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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社會危害性；刑事違法性；初始緊張；一體和諧

一、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關系之緣起與時下的論爭

對于犯罪的定義，大陸法系國家素來有形式定義與實質定義兩種方式。形式的犯罪定義是從法規范本身出發，旨在解答“犯罪是什么”的定義方式，而實質的犯罪定義則是從政治的功利的角度出發，闡釋“為什么是犯罪”的定義方式。此二者各自有其閃光之處，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片面性。鑒于此，犯罪的綜合定義方式作為對前述二者的修正得以產生并為大部分學者所推崇。在我國，集中體現為1997年《刑法》第13條有關犯罪的定義立法上:“一切危害國家……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可以看出，我國現行刑法對犯罪所下的定義是一種典型的綜合式的犯罪定義，即分別對犯罪從法律特征和本質特征兩方面下了定義，并且將犯罪的法律特征(主要指刑事違法性，至于是否包含應受刑罰處罰性理論界尚存爭議，因而為了便于論述下文無特殊注明僅指刑事違法性。)與實質特征(即社會危害性)予以有機統一。依此定義，犯罪的法律特征(刑事違法性)與犯罪的實質特征(社會危害性)關系可以作此理解:“某些行為侵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或公民的利益，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時，立法者從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將這些行為在刑事法律中規定為犯罪和相應的刑罰，犯罪就是具有刑事違法的性質。由此可見，首先由于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然后才將這種行為在刑法上規定為犯罪，才有刑事違法性。因而可以說，行為的嚴重危害性是刑事違法性的前提，刑事違法性是行為的嚴重社會危害性在刑事法律上的表現。”

我國1997年《刑法》第13條以綜合式定義模式確立了刑事違法性與社會危害性在犯罪概念中的堅實地位，并且建構了二者的內在統一。然而，近年來，在倡導“法學研究(特別是刑法學研究)的主體意識”的思潮下，國內一些學者開始陸續質疑刑事違法性與社會危害性的關系:如有學者從概念的屬性角度出發，結合罪刑法定原則，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則與社會危害性相沖突的命題，并據此對社會危害性提出質疑，認為社會危害性是一個社會政治的評估，而非一個法律上的概念。作為近來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關系論爭的發起人—陳興良教授運用韋伯的實質合理性與形式合理性為分析工具，認為，“在刑法中，主要是在刑事司法中，我們經常面臨這種實質合理性與形式合理性的沖突，傳統的以社會危害性為中心的刑法觀念是以實質合理性為取舍標準的，但罪刑法定所確立的刑事法治原則卻要求將形式合理性置于優先地位。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社會的公法的根本標志。”從司法角度論證了在犯罪概念中應當消解社會危害性并用刑事違法性來取代它，使之成為犯罪的唯一特征。換言之，論者力挺刑事違法性而竭力否定社會危害性。這樣看來，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的關系似乎是緊張而對峙的。傳統觀點所建構的理想圖景在主張“刑法知識去蘇俄化”的一些學者那里遭受嚴重的“創擊”。那么，刑事違法性與社會危害性之間的關系究竟是誠如傳統觀點所言之統一抑或是倡導刑法學研究主體意識學者所指責之緊張乃至沖突，在筆者看來，這似有詳細考究之必要。

二、刑事法一體化視域下的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關系新解

一般而言，犯罪及其認定主要是規范刑法學所探討的問題，因而人們也習慣于將犯罪及其認定劃歸至規范刑法學的領域，但這并不意味著規范刑法學對犯罪及其認定的絕對的話語霸權。實際上，從刑事法學(大刑法學)的角度來看，犯罪不僅是一種法律現象，更是一種社會現象。因為，被評價為犯罪的行為首先是人的行為，而人是具有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統一體。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有鑒于此，研究犯罪人與犯罪必須將之置于社會關系或者社會這個大前提中。對此，在單一的規范刑法學中是難以實現的。唯有從視野更寬闊的刑事法學(規范的、事實的刑法學)角度方能擔當此任。這樣，在研究犯罪人及犯罪問題上，采用以犯罪學為起點，以規范刑法學為核心，以刑事程序法學和刑事處置法學為保障的“一體化”的刑事法學研究體系不無必要。筆者認為，當下理論界對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關系的論爭，實際上是一種以純粹規范學為視角進行“平面掃視”而導致的視覺沖突。而恰是這種“視覺沖突”阻礙了我們進一步對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二者界限的廓清與關系的厘定。鑒于此，下文，筆者力圖在刑事法一體化的框架內解讀犯罪問題、診釋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二者的關系。

(一)初始緊張的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

在一體的刑事法學研究體系中，犯罪學主要是將犯罪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特別是作為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來研究的。由于社會性是犯罪始終脫離不掉的“胎記”。所以，解釋犯罪必須從社會角度出發。我國當代犯罪學家康樹華等人從社會規范與社會公正、公共利益的視角出發，從實然和應然兩個層次上分析犯罪，認為從實然的角度看，犯罪是對一個社會的主流社會規范的反叛;從應然的角度看，是嚴重侵犯一個社會絕大多數人共同利益的行為。從中我們看出:1.在對犯罪從社會角度進行界定的過程中，界定者幾乎都十分謹慎地強調犯罪的評價主體。2.從犯罪學的視角來看，犯罪在本質上具有性。無論是反意識(情感)、反文化抑或反規范、反利益，上述兩點結論對于我們思考犯罪的特征及定義是有積極的意義的:我們可以肯定犯罪是一種負評價，而且是一種有價值的、主體性的社會負評價。既然涉及評價因而必須明確評價的主體、評價的客體、評價的標準三方面問題，以此我們來看犯罪的評價機制:首先，行為本身并無所謂“好”與“壞”，換言之，在經由評價主體評價之前，行為本身并不具有價值性，行為只有經過主體評價后方能顯現價值性。那么，這里的價值性之評定就需要通過一個評價主體。在初民社會中，那些德高望重的年長者或者體格最健壯的成年男子(當然，女系氏族時期是個例外)自然取得評價主體的資格。但后來，人們慢慢發現將這樣一項重要的權利委任于單個的個人極有可能招致個人欲望的悠意。故而，更多的人參與的社會便擔當此任。由于國家是社會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所以當國家出現之后，國家取得了比之于社會更高的權威性，并且具有更強的強制力，所以國家取得了行為價值性評價的主體。其次，在確定了評價主體之后，就需要進一步解答行為為什么是負價值的問題。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不難得知行為對人類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質條件及人身的損害或毀滅，從而危害到人類自身的生存及發展才是行為被評定為負價值的根本原因。在國家出現后，由于前述的國家組建理論，所以一般認為，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又是統一的。而犯罪是行為中危害社會的嚴重程度最高的、最難為社會所容忍的負價值行為，所以犯罪被認為是危害社會的。綜合上述兩點，我們便自在地得出犯罪是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這一結論。

相同或相似的行為經過評價主體評定為犯罪后，便需以一定的方式予以固定，這樣成文的刑法成為了必須。因而，罪刑法定主義得以提倡，并為近代各國立法所確認，從而成為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這種犯罪構成是為了便利司法實踐中嚴格審查犯罪成立條件，而將抽象化的法律規定轉化為一種類型化的行為判斷之標準甚或規格，籍此作為犯罪成立的最基本，也是最起碼的條件。換言之，憑借犯罪構成，對行為之犯罪性—這種抽象的社會的價值評價(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便演化為具體的法律的價值評定(犯罪的刑事違法性)，從而實現了犯罪的法定化。問題是，由于犯罪構成是對具體犯罪行為及其類型的抽象化了的、一般化了的規范表述，規范表述實際上是一個運用法律語言的過程。眾所周知，語言的文字表述在相當程度上帶有一定的模糊性，而現實的社會是發展變化的，立法者很難用有限的語言文字去窮盡現實社會中種種危害行為。故而，刑法所明文規定的構成犯罪之行為必然與現實生活存在一定的出人，由此造就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兩個方面的緊張乃至沖突:其一，某一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本應當在刑法上予以規定將之人罪，但刑法并未就此規定為犯罪;其二，某一行為雖然在形式上符合犯罪構成，但不具有實質上的社會危害性。至此，我們發現，立法者力圖描繪的第二幅美妙圖景—融合犯罪的實質特征或者社會特征之社會危害性與犯罪的形式特征或者法律特征之刑事違法性于一體，遭遇險情。

(二)一體和諧的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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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是人類夢寐以求的一種社會狀態，是馬列政黨永恒追求的崇高社會理想。自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第一次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口號以來，黨的十七大、十都對這一概念進行了豐富和完善。和諧社會這一概念包含五個層次的含義：第一、個人自身的和諧；第二、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第三、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和諧；第四、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第五、國家與世界的和諧。和諧社會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點建設內容和目標。和諧社會具有“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以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六個基本特征。民主法治是指黨在治理國家時，堅持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保證社會主義民主得到充分體現；公平正義是指黨和國家要恰當協調各種社會利益關系，正確處理各種社會矛盾，使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充分體現；誠信友愛是指全體社會成員能夠互相幫助、和睦相處；充滿活力是指黨和政府要盡一切可能尊重有利于社會發展和進步的愿望，支持各種創造活動，使全體人員享受創造的成果；安定有序是指黨和國家要建立健全社會組織機制、完善社會管理制度，保證社會秩序的安定，以此來實現社會的穩定和團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指在發展生產的過程中，要盡量處理好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在保證生態良好的前提下，使人們過上富裕的生活。

二、習慣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

習慣形成于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里，并隨著社會的進步而不斷完善和發展。習慣對社會秩序的維護以及社會發展都有著重要意義。在現代文明社會，成文法取得了飛速發展，但是我們依然要看到各民族的習慣在規范民族行為、處理名族內部事務方面仍發揮著重要作用。具體來說，習慣在構建和諧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有利于民族團結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國家，五十六個民族大雜居、小聚居，共同生活在同一個社會里。習慣這一作用的發揮有助于各種社會資源的整合，使得擁有不同信仰、不同生活習慣、不同文化積淀的各個民族能夠進行相互融合。名族團結就能由理想變為社會現實，中華名族的偉大復興指日可待。

（二）有利于社會結構的穩定習慣作用的發揮，有助于涵蓋人口結構、區域結構以及民族結構的社會第二系統的構建，這樣一來，社會就能達到一個相對均衡的狀態，社會結構的穩定就有了現實的可能。

（三）有利于社會行為的規范人們常說：“沒有規矩不成方圓”，社會規范可以對人們的行為進行引導、評價、教育，使人類的活動能在社會制度的約束下進行，這樣一來，社會秩序的維護工作才能得以進行。法律對人類的社會行為具有強制性的約束作用，但卻不是唯一的方式。風俗習慣也是社會規范的一種，其對人類心靈和行為所起到的凈化作用也不容忽視。因此，黨和政府在治理國家時，要充分發揮法律和習慣的綜合作用，促進人類社會行為的規范。

（四）有利于人與社會的和諧共處正確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實現“社會和諧”的核心和關鍵。人類和大自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人類的生產和生活都離不開自然，大自然為人類的生產、生活提供所需的各類資源，因此，人類必須要善待自然。黨和政府在治理國家時，要以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具體要求為行動準則，努力達成社會和諧這一偉大目標。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質就是民主法治，在這一全新的時期，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黨和國家所面臨的重大建設問題。依法治國是我國的基本方略，法治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得以構建的基礎和保障，因此，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時，要立足于我國的具體國情，充分發揮民主和法治的重要作用，同時，要重視習慣這一具有濃厚歷史底蘊和文化積淀的社會資源，對社會制度進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真正實現社會和諧。

三、習慣法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

習慣法是一種區別于成文法的社會規范，它產生于人類的生產、生活中，并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完善。它對人的思想和行為具有一定的規范作用，是國家法律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是民眾社會意志的體現，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解決爭端的機制。習慣法對傳承民族文化傳統具有重要意義，它與民族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習慣法對我國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變遷都發揮了重要作用，自古以來，習慣法都對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具有支配作用，具有名族性、穩定性以及地域性等顯著特點，在和諧社會的構建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有助于司法和諧司法對維護社會正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司法和諧建設是人民法院的重點工作內容。在司法和諧建設的過程中，人民法院必須要加深對習慣法的重視程度，看到擁有社會歷史積淀的習慣法的獨特優勢，在保證法律和諧的前提下，將習慣法靈活運用于司法領域，將法律和習慣法進行有效融合，使二者進行優勢互補，保證依法治國的人性化，以此來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和諧。將情與法相結合能夠使群眾的心聲得到真切反映，緩和社會緊張關系。

（二）有助于鄉土社會正義觀的維護公平與正義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社會理想，公平與正義二者密不可分，相輔相成。社會正義的存在使得社會公平有了實現的可能，社會公平能促進社會正義的發揚。公平和正義與社會的道德和倫理相符合，它在糾紛處理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能保證社會秩序破壞的最小化以及人際和諧的最大化。社會大眾樸素而現實的正義觀區別于法律條文中的正義，這種正義觀是具體的、微觀的，是百姓心聲和民意的體現。習慣法的價值和特點主要體現在對民意的關注、對人情的重視以及對道德的維護上，它能對基層社會秩序進行合理安排和維護，對鄉土社會正義觀的維護意義重大。

（三）有助于民族區域自治的實現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發展失衡是其發展中面臨的主要問題。要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就一定要看到習慣法的重要作用。習慣法在少數民族的發展壯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少數民族的習慣法資源十分豐富。因此，黨和國家可以對民族習慣法進行清理、改造和提升，使其能在少數民族自治中充分發揮作用。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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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人口社會文化預防措施

旅游人口在構建和諧旅游目的地中的社會文化作用

旅游人口是指購買旅游產品并具有流動性質的消費人口,是旅游業發展的三大要素之一(另兩個要素為吸引物和媒介)。旅游人口是旅游系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特點與發展趨勢對旅游業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旅游人口就是指購買中國旅游產品的消費人口,或者說是以中國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者,按照其來源地可分為國際旅游人口和國內旅游人口。研究旅游人口是為了揭示旅游人口內在運行機制,為旅游企業發展和旅游行業的發展提供市場決策依據。一般而言,旅游人口對目的地社會文化的重要作用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有利于發展旅游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以往旅游人口的流動總是比較單一,認為其僅僅是一種人員流動,其實,旅游人口流還涵蓋旅游物流、旅游資金流和旅游信息流,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旅游物流是指由于旅游活動的開展,在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之間產生的物質流動。旅客出游,要隨身攜帶物品;返回時,一般會買回大量紀念品和土特產品,這些都是旅游物流。我國近幾年國際旅游創匯中,大約有20%來源于旅游產品銷售,在旅游產品發達地區,該值則可增加一倍。因此,加強旅游物流的開發研究十分必要。旅游資金流是指伴隨著旅游活動產生的資金流動,它除了包括旅游者的消費支出外,還包括旅游活動中的招商引資、吸引外資進入。旅游信息流是指與旅游活動有關的并伴隨旅游活動而產生的信息傳遞及交流。現在人類已進入信息時代,新信息技術的應用必將使旅游業發生更深刻的變化。從區域經濟發展的角度而言,伴隨著旅游活動產生的信息流具有更深遠的意義,它是旅游目的地與客源地之間開展合作的向導。

有助于提高民族素質并培養愛國主義情感。旅游目的地的居民無論是聽到外國游客對其國家和民族的稱贊,還是在國內旅游中目睹祖國的壯麗河山、歷史古跡和國家建設新貌,都會啟迪、激發和增加民族自豪感,增強對祖國的熱愛。我國歷史悠久,古今文明享譽中外,社會主義建設蒸蒸日上,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對這些國情的發展變化,人們除了可以通過新聞媒體和出版物得到了解之外,如果能通過旅游目睹和親身體驗,就更能開闊眼界,增長知識和才干,陶冶情操,增強愛國主義精神。

有利于促進民族文化的保護和發展。民族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寶貴資源,隨著旅游活動的開展,為適應游客的需要,一些幾乎被人們遺忘的傳統風俗和文化活動得到了恢復利用、延續和發展;傳統的民間藝術得到重視和開發;瀕臨毀滅的歷史文物得到修復和維護;一些不復存在的古跡得到復制。

促進旅游目的地社會文化的現代化。首先,旅游人口能促進目的地社會文化在物質層面上的現代化。為了適應旅游業發展的需要,吸引游客前來游覽觀光,接待地會不斷改進自己的物質條件,新的文化設施會有所增加,文化環境不斷優化。其次,旅游能促進目的地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旅游發展過程中,不斷對目的地科學技術提出新的要求,要求與旅游有關的交通運輸工具、通訊工具以及旅游服務設施和設備等更加快速、便利、舒適和安全。再次,在旅游活動的影響下,目的地的社會行為方式、價值觀念會發生演變,這種演變在總體上會更趨向開放,更趨向國際化和現代化。

有利于推動科學技術的交流與發展。旅游人口對目的地科學技術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在游客中不乏各行業的專家、學者,他們在出訪目的地時,往往要求參觀目的地有關單位和設施,并同相關單位的人員進行交流,這樣一來旅游目的地也可從中增加對有關科技領域的了解,還能獲得重要信息、技術和管理經驗;為適應游客需求,目的地的旅游發展也常常對科學技術提出新的要求,要求相關領域的先進技術應用于旅游設施和設備的改造和建設之中。例如飯店電腦預訂和管理系統自動化、磁懸浮列車等。

旅游人口可能引發的社會文化問題及其原因

(一)旅游人口將可能引發社會文化問題

不良游客的“示范效應”。在旅游過程中,游客會不自覺地將其思想意識、價值觀念、生活習俗與生活方式帶到旅游接待地,對當地居民,特別是旅游從業人員會產生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游客某些不良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會對當地人產生“示范效應”,會影響旅游目的地社會治安,危及當地社會穩定。

干擾居民生活,誘發主客矛盾。大量游客的到來,若處理不好,有可能誘發旅游接待地居民同游客之間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在旅游目的地接待客量有限的情況下,大量游客的涌入,會造成交通堵塞、景區擁擠、公用設施緊張,干擾當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引起居民對游客的不滿和抱怨;在目的地物資供應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各種物資優先供應外來游客,使當地居民的供應數量減少或質量降低,給當地居民帶來不便,招致居民的不滿;某些游客的傲慢自大和對當地居民的不尊重會激發當地居民的怨恨和憤怒,從而引發主客之間的關系緊張。

接待地固有文化被不正當地商品化、庸俗化。隨著旅游的發展,為迎合游客的需要,傳統文化常常被商品化,隨時被搬上“舞臺”,向游客演示,并對其在程序、形式和內容上進行壓縮刪改,使其失去了民族傳統的價值和意義。一些代表地方特色的東西被任意改頭換面或大肆仿造,似乎其存在的基礎不再是當地的社會生活,而是旅游者的需求;受旅游活動的影響,接待地的宗教文化也極易失去其本來的神圣性和象征意義。所有這一切,不是使旅游者全面有效地接觸和發現接待地活生生的文化,而是接受了一種經過“包裝”的“偽文化”,而且接待地固有的文化也會因此而逐漸失去特色。

接待地歷史文化遺產遭受不同程度的人為破壞。游客對接待地歷史文化遺產的損害,一類是由于游客們不檢點的行為造成的,另一類則是旅游發展的必然結果。現實中有很多這樣的現象:一些旅游者每到一處,常常為了滿足某些幼稚的私欲而有意無意地毀壞他們不辭辛苦,甚至千里迢迢地特地去觀賞的“寶物”,例如我國甘肅境內的陽關古堡屢遭踐踏。我國萬里長城、北京故宮等著名人文旅游景點也有類似問題存在。除了來自旅游者直接或間接的破壞之外,接待地的歷史文化遺產還有可能因開發和保護不當,造成“建設性破壞”。因規劃不當、管理不力或者片面追求短期經濟效益,一些古都、古城的歷史風貌被削弱,一些古建筑被毀壞或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二)產生上述社會文化問題的原因

旅游人口規劃發展不當。旅游業屬于第三產業,是第三產業中具有綜合服務功能的產業,它涉及面廣,對相關產業的滲透力極強。旅游業可以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廣泛吸納就業,強勁拉動內需,促進旅游目的地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因此,在發展旅游業的過程中,各旅游景區景點往往只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忽視了旅游發展的容量限制,大量旅游人口無限制地涌入,景區超負荷運轉,造成資源環境破壞,旅游污染問題日益嚴重,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受到挑戰。目前,接待地社會文化問題的產生大多與旅游人口發展不當有關,因此加強旅游人口規劃刻不容緩。

旅游人口素質低下。旅游人口的素質影響著環境,就目前而言,我國旅游人口素質低下,環境意識淡薄。高質量的旅游產品吸引高質量的游客,提升旅游人口素質,高素質的旅游人口產生高質量的旅游。當前,我國旅游產品由于基礎差,發展較快,出現了不少問題,如交通還較落后,游客觀光不便;旅游設備檔次較低,賓館分布不合理,高、中、低檔配置不夠合理;旅游品種單一,旅游商品開發不夠,旅游購物比重太少;旅游管理落后,景點開發保護不夠;旅游服務人員素質不高,專業結構不協調,服務態度和質量比較差等等,所有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旅游人口素質的提高。

構建和諧旅游目的地的總體思路

(一)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總的指導思想

科學發展觀作為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內涵豐富,思想深刻,其內涵是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性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樹立落實科學發展觀,對于我們更好地堅持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具有重大意義。要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必須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堅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促進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堅持在開發利用自然中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總的指導思想,抵制和清除旅游人口的消極弊病,促進旅游人口的健康發展,實現旅游業可持續發展。

(二)積極采取措施促進旅游人口健康發展

加強旅游人口規劃。必須對旅游接待量進行適度控制:在制定旅游規劃時,對旅游產業的發展進行合理布局;在實施旅游規劃時,則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情況的變化,對旅游產業的發展進行有效控制;力避旅游產業超負荷發展而產生的諸多社會問題。只有這樣,才能較好地減少或消除旅游活動可能帶來的某些負面影響。

向旅游人口提供健康的旅游產品。旅游接待地應向旅游人口提供滿足人類正常需求的旅游產品,其活動內容應該是積極、健康、向上的,一切違主義精神文明的、有礙積極健康的東西,必須加以抵制。這不僅符合游客的需要和利益,而且也符合旅游目的地社會發展的需要和當地居民的利益。這是旅游接待地發展的正確方向,也是從根本上減少和消除旅游活動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的重要途徑之一。

提高當地居民社會心理容量。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門可通過輿論傳媒引導當地居民,不斷提高他們在心理上對當地旅游業發展的承受力,使其充分意識到發展旅游業給自己帶來的實際利益,以便為發展旅游業盡心盡力。這也是解決主客矛盾的途徑之一。

健全法制以加強監督。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門應不斷建立和健全旅游發展的法律和法規,將游客、旅游企業和旅游從業人員的行為置于法律、法規的監督之下,對其違法行為依法懲處,以保證旅游活動的健康發展,從法律、法規上消除和杜絕旅游人口可能引起的負面影響。

重視對旅游人口和當地居民的宣傳教育。旅游接待地的政府部門應利用國家的各種規章制度和政策法規,對旅游產業的社會弊病予以強化控制和治理。建立和強化專門負責控制和治理的執行、監督和管理機構,嚴厲懲罰那些違法犯罪的社會群體或個體,把旅游產業可能帶來的社會弊病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和范圍內。與此同時,還要重視宣傳教育,既要對外來旅游人口進行宣傳,讓其了解旅游接待地的有關注意事項和政策法規,以便預防由于無知而發生違法違規行為;更要對旅游從業者和當地居民進行教育,提高思想認識,增強思想免疫力。

參考文獻:

1..中國旅游人口研究[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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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文化理論；語言學習；內化；多元能力

1.引言

20世紀80年代，JamesLantolf等人將前蘇聯發展心理學家LevS.Vygotsky的學習理論應用于應用語言學和二語習得領域的，逐步發展成為獨立的理論，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Theory，簡稱SCT），對二語習得領域的研究與外語教學產生了巨大的指導意義（Lantolf，2000b；Arnold,2004）。中介（mediation）、最近發展區（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自言自語和內部言語（privatespeechandinnerspeech）、活動論（activitytheory）、調節(regulation)、支架（scaffolding）是SCT的核心理論。

2.SCT的學習觀

與其他二語習得理論以關注語言本身（如語法、詞匯等）不同，社會文化理論更多關注個體學習的過程與學習環境，研究人類借助語言這一學習中介的調節機制所進行的社會人際交流，認為社會文化、歷史是影響個體發展的首要因素，認為發展或學習是先發生于社會而后通過以語言和其他符號系統為中介的活動逐步內化于個人的過程（趙磊等，2011），認為學習者習得語言與技能需要在更多更有能力的成員的幫助下完全參與到這些活動中來（Vygotsky，1986和Wertsch，1994）。因此學習都應該先是社會的，再個人的；先是心智間的，再是心智內的。

3.SCT的語言學習觀

3.1語言是認知活動的中介

SCT認為人腦的認知活動受到中介的調節，人們通過中介與世界相互聯系，中介可以是具體實物，如房子、木棍等，也可以是人類創作的符號等，如音樂、藝術等（Lantolf,2000,p.80）。顯然語言是中介，而且是人類根據自身發展需要產生的最重要中介。語言是“思考的工具”，語言主要是預先準備好的信息和意義來回傳送的工具（Arnold,2004）。

3.2語言學習可以受到支架的有效調節的

語言學習是在支架的調節中形成的，即學習是通過個體間協同活動的對話交流或能力較高者（如專家或教師等）的指導下完成的。在學習的過程中，由其對于初學者來說，大量的指導性、協商性活動可以更好地激發學習者的潛能，填鴨式而非主動性的輸入只會讓學習者受到更多的挫敗感。

3.3語言學習是需要內化的

學習者是自己學習環境中的積極建構者，他們通過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或他人調節(other-regulation)完成從協同的個體間的活動向個人內在的自主活動轉變從而成功解決問題、理解知識，最終實現學習（Vygotsky，1978）。當語言學習由社會轉向個體時，學習者經常用語言調節內在思想，對自己說話而不需其他任何人的參與，從心智間的學習轉為心智內的學習，實現內化，在此過程中會產生不同的表現，形成自言自語（privatespeech），內部語言（innerspeech）和模仿等。Ohta（2001）將內化時的不同形式看作是提供豐富的機會來重復和練習新的語言項、假設測試操縱語言表演時的目標結構和使用前自我重復練習互動中的基本句式。所有這些與自主觀點和新知識程序化相關。內化不是簡單的輸入，而是學習者根據自己已有認知架構或知識體系進行有選擇的吸收；內化不是簡單地疊加，而是一個漸進的改造；內化不是線性地發展，而是波動的或螺旋式的升華；內化不是一次性的過程，而是反復的提高。

3.4語言學習應與社會環境相結合

SCT所支持的提問法（problem-posingapproach）強調在教室外的社區內面臨的問題或復雜事件等，以此幫助認清學習者生活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基礎，提高學習者認識這之間的聯系，通過讓學習者思考和交流來發展對個人經驗、社會不平等條件和現有知識的批判性理解，幫助學習者通過他們認為有益的方式獲得必要的交流技巧和知識。語言學習不是將官方或非官方的知識填入大腦中，而是以問題形式來展示知識，以鼓勵學習者定義現實生活問題、分享彼此的經驗并詳細說明他們的所見。

3.5語言學習應與其他多元能力相結合

首先是學習者的交際能力、特別是與那些更熟練的參與者的實踐交流能力是實現語言發展的主要能力。其次是外顯指導能力。該能力可以幫助學習者提供機會關注、訓練，最后掌握順利實現交際活動所需要的語言和其他相關規則。例如，向他人述說事件過程不僅需要知道語言本身的規則和詞匯等，還要明白如何組織事件和觀點使得事件描述得清晰易懂。再比如，日常交往需要知道如何選用可理解的話語，還要了解足夠的社交技巧以獲得他人關注、接話茬、選用合適的行為方式和避免成為話題的終結者。外顯指導能力能幫助學習者發現并掌握這些規則，也能幫助學習者為描述交際功能和形式的情境關系而發展元語言。第三是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可以幫助學習者旁觀活動并批判性分析、識別活動中的多樣和復雜的觀點，以理解他們所在的情景，如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等的情境。具有批判性思維的學習者，會用已有認知對社會與文化情境進行分析和批判性理解，促進學習者擁有更廣闊的視角來認識世界并改造已有世界觀。第四是合作能力。學習首先是在社會中發展的，先是個體間的活動，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學習者要相互依賴、共同分擔、相對獨立地進行有意的互動才能實現有效的合作學習（cooperativelearning），這是有意義學習的基礎（Hall,2005,p.98）。

結語

社會文化理論認為語言學習最終目標不是語言與文化本身，而是通過合作、協同活動中語言和文化的認識，發展學習者的多元能力，實現學習者理解與文化相關聯的語言使用方式。本文只是對社會文化理論指導的外語學習觀做了簡要闡述，本文的后續研究應是將其與我國外語學習與教學相結合，創出適合我國外語課堂的學習與教學方法。

參考文獻：

[1]Arnold,H.(2004)SecondLanguageLearningTheory[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2]Hall,J.K.(2005)TeachingandResearchingLanguageandCulture[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3]Lantolf,J.P.(2000b)SocioculturalTheoryandSecondLanguageLearn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4]Lantolf,J.P.(2000)SecondLanguageLearningasaMediatedProcess[J].LanguageTeaching33,79-69.

[5]Vygotsky,L.S.(1978)MindinSociety:theDevelopmentofHigherPsychologicalProcesses[M].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

篇5

1.1規范社會保險信息化工作流程

鐵路企業社會保險管理處是全局各項社會保險業務管理的職能部門，要將規范工作流程納入到重點工作中來。首先，要將處理環節一致的業務進行合并，對同一類業務不同處理環節的分類處理，做到既減少不必要的重復勞動，又堅持業務辦理過程無錯漏。其次，就是要對整個操作過程中的各個環節制定明確的順序，使其緊緊相扣，互相銜接、互相制約，形成完整的辦事程序。最后，要規定嚴格的管理權限，將所有經辦人員的管理職責和業務范圍進行嚴格、詳細的規范和界定，并對信息系統中各崗位的操作權限進行嚴格限定，避免出現推諉扯皮和越權辦事的情況。

1.2加快推進鐵路企業職工數據庫建設

為了提高企業數據建設的準確性，企業必須要建立基層單位與鐵路企業統一使用的數據庫，通過權限分配，各單位用戶在賦予的權限范圍內對數據進行一個預操作記錄，只有在鐵路企業審核批準后才能對數據庫進行修改、補充和維護。同時要將各險種納入同一數據庫管理，將各險種的數據進行匹配，建立包括各險種信息數據的全險數據庫，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數據的集中統一管理，避免重復勞動，提高信息共享程度和信息的準確性。

1.3創辦專業化網絡平臺

為了促進鐵路企業社會保險的規范化管理，企業還應該創建專門的社保網絡信息平臺，規范網絡平臺的業務流程。首先，要規范網絡信息平臺的管理權限，明確社保處管理人員的崗位責任，避免其他人員進行違規操作，提高網絡信息平臺管理的安全性。其次，還應規范網絡信息平臺的業務流程，參保人員在網絡信息平臺上提交入保申請，再由社保管理部門進行審核和辦理，申報成功后社保管理部門再將審核結果反饋給基層單位和申報人員，從而節省了社保申請和審核的時間，還能補充企業的數據資源庫，提高社保管理工作效率。

1.4加強職工資料信息的系統管理

社會保險作為參保職工年老、失業、患病、工傷、生育是基本生活的一種保障，與職工的一生息息相關。因此，進行社保信息系統建設，就必須要將這些記錄內容納入系統管理中，也就是說我們不僅要進行各項社保業務經辦，同時也要將經辦的相關信息記錄下來，形成數據日志，做到對歷史內容的記錄延續，并且逐步形成完善、齊全的社保電子檔案，以備歷史查詢和決策者參閱。

2結語

篇6

建立勞動關系形勢分析研判工作機制。成立了由嘉興市總工會副主席任組長，權益保障部、辦公室、職工維權幫扶中心負責人為成員的勞動關系形勢分析研判課題組，重點對關于職工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企業安全生產、勞動爭議和法律援助、勞動合同制度、集體合同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建設、勞務派遣以及職工隊伍狀況、工會維穩工作的情況進行定期研判分析。

各縣（市、區）總工會、相關產業（系統）工會定期收集本地區、本行業勞動關系變化的相關數據和情況，形成書面報告，嘉興市總工會勞動關系形勢分析研判課題組再召開專題會議進行研究，形成綜合分析報告。同時，“三方四家聯席會議”成員單位及時收集和分析、判斷，預先推測和把握勞動關系調整中的重點和難點，把動態預測、常規預測、重點預測和定向預測相結合，確定工作著力點，制定對策措施。健全預警網絡。發揮縣（市、區）、鎮（街道）以及村（社區）、基層工會各自的優勢，構建以市級職工服務中心為統領，縣（市、區）職工服務中心為骨干，鎮（街道）職工服務站為支撐，村（社區）和企業職工服務點為基礎的四級預警網絡，把勞動關系預警工作作為各級職工服務中心、站、點的重要工作內容，做到預警、調處“一站式”，實現勞動關系矛盾處理關口前移，把矛盾化解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對于重大的突發事件，按照《嘉興市總工會處置突發事件應急預案》的職責分工，組織應急處置、信息報送和善后處理。

加強預警信息員隊伍建設，強化動態信息預報。建立了由鎮（街道）工會、企業工會干部和職工組成的基層勞動關系預警信息員隊伍，目前已有1萬多人，并每年組織開展培訓。充分發揮基層勞動關系預警信息員身處基層一線，掌握信息快、準的優勢，及時捕捉勞動關系發展中的敏感點、波動點，準確把握矛盾態勢，及時掌握職工思想動態的現狀和發展趨勢，最大限度做到發生群體性勞資糾紛和重大突發事件時，工會組織能夠在第一時間掌握第一手資料，在第一時間傳遞第一手信息，在第一時間趕赴現場協助黨政妥善處理，避免矛盾激化影響社會穩定。

二、完善機制，著力促進勞動關系和諧穩定

完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發揮勞動關系和諧園區、企業的示范引領作用，引導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把企業內部和諧拓展到企業和社會與環境的全面和諧。據統計，目前嘉興市開展創建活動的園區68家，企業9637家，占已建工會企業的90%；突出區域性、行業性和世界500強在禾企業三大重點，深入開展“要約行動”推進月活動，全面推進工資集體協商。有9704家企業開展工資協商，23家世界500強在禾企業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嘉興市簽訂區域性協議805份，覆蓋29167家企業，簽訂行業性協議30份，覆蓋企業3199家。完善勞動爭議調處機制。嘉興市總工會主動與市司法、人社、中院等部門聯系協調，積極探索由法院、工會、勞動、司法等四方組成的勞動爭議調解聯動機制。與嘉興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合作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免費為職工提供法律援助。目前嘉興市已建立鎮（街道）和開發區（工業園區）調解組織74個，聘請兼職調解人員169名。嘉興市各級工會設立維權信息員、勞動爭議調解員、勞動保護監督檢查員10762人。去年，嘉興市職工維權幫扶中心共受理來訪、來電、來信651件，結案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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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測繪檔案； 信息化建設； 信息共享； 標準體系

1. 測繪檔案信息化建設中現狀問題

1.1 認知問題

人們的思維受傳統測繪檔案管理模式束縛，認為測繪檔案信息化建設就是利用計算機、網絡技術，實現測繪實體檔案信息著錄、查詢統計、借閱、存儲備份與歸檔、目錄信息等。這種管理模式雖然有效地提高了測繪檔案的管理效率，卻忽視了測繪檔案資源的開發利用，制約了信息化工作思路，也導致各級測繪檔案部門開展的測繪檔案信息化建設工作缺乏總體的規劃和架構，使得目前信息化建設工作起點較低，目標不明確，缺乏前瞻性。

1.2 測繪檔案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1.2.1 缺乏統一的標準規范體系

測繪檔案方面現行、有效的技術規范和標準大多都很陳舊，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0 多年前，而且內容也不能覆蓋測繪檔案管理與信息化全過程。在測繪檔案信息化進程中標準規范體系建設的明顯滯后，導致各單位只能根據各自在信息化建設中的需求，分別對部分規定和技術標準進行了修改、完善，甚至還自行制定了一些標準，造成了測繪檔案信息化建設各自為政、互不兼容的現象，這必然導致測繪檔案信息資源無法共享，造成資源的浪費。

1.2.2 檔案整編和檔案數字化工作薄弱

20 世紀80 年代中后期，陜西省測繪資料檔案館就開展了館藏部分模擬檔案的整編，由于缺乏對標準的準確認識或者標準意識淡薄，在整編過程中，大多沒有按照當時的有效標準執行，整編工作水平低，案件從內容的合理適宜性到形式的表達和美觀性，其質量都不盡如人意，更主要的是不便于利用。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目前需要在統一的技術標準指導下，對原有整編后的檔案進行全面核查、修改和數字化，同時對尚未整編的模擬檔案進行全面的整編和數字化，但經費和設備又是制約該工程進展的瓶頸，此外，人員的專業技術水平也有待提高。

隨著測繪地理信息產品表現形式的多樣化發展，目前數字測繪檔案已占主導地位，但仍缺乏指導數字檔案整編和管理的相關標準規范，數字檔案的整編工作也由于人員水平的參差不齊，導致問題叢生，甚至造成部分工作返工。工作基礎較弱，以及經費、設備、人員技術水平的不足，使測繪檔案信息化建設的基礎工作尤顯薄弱。

1.3 提供利用存在的問題

測繪檔案直觀反映國家政治、經濟、歷史變遷和地表變化，是開展地理國情監測、歷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具有存史育人的作用，是寶貴的社會信息資源。長期以來測繪主管部門和測繪檔案管理部門，對測繪檔案的作用主要從測繪專業的角度考慮，從而導致測繪檔案服務對象主要是政府和各行業專業部門，而忽略了社會公眾這個服務群體。此外測繪檔案的保密性、利用手續的煩瑣性和管理手段的落后，使得大量的測繪檔案長期“沉睡”在檔案庫房中，造成測繪檔案利用率非常低。

2. 提高測繪檔案信息化建設的合理建議

2.1提高測繪檔案信息化建設的認知度，全面構建測繪檔案信息化建設總體框架

各級測繪管理部門應充分認識測繪檔案信息化建設已成為測繪地理信息事業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測繪檔案信息化的根本目的是實現測繪檔案信息資源社會化服務，應充分發揮測繪檔案的利用價值。筆者認為，目前國家測繪主管部門亟待組織構建測繪檔案信息化建設的總體規劃和框架，從宏觀上指導各級測繪檔案管理部門開展信息化建設工作。測繪檔案信息化建設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系統工程，由基礎設施建設、標準規范體系建設、檔案實體整編與數字化、檔案的信息挖掘和融合、安全網絡系統建設、檔案信息服務系統建設、人才隊伍建設等工作組成，每項工作之間相互聯系、互相制約，缺一不可。因此，構建總體規劃和框架時必須統籌兼顧，具有前瞻性。

2.2 建立科學的標準規范體系，保障測繪檔案信息化建設組織實施

測繪檔案信息化建設，需要建立系統、規范、統一的標準規范體系。現行僅有的測繪檔案收集、接收、鑒定、整理、立卷與著錄和歸檔管理規范規定以及測繪檔案的術語標準、分類和編碼、信息著錄等標準已無法支撐測繪檔案基礎工作的開展，應盡快修訂完善； 而測繪檔案信息的加工標準、記錄標準、傳輸標準、檢索標準、處理與控制標準、存儲備份及維護標準、安全性保證標準、原始性保證標準及測繪檔案信息化服務平臺建設等方面的技術標準還基本是空白，在信息化建設過程中這些標準急需國家測繪行政主管部門組織相關部門統一制定。只有建立了標準規范體系，才有可能切實提升測繪檔案信息資源社會化共享的服務能力。

2.3 加大資金投入，促進測繪檔案信息化建設快速、有序、健康發展

基礎設施建設、測繪檔案實體整編、檔案數字化、檔案信息的挖掘與融合、檔案的保護和搶救、檔案管理與服務平臺的開發等是測繪檔案信息化建設的基礎性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涉及的經費巨大，沒有經費的支撐舉步艱難。

2.4 正確認識和處理測繪檔案保密與開發利用的關系，提高測繪檔案的利用率

由于測繪檔案的特殊性，大部分檔案，測繪檔案的保密是必須遵守的底線，但是保密不應是目的，而是應該更好地發揮測繪檔案的作用，服務于社會。首先，解決測繪檔案密級定級問題，測繪檔案密級定級應根據不同測繪檔案實體介質，采用不同秘密定級標準實現分層次密級認定，從而實現分層次的開發利用，如矢量數據可依據要素或要素類制定新的密級認定標準，該保密的要素或要素類則可繼續保密，該解密的要素或要素類可向公眾開放； 其次，采用技術防范措施加強測繪檔案的安全，加大力度研究涉及檔案的加密和解密技術，從源頭上控制測繪檔案的安全； 再次，加大測繪檔案的信息挖掘與融合技術的研究，根據不同用戶需求形成不同檔案的信息集（ 如可按社會公眾、政府、專業部門的需求，形成非涉秘版、涉秘版測繪檔案信息數據集等） ，為提高測繪檔案的利用率奠定基礎。

2 5 構建服務平臺，提高測繪檔案信息社會化服務的能力

目前測繪檔案服務基本還采用計算機輔助的半手工方式，所開發的測繪檔案管理系統也只是實現了原始檔案相關目錄信息的檢索查詢、統計，實際意義上的測繪檔案信息服務平臺目前國內還處于剛剛起步階段。構建測繪檔案信息服務平臺是提高測繪檔案信息社會化服務能力的技術手段，測繪檔案的信息服務平臺的建設單位，應根據相關標準對所需的多種信息服務進行集成，將測繪檔案信息本地服務與異地遠程利用并舉，實現有效共享。

3. 結語

測繪檔案信息化建設雖然存在諸多問題，但對測繪行政主管部門來說，也同樣存在著機遇。做好測繪檔案的信息化建設并使其真正服務于大眾，解決好數字信息的長期保存和永久利用問題，將是提升測繪地理信息事業社會影響力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推進測繪檔案文化建設的需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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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天的關系；人與物的關系；李約瑟問題；生態文明；三種生產理論

中圖分類號 F062.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8)06-0007-05

在西方還未打開中國的大門前，中國是一個農業文明國家。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史說明，如果不考慮人口過度增長帶來的問題，此種農業文明具有較好的可持續性。經過以后的痛苦、反思與努力，中國開始走向工業化的道路。尤其是改革開放30年來，經濟飛速增長。按可比價格，從1978-2005年，GDP增加了近11倍。但是，我們同時又遇到資源環境條件的強烈約束，為此，不得不尋找新的發展的道路，也就是建設生態文明的道路。

可以說，當代中國正帶著農業文明時代的厚重歷史，實踐著工業文明的理念，探索著生態文明的道路。此間，三種文明形態的思想，相互碰撞，相互激蕩，相互滲透，常常令人困惑，難以適從。

本文試圖以中國古代文明為例，通過人與自然關系的分解，以及環境社會系統中四種關系的分析，提出一個綜合理解文明變遷的視角的框架。誠然，詳細地展開論述和進一步求證是一件工作量巨大的事，非短期內可以完成，有賴于將來的工作和更多研究者的參與。

1“人與自然”關系的分解

葉文虎和宋豫秦［1］（葉文虎，2002）指出，在中國文明的發展進程中，除了存在傳統史學所強調的“人與人”關系這條主線外，還存在著“人與自然”關系的主線。該文初步論證了“人與人”和“人與自然”兩條主線的相互作用關系是中國文明發展演變的主要驅動力。實現“人與人”關系的公平和“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其中，“人與人”的關系主要指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科學、技術以及宗教等完全由人類自己構造的社會體系；“人與自然”的關系指人類的生存活動與自然界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的過程。

進一步的研究發現，人類歷史上，“人與自然”的關系在不同的文明中，或者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存在著分裂現象。“我把‘天’解釋為大自然，有人就說：‘中國古代并無相應于西方歷史上的“自然”的概念’……”［2］其實，這并不矛盾。

在明確“自然”的概念之后，可以將“人與自然”的關系分解成兩種關系，即“人與天”的關系以及“人與物”的關系。

所謂 “明確”，是指上文［1］中“人與自然”中的“自然”，在本文中，必須包含宇宙在內。

所謂“分裂”或“分解”，靜態地看，是把人與自然環境（包括宇宙）作為一個系統，側重考慮系統的整體性，偏重于本體論時，“人與自然”一詞應理解為“人與天”的關系。這里的人可能是個體的人也可能是作為群體的人，亦即社會組織或社會。在這里，“人與天”的關系包含了部分［1］“人與自然”的關系。而側重于自然中一個個獨立存在的個體時，“人與自然”的關系則主要體現為“人與物”的關系。

動態地看，在人類文明的早期就出現了這種分裂的萌芽，直到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時期，分裂顯化。在此后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比較而言，人與物的關系比人與天的關系逐漸受到更多的重視，幾乎成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同義語。

在文明史上，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各有側重。“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有何區別呢?我認為最根本的區別是思維模式、思維方式的不同。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一分為二：而東方文化注重綜合。合二為一。”［3］按我們的理解，東方文化側重于天人關系的體味與闡發；西方文化側重于人與物關系的揭示和實踐。

2 三種生產理論框架下的四種關系

三種生產理論［4］指出：“人和環境組成的世界系統，在基本層次上，可以概括為三種生產――物資生產、人的生產和環境生產――的聯系。

物資生產指人類從環境中索取生產資源并接受人的生產環節產生的消費再生物，并將它們轉化為生活資料的總過程。該過程生產出生活資料去滿足人類的物質需求，同時產生廢棄物返回環境。

人的生產指人類生存和繁衍的總過程。該過程消費物質生產提供的生活資料和環境生產提供的生活資源，產生人力資源以支持物質生產和環境生產，同時產生消費廢棄物返回環境，產生消費再生物返回物質生產環節。

環境生產則是指在自然力和人力共同作用下環境對其自然結構和狀態的維持與改善，包括消納污染(加工廢棄物、消費廢棄物)和產生資源(生活資源、生產資源)。”

從人的角度出發，在包含宇宙在內的環境社會系統中考慮各種關系的話，物資生產和環境生產可以分別對應與人與物的關系，人與天的關系，而人的生產則可以對應與人與人的關系以及人與自身的關系。如圖1所示。

這里所說的人和前面提到的一致，可以指個體，也可以指群體。如果從時間角度考慮，也可以指代內以及代際關系。

關于人與人的關系及其對文明的影響，論述甚多，本文不作贅述。

至于人與自身的關系。可以直接借用大家熟知的馬斯洛的五層次理論：生存、安全、交流、受尊重、以及自我實現，來解釋個體各類行為的動機。本文也不展開說明了。

3 中國古代文明中的天人關系

雖然在荀子之前，中國就出現了天人相分的思想［5］，但是在古代中國，偏重整體論的天人思想可以說是占了主導地位。

中國古代對天人關系的認識廣泛見于各類典籍。如，《黃帝內經•素問•寶命全形論》里指出：“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應當“法于陰陽，和以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黃帝內經•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又說：“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夜臥早起，廣步于庭，被發緩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肝，夏為寒變，奉長者少。夏三月……使志無怒 ……養長之道。秋三月……使志安寧……養收之道也。冬三月……使志若伏若匿……養藏之 道也……所以圣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于生長之門。”

又如，《道德經》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龠乎？虛而不屈，動而俞出。多聞數窮，不若守于中。” 還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儒家傳統中源遠流長。其中許多我們今天還耳熟能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周易象上傳》）“圣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周易正義〉序》）“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第十七》)。北宋張橫渠（張載）在《正蒙•乾稱篇》中首次直接提出“天人合一”這個詞：“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

這種整體論的思想還體現在知識論上。

“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經•道經》的開篇之言給中國文化的影響無疑是極其深遠的。“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隱?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于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于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 （《莊子•知北游》）。

禪宗傳入中國以后，出現了適應中國文化特點的變化，并且在唐末五代迅速興起。“法眼文益在《宗門十規論》中說：‘祖師西來，非有法可傳……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門奇特，乃是教外別傳。強調‘傳心’、‘不立文字’和‘教外別傳’，不提倡讀經和著書立說，這樣便與諸宗劃清界限。禪宗主張人人皆有佛性，皆可成佛，引導信徒自修自悟，‘識心見性’，‘頓見真如本性’，不主張到處求法求佛。”（楊曾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在北京大學的講座：《中國禪宗的興起及其主要特色》）

世界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這樣評價漢語：“漢語中所使用的語音的缺乏大大消減了語言的用途，至少影響了科學專業術語的發展。……同源異體字的產生也可認為是對語音日益貧乏的補償，但是直到公元13世紀，它只在口語中被使用而未被書面語所采納。……漢語盡管語義不明確，它卻有一種精煉、簡潔和玉琢般的特質，給人的印象是樸素而優雅，簡潔而有力，這也是與其它語言相比下顯現的一個優點”［6］。

是什么原因讓李約瑟如此評論漢語呢？“中國傳統的美感視覺一開始就是超脫分析性、演繹性的［7］” 。漢語語法的“靈活性讓字與讀者之間建立一種自由的關系，讀者在字與字之間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解讀活動，在‘指義’與‘不指義’的中間地帶，而造成一種類似‘指義前’物象自現的狀態……沒有定位，作者仿佛站在一邊，任讀者直現事物之間”［7］，讓讀者置身其間，整體性地參與。這或許是真正的、內在的原因。

也正是在這樣注重整體性的，與天合一的文化氛圍下，我們產生了“星淡華月艷島幽椰樹芳晴案白沙亂繞舟斜渡荒”［7］ 這樣的字字回文詩。

整體性的知識論對學習者的智力要求相對比較高，所以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朽木不可雕也”或者“心有靈犀一點通”之類的說法。《歷代詩話續編》中說：“嚴瀾滄謂論詩如論禪：‘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學者順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又說：“吳思道詩云：‘學詩渾似學參禪，竹榻蒲團不計年，直待自家都肯得，等閑拈出便超然。’”

而這提高了文化學習的神秘性，增加了知識傳播與文化普及的難度。“信則靈，不信則不靈”的悖論也容易導致知識的社會傳播過程中， “魅影”、誤解與真知并存。

除了智力以外，“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或許還與整體性領悟的個體性、難以復制性有關。

中國人在“天人關系”的一些方面比李約瑟記錄的中國文明走得更遠。至少可以上溯到漢代的導引術可以成為一個好的范例。目前廣為流傳的導引術之一是太極拳。以“Tai Chi Chuan”，“Taijiquan”, “Tai Chi Chuan”, 或“Tai ji quan”為檢索詞，在被西方學術界普遍認可的ISI網站上可以查找到85 篇有關太極拳效果的研究文獻（截止至2007年12月14日）。這些文獻都肯定了太極拳的正面效用。由此可見，太極拳的效用至少已經得到國際康復醫學界的初步重視和認可。雖然關于太極拳的產生還有不少爭議，但是一般認為：太極拳的形成至少離不開兩個因素：第一，導引和吐納的傳承。第二，古典哲理的發展――從《周易》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一直到宋代周敦頤的《太極圖說》［8］。

再如，基于經絡學說，可以“頭疼醫腳，腳疼醫頭”的針灸術也逐漸為世界所認識和接受。以“Acupuncture”為關鍵詞檢索在ISI網站上可以查到1本2007年被列入SCI Expanded的期刊―Acupuncture & Electrotherapeutics Research，以及3本被ISI列入鏈接的期刊。

4 中國古代文明中的人與物的關系

古代中國出現了燦爛的科技，但是，在方法論上來說，人與物的關系研究比較不被重視。“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于上矣；……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莊子•篋》。）

又如：“子貢……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后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湯，其名曰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莊子•天地篇》）

影響中國古代人與物關系的還有一些偶然因素。以時鐘的發明為例。一般認為，時鐘是由西方傳入中國的。可是，李約瑟［9］詳細地研究了中國的天文史，并發現，在宋朝末年，中國的蘇頌就發明了有擒縱機構的計時裝置，雖然這種時鐘裝置是用在天文儀器上的。大約500年后，利瑪竇和他的傳教士們才帶來西方的時鐘。宋朝滅亡以后，元朝似乎繼承了這種發明，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還在宮廷里制備此類計時裝置。當朱元璋奪取政權時，似乎對元朝的一切不屑一顧，中國古代制備時鐘的知識與技能就這樣險些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了。

對人與人之間關系以及天人關系的學習和理解給中國的知識分子帶來極大的物質或精神滿足。“書中自有黃金屋”，“學而優則仕”為知識分子提供了一種入世后的場景；張載這樣表達儒者的人生理想：“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進則聞達于天下，退則歸隱山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提供了另一種自我實現的畫面。所以，雖然在中國古代，人與物的關系不被重視，但是對知識分子來說，馬斯洛提及的五個方面的動機都可以在人與天以及人與人的關系中獲得不同程度的滿足。這也是中國古代的人與物關系得以維持的重要原因。

5 人與自然關系和人與人關系的交互作用

在中外文明史上，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之間有明顯的交互作用。有的交互作用在一定時期促進了社會的發展，有的則阻礙了社會進步。

人天關系的思想在一些制度中有所體現。甚至有深遠的影響。

中國的祭天文化歷史悠久。《尚書•堯典》說：“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夷，曰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而至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后各代，祭天的記載更加豐富［10］。

在中國古代，司法中有“秋決”制度，正是合了秋的肅殺之氣。呂世倫認為：“古代中國基本的宇宙圖式是天人合一，這一圖式又是一個審美境界，富于審美意義。此一特征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古中國法律，使中華法系具有濃厚的審美色彩。”［11］

有時候，在有些國家或地區，某種宗教成為國教。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道教或佛教一度成為中國的國教。在中世紀的歐洲，實行政教合一制度達一千年之久。

人與人的關系也反過來影響、甚至利用對人天關系的認識。

前面提及的祭天儀式固定下來之后，逐漸地和人與人的關系相結合，成為少部分人才能進行的活動。“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禮記•王制》）

“宋代以降，《步天歌》受到高度重視，被視為描述星象的最權威記錄……《丹元子步天歌》還采用三垣來劃分星空。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古人將北極周圍鄰近的星座，用想象的虛擬線條聯系為三個星空區，各區都以東西兩藩的星繞成墻垣形式，故取名為三垣，作為天宮中天帝的官署。……紫微垣簡稱紫垣、紫宮，其所在肇的天區是北極周圍，共有三十七個星座，分別為北極(包括太子、帝、庶子、后宮、北極共五星)……紫微垣乃三垣的中垣，居北天中央位置，故又稱中宮。……太微之于三垣，乃象征天宮的政府官署……天市垣象征天帝率諸候所幸都市。”［12］

《明皇雜錄》中記錄了一個一行利用星象變化救人的神話故事。［13］

“初，一行幼時家貧。鄰有王姥者……前后濟之約數十萬，一行長思報之。至開元中，一行承玄宗敬遇，言無不可。未幾，會王姥兒犯殺人，獄未具，姥詣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君上執法，難以求情，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

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一大甕于中。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者，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如言而往。至酉后，果有群豕至，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置甕中，覆以木蓋，封以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十。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謂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后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大警于陛下也……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

《神僧傳》中記載了同樣的故事，但比《明皇雜錄》中的長，后面還有一段，一并摘錄如下，以給讀者一個完整的印象：“帝嘗問國祚幾何有留難否。行曰，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其故不答……及祿山亂駕幸成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唐至昭宗而滅，故終吉。”

6 結 語

如何處理好上述的四種關系，關系到生態文明建設的走向、成敗與深度。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我們要注意作好以下工作：整理、區分與保護好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素，汲取傳統天人關系中的積極成分，并努力將其與西方文明中的優秀成分相融合；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合理運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引導人與物之間關系的健康發展，避免人與人關系對人與物關系的不當干涉；協調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積極推進社會主義民主，使社會公正、和諧地發展。從而真正實現社會中人的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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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Relationship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ur Relationships in

Environmentsociological System

GAN Hui1，2 YE Wenhu1

(1.Center of Chin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Beijing 100871,China;

2.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Fujian)

Abstrac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can be decomposed to two relationships.

One is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from the holistic view, or socalled humanheaven relationship in China, and the other is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from the analytic view.

This decomposition is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Needham problem.” The two relationships, together with the humanhuman relationship,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itself/themselves, i.e, totally four relationships, were united in the theory of three models of production.

篇9

內容提要：“公共’原則有著特殊的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內涵。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透視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過程、公平目標及其模型等方面還存在若干違背“公共”原則的現實缺陷。必須使“公共”原則在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上得到反映，主體上得到遵循，公平目標的“立體”性上得到體現，內容上得到落實，才能確保相應的公共政策有利于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美國公共政策學者斯圖亞持·尼古認為，公共政策分析就是根據政策與目標之間的關系，在各種備選的公共政策中確定何種政策將最有效地實現一套既定目標的過程。這一分析過程，是政府“政策主張的先決條件”，亦即政府決策、主張及其實施的前提，從而決定了公共政策的性質。可持續發展，是指既滿足當代人需要，又不危害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發展；是指既實現人類經濟發展的目標，又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并促進人與環境和諧地發展。筆者認為，盡管不是每個具體而微的政策問題都與可持續發展問題有關，但至少從宏觀而言，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必須遵循“公共”原則，才能使公共政策有利于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一、“公共”原則的內涵

我國臺灣學者張世賢、陳恒均認為，公共政策是政府用來“處理或解決公共問題或公共目標”的。日本學者藥師寺泰藏也認為，公共政策就是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可見，“公共”指向的目的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質屬性。公共政策分析只有遵循“公共”原則，才能真正體現這一本質屬性。這里所謂“公共”原則，

一是指政策問題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堅持以公共利益的實現為原則。公共利益是一個結構復雜的系統。各利益主體間的此得彼失，影響著公共利益的實現，甚至影響著正常的社會秩序。因此，政府作為“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機構”，在借助政策手段行使公共權力、承擔公共責任、解決公共問題的過程中，必須謀取公共利益，而不能在私人領域侵犯私權，或為少數人甚至政府自己謀取私利。“公共”原則要求，要以公共利益的實現問題為綱領性的政策問題進行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決策能夠更有效地約束、引導各社會主體，包括政府自己在公共領域內以其秩序化的活動增進公共利益，并“中立”地使之為現實和未來的各社會主體所平等分享。

二是指政策目標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堅持以代際目標的實現為原則。從一個歷史過程來看，“公共”原則要求，通過公共政策分析，使政府決策得以把政府的行為目標，規范、約束在既立足當代人的利益要求，又確保未來人可發展的基本條件的取向上。唯有如此，才能體現政府行為在代際之間的公共性、公平性，而不是偏執于當代的自私性、狹隘性。“發展才是硬道理”。從某種意義上講，只有當代和未來連續、不間斷的發展，即持續發展，才能真正確保全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這種代內和代際的持續發展，是當代人和未來人公共利益的根本體現。因此，從另一角度也同樣可以說，以代際目標為取向的公共政策分析，同樣是在公共利益實現意義上的“公共”原則的體現。

三是指政策問題范圍取向的公共性，即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堅持以整個發展系統全面、協調的發展為原則。根據前面的結論，持續發展問題也應該是當代政府綱領性的政策問題。持續發展是整個發展系統內各因素的全面、協調發展。目前，全球范圍內形成的威脅著持續發展的資源短缺、環境污染、人口劇增、生態破壞等嚴峻問題，正是由于當代政府違背“公共”原則，默許甚至鼓勵人們對公共資源“各取所需”式的無節制開采與利用，才造成了發展系統內部各因素之間，尤其是人與資源、生態、環境之間關系的失調，使符合持續發展需要的公共資源的供給呈現出間隙性，甚至短缺或中斷。因此，從政策問題認定的范圍來看，“公共”原則就是要求政府就所有制約持續發展的問題，包括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從當代人到未來人的各種有關發展問題的有序而系統的解決，既尊重人類的利益，又尊重自然界的利益；既尊重當代人的利益，又著重作為利益主體目前尚還缺位的未來人的利益。

還需提及，如上所述，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并’原則，實際上已內在地與持續發展問題聯系在一起了。可持續發展既是一種持續發展的狀態，又是當代人類在發展問題上的一種價值取向。可持續發展問題與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公共”原則之間，是內在相連的。可持續發展理應成為人們透視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共”原則的基本角度。

二、當代公共政策分析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從可持續發展這一基本角度看，當代公共政策分析在若干環節上的局限，使公共政策難以真正體現公共利益要求，實現代際發展目標，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發展系統內各因素之間的關系，偏離甚至違背了“公共”原則。

（一）公共政策分析理念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美國哲學家約翰·羅爾斯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者提出的個人利益先于公共利益的思想，一直深深地影響著現代政府的決策理念，以致于發展為約瑟夫·雷茨自由主義的國家中立原則，認為縱使公民的所作所為為社會上絕大多數人所不贊成或違背了絕大多數人的愿望，只要不侵犯他人權利，國家也不得干預。美國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肯尼思·阿羅甚至專門論證了“不可能定理”，認為社會一般不可能形成某種一致的選擇，或對事物進行一致的優劣排序；即使這里的所謂“一致”僅理解為“多數決定”，也是不太可能的。按照這樣的邏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公共利益，至少，不存在一種能夠明確定義，在現實中能夠實際起作用的公共利益。這種否定公共利益的存在，片面強調國家中立，而不得干預所謂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個人利益的決策理念，無法使公共政策分析體現“公共”原則，必然損害公共利益，當然也影響著體現了公共利益的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二）公共政策分析過程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不少學者認為，“公共物品生產的資源配置問題不能通過經濟市場來解決，而要通過政治市場來解決”。因此，當代政府的政策分析過程，多是憑借政治市場進行博奕的過程。一方面，公共選擇理論認為，盡管政治市場在起點上具有一人一票的平等性，但在終點上受“少數服從多數”的主導，表現出了“多數”強制“少數”的不平等。并且，“國家在過去被看作是大公無私的，現在則被當成參與政治活動者進行交易的市場”。因此，作為有“經濟人”特征的選民與政治家，其政治市場上的價值取向，不能不受組織良好或力量強大的利益集團的影響，使政府常常不得不制定有違“公共”原則的政策，把公共資源的利用導向對公共利益的破壞，或者反過來，借公共利益之名，據公共資源為非“公共”之用。另一

方面，受認知能力的局限，當代政府還不具備足夠的能力，按政治市場的要求去準確地收集信息，并形成與整個社會的公共要求相一致的偏好。這就使政府與其各個部門之間難以獲得有效的溝通，形成對公共利益的共識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其結果是，政府及其部門之間政出多門，難以協調發展系統內部諸因素間的矛盾，誤導出包括政府在內的各社會主體對公共資源的無序利用，最終使發展失去其可利用的資源而被迫中斷，無法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標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標，是指“政策執行之后，政策的標的團體，所分配到的社會資源，所享受到的效益，所負擔的成本等公平分配的程度”。公平應該是代內公平與代際公平的統一，是政府維護經濟、社會發展秩序，滿足社會公共利益要求，提高自己的合法性及其政策權威的重要目標。它既是一種客觀狀態，又是一種主觀判斷。從倫理上講，公平是指未來各代人與當代人分享資源與環境利益的平等權利。然而，當代人的認知局限及其難免的功利主義傾向，使他們難以克服代內公平的目標偏好，很難理性、自覺地從未來人的角度，要求公共政策分析能著眼于在代內和代際之間公平地分配公共資源，并使之成為其政策訴求的主要取向，謀求從當代指向未來的持續發展。

不僅如此，當代政府還面對著解決有關代內公平的公共問題的現實壓力。斯圖亞持·尼古認為，“從政治上講，增加效益也許要比降低成本容易些”，效益的增長意味著政府及其政策“運作得更有效或會得到更高的評價”，“而降低成本或削減項目預算”，“也許會激起人們的反對”，因為這意味著在一定效率的條件下，人們可能獲得的效益將下降。因此，當代政府為了實現公平，在“使窮人的境況好起來，而不使富人的境況壞下去”的前提下，其“公共政策只有當它們提高最小人群組的福利時，才應該被采納執行”。可見，人們要求公共政策實現的代內公平目標，不是靠清教徒式的節儉，而是靠成本投入、靠自然資源利用量的不斷增加，來最大限度地提高社會平均效益，并擴大其在窮人當中的得益面與得益程度的。

顯然，嚴峻的問題是：公共政策分析的這種公平目標，存在著嚴重的結構缺陷。它忽視了代際公平而偏于代內公平；并且，在代內公平的現實壓力下，難以對超越資源與環境的承載能力、盲目追求當代人的利益要求進行有效限制，將斷送未來人發展的條件，使經濟、社會的發展呈現出間隙性。從人類歷史的動態過程來看，與其說當代公共政策分析由于公平目標的結構缺陷，不如說由于嚴重違背了“公共”原則，才使政府的職能范圍超出了其廣義的公共領域，使人類（包括本來人）的公共利益更多地滿足了當代人（或政府）的眼前私利，制約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四）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對“公共”原則的偏離

國內外學者都把公共政策分析的理論模型概括為多種決策模型。其中一些決策模型的固有局限，決定了相應公共政策偏離“公共”原則的傾向。國內也有相關著作對這些決策模型的局限性提出了批評。最典型的，一是團體決策模型的局限。該模型認為，作為政治過程產物的公共政策是利益團體間斗爭的產物，并反映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團體的利益。隨著各利益團體力量和影響的消長，公共政策將變得有利于其影響增加的那些利益團體的利益。這就清楚地表明：該決策模型下產生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團體的利益，而不是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盡管在實際決策過程中，無論哪一個利益團體，在法理上，還是能力上，都無法取代政府的主導地位，公共政策不一定就反映影響力最大的利益團體的政策要求，但是，這種模型無視公共利益要求的傾向，無疑將是對政府及其政策背離“公共”原則的某種認可。二是精英決策模型的局限。該模型認為，公共政策是由掌握統治權的精英人物決定，并由行政官員和行政機關付諸實施的，公共政策反映的是精英階層的偏好、利益和價值選擇。很明顯，雖然該模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代議制民主下各國決策實際可能的情形，然而，與團體決策模型相比，該模型更多地強調了居社會少數的精英階層的利益，更是直接地背離了公共政策的“公共”原則，漠視了公眾的公共利益。總之，這些局限，將不同程度地帶來了公共政策分析對“公共”原則的偏離，弱化了政府的政策手段對人與公共資源間關系的協調能力，難以實現對公共資源掠奪性利用的控制，破壞了可持續發展賴以實現的條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應如何體現“公共”原則

公共政策從本質上是導向未來的。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在公共政策分析中體現“公共”原則，就是使公共政策能既立足當代，又面向未來；既面向人類自己，又兼顧資源、生態、環境，維護人（包括當代人和未來人）與自然共有的公共利益。只有這樣，人類才能真正在自然限度內合理地開發、利用和保護自然，并使其利益得到持續實現與尊重，進而使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可靠保障。

（一）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必須反映“公共”原則

人類的活動在自然界面前不是絕對自由的。為了保護更多的公共利益，政府在公共決策中，必須徹底拋棄視人類為自然界的中心的陳！日理念，形成以保護自然并協調其與人類的關系為主要內容的新理念，進而“建立一個以自然持續發展為基礎、經濟持續發展為任務、社會持續發展為目的”的人與自然和諧一致的新的發展觀。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反映“公共”原則，一方面，就是以新的倫理道德和價值標準，把人類利用自然的自由，限制在自然界本身作為人類生態體系總體利益中利益主體的一方，使其權利不被侵犯的范圍內，不再把自然界看作是被人類隨意盤剝和利用的對象，而看作是人類生命和價值的源泉；另一方面，就是要求當代政府必須將其關注的公共領域進一步拓展到自然界，使自然界中的每一個變化，無論是否人類活動所致，無論是否對人類有直接利害，都成為公共問題而進人政府的視野，進而進人政策議程。只有這樣，才能在更廣的范圍內，從根本上協調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系統，確保可持續發展的實現。

（二）公共政策分析的主體必須遵循“公共”原則

政府是公共政策分析最重要的主體。在公共政策分析過程中，能否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系統內各因素、各環節的利益要求，包括資源、生態、環境作為利益主體的利益要求，即能否遵循“公共”原則，既影響著政府自身的合法性，又造成人們對資源的種種不合理占用，進而使政府面臨著能否遵循“公共”原則，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協調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重大壓力，也就如著名政策科學家葉海卡·德羅爾所說的政策制定中的“逆境”。德羅爾認為，在決策主體處于“重大的兩難境地”時，應盡量“將這些政策堅持若干年”，“因為對大多數逆境來說，沒有持續和連貫的多年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這就提示人們，著眼于人與自然各自利益及其共同、長遠（包括本來人）的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分析主體理應在各種干擾面前“不為所動”，在人與自然組成的公共領域內，堅持“公共”原則，不徇政府私利，力戒價值偏好，協調整個發展系統內各利益主體的利益。否則，可持續發展將難以實現。

需要進一步指出，由于長期以來工業的盲目增長，已經導致了全球范圍內可持續發展的發展系統的失調。如若美國學者詹姆斯·安德森所說“政府的任務是服務和增進公共利益”，并且這種公共利益是“普遍而又連續不斷的為人們共同分享的利益”的話，那么，當代各國政府作為決策主體，就應該遵循全球范圍內的“公共”原則，加強國際合作，解決全球性的環境污染、生態惡化、人口膨脹等公共問題，在可持續發展的條件下使全人類“可持續”地享受其應得的公益。可以認為，把利益的可持續性分享看作公共利益的屬性，是安德森有關公共決策問題的深刻見解，他實際上已經把公共利益與可持續發展問題內在地聯系起來了。從這個意義上講，為了全球的公共利益，即可持續發展，就會如德羅爾所說的，將“減少了各個國家政策制定的自主程度”。各國政府作為公共政策分析的主體，甚至不能因本國的價值偏好而違背全球范圍內的“公共”原則，損害可持續發展的全球條件。

（三）公共政策分析的公平目標必須體現“立體”要求

篇10

企業是經濟性組織，為市場高效率、低成本地提供有價值的產品或服務，獲取較好的績效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企業自身作為經濟性組織，是人力、物力以及財力的集合體，它的經營過程必然牽涉到企業內部的利益相關者的權益。同時，企業是社會的企業，它的經營發展也會對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因而也必然牽涉到社會上的利益相關者的權益問題。因此，企業作為一個獨立的市場個體，在發展的過程中，也需要對環境保護、員工關系、股東權益、利害關系人權益等各種關系背負一定的責任，這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這種責任要求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最大化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要在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強調對消費者、對環境、對社會等諸多利益相關者的貢獻。

然而，從中國社會科學院2011年11月8日公布的《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報告（2011）》（簡稱藍皮書）來看，無論是國有企業、民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的表現都存在較多的問題，在滿分為100分的評價指標之下，其平均得分僅為19.7分，嚴重的缺乏社會責任的企業超過七成，在社會責任的行使方面有超過半數的國有企業處于旁觀狀態，有將近30家企業在社會責任得分方面為0。這說明，中國企業的社會責任整體水平還處于起步的階段，由此也可見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嚴峻程度。

在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方面，有不少問題涉及到企業的會計操作，包括其相關信息的披露，這些問題對企業的利益相關者造成的影響是最為直接，同時影響力也是最大的。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之下，以利益相關者理論為視角，對企業的社會責任相關會計問題進行研究。

二、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真實性情況較差

當前，我國企業在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時候，更多的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為了盡到社會責任。在企業經營者、投資者、債權人、政府監管機構、中介機構等各方利益相關者的博弈之中，企業選擇披露真實性較差的社會責任信息往往能夠獲取更高的效益，而其他的利益相關者則缺乏制衡的能力。向凱，陳勝藍（2008）以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真實性為調查內容，在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對分布在我國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機構投資者、個人投資者、債權人、上市公司、中介機構和政府部門等利益相關者進行的問卷調查，對收到的調查表進行整理之后得到相關數據如表3—2所示。

從上表可知，會計信息披露不真實的約占70%。根據調查沒有一個機構投資者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是可靠的，同時，上市公司以及中介機構則大部分認為信息并不真實可靠，這是因為上市公司作為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主要的供給者，中介機構作為相關的社會責任信息的公眾權威鑒證機構，應是最了解我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真實情況，分析和認知也比較全面。作為局中人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真實性尚且如此，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真實性確實不足以令利益相關者認可和信服。

（二）信息披露的質量不高

近年來，雖然我國不少企業已經開始中國式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同時也在按照自身的實際情況來相關社會責任方面的信息。但是，由于當前我國政府對于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標準和規范尚沒有明確標準，引導還不到位，同時整個社會對于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的氛圍還有待提升。因此，就出現了企業雖然披露了社會責任信息，但是利益相關者卻無法從這些本報告之中找到自身實際需要的信息或者真正感興趣的信息。換而言之，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質量不高。

（三）只見正面消息，報喜不報憂

我國企業一貫喜歡報喜不報憂，這一點在其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方面也表現的淋漓盡致。具體而言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第一，一些企業對其社會責任信息進行選擇性的披露，有亮點的部分濃墨重彩的進行渲染，將其當做披露重點，而存在不足或者完全沒有采取有效措施的部分則一筆帶過或者干脆就是只字不提，大多數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中少有提及社會責任履行中存在的差距與不足，鮮見對改進措施或重大負面事件的披露。這種做法容易誤導投資者，也會對顧客等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判斷產生誤導。

第二，大部分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中所提供的社會責任方面的信息不能有效滿足各利益相關者的實際需要，關鍵性不強且無特色，實質性內容少。以社會公眾為例，他們在意的是產品的安全責任信息以及環境保護責任信息的披露，對于企業職工而言，他們更為在意企業的醫療保障體系等福利體系的建設。但是，大多數的企業卻更愿意披露企業的經濟責任、公益事業責任的承擔。

（四）缺少第三方審計

當前，我國對于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并沒有采取嚴格性的約束機制，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審計要求更是一片空白。當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還處在鼓勵和引導階段，真正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規范還遠未成形，審計制度尚未建立。因此，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是沒有任何的第三方審計介入的，基本上就是企業愿意怎么說就怎么說。這種情況下的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真實性是根本無法得到保障的，誠如歐洲會計專家協會可持續性審核主席Lars— Olle Larsson 所說，“沒有經過審核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比廣告好不了多少。”

三、提升企業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水平的對策

（一）政府層面的對策——嚴格會計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