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環境立法環境問題現代性

論文摘要：環境問題的現代性將環境立法置身于復雜情境之中，環境法的“軟化”正是立法上對于環境問題的復雜性的必要應對。環境法的軟化具體表現為：法律規范的強制性讓步于寬泛和靈活性的要求，框架性和指導性的規范內容增多，行政機關被賦予廣泛的環境管理職能和行政裁量權。在環境立法的“軟化”趨勢中，協商合意日漸成為環境行政的主題詞。

一、從框架性環境立法說起

在國內環境法討論中，經常可以聽到關于我國環境立法“過于原則和抽象，不易操作”的批評之聲，并將之歸因為我國立法機關過于強調立法“宜粗不宜細”的原則。

這一歸因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就環境立法領域而言，“宜粗不宜細”原則未必是唯一的、甚或主要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即便不存在該原則的指導，環境立法同樣可能保有抽象、概括和靈活的特點。這既是一個顯著的事實，同時也可能是立法技術處理的一種必需——事實上，已經有文獻指出，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各國環境管理最顯著的發展在于框架性結構環境法律的出現。框架性立法通常重視環境管理的總體目標和原則的確立，合理的機構設置，環境政策的總體框架和規劃等問題，有利于為解決環境問題提供一個概括、廣泛而靈活的法律框架，同時，也留下了可操作性的質疑。

二、環境問題的現代性與框架性環境立法

摘要：風險預防原則是國際環境法中一個用途廣泛而又爭議頗多的基本原則，國際社會雖然對這一原則已達成初步共識，但在具體理論研究和實際操作中還存在許多盲點和爭議，所以更加確切地說，風險預防原則是正在形成中的國際法原則。對于風險預防原則的討論日趨白熱化，主要表現為其適用的規則以及其國際法地位。本文試圖從這兩方面著手，并結合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狀況以及中國的國情，對國際環境法中的風險預防原則的適用進行簡要論述。

關鍵詞：風險預防原則國際環境法國際習慣法成本——效益分析

一、風險預防原則概述

在現代社會中，經濟水平日益騰飛，社會生活日益復雜化，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可是這些都并不能否認我們每天處在一個無法衡量風險系數的社會環境中的社會現實。從非典到H1N1，從汶川地震到玉樹地震……這些都一直在告訴我們，風險是時刻存在的。

論文百事通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越來越復雜，大自然的無情和新技術的適用都給人類帶來潛在的風險。如何應對各種天災或者人禍造成的風險，是人類社會無法回避的問題。在合理的成本基礎上預先防范風險成為當今許多政府的必然選擇，法律意義上的風險預防原則也隨之而生。

風險預防原則最早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德國環境法中“vorsorgepnnzip”這一概念，并逐漸發展到區域環境條約中，如1984年的第二屆國際北海保護會議中發表的《倫敦宣言》就對風險預防原則進行了系統的論述：“為保護北海免受最危險物質的有害影響，即使沒有絕對明確的科學證據證明因果關系，也應采取風險預防措施以控制此類物質的進入，這是必要的”。《倫敦宣言》也就因此而成為第一個明確闡釋風險預防原則的國際文件。

【論文關鍵詞】風險預防原則；國際環境法；國際習慣法；成本——效益分析

【論文摘要】風險預防原則是國際環境法中一個用途廣泛而又爭議頗多的基本原則，國際社會雖然對這一原則已達成初步共識，但在具體理論研究和實際操作中還存在許多盲點和爭議，所以更加確切地說，風險預防原則是正在形成中的國際法原則。對于風險預防原則的討論日趨白熱化，主要表現為其適用的規則以及其國際法地位。本文試圖從這兩方面著手，并結合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狀況以及中國的國情，對國際環境法中的風險預防原則的適用進行簡要論述。

一．風險預防原則概述

在現代社會中，經濟水平日益騰飛，社會生活日益復雜化，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可是這些都并不能否認我們每天處在一個無法衡量風險系數的社會環境中的社會現實。從非典到H1N1，從汶川地震到玉樹地震……這些都一直在告訴我們，風險是時刻存在的。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越來越復雜，大自然的無情和新技術的適用都給人類帶來潛在的風險。如何應對各種天災或者人禍造成的風險，是人類社會無法回避的問題。在合理的成本基礎上預先防范風險成為當今許多政府的必然選擇，法律意義上的風險預防原則也隨之而生。

風險預防原則最早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德國環境法中“vorsorgepnnzip”這一概念，并逐漸發展到區域環境條約中，如1984年的第二屆國際北海保護會議中發表的《倫敦宣言》就對風險預防原則進行了系統的論述：“為保護北海免受最危險物質的有害影響，即使沒有絕對明確的科學證據證明因果關系，也應采取風險預防措施以控制此類物質的進入，這是必要的”。《倫敦宣言》也就因此而成為第一個明確闡釋風險預防原則的國際文件。

對于風險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principle）的完整定義在國際習慣法上尚無確定的表述。但是諸多學者均把《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中的第15項原則作為其較為權威的表述，即“為了保護環境，各個國家應該根據各自的能力將風險預防方法廣泛運用。只要存在嚴重的威脅或者不可逆轉的損害，缺乏充分的科學確定性就不能被作為一個原因來推遲采取阻止環境退化的成本—效益措施”[1]。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在其來自l998年《溫斯布萊德共同宣言》：當一項活動對人體的健康或者環境產生危害的威脅時，即使有些因果關系沒有得到科學上的充分確定，也應當采取風險預防的措施。在這種情況下，應當由活動的支持者而非公眾承擔證明責任。[2]在其他國際條約中也還有諸多關于風險預防原則的表述，例如《聯合國世界自然憲章》中規定：“當潛在的不利影響為充分了解時，活動不應進行”；《生物多樣性公約》中的前言部分論述到：“當存在著生物多樣性大量減少或喪失的威脅時，缺乏足夠的科學論證不應被用來當作阻止‘采取措施來避免或最小化這種威脅’的理由……”[3]；其他還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赫爾辛基公約》等等，數不勝數。這些定義都大同小異，均旨在表述：科學并不能永遠扮演提供第一手信息資料以有效保護環境的角色，過度依賴科學證據可能會導致環境保護措施緩不救急，甚至適得其反。所以在科學上的依據尚未充分時，也應當適時采取一些預防措施，以免危害的發生或者擴大。因而，風險預防原則便是要求在環境和資源決策過程中不僅要考慮到那些明顯的確定的危險，而且對那些較小的缺乏科學確定性的負面影響也應謹慎處之。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關于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環境法學理論的意義與作用，從而找尋環境的本質與特點和環境變化規律的理論，這對于環境法的長遠發展有重要意義，且對環境法學理論的總體發展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同時，本文還將環境道德與環境法進行有效的結合，從而總結出環境法治的理論。

關鍵詞:環境法;環境法學基本理論;法學理論;人與自然關系

一、關于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環境法學理論的要點

環境法學理論對環境的價值、意義和作用非常的重視，決定環境法學的重要影響因素主要有三個:環境、環境問題、環境保護。關于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環境法學理論指出，人類的生存離不開環境，且人類的發展和表現自己都是依靠環境來實現的，因此環境為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提供了很好的幫助作用，同時它對推動社會勞動力的發展也要有一定的幫助。由此可見，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都是離不開自然界中的環境，同時人類不僅僅單純的在自然環境中生存，還受自然環境給予的恩澤。環境法學理論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意義和作用也非常重視，在環境法和環境法學的基本要求中，特別強調要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從而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目標。在關于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環境法學理論中指出，它是隨著人類社會的出現而形成的，這是人類公認的一個客觀事實，同時，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個永恒的主題，關乎著人類的社會發展和基本關系。因此，人類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利用自然環境資源都是在人與自然關系中進行的。該法學理論科學解釋了人與自然關系的機制，并在實踐中進行了合理的運用，從而使環境法充分發揮調節人與自然關系方面的作用與功能。在人類生活的實踐中，法律如何充分發揮自身的作用去解決人與自然關系的問題，這是法學界始終都在研究的一個課題，同時這一問題具有很強的理解性。此外，從法和法學的歷史發展角度來看，人們對于法的認識與理解都是通過法律中的相關規定來了解，所以，環境法如何有效的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其實就是等同于人類如何認識環境法、理解環境法，其本質都是大致一樣的。但是，對于“協調”和“調整”在用詞時對其進行故弄玄虛的解釋，都是偏離了環境法的真正目的與作用。對于人與自然的關系，采用法律的手段進行調節，這充分體現出法律的實踐性，因此，如何采取正確的、合理的調節手段，使環境法充分展現法律法規的作用來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當前調節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法學理論的任務。

二、關于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環境法學理論的意義和作用

從環境法的理論來看，其存在的意義就是與其他的相關法律條文進行有效結合與融合，從而形成一直以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為理念的法律理論，由此可見，環境法雖然與其他的法律部門有著密切的聯系，但是它也與其他的法律部門之間存在許多的不同。所謂的環境法，指的就是調整人類利用環境資源而產生的社會關系，并對這種關系采取法律的手段對其進行規范，換言之，環境法就是調整環境資源在受到開發、保護、利用、改善時，所產生的社會關系，這里的社會關系主要指環境與人、社會的關系，而環境法則是把這兩種關系進行緊密聯系，共同發展。因此，人類在進行某種活動時，如果離開環境單獨進行，則就不會出現環境與社會的關系。在關于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法學理論中，針對環境法的特點、本質、作用進行了重點的、詳細的介紹，同時，環境法如何在未來發展，也進行了著重的描述。除此之外，該理論的存在僅僅圍繞人類社會的永恒主題來展開論述，并指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也就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產生的問題與矛盾，所以，該理論的存在意義就是幫助環境法在未來的發展中提供了重要的指導作用，同時該理論還對基本的法律規范做了一個很好的統籌與說明，同時，在該理論中把環境道德與環境法制也進行有效的結合，從而把環境法治的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去。

一、兩型社會環境法制建設概述

(一)“兩型社會”概念的厘定

環境法治必須以理性環境文化為基礎。當下，對于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已得到全社會的普遍認同。兩型社會的建立思維是人類思想觀念的一次重大變革，是對于傳統的工業社會和現代生活文明的反思和檢討，是人類重新認識自然規律，尊重自然和回歸自然。資源節約型社會要求人類社會更有效率的利用資源，以期使用法律，行政等手段提高資源的利用率，減少浪費。而環境友好型社會則是要求人類社會經濟生活，消費和生產方式與生態系統和諧共處，做到可持續發展。所以兩型社會是以遵循自然規律為準則，以綠色科技為動力，倡導環境文明和生態文明，構建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的社會體系。

(二)環境法制建設的理論依據和意義

1．環境法制建設的理論依據

(1)環境資源的公共性。

論文關鍵詞：環境法不合作博弈效率

論文摘要：環境法是現代國家保障公共環境利益的制度形式之一。受個體行為、政府行為以及違法人者與執法機構之間的不合作博弈等因素影響，環境法規實施的效果往往并不理想。通過討論破壞行為數量與執法者發現違法行為的概率、懲罰強度以及其它相關因素之間的關系，分析了環境法規實施過程的內在機理，并據此提出了提高環境法規實施效率的建議。

環境法是調整人類在開發利用和保護環境中所產生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1)(P40)建國以來，我國先后建立起以《環境保護法》等為基礎，以包括“三同時”制度、排污收費制度、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等在內的八項環境管理制度為核心的環境法規體系。這些法規在遏制生態環境危機，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我國經濟與社會的不斷發展，人類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沖突日益加劇，環境法規的實施效果越來越不能令人滿意，其中效率較低的問題尤其突出，以致我國每年的《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的基調總是“局部好轉，總體形勢仍在惡化”。本文運用經濟學原理，對影響環境法實施效率的因素及其內在機制進行了分析，并據此提出了提高環境法規實施效率的策略和建議。

一、影響環境法規效率的因素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影響環境法實施效率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個體在行使其環境權利中的“外部性”問題，是影響環境法實施效率的重要因素。生態環境物品本身是不可分割的，它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的屬性，個體的環境權利彼此間是相關聯的，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公共產權。隨著人口數量的急速增長，以及工業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人類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能力不斷增強，對環境的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壓力，生態環境物品日益成為一種稀缺的資源。由于存在負的外部性，出現了企業生產的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差異。(2yr2-;a}為了追求自身經濟利益，企業往往過度地排放污染物，造成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后果。眾多企業對于土地、水資源等環境資源的爭相利用，對草地、森林等生態資源的濫墾、濫砍、濫伐、濫樵，往往導致資源的過度開發，造成“公地悲劇”。[3](P1243-48〕另一方面，由于環境物品的公共物品屬性以及個體環境權利的公共產權屬性，在環境治理活動中，個體間存在著“搭便車”的動機，大大影響環境治理的績效。以制止環境污染為例，為了爭取公共環境利益，本可聯合起來與污染者進行集體談判以避免效用損失，但作為理性經濟人，每一個體都希望自己不參與或少參與，盡量地將制止污染的成本轉嫁給他人，即企圖通過“搭便車”來實現自己的環境權益，結果使污染者得以逃避制裁，公共環境權益遭到侵害。

摘要：對消費主義的迷醉構成了現代性發展理念的靈魂。由消費主義所制導的發展觀，在邏輯與現實中必然造＊＊與自然的對峙，并進而導致嚴重的社會異化和生態環境的危機。環境法走出了消費主義的狹隘倫理觀，將和諧理念貫穿于整個法律規范之中，它是站在和諧的角度上反對消費主義。環境法堅持和主導的發展觀是協調共生的和諧發展理念，是一種能夠體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三重價值維度的和諧發展理念。

關鍵詞：消費主義；環境法；價值維度；和諧發展

Abstract：Infatuationwithconsumerismprovestobethesouloftheideasofmoderndevelopment.However，bothinlogicandinpractice，theconsumerism-orienteddevelopmentideaswillinevitablytriggeraconfrontationbetweenManandNature，andfurtherserioussocialalienationandecologicalenvironmentcrises.Forsakingnarrowconsumeristethics，environmentallawcherishesconsistenceofnormsandrulesandresistsconsumerismfromtheangleofmaintainingharmony.Themainideasofdevelopmenttheenvironmentlawmaintainsarecoordination，coexistenceandharmoniousevolution，whichindicateatri-dimensionalnotionthatembodiesthevaluesoftherelationshipbetweenManandNature，manandsociety，andmanandegos.

KeyWords：consumerism；environmentallaw；value-dimensions；harmoniousdevelopment

一、消費主義制導的發展理念

就一般意義而言，發展是人類社會的特征。但人類社會現代意義上的發展是從工業革命開始的。當代語境中的發展又是與國際社會中貧富懸殊以及后來的對于現代性發展理念的反思相聯系的[1]。

[內容提要]環境問題是當今國際社會的普遍問題，這一問題在我國尤為突出，由于特殊的國情，我國的環境問題呈現出與眾不同的原因，并且隨著西部大開發的逐步深入開展，環境法治也顯得尤為迫切，但現行的環境法制建設存在諸多的弊端。本文探討了我國環境問題的成因的特殊性，并對當今的環境法制建設，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議。

[關鍵詞]環境環境法治環境問題

環境是相對于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與其一中心事物相關的周圍事物稱為這一中心事物的環境。中心事物不同，環境的概念也就有差異，相對于人類而言，環境是指“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天然的和經過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總體，包括大氣、水、海洋、土地、礦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遺跡、人文遺跡、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城市和鄉村等。”(1)它既包括生活環境，也包括生態環境。環境問題可分為兩類，地震、火山、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問題是第一類環境問題，而“由于人類活動作用于人們周圍的環境所引起的環境質量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反過來對人類的生產、生活和健康所產生的有害影響的現象”（2）是第二類問題，筆者在本文中所要闡述的環境問題也即第二類環境問題。

近幾年來，我們國家的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已不僅僅是社會發展某一環節問題，而是關系全局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而在市場經濟日益成熟，法制建設逐步推進的今天，把環境保護納入法治進程的軌道，以法治為主的綜合治理，應該說是當前環境問題解決的最優方案。本文試就我國的環境問題及環境法治作一下探討。

一、環境問題的產生和我國環境問題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一）環境問題的產生

【論文關鍵詞】風險預防原則國際環境法國際習慣法成本——效益分析

【論文摘要】風險預防原則是國際環境法中一個用途廣泛而又爭議頗多的基本原則，國際社會雖然對這一原則已達成初步共識，但在具體理論研究和實際操作中還存在許多盲點和爭議，所以更加確切地說，風險預防原則是正在形成中的國際法原則。對于風險預防原則的討論日趨白熱化，主要表現為其適用的規則以及其國際法地位。本文試圖從這兩方面著手，并結合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狀況以及中國的國情，對國際環境法中的風險預防原則的適用進行簡要論述。

一、風險預防原則概述

在現代社會中，經濟水平日益騰飛，社會生活日益復雜化，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可是這些都并不能否認我們每天處在一個無法衡量風險系數的社會環境中的社會現實。從非典到H1N1，從汶川地震到玉樹地震……這些都一直在告訴我們，風險是時刻存在的。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越來越復雜，大自然的無情和新技術的適用都給人類帶來潛在的風險。如何應對各種天災或者人禍造成的風險，是人類社會無法回避的問題。在合理的成本基礎上預先防范風險成為當今許多政府的必然選擇，法律意義上的風險預防原則也隨之而生。

風險預防原則最早產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德國環境法中“vorsorgepnnzip”這一概念，并逐漸發展到區域環境條約中，如1984年的第二屆國際北海保護會議中發表的《倫敦宣言》就對風險預防原則進行了系統的論述：“為保護北海免受最危險物質的有害影響，即使沒有絕對明確的科學證據證明因果關系，也應采取風險預防措施以控制此類物質的進入，這是必要的”。《倫敦宣言》也就因此而成為第一個明確闡釋風險預防原則的國際文件。

對于風險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principle）的完整定義在國際習慣法上尚無確定的表述。但是諸多學者均把《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中的第15項原則作為其較為權威的表述，即“為了保護環境，各個國家應該根據各自的能力將風險預防方法廣泛運用。只要存在嚴重的威脅或者不可逆轉的損害，缺乏充分的科學確定性就不能被作為一個原因來推遲采取阻止環境退化的成本—效益措施”。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在其來自l998年《溫斯布萊德共同宣言》：當一項活動對人體的健康或者環境產生危害的威脅時，即使有些因果關系沒有得到科學上的充分確定，也應當采取風險預防的措施。在這種情況下，應當由活動的支持者而非公眾承擔證明責任。在其他國際條約中也還有諸多關于風險預防原則的表述，例如《聯合國世界自然憲章》中規定：“當潛在的不利影響為充分了解時，活動不應進行”；《生物多樣性公約》中的前言部分論述到：“當存在著生物多樣性大量減少或喪失的威脅時，缺乏足夠的科學論證不應被用來當作阻止‘采取措施來避免或最小化這種威脅’的理由……”；其他還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赫爾辛基公約》等等，數不勝數。這些定義都大同小異，均旨在表述：科學并不能永遠扮演提供第一手信息資料以有效保護環境的角色，過度依賴科學證據可能會導致環境保護措施緩不救急，甚至適得其反。所以在科學上的依據尚未充分時，也應當適時采取一些預防措施，以免危害的發生或者擴大。因而，風險預防原則便是要求在環境和資源決策過程中不僅要考慮到那些明顯的確定的危險，而且對那些較小的缺乏科學確定性的負面影響也應謹慎處之。

一、社區參與農村環境法制建設的必要性

（一）社區參與可增強農民環境訴求表達力

在當前環境立法過程中，直接傾聽農民環境訴求的情況相對較少，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環境立法中大部分內容具有很強的技術性，一般而言，農民的知識水平不能達到參與立法的要求。其二，當前的環境立法多是針對城市和工業環境問題的預防和治理，很少有專門針對農村環境問題的立法，即使存在一些關系農村環境的法律條文，也是上層立法者缺乏系統調研僅憑一些官方數據而作出的，不能真正代表農民當前最現實最緊迫的環境需求。其三，少數農民的環境訴求或者傳遞不暢，或者很難得到上層立法者的重視，最終難以體現在環境立法之中。農村社區是高度組織化的農民利益共同體，它可以充分地收集匯總農民的利益需求，能夠真正代表農民的環境需求，它可以利用組織優勢，克服農民個體行為的機會主義傾向，使農民弱勢群體擁有專門的組織代表并表達他們的環境訴求。

（二）社區參與可彌補法治農村環境監管機構的缺位

我國目前的環境監管體系是針對城市和工業點源污染防治而建立起來的，其對農村環境問題的關注明顯不足。隨著農村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現有的環境監管體制適用性不強，農民的環境權益很難得到保障。國家的環境保護法律規范需要專門的機構來執行，農村環保機構的匱乏導致了農村環境問題無人問津。縣級環保機構是我國最基層的環保行政部門，基層環保行政機構存在著監管人員少，監測能力低、機構不健全等多方面的問題，其對地域遼闊、居住分散的農村地區的環境問題進行全面監管幾乎不具有現實性。農村社區作為該特定區域農民的利益共同體，其對當地農民所處的環境的了解相比政府環保部門更為廣泛和深入，可以針對該特定區域農村的實際情況，采取更適合該區域農村環境的持續科學的治理措施。農村社區參與農村環境監管較之政府而言，更能夠契合可持續發展模式的要求。農村社區在環境評估與監測方面也具有獨特的優勢，社區的資源整合性特點可以發揮其公眾參與的優勢。

（三）社區參與可降低農村環境治理成本