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銀行利率市場化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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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據前人的研究結果，整理得出個人客戶銀行選擇行為的主要影響因素:他人建議、方便性、顧客服務、服務價格和營銷活動，將這五個因素設為影響個人客戶銀行選擇行為的一級指標。為了方便對這五個一級指標的直觀測量，借鑒CharlesBlandkson(2007)［12］(P479)、Almossawi(2001)［6］(P122)、DilpreetSingh和NamrataSandhu(2013)［20］的研究，分別確定五個一級指標的二級指標，二級指標共計23個，如表1所示。然后根據這些二級指標初步制定問卷，問卷的設計遵循合理性、一般性、邏輯性、明確性、非誘導性以及便于整理的原則，采用李克特五級等級量表，提供指標重要程度的五個層次，從1(“很不重要”)到5(“非常重要”)。問卷初步制定后，隨機挑選5個人審閱問卷，查看是否有不當或錯誤、理解困難或歧義的地方，根據其提出的意見，對問卷進行了修正。隨后將調整后的問卷交由長春市中信銀行的相關專業人員審閱，審閱內容包括對問卷設計的合理性、準確性、以及項目是否遺漏(特別是是否遺漏長春地區特有的銀行選擇因素)等。根據中信銀行反饋的建議，重新對問卷進行了修改。問卷修改完成后，隨機選取了10人對問卷進行試填寫。在填寫之前對10人講解了試填的目的及要求，并在填寫過程中詳細記錄填寫人員遇到的問題。試填寫之后，再次對問卷進行調整。最后將調整后的問卷交由兩位專家審閱，最終確定問卷內容。問卷發放于2014年4月在長春市區展開。問卷發放的形式為當面調查，發放渠道主要分為兩類:一是根據對銀行的分類，在各個商業銀行的支行網點展開調查。第二種為隨機向市民發放問卷。問卷共發放170份，有效問卷155份，有效率達91%。其中男性占37.4%，女性占62.4%。被調查者的年齡分布為:15－25歲占52.3%，26－35歲占31.6%，36－45歲占10.3%，46歲以上占5.8%。被調查者的個人年收入分布為:小于2，6000元占47.1%，2，6000－5，0000元占26.8%，5，0001－10，0000元占17.6%，10，0001－15，0000元占3.9%，15萬元以上占4.6%。數據收集所涉及的商業銀行包括長春市內的大型商業銀行、部分股份制商業銀行、郵政儲蓄銀行、城市商業銀行以及農商行①。

二、均值分析

為了對23個影響因素的重要性進行評價，首先使用SPSS軟件計算各個指標的平均值和標準差，并根據均值的大小進行排序，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影響長春地區一般客戶銀行選擇行為的首要五個因素分別是:服務質量、服務效率、服務費用低、銀行職工待人禮貌和自助銀行地理位置便利。而最不重要的五個影響因素分別是:在我周圍流行、被家庭使用多年、銀行的網上營銷活動、創新產品和銀行的廣告。可見，個人客戶選擇銀行時更關心的因素主要與顧客服務、服務費用低以及自助銀行的地理位置便利性相關，其中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服務質量”(均值=4.57)。而第三方的影響、創新的銀行產品以及銀行的宣傳對消費者的影響較小。如果考慮到被試者的性別差異，對男女客戶分別進行分析，最終得到了相類似的結果。如表3所示，無論男女，首要的五個因素依然主要與顧客服務、服務費用低以及自助銀行的地理位置便利性相關，而最不重要的五個因素也與之前分析相同，分別是關于第三方的影響、創新的銀行產品和銀行宣傳。對性別進行的單因素方差分析(ANOVA)進一步驗證了上述結論，如表3所示，除了“服務效率”和“存款利率高”之外，其余影響因素在性別方面沒有顯著性差異(在顯著性水平為0.05的前提下，P＞0.05)。可見在性別差異方面，分析結果與上述不區分性別的均值分析一致，即性別差異對個人客戶銀行選擇影響不大。

三、因子分析

為了提高實證研究的質量，本文還采用了因子分析的方法。因子分析是用來定義一般客戶銀行選擇標準的一種方法，有利于進一步探索影響客戶銀行選擇的潛在因子，從而以更加全面的視角看待銀行選擇行為的決定因素。本文先使用軟件分析提取23個影響因素的公共因子，公共因子提取之后再檢驗各個因子的內部一致性，刪除信度較低的因子，從而獲得可靠性更高的個人客戶銀行選擇行為的影響因素模型。用SPSS軟件對數據進行因子分析時，樣本的KMO值為0.739大于0.5，且Bartlett＇sTest的相伴概率值為0，表明適合做因子分析。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原則，提取出六個公共因子，具體結果見表4。由表4可知，六個公共因子的累計方差貢獻率達到了66.751%，表明六個公共因子提取了21①個原始指標大部分的信息。為了得到經濟含義更清晰的因子，用最大方差法進行因子旋轉，得到旋轉后的因子載荷陣，具體結果見表5。分析結果顯示:(1)表5中第一個因子F包含支行地理位置便利、自助銀行數量多、支行數量多和自助銀行地理位置便利這四個因素，共同反映了銀行網點對客戶的便利程度，因此命名為網點便利性。(2)第二個因子F2主要包含存款利率高、貸款利率低、信用卡沒有年費、服務費用低和向銀行申請貸款容易這五個價格影響因素，命名為服務價格。(3)第三個因子F3包含的五個項目分別為服務質量、服務效率、銀行重視顧客關系、營業時間的長短、周末和法定節假日營業。因子F3在服務質量、服務效率、銀行重視顧客關系三個因素上的載荷較多，在營業時間的長短和周末及法定節假日營業上的載荷相對較少。營業時間的長短和周末及法定節假日營業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反映銀行的顧客服務狀況，因此可以把第三個因子命名為顧客服務。(4)第四個因子F4包括創新產品、銀行的廣告、銀行的網上營銷活動三個指標，這三個指標描述的是銀行對客戶的宣傳活動，因此將第四個因子命名為銀行宣傳。(5)第五個因子F5包含銀行職工待人禮貌和銀行的公共關系活動兩個影響因素，反映了銀行自身的形象塑造行為，因此將該因子命名為形象塑造。(6)第六個因子F6由被家庭使用多年和家人、朋友或親戚的建議兩個指標構成，描述的是第三方對個人客戶銀行選擇行為的影響，因此將其命名為他人建議。因子分析過程中計算得出的因子方差貢獻率反映的是各個因子的相對重要性，表6顯示了各個因子的方差貢獻率。由表6可知，六個因子中最重要的三個因子(方差貢獻率由大到小)分別為因子F1、因子F2和因子F3。因子F1的方差貢獻率為26.166%，說明了網點便利性是影響個人客戶銀行選擇的最重要因子。因子F2的方差貢獻率為13.014%，表明服務價格是影響個人客戶銀行選擇的次要因子。因子F3的方差貢獻率為8.375%，是影響個人客戶銀行選擇的第三重要因子。通過對各因子重要程度的評價可知，個人客戶在選擇銀行的時候，十分重視銀行的網點便利性、服務價格以及顧客服務，該結果與上述均值分析的結果基本一致。在因子分析之后，為了進一步了解上述影響因素及提取的各個因子在評價客戶銀行選擇行為的可靠性，本文使用克朗巴哈(Cronbach)內部一致性系數(α系數)對數據進行了可靠性檢驗。分析顯示，該指標體系總體的α系數為0.826，六個因子的α系數如表6所示。檢驗結果表明，因子F5的α系數較低，因此將該因子從模型中刪除，其余的因子都通過了檢驗，α系數都大于0.5，表明該評價模型具有較高的信度。最后，從因子的整體結構可以發現，提取出來的公因子與理論預測比較一致。表7為因子分析結果與理論預測相對比的模型，由表7可知模型擬合結果比較一致。

四、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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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高了中小銀行的服務意識。在我國金融行業發展的早期，銀行缺乏一定市場營銷意識，在推出一些金融產品時忽略了客戶的需求。在利率市場化之后，許多銀行認識到不能再坐等客戶上門，而是應該掌握主動權，在推出金融產品的同時，更加充分了解了不同層次的客戶的不同需求，開發出不同類型的金融產品，更加符合市場的要求。在市場營銷方面也做出了重大改變，把客戶作為服務中心，從各個方面全面提高了服務質量。

2.推動了中小商業銀行的創新。推行利率市場化之后，銀行獲得了定價自，一定程度上促使銀行的金融產品進一步創新。加上利率市場化之后各個銀行之間的競爭比較激烈，這又促使了銀行在金融產品方面的創新，這種壓力狀態下，賦予了中小商業銀行的創新動力，保住了中小商業銀行的市場份額。

3.推動了中小商業銀行優化配置。在利率市場化之后，中小商業銀行迫于行業競爭壓力，工作對象逐漸變得具有針對性。在對信貸資金的投入上逐漸向一些中小型企業轉變，部分發展較好的中小型企業需求的資金量比大型企業要少，也符合了中小商業銀行的要求。這種投資的轉型將信貸資金的配置變得更加合理化，發展良好、資金缺乏的中小企業有了貸款資金的支持，變得更加具有市場活力，也能給中小商業銀行帶來持續穩定的收入，實現雙贏。

二、我國中小商業銀行應對利率市場化的具體措施

1.準確定位，了解不同客戶需求。在推行市場利率化之后，中小商業應該及時明確自身的市場地位，確定中心，抓住中心理念不動搖。目前激烈的金融市場競爭，歸根結底是價格的競爭、服務的競爭、風險和成本控制能力的競爭上。從價格、風險和成本控制能力的競爭兩方面，中小商業企業弱于大型商業銀行，所以中小商業銀行應該清楚認識當下局勢，了解并確定自身定位。中小商業銀行的地域限制也給銀行帶來一定契機，在了解客戶需求上不需要花費太多的人力和資金，還能夠制定出具有當地特色的金融業務，更加符合客戶需求。在加強銀行工作人員的質素方面，也是在服務競爭中獲取優勢的途徑之一，將服務作為中小商業銀行競爭的優勢之一，為客戶提高不同的金融方案，滿足客戶的不同需求。

2.開發更多的金融產品降低利率市場化帶來的風險。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不斷深入，利率波動的風險也十分不穩定。許多中小商業銀行的客戶主要是一些中小型企業，這些企業的情況不同，需要的信貸產品也不相同。抓住這個契機，中小商業銀行可以根據不同企業的不同需求，具有針對性的推出適合于各個企業的不同金融產品，并為這些企業提供咨詢、評估等服務。

3.把握時機，結合實際擴大銀行規模。制約中小商業銀行發展的另一個缺陷就是網點少，規模小，不僅影響中小商業銀行的業務的推廣，還增加了客戶的流失率。所以在擴大銀行規模上，主要重點方向應該放在網點的建設上。在推行網點的建設時，不能盲目擴張，需要做好充分的準備，從人員的準備到異地分行風險處理的預警措施等等方面，只有做好了十足的準備工作才能順利推行網點工作的建設。還需要對想要建設網點的當地進行考察，如果當地的金融市場已經飽和，就需要換地點建設網點。

4.拓寬業務范圍，抓住重點優質客戶。中小商業銀行可以在獲取客戶資源的方面拓寬渠道。例如通過對一個客戶服務，爭取將客戶周邊的一些潛在客戶進行重點跟蹤，了解其潛在的需求。在客戶的選擇方面，優質的客戶不僅具有良好信譽，還能夠持續穩定的為銀行帶來利潤。許多中小商業銀行的客戶群主要集中在一些中小型企業、個體工商戶，抓住其中的優質客戶，具有針對性的制定信貸方案。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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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商業銀行;利率風險;經營風險;利率市場化

商業銀行是以經營工商業存款、放款為主要業務,并以獲取利潤為目的的貨幣經營企業。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是伴隨著其建立而產生的,隨著業務的不斷發展和市場競爭的加劇,其經營風險也呈現出復雜多變的特征。尤其是在我國逐步放開利率、實行利率市場化的情況下,利率風險已成為商業銀行經營的一種主要風險。

一、我國商業銀行利率風險的主要表現形式

對于商業銀行來說,利率風險就是指商業銀行由于利率政策設定不當而給其自身帶來損失的可能性,其主要特征是市場利率波動造成商業銀行持有資產的損失和銀行收支凈差額產生風險。根據市場化利率的特征,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在《利率風險管理與監督原則》中,把商業銀行在經營過程中所面臨的利率風險分為:重定價風險、收益曲線風險、基差風險和期權性風險。

(一)重定價風險

重定價風險是利率風險最基本、最常見的表現形式,其根本原因是資產負債在總量及期限結構上的不匹配。資產負債結構失衡對于我國商業銀行尤其突出。具體表現為:資產與負債總量之間比例關系不合理;存在以短期存款支持長期貸款的期限結構;在利率市場化下,同期限的存貸款之間的利差不合理,體現為存款成本的上升和優質信貸資產利率的下降。

(二)基差風險

基差就是現貨市場和期貨市場上的利率或價格差。用公式表示為:基差=現貨市場價格(利率)-期貨市場價格(利率)。一般來說,基差風險的主要來源包括以下4個方面:套期保值交易時期貨價格對現貨價格的基差水平及未來收斂情況的變化;影響持有成本因素的變化;被套期保值的風險資產與套期保值的期貨合約標的資產的不匹配;期貨價格與現貨價格的隨機擾動。我國商業銀行目前貸款所依據的基準利率一般都是人民銀行所公布的利率,因此基差風險比較小。但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商業銀行因業務需要,可能會以LIBOR或者美國國庫券利率為參考,因此而產生的基差風險也相應增加。

(三)收益曲線風險

收益曲線風險也叫收益率曲線風險,是指由于收益曲線斜率的變化導致期限不同的兩種債券的收益率之間的差幅發生變化而產生的風險。重新定價的不對稱性也會使收益率曲線的斜率、形態的變化對銀行的收益或內在經濟價值產生不利影響,當收益曲線的意外位移對銀行的收益產生不利影響時,從而形成收益率曲線風險。例如,若以5年期政府債券的空頭頭寸為10年期政府債券的多頭頭寸進行保值,當收益率曲線變陡的時候,雖然上述安排已經對收益率曲線的平行移動進行了保值,但該10年期債券多頭頭寸的經濟價值還是會下降。

(四)期權性風險

期權性風險來源于銀行資產、負債和表外業務中所隱含的期權。一般而言,期權賦予其持有者買入、賣出或以某種方式改變某一金融工具或金融合同的現金流量的權利,而非義務。期權可以是單獨的金融工具,如場內(交易所)交易期權和場外期權合同,也可以隱含于其他的標準化金融工具之中,如債券或存款的提前兌付條款、貸款的提前償還等等。我國商業銀行具有內含期權風險,主要有兩種:核心存款客戶的隨時取款風險;借款人的提前償付風險。

二、我國商業銀行利率風險管理現狀

(一)利率市場化進程可能導致的利率風險

利率市場化賦予了商業銀行資金定價的自,這為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但在推進利率市場化的進程中,利率的頻繁波動更加大了商業銀行的風險。

1、資產和負債期限結構不一致導致收益不穩定。商業銀行的凈利差收入取決于資產和負債的數額、期限和結構,由于我國商業銀行的利率敏感性缺口風險較大,加之其利率敏感性資產與利率敏感性負債的不匹配,在利率市場化進程中,利率頻繁波動極易影響商業銀行的資產和負債。而當其資產與負債的期限結構不一致,或者資產與負債的利差波動不同步時,銀行收益變動的風險更大。

2、銀行間的利率競爭加大了貸款風險。利率市場化給予了商業銀行更廣泛的自主經營空間,同時也加劇了它們之間的競爭。這種競爭可由各金融機構或金融工具間利率水平差距縮小來體現,它使得利率成為銀行競爭優質客戶、爭奪優良項目和擴大資金來源的重要工具。為追求短期收益,在存款利率大幅度上升即銀行成本大幅度提高的同時,商業銀行勢必相應地提高貸款利率,其結果必然是刺激風險貸款需求增加,償還能力較強的低風險企業可能因利率過高而退出信貸市場,而那些償還能力較弱、具有高風險的企業則充斥著信貸市場。

3、利率調整的時間、幅度不同可能產生基差風險。回顧近幾年我國存貸款的調整,每次調整中存貸款利率的變動都是不同步的。如從1996年起,人民幣1年期存貸款利差最大為3.6%、最小為1.8%,存貸利差處于不斷變化中。利率市場化進程中,激烈的市場競爭將導致利率波動加劇,當商業銀行根據基準利率的變化調整存貸款利率水平時,利率基差風險將會更大,這必然影響銀行正常的利息收入。

(二)現階段我國商業銀行利率風險管理存在的問題

1、對利率風險管理缺乏足夠認識。由于我國利率長期受到嚴格管制,20世紀90年代以前,官方利率基本穩定不變,商業銀行根本沒有利率風險意識。雖然隨著近幾年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速推進,對于利率風險的認識有所加強,但由于我國商業銀行之前最突出的問題是不良資產比例過高,現行管理偏重于防范信貸風險,在利率風險管理方面存在嚴重的問題,缺乏對風險管理的重視。而利率風險管理又是一項技術性較強的系統工程,適應中國特色的利率風險管理理論上處于探索階段,導致我國商業銀行目前對利率風險管理的理論和方法了解和認識不夠。

2、利率風險內部管理體制不健全。作為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的核心內容,利率風險管理需要一套嚴密、科學、權威性的組織體系和決策機制。現階段我國的商業銀行常常是由某一部門負責執行央行的利率政策,從而缺少商業銀行自身的利率風險管理政策和有效的決策機制以及利率風險的內部控制機制。同時,在硬件方面,由于缺乏有關利率風險管理的系統軟件,利率風險管理的基礎數據很難采集,信息加工處理很難正常運作,很難及時、準確進行利率風險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導致利率風險管理方法手段滯后,難以適應利率市場化對利率風險管理的要求。

3、資產負債結構單一。從資金來源和運用來說,我國商業銀行獲取和運用資金的渠道比較單一。然而在負債方面,我國商業銀行負債基本上是被動的。負債種類少,融資渠道單一,存款負債占較大比重是我國商業銀行的一大特點。我們以中國建設銀行為例,在資產方面,中國建設銀行的貸款資產占較大比重。2002年,設銀行貸款占總資產比例為57.29%。其中,公司、房貸和個人消費貸款,分別占貸款總額的71.32%、26.9%和1.78%。可以看出,信貸資產以公司為主,房貸和個人消費貸款所占份額較少。這樣的資產結構,既不利于分散風險,也不利于資金周轉。在負債方面,負債種類少,融資渠道單一,存款負債占較大比重。2001年末,存款占總負債的比例為82.34%;2002年末,為84.32%,銀行很少通過同業拆入或金融市場籌集資金。

三、完善我國商業銀行利率風險管理的解決對策

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利率市場化已是一個必然的發展趨勢。根據我國商業銀行在利率風險方面面臨的實際情況,結合我國利率市場化的進程,商業銀行具體需在以下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一)增強對利率的預測能力

要達到控制風險的目的,必須對市場利率變動和走向做出科學的預測。影響利率變動的因素眾多,因此商業銀行應一方面加強宏觀經濟的研究,從多種渠道收集反映經濟情況、貨幣政策的信息,對利率走勢做出較為合理的預測分析,提高對市場的敏感度,尤其對中央銀行的貨幣供應量、公開市場操作的動向、再貼現率、再貸款率等更應時刻關注;另一方面應摸清本行的利率水平與結構,分析各相關因素對利率的影響程度,當外界環境或內部條件變化時能及時調整利率水平。同時,商業銀行應積極開發利率風險度量模型,觀測影響利率的主要因素的發展變化,從定性分析發展到定量分析,根據度量的結果對風險進行規避。

(二)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統

對于商業銀行來說,借助現代信息技術、建立高效的風險信息管理系統、實時監測資產負債業務的利率風險頭寸、提供及時可靠的信息支持等是其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對于分支機構眾多的商業銀行,其總行對整體利率風險頭寸的調整必然導致各分支機構之間資金的頻繁往來,因而應在總行與各分支機構之間建立起暢通的資金流通渠道,以確保對利率風險控制的及時性和有效性。

(三)建立健全利率風險內控機制

統一管理資金并完善內部資金價格形成機制,是商業銀行防范利率市場化風險的關鍵措施之一。通過資金集中管理和內部資金價格進行預算管理,加強風險總量控制和轉移,實現全行經營目標和風險制衡與轉移,構建業務垂直管理和業務風險垂直管理的運行機制。

(四)強化資產負債比例管理

資產負債管理貫穿于銀行利率風險管理的全程,對負債成本、資產盈利和市場利率的變動進行經常性的綜合分析是商業銀行的重要任務。隨著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推進,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率對市場利率變動的敏感性增強,市場利率的變動可以通過增加負債成本、減少資產收益、降低所有者投資價值的方式對銀行經營產生不利影響。因此,商業銀行應及時采取必要的措施,優化資產負債結構,盡可能使利率變動帶來的負債成本變動和資產盈利變動相抵,從而規避利率變動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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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卓文琴.商業銀行利率風險管理方法探究[J].合作經濟與科技,2008(4).

4、黃玉娟.論我國商業銀行利率風險管理機制的構建[J].科技創業月刊,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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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近兩年，我國利率市場化步入實質性階段，現行的信貸風險管理體制已不適應改革的步伐，商業銀行想要在利率市場化進程中立于不敗之地，需要改善信貸風險管理體制。本文對這些問題做簡要的探討。

一、利率市場化與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分析和對策研究

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的加快，我國商業銀行也必將面臨日益嚴重的利率風險，主要包括重新定價風險、選擇期權風險和其他風險等。選擇市場基準利率、研究利率期限結構構造及進行利率預測，是商業銀行利率風險管理的前提。

1目前商業銀行面臨的利率風險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重新定價風險：主要來源于資產負債在總量及期限結構上的不匹配。我國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結構失衡的問題十分突出，一是在總量結構上資產與負債總量之間沒有保持合理的比例關系，由于有效信貸需求不足，資金運作渠道有限，造成大量資金積壓，承受著持續利率調整的風險。二是在期限結構上，普遍存在著以短期存款支持長期貸款的情況。三是在利率結構上，同期限的存貸款之間沒有保持合理利差，利率市場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存款成本的上升和優質信貸資產利率的下降造成存貸利差的下降。

(二)基差風險：即使當商業銀行資產和負債的差額為零時，由于實際利率調整中存貸利率調整幅度往往不一致，同樣使商業銀行面臨利息收入下降的風險。利率市場化后，各行均有權制定存貸款利率，激烈的市場競爭將導致利率波動加劇，利率基差風險加大。

(三)選擇權風險：根據我國有關政策，客戶可以根據意愿決定是否提前提取定期存款，而商業銀行只能被動應對，在利率下調時，客戶可以保持定期存款獲取高利率；而利率上升時，則可以提前支取再存，以獲取高利率。對于貸款，一些優勢客戶往往在利率下調時，要求提前還款再以較低的利率貸款。

2加強商業銀行利率風險管理對策

(一)適應央行宏觀調控方式的變化，做好利率走勢分析。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加快，央行對商業銀行的監管逐步走向間接，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存款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來傳導政策意圖，間接實現金融宏觀調控。因此，商業銀行要關注央行政策舉措，捕捉政策信號，準確預測政策走勢，及時調整經營策略，以減少政策性風險。

(二)加強以利率風險管理為中心的資產負債管理。一是積極運用敏感性缺口理論和技術，在準確預測和測量利率風險的基礎上，調整資產負債結構，使缺口值始終適應利率變化方向，降低差額風險。二是采用投資組合、新產品開發以及借人資金等利率風險管理手段來控制利率風險；三是隨著金融市場發展和交易品種的增多，可以通過表外項目對利率風險進行控制。

(三)構建適應利率市場化的定價機制。資金定價的目的是收回商業銀行付出的各項成本、實現發展目標、獲取目標利潤、有效控制風險、實現資產負債結構優化。因此，建立科學、合理的資金定價體系是商業銀行取得競爭優勢，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工具。

(四)建立利率風險防范機制。一是利率風險預警機制，建立利率風險指標體系，能直觀反映商業銀行利率風險水平，準確評判利率風險損失值。二是利率風險規避機制，在準確預測和測量利率風險的基礎上，調整資產負債結構，降低差額風險。三是利率風險分散機制，將資金投向不同區域、行業、企業，形成資金在地區、行業和企業問的合理配置，以風險的分散平衡原理，優化風險組合，分散風險損失；四是利率風險轉移機制，通過一定的工具，如利率互換期權期貨等，使利率風險轉移或置換，以降低資產負債的利率風險度。五是利率風險補償機制，在利率風險發生并造成損失時，通過一定的途徑和方式取得補償。如在辦理資產或負債業務時，附打一些保護性條款，在利率發生急劇變化并發牛損失時，從其他渠道及時得到補償。

(五)建立合理高效的利率風險管理運作機制。一是要建立完善的利率管理組織。在商業銀行內部設立專門的利率管理部門，負責制定利率管理辦法和制定具體的實施細則；研究央行、市場利率走向及對本行經營成果的影響；制定系統內往來利率和外部資金基準利率；指導和檢查利率政策貫徹執行情況。二是合理劃分利率風險管理的職責。明確利率風險管理的具體部門和人員，并保證在利率管理程序的重要環節上分工明確，避免“扯皮”現象發生。如計財部門作為利率主管部門，負責基準利率的確定。各對外業務部門根據客戶綜合貢獻度、業務風險等因素，在基準利率上進行上下浮動，制定對不同客戶、不同業務的差別定價。當然，這些必須經利率政策管理委員會審議后執行。三是科學制定利率風險管理操作程序。利率主觀和利率執行部門要定期對利率執行情況進行調研，并向部門負責人提交分析報告及建議。部門負責人審查同意后，向利率政策管理委員會提交議案后執行。

(六)做好利率風險管理的基礎工作。一是加快利率風險管理程序和數據庫的建設，提高信息處理能力和反饋水平，為進行敏感性缺口分析等控制利率風險手段提供技術支撐。二是加強利率管理人員的培養，造就一只能熟練掌握和運用利率風險管理技術的隊伍。三是借鑒吸收西方商業銀行利率管理技術，結合國內利率風險實際狀況，研究出適合自己的利率風險管理體系。

二、信貸擴展化與商業銀行風險管理分析與對策研究

隨著我國消費信貸市場空間不斷拓展，住房信貸、汽車信貸、耐用消費品信貸、助學信貸等業務獲得迅速發展，消費貸款規模的不斷擴大，該項業務中存在的問題和風險也逐步暴露出來，商業銀行應加強對消費信貸風險的分析與識別，以便及時采取措施，防范消費信貸風險。

面對消費信貸的發展過程出現的各種風險，商業銀行急需建立一套防范消費信貸的風險管理體系，具體應從以下幾方面人手：

(一)建立科學的個人信用評價體系。

在建立全社會個人信用制度和信用檔案的基礎上，各銀行還應根據自身業務特點和發展戰略制定具體的個人信用評價體系，以此作為放貸的基本標準，使之從源頭上發揮防范信貸風險的作用。

信用評價體系一般采用積分制，具體分成四個部分：①基本情況評分②業務狀況評分③設立特殊業務獎罰分④根據上述累積得分評定個人信用等級，針對這幾點本文不再做詳細的講解。

(二)建立銀行內部消費信貸的風險管理體系。

從跟蹤、監控人手，建立一套消費信貸風險的預警機制，加強貸款后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跟蹤監控，掌握借款人動態，對借款人不能按時償還本息情況，或者有不良信用記錄的，列入“問題個人黑名單”加大追討力度，并拒絕再度借貸。

要進一步完善消費貸款的風險管理制度，逐步做到在線查詢、分級審查審批，集中檢查。從貸前調查、貸時審查、貸后檢查幾個環節明確職責，規范操作，強化稽核的再檢查和監督。

銀行內部要建立專門機構，具體辦理消費信貸業務，同時建立消費信貸審批委員會，作為發放消費信貸的最終決策機構，做到審貸分離，形成平衡制約機制，以便明確職權和責任，防范信貸風險。

(三)實現消費貸款證券化，分散消費信貸風險。

在證券化過程中，商業銀行將其持有的消費信貸資產，按照不同地域、利率、期限等方式形成證券組合，出售給政府成立的專門機構或信托公司(SPV]，由其將購買的貸款組合經擔保和信用增級后，以抵押擔保證券的形式出售給投資者。由于消費貸款具有利率、借款人違約、提前償還等多種風險，通過SPV對證券組合采取擔保、保險、評級等信用手段可保護投資人的利益，同時也降低了發行人的融資成本。同時，抵押擔保證券以消費貸款的未來現金流量為基礎，期限較長，相對收益風險比值較高，為金融市場中的長期機構投資者提供了較理想的投資工具。

(四)進一步完善消費貸款的擔保制度。

消費信貸與其他貸款不同，借款人是一個個的消費者，貸款購買的是超過其即期收入限度并較長時問才能歸還貸款的財產或耐用消費品。因此，在發放消費貸款時，用抵押、擔保作還款保證顯得十分重要。我國要盡快健全抵押擔保制度。

(五)實行浮動貸款利率和提前償還罰息。

1．人民銀行應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在利率浮動比率、貸款比例和期限安排上，給商業銀行以更大的余地，以便更好地為客戶服務，更好地防范風險。同時，應允許商業銀行在辦理消費信貸業務中收取必要的手續費、服務費，以補償商業銀行信貸零售業務付出的成本。

2．對貸款期限長、利率風險大的住房貸款尺．決實行固定利率和浮動利率并行的利率制度。通過消費者對兩種利率的自由選擇，增加消費者的風險和收益意識，規范消費者和銀行之問的行為方式和業務往來。

3．實施提前還款罰息制。由于消費信貸一般為長期貸款，利率變化將導致銀行蒙受利率損失的可能。當利率下跌時，消費者會提前償還固定利率的貸款，而以較低的利率舉借新債。借新債還舊債，會導致銀行喪失貸款收益，并給銀行重新安排資金造成困難。為此，銀行應收取高于預定利率的罰息，彌補信貸資產損失。

篇5

【關鍵詞】存款利率市場化 中小銀行 定價方法 博弈論

2012年，人民銀行兩次調整存貸款基準利率并擴大利率浮動區間，對所有商業銀行來說都是一場博弈。如何進行存款定價，既能利用政策增強存款吸引力，又能提高資產負債綜合管理水平，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存款浮動區間擴大后，各類商業銀行存款定價經過短暫的波動調整后，迅速達到穩定狀態，目前大概呈現“法人機構高于股份制銀行、股份制銀行高于國有銀行”和“活期高于定期、短期高于長期”的總體特征。我們選擇Z市作為監測地區，以城市商業銀行Q銀行（Q銀行是Z市的一家城市商業銀行，Z市共有工、農、中、建、交、農發、浦發、興業、中信、招商、光大、郵儲、農信社以及Q銀行14家商業銀行）為例，分析中小銀行與五大行（工行、農行、中行、建行、交行）為代表的大銀行相比，在存款定價中經過了怎樣的思考和選擇。

一、基于博弈論角度的存款定價行為分析

下面分別用短期行為模型和長期行為模型分析：

（一）短期行為模型分析

智豬博弈模型是一個著名的實力不均衡對抗者之間博弈的例子。假設豬圈里有一頭大豬、一頭小豬。豬圈的一頭有豬食槽，另一頭安裝著控制豬食供應的按鈕，按一下按鈕會有10個單位的豬食進槽，但是誰按按鈕就會首先付出2個單位的成本，若大豬先到槽邊，大小豬吃到食物的收益比是9∶1；同時到槽邊，收益比是7∶3；小豬先到槽邊，收益比是6∶4。那么，在兩頭豬都有智慧的前提下，最終結果是小豬選擇等待。

2012年6月8日，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將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由基準利率調整為基準利率的1.1倍。作為決策者的五大行首先做出定價選擇，活期上浮10%，一年期以內的定期存款保持在調息前的基準利率水平，一年期以上的定期存款則維持在調息后的基準利率水平，除活期存款外其他各檔存款利率均未一浮到頂；作為競爭者的全國股份制銀行和地方法人也紛紛做出上浮利率的決定，其中大部分股份制銀行在一年期以內短期存款上用滿了上浮空間，農信社短期存款也選擇上浮到頂，而Q銀行卻選擇跟隨五大行定價。

（二）長期行為模型分析

斯塔克伯格模型試分析長期行為的有效模型，假設市場上有兩個廠商，這兩個廠商的決策內容是產量。在這兩個廠商中，一方較強一方較弱，因此他們的產量決策是有較強的一方先進行選擇，較弱的一方則根據較強一方的產量選擇自己的產量。由于這兩個廠商的選擇不僅有先后之分，且后選擇的廠商在選擇時知道前一個廠商的選擇，因此此模型是一個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本博弈還揭示了一個事實：在信息不對稱的博弈中，信息較多的博弈方（如本博弈中的廠商2，在決策之前可先知道廠商1的選擇）不一定能得到較多的利益。

2012年7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將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下調0.31個百分點。7月6日，Z市各金融機構紛紛上調存款利率，但上浮幅度卻有所差異。五大行活期存款和一年期以上定期存款保持本次調息后的基準利率，一年期以內的定期存款則維持了調息前的基準利率；而股份制銀行和Q銀行的活期存款和一年以內的定期存款上浮至基準利率的1.1倍，一年期以上的定期存款則維持了調息后的基準利率。但是僅過一天，Q銀行決定從7月8日起，所有檔次的存款利率均上浮至基準利率的1.1倍。通過兩次博弈過程可以看出，Q銀行從第一次博弈中的價格跟隨者，逐步發展成為價格制定者或者價格先行者，但在這個博弈過程中，Q銀行卻不一定能得到較多的利益。

（三）Q銀行博弈行為的原因分析

1.從短期看，Q銀行行為符合智豬博弈模型，是價格的跟隨者，穩定市場份額是其主要目的。2012年9月末，五大行各項貸款余額占Z市的份額為55.8%，而Q銀行的份額僅為10.7%，為穩定市場份額Q銀行選擇跟隨定價。從智豬模型看，充當小豬一角的Q銀行選擇跟隨定價為最優選擇，在短期內實現了納什均衡。

2.從長期看，Q銀行行為符合斯塔克伯格模型，逐漸成長為價格主導者，此時擴大市場份額，增加流動性是其主要目的。Q銀行成為價格主導者的原因主要是：

（1）在監管部門存貸比的嚴格控制下，Q銀行只能通過增加存款來增加貸款投放空間，進而保證盈利水平。增強存款吸引力，是目前快速地、直接有效地保持盈利水平的手段，進而對增加存款和保持存款穩定性的要求增加，存款利率定價上必然要體現競爭性。

（2）以較高的存款價格來彌補儲戶認知程度低、營業網點分布少等劣勢影響。尤其在目前房地產、股市等投資渠道低迷、儲蓄存款對利率彈性增強的情況下，通過提高利率，可以有效穩定老儲戶，增加新儲戶。

（3）Q銀行利率支出彈性相對五大國有行較小，利息支出對利率提高的敏感性較低，從成本角度看有優勢。

（4）Q銀行貸款利率定價高，利差大，對存款利率上浮的承受能力強。據調查，Q銀行貸款定價基本為基準利率上浮30%—50%，有的甚至高達70%，而五大行貸款定價相對較低，大部分貸款上浮幅度僅為10%-20%。

二、中小銀行優化經營管理的路徑選擇

存款利率浮動區間上限擴大到基準利率1.1倍，是利率市場化進程中存款定價上的里程碑式變革。與市場地位穩固、抗風險能力強的大行相比，中小銀行所受影響將更加明顯。一是存貸利差收窄，盈利能力降低。據測算，2012年兩次政策調整后，Q銀行存貸利差縮小39.5個基點。二是從短期看，資產負債結構匹配度弱化，需要若干配套措施和一定的調整時間，這期間的短期陣痛往往在所難免。三是傳統業務縮水，表外業務增長。

隨著利率市場化的進一步推進，尤其是存款利率上浮空間的進一步放開，以Q銀行為代表的中小銀行應經必將面臨更大的挑戰和機遇。為更好的適應利率市場化的推進，應及時優化調整管理思路：

（一）大力豐富金融產品，促進替代性負債產品發展

鼓勵發展直接融資特別是證券投資基金和企業債券市場，允許商業銀行發行長期債務工具、發起設立證券投資基金等，從而引導金融市場向縱深發展。

（二）大力發展中間業務，減少對存貸利差收入的依賴

相對國外中間業務占比40%-50%而言，中小商行的中間業務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而利率市場化對銀行傳統盈利模式的挑戰也進一步提升了中間業務的重要性和發展的緊迫性。可以通過細分客戶市場，加大市場營銷力度，創新服務品種，提升服務檔次，優化資源配置，建立科學高效的中間業務激勵機制和管理體制等措施大力發展中間業務。同時，大力發展基金托管、保險、證券投資、保險、銀證合作等非金融業務也可以直接增加中間業務收入來源。

（三）切實提高市場化的存貸款定價能力

第一，應加快建設按產品、客戶和部門進行細分和成本核算的財務管理機制，為金融產品的合理定價提供依據和標準。第二，應加快建立能夠靈敏地反映市場價格的內部資金價格轉移體系，通過與市場資金價格相聯系的內部資金轉移價格來有效調節總分行之間、資金來源與運用部門之間的利益，并影響業務部門的決策。第三，應按照新《巴塞爾協議》關于信貸風險評估的要求，盡快開發科學有效的信貸風險評級系統，使其能夠正確地評估貸款的違約率和違約損失率，實現對貸款風險的有效度量和評估。第四，應盡快建立分級授權的金融產品價格決策與管理機制，形成總分行各司其責、各掌其權的分散和集中結合的科學定價決策體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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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安全.中國利率政策的傳導機制研究[D]. 廈門：廈門大學博士論文，2009.

[4]趙慶明.對當前存款利率市場化形勢的分析與思考[J].國際金融，2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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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存款保險制度；金融安全；銀行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4）12-0053-02

存款保險作為一種保護商業銀行等存款機構金融安全的一種制度，現在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可。存款保險制度是指由符合條件的各類存款性金融機構集中起來建立一個保險機構，各存款機構作為投保人按一定所有存款比例向其繳納保險費，建立存款保險準備金的一種金融保障制度。

1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及其組織分類

1933年，在經歷了經濟大蕭條之后的美國，根據其一百多年來在各州的實踐經驗結論，建立了其在聯邦范圍內的銀行存款保險制度。此后，從20世紀60年代起，頻繁發生的銀行危機促使越來越多的國家政府開始將選擇存款保險制度作為保證其國內銀行存款安全與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制度。截至目前，全球已有超過110個國家建立了不同類型的存款保險制度，其中實行顯性存款保險制度的國家超過了100家。目前，相對于絕大多數已經建立了相應制度的歐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在該制度建設上進展較小，建立一個顯性的銀行存款保險制度體系已經成為各發展中國家金融改革中的一項重要課題。

存款保險制度是指可以吸收存款的金融機構為保證存款者提取存款，需要將其吸收的存款按照一定的比例向存款保險機構投保，購買存款保險，當存款機構出現危機，瀕臨破產而不能支付存款時，由存款保險機構代為支付保險金。

銀行存款保險制度發展至今，其組織形式主要有三種，包括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實行的由政府直接出面建立，日本、荷蘭、比利時等國家實行的政府與銀行界合作共同建立，以及德國的銀行業同企業聯合建立這三種方式。對參加存款保險的方式也有三種，分別為日本、加拿大等國實行的強制保險、德國實行的自愿保險，以及美國實行的強制與自愿結合這三種形式。從長期的發展趨勢來看，政府主導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已經成為一種主流形式，并且大多數國家會強制要求所有的銀行類存款機構加入保險體系。

2銀行存款保險制度的理論基礎

銀行的功能包括通過吸收存款向社會提供流動性保險、通過向借款人提供融資支持提供信用貸款、將提供信貸與提供流動性結合起來以及將貨幣、信貸和支付服務結合起來等，并且銀行將會在很長一段時期中扮演金融核心的角色，因此銀行的安全對經濟的發展產生重大深遠的影響。

但是，當存款人對經濟預期悲觀，對于某個銀行甚至是銀行系統失去信心或者某些社會事件發生時，便有可能出現銀行擠兌現象。尤其是一些小型銀行，小銀行在與大銀行競爭時往往處于弱勢地位，其吸收的存款數量較少，因此其資金難以通過構建資產管理模型，投資于多個不同的市場來分散風險，更容易出現資金流通性問題。一旦某銀行出現擠兌現象，因傳染效應的存在，會導致該銀行甚至是整個銀行系統出現資金流動性不足的現象，這樣導致的銀行破產會引發后果慘重的銀行危機。為了防止銀行危機對社會經濟產生難以估量的破壞，必須采取措施避免這一狀況發生。

關于解決擠兌現象，世界上不同國家采取過多種不同的方案，主流方案有三種：一是暫停兌付存款，即當社會中存在優于在銀行進行存款的情況時，會對某些經濟主體產生激勵效果，促使其提前取款。當銀行在某段時間內出現提款太多的情況后，銀行可以采取一定時間內暫停兌付的措施，通過消除一些經濟主體提前取款的激勵而達到阻止兌付的目的。在某些情況下，暫停兌付是一種比較好的解決辦法，但是單純地通過停止兌付來防止擠兌，會造成社會資金無法在某一時刻到達最有效率的地方，是一種低效的措施。二是最后貸款人機制，這是中央銀行在商業銀行出現擠兌導致的流動性緊張時提供流動性的支持，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應急措施，但有些專家認為最后貸款人制度可能擾亂資源的最優配置，應該限定在公開市場操作上。三是存款保險制度，政府提供存款保險使銀行存款合約的風險性更低，保證了對兌現所有存款者承諾的回報。由于私人保險公司的資金量有限，能夠提供的保險規模有限，因此存款保險需要由政府提供，政府以其真實稅款作為兌現存款的保險，來保證存款人的資金安全。從實踐效率來看，存款保險制度與最后貸款人機制可以更好地達到防止銀行出現擠兌而造成的風險。

3中國存款保險制度模式探究

中國需要立刻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但一項制度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何時建？怎樣建？如何發揮其作用，這些問題都需要被回答。

目前，我國正在逐步放松對銀行業的監管，包括銀行利率市場化的一步步推進，從2013年7月20日起，中國人民銀行將全面放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市場也普遍反映中央銀行很快將放開存款利率上限。利率市場化后，利率的高低將由貨幣市場的供求來決定，包括利率決定、利率傳導、利率結構和利率管理等方面的市場化。利率的市場化將利率的決定交給了金融機構，在增強金融機構業務自主性的同時，金融機構承擔的風險也相應增加。當利率市場化后，如果沒有存款保險制度，存款人的財產將面臨很大的風險。同時，存款保險制度也是推進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金融機構準入和退出機制、資本項目的開放、金融機構破產機制等一系列基本制度的基礎和保證。此時正是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絕佳時機。

筆者認為，我國《存款保險條例》應有以下基本特點：

（1）我國存款保險制度應該使存款機構強制加入，政府要求金融機構強制性的加入存款保險可以加強對各個存款機構的統一監管，從世界上其他國家來看，大多數國家采用強制措施要求其他銀行加入，強制性加入是大勢所趨。

（2）應建立獨立的存款保險公司來負責管理和運作存款保險。公司制的存款保險機構可以實現效率的最大化，減輕了中央銀行的負擔。當然，在存款保險制度建立初期，可以由央行來負責存款保險的日常管理。

（3）存款保險機構應該從中央銀行中獨立出來，但同時它也應該接受中央銀行、財政部、銀監會、證監會或者保監會等部門的監管，其合理運作需要高度關注。

（4）存款保險在額度和類型上應該進行差別對待，大多數國家都認為對單個存款人或存款賬戶保險金額設立一個上限，這樣在保證存款人財產安全的同時，也可以促進存款人參與到銀行存款的監管上來，我國可以借鑒世界其他國家設立存款保額。

（5）存款保險運作模式應為基金運作模式，對于失敗破產銀行的存款人的賠付資金便來源于存款保險基金。目前，多數國家都設立了存款保險基金，并且一般僅設立一個存款保險基金。

在保證這些基本特點的同時，我們加強對銀行的持續性的風險監管，將市場約束機制引入，建立行業自律、行政監管、市場約束三位一體的銀行監管模式，敦促銀行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銀行的公開度，建立實行銀行評級，加強外部審計，通過這些措施保證金融系統的正常發展。

參考文獻：

[1]蘇寧存款保險制度設計——國際經驗與中國選擇[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2]何光輝存款保險制度研究[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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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負債業務是商業銀行開展其他業務的必要條件，是銀行間競爭的重要領域。能否在存款競爭中取得優勢，關鍵在于存款產品供給的創新。立足于我國商業銀行存款產品現狀，通過借鑒美國商業銀行存款經營的優勢，提出要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存款創新機制、提高我國商業銀行的存款創新能力和創新策略。

存款業務狀況直接影響著銀行的資金管理和營業效益，為此，銀行要創造出盡可能多的存款品種、服務手段和技巧策略。創新是銀行最大的競爭力。

一、我國存款產品現狀及美國創新經驗

我國商業銀行的存款業務品種十分單調，近年來，雖然開辟了網上銀行、電子銀行、電話銀行等新興服務渠道，也圍繞存款帳戶增設了繳費、銀證通、銀基通等項目，側重開展了以為主的中間業務，但整體來講，仍處于存款產品開發的初始階段。

從存款要素構成來看，僅為利率和期限。在人民銀行控制利率的背景下，存款產品也惟一取決于期限，客戶對期限選擇的確定，也就決定了利率。這種模糊型的定價方式，缺乏對優良客戶的優惠條件，無法滿足不同客戶的個性化需求。

以美國為例，美國商業銀行的創新步伐遠遠快于我國，其圍繞存款的流動性、收益性開發的新型存款帳戶，使活期存款與定期存款界線更加模糊，為客戶提供了最有效、最便捷、最低成本的存款服務。

1．以市場為導向，通過創新規避法律和聯儲監管，盡快適應經濟環境變化

美國曾經嚴格管制銀行吸儲利率。從上世紀60年代起，資本市場快速發展、通貨膨脹迅速加劇，銀行普遍面臨著流動性困難和信貸資金缺乏的局面，迫切需要設計新型的存款產品。可轉讓大額存單（CD）、可轉讓提款通知書（NOW）、歐洲美元存款、銀行關聯機構票據買賣、回購協議等產品都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為銀行帶來了豐厚的資金和利潤。可以看到，美國銀行從市場實際狀況出發，進行存款設計，使產品能在聯儲與法律制定的規則框架下，繞過規則的不利約束，帶動了監管的創新。

2．建立與投資渠道的直接聯系，引入風險因素

1982年美國銀行設立了貨幣市場存款帳戶（MMDA），不僅可簽發支票，享受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存款保險，還把存款與包含國庫券、存款定單、商業票據在內的貨幣市場相聯系，使存款者能獲得較高利息收入；將風險收益掛鉤引入存款產品，開發出投資型存款帳戶，比較成功的有股價指數連動型存款，外幣定期存單等。這些存款帳戶一產生就讓有冒險意識的富人產生很大興趣，使他們的風險偏好能在存款中得以體現，也就吸收了他們手中的大量資金。

3．與服務一體化經營

存款與銀行服務是一體的，美國銀行會圍繞存款帳戶，提供多種復合服務，推銷相關金融產品。針對個人存款帳戶而言，將存款帳戶與航空、客運、旅游、商貿、飲食等行業捆綁經營，根據客戶行為目標設置專門性的存款帳戶，進行中間業務拓展。就公司客戶而言，比較流行的是現金管理服務。銀行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向客戶進行財務報告與分析，提出現金流的管理建議，并為客戶開設專門帳戶匯總網點資金，將短期閑置資金投資于短期財政證券、商業票據和存單，增加客戶收益。

4．差別式的定價模式

客戶提供給銀行的資金和消費的金融服務量不同，貢獻也就不同，因而要向優良客戶提供全方面的優惠與服務，培養優良客戶的忠誠度，對不給銀行帶來收益的客戶，通過差別化利率、手續費率等至少使銀行不提供虧損的服務。因此，美國存款產品構成要素一般包括：期限、最低余額要求、日均余額/聯合余額、優惠（減免賬戶管理費，免費簽發若干次支票、利率等）、結算限制、懲罰（降低利率）等，正是經過對以上項目的組合實驗，確定最優選擇，使銀行運營成本降低，獲取最大利潤同時又可最大限度滿足客戶需求。

5．考慮利率風險管理的需要

美國的利率市場化程度很高，頻繁的利率變動給銀行經營帶來很大風險。銀行會運用各種利率風險模型進行模擬、應力測試，選擇最合適的存款發展類型，調節銀行承受的利率風險水平。在存款的設計上就會考慮調整利率高低，持續期長短，結算限制以及選擇是否浮動的利率等存款要素，重點發展符合銀行利益的存款品種，降低銀行利率風險。

此外，進行存款產品設計都會結合銀行的品牌營銷策略，塑造自己鮮明的形象和特色，盡可能符合目標市場群眾的各種品味。

二、我國商業銀行存款產品創新策略

由于人民銀行一直實行存款利率管制，我國國有商業銀行運行機制內在活力不足，金融市場規模較小，發育不完善。鑒于這種狀況，商業銀行存款產品創新應考慮以下方面：

（一）從宏觀角度來看

1．人民銀行對利率管理政策進行適當調整

當前，可選擇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進行試點工作，對特定數額之上的存款賦予商行一定范圍浮動利率的權限，有助于體現利率的真實水平，推助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

2．深化國有銀行體制改革，引入先進的管理模式和經營理念

（1）繼續深化國有商業銀行產權制度改革，建立現代金融企業制度，完善內控制度，形成有效的約束激勵機制，以市場為導向使用配置金融資源的，在這個前提下，各級銀行才能以自身收益最大化為目標，通過成本收益對比分析，科學地設計存款產品，理性吸收存款。

（2）使用差別式的定價機制。科學測算銀行提供服務成本，結合客戶貢獻度、銀行服務種類和服務量確定合理收費標準，彌補虧本服務的費用，增加非利息收入，同時用優惠的定價吸引住大客戶群體，盡量使存款保持高余額，低進出。

（3）掌握客戶存款動機、行為目標，適時開展咨詢、、信托等中間業務，提高與客戶關系的密切度。

（4）推進銀行電子網絡、自助終端等基礎設施建設，向客戶提供多樣化的服務渠道，便利存款的存、取、轉、用，還可結合定價策略，誘導客戶使用成本低的服務渠道，降低運營成本，提高科技設備利用效率。

（5）整合人力資源，補充產品設計營銷人員，成立專門機構，綜合分析存款目標市場的經濟環境、人口因素、社會文化背景、法律法規、技術條件及銀行經營狀況，創新存款品種，優化銀行存款結構，提高經營效益。

（二）從微觀角度來看

1．產品包裝策略

國內商業銀行各種金融產品是由各個專業部門提出需求而開發的，只能滿足客戶某一種核心需求，且金融產品的營銷常常是單獨進行，所以對商業銀行現有產品的更新改造主要是對現有產品的“包裝”銷售。

國外商業銀行對產品包裝的運用相當成熟。有很多可借鑒的經驗。如原大通銀行香港分行按產品功能包裝的“十存十美”、“月月出息”、“夢想成真”等儲蓄產品，按銷售對象包裝的“卓越理財”、“運籌理財”“、大學生理財”等個人產品。在國內商業銀行中，運用包裝進行產品促銷也日漸廣泛，但使用范圍有待進一步擴展。銀行產品包裝形式基本上可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對產品功能特色的包裝；第二種是按營銷服務對象的包裝；第三種是對銀行個別優質品牌的包裝。特定的產品使用特定的包裝，鎖定產品特色有助于加強金融產品營銷效果。

2．產品差別策略，即市場細分化策略

商業銀行實施市場細分化策略時，在產品設計上要采用不同于其它金融機構的方法，采用新技術，使金融產品具有新功能并提供新服務，要對復雜的金融產品組合中增加的成本與開發這些產品所得收益之間進行平衡，依據客戶的個性需要和動機推出相應的存款商品。

西方國家的商業銀行十分重視存款產品的設計和開發，針對客戶某種特殊目的而設計的特種儲蓄存款，品種繁多。商業銀行應借鑒外國的先進經驗，推出一些具有新意、符合客戶口味和心理，同時有利于其自身經營的儲蓄品種。現階段負債業務的創新可以從儲蓄存款種類，提供實惠以及便利條件等方面出發來進行。如：開設聯立定期儲蓄存款、禮儀儲蓄、住房儲蓄，開辦養老金、醫療保險型帳戶，開設支票存款帳戶，繼續發展、完善已有的預購債券儲蓄、子女入學儲蓄、生產基金儲蓄、青年結婚儲蓄等新型儲蓄品種，以適應不同層次的消費需求。

參考文獻：

[1]陳偉，李一軍.“零售銀行偏好研究”.《金融與保險》，2006（10）

[2]王靜亭“.WTO帶來的挑戰”.《金融研究》，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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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科學有效的個人征詢體系是銀行控制消費信貸風險的前提保證。

二、建立科學的個人信用評價體系

在建立全社會個人信用制度和信用檔案的基礎上，各銀行還應根據自身業務特點和發展戰略制定具體的個人信用評價體系，以此作為放貸的基本標準，使之從源頭上發揮防范信貸風險的作用。

信用評價體系一般采用積分制，具體分成四個部分：①基本情況評分：包括個人的一系列情況，如出生年月、學歷、職業、工作地點、工作經歷、工作單位、家庭情況等等，不同情況有不同的積分。②業務狀況評分：在信用記錄號下，每發生一筆業務，無論是存款、貸款、購買國債及其他金融債券、信用卡消費、透支等等，都有一定的積分。③設立特殊業務獎罰分，如個人信用記錄號下屢次發生信用卡透支，并在規定期內彌補透支就可以獲得額外獎分；個人貸款按期還本付息情況良好可以獲獎分；若發生惡意透支，并且不按時歸還所欠本息，就應額外罰分，甚至列入黑名單。④根據上述累積得分評定個人信用等級。

三、重點開發風險低、潛力大的客戶群體

選擇風險低、潛力大、信用好的客戶群是銀行防范消費信貸風險的重要工作。一般而言，可供選擇的客戶對象包括：（1）在讀大學生：一般具備較高文化素質，很可能成為較富裕的人群，具有較高開發價值；他們從讀書、工作到成為“中產階級”有一過程，而這一過程最迫切需要利用個人信用資源，如果銀行早期與之建立經濟聯系，提供金融服務，可能獲得終身客戶。（2）、事于優勢行業的文化素質較高的年輕人。（3）國家公務員、全國性大公司或外資企業的管理人員及營銷人員：他們不僅工薪水平和福利條件高，而且一般掌握較好的專業技能，預期收入高，失業風險較低。銀行對重點客戶應加大營銷和調研力度，在促進業務發展的同時，有效降低貸款的預期損失比率。

四、建立銀行內部消費信貸的風險管理體系

從跟蹤、監控入手，建立一套消費信貸風險的預警機制，加強貸款后的定期或不定期的跟蹤監控，掌握借款人動態，對借款人不能按時償還本息情況，或者有不良信用記錄的，列入“問題個人黑名單”加大追討力度，并拒絕再度借貸。

銀行內部要建立專門機構，具體辦理消費信貸業務，同時建立消費信貸審批委員會，作為發放消費信貸的最終決策機構，做到審貸分離，形成平衡制約機制，以便明確職權和責任，防范信貸風險。

五、實現消費貸款證券化，分散消費信貸風險

消費信貸一般期限較長，造成商業銀行短資長貸，加大了流動性風險。西方國家的對策是實現消費貸款證券化，賦予其轉讓、流通職能，從而達到分散消費信貸風險、縮短放款機構持有時間的目的。我國商業銀行也應以此為鑒，加快實現資產證券化進程。

六、進一步完善消費貸款的擔保制度

消費信貸與其他貸款不同，借款人是一個個的消費者，貸款購買的是超過其即期收入限度并較長時間才能歸還貸款的財產或耐用消費品。因此，在發放消費貸款時，用抵押、擔保作還款保證顯得十分重要。

七、把個人消費貸款與保險結合起來

由于銀行難以掌握借款者個人的健康狀況和償還能力的變化，這是個人消費貸款最主要的經營風險。法國、德國、加拿大等，在開展消費信貸業務中，都規定客戶必須購買死亡險，以減少銀行風險。我國也可以借鑒國外經驗，將個人消費貸款與保險公司的有關險種、產品組合起來運作。如銀行在發放某些消費貸款時，可以要求借款人必須購買某種特定保險。一旦借款人發生意外，不能償還貸款時，保險公司即要向保險受益人支付一定金額的保險賠償金，而這筆賠償金又足以償還銀行貸款本息。這樣，一方面可化解銀行的經營風險，實現消費信貸風險的合理有效轉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保險業的發展。當然，這種險種的保費應當較低廉，使消費者既可以得到銀行貸款，又可以得到保險的益處。

八、實行浮動貸款利率和提前償還罰息

（一）人民銀行應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在利率浮動比率、貸款比例和期限安排上，給商業銀行以更大的余地，以便更好地為客戶服務，更好地防范風險。同時，應允許商業銀行在辦理消費信貸業務中收取必要的手續費、服務費，以補償商業銀行信貸零售業務付出的成本。在消費信貸的利率方式安排上，一般應采取浮動利率制，按年度調整一次，從而減少銀行利率風險。

（二）對貸款期限長、利率風險大的住房貸款盡快實行固定利率和浮動利率并行的利率制度。固定利率是指按照事先確定的利率計算全部貸款期內的全部利息，該利率不再做任何調整和改變。浮動利率是指在貸款合同有效期內，只規定最初一段時間內的利率，在合同到期后，就要根據事先約定的新利率計算方法，按照當時的市場利率重新確定下一階段貸款利率，浮動利率包括一年期、三年期、五年期等不同期限。通過消費者對兩種利率的自由選擇，增加消費者的風險和收益意識，規范消費者和銀行之間的行為方式和業務往來。

（三）實施提前還款罰息制。由于消費信貸一般為長期貸款，利率變化將導致銀行蒙受利率損失的可能。當利率下跌時，消費者會提前償還固定利率的貸款，而以較低的利率舉借新債。借新債還舊債，會導致銀行喪失貸款收益，并給銀行重新安排資金造成困難。為此，銀行應收取高于預定利率的罰息，彌補信貸資產損失。

篇9

關鍵詞:外匯占款;貨幣政策;內外均衡

一、引言

2009年下半年以來,隨著世界經濟從危機中逐步恢復,貨幣政策的退出提上了議事日程。同時,在世界范圍內出現的通貨膨脹勢頭,更增加了貨幣政策退出的緊迫性。2010年7月我國CPI同比增長3.3%,通貨膨脹的威脅逐步增加。我國于2010年1月、2月、5月三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現已達到17%,距2008年6月的17.5%的峰值僅一步之遙。在此背景下,我國的外匯儲備卻在國際收支雙順差的推動之下有繼續增加的勢頭,2009年末已達2.399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將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投放渠道以及宏觀經濟等多個方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國寬松貨幣政策退出的難度。協調好貨幣政策和外匯儲備政策的關系,調整好貨幣供給的結構,實現我國寬松貨幣政策的穩步退出,是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問題。

二、國內外研究綜述論文

(一)國外相關研究

國外學者的研究起步較早,研究范圍也比較廣,從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的影響,落實到最后的匯率選擇,并且更加重視對沖銷政策的評價。

GuillermoCalvo和MervynKing(1997)認為中央銀行在通過發行央行票據沖銷外匯占款時,必須考慮到票據利率和以債券形式持有的外匯儲備收益率之間的關系,前者通常會高于后者,而且為了吸引金融機構用中央銀行票據置換其超額準備金,央行通常要在收益性和流動性兩個方面給予比超額存款準備金更為優惠的條件,這都使沖銷的成本非常的高昂,所以無法長久維持[1]。Rogers和Siklos(2000)研究了在固定匯率制度下,沖銷干預對貨幣供應量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影響。他們運用了國際收支貨幣分析法,根據中央銀行反應函數來測度沖銷干預對于貨幣供應的影響和有效性[2]。Kumhof(2004)建立了一個在實行固定匯率制度、資本管制和強制結售匯條件下的理論模型,即中央銀行、企業(包括商業銀行)和居民通過金融市場(貨幣市場、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的交易,調整資產負債的結構和比例,為后來的學者研究外匯儲備和貨幣供給及貨幣政策影響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理論模型[3]。澳大利亞資深中央銀行行長麥克法蘭(2005)認為要保證沖銷政策的有效性,除了要提高票據利率,也要在國內信貸上給予商行一定的限制,這就限制了商業銀行的盈利性,這種政策不可能一直持續。由于非常規沖銷不可長期維持,中國外匯儲備增長刺激了人民幣升值預期,國際投機資本參與人民幣升值投機的規模也因此變得越來越大[4]。

(二)國內相關研究

國內學者更多的從我國的實際出發,借鑒國外模型的建立和機制分析,更多的是從央行資產負債表的角度闡述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然而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進步之處在于將國外的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在人民幣升值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義。

許承明(2001)認為我國外匯儲備實際持有量的變動,既受到外匯儲備需求變化的影響,也受到貨幣市場非均衡的影響,外匯占款在基礎貨幣投放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高,中央銀行通過外匯占款大幅度增加了基礎貨幣,從而也擠占或減少了國內信貸[5]。陳飛、趙昕東、高鐵梅(2002)等人利用國內生產總值GDP及相關的貨幣政策工具變量通過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函數建立了貨幣政策沖擊反應模型,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分析貨幣政策工具變量的沖擊導致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上下波動[6]。張青青(2005)通過使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和向量自回歸模型,對1984—2001年間貨幣供應量與物價、收入波動的關系進行考察后,研究發現我國貨幣政策的數量性效應總體是明顯的,但長期內中央銀行可能受各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影響對貨幣供給控制的難度加大,貨幣政策的效果可能被削弱[7]。高晶(2005)從外匯儲備的現狀出發,應用了統計軟件分析了外匯儲備和貨幣供給量的關系,認為外匯儲備和M2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顯著,得出的結論是每一單位外匯儲備的變化都會帶來43.2倍的M2增加[8]。謝沛善(2006)認為,1994年外匯體制改革以后,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加,為保持匯率穩定,央行被迫吸納外匯,反映在央行的貨幣投放上就是央行的外匯占款大幅增加,外匯占款增量占基礎貨幣增量的比例。外匯沖銷政策操作的結果是,外匯占款比重急速上升,而再貸款等貨幣投放方式的比重不斷下降,外匯占款成為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投放方式[9]。

三、我國外匯儲備現狀及其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

(一)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變動趨勢

外匯儲備是一國貨幣當局持有的可兌換貨幣以及用它們表示的支付手段,是一國國際儲備的重要組成部分。1994年中國外匯管理體制實行重大改革,實施匯率并軌,并取消了外匯留成,施行銀行結售匯制,建立銀行間統一的外匯市場,開啟了出口之路。2002年我國加入WTO之后,對外經濟聯系日益密切,使我國充分發揮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出口優勢,帶來了外匯儲備的大幅增長,2006年2月末,以8536億美元的數額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一,2009年末達到23991.52億美元,全年增加4531.22億美元。外匯儲備的增長帶來了外匯占款的增加,提高了人民幣升值預期,央行為了維持匯率穩定買進外匯,投放本幣,又為貨幣政策的調控增加了難度。述了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趨勢。

(二)外匯儲備增加對我國基礎貨幣供應的作用機制及影響

貨幣政策是中央銀行為實現其特定的經濟目標而采用的各種控制和調節貨幣供應量或信貸規模,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政策的總稱。它包括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貨幣政策工具、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貨幣政策效果。貨幣政策工具通過作用于中介目標而影響最終目標,而外匯儲備正是影響了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貨幣供應量。外匯儲備的增加,導致中央銀行外匯占款的增加,由此投放了大量的基礎貨幣,通過貨幣乘數的作用,使貨幣供應量成倍的增長,從而影響我國貨幣政策。

外匯占款是我國中央銀行在買入外匯時的貨幣投放,在結售匯體制之下,居民企業通過各種方式得到外匯之后,在滿足周轉頭寸之后,其余部分要按照官方匯率賣給外匯銀行,而外匯銀行再將其出售給央行形成外匯儲備,后者要付出本幣,帶來外匯占款的增加。我國中央銀行投放基礎貨幣有三種渠道:一是中央銀行對銀行類和非銀行類金融機構的貸款,其中有部分是定向的;二是地方政府的財政透支;三是外匯占款的增加。前兩項可以看做是外生于經濟的,可以主動調控經濟的運行,而外匯占款是內生的,由經濟運行本身決定,因為它和進出口有關,會對貨幣政策主動性形成制約。20世紀90年代以前,投放基礎貨幣的渠道主要是國內信貸,但表2的數據表明,近年來,外匯占款已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2005年超越了100%,這說明我國在通過對沖操作減弱外匯占款的影響時,其力度已經使基礎貨幣少于外匯占款了。

另外通過圖2可看出,外匯占款和基礎貨幣具有極強的同方向變動關系,在貨幣乘數保持穩定的情況下,外匯占款的連年增高客觀上也伴隨著貨幣供應量的節節攀升。

基礎貨幣通過貨幣乘數的作用,使貨幣供應量成倍增長。現代貨幣供應理論:M=B×K。M表示貨幣供應量;K表示貨幣乘數,指商業銀行通過多次存貸體系創造貨幣,使最終貨幣供應量多倍擴大的系數;B表示基礎貨幣,包括國內信貸D和外匯占款R,即:M=(R+D)×K。R的增減通過K影響M。綜上分析,外匯儲備的增加帶來外匯占款的增加,引起基礎貨幣的增加,在貨幣乘數的作用下,帶來貨幣供應量的成倍擴張,通過貨幣供應量這一中介目標,影響到了貨幣政策。

四、外匯儲備增加對我國寬松貨幣政策退出的影響

(一)IS-LM-BP模型下的貨幣政策

根據“三元悖論”,固定匯率制、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不可得兼。自2005年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累計升值約21.8%,但筆者認為這是一種長期的價值調整與回歸,我國目前實際上仍采用固定匯率制,即選擇了上述的固定匯率制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放棄了資本的自由流動。

但在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實現嚴格的資本管制十分困難,我國自1996年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對外資采取“寬進嚴出”的策略,逐步開放資本金融項目。在這個過程中,外匯儲備增加引起的貨幣擴張,由于其獨特的內生性,不僅將制約貨幣政策有效性和獨立性,可能還將加大經濟的非意愿波動。

外匯儲備增加引起了貨幣供給量的增加,LM曲線右移至LM1,與IS曲線交于新的一點,利率下降引起資本外流,收入增加伴隨凈出口的減少,這兩者給匯率一個貶值的壓力,央行為了維持匯率,在外匯市場上買進本幣賣出外幣,從而使LM1回到原來的位置,由于資本的不完全流動,這個回歸也是長期的過程。當前正值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之際,貨幣政策應當保持略緊或者中性,外匯儲備的擴張卻給貨幣政策一個擴張效應,方向是相反的,央行可以控制國內信貸卻無法控制外匯儲備,后者對當前的貨幣政策已形成制約。

(二)外匯儲備對寬松貨幣政策退出的影響

1.外匯儲備變動增強貨幣供給的內生性

貨幣供給的外生性是指央行可以通過調節貨幣供給量調節經濟,內生性指貨幣供給作為經濟運行中的一個內在變量,由經濟本身決定,央行無法獨立決定貨幣供給量。在開放經濟下,外匯儲備的增加增強了貨幣供給的內生性。

宏觀經濟平衡的等式為:M-X=(I-S)-(T-G)。

其中:M為進口;X為出口;I為投資;S為國內儲蓄;T稅收;G為政府購買。

貿易余額主要由國內諸多經濟要素決定,因而外匯儲備是內生于經濟的。我國外匯市場由企業結售匯、銀行外匯結算頭寸限額和中央銀行外匯干預三個環節構成,在現行的結售匯制度下,企業出口所得外匯需賣給制定外匯銀行,中央銀行規定每家外匯銀行的外匯周轉頭寸,剩余的部分要賣給中央銀行,形成國家外匯儲備,中央銀行為了維持固定匯率制,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上買進外幣、賣出本幣,由此形成了與進出口相聯系的基礎貨幣投放,而這種投放往往是受國際形勢影響且央行無法控制的。

在央行收緊流動性之際,外匯儲備逐節攀升為調控帶來了難度,存款準備金率每提高0.5個百分點,大約可回收流動性1600億元,每一單位外匯儲備的增加,都會帶來43.2倍M2的增加,2010年上半年外匯儲備新增551.23億美元,由此增加的M2為23813.136億元,可見存款準備金率的力度有限,當然,新增的這部分貨幣供給有部分的確是為了經濟增長的需要,在回收流動性之際,外匯儲備的增加卻給了一個巨大的反向作用力,而這種作用力又是我國經濟復蘇過程中不可避免要形成的。

2.外匯儲備的增加影響貨幣供給的結構

這種結構主要指內外向型企業之間、地區間、國家外匯儲備與民間藏匯之間的結構。

一是央行為應對外匯占款的增多,常常采取發行國債、票據、減少對商行的再貸款進行對沖,而這對外向型企業的影響是不同的。我國外匯儲備來自于外向型企業經常項目盈余,由于他們隨時可以向銀行結匯,因此不受國內信貸計劃的制約,只要國際形勢良好,他們就可以通過結匯輕易獲得人民幣,而國內企業往往要承擔部分“對沖成本”,由于央行對再貸款的回收,他們對信貸資金的需求可能無法滿足。在外匯占款比較少的情況下,央行尚可以通過調節信貸調整結構,但當前外匯占款占了基礎貨幣投放的絕大部分,已嚴重影響了“調結構”的宏觀經濟目標。由于金融危機在全球范圍內尚留存有后遺癥,當前的出口形勢只能算企穩,我國本應趁此時機大力發展內向型經濟,擴內需、保增長,但即使在緊縮的環境下,有限的資源也流向了外向型經濟。

二是貨幣供給的地區結構失衡。這是內外向型結構失衡的延伸,外向型企業多集中在沿海地區,這些地區開放程度高,資金供應會相對充足,而開放程度比較低的內陸地區則面臨資金短缺。這種失衡將會伴隨外匯占款在基礎貨幣中的比例升高而擴大,對我國西部開發帶來負面影響。

三是國家儲備與民間藏匯間的失衡。“藏匯于民”的好處不僅滿足經常項目下的進出口需求,還可以正確的引導民間資本,與擴大民間投資的政策背景相適應,而且讓企業居民掌握更多的外匯,還為日后的資本金融項目的開放做準備。但在現有的體制下,國家儲備迅速增長而居民外匯儲備沒有同步增加,這在改革開放初期鑒于外匯屬于急缺資源,理應由國家統一配置,現在則可以考慮藏匯于民。

3.外匯儲備加大貨幣政策調整難度

目前,我國正面臨寬松貨幣政策退出之時,央行通過存款準備金和公開市場業務等工具回收流動性,但外匯儲備帶來貨幣供應量的擴張會抵消這種緊縮。央行為保證宏觀政策方向,只會更大規模的采取對沖操作,一方面提高息票利率,一旦這個利率超過外匯儲備的收益率,央行將面臨損失①;另一方面將擴大票據規模,這無疑又增加了沖銷成本,為將來還本付息時的貨幣投放帶來隱憂。

一是對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公開市場業務的影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通過控制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存款而控制國內信貸,借鑒2006年至2007年數次調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這一工具在緊縮政策下的運用愈加頻繁,說明它的單次調控效應不明顯,原因就在于通過外匯占款而形成的巨額基礎貨幣投放,缺乏有限的對沖措施,我國2010年注意到這一點,僅調三次,然后使用嚴格的政策限制熱錢流入。

公開市場操作是中央銀行在貨幣市場上買賣證券的行為,是調節貨幣供給量的手段。我國國債規模較小且一般期限較長,所以央行多利用票據來對沖外匯占款,這種票據一般期限較短,若要繼續回收流動性或對沖外匯占款,只能頻繁的發行。在舊的票據到期,發行新的票據時,不但要回收原來的本息和,還要回收新增的外匯占款,長此以來必將增大央行的發行成本和風險。

二是外匯儲備帶來利率政策與退出策略的矛盾。要抵消外匯占款帶來的貨幣擴張,央行只能發行票據予以對沖,假設若要維持這一活動的持續性,只能上調票據利率(實際上還有擴大規模、政策引導、窗口支持等),票據利率與市場利率的聯動就有可能影響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節奏。票據利率的上升不可避免要帶動市場存貸款利率的上升,它的影響有兩個方面,首先,加息或僅僅是這種預期就可引導外資流入我國,這種資本與金融賬戶的順差反而擴大了外匯儲備,增加了貨幣投放,與宏觀經濟政策相悖;其次,目前學術界主流觀點認為2010年下半年貨幣政策呈中性,年內加息的可能性不大,但票據利率的上調可能使人們重新評估這一看法,當形成普遍的加息預期之后,商業銀行一旦開始調節自身的信貸安排,經濟將更加悲觀。

三是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沖突。我國的匯率制度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實際上是一種固定匯率制,它和結售匯制度是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制度因素。如前文所述,央行非自主性的貨幣投放與緊縮政策相悖,而外匯儲備的增多又進一步加大了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吸引更多的外資流入,這種循環無疑增加了對沖的難度,也增加了貨幣政策的難度。

筆者認為,進出口、匯率政策已嚴重制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貨幣政策肩負著調節國家經濟的重任,實際上卻被諸多外部因素聯動著,調節外部均衡的匯率政策和調節內部均衡的貨幣政策方向趨于統一,內外均衡的實現也愈加困難。因此,我國應加強改革協調,恢復貨幣政策的獨立有效。

五、外匯儲備增加對我國寬松貨幣政策退出影響的對策建議

(一)充分運用外匯沖銷措施

一國基礎貨幣投放主要由國內信貸和外匯占款兩種,當外匯占款的投放增加時,可通過收緊信貸作出相反的反應,即沖銷措施。主要的沖銷工具有以下幾種:公開市場操作、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利率、收緊再貸款規模。充分發揮公開市場操作的作用,靈活自主的調控市場流動性,前提是完善債券交易市場,減弱對存款準備金率的依賴;完善存款準備金制度,對資本充足率比較低的銀行實行高存款準備金率,在收緊國內信貸時做到差別對待,同時也鼓勵了商業銀行完善自身管理,大力發展再貼現市場,使其成為公開市場操作的重要輔助工具。

(二)加強貨幣政策的內部協調

貨幣政策包括本幣政策、外幣政策和外匯儲備政策組成,本文提到的貨幣政策即單指本幣政策,外幣政策包括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國際收支統計申報制度、資本賬戶審批制度等外幣政策工具,外匯儲備政策則包括外匯儲備總量管理、外匯儲備結構管理和外匯儲備經營政策。

本幣政策、外幣政策和外匯儲備政策共同維護著人民幣比值穩定的責任,本幣政策用以控制國內流動性,防止物價大幅波動;外幣政策和外匯儲備政策用以維持人民幣對外價值的穩定,即維持匯率穩定。但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不斷提高,本國貨幣政策受國際環境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在外幣政策一定的情況下,我國的外匯儲備政策決定了外匯儲備的大量增長,由此帶來了基礎貨幣投放,使本幣政策受到了非自主性影響。可見,政策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往往使內外部的均衡無法同時達到,因此,協調貨幣政策內部矛盾或許成了解決之道。

1.推進貨幣政策與外匯儲備政策的協調

一是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利率不但能夠調節國內資金,還可以引導外資的流入流出,利率市場化波動以后,可以緩解外資流入帶來的壓力。同業拆借利率是央行基準利率和商業銀行利率的中介,央行既可以根據同業拆借利率調整基準利率,又可以調整基準利率引導同業拆借利率,這種調整可以增加或減少金融機構的資金頭寸,調控資金供應量。因為利率的市場化,其水平或者波動可以反映出外匯市場上的外資的供求。若利率走高,說明外資出逃;若利率走低,說明有外資涌入。相對的,還可以主動運用這一工具影響外匯儲備。利率的大小是綜合國內、外資金流向及供求的結果,利率市場化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基礎,也是通過市場機制調節外匯儲備的基礎。

二是完善公開市場業務調控手段。公開市場業務較之存款準備金率,有靈活性強、對經濟負面影響小等特點,它的成功實行必須有發達的資金、資本市場,足夠的交易者和交易工具。我國國債面臨期限比較長、銀行換手率低、流通性較差的問題,限制了它的投資吸引力,總體規模還比較小。所以,完善市場制度,增加交易工具種類,在現有資金市場的基礎上培育廣泛的市場,包括短期拆借市場、短期票據市場和貼現市場,進一步豐富中央銀行票據期限結構,構建合理組合,允許更多資金進入拆借市場和債券市場,為央行掌握市場、制定政策工具提供基礎。2.推進外匯政策與外匯儲備政策的協調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亟需外匯來維持國際清償力和國際形象,同時,國內金融市場還不健全,外匯的稀缺加上制度因素要求我國限制資本與金融賬戶的可兌換,實行固定匯率制,利用外幣政策以維持穩定。但在外匯儲備過度增加的條件下,應重新斟酌外幣政策。

一是制度上,由強制結匯制過渡到意愿結匯制。意愿結匯制最大的優點在于發揮市場的容量,增加持匯主體,形成國家、商行、居民三級持匯。一方面方便商行和居民用匯,放松持匯頭寸限制可以節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價格發現的功能,在各方博弈的情況下,有利于形成正確的人民幣升值預期。最后,客觀上緩解了央行儲備的匯率損失風險,當然,本文并不提倡這種風險均攤,因為對居民企業而言,還處于外匯儲藏、投資的認知階段,對風險控制還沒有明確的意識,再加上我國缺乏必要的避險工具,因此,風險均攤這種概念的提出還為時尚早。

二是長期看,浮動匯率是個必然的趨勢,很多學者認為實行浮動匯率制或者擴大人民幣浮動區間有助于緩解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其理由大多基于市場的自我調節,順差有使人民幣升值的趨勢,從而平衡國際收支。但本文認為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如果盲目實現人民幣的自由浮動,很可能重蹈亞洲金融危機的覆轍。因此從某個角度講,短期內固定匯率制還當堅守。當然,在爭取有限的時間內應加快改革的力度。完善中央銀行干預制度,貫徹主動性、漸進性與可控性的原則,逐步放松中資企業持有外匯的限制,變外匯銀行結算周轉限額管理為比例管理,調動市場微觀主體積極性,適時推出新的外匯交易品種,增加外匯市場流動性,加大市場信息透明度,可根據要求對投資者做風險揭示與培訓,最終實現匯率的市場化。

(三)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配合實施

財政政策更多體現了國家的意志,在外匯儲備數額巨大的情況下,財政政策可以適當減弱對外向型企業的扶持,比如適當降低出口退稅、加大對中西部的支持、對內向型企業的扶持。推進財政投融資體制改革:一方面,要改革政策性銀行,明確財政性投融資與商業性投融資的界限,在融資方式上將國家財政安排的經營性資金以低息貸款形式交由政策性銀行運作,由財政提供擔保,擴大政策性銀行在國內外資本市場上直接融資的規模,通過政策性銀行配合國家的宏觀產業目標,避免貨幣政策的不平衡性的局限。在投資方向上,政策性貸款主要投向國家重點扶植發展的基礎產業和新興產業,體現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另一方面,要實現財政投融資方式的多元化。在融資方式上可通過吸收社會保障體系的閑置資金向郵政儲蓄系統借款,在國內金融市場發行國債或地方債,向國際金融機構或外國政府借款等方式籌集資金。在投資方式上應對一些前景看好而且安全可靠的大型建設項目,特別是一些傳統上由國有資本壟斷、現在已對外資開放的項目,對民間資本開放,同時這種開放也有利于引導民間藏匯的使用。總體來說,財政政策要在促進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和調節收入分配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而貨幣政策則須在保持幣值穩定和經濟總量平衡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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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中國債券市場的形成

各類金融工具根據性質上的區別，在實踐中形成了兩種達成交易的規則，即指令驅動制和報價驅動制。指令驅動制是投資者下達交易指令后，該指令自動生效，通過場內喊價或計算機配對來撮合成交。

報價驅動制是投資者報價，其他投資者根據報價決定是否成交。根據這種規則的不同，金融工具的交易方式分為兩大類型——交易所交易和場外交易（OTC），指令驅動制是投資者在證券交易所進行交易，報價驅動制是投資者通過做市商和經紀人在場外進行交易。

債券與股票有很大的差別：（1）定價機制不同，債券是固定收益的金融工具，有穩定的現金流，信息單一，定價機制標準化，主要受利率影響，股票是非固定收益的金融工具，信息多，影響價格的因素多，定價機制比較復雜；（2）交易主體不同，股票市場的交易主體以個人為主，數量很多。債券市場的交易主體以機構投資者為主，數量不多；（3）中介機構不同，股票交易都是通過證券商進行的，債券交易中銀行也是重要的中介機構，有相當比重的債券交易是通過銀行完成的；（4）交易金額不同，由于交易主體不同，股票市場的個體參與者多，每筆交易額比較小，債券市場的每筆交易額相對較大，大宗債券交易占主要地位；（5）流動性要求不同，債券市場的主要交易主體是商業銀行等機構投資者，對債券流動性的要求比較高。

金融工具交易成交的前提是買方和賣方對金融工具的心理價格不同，就是說買方和賣方對其價值有不同的判斷。債券和股票的區別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影響股票價格的因素很多，投資者對股票價格的判斷容易不一致，采取指令驅動、撮合成交的效率較高，因此股票市場通常以交易所交易方式為主。而債券價格主要受利率影響，公眾對利率的判斷經常是趨同的，對債券的判斷也就容易一致，采取指令驅動制來交易，就很難成交。尤其是債券市場以機構投資者之間的大宗交易為主，投資者在某個價格下達的大額交易指令很難在短時間內恰好遇到方向相反的同樣價格的大額交易指令，交易就很難完成。或者投資者需要將大宗交易指令分解為多個價格的小額指令，這會造成價格的劇烈波動，從而降低了債券的流動性。債券交易采取交易所方式，必然帶來流動性低、大宗交易難以控制價格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機構投資者的參與。

對于個人投資者來說，債券收益率計算以及各期限品種的組合更為復雜，知識成本較高，在發達國家個人投資債券的主要方式是購買貨幣市場基金或債券基金，由基金在場外市場運作。個人直接投資債券通常是為獲得穩定的現金收益，大多是持有債券到期，他們交易的主要需要是債券到期前的變現，因此通常是接受銀行柜臺的債券報價，賣給銀行，這比參與交易所債券市場的交易要方便得多，因此，交易所交易方式也不適于大多數穩健的個人投資者。一些參與交易所債券市場的個人投資者，主要的交易目的則是獲取債券的價差收益，這部分交易需求在整個債券市場的交易需求中比重很小。從以上分析可見，債券的性質決定了債券交易適合采取場外交易制度。

從發達國家債券市場看，場外債券市場是債券市場的最主要組成部分，債券交易主要采用報價驅動、談判成交的方式。在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國債市場——美國和日本國債市場，成交金額的99%都是在通過談判的交易方式在場外進行的。在市場規模僅次于美日的德國，其場外債券市場實現了85—91%的國債成交金額。在發達國家，債券市場就意味著場外債券市場，交易所債券市場是規模很小的補充形式。

在某種意義上，交易所債券市場甚至可以忽略。在東歐等轉軌經濟國家中，債券交易的大部分也是在場外進行的，捷克債券交易的90%是由OTC市場處理的，匈牙利的OTC電子系統交易占政府債券市場的75%（伊娃.思.布羅米斯蒂，1997）。在波蘭，債券交易在華沙證券交易所進行，其流動性較差，幾乎所有市場參與者的共識是機構投資者的政府公債交易不應在證券交易所進行，而有必要重建一個交易體系（波蘭財政部，1997）。發達國家和轉軌國家債券市場的實踐都證明了場外債券交易方式對于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而言交易方便、容易成交、風險可控，場外債券市場也應當是中國債券市場發展的必然選擇。但是，中國的債券市場卻經歷了一個迂回曲折的過程。

（一）1997年前的中國債券市場情況

中國自1981年恢復發行國債，1988年財政部在全國61個城市進行國債流通轉讓的試點，開辟了銀行柜臺的場外交易，這是中國國債二級市場的正式開端。1994年，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國債交易開通，形成場外交易和交易所交易并存的局面。中國債券市場從銀行柜臺的場外市場起步的，由于財政部沒有嘗試發行記賬式國債，銀行柜臺買賣的國債都是無記名的實物券，托管交割都需要實物搬運，風險較大，成本較高，而且一些國債中介機構自發開展代保管業務，出現了以開具代保管單的形式超發和賣空國庫券的現象，1995年，財政部開始印制統一的國債代保管憑證以制止國債代保管中的違規行為，這一年，還出現了武漢、天津證券交易中心和STAQ系統嚴重的賣空和假回購問題，政府下令關閉整頓。

發債主體和監管部門將沒有統一的債券托管機構和記賬式債券所產生的問題與場外市場等同起來，并認為記賬式債券是交易所交易方式所特有的。1995年8月，國家正式停止了場外債券交易，債券交易統一到證券交易所進行，1996年，財政部開始在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大量發行記賬式國債，并開通了債券回購交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交易所債券市場（參見表一）。中國債券市場的債券發行和交易向證券交易所集中，其中上海證券交易所更集中了絕大部分的國債交易量。1995年財政部僅試點發行了117億元的記賬式國債，1996年則在證券交易所發行了6期共1116.7億元的記賬式國債，占當年國債發行量的52.5%。同時，二級市場成交量也迅速放大，1996年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債券成交比1995年增長了近10倍，其中上海證券交易所占交易所債券市場成交的95%以上（參見表二）。[center][/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司：《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季報》，1999.1，第34頁。

同時，在中國股票市場發展過程中，交易所股票市場比柜臺股票交易市場呈現出了明顯的優勢。受股票交易方式的影響，以及場外債券交易出現的問題，金融的實務部門和理論界產生了共識，認為場外交易風險大，交易所方式是最優選擇，中國債券市場的發展思路是建設以集中交易為主、分散的場外柜臺交易為輔的國債流通市場。在發債主體和證券監管部門的規劃下，中國債券市場一度向交易所方向統一。

（二）交易所

債券市場為主模式的原因

交易所債券市場作為債券市場的一種形式，其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發達國家債券市場中場外債券市場占了絕對主要的部分，但交易所債券市場也并未消失，一些中小投資者仍在交易所進行一些小額的債券交易，但一國的債券市場在總體上應以場外債券市場為主。本文所重點探討的是，為什么中國的債券市場一度采取了以交易所債券市場為主的模式。事實證明交易所債券市場這種制度在當時的條件下是符合有關市場主體利益的。

（1）交易所的指令驅動交易模式為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獲取價差收益創造了條件

在我國，參與證券交易所的國債交易，需要在證券公司開立帳戶，手續繁雜、交易費用也較高，因此投資金額較小的個人投資者很少參與交易所債市。滬深交易所債券市場的交易主體以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和城鄉信用社為主。交易所債券市場的指令驅動型交易方式會造成價格的大幅波動，如上海證券交易所2000年1月4日至6月5日五個券種的國債（696、896、9704、9905、9908）平均年波動率為6.7493%，而發達國家國債市場價格年波動率一般在1.8%左右。這種大幅的價格波動不利于穩健的機構投資者控制風險，同時也帶來流動性差的問題，使國債與貨幣的高替代性優勢難以發揮，但也為少數機構投資者操縱市場價格、獲取價差收益創造了條件。而證券監管部門并未將通過對敲等方式操縱債券價格如同監管股票市場一樣列入違規行為的范圍，也沒有制定有關的法規制度，這為交易所債市的主力機構投資者——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采取類似于操縱股票市場的辦法來影響國債二級市場價格，從中獲取價差收益創造了條件。在少數機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市場價格時，促使價格波動劇烈的交易所債券市場制度對價格操縱者是有利的。

（2）交易所的債券回購市場對于分享政策性收益的資金供求雙方都是有利的

交易所債券市場中的債券回購市場的主要融入資金方是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和城鄉信用社是主要融出資金方，債券回購交易以3天和7天期限為主。證券公司融入資金的主要用途是認購新股和參與股票二級市場，其中認購新股是主要目的。由于行政管制和“全民缺位”，中國股票一、二級市場一直存在極高的價格差，認購新股的收益率遠高于銀行利率和社會平均利潤率，而且是無風險的，這就在社會資金流中形成了一個高利率的“陷阱”，勢必吸引全社會的資金向其中流動（孫國峰，1998）。但政策規定，金融機構中只有證券公司和證券投資基金可以認購新股，分享這個無風險的高收益，而其他金融機構則不能參與。證券公司和基金就可以從其他金融機構融入資金來實現獨占的政策性收益，并將這種政策性收益中的一小部分分配給融出資金的機構。交易所債券市場就是這種政策性利益驅動的資金流動的主要場所。證券公司和證券投資基金融入資金認購新股，扣除融入資金的成本后仍有很高的收益；其他金融機構不被允許認購新股，將資金融給證券公司也可以得到高于存放在商業銀行或中央銀行的收益，因此交易所債券市場形成了認購新股的政策性收益的分配場所，對于在這種特殊政策環境下形成的資金流動關系的供求雙方都是有利的。

（3）交易所債券市場支持了股票市場，是證券監管部門所需要的

證券監管部門同時管理股票市場和交易所債券市場，其工作的主要任務是發展股票市場，支持國有企業改革，交易所的債券回購市場為股票的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提供了充足的資金，這對于證券監管部門實現股票市場的政策目標是十分有利的，交易所債券市場在很大程度上被證券監管部門視為支持股票市場發展的工具。

（4）當時市場交易主體規模較小，交易所模式已經滿足了其交易需要

當時市場的交易主體中規模較大的是一些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但這部分機構數量不多，絕對的規模也不大，企業和個人參與交易所債券市場的不多，交易的規模都比較小。證券投資基金還沒有設立，國務院1996年45號文件要求商業銀行賣出持有的國債，因此商業銀行也沒有大規模介入債券市場，交易所債券市場沒有真正的機構投資者，因此也缺少對大宗交易的需求，交易所的指令驅動交易模式基本能夠滿易主體的需要。

（5）當時國債發行的規模小，對場外市場的要求不迫切

由于交易方式的制約，交易所市場是小額債券交易市場，最大的弱點是承擔不了巨額的債券發行和交易。而當時中國財政仍是平衡財政，發行國債主要是用于還本付息和彌補財政赤字，國債發行規模不大，所以交易所債券市場的弱點沒有突出表現出來，發行人和投資者都可以接受當時的交易所債券市場。

1997年以前，中國的債券市場選擇了類似股市的模式，以證券交易所債券市場為主導市場。從交易所市場的表現上看，交易活躍，成為市場主體資金和債券運營的重要場所，在當時是成功的，在1997年前沒有任何制度變遷的跡象。

（三）交易所債券市場為主模式存在問題

1997年以前交易所債券市場取得了快速發展，但以交易所債券市場為主的中國債券市場制度存在很多問題：

（1）中國沒有獨立的債券市場，尤其是沒有獨立的政府債券市場。政府債券等債券在證券交易所同股票一起發行、交易、清算和結算以及所有權記錄，債券市場與股票市場是合二為一的。按照國際慣例，股票和債券都是在不同場所各自進行交易的，這使國債市場的清算和結算面臨風險（丹尼斯.厄爾瑪格利特.庫茲1997）。

（2）沒有建立起債券結算和托管的最低標準。關于債券市場的結算和托管標準，國際銀行系統及其管理人和國際證券公司及其管理人的標準是不同的，國際清算銀行作為管理銀行作業的全球性組織，在建立債券清算和結算制度方面的態度比國際證券委員會組織更為積極和嚴格。由于采取了以證券公司和交易所為主的方式，中國的債券市場長期走了國際證券管理人制定的路線，離國際銀行體系的慣例和標準越來越遠。

（3）清算和結算結構分散。每個交易所和交易中心都有自己的登記清算公司，它們之間的清算結算規則各不相同，所有權記錄的轉移也很不方便。而且證券交易所的成員以證券公司為主，證券公司的信用水平相對低于商業銀行，信用水平低的成員參加清算和結算系統，清算公司和交易所就容易遭受風險，而且中國的證券交易所和清算公司合二為一，使證券交易所有能力放松債券托管和清算的要求來“活躍”市場，從而使清算公司面臨更大的風險。

（4）集中撮合交易的交易方式使交易所債券市場面臨系統性風險。交易所債券市場采取集中撮合的交易方式，每個交易成員都以交易所為對手方進行債券交割和資金清算，一旦一家機構的大額回購不能到期支付，其抵押的債券價值又不足償還本息，交易所就要承擔損失。在場外市場，清算是交易的機構之間雙邊進行的，風險由機構本身承擔，不會蔓延到整個市場。但在交易所市場是交易所承擔清算風險，而交易所的資本有限，也沒有明確和充分的財務擔保，無法承受風險，交易不能向其他的投資者支付資金，這就會導致連鎖反應，形成系統性風險。如果清算風險造成的損失超出交易所的資本，交易所就面臨破產，從而使整個市場面臨關閉的風險。在債券回購交易中，上海和深圳交易所都采取了“標準券”的做法，實際上成員都是將自己的債券存放在證券交易所證券登記公司，以此為擔保與證券交易所進行融資交易，這樣債券和資金的比例就至關重要，從交易所回避風險的保守性原則出發，折扣比例應低于市場價格，但證券公司等機構通過債券回購方式融資可以支持股票市場，交易所為了促進股票交易的活躍就放寬了折扣比例，如1996年財政部發行的896國債上市當日就跌破100元的面值，1999年發行的9908國債上市當日跌破面值，并長期徘徊在面值之下，而上海證券交易所在上市第一日起都是按照1：1的比例確定回購比例的，這樣當正回購方無法到期還款時，交易所在變賣債券后仍要承擔部分損失，這實際上使本應與清算分離的交易機構暴露在清算風險之中。

（5）市場流動性差。流動性指金融資產在價格無損的條件下現金歸位的能力，包括四維：寬度——由一定數量的證券的競價和還價的程度決定；深度——在競價和還價的情況下進行交易的證券的一定數量；及時性——進行交易的時間多少；彈性——在大筆交易被市場吸收后，價格恢復到原來的程度所需要的時間。流動性是構成非直接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因此對投資者的交易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漢斯.J.布隆梅斯特因，1997）。交易所交易在上述四維的表現都不不能滿足機構投資者的需要，在交易所債券市場賣出數額稍大的債券就會使價格大幅下降，反之則會使價格大幅上升，機構投資者無法控制交易的成本，對債券未來價值也難以有準確的估算，這極大地限制了機構投資者的債券交易。

（6）利率和價格沒有代表性。債券市場利率和價格所產生的收益率曲線應當是全社會利率水平的基準，交易所債券市場債券價格大起大落，波動劇烈，其收益率難以代表社會長期利率水平，債券回購主要為股票市場融資服務，受一級市場發行頻率和二級市場價格漲跌影響較大，利率波動更為頻繁，參考價值較小。

二．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建立

(一)建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內在需求

（1）為維持國家經濟和金融的穩定，需要建設一個相對獨立的政府債券市場

政府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投資風險不同，在一個國家的經濟中起到的作用也不同。政府債券的投資者認為政府債券市場是安全而有確定性的市場，政府債券市場理應成為在政府明示或暗示擔保下的“避風港”（丹尼斯.厄爾，瑪格利特.庫茲，1997）。而且安全的債券市場能夠提供充分的流動性，為全球投資者提供充分、靈敏、準確的信息和豐富的投資工具，是影響一國貨幣國際化的決定性條件之一。在遇到內部和外部的沖擊時，穩定的債券市場對于一國經濟和金融的穩定十分重要，亞洲金融危機與東南亞國家缺少健全的債券市場關系甚大（格林斯潘，1998）。債券市場對其他金融市場來說也至關重要，政府債券對于對于其他證券的發行者起到示范的作用，其交易價格產生的收益率曲線成為社會經濟中所有利率水平的基準。因此和其他金融市場不同，政府債券市場都是由政府強力監管和深度介入的。財政部和中央銀行都代表政府，但財政部是政府債券的債務人，債務人管理債權人轉讓債權的交易行為以及投資者所有權記錄的簿記系統并不合適，因此，通常是由中央銀行管理政府債券市場。中央銀行通常政府國庫和國債發行，為實現政府籌集資金成本最小化，也需要為政府債券的交易尋求最佳結構。因此，需要有一個政府債券市場作為債券市場的核心。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的券種包括國債、中央銀行債券和政策性銀行金融債券，都屬于政府債券和準政府債券，較高的債券信譽和品質保證了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安全，也為市場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基礎。

（2）中央銀行實施間接貨幣政策調控需要成熟的場外債券市場

建立市場化的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體系是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構建這個體系需要創新和改造貨幣政策工具，而建立貨幣政策操作的客觀基礎也同樣十分重要。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傳導有兩個路徑，一是中央銀行調整基礎貨幣的數量和價格，通過商業銀行的調整信貸資產影響貨幣的總量和價格；二是中央銀行通過干預金融市場，影響金融市場的價格和公眾的預期，直接影響（孫國峰，2000）。金融市場在兩個方面發揮作用，在貨幣政策的第一個傳導路徑中，商業銀行在受到基礎貨幣變化的外部沖擊后，首先在金融市場上調整資產負債，在力圖消解外生沖擊的努力后，由于基礎貨幣的總體情況不會因商業銀行之間的交易而改變，商業銀行會再選擇調整信貸資產。同時，商業銀行在金融市場交易的壓力會反映在基礎貨幣市場的價格上，成為中央銀行決策貨幣政策操作的目標和判斷依據（孫國峰，1996）。在貨幣政策的第二個傳導路徑中，中央銀行操作的信號直接反映在金融市場，從而直接改變公眾的預期和收入支出行為。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可見，金融市場在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中地位十分重要。金融市場要成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載體，必須具備以下條件：1、金融工具本身的風險較小，可以為中央銀行所持有；2、市場具有相當的廣度和深度；3、市場有高度的流動性；4、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對價格的調控力較強；5、商業銀行積極參與交易；6、中央銀行的調控不會影響該金融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的作用。并非各類金融市場都適宜作為貨幣政策的載體，政府債券市場具備上述條件，成為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載體，是市場化的貨幣政策操作所不可或缺的前提。因此，政府債券市場直接關系到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控制力，影響貨幣的系統性穩定。政府債券市場對于貨幣政策和貨幣穩定至關重要。

（3）加速貨幣在公眾中的流動，提高金融效率

在當前的信用貨幣制度下，貨幣都是銀行創造的。非銀行公眾獲得用于媒介商品和金融工具交易的貨幣需要付出成本，即存款和貸款的利差。非銀行公眾之間的融資行為，使需要貨幣的經濟單位可以從多余貨幣的經濟單位得到貨幣，加速了貨幣在公眾中的流動，提高了貨幣的使用效率，從而也減少了非銀行公眾總體上對貨幣的需求。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比較發達，貨幣存量的流動效率高，因此貨幣需求的增長慢，銀行體系的貨幣供應增速也相應放慢。這種變化減少了銀行的存貸款利差，但也降低了非銀行公眾總體的取得貨幣的成本，從而提高了實質經濟的效率。在發達國家，場外債券市場的規模都大大超過股票市場，對于加速貨幣流轉發揮重要作用。因此，中國的金融深化和公眾金融資產結構的調整都有賴于場外債券市場的發展。

（二）“制度陷阱”和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制度創新領導者的出現

從制度供求來分析，如果組織或操作一個新制度安排的成本小于其潛在制度收益，就可以發生制度創新。制度創新的“第一行動集團”是能在不確定性的環境中及時捕捉到由制度非均衡產生的獲利機會（諾斯，1991），但如果既定制度的有關主體都從現有的制度中獲得利益，則現有制度內無法產生所謂的“第一行動集團”，反而產生了阻礙制度變遷的行動集團。而能從新制度得到利益的主體，如果過于分散，缺乏集體行動的力量，再加上阻礙制度變遷的行動集團的反對，制度創新就很難實現。這種狀態并不能用偶然的路徑依賴（諾斯，1990）以及“制度非中性”、“合乎理性的無知”（張宇燕，1993）來解釋，本文將這種制度狀態稱之為“制度陷阱”。

1997年之前，中國債券市場的有關主體包括證券監管機構（證監會）、發債人（主要是財政部）、投資者（包括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城鄉信用社、企業和居民）。上文論述了既有的交易所債券市場制度中缺乏具有創新動力和行動能力的主體。這其中財政部有一定的特殊性，國債市場的大規模發展需要場外債券市場，從1998年開始國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國債發行規模大大增加也說明了這種需求的重要性，應當看到財政部是一個潛在的有創新動力，且具有行動能力的主體，但1997年以前國債發行的壓力還不夠大。1996年下半年開始財政部遇到了居民要求購買國債的壓力，如果發展銀行柜臺的記賬式債券市場，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財政部選擇了比較容易實現的不可流通的憑證式國債形式，回避了建設場外債券市場。因此，既有的交易所制度沒有產生制度創新的行動集團，陷入了“制度陷阱”，制度創新的主體只能來自既有制度的外部。

我們分析制度變遷的潛在收益者。交易所市場轉為場外債券市場方式，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包括所有公民在內的全社會投資者，但這部分主體集體行動能力不強。既有制度創新的需要，又具備創新能力的中央銀行就承擔了制度創新領導者的角色。

在交易所債券市場的發展過程中，中央銀行沒有介入，在1997年6月16日銀行間債券市場建立后，金融體系和銀行體系出現的一系列變化促使中央銀行成為制度變遷的最大收益者。

一是1997年9月，人民銀行撤消融資中心，商業銀行之間原有的融資渠道切斷，加上亞洲金融危機和海南發展銀行關閉導致的銀行間信用的瓦解，使得銀行間的同業拆借交易陷于停頓。1997年9月后全國同業拆借市場的成交銳減，1998年同業拆借市場成交僅有989億元，比1997年的4149億元下降了76.16%。這種由于銀行的信用問題造成的同業拆借市場萎縮是很多新興經濟體都遇到的問題，在土耳其等國家，僅有幾家銀行之間進行同業拆借，大多數銀行都缺乏信用，不能進行同業拆借。在這種情況下，必須發展以債券為抵押的債券回購市場以解決銀行間融資問題。并且，沒有債券回購市場作為銀行的融資渠道，銀行在缺少流動性時就必須由中央銀行再貸款來解決，所有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壓力都將直接反應到中央銀行，中央銀行將失去對銀行流動性的主動調控權，減弱貨幣政策的效力。對中小金融機構再貸款的增加也加大了中央銀行面臨的信用風險。這些都要求中央銀行建設銀行間的債券市場。

二是沒有成熟的場外債券市場制約了間接調控體制的建立。1996年人民銀行開始進行債券的公開市場操作，由于沒有場外債券市場的配合，交易所債券市場的容量有限，因此1996年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的交易量不足100億元，1997年初就停止了。為發展公開市場業務，完成直接貨幣政策調控向間接貨幣政策調控的轉軌，中央銀行需要發展場外債券市場。

三是證券交易中心和證券交易所債券市場出現的問題，使得商業銀行在這些場所進行債券交易面臨較大的風險，中央銀行為防范金融風險，需要建設規范的債券市場，為商業銀行提供安全的交易場所。

而且從廣義上來說，中央銀行也是其他金融機構的風險的最終承擔者，因此建設場外債券市場，可以減少金融體系整體的風險度。

（四）銀行間債券市場設計和建設的過程

在中國人民銀行有了獲取新制度收益的動力的同時，出現了制止股市過熱的偶然性外部事件，進一步促成了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建立。1997年6月以前，證券交易所債券市場的成員包括商業銀行等各類金融機構，可以進行債券回購和債券買賣，資金流向主要是證券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債券回購的方式從商業銀行融入資金。1997年上半年，上海和深圳股市的股價大幅攀升，大量銀行資金通過交易所債券回購方式流入股票市場是股市過熱的重要原因。為抑制股市過熱，根據國務院的統一部署，人民銀行決定商業銀行全部退出上海和深圳交易所的債券市場，建立銀行間債券市場。人民銀行規定，各商業銀行可使用在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所托管的國債、中央銀行融資券和政策性金融債進行債券回購和現券買賣。銀行間債券市場建立初期有16家商業銀行總行成員，通過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的交易系統進行報價和交易，在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公司統一托管債券和進行債券結算，通過人民銀行清算系統進行資金清算。

創建場外債券市場的契機是政府抑制股市過熱而采取行政措施讓商業銀行退出交易所債券市場，這是學術界和銀行界所未曾預料的。銀行間債券市場建立的直接原因是調控股市價格的事件，因而一度被學術界認為是非市場化的行為。實際上，導致制度變遷的契機與新制度的性質和成功與否并無必然關系。這個偶然的外部事件的現實意義在于可以限制既有的交易所債市制度主體的反對行為，減少制度創新的阻力。

從中國的制度變遷歷史看，新制度的出現大都是直接源于一些偶然性的外部事件。當制度變遷的成本較大，尤其是既有制度處于“制度陷阱”狀態時，偶然性的外部事件往往是促成制度變遷的行動集團成功創新制度的必要條件。但直接促成制度產生的某一具體原因可以減少制度變遷的成本，而不能制造新制度的收益，因此一個新制度能否自我成長，主要取決于這個新制度能否不斷地滿足制度需求者的要求并創造出更多的制度需求者而生存下來，偶然性的外部條件本身并非一個新制度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中國的場外債券市場的組建是以商業銀行退出交易所，切斷資金流入股市渠道為契機的，這個契機減少了交易所債市主體的阻力，有利于制度變遷的進行，但也使得中國的場外債券市場以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形式出現，使場外債券市場和交易所債券市場并不只有交易方式的區別，而且有市場主體的區別。在市場發展的初期，兩個市場的差別，更多地體現在了交易主體的差別上。在一段時期內，銀行間債券市場以銀行為主，交易所債券市場沒有商業銀行。因此作為中國唯一的場外債券市場的銀行間債券市場不能覆蓋全社會所有的債券投資者，大大限制了功能的發揮。因此，擴大市場交易主體，逐漸將全社會的所有債券投資人都納入到銀行間債券市場中來，就成了銀行間債券市場彌補先天缺陷的長期重要任務。

銀行間債券市場的組建使中國債券市場的發展方向由交易所交易模式為主轉向了場外債券市場模式為主，并且商業銀行開始大規模介入債券市場，成為債券市場的主導力量，推動了債券市場發展的進程，改變了中國債券市場的整體格局。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作為制度創新主體的中國人民銀行，是根據發達國家場外債券市場運行的經驗，與市場交易主體和發行人充分協商來制定統一的市場規則，采用市場化的手段來發展市場。由于不同時期經濟形勢的變化和宏觀經濟制度的變遷，各主體的利益需要也在不斷變化，使得銀行間債券市場在幾個發展階段呈現出不同的演進特征。

（一）1997年下半年——撤消融資中心

1997年下半年，人民銀行停止融資中心的自營拆借業務，著手解決融資中心的逾期拆借問題。作為主導力量的融資中心退出了貨幣市場，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貨幣市場運行的模式。原來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主要通過融資中心拆借作來調節短期頭寸，并實際上將對融資中心的拆借作為長期投資。撤消融資中心使金融機構認識到市場信用風險要自行承擔，其短期融資轉向以債券回購為主要方式，為給多余資金尋找出路，對債券的需求也大大增加，這都為債券市場的發展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在清理撤消融資中心的同時，人民銀行開始大量增加銀行間債券市場的成員，97年下半年批準了48家城市商業銀行入市，使這些商業銀行在融資中心拆借渠道中斷后通過債券回購方式進行融資，盡快轉向銀行間債券市場。這段時期銀行間債券市場發展主要滿足了部分城市商業銀行的短期融資需要。

（二）1998年上半年——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改革對銀行間債券市場提出了更高要求，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作用凸顯

1998年上半年，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體系進行了重大改革，取消了貸款規模管理，直接貨幣政策正式向間接貨幣政策轉化，要求商業銀行加強資產負債管理，銀行購買債券、進行債券交易的內在驅動力增強。貨幣政策改革的一系列舉措從改造市場主體——商業銀行的內部運行機制，培養商業銀行的商業動機出發，為銀行間債券市場的發展提供了市場化的主體基礎。

銀行間債券市場成立之初，只有從證券交易所轉托管過來的407億元國債和118億元中央銀行融資券,到97年底，加上前些年計劃攤派的3083億元政策性金融債,債券總量也只有3508億元，而且高度集中在四家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手中，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持有的債券極少。1998年初人民銀行設計出臺了存款準備金制度改革方案，作為下調準備金率的對沖措施，財政部向所有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共發行423億元專項國債，在短時間內使銀行間債券市場成員普遍持有了高品質債券，增加了商業銀行的債券持有量，改變了債券分布不均衡的狀況。人民銀行于4月批準專項國債在銀行間債券市場上市交易，專項國債隨即成為商業銀行進行債券回購質押的主要券種。

1998年5月人民銀行恢復了債券公開市場業務。中國的債券公開市場業務是從1996年起步的，受當時金融環境、市場條件、交易工具的限制，后來停滯了（戴根有，1999）。銀行間債券市場的發展為公開市場業務發展提供了了堅實的基礎，促進公開市場業務迅速發展。根據貨幣政策目標，當時公開市場業務以買進債券和逆回購投放基礎貨幣為主，直接為商業銀行的債券交易提供了流動性支持，立竿見影地促進了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的活躍。這段時期銀行間債券市場直接支持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改革和公開市場業務的重新啟動，中央銀行獲得了制度變遷收益。

（三）1998年下半年——組織推動政策性銀行市場化發債

過去政策性銀行主要依靠人民銀行向商業銀行計劃分配金融債券的方式來籌資，中國人民銀行在98年初提出了政策性銀行市場化發債的改革工作，經過準備，9月份國家開發銀行通過人民銀行債券發行系統采取公開招標方式首次化發行了金融債券，隨后進出口銀行也開始市場化發債。98年兩家銀行共發行了410億元債券。政策性銀行市場化發債的成功也帶動了國債發行的市場化改革步伐，98年下半年國債發行中也加入了一些市場化的因素。由于發行利率由市場決定，為債券進入二級市場后流通創造了良好的條件，這種“出身市場”的債券增加，改善了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債券品種結構。商業銀行不斷參與市場化的債券發行，直接增強了運用債券、進行債券交易的動機。商業銀行開展債券分銷業務，使越來越多的城鄉信用社通過認購債券加入了銀行間債券市場，市場的廣度和深度快速增加。1998年下半年財政部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了1000億元建設國債，加上2700億元特種國債、423億元專項國債和513億元其他國債，全年年共發行國債4636億元，發債的力度是空前的。政策性銀行上半年計劃攤派發債1590億元，下半年市場化發債423億元，全年發債2013億元。98年底銀行間債券市場債券存量達10103億元，比97年底增加了2倍。

1998年初人民銀行允許商業銀行分行、外資銀行、保險公司入市，同時加快了批準城市商業銀行入市，全年共批準了116家金融機構入市，市場成員數量有了較大的飛躍。98年10月，一直淡靜的市場交易開始活躍，成交金額大幅增加，成交水平上了一臺階，至98年底，月成交突破了100億元。一些商業銀行開始積極運作，成為市場活躍的中堅力量。

1998年銀行間債券市場支持了財政部大量國債的發行和政策性銀行金融債券的發行，從此得到重要的發債主體的支持，成為財政部發行國債的主要場所，也促使了政策性銀行向完全市場化發債轉變，銀行間債券市場的發展使商業銀行從購買債券中得到了收益，從而發債主體和商業銀行成為了新制度需求者中的中堅力量，推動新制度的進一步發展。

（四）1999年——債券市場化發行的深入和城鄉信用社、證券公司、證券基金進入市場

1999年，在人民銀行的組織和推動下，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的市場化發行成為主流，政策性銀行發債全面采用了招標方式，財政部也在銀行間債券市場首次以底價利率招標的方式發行國債。由于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制度優勢和市場主體優勢，銀行間債券市場成為中國債券發行的首要場所，1999年財政部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的記帳式國債2756億元,占記帳式國債總量的89.3%。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進出口銀行發行政策性金融債券1670億元，全部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全年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的債券占中國全年債券發行總量的74%，到1999年底，銀行間債券市場債券存量為13402億元，可流通債券為10500億元。

1999年初人民銀行允許城鄉信用社可以在銀行間債券市場自由進行債券交易，1999年有325家城鄉信用社入市，這調動了中國金融體系中充滿生機和活力的一部分主體，金融機構中數量最多的一部分加入了銀行間債券市場，大大增加了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廣度。人民銀行同時采取漸進措施，逐步解決非銀行金融機構進入銀行間市場問題。人民銀行在98年10月首先批準了保險公司入市，允許保險公司將證券交易所的債券轉托管到銀行間債券市場，99年8月人民銀行下發了基金管理公司和證券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市場管理規定，99年9月至2000年10月共批準了14家證券公司和全部的證券投資基金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通過交易主體的溝通使代表中國批發債券市場的銀行間債券市場和一些中小投資者參與的證券交易所債券市場相互連接，使貨幣政策能夠通過貨幣市場影響資本市場。市場主體和工具的猛增使市場發展上了一個新的臺階，突出反映在交易量上。1999年債券回購市場成交大幅放大，全年成交3966億元，比1998年增加2945億元。

銀行間債券市場主體的擴大增加了新的制度需求者，交易的活躍提高了債券的流動性，提升了市場參與者的實際收益。從1998年開始我國出現內需不足，經濟發展減速，企業效益下滑，商業銀行難以找到好客戶，貸款缺乏積極性，而國債和政策性銀行金融債券由于收益較高，安全性高，受到銀行的歡迎。尤其對于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等大銀行來說，持有高品質的債券可以改善收益狀況。從1999年開始，國務院和中國人民銀行加強對商業銀行利潤指標的考核，商業銀行加大了增持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的力度，持有債券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上升至11%。商業銀行在增加債券本身收益的同時，將優質債券作為二級儲備，減少了持有的超額儲備，在需要流動性時即通過債券回購的方式融入資金，由于債券的收益明顯高于準備金利率，風險也很小，通過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的運作也增加了收益。市場主體穩定的收益模式創造了制度的忠實需求者，是一個制度成功運行的必要條件。1999年銀行間債券市場制度需求者獲得收益的模式基本確立。

（五）2000年——銀行間債券市場開始轉型

進入2000年，市場出現了比較大的變化，工農中建四家國有大銀行在一級市場的認購債券量和二級市場的交易量仍在增加，但份額開始下降。發生這種轉變的主要原因是人民銀行擴大了市場主體，城鄉信用社、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的不斷加入，市場的結構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大銀行仍然發揮著主導作用，但其他金融機構對一、二級市場的影響力增強，銀行間債券市場利率和價格的形成機制進一步完善。2000年，銀行間債券市場債券回購成交15781億元，比1999年增加了近3倍，現券成交681億元，比1999年增加了784%，保持了高速增長的態勢，顯示出場外市場的制度優勢。

2000年8月，中央銀行開始進行公開市場業務的雙向操作，即同時投放和回籠基礎貨幣，人民銀行對商業銀行流動性和市場利率的調控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由于中央銀行可以始終將銀行的流動性控制在適當水平，債券市場的資金供求就保持了均衡，原來同業拆借市場和債券市場長期存在的銀行資金同松同緊導致的交易量下降現象得到了消除，從2000年8月開始，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量大幅增加，日成交最高達400億元，市場的活躍程度又上了一個新臺階。

觀察中國人民銀行推動銀行間債券市場發展的措施，可以發現有三條主線：一是擴大市場交易主體和增加債券存量，市場主體從1997年的16家商業銀行總行發展為2000年8月底606家的各類金融機構，市場債券存量從1997年底的3508億元增加到2001年4月的17131億元。二是完善市場法規體系，由于操作和管理都有法規可循，銀行間債券市場現券和回購交易都沒有發生大的違規行為。三是指導建立債券托管體系。債券托管體系是債券市場風險防范的核心環節，債券交易系統、中央債券簿記系統、人民銀行債券發行系統等計算機網絡系統都進行了升級改造，加強了市場防范風險的能力，提高了市場運行效率，為今后的債券市場的發展奠定了必要的技術基礎。

（五）銀行間債券市場制度的確立為有關主體提供的收益

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出現開辟了一個新的市場環境，對于中央銀行、財政部、商業銀行等各有關主體都提供了新的運作空間，有關主體通過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的運作，得到了實在的收益，這又促進了各有關主體更加積極地推動市場的發展。作為市場監管主體的中央銀行在政策法規上規范市場，并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直接支持債券市場的流動性；財政部和政策性銀行加大了銀行間債券市場發債的力度；商業銀行將銀行間債券市場作為流動性管理和資產運營的主要場所，交易規模增加，這些都推動市場加快發展。

（1）中央銀行改革貨幣政策操作體系和傳導機制

政府債券的高信譽和穩定性使其天然成為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首選工具，而為使中央銀行能夠實現巨額債券交易，并且央行的操作不會太多地影響債券價格，造成價格的大幅波動，只有場外債券市場能夠滿足這個要求。銀行間債券市場為公開市場業務操作提供了基礎，1998至2000年，中國人民銀行債券公開市場業務累計成交14025億元，已成為央行日常運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發揮了調控基礎貨幣，引導市場利率的作用，這也標志著以貸款規模管理為代表的直接貨幣政策操作體系向以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為代表的間接貨幣政策操作體系轉變的順利完成。

銀行間債券市場的發展也為人民銀行推動利率市場化進程提供了基礎。中國的利率市場化是從貨幣市場起步的，1997年銀行間債券市場組建以來，債券回購利率完全由交易雙方自行決定，1998年政策性債券發行開始采取市場化發行，1999年國債也進行市場化方式發行，2000年起除憑證式國債外的債券發行利率已全部實現市場化，中國人民銀行也具備了通過公開市場業務等貨幣政策工具調控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利率的能力。這些都為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二）財政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政策性銀行擴大資金來源

銀行間債券市場一級市場采取市場化發行方式，二級市場交易的活躍提高了銀行持有債券的積極性，因此銀行間債券市場對債券發行有很強的承接能力。1998年至2000年底，財政部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債6528億元，政策性銀行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債3725億元，共計發債10253億元，但仍然呈嚴重的供不應求的局面，在1999年6月人民銀行最后一次降息后，債券發行利率仍然連續兩年逐級走低。銀行間債券市場有力地支持了財政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政策性銀行業務規模的擴大。

（三）商業銀行改善資產結構，商業化改革進程加快

過去中國商業銀行資產比較單一，貸款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超過70%，過高的貸款比例不利于商業銀行的流動性管理和提高收益，也影響了國有銀行的商業化經營。銀行間債券市場的發展，為國有銀行等商業銀行大量持有債券、及時調節流動性、降低超額儲備水平提供了空間。至2001年4月底，在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托管的債券為17131億元，其中國債9371億元，政策性銀行金融債券7447億元，其他債券313億元。同期商業銀行債券資產在資產總額中的比例為17%，該比例在1997年為5%，商業銀行資產單一的情況已有了明顯的改觀。商業銀行參與銀行間債券市場的積極性提高，交投明顯活躍，商業銀行在債券市場的運作也成為其重要的利潤增長點，促進了銀行經營的商業化改革進程。

三．政府主導的中國債券市場制度變遷成功的原因與局限性

中國的改革是典型的政府推動型制度變遷，政府作為制度的供給者主導外部規則的演進，社會成員為尋求恰當的內部規則也自發從事制度創新，從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看，一個顯著的特點是一些成功的改革都是民間首先創新，政府隨后跟進，表現為民間產生改革需要并進行一些自發實驗，政府再以法規的形式加以認定。而由政府主動推動的改革則經常與市場需求不完全相符，從而不能實現設計的理想效果。我們觀察股票市場等其他金融市場的發展歷史，可以發現這些市場都是經歷了較長時間的理論鋪墊后，由地方政府或民間機構進行實踐探索，再由中央政府總結經驗，規范組建市場，再頒布有關法規。

而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建立和發展則體現出和其他經濟體制改革不同的特點，是難得一見的政府建立市場的成功案例。這個制度變遷過程表現為政府代表者——中國人民銀行組織推動，而銀行等市場參與者跟隨，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始終是政府主導，人民銀行設計市場，制定方案，公布市場規則，主導制度創新，而市場主體創新的動力并不強。但銀行間債券市場的發展卻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市場化的運行機制也不斷完善。

（一）制度變遷成功的原因

政府主導的制度變遷在中國債券市場上取得了成功，與其他經濟領域改革的不同之處有以下五個方面：

（1）中國人民銀行不是完全外生于市場的制度創新組織者

作為推動這個制度變遷的政府代表者——中國人民銀行，它和債券市場的關系與一般意義上的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不同，人民銀行銀行在貨幣政策操作方面更接近于一個市場參與者的角色，因此貼近市場，制定市場規則不是采取單純的行政性指令方式，而是充分和市場交易主體溝通，而且也使得和政府在其他經濟領域改革的收益主要是社會福利最大化不同，人民銀行更容易從市場發展中直接得到收益，提高了決心和行動能力。同樣是政府部門的財政部在債券市場中的角色則主要是一個市場主體——債券發行人，其主要的目標是實現債券發行數量和降低發行成本。這些都使得銀行間債券市場的發展雖然是政府主導，但并沒有什么行政化色彩。

（2）激進式的創立和漸進式的發展

銀行間債券市場是中國人民銀行以規定的形式在1997年6月16日建立，市場框架也同時形成。和中國許多經濟領域的改革不同，沒有經過試點，而是直接組建，這種激進式的創立，縮短了變革時間，有利于克服原有制度利益集團的阻力，最大限度地減少制度變遷成本，擺脫。而且當局具有充分的知識也為這種激進式改革提供了必要條件。激進式創立的另一個好處是迅速產生了新的制度需求者，商業銀行通過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的運作，迅速地在改善了資金融通，調整了資產結構，得到了制度創新的收益，因此新制度就具有了強有力的支持者。在銀行間債券市場創立后，中央銀行又采取了漸進式的發展措施，循序漸進地推出新的規則，完善市場制度框架。由于市場觀念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漸進式的發展使市場主體容易接受新的規則，通過一些商業銀行的率先運作，為其他市場主體提供了范例，從而使市場主體的商業意識和對制度的理解能夠基本上保持共同進展，減少了制度變遷過程中的成本。

（3）中國人民銀行擁有較充分的知識

政府通常被認為是在既定的約束條件下，對市場經濟制度性質幾演進過程的風險缺乏相應的充分知識，因此才“摸著石頭過河”（楊瑞龍，楊其靜，2000）。但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創立和推動過程中，人民銀行借鑒了國外發達國家場外債券市場運作的經驗，知識較為充分，而社會各界和市場成員交易所模式比較熟悉，對場外交易方式認識不多，制度的推出主要是由中央銀行制定新的市場規則，通過一些反應敏銳的商業銀行的率先運作，再逐漸為市場所接受，這減少了制度變遷的成本。

（4）銀行間債券市場一開始就是集中統一和有序管理

中國股票市場等金融市場都走過一條從分散到統一、從無序到有序的漫長改革過程，期間經過多次重大風險，支付了較高的改革費用，并為市場的進一步發展設置很多障礙。而銀行間債券市場從一開始就是高度集中統一，債券統一托管在中央結算公司，債券市場化發行統一通過中國人民銀行債券發行系統進行，債券交易通過拆借中心的電子交易系統報價談判成交，債券結算通過中央結算公司的中央債券簿記系統登記結算，所有市場參與者都按照中央銀行制定的市場法規運作。統一的市場條件和規則避免了風險，保證了市場運行的規范有序，市場建立以來沒有發生一筆重大違規或違約行為。債券和其他金融工具以及商品有所不同，具有較高的穩定性，集中托管和有序管理建立了投資者的信心，統一的市場規則提高了市場運作的效率。

（5）市場主體并非民間力量，制度創新只能由中央銀行推動

從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參與者看，起主導作用的是工、農、中、建等國有商業銀行，并未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很難歸入“民間力量”的范疇，因此缺乏推動制度變遷的動力，沒有自發產生市場規則，需要外部力量來推動市場的建立。中央銀行既是銀行間債券市場的組織者和管理者，也負責監管商業銀行，是推動市場發展的合適主體。

（二）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局限性

從中國債券市場的制度變遷過程可以看出，在整個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政府信用一直起著主導的作用，參與交易的主體受到嚴格的約束和限制，市場中所交易的品種是以國家信用為基礎的國債及金融債券。這些，是銀行間債券市場建立以來得以平穩運行并發展的主要原因，但這些因素也是中國債券市場作為一個市場，其發展受到約束的根本原因。所以，中國債券市場的發展，需要認識到由于政府信用為主造成的現行市場的三個主要缺陷，理清政府信用與民間信用的關系，將政府信用為主過渡到民間信用為主，在這三個方面進行努力。

（1）構建真正的機構投資者

中國的場外債券市場在發展的初期，由于偶然性的外部事件和有關主體的共同需要，采取了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形式。這種制度形式的有利之處在于迅速地使各主體得到了收益，從而保證了銀行間債券市場制度的確立和快速發展。但新制度在實現了最初設計目的的同時，自身的發展也受到了制約。目前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以債券回購為主，主要起到了銀行間的債券抵押拆借的功能，而居民金融資產結構調整、債券價格發現等重要功能都沒有實現，市場的主體——商業銀行還沒有完成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并不是完全市場意義上的機構投資者，以基金為代表的機構投資者規模還很小，銀行間債券市場距離覆蓋全社會的場外債券市場目標還有很大的差距。為此，需要繼續大規模擴大交易主體，培育真正的機構投資者。

場外債券市場的優勢在于分散和低成本，因此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交易主體應當擴大到所有金融機構、非金融的企業和居民個人以及非居民，做到所有想進行債券投資的法人和自然人都可以參與到銀行間債券市場中來。同時，對于場外債券市場來說，商業銀行持有債券的主要目的是作為二級準備金，現券交易的意圖不強，同時銀行作為特殊的一類金融機構，對利率和價格的判斷和非銀行公眾是不同的，因此銀行是債券市場重要的投資者，但投資基金和保險公司的作用更加重要。而且，目前在銀行間債券市場運作的商業銀行主要是國有商業銀行，缺乏商業動機和商業傳統，更難發揮真正的機構投資者所起到的作用。國有證券公司和國有證券投資基金為主的機構投資者在行為上也類似于國有企業，因此在對上述國有金融機構進行改革的同時，應當組建債券市場基金，以培育真正的機構投資者。

（2）發展公司債券

政府債券可以為債券市場提供一個基準，但從促進國民經濟發展活力的角度看，公司債券的發展比國債的發展更有重要意義。企業發行公司債券，有利于改善企業的負債結構，拓寬中小企業的資金來源，建立企業的主動型融資渠道，建立民間信用。同時，公司債券的發展也為銀行間債券市場的投資者提供更多的投資工具，一個有足夠廣度、深度的場外債券市場必須具備足夠的可流通債券。在現有的國債發行體制下，國債發行主要是為財政政策服務，和財政赤字掛鉤，國債的數量受制于國家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和時間，因此國債的余額難以保持這幾年的高速度。政策性銀行的債券發行是支持資產擴張，增長幅度也有限。公司債券的擴大對于增加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債券品種和數量有重要意義。

（3）設計衍生金融工具產品

債券作為利率型金融工具，價格主要受利率變動的影響，而利率變動是跟隨經濟周期的，變動方向會保持一段時間。如果中央銀行在一定時期內保持利率的上升態勢，則債券價格必然逐級走低，對持有債券的投資者來說，會不可避免地造成損失。因此，發展債券的衍生金融工具市場，可以為投資者提供避險工具，這對于長期進行大量債券投資的機構投資者來說，更加重要。債券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在某種程度上是債券市場機構投資者大發展和市場交易規模擴大的重要前提。

銀行間債券市場能否實現進一步的制度創新，取決于銀行間債券市場制度的組織者——中國人民銀行對新制度的潛在收益和行動能力，以及市場交易主體和發行人對新制度的潛在收益。

當前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各主體對制度創新有潛在的收益：中央銀行面臨著貨幣政策操作改革的深化，目前公開市場操作在數量上已經可以完全實現目標，但要提高操作的準確性、擴大操作傳導的范圍、提高操作的影響力，就需要銀行間債券市場的進一步擴大；財政部和政策性銀行為降低發債成本，需要更多的投資者能夠參與銀行間債券市場；商業銀行目前在銀行間債券發揮的作用主要體現在資金的優勢上，其網點優勢還沒有發揮，如果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主體擴大，商業銀行可以為企業和個人參與市場交易提供中介服務，將開辟新的業務領域，成為重要的利潤增長點；企業和個人是現在的銀行間債券市場外的制度創新潛在收益者。在當前低利率的背景下，融資的收益大于投資的收益，因此企業在公司債券發行方面有較大的潛在收益，會形成制度變遷的動力。由于企業和個人的擁有的債券知識少，加上交易成本，對債券交易的需求較少，購買銀行間債券市場的債券的潛在收益要通過組建債券市場基金來實現。在各有關主體的需求作用下，銀行間債券市場的進一步制度創新是可以預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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