大臣李鴻章正式札委徐潤為上海輪船招商總局會辦，總辦為香山另一大買辦唐廷樞。輪船招商局的設立，是為了與洋商爭利、作為西方輪船公司的對立物而出現于中國航運業的。至于李鴻章為什么要招攬唐廷樞、徐潤入主輪船招商局，一方面是看到唐廷樞、徐潤等香山買辦的西學知識和業務才干；另一方面就是想達到“唐藉徐之財力，徐藉唐之才力”的目的，希望他們有效地實行資源整合，挽救商局于困厄之中。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處于外國輪船公司夾擊中的輪船招商局，在唐廷樞、徐潤等香山買辦的大力維持下，很快形成了與外國輪船公司并駕齊驅、三分天下的局面。[8]（P1359～1370）李鴻章也因此稱他們是不可多得的“熟習生意，殷實明干”的洋務人才。[9]（P24）徐潤任輪船招商局會辦期間，與總辦唐廷樞采用西方先進管理方式經營商局，集中體現在：

徐潤入主招商局后，第一項工作就是為商局募集商股，以扭轉資金困難的局面。兩年來，徐潤與唐廷樞共募足200萬兩，徐潤“首先附股，前后計之共有4800股，合計銀48萬兩”[4]（P173～174）。此外，“設法招徠各親友之入股者，亦不下五六十萬兩”。[4]（P174）在招商局招股過程中，徐潤和唐廷樞兩人起了主要的、甚至可以說是決定性的作用。唐、徐憑借其在商界廣泛的號召力，成功地將原來附股洋商企業的買辦資本吸引到官督商辦企業，促進了買辦資本向民族資本的轉化。

第二項工作就是為商局購買輪船、碼頭棧房。徐潤上任初期，商局“僅有伊敦、永清、福星、利運四艘，嗣后逐年添置，歸并旗昌，至光緒十年，除失事各船不計外，共有江寬、江水、江浮、江表、江裕、江通、江天、江平，計江船八艘；保大、豐順、海晏、海定、善濟、永清、利運、日新、鎮東、拱北、永寧、海琛、富順、富有、美富、廣利、致遠、圖南，計海船18艘。兩共26艘”[4]（P174）。徐潤任職期間商局的規模大大擴大，影響力增強。

為保障商局的發展，徐潤與唐廷樞倡議設立保險公司，此亦謂一項大事也。光緒元年冬、二年夏，唐、徐“另招股分設仁和保險公司，續設濟和保險公司，保客貨兼保船險”[4]（P175）。徐潤為這兩個保險公司共投資15萬兩，到光緒十年，“實存保險公積銀45萬余兩”。[4]（P175）招商局后來各項事業所以順手都是由保險公司開辦而始。

還有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用人。徐潤認為，“創事之始，用人為先”。[4]（P178）商局共有20多個分局，所用之人“有為職道素曾共事之人，有為職道及時引進之人”[4]（P178）。徐潤主要倚重的還是買辦商人，究其原因，可以說是“趨勢由然”[10]（P1032）。這些人中固然有人濫竽充數，但是更有熟悉西法的經營者，這無疑提高了商局的管理水平。

徐潤運用“買辦經驗”經營商局，還體現在商局局規和章程的制定上。徐潤與唐廷樞參照西方股份公司組織形式和近代航運管理經驗，并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制定出《輪船招商總局章程》132條。在中國早期近代化的努力中，把西方先進管理經驗具體運用到中國經濟發展方面，唐廷樞、徐潤可謂是杰出人物代表。

徐潤、唐廷樞與李鴻章的合作，意味著擁有巨資的買辦為經營近代企業而對官府尋求的庇護，這種買辦與官僚的結合一旦形成，便因其在招商局的活動不再代表依附外國資本的買辦資本的利益，而失去了其原先的買辦性質。

在任職輪船招商局期間，44歲的徐潤“奉北洋大臣札委，會辦開平局”[4]（P53），又同唐廷樞一起經營開平礦務局。之所以開采煤礦，是為輪船航運提供原材料動力，能源在機器大工業時揮著主動脈的作用。在礦業領域，徐潤也以其親身行為做出了巨大貢獻。第二年，徐潤又“奉北洋大臣札委，會辦貴池煤鐵礦”[4]（P61）。徐潤在第一次離開招商局后，把全部的心思都用在考察礦務上。1887年秋間，“唐景翁、劉吉翁與余從唐山出喜峰口，初至平泉銅礦，后抵煙筒山，住一禮拜，細探大概情形”。[4]（P83）次年，徐潤游歷了熱河至孤山子，東陵盆山至薊州馬蘭峪鎮，并詳細記錄了沿途所見所聞。在以后的歲月中，徐潤曾接手創辦香山天華銀礦、建平金礦、五道溝金礦、熱河金礦，徐潤把自己后半生基本上都投入到開礦上去了。

從輪船招商局到開平礦務局，以及眾多的新式現代企業的創辦和發展，在給香山買辦帶來榮譽、利益的同時，也遭受著傳統社會的不理解和官僚集團的排擠。在官督商辦的輪船招商局，唐廷樞、徐潤由于成績突出，一直遭受封建官僚勢力的擠壓。1884年，受影響，徐潤各路生意萎縮，盛宣懷、馬建忠借機狀告徐潤挪用公款，徐潤被迫離開商局。徐潤離開后，馬建忠一直上書詆毀唐廷樞、徐潤，認為商局“將為粵人盡”，意指唐廷樞、徐潤。在當時商怕官的社會里，香山買辦在向民族資本轉化時，利權受損是必然的。徐潤當時為了挽救商局，攜巨資入股商局，曾與官僚督辦盛宣懷多次因利權交鋒，但都是以“泰山壓卵，誰敢異言”而宣告失敗，最終兩次被趕出招商局，徐潤對自己得到如此下場倍感痛心。這是唐廷樞、徐潤經營商局的悲劇，同時也是近代中國這個第一家官督商辦企業無法擺脫的厄運。

盡管如此，香山買辦在近代中西方文化碰撞中，能從國家和民族的大局出發，積極學習西方，發展近代工商業，運用西方先進管理經驗經營中國近代企業，這種創新精神，不僅開了風氣之先，而且還為中國近代工商業發展樹立了榜樣，增強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推動了中國工商業的近代化。

四、傾心文化教育事業

香山買辦對西方近代化的反應，還見之于文化教育方面。他們利用傳統的和現代的地緣、人文優勢，實現西方近代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對接，從而推動中國人在生活方式、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等方面的積極改變。在生活方式方面，他們從衣著、飲食到社交活動，都體現出華洋一體的角色。徐潤在其晚年就是最接近西方社會生活的中國人之一，他一方面對西方食物非常感興趣；另一方面對中國傳統生活方式又心存偏愛，徐潤終年“身著衣袍，剃過的頭上戴著一頂瓜皮帽”[11]（P566）。在飲食起居等方面，徐潤開始崇尚和接受西方上層社會的生活方式，其在家鄉香山北嶺村所建的竹石山房（即珠海愚園），完全是中西合璧式的建筑風格。[12]（P52）而其在蘇州河山北的另一處宅地卻是典型的中國式園林。徐潤這種亦中亦西的生活方式，在近代中國買辦群體中頗具有代表性。

在價值觀和思想認識方面，香山買辦表現出的中西文化融合傾向也比較突出。從他們自身角度來說，一方面，他們受中國傳統的儒、佛、道文化和風俗習慣的影響，崇道信佛尊儒，如徐潤、鄭觀應等香山買辦就特別迷信風水。受傳統思想的影響，香山買辦大都具有官本位的思想傾向，他們樂意捐納求官。徐潤的曾祖父徐會興、祖父徐世雄和父親徐佩珩三代皆“誥贈榮祿大夫”；曾祖母、祖母、母親皆“誥贈一品夫人”。徐潤本人亦是“花翎二品銜加二級浙江盡先補用道”“由監生遵籌餉例，報捐光祿寺署正”“于同治二年六月在江南糧臺報銷局加捐員外郎并捐花翎”“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在上海皖營捐輪分局報捐指分兵部”。《香山徐氏宗譜》，卷六?世紀錄?第十七世，北嶺肇修堂，存國家圖書館。而另一方面，他們又在許多方面與傳統決裂，比如，安排子女進入洋行做買賣或經商，鼓勵子女到國外學習實用知識，而不是讓他們參加科舉，進入仕途等等，這些都與中國傳統文化相抵觸。徐潤就自費讓他的四兒、五兒到國外留學。四兒建侯1900年由傅蘭雅先生帶往美國，“傅蘭雅先生經管四兒建侯學費，是年開銷報單，每年約1750兩。”[4]（P199）次年“五兒超侯2月25日隨女先生戴娘娘由滬赴英肄業。戴先生年近60，來滬已三四十年。乘德公司輪船去。船費505兩，衣服400余兩，學費千兩，書金450兩，來去水腳900兩，合3000兩”[4]（P198）。

香山買辦在讓自身充當中西文化中介人角色的同時，也通過其自身行為影響當時中國民眾。容閎作為第一個畢業于美國耶魯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有一個最大心愿就是讓更多的中國人可以出去學習先進技術。在容閎多年的倡導與努力下，終于促成120個幼童出美留學，共分四批前往美國，而負責直接挑選這四批留學生的便是香山人徐潤。徐潤在致力于讓國人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同時，又創辦書局，傳承中國傳統文化。45歲的徐潤與“弟秋畦、宏甫集股創辦同文書局”[4]（P61）。同文書局所印書籍有《二十四史》《史記》《爾雅》《康熙字典》等一些中國古代傳統典籍，但書局的經營卻是采用西方的管理方式，書局曾“頗得利息”，可惜的是，也因為管理不善，整個書局付諸東流。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以徐潤為代表的香山買辦在許多方面涉及中西兩種文化的相互影響，所以郝延平說他們是“邊緣人物”的范例，在他們身上，既能捕捉到中國傳統文化籠罩下的舊社會陰影，同時又能見到西方近代文明影響下的新時代曙光。

五、結語

產生于19世紀中國的買辦商人，他們無疑是當時中國與西方發生聯系的不可或缺的橋梁，近代中國與西方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關系的展開，部分的與他們的努力分不開。對于他們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的地位與作用，引用郝延平先生的話語如是說：“總的說來， 買辦成為一種新型的商人，他們活動于中國和西方之間，在近代中國起到了突出的戰略性的重要作用。從經濟上說，暴發戶買辦是唯一把財富與專長集于一身的人，因而成為中國早期工業化的帶頭力量之一。他們在社會政治方面的角色屬于商業紳士，并充當了條約口岸的社會賢達。從文化思想方面說，支撐新式企業的基礎是新的思想和看法，所以當他們成為新思想的倡導者的時候，結果也就成為某些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的挑戰者。他們對西方做出反應是基于他們對之外的世界的理解。這不是因為他們較少喜歡中國的傳統，而只是他們更了解西方。所以，他們是典型的‘邊緣人物’，而不屬于兩者中的任何一方，他們既受不同文化的影響，又反過來對不同的文化施加影響。他們在本質上是中西文化交融和混合于一身的文化混血兒。”[2]（P274）

以徐潤為代表的香山買辦，他們因勢而動，以香山人特有的開放進取、勇敢冒險、務實創新姿態大膽迎接西方近代化的挑戰與沖擊，抓住機遇，在成就自己的同時，也以思想和切實行動開始了中國近代化的破冰之旅。他們一生的境遇，既輝煌也坎坷，折射出中國近代化的艱難歷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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