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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德權和王帥(2010)認為產融型控股集團的風險容易在內部進行傳導，子公司的風險往往會傳遞到其他子公司或公司總部。［4］文柯(2012)認為一方面產融結合是產業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產業資本尋求更高收益的結果，另一方面，產融結合也容易引發現金流斷裂，風險傳染等一系列風險。［5］王帥(2012)的研究結果表明產融型企業集團在運營期間面臨的風險為利率上升以及利率波動率上升的風險。［6］總的來說，目前，對產融型企業集團的權益市場風險以及利率市場的風險關注相對較多，而對于其外匯市場風險，目前的研究還比較少見。在以往關于外匯風險的研究文獻中，一些學者運用了技術方法，例如Probit、Logit、PanelData、NNs支持向量機等來對匯率波動的行為進行描述，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外匯風險的預測(Taylor，1995;［7］Rizzo，1998;［8］Wieland和Westerhott，2005;［9］Ruiz，2009;［10］謝赤，等，2008［11］)。此外，一些學者，如Pai等(2009)針對單一模型的技術缺陷，嘗試運用Hybrid模型，綜合利用各類模型的優點來提高對外匯風險的預測準度。［12］以往的研究為匯率波動行為的描述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方法和實證結論，但這些研究并沒有較好地針對特定經營主體來分析外匯市場風險。本文從產融型企業這一經濟主體出發，運用中國產融型企業的相關數據來進行研究，從而發現產融型企業集團外匯風險的相關規律和特征。

二、產融型企業集團外匯市場風險傳導的路徑分析

產融型企業集團的外匯市場風險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其所持有的金融資產容易受到匯率波動的影響，其金融資產價值會隨匯率變化而變化;二是如果其匯率敏感性資產和負債的結構不合理，匯率的變化也會產生風險。由此可見，產融型企業集團的資產價值受到匯率變化的影響。針對第二種情況，將產融型企業集團的資產劃分為匯率敏感性資產和非敏感資產，分別用A1和A2表示，同樣地，負債也可以分為匯率敏感型負債L1和非敏感負債L2，令資產和負債的報酬率分別為R1a與R2a，以及R1l與R2l。由此可知，產融型企業集團的資產和負債受到匯率的影響，如果敏感型資產和負債的結構不合理，產融型企業集團極易由于資產負債價值不匹配而產生流動性風險，而這種流動性風險也很容易傳導至集團公司的各個部門。

三、產融型企業集團外匯市場風險傳導模型構建

分別針對以上兩個方面的影響，構建兩類不同的實證模型來分析外匯市場風險對產融型企業集團的影響。對于金融資產價值渠道的外匯市場風險傳導，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來進行風險傳導的度量。在進行產融型企業集團金融資產價值對其他變量(包括自身的過去值)的回歸時，如果把匯率變化的滯后值包括在內能顯著地改進對產融型企業集團金融資產價值的預測，我們就說X是Y的(格蘭杰)原因。對于第二種類型的風險傳導，本文設計匯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模型如下:對式(14)和(15)進行聯立求解，可以得到聯立方程的回歸系數，通過回歸系數可以推導一定時期內產融型企業集團的外匯風險狀態。參數及其經濟含義如表1所示。

四、產融型企業集團外匯市場風險傳導的實證研究

(一)實證研究樣本

考慮到數據收集的可行性，本文采用已參股金融的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具體包括雅戈爾、東方集團、泛海建設、新希望、廣船國際、洪都航空、金融街、中糧地產、中孚實業、中集集團、兩面針、皖能電力、皖維高新、吉林敖東、遼寧成大、東方創業、蘭生股份、申能股份、廈門國貿、東方創業、首鋼股份、湖北金環、錦江股份、武鋼股份、華茂股份、寶鋼股份、長江電力、南京高科、杉杉股份、閩福發A、中金嶺南、航空動力、華新水泥、美菱電器、新華制藥、友利控股、亞泰集團、葛洲壩、海欣股份及其參股的金融企業。樣本數據的期限為2000～2012年。數據來源于金融統計年鑒以及國泰安數據庫(CSMAR)。

(二)外匯風險度量的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定義匯率收益率(Rer)為:Rer=lnERt=－lnERt－1(16)其中，ERt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水平值。在樣本期內，匯率收益率序列有一定的波動集聚性，其匯率風險在某一段時間可能會集中釋放。從Granger因果關系模型來看，宏源證券和東北證券等少數金融企業的資產價值受到匯率變化的影響，對應地，其參股企業如華茂股份、亞泰集團等企業的股權資產價值也受到匯率變化的影響，因此，這些企業在管理過程中，需要更多地關注匯率的變化，對金融資產進行更合理的配置，同時，其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也要關注匯率變化，防范因匯率變化而帶來的投資損失。

(三)匯率敏感性資產與負債模型參數估計

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由于自變量中包括有因變量的滯后項，所以先對模型進行D－W檢驗來判定模型是否存在自相關情況。分別對各個模型進行D－W檢驗，發現D－W值在2附近，因此運用最小二乘法對式(14)和(15)進行參數估計是合適的，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從以上模型可知，匯率風險缺口管理模型系數并不顯著，這反映出匯率的變化和波動率的變化對產融型企業集團在金融市場進行資本運營尚無顯著的影響。

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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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是為了實現政府自身的一系列全面的經濟目標｡例如,控制通貨膨脹,維持金融穩定性等｡但政策的目的性和對外匯市場干預有哪些影響主要依賴于許多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發展的階段､金融市場發展的程度和一國對各種沖擊的脆弱程度｡所以在對外匯市場干預的操作上所給出的精確定義仍然處于爭論當中｡[2]

對外匯市場干預有以下三個重要的目的:首先是影響匯率水平,其次是減少匯率波動性或者說給外匯市場提供了流動性,最后是影響外匯儲備量｡外匯市場的干預由宏觀經濟目標所驅使的:控制通貨膨脹或維持內部平衡,維持外部平衡和防止資源分配不當或維持競爭和促進增長,預防或處理市場無序或危機｡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央行可以尋求目標來控制匯率和匯率的波動性或影響外匯儲備量｡

1.干預影響匯率水平

20世紀90年代初,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維持釘住或有管理的匯率制度,旨在以匯率水平為目標或在一定幅度內限制波動性｡貨幣政策和外匯市場干預支持這些安排如香港､阿根廷､保加利亞這些國家和地區｡東亞的幾個經濟體(如馬來西亞和泰國)維持一籃子釘住政策,都緊緊釘住美元｡在1994和1997年墨西哥和馬來西亞金融危機前,有幅度的貶值是釘住匯率的一個特點｡但是,匯率變化使智利､新加坡在他們特定時期和幅度內經歷了升值壓力｡即使再靈活的官方政策也會限制匯率變化的:比如韓國在1990年采用的“市場平均匯率體系”,即每天的匯率變動都限制在一個特定幅度內｡許多這樣的釘住匯率制在1997和1998年亞洲和俄羅斯金融危機后都崩潰了｡但有一個例外,釘住制度在中國大陸以及其香港地區仍然維持,而馬來西亞在1998年又回到固定匯率制｡

2.浮動匯率制下的干預

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自從釘住匯率制崩潰以來,許多國家轉向以監測通脹為目標的浮動匯率制｡近年來對外匯市場干預的明顯減少反映了貨幣當局對匯率波動率更大的容忍度｡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國家和地區現在對匯率波動更有彈回性｡改善的宏觀經濟政策和政策可信性在短期已經使匯率波動到通脹發生的可能性減少｡同時,貨幣失諧已減少,這也減少了貨幣貶值所導致的金融部門職能削減和產量的急劇縮小程度｡原因之二是因為浮動制有其優點,它能防止匯率高估,也可以幫助穩定資本流｡

雖然在浮動匯率制下,對干預的依靠顯得日趨減少,但政策制定者不是完全對匯率的波動性聽之任之｡干預會部分地反映一國和地區保持對其宏觀經濟或金融穩定性的愿望｡例如,2002年巴西貨幣的突然貶值是隨通脹上升緊跟而來的,這就要求提高通脹的目標｡新興外匯市場也更傾向賭博式的單方決策和不穩定性,因為他們勢單力薄,會受制于高度的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與此相應,許多國家把外匯市場深度缺失當作干預背后的一個重要因素｡原則上,外部平衡在浮動制下該會更缺少關注｡但是實際上,如下所述,它看上去像干預的一個重要原因｡

3.對外匯儲備量的影響

在外匯市場上,央行操作的另一個目的是影響外匯儲備量｡許多央行試圖積累外匯儲備的政策或多或少是因為許多亞洲國家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金融危機開始的,其他的一些試圖減少增長或儲備水平｡以下三種因素可以指導干預工具的標準和選擇,調節外匯儲備量:匯率影響､市場友好度､成本和收益｡

所以,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是為了實現一系列宏觀經濟目標,如控制通脹､維持競爭或維護金融穩定性｡然而,干預的特定目的很有可能隨經濟和金融發展水平而變化｡各國央行在發展的早期階段通常通過干預支持其固定匯率制,更有可能作為“做市者”的角色,為欠發達的匯市提供流動性｡因而,央行進入外匯市場為了防止市場過度輻射或者減慢匯率調整速度,同時,在金融壓力下提供流動性,還有就是控制外匯儲備量,或者為積累干預所需的硬通貨,或者為減少運輸成本而減少儲備等｡

2､外匯市場干預的方法和策略

據IMF報道,2001年在對許多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的調查中,將近有82%的干預是針對現貨市場的｡主要原因是現貨市場的流動性最大｡另外,在對不同外匯干預方法的調查中有一個特點引人注目,即對多大的透明度是最好的這個問題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一些央行相信透明度會帶來更大的效率,但另一些則相反｡實際上,央行不時地關注透明度問題是為了減少它們對匯率的影響｡當存在投機性攻擊的風險和使用指令流渠道時,央行大多會考慮使用非透明度的干預｡Canales-Krijlenko(2003)的調查表明將近半數的發展中和轉型國家的央行在干預時并不公開對外宣布｡干預時金融工具的選擇是現貨外匯交易,而遠期､衍生物和貨幣間債務工具這些很少使用｡在大多數市場中,央行通常用電話與做市者直接交易或通過經紀人服務機構與經紀人顧客直接交易｡這種情況下,經紀人所喊的價即為央行所接受的價,或者調整價格以刺激做市者觸到該價格｡在許多國家,電子經紀商與做市者通過電子交易平臺進行交易｡這些都要求央行公開在市場上進行｡如果短時間內不能對參與者公開,則可以使用其他類型的干預方法｡如與大的商業銀行作為機構,然后與做市者進行交易,在特定價格限制下,使交易達到特定量｡在國際清算銀行的調查中,并沒有任何特定的交易方法占據主導｡交易安排的選擇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市場上所用的技術,尤其對那些能提供最多信息和先于其它選擇的最大流動性的技術｡關于透明度的問題,大多數央行表明偏好“匿名”,這也表明在非市場交易中他們有時將直接與大公司(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進行交易｡當外匯儲備量增加不影響匯率時,需要頻繁的但小規模干預;若影響匯率時,則需要大的而非頻繁的干預｡

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的央行所部署的技術和方法很明顯比發達國家過去三十年的干預方法要廣泛的多｡這尤其體現在三個方面:直接控制的使用;通過拍賣出售期貨合約;外匯債務單位或指數化作為補充工具的使用(后兩項技術尤其見于拉美國家)｡但是大多數的干預還是采用傳統的方法,即對大規模市場中占主導地位的且最具流動變現的部分的現貨交易｡

3､我國央行對外匯市場干預存在的問題及建議

我國外匯市場是不完全的市場｡這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央行作為市場供求最后差額的承擔者和風險的最后承擔者處于市場的中心地位,不管政策是否需要,它都要被動､無條件的承擔｡被動的外匯市場干預是通過增減外匯儲備來實現的,由此導致了被動的貨幣政策,影響了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且,央行被動地介入外匯市場平衡其供需,會使其在未有充分升值的非均衡的匯率水平上結清,外匯市場的出清轉變為央行干預下的人為平衡,無法反映市場的真實供求狀況｡被動參與外匯買賣,也會導致基礎貨幣投放出現較大的波動｡另一方面,央行的調控集中在外匯即期市場,外匯同業拆借市場和遠期等交易手段則沒有得到充分發展,而后者卻不會像即期交易那樣導致本外幣的直接轉化,對國內貨幣供應量的沖擊很小,可減少穩定匯率和國內貨幣政策目標的沖突｡[3]另外,我國央行的沖銷干預手段持續時間長､干預規模大,在進行外匯干預時穩定匯率的傾向十分明顯｡所以,我國應大力發展外匯市場,擴大外匯市場的規模,以及制定或修改相關的配套制度｡

首先,應當繼續積極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在綜合考慮各相關因素的基礎上,確定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區間范圍內波動｡完善外匯賬戶管理和銀行結售匯體制,逐步放松經常項目外匯賬戶開立使用的限制,積極推動強制結匯向意愿結匯的轉變｡這樣才可能使中央銀行擺脫在外匯市場的被動地位,將外匯儲備和匯率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有效手段,加快外匯市場建設｡其次,由于目前我國央行的調控工具主要集中在即期交易,外匯遠期､貨幣互換等交易手段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需要開發和培育新的調控工具｡另外,還需要進一步擴大外匯市場主體的參與范圍,放寬對交易中心會員持匯規模的限制,豐富外匯交易的內容和品種｡[4]最后,從世界范圍內看,國際上已經有利用擴大匯率浮動范圍以對付游資沖擊的先例,而且干預外匯及維護匯率穩定的成本也會變得越來越高｡我國應適應國際金融形勢的變化,適時地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

參考文獻:

[1]Canales-Kriljenko,JI(2003):“Foreignexchangeinterventionin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resultsofasurvey”IMFWorkingPaper03/95.May.

[2]RamonMoreno(2005):“Motivesforintervention”,BISWorkingPapersNo.2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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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外匯管理信息系統信用體系

論文摘要：隨著外匯管理由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的轉變，原有的外匯信息系統不能適應發展的要求。本文分析了當前我國外市場信用體系建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建立高效的外匯信用信息管理系統的建議。

外匯市場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因此，建立規范、高效、誠實、信用的外匯市場信用體系，對于提升我國信用等級，提高我國國際地位和形象以及促進我國對外開放向縱深發展都有重大意義。建立外匯市場信用體系的基礎和核心，是建立高效的外匯管理信息監測系統。改革開放以來，為了適應外向型經濟發展要求，外匯局對應國際收支、經常項目、資本項目等相應開發了國際收支統計監測、匯兌業務統計申報系統、銀行結售匯管理系統等十幾個應用系統。這些系統的運用，增強了監管的時效性，方便了涉匯主體的外匯收支活動，為外匯市場信用體系建設奠定了基礎。但隨著國際經濟交往的日益擴大，以及外匯管理由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的轉變，這些信息系統在數據共享、預警機制等方面存在明顯不足，遠不能適應外匯管理的需要。

一、當前我國外匯信息系統存在的問題

1．外匯信息系統之間缺乏有機聯系，數據共享性差我國現行的外匯管理信息系統是在適應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來的，基本是每增加一項新的外匯業務就要增加一個系統或報表。外匯管理的外匯業務信息應用系統已有十幾個，基本覆蓋了外匯局所有業務領域，但由于每項外匯業務需求的提出時間先后不同，指標設計口徑不一，各個應用系統之間缺乏有機聯系，無法充分發揮子系統有機整合后的整體優勢，對于有效利用外匯數據資源、提高工作效率有著一定的制約作用，而且隨著我國對外交往的日益擴大，資本賬戶的放開以及證券、保險和服務業的進入，為了保證有效監管，每項業務都要增設新的系統，那么，外匯管理的信息系統要以成百上千計算。

2．外匯信息系統數據采集方式原始建立高效的外匯管理信息監測系統，對外匯信息系統數據的準確性和時效性、數據的采集方式和統計監測系統的綜合分析功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現行的統計監測系統游離于銀行自身業務系統之外，以國際收支申報系統為例，客戶國際收支交易的涉外收付信息雖已存在于銀行自身業務系統中，但在進行申報信息的報送時，銀行仍須將這部分信息錄入國際收支統計監測系統中，既加大了銀行工作量，又存在二次錄入錯誤的可能。目前，外匯局與銀行、企業的信息傳導載體還主要是紙質報表，大部分數據采集來源于手工臺賬登記，然后手工匯總后通過專門的統計程序上報。這種數據采集方式不僅會發生因填報人在統計內容理解上的偏差而導致人為統計錯誤，還會由于手工采集速度的限制而導致在信息掌握上的滯后性。加入Wl’O以來，我國涉外經濟增長迅猛，跨境資金流動日益頻繁，新的交易種類不斷涌現，跨境收入金額迅猛上升近10000億美元，如此大規模、高頻率的跨境資金流動，如果都要用手工臺賬方式統計匯總，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3．外匯信息監測系統缺乏有效的預警、預測機制高效的外匯流動預警、預測機制是實現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手段。信息指標的設置必須體現管理者的意圖，從目前國際收支申報系統和其它系統看，還停留于信息的采集、匯總階段。僅局限于對各類具體業務的事后統計，缺乏必要的信息加工、利用、分析和反饋機制特別是缺乏對異常信息的的監測、篩選以及對外匯流向的事前預測，加上外匯信息的流動渠道不暢，信息反應遲緩，所以對違規、違法的外匯流動的監管就缺少快速、敏捷的反應機制，對決策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

4，外匯信息監測系統不能反映涉匯主體的交易全貌賬戶是統計的基礎。外匯賬戶管理信息系統雖然已在全國推廣實施，但該系統不能反映全部企業或企業全部的外匯收支活動。一些對公單位的結售匯，如出口結匯、捐贈結匯、進口購匯及其相應的收支等，可以不通過外匯賬戶進行收付，致使外匯賬戶收支不能完整地反映涉匯單位的涉外經濟活動。特別是作為對銀行外匯業務監管的主線的結售匯未能在該系統得到體現。另外，該系統還未含銀行自營外匯業務，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外匯賬戶，企業開證付匯保證金賬戶等，因而導致外匯管理部門在對企業外匯收支活動監測中，沒有目標、沒有重點，使企業的一些外匯違規行為因賬戶系統的局限性沒有及時暴露和制止。

二、構建我國外匯市場信用體系的思路

外匯市場信用體系主要包括：完善的外匯管理法規體系，規范的行政執法和內控制度，暢通的政策宣傳和反饋渠道，高效的外匯市場信用信息管理系統，互通互聯的信用信息共享系統，科學的信用評價和獎懲制度，以及嚴格的失信懲戒機制等。其核心內容是高效的外匯市場信息管理系統。雖然外匯管理已經建立了十幾個信息系統，但是由于這些系統是在我國經濟轉型、外向型經濟的深入發展，以及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來的，有著明顯的計劃經濟和行政直接管理的烙印。這些信息系統已難以適應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新形勢的需要，因此，建設外匯市場信用體系，首要任務就是對相關外匯管理信息系統進行整合，逐步建立高效的信用信息管理系統。

1．更新外匯管理信息系統的設計理念2006年國家外匯管理總局提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外匯管理工作應按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加快管理方式的轉變，實行平衡管理。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和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外匯管理經歷著從事前審批向事后監管、現場檢查向非現場核查、行為監管向主體監管的轉變。在新的形勢下，如果再延用過去那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行政管理思維方式，顯然是難以解決復雜和深層的問題，外匯管理的有效性越來越弱，而且管理的成本和代價越來越高，并且我國現在外匯資源已由稀缺轉為相對過剩，因此，必須轉變管理理念。外匯管理信息系統的設計思路也必須隨之轉變，并且應有一定的超前性。在統計指標和統計內容的設計上，應緊緊抓住影響我國經濟發展和國計民生的主要指標和重要內容。徹底摒棄面面俱到的管理理念。國際經濟的交往相比國內經濟有著其特殊性和復雜性，如何在這紛繁復雜的國際經濟的交往中，抓住主要矛盾，把一個復雜的問題，盡量簡單化。這也是對我們的管理能力的一個考驗。

2．建立以外匯賬戶系統為主軸的信息監測系統賬戶是統計的基礎，是資金流動的“中轉站”和資金存量的“蓄水池”，也是監管分析資金流量和存量的重要窗口，因此，建立一個高效外匯管理信息監測系統，必須以改革現行的外匯賬戶系統為著力點。指導思想：只要有外匯收支行為的單位都必須開立外匯賬戶，凡未開立外匯賬戶的單位的外匯收支行為，銀行都不能受理，所有的外匯收支都必須在外匯賬戶中反映(其中：包括銀行結售匯業務)。具體思路：以時間劃分：賬戶可分為長期賬戶和臨時帳。以業務性質可分為經常項目賬戶，資本項目賬戶和特殊賬戶。經常項目賬戶為長期賬戶，一個企業只能開立一個經常賬戶，賬戶的發生額原則上只能是貿易項下的，外匯局通過經常賬戶的發生額與海關出口或進口報關額核對，數據相差太大，外匯局可追查其原因，并可取代出口收匯核銷系統。外商直接投資項下資本賬戶的一般為臨時賬戶，可根據外商的進資計劃確定賬戶有效時問，并根據外商的投資額確定賬戶的最高限額，上述只要有一項指標達到，賬戶自動關閉。同時，以賬戶系統為主軸、根據不同的外匯業務性質開設不同性質賬戶，并根據賬戶性質設立不同的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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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匯市場外匯干預存貨管制匯率機制

中國外匯市場是中國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完善匯率形成機制、推動人民幣可兌換、服務金融機構、促進宏觀調控方式的改變以及促進金融市場體系的完善等各方面已經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自1994年后，我國外匯市場開始由外匯調劑市場過渡到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為核心的銀行間外匯市場，這無疑是我國外匯市場的重大進步。

1我國外匯市場發展現狀的不足

我國的外匯市場主要指銀行之間進行結售匯頭寸平補的市場，就是通常所說的國內銀行間外匯市場。根據國家規定，金融機構不得在該市場之外進行人民幣與外幣之間的交易。論文百事通但對于不同外匯之間的交易，國內銀行可以自由地參與國際市場的交易，沒有政策限制。1994年中國外匯管理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作為改革的措施之一，采取政府推動的方式，建立了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從而徹底改變了市場分割、匯率不統一的局面，奠定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市場模式的選擇充分考慮了漸進、統一、可控和有效的原則，在調劑市場的基礎上發展出“分別報價、撮合成交、集中清算”的交易方式。多年的實踐充分證明，現行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在服務金融機構、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支持經濟增長和改革開放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我國外匯市場多年的運作看，其基本框架的設計是合理的，但還是在交易過程中存在一些弊端。

1.1妨礙交易者的自由選擇

從理論上講，只要不存在負的外部性，市場主體的自由選擇總是有利于實現最大化的社會利益。一般來說，外匯市場上的外匯交易基本上不產生外部經濟，交易參與者各自選擇最為有利的交易方式和交易對象最符合經濟效率，但是現行的外匯場內交易制度強迫外匯銀行必須在交易所競價撮合，其交易對象限定于交易所會員。這一制度阻礙了市場參與者自由意志的實現，使某些可能實現的交易利益未能實現，從而會損害市場效率。

1.2無法保證交易的連續性

單一的場內交易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受到交易所營業時間和交易對手的限制，無法保證外匯交易的連續進行。交易的不連續不利于穩定市場預期，例如開盤或收盤時匯價容易發生跳躍或劇烈波動，從而增加匯市的風險。另外，交易的不連續也使交易者因無法即時交易而付出高昂的等待成本。

1.3市場覆蓋范圍狹窄

首先，場內交易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受到交易場所的限制。盡管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實行計算機聯網交易，并在20多個大中城市建立了聯網的交易系統和遠程交易站，但仍有大量地區沒有聯通交易網絡。其次，場內交易的外匯市場還受到交易所席位的限制。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實行會員制，各家銀行及其分支機構必須在總中心和分中心申請席位并派出交易員才能進場交易，國有商業銀行一般只有總行和經授權的分行才能進入這一市場，大量沒有交易席位的金融分支機構也無法直接參與。結果是：一方面市場參與主體數量少、結構簡單、競爭性不強、不利于市場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相當大范圍的外匯交易不能直接納入此交易網絡，而是通過上級銀行或有資格的交易中心會員進行，增大了交易費用。

1.4場內交易組織結構費用較高

首先，場內交易相對自由交易來說，具有更加復雜的組織形式。維持交易所的正常運行和交易的集中撮合、清算都需要耗費巨大的成本。其次，所有銀行間外匯交易必須通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進行，這使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成為銀行間外匯市場上的壟斷性中介組織，在缺乏競爭的條件下，交易中心沒有降低費用的經濟動機。綜合以上因素，中國場內市場的組織費用較高。據估計，中國外匯市場的組織費用要比國外無形市場高出10倍左右。

1.5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過多的干預，造成外匯市場供求失真

一般說來，中央在外匯市場上只是宏觀調控者，不是市場主體，外匯指定銀行才是市場的真正主體、外匯市場的主要媒體，處于中心的地位，從事代客買賣和自營買賣。而我國現代的特征決定了在外匯市場上央行的干預行為和職能的扭曲。央行對外匯指定銀行匯結算周轉余額實行比例幅度管理。這樣，便使外匯指定銀行系統內宏觀調控的難度增大，其結果使央行成為市場上最大的買主和唯一的買主，這種被動性的市場干預只有在市場出現突發性的大幅波動央行才進行主動干預的職能是相背離的。同時，央行在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收購外匯拋售本幣來穩定匯率的過程中，由于國內缺乏本幣公開市場業務操作與之配套進行，因此，央行在外匯市場拋售本幣即相當于向國內投放貨幣，這對我國通貨膨脹居高不下的現狀更是雪上加霜。

2我國外匯市場的發展與完善

從當前中國外匯市場面臨的主要問題出發，外匯市場發展的難點在于人民幣尚沒有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我們不能照搬發達國家外匯市場的發展模式；結售匯制度決定了我國外匯市場的改革必須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結售匯制度的改革直接決定了外匯市場的改革。既要考慮如何在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進行外匯市場的改革，又要考慮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實際進程，兩者需兼顧。中國外匯市場面臨著以下方面亟待進一步改革和完善。

2.1加大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革

當前國有外匯銀行所有制的根本癥結在于產權的不明晰，從而造成經營者激勵約束機制的不健全，不適應交易商制度的建立。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進一步對國有銀行實行股份制改革，在適宜的時機將國有銀行推向股票市場并逐步減少國家持股的比例，從而明確國有銀行的產權歸屬。在產權明晰的基礎上，通過法律的規則，才能建立起合理的公司治理結構，使所有人能夠對經營者實施有效地約束和激勵。這樣的銀行才是真正按照市場經濟要求進行經營的商業銀行，才能在外匯市場中有效地發揮交易商的職能。

2.2逐步放松外匯存貨管制

現行的結算外匯周轉比例限額管理帶有明顯計劃經濟和外匯短缺時期的痕跡，隨著中國經濟開放程度的增加，用匯單位范圍越來越大，國家對外匯資金的管理越來越困難；另一方面，中國國際收支的連年順差也逐漸改變了過去外匯短缺的局面。在新的情況下，結算外匯周轉比例限額管理已逐漸失去了原有的意義；更重要的是，這一管制損害了中國銀行業的競爭力，不適應建立交易商制度的要求。因此，對外匯銀行的外匯存貨管制存在改革的必然。在進一步外匯體制改革中，可考慮逐步放松結算外匯周轉比例的浮動限度，使外匯銀行具有更大的選擇外匯資產存貨的自由；同時改革現行的每日平盤制，放寬強制平盤的期限，使外匯銀行能夠在更長的時間內安排外匯資產組合。在條件成熟的時候，中國應最終放棄這一管制，以保證外匯銀行擁有充分的經營自，為建立交易商制度奠定基礎。

2.3促進外匯銀行競爭，防止壟斷

在資本流動不完全的條件下，當前中國外匯市場的交易很大部分集中于中國銀行等少數國有銀行，造成了壟斷的可能。這一方面也是由于歷史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府管制形成的，為了建立有效的交易商制度，應該改變這種狀況。應打破中國銀行等國有外匯銀行享有的政策優待，對各外匯銀行和進行外匯交易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實行同樣的待遇，使各銀行能在平等的基礎上自由競爭。同時，可以考慮有條件地開放資本項目，增大外匯供給的彈性，提高壟斷的難度。

2.4人民幣匯率機制與外匯市場發展相結合

從某種意義上說，外匯市場運行的過程也就是匯率生成的過程。因此，人民幣匯率的生成機制問題是外匯市場運行的核心問題。靈活的匯率生成機制可以起到調節外匯供求，并為中央銀行宏觀調控提供信號的作用。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內容之一，是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制，匯率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外匯市場的供求情況，但匯率的形成機制并不完善，由于對國內企業實行強制結售匯，中央銀行承擔了每天外匯供求差額的責任。人民幣匯率目前實行單一的盯住美元變動，從近年看，美元的變動較大，而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幅度較小，形成了事實上的與外匯供求不相符的官方匯率。需要完善人民幣匯率生成機制，提高匯率生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擴大銀行間市場匯率浮動區間，比如允許匯率每天可以上下波動一、兩百個點。調整銀行的結售匯周轉外匯頭寸管理政策，近期內可考慮將銀行結售匯周轉頭寸下限調整為零，允許銀行持有零頭寸；中期內，應逐步擴大銀行持有外匯頭寸的上限，最終取消銀行持有外匯頭寸的限制。改革強制結匯制度，如擴大允許保留經常項目外匯收入的企業范圍，提高可以保留外匯的限額，延長結匯寬限時間等。

2.5完善中央銀行的外匯干預機制

中央銀行作為外匯市場的宏觀調控者不宜在市場上過度或過于頻繁的干預，要讓市場參與者自由地決定交易。鑒于目前我國國際儲備較為充足對國內外匯投機風險具備較強的抵御能力，央行應該放寬外匯指定銀行所持結轉外匯數量的限制，擴大銀行自由買賣外匯的額度范圍，使他們真正成為外匯交易市場的主體，以發揮其在匯市中的緩沖調節功能，這對外匯市場的健康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央行往往采取一些間接手段進行干預，即如果在外匯市場收購外匯拋售本幣，則在國債市場拋出短期國債回籠本幣，使得國內本幣的流動性并不因外匯市場操作而擴張，從而減輕干預外匯市場對本幣政策的不利影響，為了有效地干預外匯市場，我國應借鑒國外經驗，建立起相應的人民幣公開市場，配合外匯市場的公開操作，加大外匯干預的緩沖余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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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外匯儲備；結構；激增；原因；對策

1.我國外匯儲備激增現狀

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1996年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到2005年超過8000億美元，9年間增長近7倍。特別是近3年來，儲備增速進一步加快，每年新增儲備都超過4000億美元。2006年2月，我國外匯儲備規模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儲備大國。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中國外匯儲備規模達到3.0447萬億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同時幾乎是排名第二的日本所擁有的外匯儲備的三倍。外匯儲備激增已經對宏觀經濟運行造成相當的負面影響，也使我們在對外經濟交往中處于被動，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從表中我們看出，1978年到2003年年底，我國積累了4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然而自2004年到2005年，我國外匯儲備是8000多億美元，到2008年，已經達到19460.30億美元。也就是說，三年的時間里面，總共有11200多億美元的外匯新增。

2.我國外匯儲備激增原因分析

眾所周知，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離不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國家經濟實力、國際競爭力以及對外資吸引力的逐漸增強等，歸結起來可分為四個因素：

2.1 根本原因

從宏觀角度來說，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可從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來看。從國際層面來看，在當前全球分工格局下，以我國為首的發展中經濟體處于國際分工的中末端，承擔了大量的勞動、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加工制造和出口轉移，從而在貿易創造和轉移過程中創造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同時，自2000年以來的本輪世界經濟增長周期中，我國等發展國家資本回報率優于發達國家，使得大量外資以戰略投資等渠道涌入國內，從而通過資本項目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從國內層面來看，近年來宏觀經濟快速發展以及對外經濟交往的擴大是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內在原因，在此過程中以出口為導向、以引資為重點的對外經貿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

2.2 外部環境

世界經濟、金融一體化。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進程的深入，世界各國金融、貿易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貿易額高速增長，資本流動速度加快，跨國公司規模不斷擴大、數量不斷增加在這種潮流下，我國享受到了國際分工帶來的好處。從國際貿易看，在不斷增加的世界貿易額中我國所占份額逐年增加。

2.3 直接原因

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原因分析從國際收支表來看，外匯儲備增長的直接原因可歸結為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長期的雙順差。資本項目順差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資形成的，我國實行“走出去、請進來”的發展戰略，相關政策的優惠、投資環境的改善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進入中國。資本項目順差是外匯儲備增加的主要來源，但這些債務性儲備穩定性較差，并且隨著美元的貶值趨勢，使得我國巨額外匯儲備蘊涵著一定風險。

我國近幾年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連續出現順差，并影響到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的大幅增長。因為近幾年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有關項目的比例大體一致，所以下面僅以2010年的國際收支平衡表為例說明影響外匯儲備的主要因素。

從上表可知2010年我國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都發生了雙順差，并且資本和金融項目的差額遠遠低于經常項目的差額。經常項目順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貨物貿易，而服務貿易出現了逆差。服務貿易的逆差說明我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差，尤其是在運輸、保險、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等項目的逆差比較嚴重。在資本和金融項目的順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金融項目，并且該項目當中的直接投資所占的比重是較高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我國外匯儲備變動中發揮最主要作用的是直接投資，尤其是外國在華的直接投資，也就是說我國的外匯儲備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債務性儲備所構成的。

2.4 制度原因

首先，我國外匯管理制度改革促使外匯儲備的增長。1994年初，我國取消了外匯留成制度，實行強制結匯和有條件售匯制度。強制結匯制度使得居民和企業所創造的外匯必須出售給國家，使外匯資源集中于央行，從而促使外匯儲備規模增加。其次，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自由兌換制度也促使外匯儲備規模迅速增長。1996年，我國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完全可兌換，這一制度使企業在經常項目交易下，可自由兌換外匯，進一步促進了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及經常項目的持續順差。

另外，人民幣匯率制度也促使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急劇增加。在2005年7月匯改之前，我國匯率制度名義上是盯住美元的管理浮動匯率制，但實質卻是固定匯率制，出于維持匯率穩定的需要，央行被動地動用吸收外匯儲備，從而加劇儲備的增長。在匯改之后，人民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匯率浮動區間有所擴大，部分緩解了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壓力。但在當前匯率制度下，人民幣的持續升值預期增加了人民幣需求，在套利因素驅動下，大量外匯通過多種渠道涌入國內，反而加大了外匯儲備增長壓力。

3.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管理與營運的對策

我國外匯儲備增長較快和儲備規模較高，意味著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長期如此，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害無利，必須采取科學合理的措施加以解決。在當前條件下，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的管理應從兩方面著手：即一方面要采取措施解決外匯儲備的超常增長，另一方面要提高現有儲備資產的運用效率，兩者不可偏廢。

3.1 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

當前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減少外匯資源的低效和浪費，減輕其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不良的影響，是我國最明智的選擇。關于如何保持合理的外匯儲備存量，一般來說，可以確定一個下限和上限。即根據一國經濟發展水平，保證該國最低限度進出口貿易總量所必需的外匯儲備來確定下限；同時，充分考慮該國經濟發展最快時，可能出現的對外支付所需要的外匯儲備來確定上限；下限是國民經濟發展的臨界制約點，而上限則表明該國擁有充分的國際清償能力。在上限和下限之間，形成一個適當的外匯儲備區間。

3.2 適度調整外貿、外資和外債政策

在對外貿易方面，傳統的出口指標、導向、激勵機制需要調整，要改變出口量多、價低、靠出賣資源和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換來短時發展的局面。不要再過分追求外貿順差，做到進出口基本平衡即可。在引進外資方面，改變“招商引資是政績的做法，做到“適度引進”，取消各種引資優惠政策和考核量化指標，減輕地方政府的壓力，并提高外資進入我國的“門檻”，歡迎高新技術的外資進入我國，堅決杜絕資源消耗大或污染密集產業的外資進入我國。在外債方面應嚴格控制，以使用國內外匯資源為主，數據來源將國家外匯儲備充分利用起來。唯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內外部均衡，促進我國經濟快速、健康的發展。

3.3 嚴格控制國際短期投機資本（熱錢）的流入

國家外匯管理部門要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和辦法，切斷熱錢進入我國的渠道及方式。要強化對貿易、非貿易、外商投資、外債、地下錢莊的外匯管理，要加強各類外匯流入的真實性審查，特別是對于熱錢容易進入的渠道更要重點布防，嚴加盤查，發現問題及時查處，決不能姑息養奸，任其自由。外匯銀行要加強與外匯管理部門的配合，要充分認識到國際短期投機資本（熱錢）對一國經濟金融的危害性，協助外匯管理部門做好“把關”除此而外，外匯管理部門還要與海關、公安、司法、商、稅務等部門加強聯系，形成合力，時刻注意國內外熱錢的一舉一動，堅決打擊國際熱錢的投機套利，護我國經濟金融的安全。

3.4 建立外匯“雙藏”機制

在發達國家，國家的外匯儲備和企業、民間持有的外匯都非常多。而我國存在的問題是，國家外匯儲備的池子過滿，而企業、民間持有外匯的池子幾乎是空的。其中居民外匯儲蓄存款在2003年為855億美元，2004年802.37億美元，2005年大約仍然是800億美元左右；比居民外匯儲蓄更慘的是企業外匯存款，連續多年徘徊在700億美元左右，而此間我國對外貿易額早就翻了幾番。這一點外匯存款僅僅相當于日本的一家基金公司。目前國家已經開始放松外匯管制，允許符合條件的企業和個人持有一定的外匯，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可以利用此契機，建立“藏匯于企業”“藏匯于民”的外匯“雙藏”機制，改變原有的“藏匯于國”的策略，鼓勵企業和居民持有外幣，讓企業、民眾與市場分擔匯率風險，改變國家被動吸納外匯導致儲備大幅增加的被動局面。

3.5 促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采取相應的戰略逐步讓人民幣融入到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中去，打破現在美元、歐元主導下的西方世界的儲備貨幣格局，建立多極的儲備貨幣體系，則是我們應當追求的，也是可能實現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應當采取中國一貫的漸進性策略，首先讓人民幣在與文化相近、經貿關系更緊密的周邊國家和地區成為主要的結算貨幣后，再讓它成為這些國家的儲備貨幣之一。其次，則是應當發展以人民幣計值的、開放的國際資產市場，為境外投資者提供更多的人民幣金融資產選擇。只有這樣一個階段，我們才不會再為外匯儲備的多寡而傷腦筋。

4.結束語

巨額的外匯儲備增加了我國抵御國際金融風險的能力，提高了我國的經濟地位。但是持有如此巨額外匯儲備不僅成本是巨大的，并且還需要應對由此而產生的各種不利影響。因此我國必須及時的采取適當的有效措施，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的管理，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在充分發揮巨額外匯儲備帶來的優勢基礎，對其產生的不利影響加以調整，進行消化吸收，從而提高我國國際競爭能力，更快的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進而在此基礎上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爭取早日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帶來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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